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迈阿密的时候,看到有个地方,汽车走了很长时间,路边上的人家全都有这么高的篱笆墙,这是为什么?当地人告诉我,这个地方鳄鱼太多了,经常爬到居民家里把人家的宠物给吃了,甚至把人给伤了。这个篱笆不是防人的,是防鳄鱼的。你知道,在美国,动物到处都是。有专门的动物警察,动不动居民报警了,说鳄鱼到我家里来了,熊到我家里来了,蛇到我家里来了,浣熊到我家里来了,然后警察开车来,就把这个东西给弄出去,然后放了。
我到加拿大多伦多旅行时,那汽车经过一个街区,走很长时间的一个小区,几乎家家有墙,就是这么高的木板,然后刷上漆,这是为什么?他们说,这是华人社区。华人到加拿大,把墙也带去了。
但是,西方人都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个人精心的保护起来,把属于自己的权利精心的保护起来。这道无形的墙相当之坚硬,如果你试图进入,那会遇到顽强的抵抗。这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而在中国,国家筑墙,家庭筑墙,惟独不给个人筑墙。正是国家和家庭的墙的厚重、封闭,将个人压缩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这样的人,他是本原,他是目的,他独立自由平等,他还要与国家对立和分开,以维护他的权利,这样的个人怎样组成一个共同体?怎样才能采取协调的集体行动?怎样才会产生社会的公共道德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你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个人主义后面这两个方面。这也是个人主义的后两个命题。
第五个命题,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推已及人的利他行为,以个人为基点的公共道德。
因为每个人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所以你要对你所作所为负完全的责任。你没有任何推辞,没有任何借口,你要对你的所作所为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也正因为人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所以人才会产生责任感。如果人没有独立、自由、平等,也就没有责任感,他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负责任。
在今天,我们的教育不断的灌输,要人们有责任感,有责任心,大家仍然没有责任感,为什么?因为个人不独立,不自由,不平等。你能理解这两者之间手心手背的关系吗?一个孩子,他把人家东西打坏了,得家长来负责,孩子不负责;一个孩子在外面打了人,要家长负责,孩子不负责。古代奴隶制下,一个奴隶在外面杀了人,人家要告奴隶的主人,不告奴隶,要主人赔偿。当然主人也可以把奴隶交出去偿命,但人家跟主人交涉,不跟奴隶交涉。因为孩子和奴隶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处于受监护的地位,他们也就没有责任。在中国这样的文化里面,统治者把人民都当孩子,事实上人民处于奴隶的地位。既然你把人民都当作孩子,当奴隶,他们对公共事务也就没有责任感。
在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把人民都当作成年人。人们平时享有自由和平等,享有独立的人格,他的人格得到尊重,那也就养成了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习惯。
比如说,你们现在不挣钱,花父母的钱,你可能根本不觉得花钱心疼,大手大脚的花钱,是不是你们的父母经常会这样说你们?等你毕业了,父母不管你了,你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一个月就挣两千块钱,花没了你自己喝西北风,这时,你就得负责了,对吧?你要对你花钱的行为负责。你现在只花钱不负责,因为花完了可以跟爹妈要,作难的不是你,是你父母。
这就是要点所在。你要明白,一个国家里的人民享有独立、自由和平等,才能培育起他的责任感。
在这样的社会里,并不是大家都自私自利、损人利己,individualism不等于egoism,后者有自私自利的意思,前者包含着利他行为,至少不排斥利他行为。那么,利他行为的根据在哪里?就是推己及人。是以推已及人为基础的利他行为。
我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对同类都有一种恻隐之心,同情怜悯之心,慈爱之心。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要施与人。就是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去从事利他行为。
如果一个同学家境比较贫寒,我家里比较富裕,我要换位思考:如果我家里像他那样的贫寒,我会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我希望别人不要歧视我,我需要别人关心和帮助我。既然这样,我就不要歧视别人,要尊重别人,要帮助别人。这就是推己及人。从这样一个出发点从事利他行为。其实,人都有同情心,对同类的同情、怜悯,这是人的天性。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的善行源于人的天性。哪怕是社会风气很坏的时候,这种善行仍然大量存在。甚至社会风气坏到一定程度,反倒激发了一些人更深的悲悯情怀。
既然在个人主义文化氛围中,利他行为主要来自推已及人,那么,个人发育越成熟,利他的动力源泉越充沛。个性丰满,人格完善,才能产生最深沉最广泛的利他动机。一个人的境界越高,其利他行为的境界越高。
如果你有超越主义精神境界与追求,你就会同情别人的宗教感情;如果你就是个权力和金钱拜物教的教徒,你就不能理解别人维护宗教信仰自由而做出的牺牲,更不会产生同情和施以援手。你这是图什么呢?不是自找麻烦?放弃你的信仰,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为了信仰,家破人亡,这不是傻子吗?
