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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竺可桢日记感受大科学家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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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8-28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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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竺可桢日记感受大科学家的精神世界
从竺可桢日记感受大科学家的精神世界
2010年02月26日11:05 来源:
《科学时报》
编者按:竺可桢之子、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竺安从2000年起,从事编辑出版《竺可桢全集》的工作。竺可桢的著作大概是500万字,日记大概是800万到900万字。《竺可桢日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编辑出版过一次,但那时有很多禁忌,又因为篇幅太大,只选用了三分之一。现在这八九百万字的日记,是宝贵的史料。竺安在编辑工作中,看了很多竺可桢日记,有了很多感想。在一次文化讲座中,竺安讲了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许多感人故事,现整理刊登,以飨读者。
认真精神
竺可桢在日记中,好多东西他都要记。作为气象学家,天气、物候如桃树开花了、柳树长出叶子了、燕子从北方飞来了,他都有记录。这对于一个气象学家来说并不奇怪,但是还有很多记录,如参加一些比较大型的重要的会议,三十几个人的名字全部记下来 。大家奇怪,他的记忆怎么这么好?后来才知道,他有个随身笔记本,在会上哪些报告,谁发言了,谁的发言从10:00到10:45;下一个谁发言,从10:45到11:25,他都有记录。再比如,作为一个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他喜欢旅游,到过什么地方,拍照片时的距离、光圈、速度都有记录。如果乘飞机出差或旅行,飞机几点起飞、飞行速度、飞行高度、看到什么样的云,云下面看到什么地方,他都有记录。可以这样说,只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毅力才能做到这一点。举例:
1936年8月11日,他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在汽车上他盯着车上的里程表,以此来算出从南京到杭州的距离,连见到几辆自行车等等都记下来。
1961年,他作为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到四川阿坝地区考察,每到一个地方,何时到,走了多少公里(这是看公路旁边的里程碑算出来的),海拔多少,都有记录。
要是看原始记录,你就会吃一惊,字写得歪歪扭扭,因为竺可桢去考察是坐在吉普车里,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从早到晚,一手拿着高度表,看看海拔是多少,又要盯着公路边的里程碑,一手作记录,还要看前方到了什么地方。这一年竺可桢71岁。可见,一位老科学家,在艰苦的情况下,从早到晚十多个小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坐在颠簸的车上认真工作,往往每十几分钟就要记录一次,而且一路上都必须全神贯注。
竺可桢记日记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一天懈怠,他的这种认真精神非常令人钦佩。一般做好一件事并不难,但是天天如此,几十年里,千、万次地坚持下来,特别是他是一个大科学家,这很不简单。列宁讲过一句话:“不要轻视小事,因为大事是由小事积累而成的。”正因为他坚持做好每一件小事,所以成就了他在科学和教育上的诸多大事。
识才爱才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人才,但是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才要有眼光,你没有这个眼光,人才站在你的面前,你未必认识。也不能有私心,有了私心就会产生偏见而不能正确判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重要的是在他还没有成名之前,你就能够识别,而且加以培养,给予支持。
竺可桢当浙江大学校长时,在识才、爱才方面做得比较突出。如他爱护、关心、支持苏步青的故事。苏步青当时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只有30多岁。竺可桢1936年接任浙大校长,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被迫内迁。苏步青在日本留学时娶了教授的女儿,小孩很多。竺可桢为了给苏步青安家,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他,而且还找到当时浙江省主席要了手谕,开了特别通行证,因为苏步青的妻子是日本人。最后使他们安全到达了贵州。后来在贵州,他们有了八个孩子,教授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一次竺可桢见苏步青在晒白薯干。竺可桢想,这样,教授怎能做好工作?于是他便向教育部为苏步青申请部聘教授,使苏步青的工资翻了一番。他还让苏步青两个小孩到浙大附中去住校,住校就能免伙食费,等等。后来,苏步青每次谈到浙大竺校长时,都非常感慨地说:“竺校长是把我们教授当宝贝啊!”
