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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司马迁作七十列传之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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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sh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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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13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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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司马迁作七十列传之缘由
[转载]司马迁作七十列传之缘由
2015-5-12 |系统分类:[color=rgb(153,153,153) !important]
人文社科
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列传一体所占比例最大。列传的创立，也使得中国史学突破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只关注帝王将相的视听言动的狭隘范围，从而将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都纳入其中，《史记》的画面变得更加壮观恢弘。对此，吉川幸次郎先生有很好的总结，并将这一点列入《史记》最显著的两个特征：
由于这种自负，写了这部一百三十卷巨著的司马迁的态度，便有了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瞩目于人类的全部事迹。位次，他从各个侧面，广泛地记载了从黄帝时代（司马迁认为它是历史时代的开端）到他自己所处的汉武帝时代的真迹。记载的中心部分，就是所谓的《七十列传》。其中不仅有政治家、军人、思想家的传记，而且还有刺客、侠客、俳优、男色、卖卜者、商人等等的传记。因为这些传记像《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各各都显示了人类的不同侧面。……
为了批判性地认识人类的存在，就必须熟悉人类的全部事迹，在这个史学家的心目中，这是第一重要的。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创作七十列传，为刺客、侠客等下层人的人生作传又蕴含着哪些意义？
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司马迁作了简要回答，并亮明了列传的择人标准：“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ii]“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一点，在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中早已点明。元封元年，汉武帝准备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谈却在这时病倒，无奈只能“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以致“发愤且卒”。当时，司马迁正奉命出使巴蜀归来，在河洛之间见到了临终的父亲。此时的司马谈充满了遗憾和无奈，他跟儿子将自己的家族史，自己未酬的壮志，以及对司马迁的隐隐期待。千古之下，犹令人读之潸然。司马迁为我们记录了这个感人的场景：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同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遗风，达太子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公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iii]
司马谈讲得恳切，司马迁答得坚决。作为太史公，司马谈有很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生逢盛世，他急切地希望能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而且他已经着手在做这件事情。无奈天不遂人愿，废天下之史文让他感到惧怕，并因之而深深自责。“所欲论著”只能期待着自己的儿子，所以在临终遗言里，他两次告诫司马迁复为太史，承继祖业；并以周公、孔子来勉励他，同时用孝道加以鞭策。司马迁在悲痛之中向父亲作了承诺。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迁深受儒家影响，尤其是作为儒家处世精神的“三不朽”思想[iv]。司马迁有很强的立名意识，记载历史上那些不平凡人物的非凡人生，使之传于后世，这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一个直接目的。
如果说《太史公自序》是七十列传乃至整部史记的一个总结，那么作为列传首篇的《伯夷列传》就可以看作是七十列传的一个提纲。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不仅进一步指明了他作七十列传的原因，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是最令司马迁困惑的事情，也是几千年来争论不朽的一个问题。真的有所谓天道吗？如果命运天定，人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不可知，那么，我们又当如何生活？加缪说：“惟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自杀是人对于生死的自主选择。不过，死亡对于人毫无意义，对人来讲，它从来都是一个不可更易的结局。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如何走过通往死亡的路程才更有价值，更让人期待。条条大路通罗马，而这世界上开路的人总是少数，绝大多数的行者踏着相同的步伐迈向死亡。尼采说：“和那些伟大的死者比起来，有权生活的活人太少了！大多数人活着，那些少数人却死了，这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错误，是‘从前即如此’这堵空白的墙对‘本不该如此’这一道德判断的反叛。”[v]司马迁在列传中，就给我们展示了许多“有权生活的人”的人生，他们或得意，或坎坷，或功名显赫，或湮没闾巷，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扶义俶傥、行迹异于常人，其中便包括司马迁本人。关于这一点，后文将加以详述，在此暂且不表。
