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与岸的辩证关系,德国哲学巨擘海德格尔在《筑·居·思》当中说得最富存在感也最为透彻。海德格尔明确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岸之所以成为岸,乃是因为桥跨越了河:“桥飞架了溪流,如此轻盈而有力。桥并不只将已在那里的岸连接起来。岸显现为岸,仅仅由于,桥跨越了溪流。有了桥,才有相连的岸,它故意地跨越了两岸。通过桥,此岸才可以与对岸才被链接起来。岸并不是沿着溪流而相对的两条带子,它联通了旱地。通过岸,桥给溪流带来了岸后的大片旱地。这使得桥、岸、地相互成为了邻居。桥将岸聚集为围绕着溪流的景观。”[16] 这就意味着,通过桥,才能沟通岸,同时也聚合了大地。“跨文化”研究恰恰因为桥的存在,所以形成了文化之间的“对岸”意识,进而联通了岸后的广袤大地,“跨文化”由此便成为了深层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 让我们继续海德格尔的思路,来反思“跨文化”的难题。桥,对于物而言,它给予了流水以空间,给予了水流以方向,就像是“跨文化”交流当中,沟通之桥使得双方都明了两岸之间的文化流动。桥,对人来说,给出了人们往返的目标,给出了人们以跨越的路径,沟通之桥使得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可以从此岸走到了彼岸,也从彼岸走向了此岸。而且,“在桥被架起之前,沿河有许多地点,许多物占居了那里。正是因为桥,某一地点才被证明为处所。所以,不是桥出现在某一地点并占居了那里,而是仅仅由于桥的长处,使得某一地点成为了存在。”[17] 这意味着,文化之桥的存在,使得桥两端的地点的意义得以显现了出来。由此,原本普通的地点(site)才转变为处所(location),这才使得“跨文化”的双方抑或几方变得有意义,从而将自身与他者的意义皆被阐明了出来。
然而,“跨文化”的地点对地点、场所对场所、处所对处所的沟通,仍是不够的,由此,更深入的所谓“文化间转向”便得以在全球学界出场。从当今德国学术界开始,这种“文化间转向”由于同全球化时代的契合,已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播撒与蔓延开来。2009年7月,笔者在参加的“第八届文化间哲学国际大会”就感受到了这种氛围,当时来自五大洲17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会其中,会议的主题是《作为人化生活的“幸福生活”:不同文化中“幸福生活”的概念及其在今日政治和社会当中的意义》,来自欧美亚非的学人们对于幸福问题贡献出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理解与阐释。
质言之,从“比较文化”、“跨文化”到“文化间转向”,它们分别承担了人文科学建构的不同层次的任务:“比较文化”的基本任务是“分殊”(diversity),我与你是“不同”的;“跨文化”的基本任务是“互动”(interaction),我与你是要“和”的;而“文化间转向”的基本任务则是“整合”(integration),我与你是“和而不同”的。在总体上,当今中国人文科学的建构,也需要从“比较”、“跨越”再到“间性”,这样分三步走来建构“自创性”的体系。 四、“以柔克刚”:如何利用“文化间性”策略?
所谓“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关注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融会和交融,进而形成相互的深入的文化理解,最终要达成全球性的“文化整合”。这种“文化间性”是当今全球学术界所面临的最新语境,这是由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日益频繁与深化,与此同时,文化冲突也在愈演愈烈,然而,“文化本质主义”(cultural essentialism)却已得到了全球陷落。[18] 在深入比较、跨越与沟通当然还有冲突之后,文化之间的“整合”也就变得愈加重要。
印裔德国学者拉姆•阿达尔•莫尔(Ram Adhar Mall)在其专著《文化间哲学》当中认定:“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就是一种多元事实现象。在元语言学的讨论中,它是作为一种建构而起作用的。……在积极的要素上,文化间性哲学就是一种对哲学信念、态度与视角的命名。没有哲学是单一的哲学,没有文化是单一的文化。这种视角是同所有不同的哲学与文化相匹配的,并使它们自身无法被抽象化。哲学的间性,既住居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也超越了它们的狭隘限制。”[19] 文化间性转向所带来的,并不是文化之间的比照,也不是文化之间的沟通,而是整合为一种“相互交叠”的关联,这就是文化间哲学思想所强调的“交叠”(These der Überlappungen)说,[20] 这亦近似于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政治哲学领域所倡导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论。
实际上,“文化间转向”的展开,本身就是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欧美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的无情解构,当然,也是对欧美学术霸权的积极解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文科学恰恰可以利用“主体间性”的策略。毫无疑问,中国人文科学并未处于全球学术的中心,也必须承认,你本身不可能也绝不构成文化霸权;然而,利用“文化间性”却可以驱动文化多元的发展与共生。与此同时,必须承认的是,中国人文科学还是有大有差距的,与西方学术有差距,与传统学术也有差距,这都需要迎头赶上,但中国人文科学的建构,却既离不开西学的规约,也逃不离本土的根基。
利用“文化间性”策略,当今中国人文科学面对西方霸权倒可以“以柔克刚”。以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为例,这次世界哲学大会再一次回归到“哲学故乡”雅典,来自世界各地的3300多名哲学家与学者参加这次盛会,也成为了世界哲学大会创办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希腊、俄罗斯、印度与中国也成为了参会人数最多的四个国家,这也说明世界哲学的格局正在发生悄然的改变。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哲学: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审问明辨仍是古希腊以降的西方主流知识传统,它早已成为了基本共识,而让回归生活似乎成为了世界哲学家们的某种新的共识。这样的会议主题的确是令人振奋的,因为曾经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哲学的那种——超越感性世界、追寻绝对理性——的哲思道路得以转变路向,哲学作为“生活之道”就是让哲学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目前,欧美最一流的哲学家也非完全秉承西方的硬性传统,诸如普林斯顿大学亚历山大·内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这样的当今哲学大家也明确偏向了“生活的艺术”的软性智慧,因为在他看来,哲学被当做了理论学科,却很少被认为具有针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意义,而“生活的艺术”的哲学家们则把哲学生活当做了最值得过的一种生活方式之一。[21] 在与内哈马斯本人的交流当中,他也惊讶地意识到,其实这种“生活艺术”的智慧并不囿于从苏格拉底到福柯的西方传统,中国儒、道、禅智慧不仅早有贡献而且更精于此“道”。
