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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微信公号gjcjssh365发帖日志36：=毕-福-剑-事-件-的-理-性-思-考-----2015年4月10荐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2 01:18
标题: 微信公号gjcjssh365发帖日志36：=毕-福-剑-事-件-的-理-性-思-考-----2015年4月10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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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餐桌上调侃毛泽东的视频被人放到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柴静雾霾视频引起的争论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那么毕福剑风波则直接展现了当今中国左右两派的深刻分裂，因而更有意义，也更有看头。
毕福剑的言论显然属于私下谈话，未经其同意而公布在网络上显然是不道德的。虽然毕也许属于“公众人物”，但是公众人物也有隐私。我们在小范围内的私人谈话往往和公开场合的发言不一样，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当然，他所谈论的毛泽东更是一个公众话题，本来确实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怎么说国家领导人都没事，更不用说是已故领导人，但是中国“国情”众人皆知。这类言论不要说没有“自由”，连严肃的讨论都是没有空间的。好在改革三十多年之后，私人言论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张。如果说公开场合的言论要遵守“政治底线”，私下发发牢骚、排排腹诽总是可以的。
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告密”（或“揭发”）的罪恶即在于它打通了私人和公共言论这两个原本不同的空间，让私人空间失去私密性，让公共空间的不自由来压迫相对自由的私人空间。如果任由这种行为蔓延下去，私人言论空间将受到极大挤压，社会诚信也将受到进一步破坏。人们不得不时刻提防自己身边的“告密者”，说话之前都得先打量周围有什么人，这些人是什么“背景”、是否“可靠”，否则就只能说一些不找边际的“假大空”，让原本就因为缺乏言论自由而盛行的虚伪之风变本加厉。
私人言论自由是中国改革的最大进步，也是当代中国之有别于北朝鲜或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难道还有谁想回到“文革”时期夫妻同床异梦的年代吗？如果在同一桌吃饭的人可以“告密”，妻子是否可以“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论”呢？当然，这种状态可能正是极少数不食人间烟火的左派想要的，但是左派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前天我刚在微信上看到，某些左派在公墓祭奠江青的活动受到压制，几个年纪大的还被警察殴打。自由派当然不会纪念那位“文革”的一线打手，但是会尊重左派们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确实不分左右，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你今天不尊重言论自由，说不定明天自己就成为压制言论的牺牲品。人应该是具备一定远见的理性动物，为什么要支持一个迟早会虐待自己的制度呢？
毕福剑风波的症结当然还是公共空间的言论没有受到保护。美国某个明星要调侃奥巴马或华盛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不会那么介意别人把此类谈话公开化，公开了一般也不会引起什么风波。他的谈话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不合适，甚至触犯众怒、引发论战，但是至少政府不得介入其中。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赘述。用霍姆斯大法官的话说，只要不会造成“清楚与现存的危险”──说白了就是冲击政府、聚众斗殴、踩踏伤人等肉眼可见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危害，政府就不得以任何名目压制或惩罚言论。政府不仅不得压制言论，而且政府执法的目的就是防止任何人诉诸暴力阻碍自由讨论。所有人都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只要没人动手，政府当然也不得动手，或以任何措施阻碍言论与思想的自由表达。
在自由派看来，祭奠江青的行为很愚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会产生清楚与可见的危害，所以左派完全有祭奠江青的自由。在左派看来，戏谑毛泽东的言论很错误，但是迄今为止毕福剑的言论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危害。网上波涛汹涌，舆论众说纷纭，左右酣战激烈，好像还有越来越极端的趋势……这样天会不会塌下来呢？我看是完全不会的。网上炒得再凶，也只是口水仗，伤不到什么人。何况言论还是解压阀，有助于发泄社会情绪；不让人们发泄，胸中块垒无法排解，反而更容易引发非理性行动。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左右分裂正是缺乏言论自由造成的。由于在公共空间中缺乏言论自由，左右不能就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直接对话，只能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发表言论，夹杂着因为缺乏公开对话而必然产生的各种“阴谋论”，中国的左右才会像今天这样向各自的极端越走越远，以至到了缺乏基本理解和同情的地步。他们之间已经不是观点和立场分歧，而是正在成为两种不同的动物乃至不共戴天的敌人。
割裂中国左右的最大鸿沟正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只有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不同意见才有可能对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底线共识。我的这个判断至少有两点理由。一是言论自由本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挽救毛泽东本人。多数右派之所以憎恨毛泽东，主要因为他是“大饥荒”和“文革”的始作俑者。假如那个时候中国有哪怕一点点言论自由，这两起危害民族深重的大灾难或者不会发生，或者即便发生也不至于那么惨烈。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左右评价如此截然相反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就不会成为如此讳莫如深的禁区。
二是不论毛泽东应对这两起悲剧承担什么历史责任，只有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方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才能弄清真相，让人心服口服。今天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左右分歧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官方不允许正常的自由讨论，而左派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采取选择性“失明”。
只要政府还是捂着盖着，自己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然后希望各方都能“买账”，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对这个基本问题不会形成共识，左右只会越走越远。人民已经不是小孩子，乖乖坐在那里等答案。“端正思想”、“统一认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智的执政者应当顺应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至少，老百姓私下里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何况政府内部有同样想法的人也多了去了，凭什么自己敢想，还不让别人说出来？
（本文作者张千帆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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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2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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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者（GMZ），一种历史上曾经声名狼藉的幽灵，突然浮出水面，成了当下的新闻热点。2008年12月，《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
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案，给人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所我曾经应邀前往演讲的学校，涌现出两名杰出的学生告密者，她们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告密者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正是基于这种“双管齐下”周密手法，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告密者”的称号。
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告密者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此后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乔治奥威尔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就是这种现实的寓言体镜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迹，跟本土厂卫制度相比，却只能黯然失色。
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
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在特务政治方面变本加厉，形成以告密文化为特征的“核心价值”。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遭小人告密为“雍正去头”，结果戮尸枭众，满门抄斩。扬州举人徐述夔日下晒书，风吹书页，信手援笔题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人告密，遂被斩首弃市，整个家族均遭株连；毕生为御诗润色的沈德潜，因《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给乾隆，惨遭死后剖棺戮尸之祸。杭州人卓长龄所著《忆鸣诗集》，书名“鸣”与“明”谐音，被告密者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大怒，亲令开棺戮尸，连孙子都被斩首。本朝马屁作家夸为“盛世明君”的乾隆，秉承康熙雍正的遗志，在众多告密者的支持下，亲自制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狱推向华夏流氓社会的巅峰。
在我的个人生命记忆里，告密者曾是一种规模盛大的文化形态，朋友、同事、亲戚和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罗织罪名，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而他们的每一种指控，都会成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据。在1958年，至少有30万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右派”，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国人因告密者的揭发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历史上最辽阔的冤狱。
教师是那种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在大规模灾难降临之际，他们率先遭到造反学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动学术权威”的教师，难以计数。据官方数据统计，仅1967年8~9两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那些曾经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浪漫少女、面带红晕的“祖国花朵”、满脸稚气的“革命小将”，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检举揭发女副校长卞仲耘的诸多罪行，继而将其活活打死；与此同时，北京女三中校长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学生打死，就此开启了暴力的酷烈大门。这场从告密开始的运动，最终升温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广西《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载，该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食人盛宴——众学生在校园内揭发批斗完自己的老师之后，将他们剖腹肢解，就地架设炉灶，烹煮至熟，然后分而啖之。
“告密+迫害+吞噬”的复合型狂欢，书写着最黑暗的民族记忆。1977年以后，新政府推动大规模平反运动，勉力修复历史冤狱，令告密者成为一种民族羞耻，教师重新召回了个人的尊严，但告密者的幽灵仍在徘徊，并于改革开放30年之后卷土重来，再现了这幕令人吃惊的丑闻。众所周知，批评是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也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容忍和听取不同意见，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标尺，而在以“和谐”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中营造斗争气氛，置敢说真话的教师于被告密的恐惧之中，这不仅是以司法教育为使命的高等学府的耻辱，更是社会正义和民主进程的敌人。
在英语中，告密者常被称之为“RAT”，含有“讨厌鬼”、“可耻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语义，但我不想在此过多苛责这样的学生。她们不过是某种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适度的引导和矫正，还有恢复心灵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却是我们要加以严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们今天不起身阻止这种闹剧，那么它就会发育成更可怕的灾祸，并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历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丑恶的部分。
来源：朱大可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0c5lp.html?t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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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2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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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饭局上的一曲智取威虎山，毕姥爷火得一塌糊涂。
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马赛君联系上当天出席饭局的神秘人物，独家为大家揭秘这场把毕姥爷整惨了的饭局，到底是肿么一回事！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先！
先别鸡冻，事情先从视频发出的四天前讲起……
4月2日17:18分，央广网转发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一条新闻，题为《刘瀚锴一行到白俄罗斯大使馆进行文化交流》。
文章称，4月1日下午，应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邀请，在白俄罗斯文化联盟副主席伊戈尔·巴巴克带领下，诸多名人应邀走进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进行文化交流。
其中包括，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外事助理、白俄罗斯文化联盟中国首席代表刘瀚锴;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紫萱(芭比娃娃);著名慈善企业家黄光华。连白俄斯驻华大使馆大使、前副总理维克多.布里亚也出来迎接。
白俄斯驻华大使维克多.布里亚带领大家参观文化长廊
注意这个措辞：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外事助理
会后，交流中的大部分人出席了饭局，当然还有毕姥爷。
有网友称，饭局是在北京美泉宫。
下面是内饰
看看这阵仗……
但这个饭局的规格比这图片还高些。
注意啦！饭局现场高清大图！
请看！
毕姥爷左边西装的就是刘瀚锴，刘瀚锴左边就是画家史国良、史国良左边是白俄罗斯文联副主席巴巴克。
毕姥爷右边是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紫萱、第二张照片最右边的老外是星光大道歌手吉米。
刘瀚锴何许人也？此前一些关于他的新闻都与书画艺术有关。他爱写诗，和文艺圈关系也密切，还和陈凯歌陈红夫妇合过影。
在新闻中，他的头衔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外事助理。另外他还有很多头衔。