对于司马迁为何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历史上多有争议，观点不一。批评的一方，以唐代刘知几为代表，他在《史通》卷八《人物》中给司马迁以严厉地批评：“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vi]；清代赵翼则持“随得随编”说：“《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可知其随得随编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编次》）[vii]；章学诚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太史《伯夷传》，盖为七十列传作叙例，惜由、光让国无征，而幸吴太伯、伯夷之经夫子论定，以明己之去取是非，奉夫子为折衷，篇末隐然以七十列传，窃比夫子之表幽显微，传虽以伯夷名篇，而文实兼七十篇之发凡起例，亦非好为是叙议之夹行也。”（《丙辰札记》）。[viii]其中，章氏说法颇受赞许，一方面指出了《伯夷列传》实为七十篇之发凡，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司马迁的一大志向“窃比夫子之表幽显微”，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丘为之，迁亦为之。这也是司马迁著《史记》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对于赵翼“随得随编”说，不为后世学者接受（具体可参见张大可先生《史记体制义例简论》一文[ix]）；刘知几的批评虽是迂腐，不过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究竟哪些人可以进入列传？即司马迁在选择列传人物时，经过了怎样的思考和取舍。
《伯夷列传》与其余列传不同，叙议相间，行文曲折。传记正文自“其传曰”至“怨邪非邪”，仅二百七十二字。读后给人一种意在言外的感觉。那么，司马迁的言外之意究竟在哪呢？
开篇，司马迁即道明了自己作史的一个原则：“夫学者载藉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x]接着，文笔一转，提出一个问题。“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论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xi]许由、务光都是古代贤人，事迹多有传载，且有箕山之墓为证，却未入《史记》，而夷齐之事却尊为列传之首，为什么呢？在选择传记人物的标准上，司马迁很“考信于六艺”的原则。伯夷叔齐孔子多次称许，由光之事则载于《庄子》等书，所以记夷齐而不论由光。由此可见，司马迁基本是以儒家的标准作为列传人物选择的尺牍的，因为，《史记》要继承的恰是孔子晚年所做的《春秋》。这在后文将有详述。
然而，司马迁并非全然地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作为一位史学家，他对历史事实有一种谨慎和征信的态度。在司马迁心目中，孔子也是非常谨慎而小心的。孔子讲“无征不信”（《大学》），司马迁对孔子的观点也非一味盲从。此外，对于一些不合儒家规范的人物他也会不吝赞词，比如对游侠的激赏。
《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先是援引了孔子对夷齐的评论：“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接着笔锋一转，写道：“余悲伯夷之意，睹其轶诗可异焉。”继而引用了伯夷叔齐的传记，其中包括一首相传是伯夷叔齐所作的《采薇》，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xii]可见，伯夷叔齐其实满腹怨愤：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从，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这与孔子所说的“得仁无怨”迥乎不同，那到底孰是孰非？司马迁也很困惑，于是在结尾提出了：“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为伯夷、叔齐立传，而独书其“怨”，绝非偶然，这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而“怨”也是司马迁创作很多列传的一条主线。明代的陈仁锡将之一语道破：“子长写夷齐之怨，乃所以自写其怨，寓意颇深。孔子以夷、齐无怨，而太史公作传，通篇是怨。”（见《陈评史记》 卷六一）[xiii]这一点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表达得更加明澈。清人姚苧田先生也说：“惟天道无亲”以下六行乃因一“怨”字而别发其胸中感慨，卒以祸福之轻而名誉之重，引归传世正旨。”[xiv]近人钱锺书说的更是直白：“此篇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泰半，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马迁牢愁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xv]俱为知己之言。
章学诚所说的《伯夷传》为七十列传之“叙例”，一是申述了上面所说的司马迁的作史原则；再者就是进一步点明了列传的择人标准。
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早已有之。然而《史记》之前的史书记载的多是统治者的视听言动，在记述的广泛性上它们难以与《史记》相比。这一点，从前面所引的吉川幸次郎先生的论述就不难看出。可以说，司马迁开创了为平民立传的史学传统。而平民行迹最集中的记述即在七十列传之中。
《伯夷列传》最后，司马迁通过讲伯夷、叔齐、颜渊等人虽有贤行，却因为孔子的称扬名声更加彰著；与此同时，一些砥行立名的闾巷岩穴之士，其行高尚，却因为得不到圣人的肯定而湮没于世。司马迁欣赏他们的人生，更为他们哀叹，即“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有者强烈的愿望将这些人的行迹记录下来，让他们因为自己的赞颂而施于后世，即“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史记》是要继《春秋》的，司马迁更是准备做第二个孔子。[xvi]“扶义俶傥”是列传择人的一大标准，他选人物不以血统尊卑和爵秩高低为转移，更看重人物的典型性和历史贡献。以致他不为许多封侯列相的人立传，反倒记述了许多处于社会下层的如游侠、刺客、医卜、日者、商贾的行迹，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色。而自申屠嘉之后的许多丞相则不过“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xvii]既然无可称道，他们也就只是列入表中罢了。扬雄称司马迁“爱奇”，于此可见一斑。
