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南联大这种学术自由空气的感染下,对国民党、三青团越来越厌弃。闻一多之被刺,更成了我追求进步的动力。从那段时期起,我开始了走出“象牙之塔”以后的道路。1946年秋,我到南开大学任助教。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加上与彭兰和闻一多烈属的来往,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