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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唐德刚:口述历史研究态度分鼓手、枪手和杀手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8-31 22:09
标题: 唐德刚:口述历史研究态度分鼓手、枪手和杀手
唐德刚:口述历史研究态度分鼓手、枪手和杀手
唐德刚:口述历史研究态度分鼓手、枪手和杀手
2009年10月30日
来源：南方网-南方都市报
近些年,口述历史在国内发展很快,已经蔚为大观。不但专业的史学、人类学工作者推出了一批口述史学成果,一些作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学科人员也纷纷介入。从纸质媒体到电视媒体,都出现大量以口述历史为名目的文字和节目。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但口述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兴旺的显学毕竟成为事实。在这方面,刚刚在美国去世的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有开创之功。
由口述者和笔录者合作记载历史,古已有之。但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则以芮文斯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历史研究室为标志。1957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又成立了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身为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先后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成为中文口述史学的经典性作品。
在中国大陆,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产生过不少有影响的口述笔录作品,比如吴运铎口述何家栋撰写的《把一切献给党》、陶承口述何家栋撰写的《我的一家》,但当时没有口述历史的概念,执笔者甚至没有参与署名的意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知道口述史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并且陆续读到了唐德刚先生的几部作品。唐先生的书打开了内地学者的眼界,启发了中国口述史学的自觉。它让人们知道,现代口述史学不是一种辅助性的秘书工作,而是以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历史研究。唐先生把口述历史研究的态度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在他看来,充当访问对象的吹鼓手和有闻必录的枪手都是不高明的。所谓杀手,就是要通过和采访对象的心理较量,追寻历史的真相。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在回忆往事时往往喜欢自我美化,自我粉饰,乃至自吹自擂。史学工作者往往要靠事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大量阅读相关史料,才能通过口述对话接近历史真相。他对李宗仁的采访,就充分体现了史学家的主体性。
现在,中国许多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的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就是专业研究者也不便查阅,因而不能不重视口述史学。就读者方面而言,要想感受20世纪历史的丰富性,缺少可信的读物。相比较而言,从以细节见长口述史学中,可以更多地感受历史的丰富性。这也是口述史学在国内走向兴旺的原因。我想,唐德刚先生晚年在大洋彼岸,看到他的学术活动在中国有这样多的后来者追随,一定十分快慰。
作者：丁东(系北京学者)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8-31 22:14
| 国外口述历史研究综述 |
| ——以28家外国口述历史机构为考察对象 |
| 作者：华汝国 | 来源：上海市档案信息网 | 2015-02-11 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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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研究通过对当代人物的访谈，既可以收集储存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又能够反映个人的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种历史诠释和知识建构的学术路径。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口述历史研究已经跻身主流历史学研究领域。近些年，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整个社会返璞归真式地兴起集体怀旧的思潮，为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注入了活力，并推动了它的快速发展。作为以存史为已任的档案界，抢抓这一机遇，积极开展口述历史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史料收藏，而且对于档案接收、征集等一些基础工作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口述历史作为当代学术界研究当代历史的新方法而被确认，起始于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距今已有60多年。十余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经有了近百个研究口述历史的专门机构，到了80年代，美国口述历史研究的范围则进一步扩展，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口述历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据加拿大口述历史协会统计，到了1993年，全加拿大就已诞生了相关项目和研究机构1800多个。其他国家如英国、新西兰、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的口述历史研究也颇具规模，包括一些非洲国家也已有了数十年的成熟发展，并取得了令国际学术界为之称赞的斐然成绩。在南非，口述历史项目得到了官方的重视，“口述历史”“口头传统”“大众记忆”等术语近些年已经在政府的政策声明和立法中被反复提及。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签署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将“口述”作为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保护范围。
