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种植 |
——读王小妮的《上课记》 |
□ 刘亚平 “在今天，一个自认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总不能继续束手待毙，哪怕多数人都在侧目观望，认为我做的这些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这是王小妮在她的《上课记》前言部分写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带给我极大震撼的一段话。王小妮是著名诗人、作家，从2005年开始任教于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这期间，她开始记录自己与学生相处时发生的事情，于是就有了这本集子。
王小妮质朴、细致地记录着教育生活，就像她的诗一样“关注着人们易于忽略的事态，关注着那些慢的、小的和隐秘的事物”。王小妮只是记录，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评论，但每一个缀在短文后面的小句子，却又带着她的思想，让人读后陡然发现事实背后隐藏的力量。这透着她的清醒。《他们印象中的诗歌》一文的最后，她写道：“没有写现代诗的，一个都没有。”《什么是诗意》一文的最后，她阐述：“我肯定解决不了他们的迷茫，他们只能靠自己。”似乎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寓意其中，这大概就是王小妮文字的张力所在、魅力所在。
读着这些文字，我觉得王小妮就像绘本《植树的男人》中那个把荒凉的普罗旺斯高原变得葱郁繁茂的艾力泽一样，在她的学生和读者心中，种下了很多东西。艾力泽用一根木棍和铁棒一点点地在高原上植下种子，最终把荒寒的高原变得生意葱茏。王小妮用她的文字，在理想主义渐行渐远的今天，让我们依然相信理想、相信善良、相信坚守。
王小妮让我懂得为师的良知。
读《好词好句》《哪儿来的优越》等几篇文章时，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前三次的作业中，大多数的开头都是‘椰风蓝天'’海浪涛声‘，一大段铺垫，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篇幅的抒情辞藻，然后才进入正文，开头和正文没有丝毫关联……我真怀疑他们还有没有’原本‘的感觉，十二年的语文教育把这些感觉给彻底毁掉了？”
看看当前的语文教学，我们何尝不是在费尽心力地把孩子往这个方向拼命推？作文里都是“假大空”，都是华丽辞藻的堆砌，几百字的文章中没有一点鲜活的生活气息和孩子真实的想法。为什么？因为这些在考试中没有用！作文要有一个有文采的开头，要抒情要描写要引用古诗，这永远都是课堂上大部分老师对孩子写作文的要求。甚至，有的老师要求孩子每一类的作文都要背诵几篇，以不变应万变地应付每一场考试，以取得家长和老师皆大欢喜的高分数。应试，已经成了很多教育活动的致命桎梏！也正是经历过这十二年的“教育”，才会有后面王小妮很无奈的叙述：“课程快结束了，有同学对我说，他还是希望老师能给出一个准确固定的模式，比如，怎么开头，怎么结尾，怎么写对白，一段小品到底该怎么布局，得总结出个操作定式。”
我们都身不由己地卷进这场应试的漩涡，谁还会费尽精力和时间一点一点陪着孩子写作，谁还会在有“捷径”可走的时候，在别人不可思议的眼光中做这些“傻”事？谁的心里都会存有“反正不是我的孩子”的念头吧！
我想，在我们的身上，不是缺少奋斗和努力的能力，而是缺少最基本的为师的良知以及不埋怨的勇气。王小妮的记录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可以埋怨环境、埋怨制度，但真正走进课堂陪着孩子长大的不就是我们老师自己吗？埋怨与旁观绝不会让我们教育的“普罗旺斯”一派葱茏！我们不如拿起自己的“木棍”和“铁棒”，像艾力泽那样去种植，像王小妮那样去身体力行，也许这样，我们的教育就会好很多。
王小妮让我领悟教育的涵义。
很多老师对那些成绩优秀又不捣蛋的孩子多少是有些偏爱的。这些孩子因为成绩好，在父母老师的称赞中长大，习惯于走到哪里都有掌声，在“一张试卷定输赢”的大环境中，他们就是我们眼中的娇子，是家长会上所有孩子学习的榜样。久而久之，被人捧被人宠也会成为一种习惯，他们评价人的标准也会单一起来。所以，才有很多孩子一旦进入高等学府的大门，生活变得多元化的时候，反而不适应起来，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甚至自戕。“最乖的孩子受伤最重”，这也是教育之殇。
