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刘君攻考古学,故对于考古学上之材料,认识较真切,对于龙山文化尤多新材料,以马列主义为口口,故有时不免陷入幼稚…… |
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故有时颇多新见解…… |
……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
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学也。自家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注重组织及办事能干,殊非所长也。 |
我自己觉得对于书本的嗜好,仍是太过分,对于田野工作的兴趣远不及对于书本的爱好。[11] |
李先生问我:“觉得田野工作滋味如何?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只得苦笑而已。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
我觉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了,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味。 |
与他(皮特里)一比较,我所受的教育,自然是完备得多,但是我所读的多是偏于文史一方面的东西,与考古学不生关系,自己对于古物虽有嗜好,在初中时便喜欢拣古钱,但对于用人办事的才干太差劲了。……将来的成败,实属不可预料,我只好不断努力,聊尽己责而已。[12] |
我觉得,要弄考古学,非有人类学的根基不可。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Spencer[斯宾塞]、Taylor[泰勒]等的uniformistic evolutionism theory[均变论],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19] |
今日开工,掘1001墓,工人6名,工作一日,墓道已露。另有工人4名,留在工作站中修理房子。选定1001墓,以其为规模较大者中最近工作站者,离站有2公里许。墓南有一砾石墓道,遂横贯墓道掘广2米、长5米之探沟,其初不见扰土之痕迹,砾石间杂沙土,质颇坚硬,有类千佛洞一带之砾石岩。 此或即石[璋如]君前年试掘时认为生土者,一触即成片下坠,而壁上则为坚固之砾石岩,杂有一层沙,为地史第四纪所成之石,未经人工扰过。此后发掘较易,即沿边缘内向北推进,以求墓门。以墓道不广,不能同时利用多人,故即开1002墓。此墓无墓道,故即在坟南半,掘一广2米、长4米之探沟,深达1米,皆为砾石及沙,至收工时未得端倪。余以为此间墓室、墓道以及外围之砾石排列,并非如黄文弼君所云人工故意堆砌石块于其上,实由于当时堆土混合沙砾,以其较周围稍高,受风吹扬,细沙四散,仅余稍粗之砾石。至于地面下约半米至1米之硬土……日人《新西域记》之吐鲁番旧墓图所示,疑即由于误以此硬土当原来保存之生土。此层硬土过薄,且其质颇易崩堕,故不当为保留之生土。 |
今晨李济之先生特别唤我到他办公室中去,叫我将来到西北以前,应该先与傅所长及向先生接洽好下列诸事: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合作条件(最好用明文规定经费报销之办法,报告及收集品之分配,合作之期限),考察团与后方之联络关系(经费之支拨手续,今年后经费之筹划及需用品之供给,谁行负责。工作报告交与何处。工作计划之决定及更改,由何人决定)。考察团内部之分工合作(谁为团长,指挥一切。会计及庶务之分派。关于发掘事宜,谁负全责。考查之路线及发掘地点之选定,临时报告及正式报告之分工办法)等等,皆须于离开李庄前决定。因傅、李交恶后,李先生不便管理此事,故要我自己与傅先生接洽。李先生又提到自己之经验,关于助理员及工头,顶好由自己训练出来,难用现成者,以不便指挥也。个人关于发掘技能,最好能各种皆可有能力自任,不得已时可作One man team[光杆队]。 |
上午所中开会,先对郑所长提意见,先由东区郭宝钧、苏秉琦二人,其次为西区尚爱松、曹联璞、徐旭老三人,西区意见颇尖锐,近代史所荣孟源提意见,语言所罗[常培]所长亦对郑攻击,接着吴晓铃提意见,并提及燕京大学于1934年冬驱逐郑先生事,此时郑感情冲动,近代史漆侠提意见,郑已停笔下泪,主席刘桂五即宣布休息,郑凄然离席返办公室。刘即赴近代史所,请范老来,休息半小时再开会,社会所严中平提意见后,范老即起而代郑所长解围,对上半时提意见者加以批判。郑所长致答辞,亦多申辩语及反击语,此时已11时半,郑以开会先离席。接着所外同志对我提意见,12时散会。下午所中同人续对我提意见,3时1刻完毕。散会后至梁先生处报告上午情况。至北大与裴文中、向觉明二君商谈考古训练班问题。晚间至王天木君处闲谈,知昨晚郑、向在天木处为文科研究所古物吵了一架。 |
下午修改自我检讨。西区送来意见:(1)政治思想不够明确,在本所内缺乏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也缺乏主人态度,工作被动,与世无争,只做事务性工作;(2)本所在午门展览,夏所长直接领导布置,费了几万斤小米,但为什么要展览,为谁展览,都不够明确,能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应该详细检讨,从这上面即可以看到政治水平及服务的方向;(3)技术观点很重,对考古学的人没有团结,对后进的人也不重视培植训练(最近的考古训练班,听说夏所长又要请假回家);(4)做着所长,常觉得自己是研究员兼所长,无论在院领导的面前,郑、梁二所长的面前,以及群众面前,都是束手束脚,不知思想有什么顾虑,应该好好检讨。 |