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最早追溯至1980年国家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发起的“口述科技史”项目，相比之下，在起点上即比美国晚了30多年。1996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被认为是中国高校认可口述历史成为研究学科的里程碑。但整体来说，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产生热度仅仅是在2000年以后，而其真正稍具规模或许只有短短数年的光景，且明显存在规范性与组织性不足的问题。
鉴于此，我们需要关注和学习国外口述历史研究的发展状况与经验。因为国外开展相关研究的机构或项目①为数众多，本文仅粗略考察分布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28家机构，以期从几个很小的侧面梳理、展示国外口述历史机构的运作状况以及相关项目的开展路径。为求简洁，文中所列机构未明确标示国别的，均来自美国。
28家外国口述史机构一览表 机构名称 所在地 特色
1美国口述历史协会 美国 搭建交流平台，制定行业规范，提供奖项激励
2米勒公共事务中心 美国 发挥口述史料对公共政策的参考作用
3东密德兰口述历史档案中心 英国 东密德兰首个口述史中心，由彩票项目资助
4美国律师基金会口述历史项目 美国 收集关于法律界和律师组织的历史记录
5斯托宁顿渔业口述历史项目 美国 关注斯托宁顿渔业发展史
6格林威治图书馆口述历史项目 美国 后期编辑整理较为规范，出版有大量图书，包括音频书
7比利•格雷厄姆中心档案馆 美国 利用服务体系较为规范，关注宗教发展史
8芝加哥建筑师口述历史项目 美国 关注1890-1990年芝加哥建筑与规划的发展历程
9罗切斯特口述历史项目 美国 旨在考察罗切斯特不同种族社区的文化适应情况
10美国社会安全管理局 美国 收集有关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口述历史信息，可在线利用
11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 美国 第一家口述史研究机构，访谈成果丰富，为外界提供资询服务
12耶鲁大学音乐学院 美国 立足于音乐领域，可以对采访记录进行购买或馆际互借
13布兰德县历史档案馆 美国 立足地方史，重点发掘本地特色历史
14杜兰大学霍根爵士档案 美国 有复本，配以文稿、摘要及注解以供利用，原稿逐词转换
15马里兰大学音频图书馆 美国 有大量访谈史料，将新闻媒体的音视频作品与口述史料一起保管
16加利福利亚大学区域历史项目 美国 关注加州中部海岸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历史
17加州伯克利大学区域口述历史办公室 美国 访谈成果丰富、主题十分广泛
18南达科他州口述历史中心 美国 访谈成果丰富，关注美国印弟安人的生活及种族问题
19密歇根口述历史协会 美国 举行会议、出版会刊，设置奖项对会员机构进行鼓励
20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澳大利亚 重点在于各领域杰出人物访谈及民俗访谈，利用制度严格
21JS•巴蒂图书馆 澳大利亚 主要针对区域史，访谈历史跨度较久
22大英图书馆声音档案部 英国 访谈注重音视频收集，提供建议和培训服务及保持与国外的交流
23美国海军学院口述历史项目 美国 旨在保存和提供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人员的回忆录
24路易斯威尔大学 美国 校档案馆与历史系合作，开展对教职工、学生的访谈
25外交口述历史项目 美国 采访被转换文字后再返回受访人亲自编辑
26越南老兵口述历史与民俗项目 美国 专门收集越南战争时期民歌
27皇家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所 荷兰 收集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时代晚期的口述历史
28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美国 记录关于大屠杀的史实，供各界利用，并接收口述史捐赠
立足本土：地方历史、文化民俗大抢救 对于一些综合性的口述历史机构来说，抢救本地的重要历史、文化民俗通常是它们的首要目标。作为最具资历的口述历史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除包含部分关于中国、阿根廷和中东的历史外，即将美国国家政治史作为关注为重点。该研究中心保存着约7000份访谈、700万页的文字记录，拥有美国在政治、文化等领域诸多名流的口述史料。创立于1954年的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的区域口述历史办公室也侧重于从多重视角记录该校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于20世纪的发展历程，其访谈的主题包括法律与政府、资源与环境、科学与技术等。布兰德县历史档案馆的口述访谈旨在保存布兰德人民的故事，其中很多是关于当地那代出生并成长于小木屋(该地一种独特的生活史)的人的故事。罗切斯特口述历史项目则旨在考察罗切斯特不同种族社区的文化适应过程，该项目的主持者对考察非裔美国人从奴隶到自由民、从种植园到城镇、从城镇到城市、从南方到北方演进过程中土地所有权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兴趣。
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其口述历史征集部门也是着重访谈本国杰出人物，包括知名的政治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及一些重要组织的成员等;另外，还注重征集地方歌曲、舞蹈音乐、朗诵、故事等民俗方面的口述史料。同属澳大利亚的JS•巴蒂图书馆访谈的对象是出生或移民到澳大利亚西部的人们，最早的受访者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距今已经有了较为久远的历史。
立体渗透：各行各业在行动 与各类综合性的口述历史机构倾向于从综合层面上收集国家或地方的口述史料不同，也有一些机构立足于特定行业开展研究工作，体现了这一工作方法在国外被广泛应用的程度。
一些隶属于学校的口述历史机构将本校的校史或教育史作为重点采集对象。加利福利亚大学图书馆的区域历史项目所采集的主要内容即为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自1963年以来的校史，另外还包括该校所在地加利福利亚中部海岸的相关历史。建于1968年的路易斯威尔大学的口述历史中心，最早源起于为补充照片档案的不足而对摄影师进行口述采访，在1973学校建立档案馆后，档案馆和该校历史系共同主持，专门开展了一系列颇具规模的校史口述访谈项目。
