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义：用逆向思维创作的艺术家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张守义讲了两点创作体会。他认为这两点体会都来自他创作经历中的关键时刻。也都来自于他写在啤酒瓶广告贴纸上的日记。这些广告贴纸，都揭自他喝过的啤酒瓶。其一，美编应比文编想得更多。这是本次研讨会一篇论文中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共鸣，便有了话题的由头。他讲起一件往事。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香港举办了一次封面插图展，大获成功。香港报纸刊发了一篇述评文章，对他触动很大。文章归纳了关于封面和插图的三种意见：1、认为可以去掉封面和插图。因为坏的封面和插图败坏了原著，是完全多余的。2、认为封面和插图应该保留，因为它们图解了原著，可以帮助读者对原著引发兴趣。3、好的封面和插图是锦上添花，是再创作，是对原著的升华。好的封面和插图，不是再现，而是表现，是对原著的补充和强化。文章最后充分肯定了这次展览。因为展出的黄永玉画的《阿诗玛》，黄胄画的《红旗谱》，蒋兆和画的鲁迅插图等展品，都属于锦上添花的一流作品。要达到这样的高度，画家应该比文字编辑想得更多。文编做的更多的是技术性的工作，美编则是再创作。其二，他的创作经验：颠覆以往的思维方式，由纵向思维转向横向或逆向思维。他讲了另一段往事，用月饼打小偷。近20年前，社里派他出差。只有6岁的孩子在家。如果遇到小偷怎么办？他给孩子找了一个自卫的武器擀面杖。不料，孩子却从大立柜中拿出一个月饼，说，爸爸，我有更好的工具。这是特定年代的事物。因为月饼放久了，变得异常坚硬，象石头一样。张守义为此发过感慨，说月饼硬得可以打小偷。未曾想到，孩子记住了他的话。孩子的话让他思索良久。深夜，他写下一则日记，联想到艺术创作要想出新，光有纵向思维不行，必须要有横向或逆向思维。但虚构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月饼如果是软的，打小偷就夫去了可信性。他举例说明他的创作思路。通常画家画西方人，总是先抓主要特征：大鼻子。可他画洋人尽量不用画大鼻子来表现。不画大鼻子，别人看了仍觉得你画的是外国人，新意就出来了。他给贾平凹画像，采用了一个漫画式的“换头术”的技巧。他选用一幅陕南民间的剪纸，将剪纸原图像的头部去掉，换上他重新绘制的仿剪纸贾平凹头像，耳部夹一支钢笔。以此强化作家作品的个性。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可错没能全记下来。但逆向思维这个词我牢牢记住了，且受益匪浅。艺术的表现形式虽五花八门，但原理是相通的。

张守义生于1930年，老家在河北省平泉县。他出生时平泉县属于热河省，位于皇家避暑山庄的一侧，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在抗日战争后期，学生没有课本可读。小学时教过他的祁老先生重操旧业，教一帮求知少年读了两年《古文观止》。由于老人讲课精彩，绘声绘色，无意中成为一个启蒙人，在这些孩子心中深深种下了文艺的种子。张守义与他的大哥、三弟、四妹都浸润其中，成为受益者。后来，大哥学音乐、他学绘画和装帧、三弟学陶艺、四妹学泥塑，全都成为艺术人才。很不幸，张守义在读初中时患了伤寒病。病愈后由于不注意保养，留下了慢性肠胃病的后遗症。之后，这肠胃病一直长期地困扰着他。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年，张守义20岁，便如愿考上了中央美术学美院学习油画。刚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吴冠中，就任他们的班主任。上了两年之后，伤寒病犯了，他不得不中止学业，休学一年，专心养病。但肠胃病成为慢性病后很难治愈，复学后直到毕业，他是带着疾病完成学业的。因为患病，又影响到毕业时的按时分配。他和几个因病不能参加学院统一分配的同学，就留在学院从事一些临时性的设计工作，待病愈后再另行参加工作。两年后，一位工艺美术系毕业的校友来找他。校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装帧设计工作，因该社工作忙，急需进美编，便想到他，征求他的意见。开始他有点犹豫。因为他是学绘画的，装帧设计工作是学工艺美术的同学分配的地方，他不会写美术字，也不会画图案，没有底气，怕难以胜任。后来同学说出版社每年出很多书，美院图书馆常常要排队借阅的文学名著，都是这个出版社出版的。说到这里，他心动了。他是个书痴，又特别喜欢看世界名著。为了满足读书欲，他当上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编，一干就是几十年。

