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关于历史认识的国际间对话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题目,所以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在开展之际,可以有一些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在欧洲,欧洲共同体,特别是欧洲联盟的建设,向整个欧洲社会提出了解决历史问题,即实现历史和解的课题。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的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合作就是国际间较早进行历史共同研究的范例。
冷战时期的欧洲,德法属于同一战略阵营,其国家利益有极大的相关性,而且,两国的政治精英都对在欧洲框架内建立和平共存关系抱有兴趣。这一背景使德法历史教科书合作得以顺利展开,两国共同参与的“教科书联合委员会”(joint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51年开始召集,“德法关于欧洲历史争议问题的协定”(German-French Agreement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of European History)也于该年达成。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德法两国共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Europe and the World since 1945)) 终于在2006年夏季出版,到现在,全部三册教科书已经全部完成,这可视作到目前为止教科书国际合作的最高成就。 尽管法国是德国最主要的受害国之一,尽管“协定”达成之后出版的教科书远非完美,但两国间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教科书争议,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议,这主要归因于两国基于对欧洲共同体现实利益和未来目标的一致认识。
德国与波兰就历史教科书的合作比德法之间的合作开始的晚,困难也相对更多。因为冷战时期的德波两国分属不同的战略阵营,两国边界问题也长期得不到解决,波兰对其西部地区的德籍人口采取强硬政策,等等。这些因素使波兰与德国(包括东德和西德)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和脆弱状态下。但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两国间也有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愿望。在德波政府间的教科书委员会(German-Polish Textbook Commission)于1972年组成之前,两国民间的学者、教师和宗教人士就已开始了努力。所以教科书委员会成立时,大多数成员对相关讨论并不陌生。不过,德波之间的合作真正取得进展,是在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i Brandt)实行“新东方政策”及《华沙条约》签订之后。当然,合作的道路仍充满争议和困难,而且,1976年出版的《联邦德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建议书》(Recommendations for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in the FRG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各说各话。1989年后,两国历史问题在的解决获得了全新的空间,随着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德波边界协定签署,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环境随之宽松。尽管认识分歧仍然很多,且不断产生新的问题,但共识最终超越了分歧,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工作有了长足发展。
受到欧洲解决历史问题的启发和鼓舞,近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教师之间,构成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国家之间,也在进行共同历史的研究和编写跨国境的历史教科书的努力。
与欧洲的情况相比,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差异似乎被凸显出来。那么,地处东亚地区的中日两国间是否也可进行历史问题的对话,进而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呢?
其实,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学者间也在为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而进行着有意义的尝试与努力。东亚各国的多数历史学者和教师已经意识到各国的历史教育面向世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力图把本国的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以本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一部分,尽量从国际视野认识本国历史的发展与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一些大学分别组织了由日本、美国、中国(包括台湾)、韩国学者参与的关于“东亚的相互认识与误解”的研究,就东亚历史认识的问题点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研究报告。
同一时期,日本与韩国的教育机构及学术团体分别建立了共同研究的机制,如首尔市立大学历史教科书研究会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历史教育研究会组织的“日韩历史教科书讨论会”,两国历史学与历史教育的10个团体建立的“日韩历史学会共同历史研究讨论会”等。这些研讨会以日本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和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动向,以东亚各国民众间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为目标,进行了活跃的讨论,提出了东亚的共生与历史教科书的问题, 并分别提出了以共同研究为基础的成果。
进入21世纪后,东亚各国学者与教师的共同研究的局面有了新的进展,并且出现了新的成果。
2001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三谷博等日本学者与在日中国学者刘杰教授等成立了“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的情况。经过数年努力,2006年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了《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就中日历史认识中涉及近现代史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研究。
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的代表组织每年一届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在讨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2005年在三国共同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这本书以历史辅助教材的形式出现,在三国的中学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利用,三国的学生还每年举办相应的历史学习夏令营等交流活动。2006年起,三国学者与教师组成的共同委员会继续进行努力,对第一本共同编写的教科书副教材中的缺陷进行深入研究。在充分讨论与研究的基础上,共同编写的《跨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在2013年出版。
2007年,在经历了多次日本与韩国学者、教师间的共同研讨会后,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君岛和彦与韩国学者共同出版了研究成果《日韩交流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 此外,如日本广岛县教职员工会与韩国大邱市教职员工会还组成了日韩共通历史教材制作组,共同编写了《朝鲜通信使: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到友好》, 日韩两国的妇女团体组成共同历史教材编纂会,联合编写了《从女性的角度看日韩近现代史》等。
上述跨越国境的共同历史研究与编写教材的努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共同研究的深入程度不一,但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目标是共同的,即一是力图摆脱各国在世界历史的叙述中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较大的问题,提高关于亚洲叙述的比重,二是处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关系,特别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国历史框架的东亚史”的问题,在这里,“超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地区国家间根据政府协议而进行的共同历史研究也拉开了帷幕。
2001年,日本与韩国政府间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开始,到2006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的时候,日韩之间的共同历史研究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并且公开了研究结果。但是,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韩国学者,对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感到十分满意。原因是:一方面,从2001年开始,日本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东亚各国关系紧张,共同历史研究失去了相对安静的环境;另一方面,在双方对共同历史研究尚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寻找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
但继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之后开始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就吸取了日韩间的教训,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共同研究的题目,避免各自为战缺乏理论问题的产生。
对于上述共同历史研究的结果,无论是政府、民众还是学者,当然还有许多的不同认识,事实上从科学的研究成果的角度看,上述那些共同研究仍有诸多值得修正和深入的地方。但是,就创造冷静安静的研究环境,建立相互理解的研究气氛,进而推动历史认识跨越国境,上述共同研究的经验仍然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积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