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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4-28 19:44
标题: 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
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
? 胡松涛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青年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的这段话中，有一个始终没有露面的主语“我”，“我”盘坐在历史的天地之间，面对高天、厚土、众人。那是一个持剑的“我”，仿佛高喊一声“我来也！”天马行空般，在与天、地和众人的奋斗搏斗中，体会到生命的大快活、大喜悦。那个“我”，是一个浪漫而豪迈的大我！是我之强大而飞扬的精神！
毛泽东的这几句，“从天上一笔一笔往下写”（借用李亚伟诗句）——不，不，它不是写的，而是天赐的好句子。读起来，上天入地，有一种飞行的感觉。三段反复回环，体式、句法完全相同，只是每节中各换一个字，在略加变化中，将要表达的意思推向深处。三段节律整齐统一，有排比之妙；采用歌谣般的复沓形式，反复强调“奋斗”及它带来的“其乐无穷”，表达的奋斗指向和奋斗精神十分明确。
毛泽东的这句话最早是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51年出版）里透露出来的，他说，这是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日记中写的话。没有人出来证明这不是毛泽东的话，毛泽东也没有否定这是自己的话。
1966年7月27日，《解放军报》正式刊载了这句话，于是它成为毛泽东语录而得以空前流行。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李泽厚在引用了毛泽东这几句话后评价说：“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表现为人性快乐，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1〕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这充满战斗豪情的名言，成为毛泽东的标志性口号。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国内外敌人斗，与错误思想斗，与人性之恶斗，与他想象中的敌人斗。真可谓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他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毛泽东对于世界，除了欣赏，主要是斗争，是奋斗。正如刘亚洲将军所说：毛泽东“毕生造反。造父亲的反，造老师的反，造国民党的反，造苏联的反。凡是能造的反他都造遍了，他当之无愧是造反专家。他雄文四卷，万语千言，全部精髓就是一个字：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与人斗更加其乐融融”〔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年底，红军在偏僻贫穷的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不少人对红军的前途有些悲观，林彪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部队的这种情绪，毛泽东给林彪回信，信中说：“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3〕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精彩地写道：“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话，很形象地鼓励了革命者的信心。果然，中国共产党以燎原之势发展，二十年后，建立了一个新中国。
全国解放前夕，林彪向中央提出，公开刊行毛泽东当年的这封信时，不要提到他的姓名——他怕影响他的形象。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要求。《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出版的时候，给林彪的这封信，被毛泽东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曾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说：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很醒目的标题〔4〕。毫无疑问，作为文章题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加响亮，既彰显了观点主张，又醒目了标题，是好题目。这样的标题，体现了他一贯提倡的“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看到这样的题目，就想看文章的内容。正因为这个好题目，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老话，得以更为广泛的流传。 毛泽东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实是“中国的一句老话”。
“星火燎原”的意思，可以追溯到《尚书·盘庚上》：“若火之燎原，不可向迩。”《后汉书》也有“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原”的话。明人张居正在《答云南巡抚何莱山论夷情》中说：“究观近年之事，皆起于不才武职、贪渎有司及四方无籍奸徒窜入其中者激而构扇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清代严有禧的《漱华随笔·贺相国》也说：“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蚁穴溃堤。”毛泽东十分善于用民族的、民间的老话，讲他的革命的、崭新的道理。
明朝朱国桢的《涌幢小品》有一句话：“星星之火，勺水可灭。”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其道而用之。两则话语放在一起品，亦妙！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井冈山时期，红军在根据地总结出一套会打仗还要会打圈的法宝。毛泽东说：“作战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蚀本的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我叫你打不着，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起草《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信中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句话：“我们三年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大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办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5〕
1930年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江西宁都小布召开军民誓师大会，毛泽东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6〕
后来，毛泽东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概括为“游击作战十六字诀”。总之就是，我让你找不到我、追不上我、甩不掉我、打不着我，我让你住不好、睡不好、休息不好、行军不好，最终我打掉你。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短短四句一十六字，纵横捭阖，腾挪自如，——我评说的既是词语，也是它包含的意思。真好，形式像民谣，很流畅，内容是教人怎样打仗的，讲得很从容。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些游戏的味道，不过是残酷的战争游戏！它好记、好用、好操作，几乎无须思考，士兵一听就记住了，一学就学会了，十分实用。正因为有了这样“灵验”的口诀，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弱旅，本来是力不从心，打起来却游刃有余，一仗接一仗打下来，就从山沟打到城市，就打下了一个偌大的新中国，口诀厉害！
纵观中国古代，一种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主要不是靠大块文章，而是靠语录、警句、格言。那种半诗半歌半顺口溜的谣谚体，最能深入人心。这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毛泽东以“十六字诀”的形式阐述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方针，又是一证。
香港的刘济昆曾写了一部《毛泽东兵法》，广告曰：“古有《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以强制弱；今有《毛泽东兵法》四十八计，以弱制强。”1990年代初这部书在香港出版，一时间，流行港台。1992年9月，巴蜀书社引进内地出版，成为畅销书。刘济昆将毛泽东兵法分为四十八计，其中第四计为“敌进我退”，就是讲“十六字诀”的。刘济昆认为：“这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一生非凡功业的金钥匙，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惊天地泣鬼神，首先是靠这十六字诀造就的。”