综上可见，司马迁作列传是带着强烈的个人抱负的，对岩穴之士的关注也成了《史记》一书的一大特色。司马迁崇敬孔子，所以“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他作史更是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夫子。但是他也不盲从孔子，在开篇就提出了许多质疑；他所称颂的游侠等人更是行“不轨于正义”。班固就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xviii]可见在孔子心目中，《春秋》何其重要！司马迁要做第二个孔子，他也要借《史记》来寄寓自己对国家兴衰以及人生荣辱的看法，后世毁誉司马迁何尝不以《史记》？对于人生的看法，内容最丰富，观点最鲜明的恰在七十列传之中。《报任安书》中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春秋》之作与孔子的遭际不无关联，七十列传之成又未尝不带有司马迁的惨痛经历的印痕呢？
二 天人之际与司马迁之“怨”
还是从《伯夷列传》说起。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提出了许多疑问，其中最集中最强烈的一个就是对于“天道”的质疑：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尊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xix]
司马迁处在一个“五德终始说”与“天人感应说”风行的时代，这两套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维护大一统的格局和刘汉王朝的统治无疑起着稳定人心的作用。司马迁曾向“天人感应说”的提出者董仲舒学习过公羊《春秋》，深受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影响。然而，作为一名“不虚美，不隐恶”以“实录”精神著称于世的史学家，司马迁发现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依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一真理而前进，非但许多时候走向了它的反面。伯夷、叔齐、颜渊的不幸而夭与盗跖的终身逸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不啻为对“天道”说和“五德”说的绝妙讽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春秋》出，乱臣贼子惧”，《史记》同样也是刺世之书。司马迁笔锋一转，提到“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如果天道不是报施善人，那么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呢？或者，天道究竟存不存在？“余甚惑焉。”《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陈明自己作《史记》的一大动机就是要“究天人之际”，与他这一困惑有很大关系。而这也是对老师“道之大者原出于天”这一思想的一大挑战。
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进一步点明了这个问题：“太史公惑于不轨而逸乐，公正而遇害，为天道之非而又是邪？深惑之也。盖天道玄远，聪听暂遗，或穷通数会，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必福，行恶未必祸，故贤达皆犹昧之也。”[xx]
对于天道，司马迁非常矛盾。他有时承认天道，他在《高祖本纪赞》中就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秦汉之际月表序》中，称赞汉得天下是“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从这些话里，我们不难看出天命论的痕迹。但是，司马迁明确反对将一切归之于天命的做法。例如，他在《项羽本纪》中就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xxi]直到临死还不能认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却归之于天，多么荒谬！又如，《蒙恬列传》中，他又对蒙恬归罪地脉的说法提出了严厉斥责：“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斩山堙谷，通直道，故轻百姓力矣。夫秦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xxii]蒙恬的被诛说到底在于他的不识时务，不惜民力，而只为一家之私。对他的死，非但不同情，反而大加嘲讽。“尽人事，听天命”，许多本可以靠个人努力改变的东西而不去改变导致最后失败，而罪之于天，就显得幼稚可笑了。
正如张大可先生说的那样：“作为史官，司马迁必须对天命论这一官方哲学作出反映。……但是，司马迁有着特殊的生活经历，他知识渊博，壮游全国，奉使巴蜀，扈从武帝负薪塞河，有着极其深厚的生活实践，了解人民群体的力量；尤其是无辜遭受腐刑，体验了天道的虚妄。这些生活与体验就是司马迁产生进步的天人观的源泉。”[xxiii]这就很好的说明了司马迁在对待天道的问题上何以这么矛盾。对这种矛盾，钱锺书的解释更加通达：“马迁惟不信‘天道’，故好言‘天命’即疑无天道，曰天命不可知者，乃谓天道无知尔。天道而有知，则报施不爽，人世之成亏荣悴，应各如其份，咸得所当，无复不平则鸣或饮恨吞声矣。顾事乃大谬不然，理遂大惑不解。……然马迁既不信天道，而复持阴德报应之说，既视天梦梦，而又复以为冥冥之中尚有纲维主张在；圆枘方凿，自语相违。盖析理固疑天道之为无，而慰情宁信阴鸷之可有，东食西宿，取熊兼鱼，殆人心两歧之常与。故疑无天者，犹每私冀其或有，而信有天者，则常窃怨其若无。”[xxiv]人是一种很渺小的存在，很多时候，天的存在是对人的一种慰藉。然而，天遂人愿终是难得，“天道非亲，常与善人”也往往只成了一个美好的期许。命运无常，天机难测。可是人终究需要一种可以凭依的东西，这也是“天道论”数千年而不穷敝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如果天道不可信，不可凭依，那么是什么主导了人的命运呢？七十列传记述人物达300余人[xxv]，各人的命运都不尽相同。在记述他们的人生时，司马迁认为时遇很重要。