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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的教育学术追求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6-12 03:25
标题: 我的教育学术追求
我的教育学术追求

孙绵涛

内容摘要：学术研究要想达到“既上得去，又下得来”的境界，必需注重原创性研究，具体说来就是要注重经典著作的广泛阅读、日常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研究方法论素养的逐渐提高和具体研究方法的训练与运用。基于以上观点，本文从“我的学术追求”和“如何实现我的学术追求”两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作者的学术历程。
关键词：教育管理研究方法学术研究学术追求
作者简介：孙绵涛，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政策法规、教育行政与教育效能。

今天我要给大家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的学术追求是什么？二是我是怎样实现我的学术追求的？
首先，我的学术追求在于：让自己的研究“既上得去，又下得来”。所谓“上得去”就是要有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是本学科的理论，而且还是哲学层次的普适性理论，也就是说要让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一个哲学层次。不但要使自己建构的理论对教育管理学有意义，而且还要使它能对教育学、管理学甚至其它学科产生影响作用，这就是“上得去”。所谓“下得来”就是要使自己研究的理论能解决实际问题，即解决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问题，暂且不管这一理论最后能否把实际问题解决好，在构建过程中自己一定要力求能够解决它，也就是要尽力做到科学合理，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学术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做学术研究既要强调“上得去”，又要强调“下得来”。学术中的“学”者，形而上之谓也；“术”者，形而下是也。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上得去，才能悟出“道”，下得来，才能接触到“器”。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我的研究中“上得去、下得来”的整体构架，然后再具体说明我所研究的几个板块是如何体现“上得去、下得来”的。我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政策与教育法规、教育行政与教育效能等几个方面，成果也相应地集中体现于其中。其中教育管理基本理论主要有六论：教育管理学科论、教育管理活动论、教育体制论、教育机制论、教育管理观念论、教育管理人论。不难理解这六论作为基本理论范畴是“上得去”的表现，那么它们是怎么“上去”的呢？在教育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包括上述六个范畴，它们又是如何被人们所发现和认识的呢？从学理上说，我首先分析的是教育管理现象。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现象首先是活动。人们首先从事教育管理活动。比如老师上课、校长管理学校都是教育管理活动。这些活动是在一定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下进行的，这就是体制。我前后在国外呆了将近10年的时间，可以说对西方的教育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东西方的教育活动是不同的。他们的德育是没有正式的课程的，德育基本上就是参加宗教活动。东西方的教育活动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它们背后的体制是不一样的，而这些组织机构制度和活动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就有一个联系方式的问题，这就是机制。机制实际上就是教育现象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而教育管理活动的开展，教育体制的建构和教育机制的运行，都是离不开一定的教育管理观念的。这样，教育管理的四大基本范畴就发现了。最后，教育管理是对人的管理，所以离不开教育管理人论。这样，加上教育管理学科论，教育管理六大范畴的理论体系就建构起来了。这个理论体系是具有普适性的，不仅适用于教育管理领域，也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研究是“上去”了。那么又怎么“下得来”呢？其实就是让自己做的研究能够解决我们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当中的实际问题，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比如说教育政策研究，一个国家要发展改革教育，不可缺少对教育政策进行研究这一中间环节，所以多年前我就提出我国的教育研究要走向教育政策研究的观点。没有教育政策，一个国家的教育管理一定搞不好，教育管理在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就缺失了中间环节，研究自然不能“下得来”。教育政策研究是使教育管理研究“下得来”的研究。我所研究的教育政策就是我国一些具体的教育政策，比如教育体制改革政策、教师政策、教育经费政策和高校扩招政策等等。对于教育效能的研究也是一样道理。校长的管理效能、教师的教学效能、学生的学习效能、德育效能等，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东西。不关注课堂，教育管理研究就会失去研究根基，为此我专门开展了一项名为“高效能的课堂教学因素有哪些”的研究课题，同时进行了一些更加具体的研究，比如“关于学生做笔记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为教育管理理论提供了大量的可信事实和科学依据。
下面我把我的六论是如何“上得去”又是如何“下得来”的再做一具体解释和说明。我讲的是这里面最“玄”的东西：人论。从内容的角度来看，人论讲的是教育管理中的人性以及教育管理中和人性相适应的管理问题。我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人性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比如东西方思想家的人性理论、西方企业管理中的人性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理论。哲学上的人性理论在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上给了我们启示：内容上包括人性的起源、人性的结构、人性的价值、人性的性质和人性的发展，方法论上，东西方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经验研究法和思辨的方法。我的研究不可能做实验研究，我用的是在生活积累基础上的思辩研究。我的结论是，人性其实就是求生存和求发展。这里面同样包括起源、结构、价值、性质和发展这几个范畴。这种人性理论从起源来说是先生存后发展，结构上包括生存和发展两个部分；价值上，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但是在生存和发展方式上有善恶之分。如果损人利己，就是恶；如果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兼顾了别人的生存和发展，实现了“双赢”，就是善。性质上既有动物性也有社会性。