他由一个工作十分吃力的新手，靠自已的努力和悟性，最终成为装帧艺术界的大腕。他多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编审，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插图、装帧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书籍装帧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常务理事。其插图和设计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堂吉诃德》、《在非洲密林中》等七件装帧和插图作品先后获全国奖。作为美术界代表，担任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出版著作有《张守义外国文学插图集》、《插图艺术欣赏》、《装帧的话与画》、《老油灯》、《张守义的笑》等。主编艺术图书有《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插图卷、《中国现代美术全集》装帧卷等。

张守义的运气不错。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了一个书籍装帧研究班，出版社推荐他到这个班进修。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结业后，他对装帧艺术无论在理论认识和设计实践上都有很大提高，为更好从事这门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进修，向老一代有成就的老编辑虚心学习，是他重要的学习之道。在众多老师中，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室编审、木刻家刘岘先生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也是受益最深的老师。他参加了由刘岘任教的木刻技法学习班。当时他误认为，跟谁学画就应该摹仿谁的风格。有一次，他刻制一幅日本作家人像的作业，借三合木板的纹理，想印出非常精细的效果。不料刘岘对这幅作业的评语是：“我教你们学习木刻，并非让你们学我的风格，应当刻出有力的线！”短短的一句话“有力的线”，从此深深地铭刻在脑海里。他早期设计封面或画插图，都以木刻形式作画。自80年代开始，出版业开始繁荣，由于发稿任务繁忙，用木刻作画，受到刻工时间的制约。他没有条件使用木刻作画了，只好放弃，改用墨画画在宣纸上，仍然保持木刻的效果。有时还常用剪刀剪图，以笔、剪代刀。他始终牢记着刘岘的话：“有力的线”。着力表现有力的线，成为他设计与插图的鲜明特色。

“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版社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五七干校，只留下很少的人留守。张守义因身体不好，被留下做美术编辑。当时出版社只出革命样板戏一种图书。那时的书最容易设计，封面都是用清一色的红色。为表现剧本的地域个性，他将《沙家浜》的封面设色为绿色。这也许是他设计生涯里最早的逆向思维。本来是一个富有创意的设计，却未能顺利通过。后经他多次向领导陈述其设计意图，最终才被通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色彩都被赋予了特别的舍义，好像也划了成分。“四人帮”倒台了，一些清规戒律被推翻，但在封面色彩运用上还是有无形的界限，比如黑色。有感于此，张守义写了杂文《漫说红与黑》，阐述书籍装帧艺术设计中色彩创作的规律。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同行们的共鸣，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他的阅读爱好与他的工作是一致的。他最喜欢阅读外国文学名著，而他的工作就是为这些名著设计封面、画插图。几十年来，他为一千多部外国文学书籍作过装帧设计。按他的说法，美编一定要通读书稿，准确理解书稿，熟悉其中的人物，然后才能展开想象进入创作。他从这些名著里汲取精神营养，再按照他的理解画出书中人物的风采。为了达到神似的效果，他下过许多功夫，作过无数次的试验和探索。他从出版社资料室外文书刊中、外国在京举办的各种展览会上寻找有用的资料。时时留心观察街头和赛球场上外国人的举止。在学校时他是从不接近操场的，但为了积累生活他成了“球迷”。凡是国际球赛几乎场场必看，为了更好观察运动员的动作和表情，他尽量购买前排的座位。常人看电影主要是看故事，他看一场外国电影，则为了能移看到异国风土人情，为创作积累素材。当时没法画，就用文字记下来。后来记多了，为了用着方便，就把记的东西进行分门别类地汇辑，比如在“钥匙”栏里记着：从银幕上看到葛朗台的钥匙挎在腰上。在中国看到双职工的孩子把钥匙套在脖子上。他在为《日本电影剧本选》封面设计时，就是从积累的笔记本里得到灵感的。他读完书中的《望乡》，又看了电影，对主人公阿崎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决定在封面上画一个年轻美丽纯真犹如修女的阿崎。在色彩上以白色和银灰色为封面主色。阿崎身穿白色和服独步前行，前面是一泓河水没有尽头。为何如此为阿崎造形？即来自笔记中的一段话：“出家人修身养性，走路都能看出来，今天在银幕上看到一个外国修女，走路笔直，当她回头看人时，为了庄重不是只把头转过来而是全身同头一块儿慢慢地转过来，然后又慢慢地一块儿转回去。”阿崎的笔直稳重立势，就是从修女身上捕捉来的。这本书出版后，其封面设计的唯美和令人回味不尽的意境赢得了许多读者的赞许。