比如《亚洲论坛》副总编、中华志愿者协会艺术家委员会外联部主任、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财经频道书画艺术栏目主任、中央党校中国国宝书画研究院国际文化艺术交流部主任。
白俄斯驻华大使维克多.布里亚和刘瀚锴紧紧拥抱
“很多名家都在他那儿，他都很熟嘛”。参与此次饭局的知情人称。此时，马赛君想起了毕姥爷的北京“新星光书画院”。
知情人士告诉马赛君，作为毕姥爷的外事助理，刘瀚锴经常跟着出去，比如毕姥爷到境外主持活动了，或者其他一些外事方面的活动，都有他，这次饭局就是他组织的。
“来白俄罗斯的客人了，刘老师安排的，毕老师那天作陪。”
知情人称，当时桌上有个朋友问，毕老师知不知道当年智取威虎山有两个版本，现在唱的版本是改编过的，还有一个东北民间流传的版本。
“毕姥爷就唱了一下，两个版本都唱了，现在的唱了，民间的也唱了。”
“中间有段对白，是两个人的，唱的时候是代表正面人物，说话的是反面人物。”
知情人称，当天的实际情况是，毕姥爷一人分饰两角，“那扮演土匪就要按照土匪的语气，该怎么说”。他称是有人断章取义，“其实毕姥爷不是那个意思”。
不过对于谁拍的视频，知情人称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表示不是外国友人拍的。
根据视频的角度，应该是左边外国人后面这个男人拍的。
视频角度
也就是白俄罗斯文联副主席巴巴克右边的人。
有网友称，这个人是张清，是北京东博书院的秘书长。但是他本人对此否认。
张清照片
照片中像张清的人
还有人说，张清只是把视频从朋友圈发到了微博。
但是发微博应该是最狠的吧~~~~~~~~~
“谁在拍现在也搞不清楚，反正我们没拍。”知情人说到这，就挂掉了电话。
再上几张当天饭局的毕姥爷高清大图！
作陪做成了主角儿，毕姥爷自己也是醉了吧……
最后来一张饭局全景大图
数一数，加上拍照的人，刚好13个呢~~~~~~~~
有种似曾相识的赶脚……
来源：新闻马赛克
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2NDU5Ng==&mid=205959731&idx=1&sn=1ec388378a26ca6799dbe4b7c922dd8c&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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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2 13:19
刘亚洲：卑劣的告密之风
● 刘亚洲
中国是告密成风之国。人民是鸡鸣狗盗之辈。卑劣的人民选择了卑劣的制度，而卑劣的制度使卑劣的人民更加卑劣。制度鼓励告密。制度靠监视维持。
英国饱受恐怖主义之苦，政府制定出揭发恐怖分子的法律，在下院被否定，理由：不能助长人民的告密之风。这说明不列颠民族的成熟。
我不是今天才成为告密的受害者。我早领教过它的厉害。1973年初，全国大反走后门。武汉大学工农兵学员中，走后门者甚多，李小林首当其冲。非走后门的学员都成了发情的公驴，讨伐干部子弟。为避风头，李小林离校回家暂住。我留校窥测动向。
某日，我打电话给她。学生宿舍电话安在走廊。一人用，众人听。我叫她沉住气，此风不久即会过去。我讲得激动，岂知数十双耳朵在宿舍里听得更激动。有人还将我俩的电话做了记录。第二天，在外文系最显赫的位置贴出一张没署名的大字报：《试问这两人要干什么?》将电话记录公布并加以抨击。回到宿舍，我对每一个人投去怀疑的眼光。但每一个人都笑得相当坦然。他们愈坦然我愈不寒而栗。
1、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举反腐败为例。惩治腐败并不能根除腐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办法，但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从文化入手。比如，“高薪养廉”。在中国，高薪未必能养廉。为什么?中国文化有很浓重的“家文化”色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父辈一定要给子孙留钱。这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我们作父亲的，自己薪水再高，还要想着留给孩子，因此他还要贪。这也是中国官场“贿赂文化”的成因之一。
2、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同志们，你们有的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
我在美国时曾在教堂外坐了一整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后来我才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秘。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会克制自己，不对会自己进行心灵拷问，于是他就去克制别人，去拷问别人。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
3、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那实则是人的化身，是人的苦难、思想的化身。西方宗教里的神看似是神，其实是人。耶稣的死亡就已经完成了他从神到人的蜕变。只有人才能死。而中国的庙宇的神才是神。你看那些神的形象：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嘻皮笑脸，享受着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肥肠满。
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我们进庙是为了贿赂。不是吗?我们因为要办成某件事，向神祈祷，用钱买了香点上，或放上瓜果之类我们人间吃的供品，默默许愿。这不是贿赂是什么?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苦难。我们进庙宇是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苦难。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
4、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
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在西方国家一辆车要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
5、1986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深夜出去，红灯亮了，没有任何车，所有汽车到路口都自动停下来。我不理解，说美国人怎么这么傻呀。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控制。
控制自己就是对心灵的拯救。小节如是，大节更如是。日本人讲，中国人的阵地很容易突破。黎鸣说得好：“中国宗教把老百姓变成了羊。”同样是坚守阵地，西方人虽然也害怕，但他能约束自己。
我们呢?首先是希望别人去挡子弹。看别人跑了，想，你凭什么跑?我也跑。你当伪军吃香喝辣的，我也当。你贪污，我也贪污。我不能比你吃亏。西方国家不是没有接受贿赂的事，但总体上讲要比我们少。当他接受贿赂时，良心和精神会约束他。
6、历代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儒、道、佛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方面都是异曲同工。正因为此，它们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在这种文化宗教和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夹击下，中国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种群。
中国人最善长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第三是玩弄权术，最后是明哲保身。满清人对中国的统治最为成功。它深谙中国人官场的特征：效忠个人，不效忠国家。有奶便是娘。满洲人统治中国汉、蒙、藏三族，针对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手腕：西藏人信佛，清廷便在承德仿照西藏的样式修庙，把喇嘛接到中央来当大爷;蒙古人剽悍，便使用婚姻手段，把皇女嫁给蒙古王公。你生了儿子，都是我外甥。对汉人，用科举。汉人有个毛病，好当官。只要给你官作，就象给了狗一块骨头似的，服首贴耳。
(部分内容摘自:《刘亚洲文集》)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4 23:14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4 23:28
http://www.nbs.cn/videos/201504/t20150407_284676.html
http://www.nbs.cn/videos/201504/t20150407_284676.html
http://www.nbs.cn/videos/201504/t20150407_284676.html
http://www.nbs.cn/videos/201504/t20150407_284676.html
http://www.nbs.cn/videos/201504/t20150407_284676.html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5 15:55
毕福剑和他的玩笑：假面社会里的犬儒主义
徐 贲
当今世界上不同社会和国民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可以分为两大类：公开的犬儒主义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它们的基本区别在于，当一个人因为犬儒主义而不相信统治意识形态、制度、权威、信仰体系以及由权力或习俗规定和主导的法律或价值规范时，尤其是怀疑和鄙视政府、政治权力和政治人物的时侯，公开的犬儒主义会在公共言论和行为中表示出来，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则经常不会，不仅不会表示不相信，而且还会假装成相信的样子。
公开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怀疑，公然拒绝，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也是什么都不相信，但正因为对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对什么都可以装作相信。他们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有的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于是索性不去管它相信不相信，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戴面具的犬儒主义者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摘下面具露出不相信的真面目。他们私下或在不那么公开的场合中也会有取下面具的时候。这时候，不加掩饰的犬儒主义就会成为同道者们之间互相联络的接头暗号，一般的饭局玩笑和牢骚都有这样的交际功能。这使得原本以怀疑和不信任为特征的犬儒主义反倒成为一种人际联系方式，也形成一种有群体特征的社会文化。
毕福剑是一个假面社会的犬儒主义者，他在公开的舞台上带着假面，扮演指定给他的角色，释放满满的正能量。然而，在私底下，当酒精松弛了他紧绷的神经，并在“朋友们”之间情绪放松和感觉安全的时候，他脱下了面具。就那么一小会儿，开了个玩笑，就惹上了大麻烦。对毕福剑的大加挞伐也许会暂时有一些杀鸡儆猴的效能，但是，这并不能使假面社会中的人们活得更真实，相反，这只会使得大多数人把假面戴得更严实。这样，假面社会也就会变得越加虚伪和狡黠，人与人之间也会越加相互猜疑和没有信任感，每个人都因为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揭发、出卖和背叛而充满了焦虑和恐惧。
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里刻划了他所熟悉的那个假面社会，那个社会里的“访客到了西方，会受到莫大的震撼，因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从与火车站的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开始，到处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轻松、神态自若，在这显然当中看不到那种在低垂的脑袋和不安地转动的眼球中表现出的内心紧张情绪，他们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包括公开说出自己的怀疑和不相信，对来自假面社会的人们来说，这绝对是一件足以令人紧张害怕、心有余悸的事情。毕福剑给世人的教训是，哪怕是在本该可以信任的朋友和熟人之间，只要是对任何“别人”开口吐露了“不合适”的想法，就算是玩笑，也会给自己招惹灾祸。
大卫·布兰登勃格（David Brandenberger）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幽默》（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一书里谈到了前苏联的犬儒主义。早在斯大林时期，许多苏联人就对革命、内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集体化运动、工业化、大恐怖、斯大林、秘密警察、苏联生活方式疑虑重重、敬而远之，但却又假装出十分虔信、衷心拥护的样子。只有在私下的家人和好朋友之间（当然是冒着很大危险，因此必须非常小心警觉），他们才敢在政治笑话的揶揄和嘲笑中流露出自己的真正想法。
不能公开表达的犬儒主义常会以戏谑和玩笑来表现，玩笑本来就是一种伪装——“我只是开开玩笑，不要当真”。在毕福剑所生活的环境中，玩笑并不只是一种娱乐和排遣，玩笑里包含着不满和批评，因此也是一种认知和评判方式。玩笑是面对“乖讹”（incongruity）事物，对之有所察觉、知晓和排斥后的反应。笑话的对象是被判断为“不好”或“丑恶”的事物。笑经常是普通人对生活中“怪事”和“坏事”——反常、不像话、荒唐、离谱、怪异、荒诞不经的事情——的情绪反应，也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方式。
这种玩笑应对可能是对坏事很在乎，但却没有纠正或改变的办法，只能苦笑而已。它也可能根本就不在乎，只是觉得糗事、怪事滑稽好笑，可以逗人一笑。这两种都是对现实无可奈何的“玩笑”，都是明白人的无行动，一个是没有行动的可能条件，另一个则是根本就没有求新思变的意愿。这两种“笑对”都在认知和行为上与犬儒主义有着亲缘关系。
犬儒主义的“玩笑”是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玩笑和环境具有共同的荒诞和笑话特征。许多人带着面具，假装相信，时而一本正经，时而滑稽夸张地扮相表演。犬儒主义者们顺从统治权力，玩它设定的假面游戏，可是，他们并不是无代价地被动游戏，他们有自己的犬儒玩法：规则由你，我与你配合，相安无事，但多少得让我得些好处。这种无是非的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有奶便是娘构成了压迫性制度下假面犬儒主义及其游戏人生的一个主要特色。
与苏联人不同，美国人可以公开怀疑和大声嘲笑他们国家里的两党政治、政客和政府、美国梦、自由民主、福利制度、自由消费，公开拒绝参与公民政治或在选举日投票，甚至公开揶揄上帝、基督教或任何形式的信仰。而且，公开的犬儒主义并不能为犬儒者获取什么个人的好处。由于民众可以公开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媒体也经常用各种“民意调查”的方式来评估民众对不同对象的犬儒主义态度和程度。
相比之下，苏联人和今天中国人的许多看穿和幻灭是不能公开“说穿”的。这种不说穿不是在心里坚持真实与谎言的区别，而是对这个区别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根本不相信这个区别还有任何意义。观察和分析这样的犬儒文化，当然不可能借助于西方那种民意测试的办法（就是测试了，结果也未必可信），而是必须细致地对许多具体现象或个案进行诠释和解读。毕福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犬儒主义个案，他让我们对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增加了既形象又具体的认识。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5 16:02
毕福剑道歉的“错”和“罪”
徐 贲
4月6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在私人宴会和朋友言谈中对毛泽东出语不敬，被要求道歉。4月9日毕福剑发微博道歉：“我个人的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我感到非常自责和痛心。我诚恳向社会公众致以深深的歉意。我作为公众人物，一定吸取教训，严格要求，严于律己。”那些要求毕福剑道歉的人，是因为他有“错”还是因为他有“罪”而逼他道歉呢？毕福剑自己又是在为自己的“错”还是“罪”在道歉呢？
在中国，许多人对错和罪的感觉和观念是紊乱的，因此长期处于一种难以自拔的失调状态。一方面是没有罪而被强迫认罪，最后觉得自己真的有罪，处于完全被外力洗脑、操控的状态。另一方面，却在有罪的时候良心并没有什么不安，根本不觉得有罪。不该觉得有罪的时候觉得有罪感，这是一种心理疾病，诱发和造成的因素往往在外部。同样，该有罪感的却没有罪感也是一种心理疾病，诱发和造成的因素也往往在外部。
心理学把该有罪感却没有罪感称作为“精神变态”（psychopathy）。精神变态是指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后不仅没有罪感或悔意，而且还振振有词地有一套辩解的说法。例如，2012年，在北京的保钓游行活动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因观点不和，两次打一名80多岁老人耳光，当时就称这位老人是“汉奸”。如果他在内心完全不觉得年轻人打老年人是一桩罪过的话，他就无需把那位老人说成是应该挨打的“汉奸”。在他的辩解中，打老人成为一件理智（其实可能只是情绪）告诉他应该去做的事情。而在事后，他仍然拒绝悔过，还是把错误责任完全推到被他打了的老者身上。心理学家埃里克·伯恩（Eric Berne）称这种反社会的道德感为“道德精神失常”（moral insanity），认为是完全丧失了罪感的结果。但也有不同意这一说法的心理学家，如派屈克·卡斯门特（Patrick Casement）便认为，精神变态者（psychopath）在下意识中还是有罪感的，他们为自己多方辩解，把责任推到被伤害者身上，正是为了摆脱这种罪感的重负，以求得内心的释然和解脱。
毕福剑表示，他觉得需要向“社会公众致以深深的歉意”，然而，并不表示他就真的在自己心里觉得内疚。前一个是“错”，后一个才是“罪”。他的道歉只是表示“懊恼”和“后悔”（regret）——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了另他的良心不安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真的有罪，社会也不应该认为他有罪。