如果你根本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那你也不会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很贱,看别人的生命也很贱。
如果你饿过肚子,你知道没有饭吃对人意味着什么,可能在看到乞丐时就会施舍他一碗饭吃,但你可能对人类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事业无动于衷。如果你没有头脑,没有思想,没有独立的思考,你就不懂得思想、言论自由的价值,不懂得有思想的人在受到思想钳制的环境里痛苦的感受。你不能感同身受,你的同情从何而来?你又怎么可能产生同情和帮助呢?
所以,有尊严的人也知道尊重别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人格卑劣,当惯了奴才,没有尊严,不懂得自由和权利的价值,奴顔卑膝地做人,对别人的人权和自由受到侵犯就会非常麻木,就会漠视人权的灾难,不可能有命运相连的感受,更不可能有刻骨铭心的痛苦。看到别人的反抗和挣扎就会不解,“你就从了吧”,何苦呢?
中国人的麻木,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利他动机无法从自身推出来。它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个人主义文化里,由于个人发育成熟,就会有更多的同情心,更多的利他行为,更好的公共道德。而在集体主义社会里,尽管主流文化整天进行整体主义的教育,但人们自私、虚伪、冷漠,根深蒂固,难以改变。所以,要发展这个社会,提升这个社会,首先要发展个人。只要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每个人形成成熟的现代人格,成为有教养、境界高、内心世界丰富、个性丰满的人,这个社会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社会。
在个人主义社会仍然有公共道德,那么,公共道德从哪里来呢?它仍然是以个人为基点。每个人认识到我和这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我是这里面的一员,这个共同体的利益,它的兴衰和我直接相关。我由此产生一种义务感,要为这个共同体做我该做的事情,尽我的义务。
所以,这种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更有责任感?因为他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中,感受到这个国家是他的。为什么专制国家的臣民对国家比较冷漠?这个国家不是他的。中国古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无责,主人有责。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科技落后,生活水平落后,经济发展落后,但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一点,是我们的道德水平很高,西方道德沦丧。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到西方去,很多人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科技可能赶上他们,我们的经济可能赶上他们,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可能赶上他们,但我们的社会道德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他们?这方面可能是我们与西方最大的差距。
第六个命题,自制自律的人格,自组织行为,对抽象的公共权威的服从。
什么是自制自律的人格呢?就是说,每个人做好事、利他行为、公共道德,完全出自内心,出于自己的良知,出于自己内在的义务感。义务这个词在中国就是被挂在嘴边上,其实很少有人理解。义务是一种内在的强制,我应该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来自内心的“绝对命令”。康德所说的,“在我头上有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个道德律令是“绝对的命令”。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于心不安,我就惶惶不可终日,我就要有很深的负罪感。这就是说,不是做好事给人看,不是被迫做好事,不是在人面前做好事,做人给人看。它完全是出于内在的要求,出于良知。这就是自制自律的人格。
