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一百年—— 时东陆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建立现代大学到今天已经整整一百年了。目前中国的教育界，科技界十分关心中国的大学与学术如何能进入世界前列，并成为世界一流。但是，中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并不单单是一个学术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教育传统的问题，同时也是思维方式的问题，甚至是历史文化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回顾，探讨中国大学在世界的位置与未来走向。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国之前的所谓中国“大学” ，比如北宋年间公元976年在湖南创办的岳麓书院，与我们今天所言的“大学” 无论在定义和形式上都有本质的不同 [1, 2]。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学” 是“现代大学” 的简称。现代大学定义为那些基于纽曼模型 (Newman Model) [3]与洪堡模型 (Humboldt Model) [4]，自19世纪中叶，在欧洲古典大学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大学。目前西方世界的主流普通大学都建立于这两个模型。由于这两个模型源于欧洲的英国牛津大学(纽曼)和德国柏林大学(洪堡) ，所以实质上现代大学即西方大学。在这种定义上，我们很容易联系到所谓的“现代科学” 和“现代医学” 这两个名词。从纯粹的定义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定义“西方科学” 为“现代科学；” 定义“西方医学” 为“现代医学。” 从名词的选择上，也许因人而异。但是在本文中我们仅仅对现代大学的渊源和本质感兴趣，而不刻意寻找“现代” 与“西方” 在定义上的区别。

事实上中国从80年代才开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当然，我们无法否定民国年间我们的前辈们为创建现代大学所付出的努力。但是，当时的大学，规模很小。无论是师生人数，教学资金，还是研究设备都非常有限。民国时代的大学主要以本科教学为主，因为还没有设立博士和硕士学位制度。民国时代，中国开始创办区别于古典学堂的现代大学。这些学校的基本理念是基于19世纪英国牛津大学的纽曼模型，注重启蒙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与人文修养 (Character building) 。当时的办学人物大多留学欧美。而这些著名教育界人士又大多具有文科背景。历数北京大学民国时期的校长们，几乎每位都来自人文学科。比如：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五四” 的洗礼。中国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学术教育，以至文化艺术都在学习，效仿西方。比如“共和政体，” “科学与民主，” “现代教育，” 等等。有些极端的意识甚至推崇“脱亚入欧” 的口号。在效仿西方文化方面，李叔同引进许多西方音乐，并且改编，注词，使其成为“中国音乐，” 是最为典型，而且十分生动的范例。他的工作对今天中国的现代音乐仍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在高等教育界，许多回国留学生很自然的带有以西方最新意识拯救中国的愿望。北京大学民国时期的那些校长们就是这些留学生中间的娇娇者。他们带着自己的理想：“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 试图在中国建立现代的教育体系。在那个时代，蔡元培们在中国尝试建立现代大学。但是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中国多年的战乱，他们的理想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实现。

可以认为，蔡元培时代，中国的教育还局限于对西方高等教育的领会和模仿。并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对现代大学基本模型的发展。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主要来自纽曼模型和洪堡模型, 比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来自洪堡的“学术独立” 的理念。而他提倡的“使被教者传布普通之知识，陶铸文明之人格；”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是典型的纽曼教育思想。纽曼教育思想的核心：大学为社会培养优秀公民。

民国时代的中国明显重文轻理，无论从政府官员还是大学校长，以至社会名流，几乎清一色的人文学者。其中包括国学，艺术，法律，教育，哲学，历史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种“中国学者” 的特色。这也许是前清甚至是古典中国的遗风。因为民国以前的中国根本没有理工科高等教育，所以也没有现代科学研究的学术传统。蔡元培很可能在德国留学期间接触到当时十分流行的洪堡大学理念。从而他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大学学生应该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并建议在北大创办研究所。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研究生院和硕士，博士制度，这种本科生进行研究的建议一定遇到关键性的困难。

首先，按照纽曼模型，大学本科仅仅在于传授已知的知识，而不在于创造和探索新的知识。纽曼甚至极端地认为，学术研究应该与本科教学严然分开。那些以探索为主要兴趣的学者应该离开校园。只是到了洪堡时代，他才将知识的传授与学术研究统一起来。不过，这种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是针对教授和学者而言。洪堡模型发展到今天，通俗的解释就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即要教学，也要做科研。而两者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只有在探索中传授知识，才会更有意义。