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在《恶的象征》（Symbolism of Evil）第三章“有罪”中说，有罪（或罪感，guilt）不等于有“过错”，这是因为涉及过错的仅仅是“惩罚”，而“有罪”则包含了三种可以区别的意义：“从伦理—法律方面考虑惩罚与责任的关系；从伦理—宗教方面考虑微妙审慎的良心；以及最后，从心理—神学方面考虑深受诅咒和谴责的良心。刑罚以古希腊方式合理化，伦理意识以犹太方式内在化和细腻化，人的苦恼意识以保罗教义方式受辖于律法和律法书——这些都是有罪概念所具有的三向分离的可能性。”
对缺乏基督教宗教信仰的人们来说，这三者的关系中，最突出的也许是“古希腊人的合理性”与“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宗教狂热”之间形成的差别。在理性的罪感中，没有伦理—神教的契约，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上帝与人之间的那种人化个人关系和盟约。因此，罪是可以在城邦中起诉的，起诉一个人，根据的是城邦中绝大多数人的伦理观。当然，这个过程仍然可能包含某种宗教意识，因为城邦保留了“供神”的大事；它在古典时代还保留祭神事务，以致不义一直与不敬神同义。反过来，在希腊说到不敬神，乃至不洁，也总与不义有关。无论从哪一头开始，纯洁、神圣和正义这三个要素在古典时代鼎盛期都是不断相互渗透的。这样的伦理来自于绝大多数人的“自然本能”，也就是直觉的道德良心。
弗洛伊德把罪感看成是“自我”（ego，理智）与“超我”（super ego，良心）之间交战的结果。良心是一种直觉，例如，凡是人都会在良心里把“弑母”、“弑父”、“杀人”视为一桩罪恶。而理智则是辩解和推理的过程和结果，理智可以与良心相对立，压倒良心，但并不能消除良心，结果便产生了罪感。
例如，一个名叫张红兵的前红卫兵在“文革”中揭发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和他父亲、弟弟一起向政府举报，后来方忠谋被枪毙。张红兵的舅舅方梅开回忆，张红兵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结果他们还是举报了亲人方忠谋。可以设想，张家父子在举报时不会完全没有犹豫，而这个犹豫便是产生于良心与理智的交战，理智占了上风。但是，张红兵一辈子摆脱不了罪感。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2013年3月底，他的二审判决仍然是败诉。他的努力是向母亲公开忏悔的一种方式，希望以此来洗涤自己的罪过，他这个努力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努力本身比努力的结果更加重要。
弗洛伊德不同意把“罪感”仅仅看成是害怕上帝对做坏事的惩罚。这是因为良心对一个人的错误行为有谴责的作用，就算上帝不惩罚，良心也在惩罚他。张红兵的忏悔。先决条件是他还有良心，而不是他害怕上帝的惩罚（或“天谴”），或者他想从忏悔来得到好报。人们常说的“天谴”或“有好报”预设了一个赏罚分明的神，并把“罪感”与惩罚联系并等同起来。里克尔和弗洛伊德显然都不同意这种观点。
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文革”中遇害，一个严重的教训便是那时候的人把“有罪”（与良心有关）与“有错”（由政治或法律决定）完全混为一谈。一个人政治上“有错”，别人和他自己都会觉得“有罪”，他也会被迫或自愿地“认罪”，碰不碰就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将“有罪”混淆为“过错”会对人造成心理伤害，使得罪感脱离个体自己内心的善恶或是非分辨，而以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行为。
这种罪感很容易被个人或权力利用，变成控制他人的手段和工具，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心理压迫和摧残。例如，有的孩子因为父母期望过高，达不到父母望子成龙的要求，终生在内心埋藏着罪感。又例如，权力统治可以用逼迫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罪，并以此来证明他有罪。心理学家勒斯·帕洛特（Les Parrott）称此为“错误的罪感之病”(the disease of false guilt)——“错误的罪感让你以为你所感觉到的就是真实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罪，那你就一定是有罪。
因此，可以用强迫一个人深挖灵魂、深刻反省、剖心洗脑，逼迫他不断写自我检讨的办法来让他觉得自己有罪，并以此确证他事实上有罪。这种以感觉证明事实的定罪方法给当事人带来的不是纾解和解脱，而是焦虑和癫狂。“文革”中无数人被逼疯，就是这种情况。有了“文革”的无数教训，今天对待毕福剑事件，应该严格分别有“错”和有“罪”，政治的正确不等于道德的正确，不能分辨这两种不同正确的社会定会是一个陷入焦虑和癫狂而不能自拔的社会。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5 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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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6 02:16
独特的“土”趣味：毕姥爷和他的《星光大道》2015年04月08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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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秀节目界，《星光大道》堪称古董，它的节目形态已经沿用了11年。主持人毕福剑每次宣布结果高喊“倒数五个数”也成了经典台词。 （东方IC/图）
2014年《星光大道》创办十周年时，央视为这档中央一套周六黄金时间播出的综艺节目举办研讨会，主题是赞赏节目“打造百姓舞台，服务人民大众”，但节目组自己的主题则是哭穷。
“19万，一期的经费还没有地方台一个嘉宾上一期节目的经费高。”《星光大道》制片主任许志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从2004年《星光大道》开播时就在这个节目组了。
《星光大道》的选手，绰号跟外形同样带着泥土气息——烤串姐、顶缸姐、洋芋疙蛋，2015年央视春晚，他们跟刘德华、刘欢、那英、孙楠等巨星同场演出。2006年起，《星光大道》选手上央视春晚成为惯例，他们10年来共参演了21个节目，全是歌舞。
观众路线是农村包围城市。“看惯了超级大片的城市观众会挑剔我们。”《星光大道》导演王爱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在山东农村，“草帽姐”说她的家人“就指着这个节目活”。
2015年春节期间，《星光大道》在所有上星频道的综艺节目中收视排名第一，11年来它多次获得这样的成绩。
不是选秀是“大综艺”
《星光大道》堪称中国电视选秀类节目里的古董——节目形态原创于中国选秀节目刚兴起的时代，至今沿用了11年。
2004年，央视三套的创作团队看到国外选秀节目风行，本想做一档中国版的《美国偶像》，没有通过。根据台领导的意见，模仿变成原创，创作团队用半年端出了《星光大道》，要“展示各行各业文艺爱好者的劳动技能和艺术水准”。
同样诞生于2004年的《超级女声》偷师《美国偶像》，每天用4小时播放海选过程，并由三四个专业评委不留情面点评，选手的洋相和评委的毒舌成为节目看点，轰动一时。而《星光大道》则更像传统的央视文艺晚会，选手的表演都经过悉心编排，嘉宾的点评充满温情和鼓励。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规定“评委点评不能让参赛选手难堪”，同时限制选秀节目播出分赛区比赛。
地方台选秀节目只能在赛制上动脑筋：这一时期，“分组淘汰”“捉对厮杀”“车轮战”“反向车轮战”纷纷上场。《超级女声》甚至为每期比赛都设计新规则，以保持新鲜感。
《星光大道》则以不变应万变——比赛始终采取末位淘汰制，每轮比赛，每位选手表演一个节目，收到反对票最多者淘汰，节目组觉得这种赛制“挺科学的”。主持人毕福剑在宣布结果时高喊“倒数五个数”，也成了《星光大道》最经典的台词。
赛制创新的风潮在2007年达到顶峰，尝到甜头的众多选秀节目纷纷进行现场直播，并设置观众短信投票环节，同年被广电总局叫停。诞生于2004年的《超级女声》和《梦想中国》相继停办，其他选秀节目被禁止在黄金时段（19：30-22：30）播出。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各电视台纷纷搁置选秀，转而关注奥运，“选秀鼻祖”湖南卫视甚至在这一年没有推出任何选秀节目。《星光大道》在选秀节目里一枝独秀，据央视索福斯收视调查统计，2008年《星光大道》虽被推迟到周六22：30以后播出，仍占全国卫星频道综艺娱乐节目收视比重的2.54%。
奥运年过后，选秀节目纷纷杀回收视战场。这一轮新的选秀热潮在2011年被收紧，广电总局规定全国省级卫视每年的选秀类节目不得超过10档，且类型不得重复。地方卫视的对策是：重金办选秀，引进国外版权，在导师阵容和视觉奇观上进行比拼。
《星光大道》对节目的编排投入有限，如果一位选手想使用全息投影或者庞大的助演阵容，必须自掏腰包。导演王爱华认为贵的不一定好，她以朱之文为例：“参加节目的成本算都算得出来，但就是打败了花高昂代价参加比赛的选手。”
2013年，广电总局出台新规定，黄金时段所有卫视，全年总共只能播出4档歌唱类选秀节目。新一代的选秀节目，又改走精专路线。2012年开播的《中国好声音》强调声音本身的专业性，2013年创办的《中国好歌曲》则主打原创歌曲。《星光大道》仍保持大杂烩面貌，以唱歌为主，舞蹈、器乐、杂技、武术无所不包，选手甚至在舞台上扎扫帚、编大蒜。
“央视和广电总局都没把《星光大道》当成选秀节目，”许志刚说，“我们是大综艺。”
“爱好文艺的劳动人民基数很大”
《星光大道》的选手网络遍布全国。2011年农民歌手“大衣哥”走红网络，《星光大道》节目组立即联系当地县委宣传部，去山东农村“抢”人。
《星光大道》周赛常设“家乡美”环节，由选手展示家乡风貌和地方文艺。各地政府往往非常支持《星光大道》海选工作。每年，《星光大道》在十几个城市进行海选，许志刚介绍，海选前，当地宣传部门会在电视、广播、报纸集中宣传一个多月。
唱得好的选手未必能选上，《星光大道》看重选手的个人特点。王爱华介绍：“每期5位选手，基本上照顾到工、农、商、学、兵。”这保证了二三线城市和农村观众关注的群体。阿宝参加首届《星光大道》时戴着白头巾、穿着羊皮袄，被包装成陕北放羊娃。其实他是山西大同人，参赛前在南方城市的酒吧里驻唱多年。“如果一开始给他打扮得特别时尚，可能老百姓不知道他是谁。”《星光大道》导演郭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独特的“土”趣味使得《星光大道》不愁选手资源，“爱好文艺的劳动人民基数是很大的。”许志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星光大道》在北方尤其有强大的号召力。目前已有的10届中，来自东北、山东和陕西的选手夺得其中6届冠军。另外4届南方地区的冠军，其中3位是云南、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歌手。
“《星光大道》曾经选了一个在上海很红的歌手，也是笑星，上了节目观众听不明白，笑点全都没甩开。”郭艳认为南北方言和文化差异是重要原因，“李玉刚、杨光他们就是跟观众很会互动”。
“地方综艺节目风起云涌，央视一套没有好的品牌综艺节目也不是回事。”许志刚说，新台长发起“全台办一套”，2012年10月，《星光大道》从中央三套转到一套，还是在周六黄金时段。此前该时段属于电视剧。
更换频道的《星光大道》由原先的6个摄像机位增加到26个，画面由标清升级为高清，周赛播出时长从90分钟延长到100分钟。
2014年，“哭穷”的《星光大道》也在年度总决赛时，请来了林志炫、明道、陈小春等十多位明星，以吸引年轻城市观众。
《星光大道》自己的明星体系也日渐丰满，从这里走出的歌手，商演出场费从几万到上百万不等。在网上，朱之文、刘大成等“星光帮”歌手每天的活动行程都有人专门整理，甚至图文直播，细致程度不输给刘德华、范冰冰等大牌明星。
节目对选手没有合同约束，但只要节目组邀请，“星光帮”歌手通常随叫随到，即使是凤凰传奇、李玉刚等当红歌手。“我们会对选手进行入门教育，央视这个平台把你推出来了，你要回报给普通老百姓，”许志刚说，“出了名，家里谁都不认识了，栏目组叫你你也不来了，那可不行。”
一位央视节目导演观察到：央视其他频道的节目也不时邀请《星光大道》的选手来参加，收视率往往能提升，这些频道也会经常重播《星光大道》。“曾经有位选手统计，某期《星光大道》重播了大约30次。”这位央视导演说。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7 11:15
王开东：老毕“大道”,还能“星光”否？
老毕摊上大事了。
如果说雷政富被“秒杀”，老毕则被“分杀”。
雷大官人香艳的12秒，横刀立马，虎头蛇尾，让人嗔目结舌，直接被拿下，是为秒杀。
老毕短短一分钟的功夫，满嘴跑火车，说唱结合，嬉笑怒骂，直接被拿掉，是为“分杀”。
雷大官人纵然被人设计，但毕竟真刀真枪，哪怕只有12秒。老毕发发牢骚，过过嘴瘾，也成了过街老鼠，实在有点憋屈。
老毕有错吗？
老毕自然有错，错在双面人格，吃公家的饭，砸公家的锅；但私人领域，饭桌之间，吹吹牛皮，罪不至死；更何况老毕家的老毕确实在文革中倒了霉，老毕酒后笑骂一句，也是人之常情。
几年前，延安人张某和新婚妻子在家欣赏黄碟，我人民警察破门而入，人赃俱获，拘留了张某并罚款。其新婚妻子虽然文化不高，但却极力辩解，仓促之间，说了一句伟大的名言：“我们夫妻俩只是看看黄碟，人家夫妻还都在家演黄碟呢？为什么只有我们犯法了？”
任何道德的大棒，法律的幌子，无论多么正义，多么光明正大，都在这句话的质问下，土崩瓦解，溃不成军。
在我看来，不管什么行为，只要没有社会危害性，就不是违法行为。或者说，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基本上就是默许的，最多就是道德问题。岂有他哉？
老毕虽然是公众人物，但在私人聚会上，开几句玩笑，说几句醉话，尽管问题不小，私德有亏，但并没造成社会危害性，我们不妨一笑了之，就当老毕放了一个屁。
话又说回来，就算老毕恶毒的诋毁我们，我们也不怕。我们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岂能因为老毕的一句醉话，我们就不自信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自信岂不是纸糊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老毕这句话就当是自我批评，又有何妨？
就算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己，想来也是骂过人的，而且是当面骂的。
庐山会议上，在毛主席的咄咄逼人之下，彭德怀终于失去控制，拉大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彭大将军既然当面质问，可见毛主席骂人不假。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英明领袖毛主席不仅骂人，也能容忍别人骂他。在他看来，不过是红红脸，出出汗，正好从骂声中反思自己。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开会，突然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延川县李彩云县长当场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该农民非常愤怒，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逮捕这个“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
主席知道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延安时期尚且如此，我们今天是法治社会，政府也强调依法治国，人民岂能因言获罪？
事实上真正造成这一事件社会危害性的，乃是那个阴险的告密者。是他造成了老毕酒席上段子的广泛传播，如果因事件广泛传播造成了重大社会危害，那也是传播者的错，应该把板子打在传播者身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老毕和老婆在私人空间里上演黄碟，结果被人家偷拍，上传到网上，严重毒害了社会风气。我们是拿住老毕问罪呢，还是追究上传者的罪？
一个社会鼓励告密，就算无意中纵容告密都是可怕的。这是社会道德沦丧的开始。
就算是告密文化的拥护者武则天，对告密者的人格也是蔑视的。
公元692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潮，下令禁屠。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了一只羊，做成肉饼子，宴请同僚，前来赴宴的杜肃偷偷藏了一个肉饼子，当天晚上就屁滚尿流地摸入皇宫，去告发。没想到，第二天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当众揭露杜肃，将告密信交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头，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告密者杜肃当众挨了一记耳光，从此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见人。
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杜肃从此被钉在告密的耻辱柱上，成了卑劣无耻的代名词。
好一个武则天，就凭这一件事就巾帼不让须眉。难怪她有勇气死后立无字碑：己之功过，留后人评。
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所以要进教堂忏悔，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裸露出来，心灵得到净化。中国文化本来是讳文化，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当然更为自己讳。后来，儒家文化被清算，孔老二被打倒了，讳文化被颠覆了。为了保全自己，给自己讳，就需要告密长者，告密亲者，告密尊者，以示大义灭亲，铁面无私。这就是黑暗的告密的缘由。
无数个夜晚，无数个黑暗的灯光下，无数个眼睛瞪得像小庙一样，在写着颠倒黑白的告密信。
事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吉林艺术学院卢雪松，就因为和学生探讨《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告发，进而被学校停课，悲凉地离开自己钟爱的教育岗位。
在美国影片《闻香识女人》里，导演马丁·布雷斯特讲了这样一个校园故事。
学生查理无意间目睹了几个学生准备戏弄校长的过程，校长逼他说出谁是恶作剧的主谋，否则他将被开除学籍。
影片的结尾将这个故事推向了高潮。查理的朋友史法兰，在学校对着一群伪善的校方官员，发表了一场义正词严的演讲，谴责校方正在毁灭这个孩子纯真的灵魂，坚持查理有理由拒绝校长的询问，他认为在紧要关头出卖同学与良心，是懦夫所为。
史法兰这个脏话连篇的演讲，博得众人暴雨般的掌声，挽救了查理被校方开除的命运。
其实，我们也有绝不告密的勇士，宁可失去生命也不在乎。
还是回到主席身上，在与彭大将军决裂后，毛希望拉拢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请他阅读丘迟的《与陈伯之书》，要他“迷途知返”，只要写个检讨，仍可回湖南主持工作。
周小舟流着泪对毛说：“主席，我不能写这个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认为，以他的身份，和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信，我怎么能批彭总呢？”
毛泽东一挥手说：“你走吧！”
