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媒介素养 全球视野 中国语境
Media Literacy: Global Vision and Chinese Context
陆晔，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
媒介素养在西方兴起几十年来，无论作为社会运动还是理论话题，都方兴未艾。那么，在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之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它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关系如何？中国的媒介素养研究应该立足于什么样的前提，又该以什么样的目标作为理论与实践推广的核心？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正是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重要缘由。
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范式转移及其特征
在过去几十年间，媒介素养历经了四次可称之为「范式转移」的变化。
1930年代的保护主义立场：第一代范式以比较精英的观点视大众媒介为「下九流」的「带菌者」，传播对社会、高尚文化尤其是对青少年有害的信息，媒介素养教育的职责是给公众打预防针，防止侵害。一些学者将这一范式称为源自1930年代英国传统的“利维斯式”的观点（Justin Lewis & Sut Jhally，1998），即认为大众媒介只能提供低水平满足、造成当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断裂，因此“批评意识的训练”能够在公众提升对大众媒介的辨别力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杨击，2006）；同样是基于保护主义范式，但却与利维斯的精英文化视角不同，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立足于道德维护立场，视大众媒介为传播不良意念和诱导劣行的罪魁祸首，对其在传播性和暴力方面的负面影响，以及刺激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方面的作用，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因此提升公众的免疫力首当其冲 (David Buckingham，1998；宋小卫，2000)。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刺激-反应式理论为这一范式提供了相应的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支持（吴翠珍，2004）。
1960年代强调提升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辨别力：第二代范式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媒介内容都是有害的，关键是如何引导受众进行明智的选择，在接触媒介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思想脉络与二战之后传播科技推动下世界范围内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陈世敏，2005），也与1960年代前后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既然文化是一种社会过程和全部的生活方式，既然大众媒介及其传递的大众文化并非工业文明的负面副产品，而是创造文化共同体的机制之一（雷蒙"威廉斯著，吴松江、张文定译，1991），那么，人们需要提升的，就不是免疫力而是分辨力，以辨别不同媒介内容品质品味的良莠高下，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这一点，与传播效果“使用-满足”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
1980年代重点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第三代范式转而强调大众媒介制造假性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巨大潜力，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由外部文化强加的价值观念，而媒介正好代表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参见 Masterman, 1998），所以媒介素养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批判解读能力。自1980年代以来，在西欧、北美许多国家媒介素养教育开始进入正规教育体制开的同时，对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文化工业，批判的声浪也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重点，在于揭示大众媒介文本建构的“媒介真实”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性，以及文本中暗含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麻痹受众的。
1990年代以来的参与式社区行动：近年来，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这一范式遭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在一些学者看来，媒介素养是一个远比基本的文本理解力和领悟力复杂得多的概念；而媒介素养运动也不断提醒人们，媒介教育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对媒介一无所知的人，实际上，受众早已在和媒介共生的社会化过程中，积累了基于切身体验的相当丰富的媒介认知。如果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帮助公众成为成熟公民而非老于世故的消费者，那么除了对文本的批判性解读以外，还需要提出关乎社会权力和行动建构的问题——“媒介教育当然需要教学生使用媒介内容，但是也需要教他们使用和挑战媒介组织”（Justin Lewis & Sut Jhally，1998，p109），以及需要深入探究影响公众媒介认知和行动能力的社会心理机制和条件。Hobbs（1996）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使用、批判性分析媒介信息和运用媒介工具创造信息的过程。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通过分析、推理、传播和自我表达技能的发展来提升自主权（autonomy）”。实际上雷蒙德"威廉斯已经证明早期有关媒介素养的争论就是围绕权力-控制关系展开的，在工业化早期，工人们被训练学习阅读，但是不被鼓励写作，这使得他们可以服从命令和阅读圣经以利道德说教，但却无法表达自己的需要和利益（Justin Lewis & Sut Jhally，1998）。而现代社会“机构的民主化，以及通向真正参与式民主的漫长道路，非常依赖于大多数公民的能力，……以及……通过媒介活跃的介入”（Masterman, 1997，p60）。因此第四代范式的主要内涵是参与式的社区行动，即由对媒介的批判性思考转为通过“赋权”“促成健康的媒介社区，而非仅仅指责媒介的不是”（陈世敏，2005，p11）。近几年，Potter（2004）发展了批判性解读，提出媒介素养认知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头脑复杂和大脑信息处理方面，可是说是对媒介素养「第四范式」极有价值的拓展。同时，在实践领域，媒介素养在健康素养和健康社区运动中，尤其基于新媒介技术及互动性，业已发挥出积极的作用（Lynda J. Bergsma，2004；Michael Rich，2004；Rachel Gonzales, Deborah Glik, Mehrnaz Davoudi and Alfonso Ang，2004）。
对媒介素养范式转移的上述梳理，基本上反映出媒介素养全球视野的几个重要特征：首先，媒介素养的四次范式转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式、尤其是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体现出媒介素养理论与实践发展和社会对媒介问题关注重心转移之间的同步性。大众传播研究中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也越来越多地为媒介素养研究所用。其次，欧美各国传统上看待大众媒介的角色功能，从来就是将自由经济造就的商业媒介视为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公众参与社会、建构民主最影响广泛的平台，也会因其趋利动机导致低俗化并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左右，因而对于媒介素养的理念和实践而言，无论其立足点是矫正媒介引发的社会问题，还是推进积极的公民社区以改善传播生态，使之有可能接近民主制度对独立媒介的期许，都绝不仅仅只是强调着眼于公众一方对媒介内容的选择、使用、参与和创造，而是同时需要全社会随时保持批判反思的立场来质疑媒介弊端的制度化成因。再次，媒介素养直接从草根的社会运动中汲取养分和动力，来自不同民间社会团体的媒介素养推广运动，不仅为媒介素养的理论发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为研究路径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主动寻求和包容多元信息与观点、批判性的认识社会、自由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这些本身就是构成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而这一切，又都与大众媒介搭建的沟通交流平台息息相关，因此媒介素养无论在认知还是实践形态上，都必然成为现代民主社会公民素养和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媒介素养的中国十年：背景、进展、局限