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上去”了，但是它有“地下”的因素，如果在实际中不以人为本，就无所谓管理了。管理如果不按人的本性来进行，那就不可能取得好的管理效果。所以要根据人性来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运用这种措施来实施管理，这样人性理论就与具体的管理联系起来了。教育政策是很实际的东西，但研究教育政策不可能离开教育政策观的研究，这又是“天上”的东西。所以我说，一个做实际研究的人，一定要注意研究理论，只做实际工作是不行的；做理论研究的人，要注意研究实际问题，只做理论研究而不研究实际问题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应该努力做到既要“上得去”又要“下得来”。同时，我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理论能解决实际问题，但不一定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政策转换和实践接受与否的问题，不一定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其次，我是怎样做到让自己的研究“即上得去又下得来”的呢？
第一，注重研究的原创性。做学术研究不能做重复研究，我给自己定的规矩就是我所研究的一定是别人没有研究过的，或者是别人研究过但在某些方面或者某些程度上研究得还不够的东西。我从1983年开始研究教育管理学，在这20多年来，我研究了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行政、教育政策、教育法规和教育效能。在这些领域中，我研究的问题基本上是别人没有研究或者是研究不够的东西。比如在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方面，应该说过去有人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研究得不够，我从1983年开始重视教育管理理论研究，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创立了教育管理理论六大范畴：教育管理学科论、教育管理活动论、教育管理体制论、教育管理机制论、教育管理观念论、教育管理人论，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也出了一本书《教育管理学》。教育行政研究也是这样。20多年前我开始从事教育管理研究的时候，发现教育管理除了学校管理之外还有比学校管理宏观一点的教育行政，所以我就从教育行政的视角来研究教育管理，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是别人没有研究过或研究得比较少的，出版了我们国家比较早的一本《教育行政学》。研究教育政策也是一样，我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开始研究教育政策，虽然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但在当时的我国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出版了我国较早的一本《教育政策学》。教育效能的研究也是这样，国外的教育效能研究是从60年代开始的，我们国家是90年代初，我也是比较早的在1994年就发表了一篇关于教育效能的文章，而且在90年代初就参加了由世界上十几个国家的学者共同进行的名为“国际教育效能研究”的课题研究。回顾以往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我总是力图在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就算是别人走过了，也要从另一个不同的方向重新走出自己的新路。这样我就尝到了甜头，感觉自己的劳动不是重复劳动，觉得自己为这个学科多少还做了一点贡献。那么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能做到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和研究还不够的东西呢？一言以敝之就是要关注别人的研究。那么关注别人研究的什么呢？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就做，你要看别人做了没有，要注重研究过程中文献检索这一重要环节，文献检索做不好，就可能做重复劳动，只不过有时候是部分重复劳动，有时候全部都是重复劳动。所以，导师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学生做好文献检索。做开题报告的时候，文献检索不行，开题报告恐怕要重开；论文答辩的时候，文献检索没有做好，学生论文恐怕要重做。因为占有文献不充分，研究可能就会有问题。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研究，之所以说是别人没有研究或别人研究不够的东西，是因为我在文献检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当初我在接触教育管理的时候，感觉教育管理没有理论，教育管理学就像一个工作手册：A、B、C、D很好操作。但是当我查阅文献的时候发现这里面还是有理论的。有些校长和教育局长通过把自己的经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比如说教育管理规律有哪几条也是有一定理论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理论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范畴。我认为理论体系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用概念和范畴来表达，另一种就是通过叙事和描述的方式来表达。在前人的研究中，是有一些叙事和描述性的理论，但是在形成概念、范畴和体系方面做得却还不够。因此我要提高教育管理理论水平，改善教育管理知识状况，改变教育管理学科形象应该怎么做呢？我不能走别人的老路，不能再进行经验总结和叙事式的研究，而是要另辟蹊径。于是我搞范畴研究，发现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教育政策研究也是一样。我通过广泛地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很少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国外搞教育政策研究是很早的事情了。包括教育政策分析，也是做得很早的。但是中国没有研究。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由教育研究走向教育政策研究；由教育政策研究走向教育政策分析研究。我现在提出来，应该由教育政策分析研究走向教育政策的规范化和专业化研究。这也是在大量的文献检索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教育效能研究也是这样的。教育效能研究是1966年科尔曼教授的一个课题，他经调查发现：在对美国学生学业成绩造成影响的因素中，学校和学生所处的社区与家庭背景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于是“学校无用论”就出现了，接着针对学校无用论的另一种研究——学校效能研究也就随之出现了，后来研究学校改进。于是我提出中国也要进行教育效能问题的研究。后来发现，国外的教育效能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校教育效能方面。教育效能是与学校教育效能相联系的，同时也与家庭教育效能、社区教育效能、企业教育效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把学校效能和学校改进扩展到整个教育效能和教育改进，就是从学校扩展到社区、家庭和企业。这也是在充分的文献检索的基础上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的。总之我认为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进行原创性研究，不能做重复劳动，特别是刚开始做研究的青年学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学会做充分的文献检索。