另外，当时中国的所谓文人学者与今天的现代学者 (包括社会科学) 有很多根本的区别。那时的人文学者带有十分浓厚的古典思维习惯和传统“做学问” 方式。他们所从事的“研究” 在今天看来还不能被完全定义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活动。” 他们大多以著书和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主要“学术活动。” 首先，许多报刊和杂志都不是学术刊物。比如，当时最为著名<<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 一文并不是学术文章。<<新青年>>也不是学术刊物。我们知道，学术研究必须是对最新问题的探索，批判，研究，和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当时中国的大学刚刚开始接触现代学术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基本上是一种在纽曼模型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大学稚型。虽然办学者希望建立学术研究，但是限于当时社会的历史条件，以及学者的传统思维，中国还没有能力建立所谓的洪堡研究型大学。因此，当时的高等教育主要侧重于本科教学，而并没有明显的学术研究活动。比如，民国时代的大学几乎很少在世界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中国自己建立的学术期刊也十分有限。也正是由于这种学术传统，当时大学所重视的是对已知知识掌握。那时的大学更为推崇“知识渊博” 和“学富五车。”但是对于如何质疑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识没有敏感的意识和深刻的理解。这种传统甚至遗留至今。中国的学生对已知非常熟悉，但是缺乏质疑已知，勇于提问的习惯。20世纪的中国十分推崇“知识就是力量” 的名言。这种差别，来自中国和西方不同的近代思想历史。

但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大学，可谓历尽艰辛。从蔡元培时代的初创时期 (1917-1937)，到战火纷飞的岁月(1937-1949) 。从五十年代效仿前苏联建立专业院校和院系调正，到文化革命 (1966) ，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几经磨难。因此，在八十年代建立学位制度之前，中国的大学基本上是以本科教育为主。而这种本科教育在50年代之后完全背离了纽曼模型，而采纳了前苏联的教育理念：大学主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其一为国家重点项目的研发基地，其二为国家需要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这种由国家导向的高等教育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如果为中国现代大学标定时间分界，20世纪前五十年效仿欧美，以纽曼教育理念建立西方现代大学。20世纪后五十年以前苏联高教思想取代欧美纽曼型大学，建立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和国家科研基地。52年院系调整时把许多纽曼型大学并入国立大学，从而实行改革。例如当时的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上海的震旦大学并入复旦大学。

比如：校长(President)，院长(Dean), 系主任(Department Chair), 教学大纲(Syllabus), 实验室(Laboratory), 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研究项目(Research program), 研究经费(Research grant), 等等。这些名词和概念在古典中国都不存在。因而，可以认为，中国基本上是以西方大学为模型进行效仿和学习。不过有些大学更偏向欧洲大学，比如德国，以资深教授带数名年轻教师组成研究组。而有些则欣赏美国系统，以单一青年教授为小组进行研究。在评审职称，项目评估，课程设置，学位答辩, 科研项目等众多方面几乎与欧美大学无异。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著名大学的经费已经相当客观。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在短短20年迅速的完成了现代大学的基础建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通过20年的努力 (或者可以说是一百年的努力) ，今天中国的大学，尤其那些著名大学，已经在规模，管理，形式，等方面初具规模。事实上，中国著名大学在校园和实验室建设，经费水平，部分科研能力上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但是这种评估机制还是建立在数量上和形式上的，比如实验面积，科研资助，设备水平，文章档次。笔者认为，中国的著名大学很快会在文章数量，研究水平，科研资助方面达到目前许多世界主流大学的水平。但是，我们无法定义，在指标上达到同等水平的大学就一定是现代大学。

在完成大学基础建设之后，中国大学，尤其著名大学最为感兴趣的就是如何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些著名大学里，有面积最大的校园，最充足的经费，最先进的设备，最宽大的实验室，最聪明的研究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毕竟有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是在学术上，因为中国已经有许多一流学者。而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理念上，意识上，文化上。

十分有趣的是，在教育形式上，古代中国与希腊时代有些相似的地方。春秋后期的鲁国人孔丘 (公元前551年) 与希腊学者苏格拉底 (公元前469年) 几乎是同时期的人。对于孔丘，素有“弟子三千” 的之称。而苏格拉底培育出像柏拉图这样的伟大哲人。虽然，他们的时代距离今天两千多年，但是他们的教育传统却十分相似。都是各自为师，而周围有一群崇拜者和追随者(学生) 。正是由于当时十分自由的思想环境，即便是早期文明，已经诞生了许多伟大的哲理。但是，那时的教育，学习，研究还是十分个体的，分散的，没有严格组织的。

但是，公元3世纪以后，基督教不断地扩大，在罗马社会形成巨大的影响。由于基督教的出现，使得罗马文化不断背离古希腊的价值观。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合法化，并立为国教。基督教的诞生和发展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成为今天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方文化的许多重要发展都与基督教和教堂息息相关。比如：音乐，伦理，哲学，教育，艺术，文学，工程，设计，建筑。事实上，西方的学术研究，大学教育，甚至科学，都来自于宗教体系。

最早的西方大学，都是中世纪时期由天主教会建立的。大学的主要活动，除了研究神学，还学习语言，修辞，音乐，数学，天文，哲学，等等。今天十分著名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都是中世纪时代建立起来的教会大学。中世纪的大学主要培养神职人员。许多大学训练出来的学者专门从事神学学术研究。美国的哈佛大学在19世纪末期之前也仅仅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大学。所以，西方大学的历史，就是神学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同时也是教育的历史和学术的历史。