所以说,以“生活之道”来平衡“审问明辨”,那就是一种“以柔克刚”。中国人文传统其实就把哲学智慧视为生活方式,而不是超越“这个世界”之外的存在,在本次世界哲学大会上,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哲学主题上的“刚柔相济”。
本次大会希腊主席康士坦提诺斯·布杜里(Konstantinos I. Boudouris)致开幕词时候,就已明确表示,本次世界大会的贴切主题,就是去思考苏格拉底式的问题——“人应该怎样生活”?要去探索地球上不同民族的“多样性生活”,把哲学当成一门“生活的艺术”。这个吁求进而要求,“采取一种坚定的、负责任的立场,使得我们在彼此分离的哲学探索和直面共同问题的活跃的哲学活动之间找到平衡点”。将哲学当做一门“生活的艺术”,也非常接近于“生活美学”的观点,这其实也对哲学提出了更基本与更高级的要求,哲学回到生活是基本的,生活成为艺术则是高级的。与此同时,哲学早已不是欧洲文化的专利,欧洲那种“长青哲学”的模式在全球时代开始行不通,这就要以世界不同民族的“多样性的生活”作为根据来进行哲学反思。
同样,来自国际哲学联合会的主席威廉·马克布莱德(William McBride)则在开幕式上继续重申了这一主题,他直接宣称:“当哲学思想提供一扇窗户时,在哲学家身上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显示,一种充盈的生活”。我们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我们’”,要求哲学作为生活之道的理由,恰恰在于“当今世界,各种强权正在不断地迷惑着人们,诱使人们以最肤浅、最平庸的方式思考生活”。由于这种原因,本次大会把关于“哲学作为实践智慧”的全体会议,专设在雅典卫城脚下的普尼克斯山上举办,这座小山曾是古代雅典公民自公元前507年起用于公共集会和辩论的场所,古希腊哲学虽然来自于古代哲人对于天地万物的体察,进而提出了世界本源的根本问题,但是却更兴盛于古希腊广场上的公共空间的辩论。哲学就需要相互激辩,在审问与答辩之间,进而达到彼此明辨,但是哲学也不应成为与生活无关的玄学,它在西方的缘起那里就是源发自生活的。 世界哲学大会主题,一方面关注审思,另一方面回归生活,前者是“硬”的西方哲学传统,而东方则擅更长于后者这种“软”的智慧传统。审思仍是“理性”的,只有理性主义者才会说,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而生活往往在西方被视为“感性”的,人们更多在生活当中追寻幸福而非思辨,也许本次大会的主题就是理性与感性的均势与平衡。既然大会主题就是“哲学: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那么,哲学不仅要“硬性”地理性追思,而且要“软性”地成为生活之道,这也是“文化间性”策略运用的一次成功范例。 五、结语:建构“新的中国性”的人文科学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科学要倡导“自主性”,而中国人文科学则要力主“自创性”。社会科学的核心词是“主导”,自己主导自己的,而人文科学的关键词则是“自创”,自我创造自我的。以往笔者只聚焦于“新的中国性”(Neo-Chineseness)的文化与艺术问题,说的是当今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去中国性”(De-Chineseness)到“再中国性”(Re-Chineseness)的历史演进历程后,就面临着重构“新的中国性”的任务。[22] 如今看来,需要拓展开来,倡导一种具有“新的中国性”的人文科学,这也是当今世界对于中华文明的基本要求之一。
[1] 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学人》1996年总第9期;邓正来:《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林毓生:《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大陆版改名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4年版。
[3]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改变后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4] 李泽厚《再说“西体中用”》,原载《原道》第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 Wang Hao, Beyond Analytic Philosophy: Doing Justice to What We Know, London: Bradford Book / MIT Press, 1986.
[6] Jaegwon Kim, Mind in a Physical World: An Essay on the Mind-body Problem and Mental Caus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7] 李泽厚、刘悦笛:《“情本体”是世界的》,《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4期。
[8] 李泽厚、刘悦笛:《关于“情本体”的中国哲学对话录》,《文史哲》2014年第3期。
[9] Liu Yuedi, “Rethinking Emotions in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 No.1, Vol. 4, 2014.
[10]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2.
[11] Liu Yuedi and Curtis L. Carter eds.,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12]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1.
[14] 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5] A.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9.
[16]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1, p.150.
[17]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1, pp.151-152.
[18] Dieter Senghaas, The Clash within Civilisatio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ultural Conflict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18.
[19] Ram Adhar Mall,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 1.
[20] Ram Adhar Mall,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 100.
[21] Alexander Nehamas, The Art of Living: Socratic Reflections from Plato to Foucau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1-15.
[22] Mary B.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p.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