很快，周小舟成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将，下放浏阳县接受改造。“文革”开始后，周小舟受尽造反派的凌辱，于1966年12月25日自杀身亡，时年54岁。
突然想起美国总统林肯的竞选演说，突然人群中有人当面咒骂：林肯，狗屎！垃圾！杂碎！
林肯温和的对那位先生大声说：先生，您好！您不着急，等一会，我就要讲您提的脏乱差问题了！
那个人非常愕然！在听完林肯解决脏乱差的精彩方案后，那个骂人者，也随着林肯的支持者一起热烈的鼓起掌来！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7 13:49
本文转载自泡泡糖《郭一平：央视开除毕福剑党籍和公职算不算过分？》
附：毕福剑豪华宴会全班底
第七、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空军原副司令员景学勤中将及夫人； 中国著名人物画家史学良； 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名国画大师姚治华； 武警部队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韩双增少将； 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原副司长王胜利； 乌克兰驻华大使馆大使助理莎穆尔艾.瓦喜李； 中华志愿者协会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李强； 中华志愿者杂志常务副社长王芳； 央视毕福剑外事助理、白俄罗斯文化联盟中国首席代表刘瀚锴； 乌克兰驻华大使馆新闻官、二等秘书、舍甫琴科·列娜； 中华志愿者杂志副主编、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财经频道主编许顺喜； 央视星光大道优秀歌手郭津彤； 著名书画家、中国画虎十大名家敖特； 央视星光大道优秀歌手乌克兰选手吉米； 著名写意书法创始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刘俊； 著名慈善企业家、甘肃盛鑫集团董事长余文秀、助理余馥、公司副总赵和武； 慈善企业家、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财经频道新闻中心副主任陈书平； 中国部长将军书画院秘书长高艳等三十余人应邀出席。 做东的应就是那个甘肃土豪余文秀；而视频拍摄者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政务秘书、美国中情局高级特工白丹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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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7 13:54
真相越来越清楚了
3月，应乌克兰驻华大使馆邀请，在刘瀚锴精心组织下，应邀走进乌驻华使馆进行文化交流。乌驻华大使奥列格.焦明;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全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宏将军;使馆新闻官、二秘舍甫琴科·列娜;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外事助理等应邀出席。
老毕的外事助理、中国国宝书画研究院国际部主任、白俄罗斯文化联盟中国首席代表刘瀚锴，而视频中坐在老毕身边的女性是乌克兰驻华使馆文化新闻官、二等秘书·舍甫琴科·列娜。而视频拍摄者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政务秘书、美国中情局高级特工白丹利。时间应该是大年初一书画家到乌克兰使馆文化交流的时间。
05.鼓掌者就是老毕的外事助理刘翰锴，光头者就是画家协会会员史国良。
06.坐在老毕左手边的女性就是乌克兰驻华使馆文化新闻官、二等秘书·舍甫琴科·列娜。
07.视频拍摄者--就是这张照片里的男人，美国驻华大使馆，美中情局特工白丹利。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7 13:56
给老毕指两条明路六神磊磊
【一】
有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公众人物，在酒楼上放肆地大吃大喝，贪饮了几杯酒，于是头脑发热，开始大放厥词，结果摊上了大事。
这个人，叫做宋江。
《水浒》里，宋江先生跑到浔阳楼题反诗，那过程简直和毕福剑一模一样——
“大喜大笑，一面又饮了数杯酒，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又拿起笔来，再写下四句诗……”
（《新水浒传》张涵予饰演宋江）
宋江和毕福剑的反诗，内容和格调不同，但性质同样恶劣且严重。宋江写的是“敢笑黄巢不丈夫”，毕福剑的反诗是：“老*养的……”。相比之下，老毕的措辞要粗鄙露骨得多，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现如今和北宋年间市民文学素养的差别，但二人造反作乱的司马昭之心，无甚差异。
就连他们被群众检举揭发的情节，也是那么相似。《水浒传》里，有一位叫黄文炳的进步人士，政治敏感性相当强，无意中看见宋江的诗，“大惊道：这个不是反诗？”
黄先生立刻“借笔砚取幅纸来抄了，藏在身边。”他还很重视保留证据，对墙上的反诗“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
老毕被揭发的过程大概也差不多。义愤的群众将他的张狂形态录了像，藏在身边，多半也要分付老婆：硬盘里的这段avi，可休要删去了！
老毕事后酒足饭饱，大概还不知已大祸临头、自己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已经暴露，照样逍遥快活了一阵子，直到群众检举，案子在网上闹将起来，朋友才飞奔来提醒。就像《水浒》里，捕快行里的朋友戴宗急吼吼飞奔来提醒宋江：
“哥哥，你前日却留下甚言语在楼上？”
宋江顿时吓尿了——“醉后狂言，谁人记得？”
你记不记得不要紧，正义的群众都记得。
【二】
事到如今，吃后悔药已经无益。下一步毕福剑该怎么办？
当你造反作乱的诗文言论被群众揭发，该当如何是好？我给老毕建议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学宋江。
“你可披乱了头发，把屎尿泼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诈作风魔。我和众人来时，你便口里胡言乱语，只做失心疯便好。”
这就是捕快行里的老手戴宗给宋江的建议——诈作疯魔，大说疯话，去屎尿堆里滚。我是个疯子，你们总可得原谅我吧。
老毕请记住，等义愤的老同志们拿着告密视频来找你时，你不妨就委屈一下，像宋江先生一样，“屎尿坑里滚”，“白着眼，乱打将来，口里乱道：‘我是蒋介石的女婿，丈人教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卫公立煌做先锋，杜公聿明作后合，与我一颗金印，重八百斤，杀你这般鸟人。”
老同志们再义愤填膺，看到这样一个老毕，看到屎尿片片飞来，也多半会像《水浒》中的捕快一样，面面相觑：“原来是个失心疯的汉子，我们拿他去何用？”
【三】
（周星驰版《鹿鼎记》剧照）
第二条路，是学韦小宝。
三百多年前，韦小宝先生遇到了比老毕还严重的情况：他带着军舰炮轰神龙教，把人家打得一败涂地，最后洪教主率领愤怒的军民群众自卫反击，当场把韦小宝抓住。
怎么办？下跪求饶？噼噼啪啪猛抽自己耳光？都不好使。韦小宝把脸一抹，思想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教主他老人家福体安康，我真想念得他紧！属下这些日子来，时时想起夫人，日日祷祝你越来越年轻美貌！好让教主他老人家伴着你时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韦小宝的抹脸神功，宋江是不行的。宋江是读书人，总是翘着知识分子的臭尾巴，好个面子，倒霉之后也做不出抹脸的事来，只好去跑到屎尿里打滚。
当然，老毕要想获得愤怒群众的原谅，光有思想上的转变还远远不够，还要学习韦小宝，一秒钟完成立场上的转变，和旧势力划清界限：
“在属下心中，教主和夫人比之皇帝高出百倍！他是万岁，你是百万岁！他是万万岁，你是百万万岁！”
【四】
老毕，捅了篓子后光抹脸拍马，仍然不够，你还得和韦小宝学一点：危机关头要拍马屁颂扬别人，不但要颂扬他本人，还要颂扬他最喜欢、最宠爱的人，比如他的女人、小孩之类。
有些大人物平时被人夸奖惯了，你拍他的马屁，他是听不大进去的，但是往往架不住你夸他的孩子好。他孩子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你就夸创造力强；他孩子吃喝嫖赌，你就夸他社会活动能力强，你怎么说他爹怎么受用。
比如韦小宝有一次得罪了一位江湖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神拳无敌归辛树，大放厥词地说人家是乌龟，全家姓什么不好非要姓“龟”。可想而知，敬重归老爷子的群众得有多愤怒？
然而，韦小宝被擒之后，立刻猛夸归夫人、归少爷武功好，是江湖英豪、民族栋梁，连他们那个脑子比较迟钝的后代——少爷归钟，韦小宝都夸赞他“身强力壮，精神百倍”。归夫人听了这句赞语，“不由得眉花眼笑”“从心底里乐上来”。
最后补充一点，抹脸归抹脸，马屁归马屁，别忘了关键的一条：对于之前干的坏事，要打死不承认。
比如，韦小宝骂洪教主是老乌龟，被当场抓住，必然一口咬定：我骂的是吴三桂！就是吴三桂！
老毕，你对你那句“老*养的把我们害惨了”，也只好一口咬定：“我骂的是常凯申！就是常凯申!”
http://dajia.qq.com/blog/478603069705653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7 14:00
太悲哀的毕福剑事件顾则徐
毕福剑饭桌视频传上网络之后，引起了一阵舆论波澜，根源是他对已故毛老先生的批评话语。有媒体称之为“不雅视频”，我以为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些媒体所谓“不雅”的定义是什么。
当然，不同立场可以就毕福剑的话语有不同观点，比如崇拜已故毛老先生的人可以认为其大逆不道，应该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但我想，视频跟“不雅”总沾不上，只应该属于是否、对错的范畴。
不过，即使讨论毕福剑话语的是否、对错，实在也是意义不大。一个人的话语如果切割其某时某地的片段，那是很容易误导人的，未必就反映了这个人总体的、一贯的思想立场。一个很善的人，一切割，可能成了一个很恶的人。一个很恶的人，一切割，可能成了一个很善的人。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切割，成了满嘴真话的人。一个向来诚实的人，一切割，成了满嘴谎话的人。
比如仅就毕福剑所服务的央视来说，其中一些被树立以关心民众、敢说真话的好汉或女汉子，其实不过就是经过切割而形成的形象，他（她）们向来的言行可能完全相反。这还是从公开的言论而言，如果从私下的言论切割，那就更是会乾坤颠倒。所以，被切割者并非就一定是他自身，如果说他有罪孽，实际上罪孽是在切割者身上。如果说毕福剑有什么罪孽，这罪孽并非在毕福剑，而在于拍摄并将视频传送到网络上的那个人。
拍摄酒桌上的毕福剑并把视频上传的那个人到底是谁，网络上有猜测、传言，但现在毕竟还不能确证。假设这是一个孩童，甚至是年龄略长了的幼稚青年，我以为可以原谅，尽管这种做法实在害人不浅。但如果是一个有经历的成年人，那就只能认为他是躲在酒店包房阴暗角落里，做了一件很下作的事情。
为什么呢？既然有经历，就应该懂得毕福剑是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将他被切割了的话语传播出来，可能严重伤害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从高处说，从低处说，首先，既然一起喝酒，那就是朋友，即使酒肉朋友也应该互相爱护；其次，即使连酒肉朋友也不愿意承认，但毕福剑总还是一个人，要尊重他私下活动时候的权利，这是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互相尊重。
（《窃听风云2》电影剧照）
中国有揭隐私、告密的传统，皇朝时期以明、清两朝最盛，到当代则更形恶化。当代曾有一个鼓励普遍“揭发”的阶段，朋友、同事之间要互相揭发，夫妻、父母子女之间也要互相揭发，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而形成的风气之盛更是透入骨髓。
正因为如此，“文革”后并不绝迹，在一些人来说，揭隐私、告密属于了本能。三十年前曾见过一对小夫妻离婚，互相都跑到对方的单位去告密，揭发对方曾经在家里说过单位领导、同事什么坏话，说过什么“反动”话，等等，最终两个人离婚后也都不能在单位有面子继续呆下去了，一个只好辞职，一个只好想办法调换单位。
也曾见过一个大学教师，给我感觉实在鬼祟，凭经验忠告做系领导的朋友，此人会告密，不可使用，朋友不信，认为此人只是迂腐且呆，是个老实人而已，结果数年后为了职称矛盾，这个教师竟然翻出多年工作手册把所有同事都给告了，他详细记录了在某日某时某场合，某人说了什么“反动”话，有什么人在场，等等，把一个系上上下下搅得恐慌不堪，当然，引起民愤了的这个教师也被大家齐心挤出了单位。
揭隐私的危害就不用说了，告密的危害在于，即使所告为事实，并非伪造，但这一事实并非等于全部事实。抓住一根鸡毛，可以被误解为是凤凰，盯住屁股则凤凰可以说成是鸡。更要紧在于，人的言行并非是一贯、统一的，尤其在私下交往或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合时，任何人说话都不会讲究严谨、完整，甚至很多人本来就是矛盾地生存着，告密风气会逼迫人们时刻要伪装自己，或者不得不要设法消除自己的矛盾性格，然而这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无法做到的，试图做到只能是准备成为精神病或去自杀，因此，当要防备随时、随处不在的告密，除了恐惧就不会有其它。于是，这个社会就会恐惧无时无处不在。
就进行政治批评的话语而言，诚然每个公民都有进行自由批评的理论权利，但是，现实的生态并非如此。现代中国现实的政治批评生态有其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通常是经验把握的，或者可以称之为潜规则。比如一个小范围的封闭会议，言论有被记录的和不被记录的之分，当没有进行记录时候往往不讲究话语的精致性，“现在开始记录啦”，话语就开始讲究精致性，因为记录可能超出这个范围而被范围之外的人看到。比如有家庭、朋友等私下批评，跟单位、会议等场合进行批评的差别。比如有日常口语、书面语言和正式发表在媒体的话语区别。比如有会议内和会议外的话语区别。比如有局限于一定范围内，跟要向上汇报、向下传达的区别。比如有法定保密跟非法定保密的区别。等等。这些规则在整个国家运行着，权力的最高层有其规则，普通百姓有其规则。无论是泄密，还是告密，都是对规则的破坏。
揭隐私、告密风气除了破坏规则外，更是破坏了社会交往中的“礼”。礼是区别人前、人后的道德原则。比如民国时候，农民可以一边种地一边聊天说“蒋光头”如何如何，但不等于农民到了县长面前就称“蒋总统”，而认为农民虚伪、不道德，恰恰相反，农民种地聊天时称“蒋光头”，到县长面前则称“蒋总统”，是符合于礼的。比如革命党人背后称“孙大炮”，但到了孙文跟前就称“中山先生”，这也是礼。
反过来，县长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道农民叫“蒋光头”，但不能去把农民拉到县衙，训斥他们为什么不叫“蒋总统”，这是县长要遵守的礼。孙文也不能见到追随者就恼怒：“你背后竟然骂我‘孙大炮’？”揭隐私、告密等于跑来一个第三者，比如有个人指着农民对县长说：“他昨天种地时骂‘蒋光头’。”或者有个第三者跟孙文耳语：“这个党人前几天跟人喝酒时，不叫你‘中山先生’，叫你‘孙大炮’。”当礼破坏，人与人的交往就必然要非常化了。
（漫画：因深陷视频风波，老毕节目停播4天。CFP供图）
毕福剑饭桌视屏传上网络，具有以往揭隐私、告密风气的特征，然而其社会恐惧性远不至此，它也许预示着一轮日行严重的使用新技术的揭隐私、告密浪潮将会来到。
还是三十年前时候，我就知道了有四个青年要出国苦于没钱，就办个饭店，使用秘密录像手段抓食客把柄，然后迫使他们不断来公款消费，赚够钱后一起出国读书去了。那时候我没有在意，觉得这种事情反正跟我无关。当二十年前市场上刚出现录音笔时候，我一个下属忽然悄悄跟我演示他买的一支录音笔，由于我从事侦查工作时，曾经为了解决几个特殊案件而申请使用过秘密侦查手段，所以特别敏感，当即令我大惊，严厉训斥他不可以玩弄这种玩意。他说某某实在是太坏了，老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得给他录下来。我跟他说，某某确实不好，但不能因为他不好，你就做下作的事情，男人做事情要正大光明，要象个男人。从那时，我就有一个忧虑，感觉这种本应该属于记者、秘密侦查、特工等特殊职业使用的工具，将会成为民间社会的灾难。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听到了一些官场、商场使用技术手段互相对付的故事，但由于不可能跟我发生关系，就只是感叹世道而已。前几年跟一个朋友聊天，忽然发现他在使用录音笔录音，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我想，这种东西终于直接跟我发生关系了。不过，由于跟这个朋友一直聊的是学问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恐惧感。然而，有一次一帮朋友吃饭说笑，我发现一个退休官员竟然一直在录音，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原本我心里的概念，是认为喜欢这样应该是赶时髦的年轻人，但退休官员竟然会有这样癖好，当时就感觉酒杯里都是苍蝇，再也无法喝下。这时候，莫名的恐惧从内心升起，无法抹去。从此，跟朋友聊天特别是有陌生朋友在场的聊天，总有一种恐惧，要考虑是否会有录音甚至录像，因为，有或者没有，内心将是有或者没有自由。
这是太悲哀的事情。当在一个连基本的礼也败坏，人与人的尊重淡薄，揭隐私、告密的风气吹拂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却可能提供无处不在的支持时，其强大的能力就令个人太渺小了。社会进步所艰难争取到了的一点自由，可能将被不断新出的技术挤压，成为坟头随风飘去的一张薄薄黄纸。
http://dajia.qq.com/blog/456384092476088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8 21:04
南桥：可穿戴技术与泄密
毕福剑饭局被人拍摄并上网，引发争议，同时间苹果手表开始预售。这种巧合，让我联想到了人类个人信息被泄漏的历史。该历史总的来说可以说经历了几个阶段：
1.0阶段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口传史。这种口传以讹传讹，变形很多，但也会积毁销骨，造就冤案。信奉“白纸黑字”的2.0阶段是书写文字的泄密。3.0阶段叫“无图无真相”，人们拿着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记录。这种记录，可能把录制者暴露出来，这种暴露，有些震慑作用。如果不是执法部门、记者，谁让你去随便拍摄？即便记者，也有录音笔被人抢的时候。
前面几个阶段的发展，时间以千年、百年计。近来的技术，更新换代可谓“苹果速度”，让我们眼花缭乱。我们已经进入泄密4.0阶段，录制、上传、分享一条龙：苹果公司发明的智能手机，使得偷拍、偷录更为容易，也降低了干扰性。人们习惯了什么事都拍照上网传微信微博，对有些人的恶意缺乏防范。
智能手机的配备，把很多普通公民真正转化成了公民新闻人。每天的新闻上，总有那么几条主要新闻，和被“被人录制上网”（caught on tape)有关。俄克拉荷马大学学生在车上唱种族主义歌谣被人拍摄，结果导致肇事学生被开除。我们附近某高中有学生打架，被学生偷拍上传脸书网。学校一开始还不知道，外界已传得纷纷扬扬，这又迫使学校和学区展开调查。
