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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略论新闻传播的审美构成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5-11-12 09:01
标题: 略论新闻传播的审美构成
略论新闻传播的审美构成

　　新闻必须实现审美传播。

　　后工业时代快速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使得人们越来越忽视，甚至拒绝深度问题而追求简单的审美化生活；但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的人们又为了审美而不惜支付大量成本。这说明，人的情感愉悦在人们各种价值选择中所占的权重正在增加。这种情况既对我们所强调的新闻要实现审美传播提供了依据，也使得如何实现新闻的审美传播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新闻的审美传播是怎样构成的？

　　这里以三篇人物通讯为例：《英雄赞歌——记独臂英雄丁晓兵》（以下简称《丁晓兵》）①；《寻找时传祥——重访精神高原之一》（以下简称《时传祥》）②；以及《一个普通的灵魂能走多远》（以下简称《灵魂》）③。这三篇通讯在主题开掘和文本写作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在如何传播和弘扬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核心价值，如何使报道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尤其是如何使作品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审美价值等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启示。下面我们就结合这三篇通讯来讨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区别于文学艺术的特殊的审美构成问题。

　　尽管按照阿瑟·丹托的说法，后历史艺术（posthistoricaol art）已经与审美无缘，是审美的终结者④。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人们依然在创造着美的艺术，大众依然是美的艺术的欣赏者，文学艺术的首要价值依然是审美。但是，新闻传播的审美构成与文学的审美构成并不相同。这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新闻传播受制于其自身独立品质的规定，绝对不可以自由地虚构和想象。

　　具体地说，就新闻传播自身的过程而言，首先是要有新闻事实（传播客体），然后这个“事实”经过传播主体（记者、编辑）的价值判断和采、写、编而成为新闻文本（接受客体），然后这个“文本”再经过相关媒介（本文指的主要是报纸），最终到达读者（接受主体，即受众）。这个过程就是：事实→记者→文本→读者。在新闻传播的这个过程中，“事实”是只可认识（判断）而不可改变的，对“事实”的认识（判断）是由传播主体（记者、编辑）自身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决定的。严格地说，“事实”变成“文本”时已经不是“事实”的“原样照录”，而是经过记者（编辑）的价值判断和认知能力“剪裁组织”而成的一种形态。“文本”到达读者时虽然“事实”已不可改变，但它必然会面临这样两种情况：一是读者是否认可文本中所体现出的记者的判断，或者说是记者的判断是否“正确”；二是读者基本认可记者的价值判断，但他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与记者的判断形成共鸣——这一切表明，实现新闻的审美传播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传播主体（记者、编辑）的认知能力和审美素质——本文正是从这样一个新闻传播过程的角度认为：新闻传播的审美构成将在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以审美的眼光发现和捕捉新闻素材

　　我们先从传播主体（记者）如何获得传播客体（事实）开始讨论。

　　文学作品完全可以虚构和制造与事实有关而现实中又不具体存在，但却具有审美性质的故事或图景。可新闻传播的原则，要求报道的事实及其细节都必须具体存在、有据可查。因而新闻的审美传播所首先依靠的就只能是记者对生活的发现和对有新闻价值（信息价值和审美价值等）的事实的捕捉，即以审美的眼光发现和捕捉新闻素材。实际上，那些优秀的记者，以及其报道都具有这种发现和捕捉美的事实的经历。

　　《丁晓兵》、《时传祥》和《灵魂》几篇通讯之所以“好看”，之所以能“与读者的心灵形成共鸣”，其素材当然与虚构无关，它们的成功首先来自记者对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与事实的发现与捕捉。也就是说，三篇通讯中的人物及其事实本身原本就蕴含着高尚的、趋于完美的生命精神，而传播者们以他们的“审美的眼光”发现和捕捉到了这些，并在其新闻文本中比较恰当地予以表现：丁晓兵生命中所蕴含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品质，袁和生命中所蕴含的普通人“关于勇气的一课”的品质，时传祥生命中所蕴含的更有普遍意义的“人”的“正直、敬业、实在”的品质——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生命中最可宝贵，并努力追求的完美的精神品质。

