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报纸上看到南京作家朱文写了篇小说，名叫《人民需要美元》，立马就喜欢上了这个标题。小说没有读过，至今也没有想读的欲望，但实在不能忘怀这标题，今天还趁机来揩油。买椟还珠这事儿，做起来如此得心应手，我自己也是醉了。但“好吃嘴”吴鸿兄说“且慢醉”，还有一家好吃的苍蝇馆子等我们去“杀”，别猴急马急地就醉了，还没饱口腹就醉了，太划求不着了。
我与吴鸿去“杀”过多少家苍蝇馆子，我没有数过。在《舌尖上的四川苍蝇馆子》一书里却没有记载，大约是我们都是奔吃而去的，并没有多少故事可言，故他的书里便没有我们一起去“杀”的记录。就我记忆所及，我们一起去“杀”过的苍蝇馆子计有：柏合镇范家豆腐皮、双流李记无名肥肠、蜀汉东街荣园的爆炒鱿鱼丝。吃的印象是范家豆腐皮的确很烫，李记无名肥肠的确很下饭，爆炒鱿鱼丝配冰啤，确实是如假包换的大好享受。
不少“好吃嘴”朋友，吃了好东西，仿佛要把花出去的钱立马赚回来，于是吃而习时之。不仅记住那好吃的菜，而且回家做菜，也学得有模有样，甚至更甚一筹。比如我与《李济传》、《消失的学术城》、《发现李庄》、《民国衣冠》的作者岱峻兄，就曾受四川老一代著名“好吃嘴”车辐老之邀，到他家中吃过温烫至七十五度，浸泡着杨梅的花雕，至今没有哪次喝花雕的经历能让我记忆如经深刻。老人家亲自做的一桌子饭菜，最记得的是他拌的麻酱凤尾，二十年过去了，至今齿间留香。说明我这个在三年大饥荒里饿死五位亲人，从小经常吃不饱饭的人，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我对饮食有自己相当强烈的选择性记忆。
说到关于吃的选择性记忆，我还要说，作家、学者中能做菜的人，就我所遇到的，要算上面我提到的岱峻兄做得最好，没有之一。他对李庄、中央研究院、李济等人与机构的研究，那实在是很多比他所写的东西，流行得多的著述如岳南的《南渡北归》，不能比的。当你在他面前说岳南的作品如何不严谨时，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你，并不一定附和你的意见。其实他是认可你的看法的，但他认为研究领域太过相同，不便出来指陈那些显而易见的“硬伤”。上次商务印书馆刘燕、孙萌二位女史来他家中约稿，得以叨陪末座，饭菜自然是好，却记不住名了。但他家里李光谟先生送给他一箱李济先生的史料，包括胡适先生的亲笔信，以及房间里所挂游寿先生高古的书幅，实在让我夜不能寐。如此看来，我虽出生在贫寒之家，但再好的饭菜，都挡不住我对精神大餐的喜好。
我与吴鸿的岳父、著名诗人张新泉先生是老朋友，我们两家算是有通家之好，可我没品尝过他亲自烹制过的菜肴，不好说什么赞美的话。但他在大吃特吃苍蝇馆子的同时，存了心要将其写出来，却是我们这些抹了嘴便忘到九霄云外的人，万不可及的。世间的事儿，不管物质还是精神，就怕你上心较劲儿。这不，40个苍蝇馆子的过瘾菜谱，用一本书悉数给你端上桌来，让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图文并茂，且充斥着一身搞笑的脓（细）胞，有时看了不免喷饭。所以你不小心真在饭桌上看的话，最好掩嘴，否则不雅。即便40个苍蝇馆子，也远不能穷尽四川民间美食地理，书中多以成都为主，其他地方缺席很多。比如乐山特别是五通桥的烧烤，得宋石男兄领着去吃过，可以让我在四川各地吃的烧烤让贤逊色。
但是不是吴鸿所说的苍蝇馆子，我都认可呢？那倒不见得。比如曾经被喻为成都最牛苍蝇馆子的明婷饭店，就实在不能入我的眼。2010年明婷饭店很火的时候，梁文道兄来成都公干，我请他去那里吃过唯一的一次。就算被吴鸿兄及一干食客称道的豆腐脑花儿，也没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但菜里的盐之重，却很快让我悟出了文明之逐水而居，是有道理的，因为二者缺一不可。从一般意义讲，我赞同“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古训，但更服膺休谟的“趣味无争辩”的教导。你或许会认为，休谟说的可是“高大上”的精神问题，并非口腹之欲。其实在我看来，完全可以拿到饭桌上来作为饮食之争的PK指南。
