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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百年传统：清华附小的国文课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3-20 20:19
标题: 百年传统：清华附小的国文课
百年传统：清华附小的国文课
作者：历史学者 陈远
2015-03-20
来源：南方周末




语文主题教学实践，正是窦桂梅设计“1+X”课程模式的基础。作为一名从教30年的语文教师，窦桂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当下语文教育中存在诸多弊端：（一）工具性与人文性割裂，难以形成核心价值观；（二）教学内容支离破碎，难以整体提升语文素养；（三）教学目标不清、教学方式僵化，导致儿童学习负担过重。窦桂梅常说：我是教语文的，我是教人学语文的，我是用语文教人的……“教人”，正是她展开一切教育思考的基础。
在她的探索下，语文教学在清华附小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教授与接收，而是把学生变成了主动。也是在她的推动下，附小的孩子在清晨入校后，可以自主选择在图书馆参与阅读微课堂，例行晨诵10分钟，内容则是经典的诗词文赋。
中午则设有吟诵习字时间，伴随“平长仄短、依字行腔”的经典吟诵广播，学生提笔练字，传承中华文化。考虑儿童兴趣、需要，从丰富学生视野的角度，她精心选择了不同种类的经典内容，在她推荐的必读选读书目中，有民族文化及世界经典，涵盖人文社科、科普、儿童文学等方面。学生六年积累诗词文赋500篇，阅读整本书超250本……
窦桂梅把这些归结为一句话：亲近母语，做有根的人。
附小如此重视母语，除了与校长窦桂梅长期从事语文教学以及其深厚的人文情怀之外，同时也根植于清华附小的百年传统。
清华国文课程改革1913年始众所周知，清华大学肇始于游美预备处，在创建初期，恰如罗素所说，“就像从美国搬过来的一所大学校”，西化得非常严重，对于国文教育，并不重视。对此，那一代的清华人其实也有自省。早在1916年，闻一多就曾经撰文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希腊之兴以文，及文之衰也，而国亦随之。”认为一国的文字乃一国命脉所系，国文兴则国兴，国文亡则国亡。而后来做过清华附小校长的文学史家季镇淮，正是闻一多当年的学生，闻一多的观点，不可能不影响到季镇淮，而作为校长的季镇淮，也不可能不对附小产生影响。
实际上，清华国文课程的改革，自1913年周诒春掌校之后就已经开始。周诒春推行“完全人格教育”，对国文的重要性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深知清华学生留美后，担负着介绍中国文化的责任，因此他嘱咐即将留美的同学“行箧中宜多携国文书籍”。
自1914年下学期始，中等科于原有之修身、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增加修辞、作文、习字、说文、文学源流、法制史、阅书。高等科于原有之修身、国文外，增加说文、作文、阅书，并提高了原有课程的学时。
1917年国学课程再次修订，高等、中等两科皆去说文，高等科加文学史、伦理学史，以讲文代替国文，其余皆仍前。
此外，周诒春还主张教师应该用中文作为教学语言，他认为这是将来学术独立的关键所在，只要是用英语或任何其他外国语言授课，学生的思想就是不自然的，总像罩有一件外国衣服似的。他鼓励归国留学生编写中文教科书，用中文教学，以便学生能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吸收西学，并通过这种方法，及时把西方的知识“中土化”，从而使中国逐渐发展出一种她自己的现代知识。
如此重视国语的周诒春校长，与清华附小更是有着直接的联系。与成志学校成立几乎同时，1915年，时任清华校长的周诒春、副校长赵国材、庶务长唐孟伦、斋务长陈筱田四先生“悯邻近贫寒子弟幼年失学”，发起创办了“成府贫民小学”，经费全由发起人及赞助人捐助。当时除普通文化课外，还设木工科，以为将来谋生之出路。
初创时，租成府槐树街路北民房九间为校舍，1935年，原房主将房屋售与他人，成府小学一时陷于困境，遂由大学部拨给“新南院门外之隙地”（即今日清华附小的校址）建立新校舍；又因当时教育部规定，私立学校不能使用地方名称作校名，故于抗战前夕改名为“诚孚小学”（与“成府”二字谐音）。
成府小学设有董事会，（总董一直由大学校长兼任）由董事会负责聘任历届校长。先后担任校长的有张廷玉、虞谨庸等十人，最后一任校长（从1936年5月起）由傅任敢先生担任。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南迁，傅先生暂留北平从事校产保管与转移工作。当时日军已侵占了清华园车站一带，撤离前的最后一课是由傅先生上的。当谈到“今天上课已不能再升我们的国旗”时，全校一百多名孩子都泣不成声。后来傅先生南下抵达重庆，在报纸上发表《痛苦的经验》一文，备述“最后一课”的悲壮情景，对后方人民的抗战热情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随着清华的南迁，成府小学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成志、成府两校合而为一，仍沿用成志学校的校名，清华办的成府小学再没有恢复。
当时的成府和成志虽然是两所学校，但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当年清华创办的成府小学，同样也是清华附小的前身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后来在海淀区成府街15号成立的成府小学，与清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同名而已。