是基督教的文化培育了西方人自制自律的人格。基督徒心目中有一个上帝,他是对上帝负责的。你可以不对人负责,但是要对上帝负责,你可以逃避此岸的惩罚,但无法逃避彼岸的惩罚。在基督徒头上,有至上权威的上帝;在他们心中,有上帝的诫律。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中国古语叫“起心动念,天地皆知”。所以,人不知道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做不做?我做给谁看?做给上帝看,对上帝负责。
中国儒家也有所谓“慎独”,但那只是少量知识分子们能够修炼的功夫,能够达到的境界,不可能是普通人的追求和能够达到的境界。这是它与宗教的最大不同。同时,它的动力、内在约束力也远不如宗教。
什么是自组织行为?那就是说,不是外在的强制,不是拿鞭子驱赶着不得不去做,而是每个人意识到了我们大家的利益所在,意识到了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协调的行动,这才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然后大家就会自发的组织起来,产生自己的权威,大家自愿的服从这个权威,采取集体的协调行动。所以,个人主义的社会不是一盘散沙,它有以这种自组织行为为特征的集体行动。
中国历史上有个长征,西方历史上也有个长征,就是希腊人的长征。你可以比较一下两者的不同。中国人的长征,在长征前,已经形成了坚强有力的组织,GCD的组织。靠着它,完成了长征。当然,湘江战役的时候,也有大量的红军开小差,军队溃散了。后来是没有退路了,只能继续走。希腊人那个长征,是一群乌合之众,完全没有组织。上万希腊人到波斯当雇佣军,他们的将军被波斯人杀害了,明天波斯人就会动手杀他们。失去将军的一盘散沙般的希腊人只能任人宰割。这时,人们意识到了,大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采取协调统一的集体行动才有希望。于是,他们集合起来,选出一个普通的文职人员当领导人,大家听他指挥。经过一个艰苦曲折的历程,最终回到了希腊故乡。
对抽象的公共权威的服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权威是抽象的,不是张三李四那种私人化的、家族化的权威。我服从奥巴马,我不是服从奥巴马这个人,我服从的是总统这个职位,这是一个抽象的权威。
在西方的军队里,军人看谁的军衔高就服从谁,军官都死了,下士服从上士,让他去送死,就乖乖地去送死。在中国的军队里,是私人效忠。这个排长平时对我不错,我这个班长就是他提拔的,咱得够意思。然后这个班长对小兵说,哥们平时对你怎样?现在还不上?小兵说,只要班长你说话了,没说的,上!就这样。在军队里形成一个层层私人效忠的网络,靠这个去打仗。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中有个副总参谋长,是个儒将,叫解芳。他在中美恢复正常关系后会见当年战场上的对手时,提出一个多年埋在心中的疑问:如果中国军队的一个编制被打散了,就要撤到后方,补充兵员,整训一段时间,让战士认识当官的,让下级认识上级,然后再拉上战场,战斗力一定会下降。但是,美国军队一个编制被打散了,在战场上补充上兵员,继续战斗,战斗力不减,这是为什么?
这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你要了解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才能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权威又是公共权威,是大家经过选举产生的,所以,我们服从他是服从公共意志,不是服从他个人。
个人主义必须有后面这两个方面,它才是完整的。也只有后两个方面特征,个人主义的社会才是可能的。如果你理解了在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为何会有利他行为,为何会有集体主义精神,你对它的个人主义才算理解了。
好多中国人到美国都有一个观感,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爱国,自发的爱国主义,比我们中国人要强多了。我们中国整天的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呢,效果不好。为什么?他不是个人主义社会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的爱国精神呢?