关于“十六字诀”的发明者，多数人认为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也有人说是集体创作，有人说是朱德提出的，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里就说朱德同志是“发明者与执行者”。其实，你看看毛泽东和朱德的文章，看看两人为文的习惯，就可以知道个大概了。毛泽东无疑更是善于总结和概括的。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朱德、陈毅、彭德怀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概括总结的。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1939年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毛泽东于12月21日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白求恩“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1918年，毛泽东在给同学邹蕴真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这话毛泽东一直没忘，而且一直在深入思考这些问题，２０余年后的1939年底，毛泽东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树立了一个境界高远、引人向上的人的模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在那三种人之上。 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古代贤者提倡的“大公无私”一脉相承，有些“宁让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意思，这是一种舍生忘死，舍生取义，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舍小利为大利的崇高精神境界。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还有一段名言，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相互映照，在以后的岁月里引用率、使用率十分高：“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想，毛泽东之所以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是因为他对人性之幽暗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人性进步的极大期望。 青年毛泽东曾说：“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7〕又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8〕的确，经过千百年的风云激荡，经过明规则与潜规则的洗礼，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讲真话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在朝气蓬勃的新社会延安，也不能尽如人意。当年毛泽东给萧军的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都值得注意，都值得改正。”
我想，毛泽东是长期观察，忍无可忍，于是趁着一个时机说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一番话的。他“极大地高扬伦理道德主义”，是要树立一个高高的标杆，转换风气，培养新人，带领和指引人们走出自我、成长得更加高贵更加高大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39年1月12日，毛泽东明确讲：“对国民党的摩擦，我们必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说白了就是，我们必须回击，否则就是投降。”半个月后的2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中说：“在六中全会里我们曾说过，对无理的摩擦我们是决不容忍姑息的，我们要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这后一条原则是很重要的。”
1940年2月，毛泽东在《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中说：“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的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它以民族的形式，简单的语言，直率的表达，精彩地概括了毛泽东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人乃至中国人的交往观、战争观和价值观。这十六个字，铁板琵琶，铿镪有力，态度决绝，掷地有声，包含着极大的宽容与忍耐、最大的不宽容与不耐烦，以及最大的决心跟力量，很坚决，很霸气，很强大，有底气，有战斗力，有战斗意志，所谓坦坦荡荡，大义凛然，气场强大，天下无敌，就是这个样子吧。这样的句子，让人听到拳头攥紧的嘎嘣嘎嘣的响声，让人感到说话者的威严、尊严跟不可冒犯。同时，也感受到如此美妙表达思想的汉语之高贵、优越与荣光。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谓之曰千古名言。
这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应该勒石于中国四面的边境线上，看谁敢犯我。
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基本上不是一个侵略性强的民族，她立足于本土，作守势，基本上不主动出击。毛泽东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鲜明地将历史传统继承下来。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划了一个边界线。我不先越过这个线，你也别越过，双方相安无事。但这并不是我胆怯，如果你越过这个界限，我将以更大的强度收拾你，所谓“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继承了我们民族哲学思想中“后为”、“后发制人”的传统，又有所发展：“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一种强大而谦卑的姿态。
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斗争形势的严峻时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成为共产党人必用的一句誓言。
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1969年5月，中苏关系紧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的声明稿中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四句话。这几句话，这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
2010年8月，美国宣布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前往黄海参加一系列韩美联合军事演习。《解放军报》发表署名文章《武力炫耀的背后是霸道》，其中说道：“一个国家要有尊严，一支军队要有威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来说，这绝不是戏言。”〔9〕
孔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内容好，文字好，形式好。四句话中，前两句只是将四个字重新排列一下，后两句仅仅换了一两个字，总之就是几个字翻来覆去地说，读起来并不觉得语复文繁，反而觉得朗朗上口，字字如出膛的子弹，很有冲击力，让人感觉到逼人的力量扑面而来。这样的好句子，必然流传久远。2011年8月，以色列国防部长访华，他用汉语说：“以色列的国防战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呵！它竟成了“以色列的国防战略”。毛泽东的这十六个字，其用大哉！
注释：
〔1〕《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见《1979—1989·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2〕刘亚洲：《造反机器》，见《广场——偶像的神坛》，第94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9页。
〔4〕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6页。
〔6〕《毛泽东传1893—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7〕《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73页。
〔8〕《致罗璈阶信（1920年11月25日）》，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页。
〔9〕参阅罗援的文章，见《解放军报》2010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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