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科学的进步并不仅仅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提问方式和理论体系,即不同的“范式”(Paradigm,又译“典范”)。“范式”是一个包含各种科学、哲学、社会因素在内的综合体。科学的进步就是“范式”的更迭,而且,旧“范式”的衰退与新“范式”的涌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有着极密切的关系[1]。换言之,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不是抽象、孤立而静态的“纯”逻辑知识和理论体系的线性积累,而是深受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开放系统,因而要受社会、时代的巨大影响。 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与否、“热”与“冷”,受社会和时代的影响当然更为强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到1970年代末,近六十年的时间内,无论是执政前还是执政后,一直对“国学”持批评、批判态度。然而,“国学”在中国大陆遭受如此长期的批判、冷遇之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十余年却兴起了“国学热”,这背后必定有着深刻的原因。 一 中国共产党对“国学”的批判 中国共产党对“国学”持批判态度,这一点由来已久。早在中共建党初期,针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对“国学”的批判。1922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发表文章批评说:“文化运动发生什么结果呢?他不过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们赶回课堂,使那些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学着做新诗,做白话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学,到研究室去研究文学、哲学、科学去了,整理国故去了。”[2]192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文章提醒青年:“中国国势已经危急的〔得〕了不得,而这般老学究们还在那里提倡“国故”,这简直是昏庸已极的事情”,“实在代表了一种反动黑暗的势力”[3]。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都曾专门撰文批判整理国故。 1949年政权新旧交替,但这次“新旧交替”与往常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之处,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政权更迭,而是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彻底的“革命”。按照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逻辑,一定的社会基础要有相应的“上层建筑”与之配套,一个“全新”的社会必须要有“全新”的上层建筑。所以就有了随之而来的“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红旗”、“批判白专道路”、“兴无灭资”等一系列针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其实,这些运动是针对所有知识份子的,因为当时所有读书人都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在这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中,执政党和政府不承认任何学术(甚至自然科学)的独立性,当时的主导观点是“科学也有阶级性”,认为从金文甲骨、词章考据到遗传学、相对论等都具有政治性[4],可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批判,一切旧的学术传统都要被取代。对“旧知识份子”影响殊深的“国学”自然首当其冲。 1950年代对胡适《〈红楼梦〉考证》一书的批判所引发的“胡适思想批判”,成为建国后对知识份子进行非常严格的“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国学”因而被视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整理国故”受到种种政治性指责和批判。文学史专家李长之在批判文章中一边批判胡适也一边自我检讨[5]: 胡适为什么要整理国故?这并不像有些人所抱有的那样天真想法,以为这是他在不谈政治之后的学术工作,仿佛他的政治立场虽然反动,而学术工作还是有价值等等。必须指出,他的整理国故工作恰恰和他的反动政治立场相联系着,或者说正是体现了他的反动政治立场的。……他的整理国故、考证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抵抗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传播,是为了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进行。这哪里是“为学术而学术”呢?当然,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为学术而学术”那样的超阶级的东西存在过。……我曾听过胡适的课,我曾长期间信仰过胡适,也曾附和过他的主张。……不久我也搞起“国故”来了,在一九三七年写了“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不但在内容上把李白曲解为尼采式的超人,充分显示了个人主义的观点,而且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的前夕,就客观作用上说这类的书又是引导青年逃避当前最严重的现实斗争的。 还有批判文章认为,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既不同于顾炎武为保存汉族的文物制度而反抗满清统治,又不同于章太炎以此作为革命武器,“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根本没有民族观念;同时他又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学者,他曾因文字而升官,决不会因文字而得祸,更用不到逃避现实。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贩卖资产阶级最反动最腐朽的实验主义,来替帝国主义服务而已!”“如其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考证也不免误入歧途。俞平伯、周汝昌等的红楼梦研究就是最明显的例子”[6]。另有批评者指出:“胡适的“整理国故”,其目的就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歪曲中国人民对古典文学遗产的认识。……另一反动目的是要藉此把实用主义的毒素散布到青年的头脑中去,变成反马克思主义的“本领”。”“今天,我们清算胡适的治学方法,也就是要端正我们自己的治学态度。再不能株守汉学残垒、安于支离破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了。我们应当认识,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武器,才能够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其规律性,形式逻辑于此是无能为力的。”[7] 此后,“国学”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科学”一样,受到愈来愈激烈的批判。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外文化都作为“封、资、修”被“彻底打倒”[8]。在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之下,“国学”几成绝学。 二 “国学热”的背景 随着文革结束,各项学术研究渐次恢复,“国学”作为一种与社会现实关系相对薄弱的“纯学术”开始获得独立、自由研究的空间。当然,此时“国学”只局限在学者的象牙塔中,并未成为社会热点。但在二十世纪末以及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间,各路“国学”却突然“走红”,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国学热”。