西方大学有着上千年悠久的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很容易从大学的早期建筑上体现出来。剑桥大学那些古老的学院在中世纪就是神学的经院和学术研究的圣地。虽然现代科学是从17世纪以后才开始的，但是“学术研究“在西方社会自希腊时期就开始了。而十分严谨的，系统性的，学院式的学术活动是基督教经典传统。教会建立的那些经院就是大学的前身。在3世纪左右建立基督教之后，神学不仅统治了政治，思想，社会，而且主导了人类的知识系统。世间所有认知, 无论是人类起源，还是自然万物都来自圣经。今天，对于知识的认可来自学术界的科学研究活动。但是人类早期许多知识的的建立是通过教会和政府的权威。例如，康斯坦丁大帝在公元4世纪时就雇佣过许多宗教学者参与解读，翻译，筛选古代神学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汇编圣经的部分内容。这种整理神学资料的工作是当时典型的“学术活动。”

自基督教在3世纪建立之后，所有社会承认的知识就来自于圣经了。这些知识对人间万物无所不包，是致上的，唯一的权威。但是，由于所谓的“旧约” 是用希伯莱文，而“新约” 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历史中很多学术工作是把它们翻译成为拉丁文，英文，和通用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按照雇佣者的旨意把原作进行图解和发挥，于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版本。由于各自对原作的解释不同，就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和教派。这种对圣经，同时也是对“知识” 的考证，图解，判断，推理，发挥构成历史上学术工作的一个十分主要的部分。由于圣经之浩瀚，历史之悠久(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出现了) ，再加上教会和政府的极度重视，围绕圣经所进行的学术工作十分可观。不仅建立了许多经院，大学，而且培养了许多训练有素的学者。他们精通语言，修辞，文法，以至数学，天文，哲学，艺术，和希腊经典。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这种学术活动，形成了西方历史独特的学术传统。

也正是由于神学研究的传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他们对探索自然充满好奇，同时又掌握严谨的研究方法。在专心研究神学的过程中，他们越发无法满足圣经对自然的解释，比如“地心说。” 于是，很自然，出现了像哥白尼这样伟大的学者。哥白尼就是神学经院里训练有素的学者和神甫。于是，好奇使得他走出圣经的光环。哥白尼时代(1473-1543) ，世界已经经历的“文艺复兴” 的洗礼。人们重温希腊经典，质疑基督说教，开始寻找思想的新空间。但是，哥白尼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地心说” 的正确与错误，而是一个更为巨大的命题：什么是知识的基础。很多人都认为哥白尼挑战了教会。其实他在发现“日心说” 时犹豫了很久，因为“知识的权威是谁”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为了这个问题，哥白尼整整等了十年才发表他的发现。

真正从思维上挑战圣经真理的就是哥白尼之后，17世纪的伟大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 [5]。这位不太安分守己，喜好周游世界的法律学毕业生，由于受到荷兰哲学家皮克曼启蒙性的引导而开始对数学和哲学发生极大的兴趣。笔者认为，笛卡尔最大的贡献是质疑了传统的知识系统：什么才可能成为知识 (真理)。在他之前，知识全部来自圣经，即所谓的“圣经真理” (Biblical Truth) 。由于圣经的形成是基于对长达上千年流传的神学文献书稿进行整理，翻译，解释，甚至发挥，因而带有极强的各人因素，文化影响，历史演变，政府控制。而17世纪时的圣经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系统而为教会和社会广泛的接受。所有人类的知识都来自圣经。可是人们发现，真实的世界与圣经有明显的差别。于是，寻找新的认知方法成为17世纪社会思想的焦点。而笛卡尔就是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提出了自己伟大的学说：“质疑说” (Skepticism) 。他认为客观真理是与每个人的感觉，看法，意识无关的。只有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之后 (每个人观察的结果可能不一样) ，进行现象分析和逻辑推理，才有可能得到推论和证实。而这种推论又必须经过反复质疑才有可能是结论，而成为知识的一部分。一旦成为知识便不可毁灭。所以，圣经真理不是唯一的真理，因为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得到真理：数学。

在古典中国, 没有科学的传统。因而在学术方面的传统，以考证，注释，解译，整理，汇编为主。很少有剧烈的挑战和质疑。对于古典学说，大多以解释和考证为主要学术活动。比如，对于孔子的哲学，历史上与今天的学术成果基本上是对孔子的解译，试图更为深刻的认识他的思想。在学术行为上，这一点十分类似西方历史上对于神学的研究。比如对于圣经资料，历代学者经过上千年的考证，注释，翻译，整理，才汇编成为今天的<圣经>。在学术活动中，圣经里的章节，理念，观点都是神的旨意，具有绝对的权威，是无法质疑的。