第二，做学术研究要多读经典，注重生活积累。读书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然而我们现在几乎要把这个基础给丢了，成天忙着争课题、赶文章、追会议，应付没完没了的评估和检查，填写一些名目繁多的表格和总结，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坐下来读什么书了，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浅薄。现在是应该重新提倡认真读书的时候了。做学术研究要多读书，但不是什么书都读而是要多读经典的书。什么是经典的书，我认为凡是对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有深刻洞见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思维和思想的书都是经典的书。这样我所理解的经典的书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书：一是研究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的科学方面经典的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经典的书；二是研究彼岸超验世界的宗教方面的经典的书；三是既关照现实世界又关照超验世界的哲学方面经典的书。如此说来经典的书不算是太多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的书，其实一般都是这些经典书的发挥。我们看书，要追根溯源，去看那些源头上的书。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候读得书太少了，记得读得最早的书是《春秋故事》。我二十八、九岁才开始上大学。俗话说，30岁前好读书，所以青年学者在30前要好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比如我小时候和青年时没读什么书，到了壮年30岁才开始读书，书读少了，我的气不华、底气也不足、学问上不去。但是我自己肯努力并且爱读书，我已经读过一些教育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经典书目，现在主要读的是一些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书，包括：康德的“三大批判”、叶秀山的《哲学要义》、张世英的《新哲学讲演录》、冯契的《知识与智慧：冯契哲学论文集》以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等。我的感觉是我自己由读教育学到管理学而受益，然后又跳出管理学，走进社会学和哲学又进入了一种学术境界。如果不这样，就会“上不去”，只会停留在教育学和管理学的圈子里打转转。我经常去读一读康德的“三大批判”。康德是一座桥，做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不去经历这座桥就不会达到彼岸。康德是古代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近代哲学思想的开创者：黑格尔是从康德的主观方面发展其思想的，并从精神理念演绎到了社会现象；胡塞尔包括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是从康德那来的；康德还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思想中的先验部分的内容，在“三大批判”中研究了人的先验的认识力、意志力和情感力的问题，对人的先验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一种先验的人学，也是一种本体论的哲学。马克思在康德“先验人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人性学说。因此，我建议大家走向康德、走进康德、研究康德。只有研究康德才能懂马克思、才懂得马克思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和其意义在哪、才懂得马克思为什么要研究实践、才懂得为什么说马克思的实践学说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思想。然后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把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主要思想排列成了逻辑体系，它不仅传递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使我们对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它与西方思想对比联系起来，显得非常深刻。接着可以读读叶秀山的《哲学要义》，书中对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学说讲得深入浅出，要言不烦。再就是张世英的《新哲学讲演录》，在书中他能够把每个理论讲得都非常详细深入。叶秀山和张世英两位先生的书都谈到了现象学，但角度却各不相同，大家可以把两位先生的书结合起来读。我对“现象学”的研究是从1996年开始的。首先是看了胡塞尔的书，但他的原著《算术哲学》、《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的哲学观念》、《逻辑研究》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等难以读懂，对书中“意向性”、“内在时间”、“本质直观”、“先验还原”、“中止判断”、“意识流”等范畴似懂非懂。我后来是通过看了一些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书比如《熊十力的新唯积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现象学运动》等书以后，再读胡塞尔的那些书才对这些范畴意思有了些理解。按照我的看法，胡塞尔现象学的要义是要回答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即经验自然科学认识的可能性和数学、逻辑等观念科学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胡塞尔认为只有通过研究人的内部纯粹意识现象，即不考虑意识现象所代表的东西是否在实在的世界中存在，而仅把意识现象当作意识现象来考察。为此，要把客观外部世界（包括人自身）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搁置起来（bracketing）直观认识在人的意识中是怎样构成的。他反对认识者和被认识对象这种彼此外在的二元对立，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现象，都最终反映在主体的意识之内。因此世界是我们意识到了的世界，是我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生活世界（lifeworld），这是最明证的事实，至于独立于人的外物，其存在与否可以不去管它，那对我是无意义的。这一范式虽然考察的是人的意识现象，但这一意识现象却是人的生活世界，人所企图建构的意义世界（各种理论化的体系）来源于生活世界。另外，这一范式强调用返观自照的方式直观事物的本质，客观地描述知识在意识中构成的过程。我们知道，哲学认识论有经验的、先验的和二元的三种。胡塞尔是从先验的这条理路上发展起来的，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极端。