每一个家长的心中，又何尝不是期待自己的孩子都能成长为社会精英。且不说各种名目的辅导班、特长班，各种各样的优教机构，单细细看一看孩子的名字，就大有学问。宇航、昊天、一鑫、明宇、佳琪、皓翔、兆宗等，每个孩子都被父母寄予极大的期望，希望将来成龙成凤、飞黄腾达。王小妮却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更多的平凡的好人。”我们中的大部分孩子，最终都会成为最普通的人，做着最庸常琐碎的事情。当我们的孩子从“云端”回归生活时，他们曾经被赋予的那些崇高理想和精英教育，是否经得起最“底层”生活的冲击？他们能否从最平常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指数？
王小妮让我懂得对理想的坚守。
王小妮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读诗课堂，即使是在比较“冷清”的大四。她带学生读顾城、认识江非、走近宁夏盐池农民诗人张联，她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的个体，敏感脆弱坚毅，不苟同地存活于世”。
她说：“我想试试，在后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还有没有最后的空间……有人打击我说，不管你做什么最终都是白费力，他们走出校门，很快就会被社会吞没，丧失自我，随波逐流。我不相信人人如此。”也正是这句“我不相信”，让王小妮的这份坚守多少有些悲壮。
我感动于此，也是因为想到了更多人的坚守。辗转于中学、报社、职校之间，寻找一个“只是不想说假话”的自由空间的茅卫东老师；在教育被搞得病态难堪的环境中坚持做自我的徐丽芬老师；在应试的栅栏中突围，为学生写下万言长信的杨林柯老师……在王小妮冷静的叙述中，我想到了那么多坚守良知的老师。他们就像教育逼仄的空间里一盏一盏的灯，可能光亮有些微弱，却无一不让人感到温暖和希望。
读王小妮的书，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王小妮”，我不敢妄谈，但受益颇多，感觉书的宣传页上崔卫平的一句话说得很对：“这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读者们有福了。”
（作者单位：南乐县第四实验小学）
这是王小妮在她的《上课记》前言部分写的最后一段话，也是带给我极大震撼的一段话。王小妮是著名诗人、作家，从2005年开始任教于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这期间，她开始记录自己与学生相处时发生的事情，于是就有了这本集子。
王小妮质朴、细致地记录着教育生活，就像她的诗一样“关注着人们易于忽略的事态，关注着那些慢的、小的和隐秘的事物”。王小妮只是记录，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评论，但每一个缀在短文后面的小句子，却又带着她的思想，让人读后陡然发现事实背后隐藏的力量。这透着她的清醒。《他们印象中的诗歌》一文的最后，她写道：“没有写现代诗的，一个都没有。”《什么是诗意》一文的最后，她阐述：“我肯定解决不了他们的迷茫，他们只能靠自己。”似乎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寓意其中，这大概就是王小妮文字的张力所在、魅力所在。
读着这些文字，我觉得王小妮就像绘本《植树的男人》中那个把荒凉的普罗旺斯高原变得葱郁繁茂的艾力泽一样，在她的学生和读者心中，种下了很多东西。艾力泽用一根木棍和铁棒一点点地在高原上植下种子，最终把荒寒的高原变得生意葱茏。王小妮用她的文字，在理想主义渐行渐远的今天，让我们依然相信理想、相信善良、相信坚守。
王小妮让我懂得为师的良知。
读《好词好句》《哪儿来的优越》等几篇文章时，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前三次的作业中，大多数的开头都是‘椰风蓝天'’海浪涛声‘，一大段铺垫，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篇幅的抒情辞藻，然后才进入正文，开头和正文没有丝毫关联……我真怀疑他们还有没有’原本‘的感觉，十二年的语文教育把这些感觉给彻底毁掉了？”