手机中毕竟还有其他个人资料，很少有人敢去抢走你的手机去搜查，这是相对于过去的一大变化。不过，拿手机去拍摄，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有所暴露。谷歌眼镜、苹果手表等可穿戴技术，使得泄密到了人人都是007的5.0阶段。它将越来越隐蔽，偷拍偷录变得人不知鬼不觉。这种可穿戴技术带来了无数商机，也引发了很多行业的危机。2014年，美国电影业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和电影院业主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er Owners)开始明文规定禁止观众戴谷歌眼镜进入影院，以防偷拍。
上述阶段划分只是一种描述的便利，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不同技术在同时使用，形成了技术泛在的格局。2015年4月，洛杉矶两个警察追捕一个偷马逃逸的犯罪嫌疑人弗兰西斯·普斯克（Francis Pusok)，最终在一个非常荒野的地方追到，开始拳打脚踢。照说那边不会有人拿手机在拍摄，但碰巧有当地电视台的采访直升飞机路过，将经过拍摄了下来。
如果这种拍摄与分享的初衷在于维护社会正义，比如暴露执法不公，通常公众能够接受。南卡警察射杀没有带武器的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被人偷拍上网， 纽约一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偷钱，也被录像记录并上网。这些偷拍行为很少被人指责，而当事人则因此深陷麻烦。
警察杀死手无寸铁的黑人被人偷拍，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或许大家会想，什么时候我会成为那倒霉的当事人？要想避免麻烦，在这技术泛在时代，只有越来越谨言慎行方可。提高自身素质，注意自己言行，过去或许被我们视为远大目标，而今却成了不得已的“捷径”。你在公交车上跟人吵架可能被人偷拍，你在饭局侃大山可能被人偷录，甚至夫妻的行踪都可相互追踪。自从智能手机发明后，美国私家侦探生意锐减，因为过去难以获得的信息，今天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知道得很多。在看着你的未必都是老大哥，还可能有饭局上的小兄弟。
可是也不要因此去抵触技术。它带来的好处太多。一些消防员开始携带谷歌眼镜，借此在救火的时候知道屋子的房间布置，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去救人。技术也不属于那些无聊的“好事者”。其他人也可以使用。例如，由于警方执法屡屡引起争议，越来越多的美国警署，开始配置摄像头盔，试图平衡旁观者的记录，为警方的合理行为提供技术佐证。
普通人对于技术如有深切了解，将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危险。如今，可穿戴技术也在采集人们的各种数据，比如计步器可以计算人们每天跑了多少路，消耗了多少卡路里，体内糖分是多少，什么时候该吃药。还有一些可穿戴设备可以采集我们的睡眠时间。可是这些数据是不是都要上传到网上去炫一下？要知道，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这些个人隐私数据，去某些人经常跑步的地方跟踪，或是趁人入睡或者旅游的时候去盗窃等。
数字时代的公民应该有一些数字时代自我保护的常识，这应该是21世纪的一种生存技能。教育者应该把如何做高效能、高责任感的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ship)提到教育日程上来。你对技术越了解，就越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这将是一个魔高还是道高的游戏。你的天真和无知，或许很可爱，但是会给你造成很多麻烦。反过来，如果你对于技术熟悉一些，也可让形势反转：美国这几年有不少小偷偷了人智能手机后迅速被抓。小偷也自恋，也玩自拍，不料原失主都设置了手机定位和查找功能。小偷一自拍，立刻就进入失主的云相册，继而进入警方视线。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19 06:55
博林/光明日报
2015-04-18
【编者按】
毕福剑饭局言论引燃整个舆论场。
月初至今，围绕这一视频事件的多种声音在碰撞：有人怒称“必须严处”，也有人发问“公众人物为啥说话没自由”。
其间，中国纪检监察报、新华每日电讯等多家媒体均对此发声。其中，作为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更是指名道姓地指出，党员毕福剑必须讲规矩，央视如何处理拭目以待。
紧接着，今天（4月18日），光明日报刊文指出，中国式的“饭局”可以被划归为公共场合的一种。倘若“慎独”做得不好，台上台下搞两面派，“马脚”迟早是要露出来的。
文章还表示，即使在号称“言论自由”的美国，公众人物也必须为自己在公共场合的不当言论买单。相比之下，中国的舆论场，倒有些“放肆有余，共识不足”了。
全文如下：
在酒桌饭局上，吹牛吐槽侃大山向来是国人的一大喜好。有人认为，私下谈笑，无伤大雅；也有人认为名人发言，兹事体大。 CFP 资料
这段时间的舆论场颇不平静，几位圈中名人先后因为“说话”引来风波。这其中，既有名流公子突破下限的骇人言论，也有知名主持人饭局上的“酒后醉话”。他们的争议性言论遭受责备之际，也有人为他们鸣不平：公众人物同样也是人，为什么连正常“说话”的自由也没有？
我们不妨先来看两则国外的例子：
一个月前，美国资深主持人罗德内尔·菲格罗亚被环球电视网解雇，理由是他在电视节目中戏谑称奥巴马夫人“长得就像是从电影《猩球崛起》的演员表中出来的”。一年半前，美国广播公司（ABC）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公开向全球华人道歉，因为他曾在节目中为侮辱华人的言论点赞。看来，即使在号称“言论自由”的美国，公众人物也必须为自己在公共场合的不当言论买单。相比之下，中国的舆论场，倒有些“放肆有余，共识不足”了。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公众人物要为自己在公共场合的发言承担责任的话，私人场合又当如何对待？比如——饭局。
在酒桌饭局上，吹牛吐槽侃大山向来是国人的一大喜好。有人认为，私下谈笑，无伤大雅；也有人认为名人发言，兹事体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咖啡馆、茶室、沙龙等场所都充当过公共领域的不同形态。相比之下，中国式的“饭局”当然可以被划归为公共场合的一种。不过，“饭局”的特殊性又在于，它同时具有浓厚的私人性质：君不见，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际，多是称兄道弟、掏心挖肺之言；君不闻，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之间，不乏立誓歃血、情真意切之声——把台上说不得的事，放到“桌上”来说，早已成为国人心知肚明的隐秘，这也让“饭局”演化为沟通私人场合与公共场合的特殊空间。
然而在新媒体时代，这个特殊空间的私人性质越来越弱化，尤其是公众人物，哪怕是在私密空间中的一言一行，都可能经由新媒体的“广播”甚至“直播”，而人尽皆知。2010年5月，英格兰足总主席特里斯曼在与“前”情妇饭局的间隙，因其私人谈话遭对方录音并公之于众，而被迫辞职，即是一例。
即便在完全的私人场合，公众人物的言行也并非没有底线。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便强调“慎独”，如《礼记·中庸》首章便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大学》也说“诚于中，形于外”，语中饱含古人对人性的深刻洞见。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同样认为，个人习惯性的想法和思维，即使在戴上面具的公共场合，也会透过无意识的言语暴露无遗。也就是说，倘若“慎独”做得不好，台上台下搞两面派，“马脚”迟早是要露出来的。故而，自始至终都在塑造自我形象、影响社会舆论的公众人物，应看到维系私人场合与公共场合之间的这根“暗线”——“堤溃蚁穴，气泄针芒”的道理，他们不会不懂。
当然归根到底，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任何争议性言论首先应放在法律的天平下进行称量，才是明智之选。应担负法律责任的言论，当有法律的武器进行审判；未曾触犯法律的说辞，则自可躲开戾气冲天的讨伐。只是有时，刑责可免，口责难逃。法律责任之外，社会担当与道德约束也是公众人物绕不过去的坎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习惯了众星拱月的公众人物，应时刻提醒自己，高悬于头顶之上，还有一把风险与名气同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此，说话之道才能不违“公道”，“自由”的分量方才显得弥足珍贵。（原文题为《公众人物的“说话之道”》）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20 16:28
不瘦兄：毕姥爷的“危险饭局”与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
【原导读】毕姥爷摊上事儿，但对于这件事的大小评估，人们有分歧：有些人认为这是大事，兹事体大，甚至已经危及到一个人的饭碗，这不是危言耸听，已经有乌央乌央的电话打到毕福剑工作的央视，要求机构为此表态，甚至处理这位妄言的主持人。但也有些人，真没觉得这事儿有多大，名人也是人，在私人饭局上的几句调侃戏谑，不仅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而且更应当谴责私自将饭局内容拍摄上传网络的“犹大”才是。
【转载自】微信公号“法学家茶座”
【来源】微信公号“有难度”
好不容易才找到那段不长的手机视频，看了看，视频里的毕姥爷，明显有些微醺，在一众人间有板有眼地演绎《智取威虎山》的一个片段，每一句唱词后面都夹杂着几句解构式的调侃，以博饭局参加者一笑。说实话，这真没什么好围观的，谁还没在各种靠谱、不靠谱的饭局上听过类似的段子呢？甚至将饭局小视频上传到网络的人，或许也并没有外界解读的那些恶意，反倒是围绕这么一段视频大做文章的一些持激烈政治观点的派别，好像被掘了祖坟一般难受，怪有趣的。
领袖被辱，在这个越来越多元的社会中，即便是再原教旨主义的领袖信仰者也不得不直面这个现实，总有人是跟自己的观点是不同的，你奉为神明的历史人物在别人眼中，或许瑕疵有点多，甚至罪不容恕，这太正常不过了。
这次毕姥爷身陷的“危险饭局”，不是因为饭局片段的内容有多出格，而是毕姥爷这个人，尤其是他供职于国家电视台的身份。所谓吃谁谁谁的饭，不能砸谁谁谁的锅，严格说来，毕姥爷在职务行为范畴之内的行为，是严格遵循了上述苛刻要求的。那么问题来了，非职务行为的私人场合，毕姥爷还有没有一点表露自己真实观点（或者也谈不上什么真实观点，只是调侃式演绎）的权利？
前些年中文互联网上曾非常火爆的流传一份影音视频，内容是央视新闻评论部的某年内部联欢会，各种对经典影视作品的解构，对现实的不满，对新闻工作环境的调侃，比毕姥爷这次的饭局演绎要完整、成体系、有组织有预谋得多。
就像新闻联播的主播也会打哈欠，体育主播上身可以西装革履，下身却是拖鞋短裤一样，很鲜活，很真实，原来那些电视屏幕上的一本正经、照本宣科背后，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呐，这其实是这个解冻时代蛮有趣的一个切面。
不由得想起来，电影《窃听风暴》里的一个片段，前东德国家安全局餐厅，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绘声绘色地讲东德总书记昂纳克的政治笑话，讲到一半发现大家都沉默不语，年轻的安全局干部这才注意到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位安全局的上校军官。上校严肃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门的？”一个问句让现场气氛瞬间凝固。当然，电影这段情节最后以上校学了一段更像总书记昂纳克的声音缓解了局面。彼时特定国家与社会弥漫的肃杀气氛，与人们各种场合（即便是安全局餐厅里）的各种调侃与解构，交相呼应，耐人寻味。
因为这样一段私人饭局的调侃，而惹来一场完全不必要的风波，很多人可能会因此开始提醒：饭局说话要谨慎了。倒也是，在无法改变外界言论环境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前提下，出于自保、或少惹麻烦的考虑，或许真有必要对饭局的种类做一些划分？
有些饭局，其实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比如有领导出席的饭局，比如完全陌生人士凑成的饭局，不用提醒，说话者自己都会谨言慎行。但有些饭局，则是最容易出毕姥爷这种问题的，比如被拉到一个饭局上，除了拉你这个人，其他没几个认识的朋友，半生不熟，但酒过三巡后可能真会出现嘴把不住门的情况。还有一些饭局，是真朋友、真知己的私人聚会，比毕姥爷更放得开的段子也可以说，这都是基于对饭局参加者的某种信任，或者价值认同。
上面这一段，貌似饭局攻略一样的分类，真的好玩吗？是好玩的成分多一些，还是可悲的情绪多一些？每个人对于社会时事乃至历史的认识、看法，做如实的表达，不论是工作的环境还是生活的氛围，不论是公开的场合还是私密的饭局，本来应该有一以贯之的看法和态度。
但现有的言说环境、政治氛围，却很难给予公民这样的表达空间，很多人把话藏在肚子里、甚至最终烂在肚子里，私下的表达一旦被曝光，便要担心可能袭来的各种报复、处罚（甚至已经有人，因为这样的表达而遭遇厄运）。这其中究竟是个人表里不一要承担的责任多一些，还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态所附加在公民身上与心理的恐惧感，责任更大？毕福剑一段调侃，可以引来轩然大波的社会，真的正常吗？
希望毕姥爷可以平安渡过此劫，真没什么大不了。公民免于恐惧，不仅是可以自由、无心理负担、不需要担心报复地公开表露个人看法，退一步讲，即便工作环境与公共场合还有这样那样的限制，相对私人的空间中还可以稍微放松地谈论，不必设防，无须战栗。这是社会从管制走向开放、国家从畸形走向正常的一个过程，take it esay放轻松，国家转型才有希望。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20 16:29
仝宗锦：毕福剑事件的美国宪法角度分析
【原编辑按】毕福剑的《智取威虎山》唱出了很多关于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讨论。对于这两大基本价值的平衡需要缜密的思考和详实的分析。 可惜的是，在中国既没有可供分析的具体法律框架，也没有奠基性的司法判决。 仝宗锦老师结合美国司法实践对此事件展开分析，是 小编目前看到最为优质详尽的一篇，值得细读！
毕福剑事件牵涉到言论自由、隐私权等诸多法律问题，本帖试图主要从美国宪法的角度进行简要讨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这样几个考虑：1、中国法上关于言论自由等法律问题的理论、实践并不充分；2、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理论和实践较为丰富，也具有相当的域外影响；3、正反论者在参与辩论的时候，相当一部分都援引了美国的材料，虽然他们得出的结论迥然各异；4、用美国宪法来阐释中国问题，一方面固然可能由于理论实践的中西错位而影响解释力和操作性，但也可能因此部分回避了毛泽东评价问题在中国的政治敏感性，而使得有关讨论呈现更多学术意味。因此，本帖主旨并不意图支持或反对毕福剑本人，也不意图开启关于毛泽东和中共党史问题的意识形态讨论，而只是试图以某种头脑风暴的方式揭示其比较法上的可能问题。
一、毕福剑事件是否构成第一修正案意义上的法律问题
在美国法上，如果要构成一个第一修正案意义上的法律问题，一般来说，首先需要涉及联邦或州的政府行为，或者公立机构的行为。也就是说，一般而言，第一修正案问题并不涉及私人机构针对某人言论的行为。在毕福剑事件中，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并非私人机构，它针对毕的言论而对其加以处理的行为正好满足这一条件。事实上，在第一修正案理论里，该类问题一般被称为“Denial of public benefit or job”。
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不少朋友举出比方2014年快船队老板斯特林种族歧视言论种种后果的例子并不恰当，因为最终惩罚斯特林言论的诸如NBA等组织都非公立机构。
二、毕福剑的言论是否属于言论自由范畴
不过，央视是公立机构这一背景并不当然使得该问题称为第一修正案的问题。因为在第一修正案理论中，有一些言论并不属于宪法保护的类别，比方色情言论、侮辱性言论、诽谤性言论、攻击性言论，等等。如果以此来分析毕的言论，引起争议的句子“这老逼可把我们害苦了”中的“老逼”属于此类，也就是说，单纯骂人的词句并不属于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类别。但是说毛“可把我们害苦了”，则是评价毛的政治性言论，而这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甚至不少学者认为，政治性言论是第一修正案优先保护的类别。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当这二者集于一身合为整句话是否属于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类别？答案应该仍然是。在Cohen v. California一案中，涉及的争议言论是当事人衣服上的“Fuck the Draft”（去他妈的征兵），最高法院认为在公共场合用粗话表达政治意见属于言论自由。而毕福剑的争议言论与此类似。
三、央视能否因毕的言论而对其加以处理
以上两点说明了毕的言论应受宪法保护，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不过，在第一修正案理论中，关于雇用问题与言论自由关系的问题有许多情形。也就是说，有关的言论自由仍然可能会在某些情形下受到限制。法院可能会在这些情形下在当事人的言论自由与政府或公立机构作为雇主的相关利益之间进行权衡。
1、党派问题。比方，有的公务员职位需要保持党派中立，因此可能会被禁止参与诸如选举等活动，包括发表有关倾向性意见；有的职位可能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因此可能会拒绝持有或发表反对党意见的人，例如一个民主党国会议员拒绝一个共和党人担任他的顾问或写手；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民主党执政，他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共和党倾向而拒绝他担任那些与政治倾向关联不大的工作，例如警察职位。
2、有关言论是否涉及公共关切（public concern）。比方，在Rankin v. McPherson一案中，某政府雇员听到John Hinckley试图刺杀里根的事情后说，“If they go for him again, I hope they get him.”他因此被解雇。法院认为，这个言论属于政治性言论，因此属于公共关切事务，因此他不应因此被解雇，除非该言论会严重影响他的工作表现。
3、有关言论是否与工作职责有关。也就是说，有的言论尽管牵涉公共关切，但是假如该言论正好发生在该雇员的工作职责之内且影响了工作，那么仍然有可能无法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也就是说，雇主有权利规定雇员工作时说话的内容和方式。