由我对现象学的粗浅理解可以看出，只有认真阅读经典，才有可能领悟一些艰深的思想。因此我们要多读经典，搞教育的要多读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经典。为什么要读社会学的书呢？因为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实质是社会现象问题，研究社会现象就要读社会学的书。为什么要读哲学的书呢？因为要将社会现象进行抽象形成普遍的范畴，没有哲学修养是不行的。此外，读哲学的书，可以使人过上一种中国道家所主张的“人生的第二种境界”的生活，生活在现实之中却能使人心无旁骛，沉醉在一种纯思想观念的生活之中。我们知道，道家所主张的人生的第一种境界是远离社会现实，过一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这在现在是不太现实的；第二种境界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但执著地追求着自己生活的理念，而这对于一些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读书人来说，却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生活方式；第三种境界是到彼岸过上一种宗教式的生活，这种方式对一般人来说也恐怕是不太可能的。读经典能使我们过上一种既生活在现实之中，又能远离现实喧闹的“逍遥”式的生活，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做学术研究除注重多读经典之外，还要重视对平时日常生活的积累。留心身边的大小事件，如在路上看到的、听别人说的、多听广播、多看报纸等，只有积累日常生活才能“下得来”，当你写一个看似很抽象的东西时，才有可能包括丰富的实际内容。总之，我们要多读经典，读了经典，你的研究才能“上得去”；要注重生活积累，有了生活积累，你写的东西才能言之有物，才能“下得来”。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做一个有心人，心里老想着这两件事，就有可能去做好这两件事。
第三，做学术研究要注意研究方法论素养的提高和具体研究方法的训练与运用。方法论有两个方面的素养：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素养，另一个是西方范式方法论的素养。我们现在讲的教育学研究方法论都是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我通过在西方近10年的学习，发现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同的研究方法论，叫范式方法论（paradigm methodology），这是西方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论。我研究的新范式方法论是由现象学范式、解释学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和符号互动范式五个范式运动构建的研究体系。这两种方法论的区别在于，前一种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基础演绎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再演绎到具体研究方法；范式方法论是从范式入手向上深入到哲学层次向下深入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层次。这两种方法论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学者比较熟悉前一种，对后一种可能比较陌生。提高研究方法论的素养，重点在于熟悉西方范式方法论，因此我写了一篇名为《西方范式方法论的反思与重构》的文章，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中，并由《自然哲学》作为重点文献加以介绍，现在有些研究生做博士论文都要看这篇文章。下面谈谈具体方法的训练和运用。两种方法论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第一种教你怎么具体运用每种方法；第二种是从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方面来处理问题。现在我把第二种方法简单做一介绍：做研究首先要收集资料，之后才能进行分析。范式方法论很强调怎样去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第一步，收集资料有很多方法，每种方法都讲得很详细。例如访谈，一是确定访谈对象，即访谈什么人，为什么访谈这些人；二是有哪些访谈问题，为什么要访谈这些问题；三是你怎么样做这次访谈，为什么这样做访谈；四是访谈的材料怎么处理，初步处理、中途处理和最后处理是如何进行的。做硕士和博士论文，最后的附录中都应该包含这些东西。第二步，怎样分析资料数据。分析资料的方法有两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量化分析主要用软件包进行，这里主要讲的是质性的分析方法。首先是对材料按内容等进行组织；其次是进行抽象，就是要抽象其“本土概念”，然后发现这些概念间存在些什么关系，它们能不能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能不能“上得去”。如果发现这些本土概念不够，就要创造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进行理论建构的必要准备。创造出这些概念后也要看这些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对应关系还是递进关系。如果理清楚了，就把本土概念和你所创造的概念结合起来看能否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如果能够，那么这个理论建构就完成了。现在大家认为量的研究很难，其实不然，把数据弄准确，操作步骤不出问题就好了。但是后一种质性分析则很困难，本土概念和创造概念的提取都要准确、全面，否则后面的理论体系就建构不出来了。例如，在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研究的过程中，从收集到的所有的政策文本中把政策文本本身就有的概念如基础教育体制、高等教育体制、招生制度、分配制度和管理机构等全部抽象出来，这就是本土概念，也可以把前两个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是一种递进关系；另外还要创造一些概念，比如创造一个学前教育体制，然后将它与前面的本土概念结合起来，这样就建构了一个从学前教育体制到基础教育体制，再到高等教育体制的新理论体系。至于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我们发现它们与一定的管理机构形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于是这一发现又为教育体制理论是由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制度）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总之我的学术研究追求的是“既要上得去，又能下得来”，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需要注重原创性研究、注重多读经典与日常生活积累、注重研究方法论素养的提高和具体研究方法的训练和运用。以上是我个人多年来做研究的体会，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系列中“我的学术追求”、“我的学术反思”、“我的学术困惑”的一部分，贡献出来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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