始于1983年的芝加哥建筑师口述历史项目通过对芝加哥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建筑师们进行采访，以期收集关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地区的建筑与规划的相关史料，以填补当前文献记录的不足。他们访谈了该行业的很多名人，并将外围采访延伸至这些人的配偶、朋友和学生。耶鲁大学音乐学院1971年创立的美国音乐口述历史项目立足音乐领域，致力于收集和保存创造了美国音乐历史的人们的口述和影像资料，所采集的口述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美国音乐史上独特而极具价值的史料。
在渔业方面，得益于斯托宁顿渔民的支持，斯托宁顿渔业口述历史项目通过访谈，将当地渔民的生活方式以语言和视觉的方式记录下来。所形成的照片和文档，记录了那些渔民、渔民家人及其他有关人士的生活。这些档案，保存了当地这一贯穿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重要产业的历史，并让人们知晓了更多关于美国渔业发展的往事。同样还有成立于1974年的美国律师基金会口述历史项目。该项目专门收集有关美国律师业或法律界发展历程的口述史料。在美国律师基金会的主持下，该项目对美国律师协会的一批前任和现任官员及业界名人进行了许多次访问。很多受访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活跃在美国律师协会的各类事务中，他们曾见证了美国律师协会或者说美国法律史上的一些历史性事件。
劳因格图书馆于1986年成立了一个外交口述历史项目，旨在更好地收集和传播外交历史。他们所采的口述档案都来自于那些从事外交和领事事务的工作人员及其家人对其经历的讲述。该项工作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对外服务历史中心的主持下完成的，受助或隶属于对外服务历史项目、对外服务家庭项目、“妇女大使”项目、美国情报局同仁会项目、高级官员项目等多个项目。美国海军学院的口述历史项目的访谈对象主要针对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人员，他们完成了近200份录音，记录了那些创造了海军历史的人们的回忆。这些项目的访谈对象或主题包括早期的女性军官、越南战争的战俘、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尼米兹、第一位黑人海军军官及北极星弹道导弹潜艇计划等，所涉范围颇为广泛。另外，美国社会安全管理局也将口述历史纳入了其工作范围，主要收集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口述史料。
宗教活动是西方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因而，反映宗教历史的口述历史研究也是部分机构的重要选题。比利·格雷厄姆中心档案馆的口述历史访谈就将其大多数访问指向于外国传教士活动，并包含对其他类型基督教工作者的访谈。
特别关注：锁定重大历史事件 与专注于区域历史、行业发展的口述历史研究不同，一些机构将视角放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史或事件史的史料收集上。例如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口述历史中心就以二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托，将搜集纳粹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救援人员、解放者、抵抗战士、检察官、罪犯和目击者等人的视频及录音证词作为主要工作内容。该中心试图通过记录并保存关于大屠杀的史实，为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和影视工作者提供能够见证二战中纳粹所犯罪行的历史素材。其丰富的口述历史档案来自于超过2900次的访谈，大多是用英语采访的，也有少量用的是其他语言。同样将视角关注于战争，越南老兵口述历史与民俗项目是一个专门推进越南战争时期各类民歌的保存和传播的项目。这些歌曲多是由美国军民在越战期间创作的，当然也包括一些更早之前就有的歌曲。当时的军人们就是听着这些音乐，在战区的丛林中穿行。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大多都记得越战期间的这些民歌，它们足以唤起美国人对那一段历史的特殊记忆。
殖民史作为西方历史的重要部分，也是部分口述历史机构极为关注的视角。南达科他州大学的美国印弟安研究学会和南达科他州口述历史中心，管理着美国最大的口述历史收藏中心，拥有接近5000份访谈记录。美国印弟安研究学会的工作包括组织校园项目，推进社会对美国印弟安文化的积极认知，协助南达科他州大学招募并挽留美国印弟安学生和教职员工，并鼓励人们从事相关研究，以强化本地区种族之间、种族学校之间及各个美国印弟安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另外，荷兰的皇家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开展的一个口述历史项目，将其主要收集范围锁定在关于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时代晚期(1940-1962)的生活经历这一方面。
管理规制：严谨规范且各具特色 从这些机构的运作情况来看，它们在管理与操作中体现出了较强的严谨性与规范性，且各具特色。值得推介的是一些机构在口述历史访谈及文稿整理编撰方面的良好规范。首推的当属美国口述历史协会颁布的几份关于会员机构在参会资格及访谈操作等方面的详细规定，但囿于篇幅，这里无法具体介绍。在档案保存方面，各机构一般情况下都有录音与文字两种保存形式，但也有一些机构做得更为周到，会充分利用视频、音频、文字、照片等多种保存手段。大多数机构对于口述档案的整理编辑都参考了传统档案的处理方式，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多有延伸。杜兰大学的霍根爵士档案部将口述史料做成内容详尽的复本，并配以文字稿、摘要及注解。他们的做法是，在每一项访谈中，都会详细地做好笔记;所配的摘要乃是该场访谈的一个简要版本，它呈现了所有的重点，并去除了随意的评论;对于文字稿的要求是逐词转换，精确到与录音播放相对应。美国海军学院的口述历史项目在文稿转换方面也做得比较好，注解、索引和归册工作认真仔细，研究者在使用文稿时，可以按照特定主题直接找到所需页面。劳因格图书馆的外交口述历史项目在采访时强调受访者的自愿，大多数的采访被转换成文字后还要再返回受访人亲自确认。因此，劳因格图书馆特藏部保存的口述文稿是经过编辑后的版本，而非对录音带的逐词记录。这样，受访者在编辑过程中通常会对录音中的一些叙述作出更改，重新校正其中的日期、姓名和其他可能遗漏的信息。这中间如果出现任何拼写及其他错误，口述历史项目组会主动承担责任，而不会推责于受访者。在储存方式上，马里兰大学的音频图书馆别出心裁，将馆内近1000份口述历史录音转换成文字稿后保存在光盘里，因此实现了一定的成本及空间节省。