对于孔子也是如此，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学者们只能著译，不能质疑，即便是今天。虽然在历史上，尤其是<五四>时期出现过反孔的浪潮，但是那种运动主要是为了接受西方理念而简单的从口号上，情绪化的反孔，而并没有从思想上深刻的批判，并在观点上标新立异。所以，笔者认为，<五四>时期的反孔仅仅具有时代上的进步意义，但是没有太多思想上的学术价值。然而笛卡尔不仅讥讽了基督，而且从思想上批判了宗教。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理念，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一盏历史上的思想明灯。

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教育界几乎清一色文人学者，而没有很多人经历过科学训练和思想洗礼。他们在思想上受到中国传统意识的深刻影响。所以，他们创办的中国大学传统与西方现代大学在学术研究的理念上也存在很多差别。中国的大学在传统上更加强调“知识” 以及对知识的理解。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十分推崇“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培根的名言。在这种口号下，大学教育鼓励，推崇单方向的求知，学习，演算，和熟练的技巧。但是现代大学，尤其现代研究型大学更为重视思考，想象，和创造。而创造的前提一定是“提问” 和“质疑。” 因此，西方大学在教学上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如何启发学生们“提出问题。” 芝加哥大学认为，大学应该培育学生“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 的能力。老师和学生将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因为，对于很多问题，老师并没有解答。所以大学并不仅仅是教学已知，而且是探索未知的地方。

笛卡尔的挑战是历史性的，他的质疑是前所未有的，他的认知哲学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从此，人类在思维上走上不归之路。就在笛卡尔之后仅仅几十年，就出现了现代物理的鼻祖伽利略。在伽利略之后又出现了牛顿和达尔文。至此，西方世界的科学研究一发而不可收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笛卡尔的思想，动摇了教会的权威；由于伽利略的工作，导致了现代科学的诞生。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是在近代诞生的。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标志是科学学会的诞生。1660年英国首次成立了伦敦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不久，法国巴黎组建了巴黎科学院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之后，类似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在欧洲各地建立起来。这种学术团体的形成标志着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始。而在此之前，许多探索工作都是个体，独立的，方法不规范的。因此，以学术单位为基地，以科学学会为活动范围，从事研究工作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十分基本的，重要的特征。今天的学术活动必须依附学术研究单位。而完全个体的学术研究很难得到承认。

现代科学的核心就是基于科学的理念，通过统一，规范，系统，严谨的方法研究自然与社会。正是因为科学学会的建立，才有可能建立统一的，规范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现代科学的方式根本性的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它的认知方法和途径。比如神学的，预言的，玄学的，易经的，感应的，等等。任何科学知识的获取必须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其它方法得到的知识，即便是可行的，有用的也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被科学界接受。

现代大学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仅仅以科学方法研究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世界上存在许多思想，理念，方法，但是对于现代大学，只有一种理念和方法：科学。大学所探寻的仅仅是科学真理；大学所创造的也仅仅是科学知识。大学的研究者们必须归属当代科学学会，参加学术会议，并且在学术界认可的学术杂志发表论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可能的方式。这种以科学的思维区别与社会上其它任何团体的特征是现代大学至高无上的标志。大学的学者们无论来自何种文化，宗教和信仰，都必需在校园从事科学活动，而不能把非科学的东西带入课堂。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理念和方法，比如感应术，算命，玄学，预言，都必须杜绝于校园之外。但是，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些社会现象和宗教历史。比如美国大学设立神学，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这与信仰完全是两回事。

近代中国与西欧在历史进程上另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自文艺复兴之后最为重要的思想变革：思想启蒙运动 [6]。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历史性地动摇了社会思维和教会统治。伴随现代科学的诞生，宗教社会开始分化而形成了所谓的“世俗社会。” 当笛卡尔第一个向权威吹响了挑战的号角之后，许多学者开始从认知上提出新的思维模型。其中包括法国人伏尔泰，苏格兰人休谟，德国人康德，尼采。这些思想家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以学术的方式，深刻地批判教会。这些学者大多谙熟数学，因而懂得假设，逻辑，推理，结论等学术方法。他们以科学为武器，非常雄辩地指出宗教的荒唐，神学的非理性，教会的愚昧，以及圣经对人类思想的禁固和腐蚀。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幽默,讥讽教会和迷信。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名言：

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特点是：他们都具备良好的学术训练和修养；不仅掌握语言，修辞，历史，和艺术的丰富知识，而且有深厚的数学和逻辑功底。他们的学术行为具有理性，逻辑，推理，分析，证据等科学研究的内涵和特点。因此，他们的批判非常致命。他们在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值得指出的是，启蒙思想家的工作具有极强的学术性。所以，他们的思想被世界学术界接受，成为经典知识。比如，尼采的存在主义成为影响人类当代思维的哲学基础之一。