在中国大陆，媒介素养无论作为理论概念还是实践推广，近年来重要性不断凸现。同样与欧美国家通过媒介素养矫正社会问题、推动民主发展的两大目标相一致，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媒介发展变化的必然。
从199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西方媒介素养的译介文章（例如，卜卫，1997；宋小卫，2000），到今天媒介素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十年，下述几方面的影响正是媒介素养成为一个显性话题的重要背景：其一是中国大陆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功能的多元化，在不断满足社会变革过程中日益多样的媒介需求的同时，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弊端也开始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在庞杂的媒介信息面前，提升受众自身的选择、批判、使用能力，成为建构健康媒介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二，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经验，越来越多地对中国大陆的媒介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产生影响，媒介素养不仅被视为公众一方制衡媒介不良表现的力量，而且，作为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旨在强化公众的传播权，以及公众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民主机制中发挥正面作用所担负的责任。其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给公众通过参与媒介进而参与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方式，迫切需要公众的媒介创造能力的培育、提升和自我发展。最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需要积极的、负责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媒介素养着眼于公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意味着将公众置于媒介-受众关系中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与媒介相互培育相互建构的对等的一方，无疑对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研究，到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社区，其最主要的研究进展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媒介素养作为学术话语的合法性建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介绍和评价西方媒介素养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如，蔡琪，2001；蔡琪，2002；张冠文，2004；蔡帼芬等，2005），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话语来建构在中国大陆倡导和推行媒介教育的理论合法性和现实意义，认为接受“媒介启蒙”是当代每一位公民的必要和必须（臧海群，2003）；在信息社会，媒介素养能力是控制自我行为的能力，也是控制媒介信息的能力（张开，2003）；全球化时代的公众不仅需要媒介文本的分析批判能力，还需要跨文化交往沟通能力，以及培养公众成熟、理性的民主意识（陈龙，2004）；媒介素养教育是确保大众传播在公众中产生积极效果的有效途径（张开、石丹，2004）；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不仅符合中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目标，也符合社会改革的目标（李琨，2003）；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媒介素养的一种，信息素养在中国已经有一定基础，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更具有现实意义（田中初，2004）。
第二，媒介素养实践模式的多样化探究。研究者们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探究在中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如，郑保卫，2002；吴廷俊、苏咏平，2003；林爱兵，2003；等等）。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公民，又要根据受众的文化程度、年龄、城乡差异、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不同, 考虑实施途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孙卫国、祝智庭，2006）。在青少年媒介教育领域，教师要扮演主要的角色，教育行政部门也要给予支持，在课程标准中增加媒体教育部分内容，并组织教师在职及职前训练，和家长参与的亲子教育相互配合（张学波，2005）。而针对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则可采取组织教育、社区教育和自我教育互动的模式，由于职业教育是当今中国社区教育的重点，因此可以把媒介教育看成是“劳动者生存、发展教育的重要课程”，包括如何通过媒介寻求打工信息、如何维权等等（南长森，2004）。三年前，学者们还在为中国大陆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匮乏而感到遗憾，那时“尚没有一本真正的媒介知识普及读物，也没有一所高校或中小学开设媒介素养课程”（张志安、沈国麟，2004），而现在，一批相关的教材陆续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开设了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课程，针对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实践推广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在不同层面开展起来。这些实践活动，也为媒介素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如谢静（2006）近期一系列研究中新的理论焦点，均来自研究者本人组织和参与的相关媒介素养推广活动的具体经验的提炼。
第三，对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状况作出比较详尽的描述和类别划分。尤其近一两年，一些研究者开始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无论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还是在中国大陆的实践推广，这类研究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证依据。如一项关于西安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显示（鲍海波、杨洁、王喜严，2004），大学生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强的功利性，呈现出一种富于理性的动机结构，对网络更表现出出色的接受能力和驾驭能力，对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辨别意识，对大众传媒暴力内容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抵制能力，但这种通过个人的直觉感悟得来的媒介素养，其自发状态使得他们不能有效地辨别信息的价值，也因此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媒介资源。另一项在上海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刘佳，2006）得出的结论也很类似，大学生对各类媒介的消费普遍在中度水平，对网络的消费接触较为突出，他们对媒介的商业属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受众在传播中的能动地位认识不足，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也很低。与此同时，一些教育学者，也开始着眼于通过对青少年对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培训，来实地考察媒介素养教育的机制和效果。