在口述史料征集与资金来源方面，除了依靠自身的力量外，一些机构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如大英图书馆声音档案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在做好自行采集的同时，还积极接收来自其他机构及民间的收藏。尤其是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所藏口述史料多为来自各类大屠杀研究中心及个人的交换或捐赠。在资金来源方面，很多机构积极寻找第三方资助，或成立相关的基金会。例如英国东密德兰口述历史档案中心就受益于一项彩票事业的支持。
价值开掘：利用与传播效益最大化 除了旨在填补历史空白这一直接目的，也有机构努力发挥口述历史档案间接的“资政育人”作用。米勒公共事务中心试图通过利用收集到的口述史料，为当前的公共政策提供参考服务。劳因格图书馆的外交口述历史项目则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有效利用，发挥其在外交人员职业培训中的教材作用。
在利用服务中，很多机构开设了网上查阅功能。美国社会安全管理局开通了专门的口述史料利用站点，并在网上以多媒体格式提供精选的访谈副本。查阅比利•格雷厄姆中心档案馆的口述历史档案，工作人员要求利用者提供一份包含利用者姓名、地址以及利用目的简要信息，以此获得利用反馈，作为决定是否继续发布相关档案的参考。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口述档案利用较为严格，利用者必须首先获得受访者和提供者的许可。因此，很多口述史料处于控制状态，控制时间最长能达到100年。当然，也有一些档案是有直接利用许可的。如果是使用音频档案，利用者通常要支付一项音频复制费用。为保证利用服务的便利，一些机构开通了馆际互借功能，并有相应的出版物公开出售。格林威治图书馆口述历史项目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出版成果。他们除了出版有120本以上的图书外，还出版了多部音频格式的新媒体书。另外还有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他们将所藏的采访录音经过剪辑，用作一场名为“证词”的常设电影展，充分发挥了口述史料的教育与传播价值。
共同成长：注重培训、交流与进步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一直存有争议，相应的规范也难以统一。对此，一些口述历史协会、有资历的图书馆档案馆、高校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担起重任，积极为其他机构创设交流平台或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以推动整个口述历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成立于1966年的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旨在将所有有兴趣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人汇集到一起，通过其国际性的会员关系，为广泛而多样的工作者提供各类服务。协会为各个领域的地方史学家、图书档案工作者、学生、教师和记者提供专业指导和校园般的信息共享环境。为了给各类口述历史机构提供引导和建议，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为口述历史访谈工作建立了一整套目标、指导方针及评估体系。该协会还设立了一个奖励计划，对在收集、保存、传播和证言使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或组织进行鼓励，所颁发的奖项分为出版物、教学及口述史项目等多个种类。与之类似，成立于1979年的密歇根口述历史协会，是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州会员之一，他们通过举行会议、出版会刊，为其他的口述历史会员机构搭建交流平台，并与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一样，也开设了一个口述历史的专门奖项。另外，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大英图书馆声音档案部这样的机构也都在为各类同仁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大英图书馆还十分注重保持与国内外同类机构的密切联系，以不断拓展相互之间学习、交流的机会。
综上，通过对前面所提到的28家外国口述历史机构的工作进行综述，我们粗略考察了外国口述历史研究的大致情况。我们看到，在国外，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发展的几大主体应该是档案馆、图书馆、高校及行业组织，这提醒我们档案工作者，在促进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不断向前进步的事业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责任。国外口述历史研究的范围甚广，方向视角各有不同，所访对象无论是名人还是草根，均有所涉及，这提示我们在开展同类研究时一定要打开思路，放开视野，开创多元路径。由于口述历史研究与新闻访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些档案馆对这两种工作的最终产品——口述档案和新闻节目的接收和保管也采取了较为类似的处理办法。还有一些机构通过努力，充分拓展了口述历史成果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价值。这种融合也告诉我们，口述历史研究可以以其方法和资源优势，服务于我们当前正在努力开展的档案文化传播工作，并以此推动整个档案事业的全面发展。
注：①因为这些项目(project)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组织性，后文将其纳入“口述历史机构”范畴，而不再用“机构或项目”这一繁琐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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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8-31 22:16
口述史的价值
作者： 熊月之
来源：都市文化研究网
“口述史是什么东西？”，“口述史不就是回忆录吗！”“让研究员、副研究员去做口述史，那不是大材小用吗！”
尽管口述史在国际上已成一门专门学问，尽管口述史在国内已有一批可观的成果，尽管上海口述史的项目已启动一年多，但是，我们还是时常会听到对口述史不明、不解的诘问，感受到对口述史不屑一顾的鄙夷。口述史到底有什么用？
一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1]