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不仅仅在于挑战教会，而在于提出了革命性的思维理念。从而在根本上导致人类在思想上的进步。人们从教会走出来，形成了所谓的“世俗社会。” 而启蒙思想家便成为世俗社会的领路人。这种思想革命直接影响了大学的理念。于是，十九世纪的大学同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大学教育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和基督教育而转型为普通高等教育。许多大学，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开始增加非宗教人文课程与科学课程。在办学理念上，也从培养神职人员转向普通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而这种转型的理论依据，就是纽曼模型。十九世纪下叶，由于洪堡柏林大学的建立，西方大学纷纷效仿，从而导致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大学运动。” 美国南加州大学，Johns Hopkins 大学派人到德国学习柏林大学的“研究型大学” 模式。很快，世界研究型大学如雨后春笋，在20世纪遍布西方各国。

我们知道，西方大学渊源于教会大学。大学的教学与学术完全被教会控制。如果教会与政府是合为一体的，那么大学也受到政府的制约。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术是不可能独立的。虽然今天的西方大学摆脱了宗教和政府的控制，但是由于经费的要求，又必须依赖于政府和工业界的资助，从而产生了由政府和工业界导向的大学研究。但是工业界与大学在理念上格格不入。因此，过多的介入工业研发，会侵蚀大学的本质。另外，由于当今世界媒体的发达，社会思潮不断进入校园，使得大学的原本理念发生变异。比如，商业理念，市场意识，职业竞争，等等，都与大学发生根本性的冲突。

所以，即便是今天的现代大学，也都从不同的程度发展了纽曼和洪堡堡模型，而建立了各自在21世纪的新理念。比如，有的大学强调教育市场，而把管理机制与招生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竞争力。还有些教育界人士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必须运用企业的运作机制。比如经济核算，工作量评估等等。但是在高等教育的理念上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在众多的大学中，芝加哥大学是少数保持“原本大学模型”的著名大学之一。但是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西方大学都在尽力保持大学的独立和学术的独立，因为这是高等教育的命脉和认同。如果校园等同于社会和企业，大学就会失去自己的意义和生命。

中世纪的神学就是人类探索宇宙的全部学问。这种学问，由教会的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获得，并通过教会认可，接受，建立，从而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是任何人都无法质疑的。这种知识再通过神父与牧师传授人间。这种循环规则便奠定了学术的两个重要方面：学术研究与神学教育，即古典大学的两大重要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是基督教徒。因为教堂就是传授神学知识的地方，所以这种教育十分普遍。由此，大学的学术活动与社会普及教育关系非常紧密。

这一点与中国的传统有关键的不同。中国的“大学，” 比如岳麓书院，是人数极少，远离社会，学者和学生独立活动的地方。在古代中国的教育传统中，尤其在对应于中世纪的时代 (岳麓书院时期在西方是中世纪) ，根本没有普通教育的概念。正好相反，统治者甚至刻意的把知识控制在极为少数人手中。有学者指出，南宋时期，中国统治者甚至雇用专职人员，刻意地制定十分繁复的文字，使得普及教育更为困难，以便更好的统治。所以，普通大学教育的意识在西方世界已经十分久远。而中国即便在今天，仍然推崇“精英教育。”

大学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优秀公民。其次才是训练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性目的。现代大学，尤其公立大学是建立于民众税收基础上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这种普通教育的理念不是凭空而生，它来自于许多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比如教会大学，现代科学，启蒙运动，民主自由，学术独立，等等。正是因为西方历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政教合一，基督统治，思想禁固，人们才要求有新式的现代大学。这种大学不为任何集团服务，不传授某一种知识，不限于一种思想，没有宗教的控制。大学仅仅为社会提供一种广泛的，普通的，没有等级限制的，人人享有的高等教育。或者说，现代大学是一种大众教育，启蒙教育，综合教育，专业教育。

中国的教育传统恰恰没有普通教育。古典中国的教育属于个体的，师徒的，甚至是江湖帮派的。比如，民国之前的中国是所谓的私塾教育，而且仅仅是初级教育。科目十分单一，往往一个老师许多学生，不可能在具体专业科目上提供高水平教育。古代科举制度也同样引导了一种个体化的学习形式。这种个体式的教育与中国的艺术传统相关。古典式的艺术训练，比如京剧，绘画，乐器，都是单一形式的师傅带徒弟。这种教育不可能给予学生一种泛普的，综合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大多为职业性很强的训练。

由于这种传统，即便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仍然带有某些旧式的习俗。比如学生中师哥与师妹的称谓，语言中的江湖气息，学术中的门户之见，甚至意识里的非科学思想，理念中的等级观念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与真正现代大学理念背道而驰的。另外，无论是媒体还是大学，都公开向社会宣称：高等教育，尤其名牌大学是为了培养精英人才。中国大学的“精英教育” 本身就是违反现代大学普通教育理念的。现代大学并不向社会保证要培养出林肯，罗素，牛顿，沙士比亚式的人物，虽然他们很多毕业于大学。精英教育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等级观念直接相关。这种十分落后的意识与现代教育理念格格不入。我们应该记住，中国著名大学都是公立学校，是建立于公民税收基础之上的。在美国，即便是私立的哈佛大学，也是面向社会，而不会宣称自己仅仅是为精英而设立的。