“国学”由“冷”转“热”,殊为不易,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背景与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国家力量的直接推动。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大力提倡和支持,“国学”最多只能成为知识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很难成为今日铺天盖地、席卷全国的热潮。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史无前例地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发表了题为〈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的长篇报导,这标志着国家正式提倡“国学”的开始。此文提出[9]: 北大的领导和众多的教师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其一就会翻车,就不能腾飞。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北大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凝聚了中华各族人民,支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也仍然渗透在现实生活之中,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他们认为,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尊为“国学”,并无不当。 《人民日报》在此文的“编者按”中特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10]。仅仅两天之后,8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了〈久违了,“国学”!〉的短评,再次重复盛赞“国学”研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11]。 1993年11月14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焦点时刻》节目又以“国学热的启示”为题,对“国学热”作了详细介绍、宣传。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屋建瓴,启迪后人〉的“侧记”,报导了季羡林在北京大学就东方文化和“国学”作的一次报告,这是北大团委和学生社团举办的“国学月”的一个重要项目[12]。199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季羡林的〈国学漫谈〉一文,明确告诉人们“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它具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和“激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这三个方面。他尤其强调:“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13] 此外,北京大学于1992年初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有报导说,该研究中心的工作得到了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央的重视和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与北大教师座谈时,针对“国学热”发言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急迫任务,北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肯定。……拍摄传统文化电视片,编写传统美德书籍很有现实意义,有助于帮助下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14] 《人民日报》如此频密地宣传、提倡“国学”,国家领导人明确支持“国学热”,与此相呼应,《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央视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多次宣扬“国学热”,报导有关研究状况,并不断发表“国学”/“中国文化”/“东方文明”将主导二十一世纪、拯救全人类的宏文。 “国家级”媒体的宣传无疑具有强烈的导向意义,“国学”迅速热遍全国。一些报纸开设了“国学”专版,一些地方政府开始祭孔,央视的《百家讲坛》事实上变成“国学”的“独家讲坛”,一些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班”或“国学院”,一些中小学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开始读经,将是国家级、标志性、总建筑面积超过八万平方米的“中国国学中心”正在北京建设。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资料整理到学术研究,近十几年来,“国学”研究也确实取得了非常丰厚的成果。2013年政府规定,具有教育、教学“指挥棒”作用的高考开始降低英语权重,增加语文权重,其目的是“淡化盲目学习英语热,关注国学教育”,“增加国学教育”[15]。由此,“国学”从一般的提倡,进入国家的具体制度安排之中。 三 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转向 国家对“国学”的明确倡导和支持,是从八十年代末之后开始的,其背景是海内外各派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突然重视,即“文化热”。而执政党和政府对传统文化的突然提倡与强调,则有更深远的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转向背景。当然,这里所谓的“转向”,并非指执政党完全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指其既有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民族主义”权重迅速加大。 |
传统、经典的“实在意义”是在权威阐释和社会、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千百年来对社会一直发生影响的思想尤其如此。其“原本”不可能如某种“标本”那样冷藏、冷冻起来一直“保鲜”、保持其“纯真”,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必然要被“污染”(否定性修辞)或被“发展”(肯定性修辞)。研究、探寻一种思想“原本”的真义当然有意义,但更有意义的是由此展开对它是如何被运用(无论是“污染”或“发展”)的研究、探讨。思想史研究应将观念嵌入具体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分析,而不是“脱嵌”,对观念作“纯文本”解读;更不应当再反过来,将文本、经典的“脱嵌式解读”当作真实的“历史”来论述。 “国学”/传统在历史与社会现实中的复杂关系,再次提醒人们深入思考何为传统、如何解读传统、传统被如何使用,其“所指”究竟何在。 备注:本文系《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授权共识网发布,最新文章请参见共识网>思想文化>“二十一世纪专栏”或“二十一世纪文章列表”。 附:《二十一世纪》2014年2月号目录 二十一世纪评论 「国学热」的背后 雷 颐 「国学热」、民族主义转向与思想史研究 学术论文 任崇彬 联邦主义:国家统一繁荣之基,还是分裂瓦解之源? 姚新勇 中国大陆民族问题的「反思潮」 周陆洋 《人民日报》「爱国主义」的历史变迁 宋永毅 再论粮食战争:军事共产主义和中国大饥荒的发生 谭 刚 形象塑造与政权巩固--建国初期内蒙古牧区的性病防治工作 研究笔记 吴元中 传承与重构--评析张千帆的「中华宪政观」 景观 杨衍畇 建构乌托邦的国家神话:二十世纪俄罗斯艺术发展 书评 伍 国 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底层心态史--评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 杨龙、李湘宁 1970年代末的理论论争与政治变革--评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吴江回忆录》 卞冬磊 「活人」办报及其历史书写--评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 陈华文 国家构建中的历史记忆与现代指向--评任剑涛《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 胡悦晗 一部日常生活视角下的民国北京城市史著作--评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李 劼 政治与体育--评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三边互动 编后语 图片来源 注释 1 库恩(Thomas S. Kuhn)着,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页98。 