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均古已有之。三千多年前，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是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前，曾四出访问，请年长者述其见闻。在《刺客列传》中他便明言，有关荆轲刺秦王的资料，是他从公孙季功、董生那里听得来的，公孙季功、董生则是从秦始皇的私人医生夏无且那里听来的。《李斯列传》开头一段关于老鼠的议论和绘声绘色的描写，估计也是得自传闻。其后，通过访谈、口述搜集资料，代不乏人。顾炎武《日知录》中许多资料，皆得自访谈。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口述作品，《李秀成自述》、斯诺的《西行漫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都是口述历史。所以，唐德刚曾对芮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2]。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History)，即把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是从1940年代开始的。1948年，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 AllenNevin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他推动的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历史访问，上自老板，下至普通员工，访谈记录达26000多页，成为研究该公司最为丰富、生动的资料。 此后，口述历史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该校两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与何廉(Franklin L. Ho)，从1958年开始，有计划地对留寓美国的中国军政要人进行访谈，唐德刚、夏连廕(JulieHow)等学者后来也参加进去，访谈对象包括李宗仁、胡适、蒋廷黻、李汉魂、李璜、左舜生、顾维钧、孔祥熙、陈光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黄郛夫人等。单从这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我们就已能感觉到其成果的份量。1953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成立了类似的口述历史档案馆。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会员遍布全美，并在各地设有专属机构。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一套评介口述历史的标准，除了制定工作原则和标准，厘清口述历史的专业伦理，说明从业者应有的操守外，规定了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受访者以及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还对口述历史赞助机构和档案机构的义务作了规定。[3]在美国各州，收藏口述历史资料的博物馆、图书馆随处可见。在美国联邦政府里，口述史工作者收集的资料有：外交运作、军事战略、情报活动、太空飞行、历史遗迹、社会保险与福利计划等。
美国之外，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专事口述史工作。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都有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出版了形形色色的口述历史杂志和书籍。[4]1973年，英国口述史学会成立；1974年，加拿大口述史协会成立。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以后定期在欧洲各地集会。
在亚洲，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因其历史短，特别重视口述历史工作。1979年，新加坡政府设立口述历史组，有系统地收集近代新加坡的史料。1985年，口述历史组升格为档案与口述历史馆，组织专门人员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其访谈范围包括新加坡先驱人物、日本占领时期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新加坡华人社会、消逝中的行业、新加坡劳工运动等，另有一项特别计划，即有系统地收录知名人士和小市民的自传。开头10年中，该馆已访问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做了五千多小时的录音，有录音带一万多盒[5]。香港博物馆自1980年代开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主题，聘请香港大学等单位学者参加，比较集中的话题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香港市民生活，包括家居生活、饮食习惯、工作娱乐、交通、居住习惯、社交圈子、团体生活、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等方面。[6]日本学者在口述历史方面的情况，成就也相当可观，单是日本的上海史研究会，对于1945年以前日本在沪居留民历史的研究方面，便在上海和日本有关城市作了大量访谈工作，搜集了许多口述资料。
我国台湾史学界对口述历史起步甚早，成果相当丰硕。195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之初即已注意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并于1959年10月由沈云龙等开始了访谈工作。1960年，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合作。此后的14年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共成稿66份，达480万言。后来由于经费的限制，一度中断。1984年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有条不紊地推进口述历史计划。迄今为止，近代史所已访谈了七百多人，成稿一千多万字，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70余种，定期出版《口述历史》期刊，举办“口述历史研习营”，推广、培训口述历史工作者。台湾近史所早期的口述历史主要集中在军人、政治家和外省籍人士，包括凌鸿勋、白崇禧、郭廷以等；1984年以后，不再局限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出现了“由下而上”的趋势，耆宿、望族、妇女、原住民、民俗节庆、生活习惯等开始进入口述历史的视野。为了推动口述历史研究，1991年近史所主办了第一届口述历史工作会议。近史所之外，台湾民族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湾大学历史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史馆、台湾省文献会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投入了口述历史的研究。近些年来，台湾史学界在口述历史方面已蔚成风气。