张守义有收藏癖，是个奇特的收藏家。他收藏已经进入历史的各种灯具：街灯、台灯、马灯、油灯等500多件。这些灯具，不少都成为他用于装帧设计的“道具”。最出名的是《巴尔扎克全集》（30卷本）和《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200卷本）的封面设计。前者选用了巴尔扎克写作台上的一盏灯，这位大作家喜欢在深夜写作，他写每一本书用了多少灯油，都写在自己的日记中。后者分别用了大量各个时期的古灯。1992年，张守义迁到北京方庄新居，离潘家园旧货市场不远。这里很快成为他最惬意的去处。他收藏各种旧书刊、老照片，包括历代灯盏。他收藏起啤酒瓶盖的各种起子，以及不同民族的各种酒具，在常人看来颇有些怪癖。这与他日常生活中的啤酒代食有关。由于肠胃病常年不愈，难以消化普通食物，他就按照医生的建议，每日以啤酒做主食。每天早中晚三顿饭，都要喝上一瓶啤酒。外出，必以啤酒或葡萄酒作伴。久而久之，便成了一个啤酒不离手的人。不同的起子和酒具，对于他，便有了特殊的念想。他有不少人生或艺术的感悟，都是在酒后生发的。为了不被遗忘，他便撕下瓶上的商标纸，随即把心得写在纸的背面。说到此处，“为何将日记写在啤酒贴纸上”的疑问，便自然有了答案。而“酒后吐真言”的座右铭，也于此有关。他说，这样的日记，已积累三百多张，他已写出的150篇短文，大半来自这些日记，是这些日记的扩充。