如果以上面三种原则来分析毕福剑事件，首先是党派问题，毕是文艺节目主持人，他对具体政治问题和人物的看法与其工作的可能表现关联不大；其次，该言论牵涉公共关切，属于第一修正案着重保护的政治性言论；再次，毕福剑在节目上的表现无疑属于本职工作，因此毕不能在录制或直播过程中发表政治性等言论。但饭局的言论是否与工作职责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在于有关饭局的事实仍然并不清晰。不过，根据现有的材料显示，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个饭局与毕福剑的工作职责关系不大。主要理由是：a. 根据4月2日央广网转发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的一条新闻，题为“刘瀚锴一行到白俄罗斯大使馆进行文化交流”，因此刘是此次活动的主角，尽管网上资料显示刘为毕的外事助理，但此次活动他的主要身份应为“白俄罗斯文化联盟中国首席代表”；b. 毕未参加白天的活动，只是参加了晚上的饭局，这个饭局固然包括了白天活动的一些人，但并未包括白俄罗斯大使等主要官员，而多是一些文艺界人士，因此不能说是工作饭局，而且他只是作陪，这可以从照片中他较为随意的着装（包括运动鞋）中看出来；c. 是否工作饭局的主要证据之一在于由谁买单，现有证据并未显示饭局系白俄罗斯使馆一方或者央视一方买单；d. 饭局上即兴表演节目中的言论，与在电视节目里的言论完全不同，因此退步而言即便这是工作饭局，也不能得出一个饭局中即兴表演中的旁白（有人还说是双簧表演）与其本职工作有关。
四、从媒体喉舌论、党的纪律角度能否得出确切结论
此部分不涉及美国宪法理论，而试图回答，哪怕将央视视为党的宣传工作的喉舌，将毕福剑视为一名党员，是否可以得出确切结论。
毕福剑事件所涉言论的核心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的权威文本和最终结论。在这个决议中，虽然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还是明确指出了他在反右倾、大跃进、尤其是文革中的严重错误。比方这些论述：“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们比较一下这些措辞诸如“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与毕言论的主体部分“把我们害苦了”，实际可以发现毕的言论并未直接违背决议精神。决议同时也指出，应该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因此对毛泽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党章中的义务。事实上，决议恰恰反对对于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如“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等措辞）。
五、毕福剑事件是否涉及隐私权
毕福剑事件中的相关言论发生在一个十数人参与的饭局中，将有关毕言论的视频发布到网络媒体上并未经过毕本人的许可。这当然牵涉到毕的隐私权。有论者说因为该言论是在饭店这样的公共场所发生的，因此就不涉及隐私权，还有论者说，这个饭局的性质并未非常私人化因而也不涉及隐私权，但这些都是对隐私权的误解。在美国宪法理论中，隐私权是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这种权利保护的是人，而非场所，因此与发生在哪里并无必然关系，比方某人在商场里打电话，你在旁边听到试图录下来并放到网上，那么也是侵犯隐私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获得了当事人的许可并在后果上给其带来困扰。当然，在布兰代斯的名文《论隐私权》一文中也给出了一些抗辩理由，例如假如涉及公共利益，那么仍然可以未经当事人允许而公开，但一个央视文艺节目主持人关于某个政治问题的态度并不牵涉公共利益。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得出将毕福剑事件置于美国宪法背景中的大致结论。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由于中西理论实践的错位，这一结论仅是参考性而非终局性的。一方面，中美之间的政治法律背景不同，这提醒我们上述结论存在限度。但另一方面，倘若基于比较法上功能主义视角的考量，我们也可以发现有关问题所涉利益和视角具有相当一致性。毕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我们是在中国。
【作者简介】仝宗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大法学博士，哈佛法学硕士。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21 06:56
章文：毕福剑事件背后的毛泽东作者:章文
毕福剑事件在进一步发酵中。他在央视主持的节目被停播4天，且央视发表声明称要对他的事情严肃处理。看来，这个央视爲数不多的台柱子有可能要被搬离央视。
这件事情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估计是毕福剑想象不到的。他主持节目时一贯打诨插科、嬉笑怒骂，这是众所周知的。谁曾料到在几亿观众面前，他都没出事，却栽在一个小型饭局上。
尽管现在还不知道是同桌的哪一位将视频上传到网上，我都不太赞成对这个所谓的“泄密者”进行过分的谴责，可能他只是爲了显摆一下与名人的近距离接触。这在生活中是常见的事。
在我看来，毕福剑的“倒霉”主要是因爲辱骂了毛泽东，其他皆在其次。上传视频的人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厉害。在民主国度，别说辱骂一个前任领导人，就是辱骂现任领导人，也基本上不会有事，除非是领导人或者他的后人向法院提告。领导人作爲特殊的公众人物，有容忍被批评和辱骂的义务。
当然，我不是鼓励和肯定“辱骂”，语言上的肮脏毕竟不是好事。即便是对某个领导人不满，也完全可以用讥讽的方式进行表达，而不该口出秽语。但是，这一私德上的缺失不应当被公权力来进行惩罚。目前毕福剑遭遇的不是毛泽东的后人起诉他，而是他所在的单位对他进行处罚。这是我所不赞成的。
事情可怕的是，时至今日，毛泽东仍然是一座不能亵渎的神。亵渎了他，是会遭“报应”的。即便是毕福剑这样的央视名主持、社会大名人也没有豁免权。
其实30年前，毛泽东曾经险些被拉下神坛。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作出了彻底否定：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相比“严重灾难的内乱”，毕福剑的那句“他把我们害惨了”性质轻多了。其实不仅是文革，之前的反右以及大跃进，都是毛泽东主导下的祸及千万人的运动。
制定历史问题决议的老干部们（邓小平等）在文革中饱受磨难，无论从私人感情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他们都必须要否定文革。但是对于毛泽东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邓小平们没有敢像苏联的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彻底地“清算”毛泽东的思想和错误。相反在指出毛泽东的失误之后，却还是坚持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并且自此之后，对于文革和毛泽东问题的决议就束之高阁，不仅党内不再讨论，而且也不允许社会讨论。此举埋下严重后患。很多人并不清楚毛泽东当年犯下的错误，依然将他视爲“开国领袖”予以崇拜，见不得有任何批毛的言行。
当年茅于轼撰文揭露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就遭到崇毛者的强烈抵制。致电骚扰、上门辱骂，甚至去他的演讲之地闹场。此次毕福剑视频事件发生后，网上也出现不少要求严肃处理毕福剑的声音。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对于某一公众人物的批评，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公权力介入并惩罚被批评者。此次处理毕福剑是其单位央视，然而央视被迫处罚一个台柱子的无奈也是明显的，其背后有更高的权力意志。
现在网上就毕案吵得火热，很多崇毛者继续施压，大有央视不开除毕福剑不罢休的态势；也有很多人认爲毕福剑说的都是事实，凭什么处罚他？也有人建议来一场毛泽东功过大讨论，让全民参与，举事实讲道理，尽可能还原历史面目。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骂人的，毕福剑作爲公众人物尤其应该注意自己的口德。另外，我很赞同将30年前束之高阁的历史问题决议再拿出来，再来一场大讨论，彻底将毛泽东的功和过评定一下：功在哪，有多大？错在哪，有多大？
如此民众才会对毛泽东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分爲极端的两派：一派无比崇拜视爲伟人，一派无比痛恨欲鞭其尸。搅得整个社会争斗不休，和谐自然不可达致。
毕福剑视频事件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有关方面抓住这个机会重啓对毛泽东的大讨论，给分裂的社会一个和解的希望。我非常不愿意和反对看到对毕福剑个人的进一步处罚，他已经微博公开道歉了，希望到此爲止。
（来源：香港东网）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23 15:24
我们都是演员：程序谎言与全民表演时代的来临
作者：海青
导语：前段时间，某著名节目主持人在私下饭局的视频被放到网络，随即引发轩然大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视频里所呈现的形象与其供职单位与舞台形象产生了巨大分裂和差异。相似情况的还有近两年被打掉的许多苍蝇、老虎。著名学者海青认为，由于生活没有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全面崩溃，诚实、本色、率真之类的德行最后都沦为鸡汤，我们已经生活在常态的欺骗状态中，一个轰轰烈烈的全民表演时代到来了。她指出，国人对于职业表演以日常伦理苛责，但却人人都在遵循着“程序谎言”进行表演。把后台暴露到了前台是最糟糕的一种表演失误，对不恰当的人说了不恰当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死路一条。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算是一句老话，在老话里总能看到社会观念和人们的情绪。“婊子”和“戏子”，这是两种非常古老的职业，自从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解决了饱暖问题之后，就有了性交易，自从有了对天地鬼神的祭祀崇拜仪式，就有了戏子的祖师爷--装神扮鬼的巫祝。古代倡优并称，这也是两种表演性极强的职业，表演是为了取悦别人，人人都需要被取悦，所以任何时代都少不了这两种职业，名妓和名优总有捷径迅速上升到社会阶层顶端，其中最天才、最敬业的已经完全分不清表演和真实的界限，他们在表演中绽放了最自由最真实的自我，而且获得极大的精神享受，像爱德华·诺顿在《鸟人》里那句台词：“我在舞台上从来不装，但在舞台之外全是在装”。
但是，“装”的水平高低，可有天壤之别。水平高的是艺术，水平低的是作秀，更差的令人不忍直视，艺术就是一则在幻觉中看到真实的奇特谜语，“婊子”和“戏子”被认为是职业说谎者，而且说谎技能越高超就越成功。人们对这两个行当又爱又恨，给予各种蔑称，又拿出伦理道德标准来要求。只不过，随着时代改变，其中很多人已成为偶像名流，政治地位、经济能力、社会影响力明晃晃地摆在那里，在公众艳羡的眼光下，所谓情、义，早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更何况，“有情”、“有义”并不是某两种职业的从业者才特别稀缺，而是目前人类普遍匮乏的品质。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开篇就说：“婊子只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职业就是职业，即使成不了大师，做到敬业也就行了，“戏如人生”多半只是外行的想象。1949年以后针对艺人有“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这句话，语义无比暧昧，其实是认同了“戏子无义”的前提，再反话正说，说你们在台下还可以“清清白白”的。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样，都是一种诛心的文字游戏。
是戏里还是戏外，是真情还是假意？生活本来就没有安全感，人人都怕被骗，大家都战战兢兢彼此试探着，一边鼓吹诚实、本色、率真之类的德行，最后都沦为鸡汤抹茶之属。因为表演与欺骗的一体两面，就有了各种语言暴力加之于表演，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自证清白。然而，高密度的造假、欺诈层出不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全面崩溃，我们已经生活在常态的欺骗状态中。事实上，作为职业的表演因为受时间空间限制，不会产生什么危害性，国人对职业表演以日常伦理苛责，面对浩瀚的日常表演却不知所措。时至今日，恐怕很多行当都该归入职业表演之列，才能产生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不然，只能让人当笑话看。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清清白白做人，坦坦荡荡为官”的标题，说这话的人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说得有多妙。
官场的表演性远比舞台和大屏幕更为精密，庞大的官僚机构是在日复一日的文件、指令、会议、庆典中运行的，每场仪式都像一出荒诞大戏，但要求所有参演人员一本正经、不笑场地演下去，这个系统中的每个人无论身份、地位、年龄无不受到波及，即使懵懂的小学生，在要学会在个人总结里，写下无数毫无意义，却被公认非这样写不可的“场面话”，让人从少年时代就适应说谎。“程序”是体制最鲜明的一个特色，伴随每个程序启动的是大量的“程序谎言”，它像口令，或魔咒，重复出现在体制运行的每个环节，人们在一生中需要无数次把它们背下来，填写在试卷、表格、各类申请中。你可能并不相信它，对它耳熟能详。
在一切职业中，天才都只是少数，有人最多做到敬业，大部分人只是无奈地敷衍，把职业作为混口饭吃的工具。在体制中也是如此，如果能像Seven-Eleven一样全年日夜无休持续表演的，称其为天人或天子都是当之无愧的。大部分人在表演之外需要放松，更何况表演是极端耗费HP的，一些新手通不过几关就把命都用光了，被开出局外。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处世哲学，那就是劝人韬晦，祸从口出，不要嘴欠，所以不管什么会场都常见到发言者你推我让，仿佛谁先开口谁先死一样。尤其在表演道行没修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不如做一只安静的美男子，总比演砸了强。
演砸了分好几种，最糟糕的一种是让观众看到了后台，如果大幕拉开，看到的是没准备好的演员和一团乱的布景，这就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豪宅、名表、情妇、某些私密小嗜好、以及酒桌上的红歌黄唱，这都是需要盖得严严实实的幕后景观。在体制中地位越高的人，启动程序的权限越大，也越密集地接触、制作和使用程序谎言，但与此同时，他们拥有、经历和目睹的后台也越壮观，对表演技能的考验也越严峻。近两年在央视从业人员身上频繁爆出新闻，有的是以为自己就是自己扮演的角色，有的是不知道观众已经看出了自己没有演好自己的角色，有的是把后台暴露到了前台，说明有不少人都亟需加强演员的自我修养了。
我们应该相信，全世界的政客和有政客理想的人们都是用生命在演戏。精神分裂根本不算什么，在这种时候，有效且正当的宣泄渠道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不要以为米国人不精分，《纸牌屋》里的大Boss当上总统之前连性向都变双了，多亏贤内助大力支持，认为有助于排毒减压。脱口秀节目可以把各种政要名人无底线地挖苦，电影可以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政治意淫，更不用说《南方公园》之类笑点极低的动画片，值得隆重推出的还有一部叫《美国舰队·世界警察》的木偶卡通，是反主旋律恶搞的典范，所有梗都来自最低俗的屎屁尿之类。当然，恶搞调侃，并不妨碍主流政治宣传的振振有词，把笑出来的眼泪擦掉之后，大家还是正襟危坐。
无论是从领袖健康还是人民福利角度，禁止政治笑话都是非常不利的。作为结果，表演压力太大的国人更习惯用另一种方式来减压，于是有了派系、圈子这种东西。在亲信死党面前可以放松神经，把后台的内容端上台面，说些私房话，但交浅言深，同样是人际关系的雷区。对不恰当的人说了不恰当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死路一条，结果一眼望去一切正史都是派系斗争史，一切野史都是甄嬛传。
调侃和笑话之所以产生，很多时候并不是针对谁，只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尴尬而已。长时间以来我们拥有的唯一成气候的美学风格就是红色美学，作为结果，唯一的类型笑话就是调侃来自红色年代的官方话语。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个电影《顽主》，其中反复出现一个机械的女声：“瞻仰毛主席遗容，凭本人的工作证、身份证或者介绍信入场”。一个时代过去了，只留下一具供人瞻仰的遗体，最初在遗体上狂欢的不是寻常百姓，他们惊魂甫定，眼神游移，恍惚而悻悻，还不在寻欢作乐的状态。这时候最先开始嬉皮笑脸的，是熟谙体制内幕和官方话语的“大院子弟”，《顽主》的片头曲唱道：“你是这样想的你却那样说，人人都带着一层玩具面膜”，王朔的小说曾经让人们感到撕下玩具面膜时一瞬间的爽，后来在冯小刚的喜剧电影里发扬光大。“打死我也不说”，“地主家也没余粮啊”，“有组织，无纪律”，“人心散了，队伍难带了”，这些梗让人记忆犹新，正是因为把官话放在荒诞语境里，颠覆了曾经的不可一世。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也经常用这个手法，一身官僚气的牛大姐、老傅这些角色，主要功能就是说出官方辞令让人起哄架秧子。
这种对主流话语和假装高大上的不经意似的调侃让国人开心了20年，讲笑话的人虽然经常自称痞子，但他们却是熟谙一切程序谎言的红旗下的蛋，血液里奔涌着表演的天才和素材以及规避风险的技术技巧，穿拖鞋光膀子神侃天下大事宇宙人生和邻家小妹的风格仅属于他们。他们老了之后，世界是牛大姐和老傅们的了，他们不停地抛出一个又一个梗，但是，没人敢起哄架秧子了。官本位使一切领域都带有官场性，所有人不得不以一种尴尬的姿势生活，“面具戴得太久就嵌到肉里了”，这是不久前在酒桌上听到的一句很智慧的话，一个轰轰烈烈的全民表演时代到来了。
海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就职于中国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著有《“自杀时代”的来临》等。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5-13 22:58
社媒挖掘：央视的老毕
Chinese TV star Bi Fujian caught on tape privately insulting Mao, which triggered a huge political debate in social media between the leftist and the rightist. China is presently stuck between post-Mao era entering modern society with limited speech freedom (at least on private occastions) and the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inheriting Mao's legacy, hence the regulatory pressure to the star himself suspending his job for 4 days. Bi's speech would have made him sentenced to death or life in prison in Mao's time.