《佞幸列传》开篇就用一句谚语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力田不如逢年，善事不如遇合。这时遇是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种不可测的天命。在七十列传中，司马迁对于善于识人用人者大加赞扬，比如他就为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以养士著称于世的战国四君子单独立传。对于生不逢时的贤人，又嗟叹痛惜，这在《李将军列传》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李广是列传人物中最受司马迁怜惜的一个。同样在开篇，司马迁借用汉文帝的话来评价李广：“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近乎讽刺的语气中，寄托了太史公对李将军生不逢时的痛惜之情！性格决定命运。列传人物，性情各异，个性鲜明。司马迁对此有精到的把握，同时他注意将人物性格与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块。比如他记子路。自其性格“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xxvi]始，至其结缨而死鲁卫之事止，最后用孔子闻卫乱而知子路必死其事作结。孔子何以知之？完全源自他对子路为人和性格的熟悉。商鞅不是司马迁喜欢的人物，在《商君列传》赞中，司马迁说商鞅：“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xxvii]对商鞅刻薄少恩的性格的批评可以说毫不留情。对于其被车裂，“卒受恶名于秦”的结局毫无同情，而且高呼“有以也夫！”。大有“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快感。
命运无常，对于笃信天道的人来说，如果遭逢不平，心中能不悲怨？屈原和贾谊都是司马迁欣赏的人物，两人均是怀瑾握瑜，却都是忠而被放，悲愤满怀，郁郁而终。《屈原贾生列传》里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旨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xxviii]一个“怨”字写尽屈原心中不平之气。这“怨”字之后，何尝只有屈贾二人，司马迁本人也是隐然可见的。正如近人李景星所言：“以古今人合传，一部《史记》只得数篇。……此篇以遭际合也。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马三人合传读可也。”[xxix]
天汉三年，司马迁遭李陵之狱，受宫刑之辱，幽于缧绁。这对一心想完成名山大业的司马迁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他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屈辱，又深刻地体会了“亲友莫救”的炎凉世态。他的“怨”气，在《报任安书》中表露无遗。
先是说自己屈辱与孤苦。“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xxx]虽是自嘲，心中痛楚却跃然纸上。“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xxxi]李陵之狱带给司马迁的屈辱可见一斑！这种屈辱也让司马迁对主张严刑峻法的人毫无好感，他为商鞅的死拍手称好；将酷吏与循吏分别立传，交相对应，对他们大加鞭挞。这一切，无不与他的这段经历有关。
其次，与屈原、贾谊一样，司马迁也是因为尽进肺腑之言，反为汉武帝猜疑，以致下狱遭辱。李陵以五千精兵深入匈奴戎马之地，与单于连战数十日，所杀过当。使得单于“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xxxii]而此时的李陵却得不到任何支援。即便如此，他还是率军转战千里，直到矢尽道穷，士卒死伤如积。对这位有国士之风的大将，虽然“素非相善，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司马迁仍是佩服激赏。李陵降匈奴后，先前争相奉觞上寿的公卿王侯们，此刻却忧惧不知所出。对此，司马迁极为愤慨。他爱李陵之才，信任李陵的为人。面对惨凄惮悼的汉武帝，他根据自己对李陵的了解，称李陵身虽陷败，而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他想通过自己的陈辞，“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司马迁的诚挚可爱于此得见。然而，汉武帝却不这么想。他非但没体察到司马迁的这层深意，反而以为司马迁是借为李陵游说来将责任推到贰师将军李广利身上，“遂下于理”。可是，这场战事的失利不该由李广利来承担吗？司马迁言必称主上、明主，实则是对汉武帝的绝大讽刺。
“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xxxiii]身陷囹圄而交游莫救，何其悲哉！这是最让司马迁寒心的。所以，列传中写友情，无不诚挚感人；写世态炎凉，无不让人唏嘘落泪。这些都和司马迁的这段经历密不可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此等悲愤，何逊屈贾！《报任安书》也无异于第二部《离骚》！《屈原贾生列传》赞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涕，想见其为人。”[xxxiv]如果说司马迁相见孔子为人，是出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话，那么他想见屈原，就是因为其悲同，可以千古同哭吧！
傅庚生先生说过：“作品之感人深，自于作者之至诚，至诚之发又自于深情，情之本未深或未尝以深情临之者，必无其诚也。”[xxxv]《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作“无韵之离骚”，很大一个就是缘于他的真挚感人。尼采讲：“历史是要由有经验有性格的人来写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高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过去的语言总是神谕性的，只有当你了解现在并创造未来时，你才能了解它。……同样的，只有正在创造未来的人才有权利去裁判过去。”[xxxvi]司马迁的这次遭遇可以说让人难以启齿，但就是在这样的屈辱面前，他挺立了过来，而且成就了《史记》这一惶惶巨著。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司马迁经历了一件伟大的事件，他的人生也因这坚韧而变得更加壮美和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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