第四，开始以不同的理论学派、路径切入，关注媒介素养理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初步建立起一些量化、质化理论模型。如本课题组基于严格的公众媒介素养状况抽样调查，试图开创性地对媒介素养这一理论概念的若干子维度，如媒介知识、媒介使用技能、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等，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建立起与政治认知、人际沟通能力、不同类别的媒介内容接受程度等其他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相关概念关系，研究成果正陆续发表（郭中实、周葆华、陆晔，2006；陆晔、郭中实，2007）。
第五，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者开始进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媒介素养问题，与此相关信息素养、健康素养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媒介素养研究者的领域。
上述进展在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起步的十年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其中的局限也非常明显。首先是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价值取向和理论路径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短短的十年之内，西方历时态的四个理论范式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共时态地涌入研究者的视野，由于对有关媒介素养理念、目标、实践形态和社会意义等各维度，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尚缺乏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起点，从保护主义的道德防范立场，到对媒介市场化商业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对公民社会的认同，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从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到哀叹大众文化泛滥的悲观主义……这些，比Hobbs概括的美国围绕媒介素养的七大争论，要更加莫衷一是。其次，媒介素养的批判性立场，不仅针对商业化、娱乐化的媒介弊端，而且也针对媒介制度的弊端，并强调受众接近、使用、表达、创造媒介内容等在内的传播权，然而大众媒介双重属性带来的困扰，使得媒介素养理念难以在上述多个层次上充分展开。再次，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媒介素养研究的理论深度。最后，在实践推广领域，相对于欧美和港台地区由民间组织、教育研究机构、公共媒介、政府组织等共同推动的社会运动，目前中国大陆所开展的有关媒介教育的尝试，其社会影响力和效果都还十分有限。由于实践层面缺少社会团体的有力介入，尚无法与理论研究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互动。
媒介素养：中国语境下的未来
关乎公众启蒙的媒介素养理论研究与社会运动，在中国语境下如何立足于中国的媒介生态和中国公众的现实条件和需要，最终达成媒介与公众的共生与良性互动、促进民主建设，既是我们今天关注媒介素养的前提，更是我们的目标。鉴于此，从研究方向上看，我们需要在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的探讨中，更多地关注媒介生产、文本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理论研究自身的价值，推进媒介素养研究从借鉴大众传播研究一般规律，到开始为大众传播研究做出具体理论贡献。尤其，媒介素养既非对公众一方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也非社会以公众的名义对大众媒介进行内容和品位裁决的依据，既然我们将媒介素养看成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格外需要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上。比如，尽管从未冠以媒介素养之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喉舌功能，普通民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认知、理解，一直是他们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除了有组织的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进行学习之外，公众在新闻使用上，业已形成相当深刻的领悟力。无论知识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对“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都有着来自民间的深厚理解，因此寻找媒介文本的“弦外之音”，多年来从来就是公众媒介使用的目的之一。这一点，与欧美社会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又如，在中国大陆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尽管确实出现了商业化的种种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化媒介体现出连接市民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领域方面的特殊功效，预示着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以及新闻传媒政治功能的演变和强化”（孙玮，2006，页173-179），大众媒介推动的消费者权益运动对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就是很好的例子。大量的广播电视谈话节目，都市报的市民生活专栏，DV记录的民间影像，博客、视频分享网站的兴起，这些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媒介平台，与大众媒介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化娱乐化弊端，交织成十分复杂的媒介现实环境。这种媒介环境，也是与欧美社会完全不同的。而这些复杂的场景，对于媒介素养研究来说，不仅可以提供有别于西方现有理论的不同解释，而且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关系。从实践目标上看，则需要不断增强媒介素养实践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拓展新媒介技术在公众媒介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关注媒介素养从个体素养提升到社区行动能力的拓展。
近几年，依托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的研究与实践推广团队，已经开始尝试从经验研究出发，比较系统地从中国媒介的生产机制、文本和社会现实建构，以及中国公众的批判意识和媒介参与，这两个相互观照相互影响的向面，对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影响路径、特征和效果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有计划地进行了相关的实践推广活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开展研究和实践推广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要认识到公众自身的反思与鉴别能力的差异，认识到媒介生态所属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本身的局限，认识到媒介-受众关系中各种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力，并且将媒介素养理念共识演化为有效的实践行为，依然路途漫漫。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为我们开启了在媒介现实生态、理论研究成果和日新月异的媒介素养运动之间相互回望的窗口，而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素养，则迫切需要我们在这种相互回望中，勾勒出媒介素养相关核心概念之间的理论脉络，并最终从实践行动中呈现出之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