　　不能说我们其他很多报道中的人物都不具备上述人物的精神品质，也不能说那些报道的人物的“事迹”比上述人物的“事迹”“平淡”，更不能说那些报道的文字比上述报道的文字逊色——但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报道”为什么未能像上述报道一样感人？为什么太多的“那些报道”不仅“不感人”，甚至还会令读者反感？

　　问题在于，它们在“发现和捕捉”新闻事实时出了问题。如果把这种“发现和捕捉”按照“审美”的思路来讨论的话，那么就是它们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在其初始阶段，即审美态度（审美立场）方面就出了问题——有过较多实践的新闻人大多有这样的经验，“那些报道”从采访开始，甚至自始自终都是更多地关注人物及其事迹的“高大全”的内容，它们的初衷就有意无意地去努力地寻找并放大人物（传播客体）的那些高不可攀的所谓“闪光点”，去寻找并放大人物的那些超出常人的有利于“宣传”的特殊之处，而不是更多地关注人物本身所蕴含的，我们人类每个普通成员的那种真实可信的至真至善的“美”的品质。这样的新闻当然无法“感人”，当然无法与读者心灵形成共鸣……审美态度作为进入审美经验的准备阶段，有个关键环节，即审美注意，经过了这一环节，即完成了审美的准备阶段，而进入审美的实现阶段。⑤不错，“那些报道”在发现和捕捉新闻素材的“审美态度”阶段的“审美注意”环节上出了问题——坦率地讲，从审美的角度看，“那些报道”未能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们发现和捕捉新闻素材时用的不是“审美的眼光”。

　　以审美的眼光发现和捕捉新闻素材，就是要求传播主体（记者）在发现和捕捉新闻素材时，必须确立起一种关注人，关注蕴含在人物及其故事深处的那些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诸元素的审美立场。那种“以人为本”、“人是目的”的审美立场应该是每个优秀记者的基本价值观。

　　二、以人文关怀作为素材展开的阐释立场

　　接着，我们从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事实”成为“文本”的环节来讨论新闻传播的审美构成问题，这是新闻审美传播“实现阶段”的重要问题之一。

　　新闻的使命并非仅仅是向人们传递信息，它还用来作为受众选择的一种信息提供，而且是对人的命运、人的发展、人的快乐和幸福的关怀所作出的努力，即新闻必然要影响社会和人生。从表面上看，新闻就是告诉受众一个人、一个事件、一个观点。但当我们追问新闻为什么要告诉人们这些时，当我们深入思考新闻传播的真正意图时，当我们仔细体察新闻传播行为在期待什么时，就不难洞察到做新闻的根本意图：传递信息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依然只是表象的，而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人，为了人的感动，为了人的愉悦和幸福，为了社会的美好。显然，我们仅仅发现和捕捉到具有审美价值的事实素材是不够的，因为受众还期待了解这新闻背后的东西——新闻传播者还应该为受众“打开一扇看出去的窗子”，为他们提供找到新闻文本话语深意的可能性。因此，当新闻的传播者发现和捕捉到了一个新闻素材，并将其变成新闻文本时，他就必然面临了一个超过技术层面的能力问题：以怎样的原则和方式来叙述、展开这些事实？这就自然地涉及到了叙述、展开事实时传播主体的立场，即“阐释立场”问题。

　　“美是人的最高理想”⑥。再进一步讨论，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哲学的主题不单是认识论的问题，也不单是伦理学的问题，而是关于主体性的自由的问题。人的“自由”问题才是整个康德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当然也是其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也就是所谓康德一生最大问题——“人是什么”的结论，即“人是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黑格尔延续了这种观点：“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无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所以美的对象既不显得受我们人的压抑和逼迫，又不显得受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⑦可以认为，这个结论在开创了现代思想新天地的同时，也为我们新闻的审美传播提供了展开事实、素材的阐释立场——人文关怀。比如在新闻素材和事实的叙述、展开过程中，必须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正视人的物质需求、重视人的精神存在、肯定人的尊严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关怀说到底就是审美关怀，这也正是我们提出新闻要实现审美传播的根本依据。