此外，在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口述历史都有组织和活动。保尔·汤普逊在他的名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具体而有分析地介绍了口述历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7]
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半个世纪之前，口述历史从现代历史科学内部分离出来，初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涉猎范围之广，就连国际史学界圈内人士也始料未及”。[8]美国著名口述史家唐诺·里齐说：
如今世界上已找不到有那个地方的人不在进行口述历史的。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渐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匣和卡式录音带，口述史家便开始使用这些设备进行各式各样的访谈，对象包括政治家、示威抗议者、原住民和移民、艺术家和工匠、士兵和平民、圣职人士和俗人。他们不仅录制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二次大战受监禁的日裔美国人和苏联思想劳改营的受刑人等的回忆录；也掌握了包括城市、郊区卫星城镇和偏僻乡村内家庭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历史学家体认到大部分的历史书籍遗漏了妇女和少数民族时，口述史家便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做录音，以便建构起更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9]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8-31 22:16
口述史的价值二
我国大陆学术界早在1950年代，已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收集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资料。50～60年代，全国各地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实地调查”，搜集口碑资料，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60年代兴起编写“新四史”活动，即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广泛搜集来自基层的口述资料。影响广泛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两套丛书，近千万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口述资料。1959年，周恩来总理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记下自己的经历、见闻、掌故。从此，全国各地政协设立文史资料馆，多方搜集史料，整理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出版了一百多辑，二千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口述资料。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实地调查”、“新四史”和文史资料过分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突出新旧对比，忽略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内容；尽管当时还极少使用录音工具，但是，毕竟搜集、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生动的历史资料。兹举一例，笔者曾看到上海市卢湾区的一份《流氓称霸里弄》的口述资料，其中记述王兰英被流氓欺侮的事，具体而生动，对于了解1949年以前当地社会生活很有价值：
一口痰吐了出去，错碰到过路人的鞋子上，这是无意识的小事情，按理来说，打一个招呼就无啥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在旧社会里，而正好这口痰落到流氓脚上的鞋子上，这就会引起一场大祸。王兰英大姊吐了一可痰，落到过路人的脚上，当她抬头一看，不是别人，而正是落到流氓头子杜小毛的脚上，赶忙想要打招呼，去替杜小毛脚上的痰沫揩擦，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拍、拍两记耳光已经落到她的脸上。打了之后还不算，流氓杜小毛一把抓住王兰英大姊的胸口，大吼一声“曲死，限你今天买一双鞋赔我”。有什么办法呢？任凭家里没有一分钱，这双鞋子得一定要在当天赔给他，不然就难以过门。就这样去借了五块印子钱，买了一双鞋子送到杜小毛家里。
王兰英大姊是不是只有被杜小毛打了两记耳光呢？不是，说起来还有更惨的事情。她被大康里另一个流氓头子崔忠德打过两次，那时她刚怀孕四月，被崔忠德打了之后，身受重伤，四个月的婴孩死在肚子里。[10]
唐德刚曾写文章，说明大陆文史资料的价值。他说，民国时期有许多事情，如国民党政要之间的争斗，著名的“盗楚王墓”案件，自己本来懵里懵懂，不甚了然，经当事人一口述，文史资料一披露，“读之恍然大悟”，“这些文史资料真把我这个学历史的读得如醉如痴”[1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1956年创建之初，就已注意到口述资料的重要性。为了推动中共党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历史所与上海市工人运动资料委员会长期合作，组织科研人员分赴上海各大工厂和商店调查、访问，举行座谈会，并做详细的记录，积累了丰富的口述资料。这些调查、访问、座谈笔录，大多已经过系统的整理，并出版过大量的内部书籍，未出版的资料也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总字数在1000万字以上。国内外许多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工人生活历史的学者，都曾利用过这些资料。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口述历史日益引起大陆史学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口述自传丛书”，颇受书界好评。这套丛书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试图以他们的口述经历提供一个反映历史的视角。已经出版的有《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等。据悉，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扩大口述者的范围，除文化名人外，还准备把普通老百姓纳入采访调查的范围。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在1990年代曾作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等访谈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12]，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杨祥银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口述史的网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几年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以“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为中心的访谈工作。