他的另一个收藏品是石头，包括砖头之类，已有一百多块。他把它们存放在一个木箱中。这些石头被他命名为“寄情石”。因为这些石头、砖头，均来自他画过的作家居住过的房屋或院子里。中外作家包括歌德、席勒、塞万提斯、白求恩、丁玲、严文井等等。有些是他本人直接采集的，如歌德、席勒等。1980年，张守义为美国当代作家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作插图和装帧。1989年夏天，他有幸参加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的中德出版文化交流考察组。考察组仅由三人组成，行动方便。他们参观了德国四个文化古城。在魏玛古城拜访了大文豪歌德、席勒及艺术家李斯特的故居。在德国的文学家中，张守义为歌德的作品作装帧和插图最多。能够亲临大师长期生活、创作和终老之地，感受颇深。歌德学识渊博，还是一位自然科学家。故居陈列室阵列着歌德从事矿物研究的矿石样品。仰慕之情令张守义顿时萌生收藏一块矿石的念头。通过翻译寻问，得知楼下出售的纪念品中并无矿石，颇感遗憾。后到故居后花园参观，看到草丛中有很多小石头，便躬身拾起一块珍藏。这是“寄情石”中第一块藏石。有了自觉意识，接着便有了诗人席勒和音乐家李斯特故居的院中之石。在魏玛，主人还特意带他们到城郊，参观了“二战”大型纳粹集中营之一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走进沃克作品描写过的“人间地狱”，亲眼看到囚房、毒气室、运尸车等真实景物。临别前，他们站在受难者的纪念碑前献花、默哀。经主人同意，他在集中营围墙铁丝网下的草地里和炼人炉的废墟中，各拾一块纪念品一小段生锈的铁丝网，和烧焦了的一小块炼人炉碎砖片作纪念。也有一些藏品是通过学生或同事代劳的，如白求恩故居等。条件是，由他画一幅这位作家水墨肖像画，赠送给该国此作家故居记念馆。已画过20多幅，他颇感自豪。收藏中也遇到过尴尬。在丁玲北京故居，取了一块墙上砖石后，自行车的锁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最后只好十分别扭地把自行车推走。他的“寄情石”中有一个特殊的藏品——童话作家严文井的牙。每逢春节，他都会去老社长严文井家中拜年。一次，他在晾台上东找西找，想找一块石头。严文井寻问，他说明意思后，严文井说，我送你一块石头，前不久我掉了一颗牙，没有扔掉。说完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里面用纸包着一颗牙。纸上记着某年中秋因吃月饼不慎锛掉一颗牙。接着，严文井幽默地说，守义呀，这是一颗“佛牙”，你以后会走运的！说罢两人大笑。

张守义作画基本只用黑白两色，故把画室取名为“素墨斋”。1980年，他为《艾青诗选》作装帧设计，艾青颇为满意，特为他写了一个条幅“为人作嫁衣”。张守义觉得这句话更能概括他的工作，灵机一动，便把画室更名为“嫁衣坊”。这是他的书房，也是工作室。他在嫁衣坊为数千位中外作家的书设计过封面、画过插图，也为许许多多的作家画过头像。他的插图极具个性，充分体现出逆向思维的特色。画家通常画写实或写意插图，大都离不开面部的刻画，可张守义的写意黑白画，不仅大多不画脸，而且背影居多。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三兄弟有动势的、能够显示不同性格和年龄的全身影像，《白鲸》中被一只白鲸咬掉一条腿的亚哈船长，《套中人》中古希腊语教师别里科夫，《悲惨世界》中风烛残年的冉·阿让，《战争风云》中体态衰竭的囚犯，《故乡》中木讷的闰土父子，等等，都达到了令人难忘的艺术效果。这是一种特殊的技巧。张守义的插图雄辩地说明，除了五官，依靠人的身体的特有动势，同样可以表达丰富的感情。但是，离开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则很难达到如此高的境界。由于他的一些插图无脸，也因此被人戏称为“不要脸的画家”。

张守义在举止上称得上一位绅士，对人彬彬有礼。人虽瘦弱，握手却很有力。同时他又是一个不修边幅的画家。他的衣着随意简朴，头发也不大梳理。我请他在签名本上留言，他认真地写下：“情铸境，境传情”。六个字中两个情字，堪称艺术格言。他的处世原则也是靠情：“以情待人，以情感入。”他把自己的情感全都熔铸在艺术里，因之张中行先生称他为“情痴”（《负暄三话》）。他铃上姓名章，又用手指沾上印泥，在一个预先剪出图形的纸片上，按出一枚酒葫芦形的闲章，鲜亮醒目。他以酒为生，自称酒仙，这枚酒葫芦闲章，寄托了他的情思。因为闲章里印有指纹，无法克隆，它又成为独一无二的张氏闲章的标志。在另一个场合，他又在宣纸上给我写了一幅“酒后吐真言”。他的书法是典型的画家字，一笔一画都象是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