　　采访既是获得报道细节的过程，更是对被报道者生命特质准确把握和情感体验的过程。对于一个优秀的新闻文本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前者是任何一个记者都在做的，甚至是其采访的全部；而后者则是绝大多数记者忽视或即便重视也由于能力的不够而没有做到的。由于细节的不足，整体把握便无可能。而即使细节充分，其叙述展开新闻素材的阐释立场因为缺乏人文关怀，也必然表现为文本的写作成了在一盘散沙上费力地建构一个或一些极难被受众认可的“高大全”式的人物，此时的文本当然也就不合新闻规律要求，而主题的合目的性也无从体现，新闻的审美传播也就无从谈起了。

　　显然，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一般是间接的），新闻传播是有阐释的。对新闻传播的现状而言，当下最重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缺少阐释，而是缺少对阐释立场的恰当把握。对新闻传播而言，阐释既是一个应该追求的基本原则，也是一个需要小心把握的高超技艺。把握得好，这个阐释就是恰当的；追求得好，这个阐释就是深刻的。

　　在我们上述三个文本中，虽然它们都是写人物的新闻通讯，但《时传祥》一文与另外两篇又有较大的不同。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篇“标准”的人物通讯。《丁晓兵》和《灵魂》两篇都是完全报道人物的成长经历及其背后的精神世界，这些，构成了两篇报道的全部。而《时传祥》一文虽然也叙述了时传祥的成长过程及其精神世界，但准确地说，这些已是“旧闻”而且显然也不是报道的全部。它们在《时传祥》这个文本中，似乎更像传播者所欲达到目的的“背景”——时传祥的故事已经不是新闻，充斥整个文本的那些对“今天”故事的叙述和展开，比如环卫工人的被打、“文革”中打过时传祥的时的徒弟在“文革”后带着全家跪在师父遗像前的“泪流满面”，尤其是今天人们的种种“劣迹”与时传祥精神的巨大反差，以及由其中诸多细节而展现出的今天的人们因为精神家园的动荡不定而产生的迷茫和渴望，等等……这一切显然都在表明，这篇报道时传祥的新闻的笔墨主要并不在时传祥，而在今天的现实。我们这里需要引起注意并加以讨论的是，这个文本在叙述事实和素材展开中的“阐释”方式和立场，以及隐在文本深处的传播者的倾向——毫无疑问，记者不是在重新报道时传祥，而是在“寻找时传祥”，在寻找体现在时传祥身上的那种“正直、敬业、实在”的精神，在寻找能够支撑今天人们的精神家园的那种力量——而这一切显然都是作者站在“人是一切社会问题的起点，同时也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终点”⑧，即站在以人为本、“人是目的”这一阐释立场上叙述和展开新闻事实的。

　　不错，倘若新闻阐释的立场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就必然会偏离新闻传播的根本意图，其传播的有效性也就必然会大打折扣。

　　三、以受众的审美诉求进行新闻采编

　　我们进一步来讨论新闻审美传播“实现阶段”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从受众接受的角度看新闻传播的审美构成。

　　本来以审美的眼光发现和确认新闻素材，就蕴含着对受众需求的尊重，但这仅是实现新闻审美传播的第一步，即确认所要传播的“素材和事实”。而如何传播“事实”还远未开始——在把“素材和事实”真正变成“文本”的写作和编辑的过程中，记者、编辑是否能够心中始终想着受众，尊重受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期待；不是把受众仅仅视为信息传递的对象，而是把他们真正看作接受传播的主体，看作有缘相遇的攀谈者，珍惜通过新闻文本与他们的每一次相逢——这对实现新闻的审美传播而言，应该与“以审美的眼光发现和捕捉新闻素材”和“以人文关怀作为素材展开的阐释立场”是同等重要的。当传播主体（记者、编辑）把对受众的尊重落实到新闻的写作、编辑之中，以对受众最合适的方式提供“好的思想”时，实际上就是为受众提供“好新闻”。

　　什么是“对受众最合适的方式”？按新闻规律办事就是对受众最合适的方式。在实现了“以审美的眼光发现和捕捉新闻素材”和“以人文关怀作为素材展开的阐释立场”之后，按新闻规律办事就是实现尊重受众审美诉求最重要的环节。