现代大学的另一个目的是思想启蒙 (Liberal Education) 。它的含义十分清楚：把一个人从任何思想禁固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的成为一个“个人” (An individual) 。大学教育不仅仅传授已知的技术知识，培养职业人员，而是通过高等教育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思维，” 而不受其它思想的控制。这是一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对于世间事物，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能独立地思考，并且通过分析得到自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他必须明白，每一个人都有保持自己论点的权力。个性理念与个人意识在西方现代大学教育中深刻的体现在课堂，师生，教学等等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那就是不仅能够独立思考，而且尊重他人的结论，尽管与自己的相异。由于这种思考的能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十分冷静的面对社会和自己，而不至于狂热和极端。所以，大学为社会，通过高等教育，提供冷静思考的基础。

纽曼在他的“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里直言不讳的说，大学应该是培养” 英国绅士“的地方，一语点出现代西方大学的内涵：人文修养和知性培育。纽曼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思维和行为都是杂乱无章的。大学就是教育学生如何思考和行为的地方。至于思考，即独立的，批判的思考。至于行为，特指谈吐与举止。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温文尔雅，知书达理，谈吐潇洒，做派儒雅，情趣广泛，意识进步，风趣幽默，个性鲜明，道德高尚。现代大学的学生都会具有以上的特点。现代大学希望培养这些所谓的“Renaissance Man。”

事实上职业训练也是现代大学的重要部分。因为只有在大学才可能提供更为高深的专业教育，尤其在理工科。通过十分严谨的学习和实习，学生可以掌握职业中所要求的知识和训练。但是，中国大学过于偏重专业和职业训练。这种教育不仅仅反映在大学，而且十分严重的体现在中小学教育中。这种现象已经众所周知。如果不能调整这种教育上的偏差，也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建立现代大学。

大学的目的之一是为每一个人在思维和行为上雕塑特定标记，以示区别他类。举一个例子：对于工科的大学生，比如材料科学专业的学生，要求学习很多基础理论课程，比如衍射理论，统计热力学，扩散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知识在大学生毕业之后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用到。很多学生会问，为什么要学习这些理论课，我将来也不准备做学术研究。回答很简单：用这些理论来标记你的思维。试想，如果你毕业之后进入公司做研发。如果需要你做一项热处理实验，那里的技术员有十年经验，肯定胜于大学毕业生。那么，如果大学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体现不出大学教育的意义。但是，有一点，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技术员永远也没有能力像一个大学生那样思考，因为他没有衍射理论和统计物理的概念。

这种思维上的训练就是一种独特的标记。高等教育可以赋予大脑逻辑，推理，论证等复杂的能力。这就好像是一种思维的标记，这种标记远远重要于学位的标记。正是由于这种标记，大学生就与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清楚的区分开来。这种区分的意义并不在于社会中的竞争与实用，也不在于一个人在社会上那种世俗的地位。它仅仅用来标志我们思维的不同，不同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潜力，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大学真正的意义。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人是无法像我们这样思考的。这种思考的能力和标记是大学给予我们最为珍贵的礼物。我们在创建现代大学时必须认识到这种大学的意义。

人所周知，31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恢复文革前17年的旧观开始的，而教育领域则最先开始的这种恢复。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恢复高考。不言而喻，文革十年，正如当时流行的说法所说，教育是重灾区，而大学则是重灾中的重灾。毛泽东由于出身的缘故，对于教育有着特别的偏好，同时，由于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有思想文化决定论的积习，这种偏好和积习，使得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遭致了当局的特别关照，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别关照。教育跟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了最密切的关联。其关联密切程度，超过了前苏联。大学实行党委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重点开展区域。文革，只是其中一个走到极致的运动。当然，这种极致的政治运动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困惑，是维持的危机——如此革命下去，国家的基本运作无法维持。这种维持危机，在大学教育表现得特别明显，不仅难以向国家输送维持生存的人才，连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大学的率先恢复，在当时而言，有着存亡续绝的功用。

从锁国走向开放的中国，此番的开放，首先是对着西方世界的。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如何与世界接轨。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苏式大学模式，在开放的压力下，需要改变。所以，大学的改革，至少在部分的环节，体现在由苏式专才模式向美式通才模式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在当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被遮蔽在通才或者素质教育的名义下，但其中向美国学习的迹象，回想起来，还是相当清晰的。