我发觉凡是可称“好吃嘴”的人，也许热爱的菜系因地因人而不一样，但他们在骨子里面对生活的热爱却是很同的。没调查过，但以我的直觉，热爱美食，喜欢到处找好吃的人，得抑郁症的概率可能会很低。你看吴鸿不只是爱吃，那些与吃有关的生活琐事有时不免有抢戏之嫌。如他写浣花北路乡村菜，我记得的只是那一地可以做明信片的银杏树，与那红色甲壳虫车的外景搭配。西安中路的李兔头，你还没吃过没有关系，却不会忘记那旁边，被他写得泛着红晕的、“脸红的”，一个自动售卖的安全套盒子。富顺大转盘羊肉馆的羊肉汤也许不如富顺李二羊肉汤好，但吴鸿在此吃羊肉汤时发现，“一个卖菜的大姐，担子放在门口，里面还有剩下的血皮菜和两个嫩南瓜。她要了一碗羊肉汤，估计最多二两，还让老板打了二两泡酒，整个过程她都笑眯了”。这样的观察与描写，不亚于吃一餐美食。
不特此也，他还不时故意拿朋友来“教训”自己，其实暗藏着洗涮朋友的玄机。“双流胜利镇刘鳝仁饭庄”一开始的一段便是证明。而被开涮最多的是在大学里教书的范勤授老兄，这老兄是姓范，名字却是谐音。你看勤授对于大学老师是一个多么好的称呼，勤于教授、勤于讲授啊。但你把“勤授”多念几遍，你就知道是哪两个字的谐音了。这不禁又让我想起著名的“饮食菩萨”车幅老的趣事来。晚年他不良于行，坐在轮椅上被保姆推着在院子里或街上打望、晒太阳，他碰着我内人便没大没小地喊“师母”，内人说，车老咋个这样喊呢，这不是折我寿嘛。车老便一本正经地说，你以为我见谁都喊师母嗦，喊师母是一种规格，只有你与茂华（沙河师母）才有这资格。他见着我也常是无厘头地大喊一声，老师！便抱拳做揖礼状。遇着我出新书，送他稍慢，他便提醒：老师，难道老学生这么不堪造就么？在我看来，热爱生活的美食家，都具有天生的幽默脓（细）胞，吴鸿的书中所在多有，但或许非川人不能领会。
吴鸿不仅开范勤授的玩笑，作为一个出版社的头儿，在写美食时，他也忍不住拿宏大叙事及意识形态开点不伤大雅的玩笑，使读得懂、领会得仔细的人，不免有莫逆于心的感受。他在写迁新址的明婷饭店广告旁边的配搭物时说，“箭头旁边是一张‘中国梦’的宣传画，主题是：民主。我们这些草民还是可以做自己想吃‘明婷’的主的”。在成都市区的奋进小院坝开“土碗菜”的老板与大厨都来自彭州，“他说来这里主要是体验农家菜，原汁原味无污染，环保得很。彭州能给成都这些？我倒想做做中国梦”。对近十年的成都生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彭州石化对成都人来说，是个巨大得难以驱除的阴影。这样的讽刺，也要明白人才能看得出来。我估计不少人会把这样的文字看漏掉，特拈出来以示周知。
吴鸿在书中讲美食时自然要讲到很多美食街的故事，如讲到少城长发街，便讲尼姑头发长的故事。自然被有历史癖的流沙河先生考证了一番，说那街名出于《诗经》的“长发其祥”，我觉得先生说得有道理。但民间就是喜欢拿更无厘头的故事，显见的矛盾（尼姑头发长）来搞笑，取乐无聊的生活。对于四川美食，有石光华、江树、卢泽明、吴鸿等的感受型写法，但也有把感受与考据结合得比较好的愚人兄之《川菜：祖国山河一片红》一书，可谓各擅胜长。其实吴鸿也在书里不经意间追溯了历史，如讲到“坛坛肉”。“一般是在冬至前后，乡里杀猪过年。但一下又吃不了那么多，就将猪肉切成碗大的方块，放锅里熬，就像炼猪油一样。待肉熟透，略显焦黄，放少许盐与生姜，连油带肉装入坛中，放在阴凉处。猪油凝固后既可以存放许久，也能起到保鲜的作用。”这当然是从吃的方面来说的，但“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里，是这些地区常用储存猪肉的方式，坛坛肉几乎家家必备”。这里面看到了一点饮食社会学的引子，我准备花十数年时间写一本《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从红薯看近现代巴蜀文化的变迁》，专门会说到这样的饮食演变。
《舌尖上的四川苍蝇馆子》是可以作为“好吃嘴”们的寻觅与用餐指南的，不过还要指出于我有特别记忆的两处，让大家同赏我非常热爱的美食。一是漫画家沈培老在香港庙街请朋友吃濑尿虾的事，这让我想起许多次在此吃濑尿虾的故事来。二是吴鸿只在“刘鳝仁饭庄”一文里偶提一笔的凉拌苦笋。我基本上是苦笋的天敌，前年宋石男兄的姐姐还给我送一大捆苦笋来，我分了些给有同好的沙河先生。那些天，我们家中连续清煮苦笋配上好的佐料，简直妙不可言，于我像是过节。有一次我到叙永，早上在春秋祠附近吃了碗巴适的罗氏豆汤面，晚上又据案大嚼了三大盘白油苦笋。据说此地的苦笋与甘孜的松茸一样，以出口日本、韩国为主，难怪食材这么霸道，令人难忘。
（吴鸿著《舌尖上的四川苍蝇馆子》，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2015年11月19至20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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