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著史传统曾经让我困惑，为什么一个朝代的历史要由下一个朝代的人著述?为什么当代人不肯著当代史?
我近来赶时髦研探民国的资料，才明白古人的苦衷。
民国在1949年之后，成了割据台湾的一个地方政权，以传统的眼光看，它已经相当于前朝，理论上大陆方面可以由官方出面修撰中华民国史了;可是依我个人的感觉，现在假如修民国史，还是有些过早，很难保证其客观。
民国离现在太近，从它创立至今，不过一百年多一点时间;从它逃离大陆至今，不过六十多年时间——许多当事人都还活着，许多利害相关方还在使劲掩盖真相，许多当时的恩怨仍纠缠不清——假如现在修撰民国史，不可避免会夹杂进当代人的情绪与利益，重现北齐魏收修史的尴尬。
魏收是北齐有名的才子，公元551年受命修撰《魏书》，皇上高洋给他设立的原则是：“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拓跋焘)诛史官。”
可是在实际操作中，魏收的笔却很难直得起来，他遇到了四个现实问题。
第一，他的助手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人或明或暗地徇私，他们的“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
第二，魏收本人也不干净。有个叫阳休之的人曾对魏收有恩，魏收对阳休之许诺说：“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魏收得到撰史之权后，阳休之要求他兑现承诺，魏收只好曲笔。
阳休之的父亲曾做过北魏的北平太守，在任上有贪虐之名，为中尉李平弹劾获罪。魏收想美化他，便闭着眼睛说假话，说阳休之的父亲在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说，他与李平“深相敬重”。
第三，魏收不得不为现政权避讳。
尔朱荣是北魏的叛贼，为恶甚多，但因为当朝皇族高氏出自尔朱荣一系，且尔朱荣的儿子仍受皇家厚待，所以魏收在给尔朱荣作传时，便牺牲实事求是的原则，“减其恶而增其善”。
第四，魏收很难做到让《魏书》传主们的后人满意。
当时，北魏刚刚正式亡国，许多传主们的子孙还有权有势，很在乎他们先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因此，《魏书》甫以公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向朝廷投诉的家族有一百多户。他们投诉理由主要有三条：(1)没有充分记录他们先人在北魏朝的权势，“遗其家世职位”;(2)将他们的家族漏掉了，“其家不见记载”;(3)对他们的先人之评价不客观，“妄有非毁”。
皇上高洋亲自介入此案，专门组织会议讨论，终也没能平息争议。
高洋帝去世之后，高演、高湛二帝在舆论的压力下，又相继过问此事，让魏收对原书进行修改，可前后折腾了十几年，到底没能给《魏书》摘掉“秽史”的帽子。
我私下认为，官方民国史的修撰，到公元2049年之后进行比较适宜，因为一般说来，一百年之后，才可以给一段历史盖棺定论。也就是说，假如想客观地看待一段历史，需要保持足够远的距离，要远得让当事人与直接相关利益者都基本死光。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三个假设，一是假设相关当事人的寿命为八十岁，二是假设当事人闯入历史时为三十岁，三是假设人类代际更替的时间为30年。
以此可以推算，某一历史事件发生后，它的当事人一般会在五十年后全部去世，他的子辈大概在其后三十年内逝去，他的孙辈大概在其后六十年内逝去。
正常情况下，一个家族对祖辈的直接记忆与情感，超过孙辈就淡漠了，而且利益色彩也相应消褪。这时候著史，基本可以摆脱感情及利益漩涡的左右。当然，如果历史当事人的家族一百年后依然权势熏天，则另当别论。
一百年，对于人类个体而言，是个非常长的时间段——没有几个人能幸经历其首尾;但假如放在历史的框架内观察，尤其是放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框架内观察，它却非常短暂，几乎等于一瞬。
从另一个角度讲，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与通常的直觉并不相符合。我们通常的直觉认为：越是靠近现在的历史，越是真实明白，当代人写当代史，最为妥当。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历史认识也有“灯下黑”现象，往往越靠近当代的历史，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每个人当下的生活都是未来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每天都参与各种事情，每天都在听各种新闻，每天都与身边的同事朋友谈论各种时事，每天都努力地想见证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真得了解今天身边所发生之事情的真相吗?即便我们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事件，我们能知道它真正的来龙去脉吗?我们能保证不带着情感与偏见去认识这件事吗?
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时，当事各方一般会基于种种利害上的考量，刻意隐瞒真相，或者混扰视听。因此，真相往往需要足够的时间去脱敏，才能慢慢呈现。
另一方面，历史是遵循因果律向前发展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历史上的因缘;只是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当事者一般难以清晰地察觉，它也需要时间去慢慢呈现。
具体说来，一个新闻事件变成历史事件，大致会经过四个过程，需耗时五十年左右。
第一，新闻工作者对该事件现场的探究调查。
第二，若干年后，当事各方人士的追忆。
第三，事件当事人去世，后辈为其立的传记(古人称谱牒)。
第四，政府相关档案资料的解密，及个人日记等材料的公布等。
这四种过程产生的材料，通常被称为基本史料，只是这些基本史料都靠不住。第一种史料，往往容易受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个人立场与情感的影响;而且当时现场采集到的证言等，未必全是真话，可能只是宣传。另外，采访者受个人角度的局限，可能仅看到了一端，或一个局部，而不能看到该事件三维立体的全貌，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第二种史料，夹杂着过多个人感情色彩，且因为各种利益上的考量，回忆者一般会本能地为自己讳，为尊者讳，非理性攻击仇人，有时甚至会故意说假话。
第三种史料，好处是能比较系统地反映传主的生平，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但坏处是，凡关系传主道德之事，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涉嫌曲笔或掩盖。看看当今市面上各种政治人物的传记，只要是五十年以内者，几乎没有客观性可言。
第四种史料，相对较为权威，但它们有碎片化与杂乱化之弊，很难完整地呈现全局及事件的本末;而且还可能有官样化、表面化的倾向。
历史工作者需要站在各种利益漩涡之外，将上述四种基本史料进行整理与比较，透过各种迷雾，以时间为顺序，梳理出符合那段历史因果逻辑的线索;以空间为结构，搭建起那一段历史的整体框架。如此，才称得上真正著史。
近些年民国史研究虽然火热，可真正能够放开手脚探讨的部分，也就是北洋时期的前期，准确地说，是公元1921年之前。公元1921年之后的民国历史，主要是国共两党的角力史，因为牵扯着大陆与台湾的现政权，估计短期内很难直笔不讳。越让人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