另外一个例子是物理系的教授束星北。束星北是个天才的科学家,有很多地方与别人不一样。比如我们要培养一个大科学家,一定要找一个有名的教授或者院士做他的导师,然后在导师下面进行四五年系统的研究,这是比较快的成才之道。但束星北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六年里换了九所大学。这一方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要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但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即一般大学是教授挑学生,有特别好的就加以重点培养。而束星北是学生挑教授,他头脑里有大量的问题,如果这个教授讲得不好,不能满意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就换另一所大学。他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拿到一个硕士学位,然后到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又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并没有博士学位。这时正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为了要报国,他于1932年回国。回国后,他觉得从军是报效祖国的办法,便到军校去担任物理教官,但是他的脾气很急躁,说话耿直,跟蒋介石当面顶撞,批评蒋介石不抗日,就被解聘了。后来,他到浙大当教授,在浙大物理系待了20年。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
这样一个天才,脾气就比较大,一次吵架时他动手打人。竺可桢一方面批评他打人不对,要他去给人家道歉,承认错误,一方面又做说和工作。当束星北念了道歉书后,竺可桢就把道歉书揣在自己兜里。竺可桢这样处理,没有使束星北的把柄落在对方手中,消除了束星北的心理负担。但在校务会议上,有人提出,大学教授为人师表,打人还有资格做教授吗?提出浙江大学不能留他,在会上争吵不下。竺可桢认为束星北是个人才,不愿放走他,他说:“我们用人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用他的脾气,脾气不好还可以督促他改嘛!”就这样力排众议把束星北给留下了。
后来,我国第一次试射的洲际火箭,就是根据束星北计算出的轨迹,在半小时之内,将火箭打捞出来。束星北是立了大功的。
第三个例子是个普通人。浙江大学化学系有个器材保管员叫查长生,是高中毕业的学历,成绩非常好,因家庭困难,无力上大学。做化学系的器材保管员,需要很多化学知识,为此,他去旁听化学系的课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全部修完。抗战时,对药特别需要。那时,国外发明了磺胺药,他在文献上看到后,就自己合成磺胺药。但没有办法鉴定。这时,他的小儿子得了痢疾,医务室拿的药吃了几天也治不好,情急之下,他就把自己合成的药给儿子吃了,结果一吃就好了。竺可桢听说这件事后,就跑到他家里去,反复动员他出来当教师,给学生讲课。
竺可桢特别注意年轻的人才,不是看你的学位,最终要看你的学问,你的贡献。1948年浙大哲学系主任谢幼伟聘了60多岁的熊十力来做教授,竺可桢在2月14日的日记里记道:“熊已六十余岁,虽对于国学、哲学造诣甚深,但对于学校能有多少贡献大是问题。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由是可见谢幼伟之无眼光也。”
熊十力当时只60多岁,而现在70多岁、80岁的人,只要是院士,大家都要请他去学校兼职。因为院士多了,学校的“地位”就高了。有些大学把哈佛大学的教授聘来,说是全职教授,但是人家是哈佛大学的全职教授,是要在校工作9个月。这种光图虚名、不讲实际的作风很不好。现在,包括大学和研究所,首先就讲,我们这个单位有多少个院士,可真正在他那里工作的院士没有几个,大多是兼职的、挂名的。
当年竺可桢是这样用人的,今天我们用人也应当不是看表面,不是看你是哪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如果真正是年轻有为的,就应该加以扶持。尤其应看到一点,院士也好、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好,他们获奖的工作,往往是在20年之前做的工作,他拿到诺贝尔奖的工作,是世界领先水平的工作。那么20年过去了,他的学术思想是否还在科学的前沿,就很难说。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做院士,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但是并不等于现在他还在科学的前沿。我们现在用人,就是要知道,他的工作是否处在科学的前沿,是否能开辟一个重要的新领域。
什么是对有希望的科学家的扶持呢?当然你给他实验条件、给他实验经费,给他优秀的学生让他指导,这也是很好的,但物质条件并不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在很多情况下,重要的是科学家的思想、他的观念,如果没有条件他可以创造条件。像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都讲过,这一生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是抗日战争在湄潭时期。而那个时期,却是物质条件最差的时期。科学家本身要有水平,能够看到科学前沿的问题,并加以思考,即使没有实验条件,也可以作些研究。上世纪40年代,王淦昌对当时科学界热点前沿问题——中微子的验证方法,十分关注。在没有实验条件的情况下,王淦昌想了个主意,可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写出论文发表了。美国科学家根据他的建议,做了实验,证明确有中微子这种基本粒子,后来还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观念是王淦昌提出来的。高水平的科学家能看到科学的前沿。
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学术争论、学术辩论,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也就是说金属和石头碰撞的时候,硬碰硬,才能打出火花。王淦昌和束星北这两个人经常辩论得面红耳赤是出了名的,有时候还会拍桌子,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辩论过了以后,彼此仍是极要好的朋友。有这种学术争论,学术研究才能上到更高层次。
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只读了一年,为什么这一年里,给他印象那么深刻呢?就是因为这种非常激烈的争论,当然还包括当时的束星北给他提了无数的问题。李政道也是不断提出问题,去问束星北,不断得到回答,产生思想火花。当时的浙大,的确有一种百家争鸣的风气。竺可桢没有以他为中心自成学派的观念,既没有重点支持他自己的专业——气象学研究,也不是说他是留美的,就支持留美的。他是根据谁有学问就支持谁。所以,不管是留美、留日、留德的甚至没出过国的,只要你有学问就支持你,学术争论没有任何禁忌。
科学研究要兴旺发达,创造这样一种民主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浙大的湄潭时期,物质条件极差,但学术民主气氛很好,教授们心情舒畅,专心教学与研究,不论是谁,只要有了好的成果,竺可桢都极力鼓励,即使教授间有了矛盾,他也是尽力调解,从不打一派拉一派。束星北曾多次顶撞他,说他“没能耐(去弄钱)”,他仍是爱惜这个人才。那时的浙大,确有百家争鸣的局面。
现在比较倾向于一个院士下面带几个教授、副教授,下面再加几十个学生,形成一个学派。基本上,以院士的意见为主导,学术争论很少。不同的教授之间、不同单位之间开展学术批评的机会几乎是没有。如果提了意见,就好像要把他打倒似的。这种风气,对科学研究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我们现在是权威说了算,这是我们科学不能很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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