尽管口述历史在我国学术界已有一定成果，发展趋势也不错，但是，从总体上说，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体现在重点课题规划、科研经费拨发、杂志创办、学会组织等方面，口述历史都还没有自己恰当的地位。
三
口述历史近些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
人类对历史的记录，在语言出现以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发明以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以文字记载历史。录音、录影器具发明以后，记载历史的工具又增加了音传、像传资料。由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器具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就复原历史的功能而言，纵使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有时也抵不上简单的一刻钟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今人可以确切地了解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的音容笑貌，但是，对刘邦、朱元璋、洪秀全却不能，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无录音、摄像资料。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摄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
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之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则记录较少，有之，亦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前几年，我们在进行“上海移民史”访谈时，便以普通民众作为访谈对象，接触了四千多户人家。访谈内容的要素有：迁移上海的时间、路线、原因，交通工具，来沪以后的住处及其变化，住处的环境，寻找工作的途径，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家庭人口变动情况，与同乡组织的联系，与其他籍贯移民的关系，风俗习惯的变化，闲暇生活，宗教生活，喜欢去的饭店、戏院，所看过印象最深的戏剧、电影的名称，与迁出地的关系。这四千多户人家，如果不是因为口述历史的访谈，他们是不会有个人回忆录、家族发达史问世的，传统的史书上不可能留下他们的声音。
相当丰富的来自平民家庭的访谈材料，大大地丰富了上海移民历史的内涵，深化了对许多历史问题的理解。比如，重视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是上海在1949年以前一百多年间的老传统。常识告诉我们，在这传统背后，一定有其深刻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我们在访谈中，注意询问这方面的问题。结果，获得了相当有价值的资料。在1949年以前的上海，懂不懂英文，收入大不一样。不会英文，做普通工人，在三十年代，月工资大概在12～15元，会英文，则在30～40元，甚至更高。会英文，晋升、出国的机会也多。正因为如此，上海那时的英文夜校、补习班长盛不衰。与学英文有关的是，洋行职员、买办的社会地位如何，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他们？我们访问过一些年长的洋行职员，也访问过没进过洋行的老年市民，他们的说法是，洋行职员就是今天所谓的外资企业的员工，买办就是外资企业的代理，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均令人羡慕。那时，人们过年贺喜，也会说“祝愿您家二少爷明年当上买办！”这些受访人在1949年以后都没有读过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近代史教科书。他们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49年以前普通市民的社会心理。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进展。受访人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在其讲述的时候，可能受记忆因素、情绪因素、选择因素的影响，讲了一些，也漏了一些，甚至讲了枝节的，漏了关键的，讲了感兴趣的，避了不堪回首的；讲对了一些，也讲错了一些。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访问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前进，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
几乎所有做过访谈工作的人，对此都会有所感受。唐德刚所作李宗仁口述历史，是典型的访问人与受访人双向进展。唐氏生动地记述李、唐合作的情形：
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当兵也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战役就没法打仗了；我们稿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才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有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13]
试想，假如只是李说唐记，有闻必录，没有唐的加工，那结果必然是语不成文，颠三倒四，讹谬百出。有丰富口述历史工作经验的陈三井先生曾说：