上午8时半开会,由[支部书记]靳尚谦同志主持,我作自我检查,对于政治立场及思想意识二方面各作检查,然后由到会同志提意见,先由尹达、靳尚谦二同志,分别以介绍人身份提意见。尹同志提出:(1)不要将“孤独”,“洁身自好”的脾气带入党中;(2)知识分子特别要注意纪律性及组织性。靳同志提出,要提高政治热情及政治积极性,要加强原则性及战斗性,学会走群众路线。由卢兆荫同志转述支委会的意见:(1)多关心政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提高政治觉悟,培养工人阶级感情;(2)学术方面,划分界线,灭资兴无。然后由苏秉琦、黄文弼、郭宝钧、牛兆勋各同志分别提意见。已近中午,乃由靳同志交到会党员举手表决,获得通过即宣布散会,许多同志与我握手道喜。 |
花了一整天的工夫,将整风思想小结写出来。自从去年8月22日听了传达八届八中会议的决定以后,不久即转入整风运动,将近半年大部分时间花在整风中,但是写起整风思想小结来,仍是觉得困难,党组规定字数1500-2000字,写好后,即誊清一过,明日交卷。 |
下午参加全所大会,主席宣布开会后即说“由夏鼐再作检查” (前次散会时是说“夏鼐同志和靳尚谦、林泽敏”),谓前次的检查又长、又臭,不像话。我知道形势已有变化,将预备好的检查稿子稍加变动,谈了1小时余。然后大家提意见,意见很多,而且尖锐。6时半散会时,介绍工作组同志,我才发现今天已有工作组一人参加。晚间7时半重新开始,对我继续提了半小时的意见,然后转到对林泽敏和靳尚谦提意见,也都让他们站起来。近10时半才散会。今天下午大会的空气甚为紧张,对于我的错误,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负责考古所这么多年,将考古所办到如此地步,像群众揭发的那样,实深感惭悔。至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及立场模糊,并且解放前站在反动立场上,经揭发后更为惊骇和沉痛,希望通过这次运动,能引火烧身,根本改造。如果不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返家,秀君未睡,精神甚为紧张,我劝慰之,怕她旧病复发。我相信自己能受得起考验, 上床后辗转不能入睡,今天的事震动甚深,用安眠药后始入睡。 |
此时看表已近5时,考古所有人喊出“考古所三反分子牛兆勋、林泽敏”,并带他二人上台,我正坐在他二人外边,站起来让他们过去,旁边有考古所的人,忽唤起我来,我只好跟着上去。 |
下午所中成立红卫兵,3时揪斗“反动权威”苏秉琦示众,集中所中全体牛鬼蛇神,戴纸帽游行,绕所中三匝。我打黑旗,牛兆勋、林泽敏打锣,有反动权威徐旭生(未到)、郭宝钧、黄文弼、陈梦家、苏秉琦、安志敏……等,共计26人。 |
这次变为“全托”了,睡草荐,自带被褥。好在是不分“牛鬼蛇神”与“革命干部”,一视同仁。全体人员都集中所内,住在办公室里,一般是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我住在四合院南侧西首的小屋中,好像是三、四人一间,大概是对于特别班的优待。上、下午和晚间,三次分班学习,读报纸(《人民日报》)和学《毛选》,写检查。最后一项是特别班学员的特别课。每次买饭,特别班的学员放在最后,像幼儿园一样排队前往食堂,快80岁的徐老(旭生)当领队,走在最前,因为他年老走得慢,大概是一则照顾他,怕他落伍,买不上饭;二则照顾我们这些特别生,免得抢先。[50] |
下午至窑场参加晒砖坯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脱坯、两脚踩泥,后来盖房时运砖、递砖,虽不在免役之列,总算是照顾做轻微体力劳动。这也是所谓“弱者总占便宜”。 |
各连有邮递员,每日去邮局送取邮件……听说文学所是钱钟书同志。据云,他帮助邮局里工作同志辨认难识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优待,常得茶水款待。这真是“大才小用”,他自己却谦虚地说:“废物利用!废物利用!” |
偕苏秉琦同志去东岳公社,晤及历史所熟人张政烺(正在饲猪)、谢国桢、尹达(打麻绳)。途经“临湖轩”,晤及吴世昌同志(管理工具器材)。返校,得家中回电,催我返京。与军宣队老窦同志商量,决定明天请假返京。 |
《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十六岁寿辰》 —调寄减字木兰花有序 今年12月26日欣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76岁诞辰。这个寿辰,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在革命人的心中引起热烈的庆祝。喜逢佳日,普天同庆,欣然命笔: 韶山圣地,日出东方红无比。 万道金光,百年妖雾一扫空。 雄文四卷,顿教天地齐改观。 雨露春风,全球祝颂毛泽东。 |
下午,赴南长街礼堂,胡乔木院长谈院中工作,谓今后恐更无暇多管院事,正在讨论改革体制,谈及颇赞同我所提的不要三化(衙门化,宣传部化,企业化),强调科学研究,只能用科研成果直接或间接为四化服务。 |
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处,商谈所事,兼及院事。邓有消极意,说干不下去了,要离开社科院,但为其企业化办法辩护,说没有要全院企业化,只要行政方面企业化。[56] |