美国有一个标志性的“爱国主义”雕塑,在美国到处都可以看到。二战的时候,美国人血战硫磺岛。占领了硫磺岛制高点后,几个美国士兵把美国国旗奋力地插到了这个山顶上。当时的随军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后来被制作成了雕塑,突出的爱国的具体的个人。
还有韩战的纪念碑,上面刻的字是“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无代价的”。旁边的一个碑上写着:“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朝鲜战争当中,美国人死了多少人呢,54246人。碑上刻着的。联合国军呢?死了六十多万人,这里面当然主要是南朝鲜的军队。有人会说,两个大国之间打的轰轰烈烈一场仗才死五万多人,可信吗?美国这个数字是可信的,为什么,它是一个一个人都有名有姓的。在纪念碑旁边就有一个大册子,上面写着每一个死去的人的名字。他的家乡,部队番号,空军还是海军等等。如果你这个名单不准确,人家来这儿查,发现他叔叔或爷爷死在朝鲜战场,你这名单没有,他能饶得了政府?所以它这个名单是可信的。
这本身也体现了个人主义文化对个人的尊重。而我们,要纪念就纪念一个整体。比如说,在朝鲜战争中死去的那些烈士们永垂不朽,那些烈士们,那些烈士们都是谁,你都不知道了。美国人的纪念都会具体到或落实到个体。你知道“911事件”死了两千多人,每次纪念911事件几周年的时候,那都要把这两千多人的名单从头到尾念一遍,一个一个地念。哪像我们南京大屠杀,一个3,后面一串零,你这一串零把多少活生生的生命都给虚化到里面了?在日本,广岛那颗原子弹炸死了多少人,他们精确到个位数,他说死了十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有名字。我们说日本有人对大屠杀不认账,我们自己可曾对自己同胞的生命有过真正的尊重呢?
越战纪念碑上刻的也都是人名。这些越战老兵来寻找他们战友的名字,拓下他们的名字。还有二战纪念碑,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一千六百多万人参战,阵亡四十多万人。还有美国著名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望不到边的整洁的墓碑。你面对这些为国捐躯者,你不能说美国人都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里有无数爱国者,他们都有感人至深的献身精神。在耶鲁的校园里,有黑尔的塑像,上面刻着他的名言:“我惟一的遗憾,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他是耶鲁的毕业生。西点军校的校徽写的就是“责任、荣誉、国家”,不是个人,因为他们是军人嘛。美国有一个阵亡将士的纪念日,全国各地所有的烈士墓,都有人自发的去献鲜花,墓地摆满了鲜花。不需要组织,都是自发的。
2006年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第二大富豪巴菲特捐出三百七十多个亿给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去搞慈善事业。当时美国电视台开玩笑说,美国第二大富翁把钱都捐给了第一大富翁。不是捐给他发财的,而是去搞慈善事业的。比尔·盖茨呢?他也毫不逊色。他是捐款大户。2008年他干脆辞去了微软的职务,全力以赴的去搞慈善事业。他表示,把他的财产留几百万给孩子,剩下的全捐出去。最近,他和巴菲特等发起一个活动,动员亿万富翁们将一半财产捐出来。已经有四十多位响应号召做出了承诺。最近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想动员中国的富豪们也参与,但富豪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们。他们不得不一再解释,他们来中国不是动员捐款的。据说有个叫陈光标大富豪做出了裸捐的承诺,为中国的富人挽回了一点面子。但愿这不是像余秋雨“大师”那样的诈捐。
盖茨和巴菲特都谴责过布什政府取消遗产税的政策。你们可能想不到,《纽约日报》曾登过一则许多富翁们发的广告,要求政府多向他们征税。你到美国看,到处都是富翁们慷慨的捐献。至于普通人呢,没有那么多钱,做志愿者,volunteer,自愿的去帮忙、去服务。美国有一个“领养中国儿童家庭协会”(Familywith Children From China,简称FCC),已经有八万多会员了,其他国家也有。这些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大多是被父母抛弃的,一般都是残疾儿童和女孩。从中国领养一个孩子要花2万多美元,为照顾这些孩子,有的父母辞去了工作,有的将吃牛奶面包的习惯改为吃稀饭咸菜,有的恶补中国文化。我在耶鲁的时候,那个小城市纽黑文也有一个“领养中国儿童家庭协会”,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给他们讲课。他们说,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是中国人,要让他们从小了解中国文化,长大了,带他们回中国去。
所以,你不要把个人主义理解成自私自利。可你要真正理解,为什么个人主义社会里会有如此的奉献精神、公共道德,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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