最麻烦的是事后整理访问稿的工作。这并不是受访人一边讲，访问人一边听写记录就行了。通常讲话是凌乱没有系统的，往往前后不连贯，甚至互有出入的。访问人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加以重组、归纳和编排，以去芜存菁；遇有人名、地名、年代或事物方面的疑问，还必须翻阅各种工具书去查证补充，最后再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饰工作，可见过程繁复，耗时费力，并不轻松！总之，从事口述历史的访问工作，根据笔者多年的经验，真是一项精神压力大、苦多于甘、不足为外人道哉的辛苦差事！[14] 所以，口述历史的成果，是受访人与访问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访、谈双方智慧的结晶。
口述历史与回忆录之类的自传作品的主要区别也在这里。个人回忆录是自说自话[15]，口述历史是主客对话。回忆录的内容选择是单向的，口述史的内容选择则是双向的。写回忆录固然也不能天马行空，毫无限制，但那种限制主要来自文章的形式逻辑，比如不能自我矛盾、时间倒置，但写什么不写什么完全自出机杼。口述史则不一样。由于学术兴趣和素养的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受访人感兴趣的、记忆深刻的、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却未必是访问人感兴趣的、重要的东西。在访问人的作用下，受访人可以循着访问人的思路前行。我们在访问陆久之先生过程中，就感受颇深。
陆久之1902年出生于常州官宦之家，经历极富传奇性。他是蒋介石的女婿[16]，为共产党做过情报工作，在日本留过学，与日本一些政要稔熟，1940年代在上海开过舞厅，现在享受离休局级干部的待遇。这样复杂的经历，在1949年以后所走的曲折道路不问可知。他在此前也发表过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那风格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回忆录并无二致，主要描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我们选择他作为访谈对象，主要想请他谈1949年以前上海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白领阶层的生活，舞女的生活，舞厅的管理，娱乐业与黑社会的关系，等等。谁知，他说着说着，就转移到自己如何掩护共产党干部、如何为革命作贡献方面，痛说革命历史。老人如此说，自有其心理上的原因。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以前的经历所吃的苦头太多太大，所受刺激太深，为了证明自己有功而不是有罪，对那些革命经历自然记忆犹新，如数家珍。他所说的革命历史当然重要，已经写过了，我们也知道了。在此情况下，我们便设法让他讲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内容。于是，我们便从他的健身之道说起，问您老为何在98岁高龄，仍然耳不聋，眼不花，脑不乱？青少年时吃些什么，穿的什么，住在何处，钱从何处来？与谁交往，怎么从常州来到上海的？作为蒋介石的女婿，您与国民党的一些要员有何交往，对他们有何印象？“驸马爷”这样的社会地位，对您在上海的活动有何作用？这样，引起他谈话的兴趣。于是，话匣子打开，汩汩滔滔，一些在他本来看成是日常琐事、无甚价值、对我们来说则极有价值的资料，奔泻而出。
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自然，就像文献、档案也有其局限一样，口述历史也有其局限。问谁、谁问、问什么、怎么问、什么时候问，受访人的年龄、记忆力、理解力、兴趣、情绪，受访人与访问人的关系，访谈环境，都会影响访谈的质量。但是，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局限性的东西。
汤普逊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17]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1] 参见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译，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页。[2]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3]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附有这些规则的中译本，见该书第416～419页。[4]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附有这些杂志和重要书籍的名称。[5] 参见林孝胜：《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一期（1989年），第231～234页。陈三井：《口述历史的理论及其应用》，载黄全土主编《讲义汇编》，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发行，1991年版，第817页。[6] 丁新豹：《香港博物馆口述历史计划简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一期（1989年），第235～240页。[7] 见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8] 闻伍：《历史之音――口述史学的叙述性质片论》，《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页。[9] 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23～24页。[10] 《流氓称霸里弄》，卢湾区地方史专家许洪新提供。[11] 唐德刚：《“以一人而敌一国”――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12] 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期。[13]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14] 陈三井：《口述历史的理论及其应用》，载黄全土主编《讲义汇编》，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发行，1991年版，第814页。[15] 回忆录与口述历史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回忆录的形成过程并不完全相同，有完全出自回忆者一人之手的，也有由回忆者与写作班子共同完成的，前者纯粹是回忆者脑力劳动的结果，后者则经过写作班子的提问、加工，也有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过程，因此，实际上正是口述历史的成果。[16] 陆久之的太太是蒋介石如夫人陈洁如的养女，陆因此被称为蒋介石的女婿。[17]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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