然而，正如统治集团部分人所担忧的那样，大学改革不可能不跟“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有所关联。他们担心改革会摧毁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阵地的特质，而事实上，这个阵地，的确在动摇。鉴于八九事件，大学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心，即使1992年国家改革再度启动，大学的改革，却停了下来。随着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起飞，当局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大学改革的新路，这就是所谓的211和985工程。一是投钱——集中财力，投向少数尖子大学。二是强化大学的行政控制，所投的钱，由行政系统控制分发。三是实行产业化。通过引入企业管理因素，实行量化管理，改善大学教师的待遇。启动大学产业化，大幅度增加学生收费，实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不再包分配。这三方面的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党和行政的强化。伴随着这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大学翻了十倍的收费，国家开始把大学招生视为拉动内需的一个手段，于是全中国的大学开始了疯狂的扩招，在短短9年之内，大学年度招生数就由1999年的92·7万，膨胀到2008年的599万。教育行政当局的目标，说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普通教育。也的确变成了普通教育，200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23%。[①]研究生的扩招幅度，也在大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8·505万，增加到2008年的44·9万。[②]在大幅度扩招的同时，各个大学大幅度贷款，大兴土木，校园和学校建设有很大的改观。很多城市都在大建大学城，大学的产业化跟疯狂的房地产开放，实现了奇妙的联接。

这样的大跃进，结果是形成了行政主导的大学垄断公司。大学成了产业，最糟的那种产业——行政垄断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兼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弊而无其利。一方面，这种大学的确有产业化的特征，高收费而且唯利是从，各校都在大办跟市场有关的专业，基础学科极度萎缩。另一方面，这种产业又是官办的垄断事业，由于基本不存在竞争，因此学校的行政机关，衙门气、官僚气十足。整个系统，跟行政体系一样，都在追求数字——课题数，发表量等等。学校和教师，也就通过造假，钻空子，制度性规定强迫学生发表论文，来完成数字。客观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依然在学美国，不仅在大力引进海归，主要是美国回来的海归，某些学科，甚至直接用美国教材，采用双语授课。研究生教育，也跟美国一样，分成研究型硕士和专业硕士。甚至连美国的常青藤联盟，也要学，若干重点大学公开组织中国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可是这样学的结果，唯一的好处是使得学生的外语水平有所提高。但严格地说，只能说这种“唯美”是从的学习倾向，促进了学生的外语学习。真正让学生外语水平提高起来的，第一位的功臣，还不是大学，而是外语培训的新东方学校。学美国，只学了皮毛，足以增加大学时髦好看外观的皮毛。在八九之后，主动走向学术，走向专业的大学学者们，虽然说，在高校大跃进之前的几年之内，专业和学术水平的确有所提高。至少在我有所了解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所斩获，涌现了一些有质量的成果。但是，一旦大跃进发动，在量化管理和待遇提高强化管理面前，在几十万甚至上千万不等的课题经费投入的诱惑下。著名教授不仅有经费和待遇的好处，而且还有官职的赏赐和各种“江”学者称呼的授予，每个称号背后，都有大笔的好处费和课题费。大学教授很快缴械投降，主动或者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投入到大跃进中，迅速成名成家。结果是研究成果质量大幅度下滑，如今在学术期刊和各类出版物中，已经垃圾成堆了。

在成亿的资金砸下去之后，大学的科研成果的确有突飞猛进的飞跃。SCI论文和CSSCI论文发表量，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单论发表量，国内国外加在一起，就像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和博士数量一样，均可以在世界排在首位。但是，此阶段中国科研的原创性却并不见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不仅国内所谓的核心学术期刊越来越不学术，被高校大跃进中论文跃进刺激得大收版面费，变成要钱期刊。就是所谓国际上的SCI论文，也不断被曝出论文造假，以及大量投机低门槛的数据库，赚取发表量的丑闻。就目前而言，学界官大学问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止人文社科，连自然科学也开始唯官是从，院士的评选，如果没有官衔，当选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此时的大学教育，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属于典型的邯郸学步。苏式教育虽然目的不是培养人，而是造就工具，因此知识面比较窄，适应性也小。但至少在应用学科方面，技术性好，动手能力强，学成之后，放到工厂，就可以用。但是，现在的工科教育，不仅教学和试验环节马虎，即使重点大学，也出现了“非工程化倾向”，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实习。到了实习环节就让学生自己去找地方，结果只能放羊。学生既没有理论素质，也没有动手能力。最糟的是，当下大学学风之坏，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社会上对近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一些私企的老板甚至宣称，宁可用中学生也不用现在的大学生。

不加偏见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已经坠落到了历史最低点。除了个别的学院、个别系和教研室由于特殊原因还能保持元气，个别的教授和教师还能保持学术良心之外，大学整体上一直在滑坡，而且滑坡滑的非常之快，像是高空坠物。现在的大学教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学教育，扩张迅速，但严重名不副实。对于相当多地方性院校的学生来说，大学教育仅仅是在他们身上挂了一个大学生的牌子，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大学，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大学。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迅速下滑的过程中，学界虽说一直有零星的异议，但作为整体，却采取了迎合的态度。其中有些人虽然可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指望在高校数量增长之后，可以换来质量的提高。但毕竟有相当多的人实际很享受大跃进带来的好处，高额的补贴，大笔的课题费和演讲费。学界走向学术，最终走到学术的崩解，学界中人其实难辞其咎。本土学者不声不响，在官本位和金钱的诱惑面前，即使是在西方学成归国的海归，也很难无动于衷。现在的大学，只有衙门气，铜臭气，就是没有学术气息。大多数教师都因循度日，唯钱是。平时聚会，谈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再不就是女人，如果真的谈及学术了，也是在讲怎样骗到课题。