看看当前的语文教学，我们何尝不是在费尽心力地把孩子往这个方向拼命推？作文里都是“假大空”，都是华丽辞藻的堆砌，几百字的文章中没有一点鲜活的生活气息和孩子真实的想法。为什么？因为这些在考试中没有用！作文要有一个有文采的开头，要抒情要描写要引用古诗，这永远都是课堂上大部分老师对孩子写作文的要求。甚至，有的老师要求孩子每一类的作文都要背诵几篇，以不变应万变地应付每一场考试，以取得家长和老师皆大欢喜的高分数。应试，已经成了很多教育活动的致命桎梏！也正是经历过这十二年的“教育”，才会有后面王小妮很无奈的叙述：“课程快结束了，有同学对我说，他还是希望老师能给出一个准确固定的模式，比如，怎么开头，怎么结尾，怎么写对白，一段小品到底该怎么布局，得总结出个操作定式。”
我们都身不由己地卷进这场应试的漩涡，谁还会费尽精力和时间一点一点陪着孩子写作，谁还会在有“捷径”可走的时候，在别人不可思议的眼光中做这些“傻”事？谁的心里都会存有“反正不是我的孩子”的念头吧！
我想，在我们的身上，不是缺少奋斗和努力的能力，而是缺少最基本的为师的良知以及不埋怨的勇气。王小妮的记录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可以埋怨环境、埋怨制度，但真正走进课堂陪着孩子长大的不就是我们老师自己吗？埋怨与旁观绝不会让我们教育的“普罗旺斯”一派葱茏！我们不如拿起自己的“木棍”和“铁棒”，像艾力泽那样去种植，像王小妮那样去身体力行，也许这样，我们的教育就会好很多。
王小妮让我领悟教育的涵义。
很多老师对那些成绩优秀又不捣蛋的孩子多少是有些偏爱的。这些孩子因为成绩好，在父母老师的称赞中长大，习惯于走到哪里都有掌声，在“一张试卷定输赢”的大环境中，他们就是我们眼中的娇子，是家长会上所有孩子学习的榜样。久而久之，被人捧被人宠也会成为一种习惯，他们评价人的标准也会单一起来。所以，才有很多孩子一旦进入高等学府的大门，生活变得多元化的时候，反而不适应起来，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甚至自戕。“最乖的孩子受伤最重”，这也是教育之殇。
每一个家长的心中，又何尝不是期待自己的孩子都能成长为社会精英。且不说各种名目的辅导班、特长班，各种各样的优教机构，单细细看一看孩子的名字，就大有学问。宇航、昊天、一鑫、明宇、佳琪、皓翔、兆宗等，每个孩子都被父母寄予极大的期望，希望将来成龙成凤、飞黄腾达。王小妮却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更多的平凡的好人。”我们中的大部分孩子，最终都会成为最普通的人，做着最庸常琐碎的事情。当我们的孩子从“云端”回归生活时，他们曾经被赋予的那些崇高理想和精英教育，是否经得起最“底层”生活的冲击？他们能否从最平常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指数？
王小妮让我懂得对理想的坚守。
王小妮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读诗课堂，即使是在比较“冷清”的大四。她带学生读顾城、认识江非、走近宁夏盐池农民诗人张联，她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的个体，敏感脆弱坚毅，不苟同地存活于世”。
她说：“我想试试，在后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还有没有最后的空间……有人打击我说，不管你做什么最终都是白费力，他们走出校门，很快就会被社会吞没，丧失自我，随波逐流。我不相信人人如此。”也正是这句“我不相信”，让王小妮的这份坚守多少有些悲壮。
我感动于此，也是因为想到了更多人的坚守。辗转于中学、报社、职校之间，寻找一个“只是不想说假话”的自由空间的茅卫东老师；在教育被搞得病态难堪的环境中坚持做自我的徐丽芬老师；在应试的栅栏中突围，为学生写下万言长信的杨林柯老师……在王小妮冷静的叙述中，我想到了那么多坚守良知的老师。他们就像教育逼仄的空间里一盏一盏的灯，可能光亮有些微弱，却无一不让人感到温暖和希望。
读王小妮的书，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王小妮”，我不敢妄谈，但受益颇多，感觉书的宣传页上崔卫平的一句话说得很对：“这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读者们有福了。”
（作者单位：南乐县第四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