关键在校长：李广田与季镇淮不过，附小中亲近母语的传统，远远不止表现在与清华同处一地的关联，在她的历史上，众多文学大家都曾在此担任校长或者教职。李广田和季镇淮就是其中的两位。
李广田，山东邹平人。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起开始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新思潮，1936年，与卞之琳、何其芳一起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而名噪一时，时称“汉园三诗人”。
在他长达数十年的教育实践中，更加注重的，则是文学和教育的结合。从17岁就登台执教的李广田，曾经这样立下自己的誓言：“我对于教育工作、文学工作是从不厌倦的，我愿意终身献身于此。”
纵览李广田一生，也确实如此，从1923年，在山东第一师范登上讲台开始，除去中间在北大学校的时间，他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成志学校以及云南大学，跨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三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在他晚年有人认为作为散文家的他缺乏创作时，他如此反驳道：请不要责怪我没有创作，我的创作很多很多，我写下了教育诗篇，……正如你们诗人一样，我的工程也是创造灵魂，我的任务很重，也很光荣，我愿意以此终身。
正是有了教育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李广田对于文学和教育的关联认识得非常深刻。在《论文学的教育》一文中，他如此写道：“教育的功能，一方面在教人以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在教人以做人的道理。文学的教育功能属于后者。它教人以自处之道，而更重要的还是对人处世之道，总之，是教人以做人的态度”，“我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人类生活的种种方面，这增加了我们认识的领域，也就是扩大了我们的生活视野，间接地扩大了我们生活的经验。”
李广田如此重视文学在教育中的作用，其着眼点，不是为了培养文学家，而是为了培养具备综合素养健全人格的人。因此，他并不赞成死读书，他说：“我们凭了前人以及今人由实践所思维出所记录下的——所谓书籍——而有所认识，于是我们自己以为丰富了自己，但假设没有人去实践呢？假如你一生只埋头于故纸堆中的话，那你认识的究竟与事实能有几分符合呢？不要满足于你自己坐在屋子里不动便可以发种种议论，必须到生活中才能获得真知。”
李广田在成志学校任校长的时间是在1948年，并且只有短暂的半年，不过，在此之后，他依然是“成志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有理由相信，李广田对于成志学校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在他短暂的任期之内。
李广田的继任者季镇淮，同样是位文学史家。我没有在资料中发现那时校董会有意加强成志学校国文教育的材料，但是两位文学领域的大家连续出任成志学校的校长，确实起到了这样的客观效果。
与李广田一生大部分时光献给教育不同，季镇淮是一位学者型校长，他的幼年发蒙教育，是在私塾里完成，在那样的环境中，季镇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后来选择古典文学为自己一生的志业，虽然受其导师朱自清和闻一多影响甚大，与其这样的成长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季镇淮，有一个逸事流传甚广：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和朱自清是齐名的好友，但两者性格却大相径庭，闻似狂者，而朱则是一个狷者。狂者性急，狷者性缓。1942年下半学期，朱在联大中文系开设文辞研究专题课。实际选课的只有两人，乃是清华大学的王遥和季镇淮。前者老实，做笔记一丝不苟；后者潇洒，只带耳朵不动手。但是后来两人都在各自领域成为学术领袖。
就是这位潇洒的季先生，后来在专业上写出了《司马迁》、《韩愈论》、《闻朱年谱》、《近代散文的发展》等经典的著作。而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曾是高校文科最为权威的教材。也是这位潇洒的季先生，先后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名誉会长，闻一多研究会会长，闻一多基金会顾问，近代文学学会顾问，孔子学会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务。在他这一系列煊赫的职务中，其实还有一个不该忘记的身份——成志学校的校长，时间是1949年到1950年。
当我第一次遇到窦桂梅校长，深深地为她的教育理念和身上表现出来的教育家气象而折服，当我进一步仔细深入附小，细致了解窦桂梅的时候，却总能发现，附小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她总是在不期中与传统相遇。
俄罗斯的人们从小就知道普希金，法国的儿童从小就知道《悲惨世界》，我们的教育，也不应该只有奥数和ABC。
只有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的人，才会在成长之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都不会轻易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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