在行政强化到如此地步的大学，内中的教师充满了低俗和因循气息的大学。即使当局有心要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眼下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垄断产业。民营的学校，只被限制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大学教育，国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学生不接受，就只出国，而现在能支付得起出国教育成本的家庭，毕竟是少数，所以，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垄断产业，就是利益集团的产业。教育界庞大的利益集团，绝无改革的动力，因为只有这样的状况，才最方便获利。事实上，在最高当局看来，大学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却保住了。从前思想活跃的校园，现在变得庸俗不堪，从学生到老师，都“低俗化”了，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大学似乎不再可能成为中心。现在当局的困惑在于，虽然大学安静了，但却没用了。如果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动力，那么这个政权的维持，还是会出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最高当局对于大学的态度，处于进退维谷之境，不改不行，改，似乎也不行。

如果要改的话，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炉灶。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由体制内地方力量出面兴办，只要遵循大学的通则——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加上充足的资金来源，理应能闯出一条路来。这当然是一种解套的思路，但真的想解决问题，还是得开放，进一步开放。就像中国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戏一样，大学的改革，前提也是开放。民国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学的繁荣。事实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对现在中国而言，大学理论上已经对民营资本开放了。但是，由于办学的限制较多，而且被严格限制在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面，更由于缺乏外来的刺激和激励，民营学校，还陷在谋利的泥淖里难以自拔，不仅没有创出自己的品牌，而且生源困难，名声不佳，基本上被高度边缘化了。外资和港资的学校，现在也有了一点，多为中外合办，控制权基本在中方手里。比如中欧商学院，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汕头大学的李嘉诚学院等等。至少从目前看，声誉还不错。可惜规模过小，而且专业受限，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局，还构不成影响。而且据这些学校内部的人讲，学校也存在逐渐内地化的倾向，教育部评价体系的干预和影响，越来越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改革，最佳的途径是引入教会的因素。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现代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实际上是教会开的头。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由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 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不过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③]五四运动以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变成了世俗学校，既不要求学生入教，教学中也没有多少神学内容。事实上，民国大学教育的三足鼎立，教会这一足举足轻重。因为，只有教会学校的存在，才可以用其公益特质，有效地抵御来自资本和官方的谋利趋向。对于教育和医疗这样的事业，即使全盘市场化，也必须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则就难以健康发展。

当然，就目前而言，这种引进教会学校的设想，还只能是一种奢望。对现政权，外来宗教，一直是一种需要特别警惕的异己力量，开放这种力量进入教育领域，是一种可怕的梦魇。眼下能指望的，似乎只有体制内别种力量的介入，以及民营和外资的投入。这两股力量，即使教育领域全面对他们开放，造成体制的松动倒是有可能，但能否改善大学的状况，还很难说。显然，这些力量一般兴趣都在某些速效而且商业气息较重的学科上，因为他们要挣钱。更难以改变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功利化的趋向，就业状况差难以有眼前效应的基础学科，不大能引起这些投资者的兴致。这样因素的大量引进，是否会在陡然增加的市场因素中，导致大学教育的另一种形式的倾斜，还未可知。因此，大学教育的整体改观还难以指望。

总的来说，自文革之后，大学教育的维持危机，再一次到来。这种维持危机，跟整个国家政权的维持危机，密切相关。不仅导致国家人才缺乏，科技竞争乏力，而且跟住房和医疗困境一样，会逐步成为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源头，影响乃至撼动现政权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现政权如果还想维持，势必要再次启动大学的改革。虽然说，现有结构不动，内部完善是他们最乐意选择的改革方式，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前阶段关于教育改革纲要的制定和相关讨论，虽然不尽人意，也涉及了当前中国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去行政化。可是，等到这个纲要最后出台，人们发现，最关键的去行政化的提法，居然不见了。显然，在目前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况下，期待教育体系的自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由教育部领衔的教改，大抵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技术上动点小手术。

因此，还是那句话，中国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是有可能的，关键取决于中央政府跟教育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其他势力的压力，如果博弈有成果，就可以能进一步开放。但是，如果开放不能开放到教会头上，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当下，中国的教会，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扩张，有人甚至预计，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变成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这种扩张，其实对于现政权来说，是更不乐见的局面。遍地开花的教会，显然比教会办的世俗大学更加让当局难堪。既然无法遏制教会信徒的增加，眼看着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开放教会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开这样口子，对中国当局来说，还是很难。但是，留给中国当局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大学的问题，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