这两天微信老有提到他，今晚美国中文电视也报道了，据说社会媒体闹翻天了，于是想到做个舆情自动调查。
本来是私底下对毛时代和毛本人的打趣开涮，没想到闹到了网上，加上这个话题对于左右两派的敏感性，一下成了热点。
下面是针对内容商给我们提供的一周简体中文社会媒体（可惜，不含微信：万能的微信，你什么时候在不侵犯隐私的情况下开放哪怕部分数据，好让民情上达周知？）的自动调查结果，用的是咱独家自然语言挖掘技术。
负面多于正面，老毕形象严重受损：
wow 够上纲上线的，倒退四十年，老毕有十个头也不够杀的：
一周的媒体热议曲线：
看一周褒贬度的图示如下，毕姥爷的社会媒体形象陡然下跌：
下面是一周的情绪烈度图，可见正反吐槽越演越烈：符合咱老中爱吵架的习惯
吐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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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舆论因此哗然, 纷纷指责毕福剑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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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死就不会死毕福剑原形毕露, 就是老兵里的垃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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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福剑毕姥爷交友不慎遇人不淑, 被人陷害于不仁不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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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对毕福剑处理的越严重, 毕福剑的声誉就会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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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相关】
社媒挖掘：老毕私下辱毛事件再挖掘 2015-04-12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2400-881109.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李维博客，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5-13 22:59
吴法天：一场饭局引发的全民大讨论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瞎说。尤其当你人模狗样地是个人物的时候。
今晚的《星光大道》注定是看不到了，老妈不用提心吊胆地看毕姥爷倒数五个数了。俺不落井下石，但看不惯某些人表面支持毕福剑实际在坑毕福剑，忍不住也说几句。
这是私人聚会吗？
俺周末找几个哥们，去我们小区那家新开的店吃个烤肉，喝点小酒，那的确是私人聚会。可毕福剑吃饭那排场像私人聚会吗？饭局之前，他们参加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一次文化活动，有照片有新闻报道。所以，吃饭时有好几个白俄的客人在，包括白俄文联副主席巴巴克，白俄国立大学美女教师芭比娃娃，还有一些文化名人。毕福剑的外事助理刘瀚锴据说是组织者，此人另一个身份是白俄罗斯文化联盟驻中国首席代表。
如果你硬要说这是私人聚餐，那我只能说，官员要真心谢谢你，他们可以把自己参加的所有聚餐都定义为私人聚餐，不管逼格多高，让八项规定一边凉快去。假设这顿饭不是公款，是有人请客，这就一定是私人聚会吗？嗯，我觉得贪官很多饭局也都是有人请客，未必吃公款。上海那几个接受私人宴请的法官，怎么处分的滋道不？央视主持人不在体制内吗？
吃饭地点北京美泉宫饭店，坐落于京城西部，是北京城里罕有的五星级标准的温泉饭店。当然，价格贼贵，一顿饭估计得花去俺一年工资。网上有人说背景很像《最后的晚餐》，哇靠，圣餐啊。那排场，那大桌，那高档菜肴，那么些洋人，感觉比电视上的国宴还牛逼，俺等平时靠美团吃饭的屌丝当时就吓傻了。上流社会就是这样，有钱，任性！
如果吃饭的人，不是毕福剑，而是芮成钢，估计公知肯定会追问这是公款吃喝吗？党员腐败啊！央视腐败啊。可是毕福剑事件中，他们小心翼翼回避这个问题，哪怕吃掉的是巨款，哪怕这钱不知谁买单，也无关主题。他们认定这是私人饭局，与毕某人无关。如果主角换成孔庆东，估计被扫射成筛子了吧。
是有人告密吗？
公知拿某官媒的《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说老毕事，瞬间矛头指向了告密者。有人扯出文革，有人祭出犹大，还有好事者人肉出告密者是东博书院秘书长张清。张清跟毕福剑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物，毕福剑请的都是外宾和名人，孔和尚的助理怎么会在场？张清和毕福剑，完全两个阵营的人，怎么会是毕福剑的朋友？张清面对这种谣言，也是哭笑不得。关公战秦琼，反正张清躺枪，不仅被重机枪扫射，还被装甲车碾压，就差人道毁灭了。
从饭局的照片来看，这视频应该是毕福剑斜对面的中年男子拍的。问题是，这公开拍摄的视频，公开传到互联网上，算告密吗？西单女孩在地下通道卖唱的时候，有人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大家纷纷传播，后来就火了。西单女孩上了央视的春节晚会。老毕在饭局唱个小曲儿，有人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大家纷纷传播，老毕也火了。他在央视下课了。拍摄者咋想的？也许只是觉得西单女孩唱得很牛掰，老毕唱得也很牛掰啊。
其实，对于拍摄者而言，上传视频的目的应该都是分享，找乐，或者炫耀，而跟“告密”无关。如果是告密的话，前者应该偷偷向城管举报，后者应该把视频密送有关部门。可是，饭局上唱者高兴，听者开心，当时有人拍摄，有人大笑，有人鼓掌，在这个小圈子里已经形成一种政治正确，他们没有觉得这个说唱有什么不妥。老毕看到有人拍摄也没有制止，而是笑着问“你在录吗？”若他觉得不对，当时就会要求拍摄者删除了。
别说公开拍摄，偷拍也不算告密啊。三年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私下会见一些政治捐款者的宴会上，罗姆尼随口一段调侃，遭隐藏的摄像头拍摄，后被人公布在互联网上。尽管罗姆尼召开记者会澄清，但这段偷拍的饭局视频仍被奥巴马阵营大做文章，称百万富翁罗姆尼是清高的精英主义分子。最终罗姆尼在大选中败北。罗姆尼如果说偷拍者没有道德，传播到互联网上的人告密无耻，我有隐私权，估计他的支持者也会用口水喷他。
与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何干？
总有人拿隐私权啊言论自由啊说事。这个事件跟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公民是有隐私权，但从法律上讲，这视频还真没有侵犯毕福剑的隐私权。隐私权本来就是美国最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不懂的可以去百度一下《美国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权？可通过四种行为界定》一文，即使是对隐私权保护最多的美国，这也不构成。公众人物本来就受更多监督，何况是在这种有诸多人在场的半公开场合，他自己又知道有人在拍，侵哪门子的隐私权？
旅居加拿大的李牧说，在西欧北美各国，媒体、政党以及普通百姓，不遗余力的把公众人物、公职人员的各种隐私挖出来，更不必说算不上隐私的饭局上表演。在法制国家，民众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事情报告给警察和媒体，是日常生活。拍摄者没有潜入毕福剑的卧室去偷拍，也没去监视和跟踪毕福剑的私生活，更没有侵害到毕福剑的通信秘密，作为公众人物的毕福剑的隐私权哪里受害了？视频的内容其实还涉及到了公共利益，就更没有隐私权之说了。他的同事白岩松在《新闻1＋1：被偷拍的“饭局”》中说过：“作为明星、公众人物、官员恐怕在这一个问题上，不能去要那么多的隐私，要管住自己的行为，去按照规定做事可能更靠谱。”
言论自由是宪法性权利，但它的法律界限也是很明确的：不得利用言论自由教唆、煽动他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社会公德、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不得利用言论自由来侮辱、诽谤其他公民的人格。而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其历史地位的人物，毕福剑所加入的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他曾经服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武装力量。毕福剑公然侮辱损害开国领袖、党和人民军队，如果这还算是言论自由的话，那估计每一个国家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都得重写，加上言论自由不受法律限制。某些法学教授、律师用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忽悠网民，为毕福剑站台，要么就是贩卖西方价值观时学艺不精，要么就是故意曲解替人张目。或者说得直白一点，要么是傻逼，要么是骗子。
毕福剑错在哪里？
毕福剑寥寥几行道歉，不痛不痒，没有触及错误的本质，他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么？毕福剑是一个党员，也曾经是一名军人，现在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三重身份决定了这个错误不是一般的小错误，可以用这几句话敷衍过关。公知可以肆意攻击国家精神领袖抹黑民族英雄丑化革命史的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这次网络上对毕福剑言论的强烈反弹，可以看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吗，他们高估了网友对这种挑衅的容忍度。
作为党员，毕福剑违背了《党章》第五条，“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的“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以及第一百四十三条和一百五十四条。你可以有不同的政见，但不应该混在党的队伍里。魏京生刚发了一篇挺老毕的文章，说毕福剑以前就和刘小波混在一起，现在曲而不伸忍耐功夫强，只是酒后吐真言露了馅而已，现在正是脱身的好时机。看来真小看了貌似老实的毕姥爷了。
作为央视的主持人，毕福剑的个人发展来自国家给他提供的平台，他从这个体制、这个时代得到的回报远超其个人能力，他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央视和观众给他捧起来的，举国上下比毕福剑有才华的人多的是，他如此不满，能不能把这个舞台让给比他三观更正的能人？台前一套，背后一套，人格分裂不累吗？央视在选人上面，难道不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标准吗？这些年来崔永元、柴静、芮成钢、张泉灵等著名主持人出的笑话、丑闻还不多吗？毕福剑把这种段子唱得这么顺口这么自然，绝对不是偶然的，与大裤衩内的小环境有关。
作为普通人的身份来评价毕福剑，他的道歉依然是不诚恳的。在外宾在场的情况下，毫无底线地以侮辱自己国家精神领袖、侮辱人民军队的方式来取悦外人，卖弄戏子的幽默，管不住自己的嘴，这是做人的失败。不要把责任推到拍摄者身上，如果不是他的视频，观众根本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两面派的丑陋，要谢谢这个炫耀饭局的人。在事发四天里，毕福剑迟迟不进行回应，道歉后又动用大量的水军删评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几万评论瞬间删成几千条一面倒地支持毕福剑的，欲盖弥彰，只会让人更鄙视。这不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失败，而是做人的失败。
毕福剑会辞职吗？让我们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
2015年4月11日，吴法天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5-13 23:01
社媒挖掘：老毕私下辱毛事件再挖掘
毕福剑事件持续发酵，今早起来再做一次中文简体社会媒体的自动民调，发现有些微妙的变化。
我把两天前的调查曲线图（区间是四月二号到四月九号）拷贝在下与现在做的（区间是四月四号到四月11号）做个比较。
（1）热度：
四月二号到四月九号媒体热度曲线图
四月四号到四11号媒体热度曲线图
(2) 媒体形象趋向：
褒贬曲线（net sentiment）对比发现毕姥爷形象大损后，四月九号到低谷，这两天又开始显著回升
怎么回事？公关道歉开始收效，还是右派群众（挺毕派）开始有效反击？
四月二号到四月九号媒体褒贬曲线图
（3）情绪烈度变化图：最奇怪的是吐槽情绪本来越演越烈，两派互骂炽热化，居然从四月九号开始明显收敛，是网众重归理性，还是过激帖子被批量删除？
相关：
社媒挖掘：央视的老毕 2015-04-09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62400-881701.html 此文来自科学网李维博客，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9-17 21:51
郭于华：公私界线如何划分？公共讨论何以可能？2015-09-17
来源:《学海》2015年第4期作者:郭于华
毕福剑在餐桌上以调侃方式评论前领袖人物而引发的事件，关涉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和界线问题，也和历史真相如何呈现、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如何实现等密切相关。
——毕福剑事件的社会学思考
关键词：公共领域 私人领域 公共讨论 多元历史
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在一次私人聚会时的餐桌说唱引起网上网下轩然大波，媒体上舆论滔滔，现实中后果严重。一次私人聚餐酿成一场公共事件，而且给当事人带来了可谓改变人生轨迹的影响。作为“社会事实”，其过程、意义以及所表现出的社会逻辑值得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和讨论。
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作为一个哲学与社会学概念，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相对于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公民们应当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不受强制和干预地自由讨论公共话题并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最早由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经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中进行了充分阐释的概念，在社会现实中和学术理论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哈贝马斯更加关注确保“未失真的沟通(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他认为理想的公众演讲情形有四个有效性要求：理解、事实、适当和诚实，他宣称这四点相互联系并被证明。[1]
这样一种公共领域是否应当具有中立性的问题，这取决于公共领域和政治(权力)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是不是能够真正加以区分。只有前者和后两者真正分离开来，公共领域才真正具有中立性。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强调，私人问题或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不应该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公共领域中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公共领域不是用来保护私人利益的，而是要讨论共同的善——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所期待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的。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无数的、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微观的公共领域，几个人在一起喝咖啡、一群人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抗议(如垃圾焚烧)、几个人进行的学术讨论等等。通过这种交流，人们或者成为朋友，或者形成有共同爱好的群体。他们有时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有时为了凝聚共识，沟通情感而结合在一起。在这种交流中，人们获得了新的生活体验，对社会生活获得新的理解。人们甚至会对“日常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编码”提出质疑或者重新编码。[2]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这样的概念通常是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语境下界定的，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只在近年才逐渐为学界和公众了解。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一个公私分明，群己界线明确的社会，而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按照父系亲属制度决定人际关系的社会;即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有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男女有别”、“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等特点的“差序格局”的社会。这些社会结构性特征带来了公私不分、公权(政权、族权、父权等)对私人生活的干涉过多等。既缺少普遍主义的公德、又没有个人自由，是中国传统与制度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公私领域不分，群己界线不明的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是公权力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原来的小共同体被大共同体所取代，国家与集体(单位或公社)直接面对个体，并深入而透彻地直击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就缺少空间的私人领域面对以国家和集体形式存在的大共同体，暴露无遗，无处可逃。个人的自由(包括隐私权)一直得不到尊重和保护，而这种情况在文革时期达到极致。完全属于个人私域的例如日记、通信、谈话，甚至想法、念头都被监督和控制，在家庭中甚至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的私密关系都在监视之列。例如，文革中许多人因私人通信、个人日记而被打成反革命导致家破人亡;私下谈话或某种个人观点的私下表达被举报披露，给当事人带来灭顶之灾。