伏案终期老未休,无端被召上高楼(王荆公诗:“不畏浮云蔽白日,只缘身在最高楼。”)。樗材聊作补丁用(此次调整名单确定后,发现漏洞,打上两个补丁,可与《红楼梦》“无才补天”之顽石比美欤?),时人错认作封侯(有人问打补丁deputy[副]院长之级别,为部长级耶?局司级耶?真是“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争名学少年”)。[63] |
……[蔡荣生]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常驻代表团情况,及今年秋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探讨“世界重大问题,准备教科文23C/ 5文件(两年计划)”,总干事召开一次高级咨询会议,我院竟派╳ ╳ ╳作为代表,别国的代表都是学术界硕学之士,对于探讨世界重大问题有发言权,而╳ ╳ ╳则为外事局职员,无法置喙。最近华裔黄高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科部门发展研究处代处长)来华访问时还谈及此事。又谈起上次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开会时,陈╳ ╳ 代表竞选副主编落选及会上表现,拍桌子骂主席AsirovC苏联)霸权主义操纵编委会。 |
我至院部,至外事局副局长处,请他召╳ ╳ ╳来,一起谈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对于我们派╳ ╳ ╳参加总干事召开探讨重大问题的高级咨询会议不满,关于宗教所代为组织宗教艺术国际会议亦不满意,希望今后加以注意[64]。 |
1981年9月29日:童恩正同志来,谈在美国已与哈佛大学谈妥,教育部亦已批准,将于明年起合作进行西南石器时代考古。我邀童同志到自家共进午餐,加以说服,考古工作不能与外国人合作,不能贪小便宜,将研究权拱手让人。他亦首肯,事已至此,他亦无能为力。…… 1981年11月10日: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Michal[米沙尔」偕同译员来所访问……谈及到临潼秦俑坑能否拍照,并提出中法联合考古的建议,婉拒之。至宦乡同志处,他昨天刚由瑞典、西德归来,我汇报关于川大与哈佛大学联合考古事,他说西德也曾提出,已加婉拒。 |
……参加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5周年的纪念会……我接着方毅讲话中将北京猿人头骨的发现视为中国科学界得到的第一块金牌这句话,乘机提出两点:第一像奥运会一样,我们可以请外国教练,派人到外国取经,但不能取与外国合作的方式,如果取得金牌的国家队是由外国人才获得,那便不算很光荣。第二是国家队要吸收全国的第一流人才,而不是把人才散到全国各地,否则地方队固然在国际比赛中搞不好,连国家队也垮了。 |
到秦俑坑发掘现场……我看了大吃一惊,这是一场全面破坏的挖宝工作。至于修复工作更是糟糕……修复工作做得好的,会做得像真的古物一样,修得糟糕的,把真的修成像假古董。这里,便是糟糕的一例。听说,99人工作,规定每天修复1.5个,现在可以每天1个。发掘现场更是一场破坏性的活动,开了24个20 ╳ 20平方米的探坑,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还经常不在工地,而工人有120人之多。没有现场作记录,照相、绘图都看不见人。揭露出来的东西,有的规定拿起放在一边(听说,最后摆成几堆照相、绘图)。要看平面图,拿出试掘时的平面图来塞责。图上器物都没有编号。这工作搞得真糟糕,我忍不住发了一顿脾气。后来省委书记章泽同志为了陪外宾……来到工地,我也对他说了一顿。为了解决工程上的矛盾,我们开了一次现场会。[73] |
[苏秉琦说]我国的考古工作及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它的主要标志是:一、已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的,扎扎实实的而不是草率的田野考古工作、工地和原始资料(鼐按:这只是相对而言,“新时代”是质变而不是量变。从量变到质变,什么数量才算是“新时代”呢?)。二、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鼐按:曾问过这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所谓“特色”是体系的特色,或仅只内容是中国材料,犹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即中国史。他说这是后者)。三、已有一批在建国后新培养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鼐按:要有新人,是必要的,但有新人并不便是新时代,还要新人的学术思想及拿出的成果,是否足以代表一个新时代)。 |
石兴邦同志偕陈全方同志(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及省宣传部某君来谈。昨天他们来京,拟明天去国家文物局谈发掘桥陵事,先来给我打一招呼,我仍劝之帝王陵可暂缓发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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