3 华男:〈受“国故毒”的学生听着〉,《中国青年》,第24期,1924年3月29日,页1。 4 摩尔根(Thomas H. Morgan)的遗传学理论在195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文革期间分别受到激烈批判。 5 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载三联书店编:《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5),页215、216、225。 6 吴文祺:〈批判胡适派的考证方法〉,载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胡适思想批判资料集刊》(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页279-80、281。 7 金应熙:〈胡适的治学方法和其反动本质〉,载三联书店编:《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三辑(北京:三联书店,1955),页259、266。 8 所谓“封、资、修”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学、几乎所有传统文化都属“封建主义”。 9、10 毕全忠:〈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 11 文哲:〈久违了,“国学”!〉,《人民日报》,1993年8月18日。 12 王之昉:〈高屋建瓴,启迪后人〉,《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日。 13 季羡林:〈国学漫谈〉,《人民日报》,1994年2月16日。 14 赵为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活动赢得国内外好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页121。 15 李江涛、丁静:〈将英语拉下“神坛”?──透视北京中高考改革降低英语权重〉(2013年10月21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1/c_117808627.htm。 16 金开诚:〈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爱国议思想感情〉,《群言》,1989年第12期,页5。 17 任青、史革新:〈“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综述〉,《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1期,页77。 18 张岱年发言,参见〈批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发言摘编〉,《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1期,页26。 19 张岂之发言,参见〈批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页27-28。 20 李文海发言,参见〈批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页29。 21 李侃发言,参见〈批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页29、29-30。 22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4年第20期,页853。 23 参见百度百科之“爱国主义教育”条目。 24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2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04年3月23日。 26 〈中宣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04年第4期,页40-44。 27 〈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民政部 文化部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05年第9期,页19-20。 28 易启洪等:〈中国传统文化与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江西农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页49。 29 崔乃林、黄宝先:〈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页66。 30 张永:〈“国学热”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中国市场.学术论丛》,2007年第3期,页59-60;任静:〈“国学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启示〉,《学理论》,2010年第25期,页282-91;王芸:〈“国学热”现象给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思考〉,〈铜陵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页123-25。 31 苏娟:〈近年来国家文化安全热点问题分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页42。 32 陈斐:〈国学与国家文化安全〉,《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2期,页51-56。 33 韦伯(Max Weber)着,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319。 34 伊斯顿(David Easton)着,王浦劬等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页306。 35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着,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页188-89。 36 康晓光等:《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页316、31-32、52、55、49。 37 雷颐:〈今天非常“法兰克福”〉,《读书》,1997年第12期,页63。 38 详见雷颐:〈名同实异:胡适的“整理国故”与大陆当代“国学热”比较〉,载潘光哲主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页174-94。 39 〈光绪元年九月初二日工科给事中陈彝片〉,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页330-31。 40 〈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载《洋务运动》,第六册,页152-54。 41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尚书奎润等奏〉,载《洋务运动》,第六册,页212。 42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内阁学士文治奏〉,载《洋务运动》,第六册,页216。 43 以上内容参见涩泽荣一著,王中江译:《论语与算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页3、4、173、88、76、89。 雷 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来源: 《二十一世纪》2014年2月号 | 责任编辑:余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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