中国式的公私不分一方面表现为公权力或公共舆论对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预;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对公共领域的极力回避和对公共事物的冷漠。后者是前者造成的，不受制约、没有边界的公权力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教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很好地记取。
回到老毕事件这一话题，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公私领域不分的表现，是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进入和干涉。老毕在私人聚餐时的(模仿)唱段和评说，虽然涉及对前领袖人物的评价，但毕竟是相对私人领域中的调侃逗乐。老毕与熟人朋友的聚餐，虽然不同于家庭亲友构成的纯粹私域，其间也难免会涉及某些公共话题，但是，就其具体情境而言，仍然不属于公共领域中的活动，也没有让公众获知参与者特定的人际关系和谈话内容的意图。如若要把聚餐中的相关信息公布出来，必须征得所有当事人的同意。这样场合中的谈笑、调侃或嘲讽，迅速演变成公共事件并成为公众褒贬攻讦的话题，甚至导致当事人在现实中受到惩处并做出公开道歉，是非常不当的。它证明公权力依然在越界作为，依然严重侵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在当下中国，这类人际交往交谈酿成公共事件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若在没有新技术、自媒体的时代，老毕这一类的私人聚会谈笑内容几乎是没有可能被非参与者获知的，更不可能酿成公共事件;然而在人人都可以利用自媒体、但对公私领域依然未加区分或概念模糊的情境下，其资讯行为的后果就难以预料。这也说明，新媒体、大数据时代，公私领域如何区分，个人权利如何保护，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二、批评的尺度和方式
老毕事件涉及到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普通人能否就领袖人物或重要历史事件做出评论价以及用何种方式进行评论。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肯定的：当然应该评价，而且应该以理性的、公开的、免于强制的方式进行讨论和评论。如果是这样这个问题就不成立或者不是一个真问题。然而现实中，这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信息知识、学术研究、公共讨论仍然存在诸多禁区，阅读、理解特别是讨论的空间依旧狭小，有着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在缺少公共讨论的空间和平台，公众没有机会学习和实践如何进行正常有效的公共讨论的情境下，各类变形的表达形式就五花八门地出现了。
比如，以段子、笑话或某种民间文艺形式所进行的“恶搞”，对正统文艺作品进行改编以“山寨”版形式出现，如老毕所为。其实，“恶搞”也是一种表达，而且是无奈的表达。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进行研究时曾经推出与“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并存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指的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而存在的、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它们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它们是千百万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斯科特指出，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它使从属者有可能破除“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和神秘化的迷障。关注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的“隐藏的文本”，有助于理解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和复杂情境中的权力关系。[3]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9-17 21:51
老毕所说唱的内容，正是这类在民间流传的“隐藏的文本”，上不了台面，却流传甚广，甚至为人们喜闻乐见。我曾经写文讨论过关于网络神兽“草泥族”与“河蟹族”之间的矛盾与博弈过程，说明“恶搞”固然是无奈之举，难免成为情绪的发泄，但它也是“弱者的武器”，是草根的表达方式。因为表达者不是强势者，也不掌握“公开的文本”，对他们而言，公开的、正当的、自由的表达渠道是不畅甚至封闭的。他们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创造“隐藏的文本”。但不要小看了这类“草泥”方式，这需要做出自主的选择：要么做沉默懦弱的羔羊，要么做“顽强勇敢”的“草泥族”。这一过程让我们意识到这类表达不仅仅是以搞笑方式发泄不满，而且关涉到每个网民、公民社会生态环境的重大问题。 至于这种表达的功效也值得关注，斯科特的研究告诉我们：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争夺的地带——但并不是一堵结实的墙。通过“隐藏的文本”，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反抗所要达到的成就。缺少表达空间的弱者们，不能指望这一空间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也不能寄希望于被赐予表达的权利。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表达的空间是在努力表达中获得的，过程本身至关重要。
对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其间有不同的判断和观点、各种意见发生争论都是很正常的。应该认为，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民众有逻辑思考、推理判断的能力;他们不能接受仅就事件表象的“宣布”，不能容忍那么多缺少逻辑关系的“偶然”和美好的理想与灾难性现实之间巨大的断裂;而另一方面，真相却是权力所决定的，是权力所宣布的，是权力所垄断的。如此激愤和冲突不可避免。根据常识，矛盾冲突的各方有不同的立场、角度、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因而就真相有不同的判断和观点是正常的。就复杂历史和人物的功过是非追索真相是一个复杂的论争和博弈过程，而真相正是在多种声音中才能呈现，因而公民参与追寻真相的过程就万分重要;而打破权力的真相垄断也十分必要。
如若不同的看法意见发生冲突，应该在讨论的场域中进行争论、辩驳，可以针锋相对，比如，当面提出不同的意见和论据，指出对方证据和逻辑方面的问题，或者直接批评当事人不当的表达，只要不违背讨论规则如进行物理的或精神的人身攻击等。但是如果将私人聚会或者公共性非常有限的话语未经同意而传播出去，造成外部力量或者借助于公权力对不同观点大张挞伐，就不仅有悖于约定俗成的道德，而且使得原本狭小的表达空间更为逼仄，于公于私都造成负面后果。
至于老毕作为公众人物，能否在一个相对私密的场合，以许多人认为不那么适当的方臧否前领袖人物，也要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语境下来看。在理性认识、正常讨论、公开表达的空间不具备的情境下，以恶搞方式表达甚或只是出于纯粹逗乐的无意识表达，也并非大逆不道之举。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不同场域的表达相悖的问题，一位媒体名人在正式公开场合表达某种评价或观点，而在非正式场合却表达完全另类的观点，究竟哪一种为真哪一种为假呢?相互对立的观点在一个人头脑中会不会打架?或者原本就是公开的表达与其真实的想法相反，而长此以往，人格能保持完整吗?如若对这类问题做一社会心理分析，当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下的话语空间的特点和困境。
我常常想，近年来种类繁多、层出不穷的“隐藏的文本”，充满智慧的民间行为艺术表达、新媒体形式和内容的表达，如若有正常的社会氛围和表达空间，如果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公民课堂，这些民众的能力和智慧能够充分释放，该成为多么巨大的创造价值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就此而言，与其封杀民间恶搞，不如开放讨论空间。
三、信息多元方能使真相呈现
老毕事件因官方介入而发酵膨胀，可能给方方面面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但其至少有一点正面作用：就是促使人们思考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在当下的社会关系中自处，如何在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做一个好公民。
对历史人物特别是重要的领袖人物的评价，有赖于对历史材料和资讯的充分了解和把握。而长久以来，由于人为设置的禁区、障碍，历史与现实的信息都不够透明也很不对称。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历史作为权力支配与控制的对象，如何为普通人所认识。换句话说，就是普通人如何了解历史并追寻历史的真相。
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宣传的论述和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分别以理论和文学方式揭示了权力技术如何通过历史的重构与记忆的剥夺达到支配人们精神心理的作用——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正如一句口号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在理解了权力对于历史的作用的同时，我们还须思考普通人在追寻历史真相、进行历史反思中的权利与责任。通常，人民群众在历史中是被动者：被作为统计数字存在于历史中;被灌输、被强迫接受正统的、唯一的历史。
我们需要建立人是历史主体的意识，人不仅是历史进程的动力，而且是历史表达的主体。对历史真相的追索，对自己的前辈、家庭、家族、族群乃至国家历史的认识，特别是对以往经历进行思考并做出是非对错的评判，应该是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和历史责任。实现这一权利，承担这份责任有赖于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人的尊严的要求。我们应该像保护我们的财产权一样保护和要求我们的历史权利。正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着重探讨的“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的问题，他论证的是“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记忆是“社会结构的惯性”造成的，由此，个体层面的“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行为模式”经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及其中象征的操演而形塑个体记忆，[4] 而操演之手当然无疑是权力。正缘于此，未被完全驯服的个体记忆才尤为珍贵和值得重视。既然我们意识到的，历史会被权力控制，记忆也被权力所规训，我们才更应该明白，对于历史真相的探求，是权力与权利的之间的博弈甚至争夺战，我们不应放弃属于自己的权利。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9-17 21:52
有关历史真相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历史真相和真实的历史逻辑只能在多重证据、多种声音、多元表述中才能呈现，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同样对于历史人物的评判也不能只循单一标准。历史的多样性表达本来是一种常识，然而长久以来，我们的教科书、正统历史著作、相关的文艺作品和舆论导向却沿着统一的路径引导民众对历史的了解，甚至不允许有不同的历史表达，更遑论不同的历史评判和历史观。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历史表述空间和表述方式前所未有地扩展了，民间写史、个人讲述、草根历史得以进入公众视野和公共讨论，这堪称是重构历史的一次革命。 老毕对前领袖人物的调侃式评价经由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而被放大成公共话题，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信息时代多种意见、观点和表达方式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权力仍然在新媒体表达中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对个体表达者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不难看到，首先，互联网技术无疑拓宽了普通人的表达空间，但信息不对称依然是当下的现实存在。就历史而言，多数人不明真相首先缘于信息高度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因为信息垄断——不公开、不透明因而无真相。信息不对称本是经济学概念，主要指经济活动中不同的利益相关人掌握有关信息的程度不对等，因而一方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损害对方的利益，同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5]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中也同样大量地存在，它表明社会不公正的程度，而且同样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恶果。
其次，虽然信息较之过去多元化了，但依然不够透明，传闻丰富了却还是没真相，信息的接受者和搜寻者迷失在稠密浑浊、鱼龙混杂的信息大海中。受众所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信息黑洞：其内部密度极高，其中隐匿着巨大的引力场，这种引力大到任何东西、甚至连光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因而黑洞内部的事物无法被外界看见，只能通过受其影响的周围物体来间接地了解它。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到信息黑洞的出现，都对公众正确了解历史明辨是非造成屏障。面对大量信息人们依然无从判断，这缘于他们长久以来难以获知真相而导致的不相信——林林总总、数量巨大的信息反而让人们无所适从，这同时意味着社会信任的丧失，特别是公信力的丧失。我们时常看到，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也不时有网民在综合各类消息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演绎、推断，甚至不无各类阴谋论的推测，但他们却不愿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而且越声称是权威的、官方的、专家的信息和解释，人们就越趋于不相信。
老毕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公民的知情权包括了解历史真相及其背后真实逻辑的权利，这是公民实现并保护自身权利的根本前提，也可以说是成为有判断是非能力的公民的重要条件。有真相才有权利的实现和保护，有真相才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就此而言，真相是公民的力量;懂法律，有理性，善表达是公民的能力。这一成长为公民的过程是从公民的表达实践开始的，“沉默的大多数”一旦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沉闷、黯哑的社会就有了生机，成为公民的过程与公民社会的生长就开始了。当然这里所指是广义的“表达”概念，各种公开的具有公共性的行动也包含其中。
在中国社会当下的话语空间中，新媒体表达也许是公民表达中最具智慧和创造性的部分，这种表达在狭小的空间和强大的压力之下尤为可贵。在微博、博客、论坛、讨论组和后起之秀的微信等媒体平台上，网民们以话语、照片、视频、漫画、笑话等多种形式传递信息，探寻真相，针砭时弊，揭露腐败，表达观点;其犀利、智慧、幽默的高水平表达常常令人叹为观止。由公民表达形成的这样一个自主、多元、“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间，具有“众愚成智”之功效，[6]而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心智品质也得以锻造生成。虽然，新媒体表达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着信息海量、真伪难辨、语言暴力、造谣泼污、人身攻击等一系列问题，甚至造成社会撕裂的后果，但这一虚拟社区影响甚至改变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却是无可否认的。原因之一在于，网络媒体在许多社会中或许只是一种表达途径，而在中国社会中却可能是普通公民唯一能够有效使用的表达途径，公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狭窄压抑的空间中常有超水平发挥。
如若老毕事件能够引起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及其社会转型的更多思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应有的关系和界线，能够在历史的多元性和表达空间的拓展方面有所推进，也不枉当事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公众花费大量时间对此进行的讨论与争执。
[1] 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公共领域
[2] 参见王晓升，“公共领域”概念辨析：http://www.cssn.cn/zhx/zx_wgzx/201310/t20131026_621317.shtml
[3] James C. Scot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C. Scott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保罗·康纳顿(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40页。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5] George Akerlof，(1970)“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Market_for_Lemons)
[6] [美]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陈新武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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