　　新闻传播是通过一定的载体进行的，这个载体就是新闻文本。尊重接受传播的受众的主体地位的审美的新闻传播，要求新闻文本必须符合新闻自身的独立规定性的要求，即新闻文本在写作上必须严格地遵守新闻的基本规律——这很类似于康德所说的“审美的合目的性是判断力在它的自由中的合规律性”⑨——所谓新闻文本的独立规定性（新闻规律），就是我们新闻学上大家所公认的真实、及时、新鲜、客观、公正、平衡、全面、深刻等等。再进一步说，这里的“公正、平衡、全面、深刻”是必须建立在“真实、及时、新鲜、客观”的基础之上的。即我们的传播“要把科学认识与审美认识结合起来，与接受主体（受众）的内心情感世界结合起来，进而形成一种情感上的激荡。”也就是说，一篇真正“引起受众心灵共鸣”的“感人”的新闻作品在必须真实、及时、新鲜、客观的前提下，其审美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不是通过逻辑概括、抽象归纳而实现的，而是它按照包括审美要求在内的新闻自身规律办事而体现出来的。

　　上述三篇通讯所体现出的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意蕴（或称主题），并不是记者“硬说”出来的，它们都是按照新闻这种文体自身独立品质的规律性要求，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个别的细节层层展开而实现的。《丁晓兵》一文虽然情节跳跃、文字简约，但还是通过诸多详略得当的故事细节清晰地交待了丁晓兵怎样负伤、怎样奋斗，怎样克服伤残、荣誉、利益等“难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展开总体上是具体可感而非抽象概括的；《灵魂》一文篇幅较长（约10000字），故事讲得相当完整，细节众多，袁和的整个生命过程叙述得十分清楚——可以肯定，没有这些细节，两篇通讯具有审美价值的主题是难以实现的。而丁晓兵这个“英雄”和被称之为“关于勇气的一课”的袁和这个“英雄”，也是难以站立起来的。即使记者“硬写”出来，比如用逻辑概括、抽象归纳的方式叙述人物的生命过程，其结果也必然是难以令受众接受和信服的。

　　任何体裁的作品都要表达思想，这一点大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但各种体裁之所以不同，则在于其表达思想的方式不同。这是由各种体裁的不同受众的接受心理和习惯所决定的，也是新闻传播这种体裁存在合法性的法理之所在。新闻传播是用事实说话，人物报道更是以人物的故事情节、细节来表达文本所欲表达的思想，而不是靠归纳、概括等等。《丁晓兵》、《时传祥》和《灵魂》三篇报道正是由于充斥于文本中那些生动鲜活的细节以及记者对它们的恰当配置，才准确深刻地展现了作者所欲表达的思想（审美诉求），才行文生动、感人至深。也正因此，三篇报道结构的跳跃，还有它们对语言准确、生动的追求等等，都使得被报道者的故事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新闻作品主题的“合目的”和文本的“合规律”的较好结合，使得这几篇通讯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审美意义和较好的传播实效。

　　如果说这几篇作品还有一些不足，也是因为其文本的“合规律性”的不足，而影响了其主题的“合目的性”更充分的实现。比如《丁晓兵》一文，文本节奏略显急促，按着分主题对丁晓兵成长故事的结构多少还是显得有些概念化，文本的衔接显得有些不十分妥帖自然。整个文本的小标题的提炼是按照革命英雄主义的几个方面抽象概括的，主题清晰是实现了，但也影响了一个经典通讯文本其故事本身所应具备的自然连贯的品质，开头也颇像事迹介绍文体的写法。而《灵魂》一文则由于时代的原因，其中一些口号性的议论也多了些。

　　所谓“以受众的审美诉求进行新闻采编”——新闻文本的“合规律”就是指要遵循新闻报道自身独立品质要求，比如客观；要在真实、准确地报道事实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流露作者的倾向，以增强传播的吸引力等。而作为故事性颇强的人物通讯，在上述所说的按新闻规律办事的基础上，如何保持文本对读者阅读的流畅感、自然感，进而增强吸引力等等，则是对传播者文字把握能力的又一重要的要求，当然也是值得采编者注意的——关于这一点，新闻史上的诸多名篇均有可借鉴之处。

　　（作者　孙德宏工人日报总编辑、东北师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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