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那些改造留用的右派教师,虽然保住饭碗,但是成为下一次运动的整肃对象。当年绝大多数右派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反动”言论,基本上是因为得罪领导或者家庭出身不好。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前,在遭受政治运动冲击方面,中小学教师是仅次于“四类分子”的最不幸的社会群体。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下,教育高度政治化,许多教师因为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而不受信任。虽然当教师具有高度政治风险,但是对广大草根文人来说,这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出路,因此他们必须忍受不幸,同时当教师也是一条进入官场的通道,这也吸引部分人投身这一职业。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 社会流动 政治运动 一、引言 中小学教师是中国最大职业群体之一,是一个与所有国民有关系的职业。这一职业群体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饱受磨难的群体,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是仅次于“四类分子”的最不幸群体,却很少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对中小学教师群体所经历的人生,一直缺乏足够的研究,回顾中小学教师在改革开放前的坎坷命运,对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模式,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二、突飞猛进:1949年~1976年中小学教育发展情况 新中国的教育在规模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949年全国共有2368万在校小学生,到1960年在校小学生达到9379万人,不过由于饥荒与经济困难,1961年在校小学生人数锐减,1962年只剩下6924万人。随后人数再次上升,1976年达到15005.5万人。①1949年初中在校生83.2万人、高中在校生20.7万人,1960年初中在校生858.5万人、高中在校生167.5万人。与小学一样,随后中学生人数锐减,1962年是初中在校生的低谷,只有618.9万人。高中在校生人数的低谷是在1963年,只有123.5万人。“文革”后期中学教育发展很快,到1976年初中在校生达到4352.9万人,高中在校生达到1483.6万人。② 教育扩张带来对师资的大量需求。小学教师是教师中数量最庞大的部分,1949年全国有小学教师83.6万人,略低于1949年前最高年份的86.4万,不过1950年就增加到90.1万。与学生人数变动一致,小学教师在1960年达到一个高峰,为269.3万人。1960年后略有减少,不过很快就恢复,1976年达到528.9万人。③1949年全国有初中教师5.3万人,略低于1949年前最高年份的5.7万,之后逐年增长,在1960年达到高峰34.6万人。1960年后略有减少,不过很快就恢复,1976年达到203.5万人。1949年全国有高中教师1.4万人,与1949年前最高年份的2.1万人有比较大的差距,一直到1954年才超过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高中教师大体上是平稳增长,1976年达到69.4万人。④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大跃进”与“文革”是中小学教育规模剧增的两个时期,也能得到一点启示,就是中小学教育的高速扩张与政治运动多少相关,这也暗示着中小学教师的命运难逃与政治挂钩。 当代中国教育史上有一个特殊的教师群体,就是民办教师。在民国时期,教育有政府官办和社会各界办的学校,自然有官办学校和非官办学校教师之别,不过当年教师的流动自由,教师并没有太突出的身份差异。1949年后,政府把办学的权力收归自己,因此基本上没有民办学校存在,绝大多数教师也转变为公办教师,在1952年给予绝大多数官办中小学教师干部的政治身份。不过随后在官办学校中出现了所谓的“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并非民国时期非官办学校的教师,而是官办学校中,一部分没有干部身份的教师。另外,相当一部分民办教师的工资来源是农村生产队。换句话说,是教师群体中地位最低的部分。 1950年小学教师中约25%是民办,中学教师约35%是民办。1952年后,教师队伍中民办教师比重迅速下降,1956年前后达到最低点,小学教师中民办教师的比重约5%,中学教师则不足1%。1958年的“大跃进”带来的教育扩张,导致教师队伍膨胀,而教师队伍膨胀主要是民办教师数量的增加,由此民办教师占教师队伍的比重一路上升,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小学教师中65%是民办教师,中学教师中民办教师的比重也达到16%。 三、一路风雨:政治运动对中小学教师的冲击 从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对中小学教师影响比较大的政治运动有:1950年~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6年~1959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1958年的“反右”运动、1963年~1966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1976年的“文革”。除了上述几次运动之外,其他一些运动对中小学教师也有冲击,并且有的地区受冲击的人数也不少,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说,影响相对小。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这类情况。 (一)“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中,一些历史背景不佳的中小学教师被处理。广西桂平县在1951年的“清匪反霸”运动中,一所11名教师的小学,清洗了5名地主出身的教师。⑤四川省重庆市在2.3万名中小学教职工中,查处反革命分子647人。⑥云南威信县1951年有教师110人,同年“镇反”中,有9名小学教师被捕,罪名是恶霸地主2人、匪特嫌等7人。有的学校,被镇压的教师比重高得惊人,1951年云南镇雄中学只有7名专职教师,先后被枪决5人,管押1人。⑦在“镇反”中,有多少中小学教师被处决、逮捕,被牵涉的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重多高都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学校成为冤假错案的高发场所,并且遍布各地,说明基层官员对教师有点疑神疑鬼。下面只是发生在广东省的几个案例: 罗定县在师生中搞逼供,造成株连罗定、郁南两县部分中学100多名师生的假案。⑧广宁县在广宁中学制造“反共救国军”假案,共牵连师生81人,其中5名教师(含一名女教师)被判处死刑,学生2人病死狱中,另22名学生被开除学籍管制劳动。⑨海康县的“六纵”假案,错捕334人(其中中小教师191人、中学生46人),被捕的人员中,错杀17人,因刑讯死和刑讯造成自杀共40人,刑讯造成精神病3人,自杀未死7人。全案受害者587人,受牵连6000多人。海康县的“六纵”假案引出了相邻的徐闻县“七纵”假案,认定一位中学校长组织“七纵”,导致牵连到300多人受害,并且其中1人被错杀。⑩“六纵”和“七纵”假案的受害者并非全部是教师,但以教师居多。昌感县(现属海南)传说某小学藏有国民党丢下的一挺机枪,引发假案,把800多人定为“国民党反共救国青年党”,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教师,逮捕近200多人,被肉刑致伤致残20多人,错杀4人。11 (二)“肃反” “肃反”运动始于1955年,大体上延续到1959年,其中在1957年~1958年间发生了著名的“反右”运动。许多地区“肃反”与“反右”两个运动交替进行,一些所谓的反革命是在“反右”运动中以“极右”的罪名处理,因此对于“肃反”运动中有多少中小学教师受冲击无法准确估计,不过从各地零散的资料,可以作一个不太准确的推测,“肃反”运动中受到冲击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2%~5%。另外从湖南岳阳县的情况,可以推测中小学教师中被清除的反革命比重高于其他职业。岳阳县“肃反”中查出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占参加运动人数的比重是3.3%。各行业部门分别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2.1%;中学7.2%;小学3.4%;农村干部及其他2. 9%。12 (三)“反右” 全国右派分子中,到底有多少是中小学教师,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笔者曾估计中小学教师占右派分子总数的50%左右,13人数大约在20万~30万之间,大约占全部中小学教师的8%~10%。当年在右派之外,还有所谓“中右分子”,虽然“中右分子”不属于阶级敌人,但是是列入另册的,往往得不到重用。“中右分子”有多少人,也没有确切的数据,以贵州省的情况看,“中右分子”数量相当庞大。贵州中小学教职工中,右派约占10%,而“中右分子”占教职工的20%。14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各省之间教师中划成右派的比重相差甚远。在县一级,右派分子大半是中小学教师,个别县份,右派绝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如河北省藁城县95.6%的右派是教师。15一些地区,特别是河南省,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的比重高得离奇。 划为右派的大多数中小学教师被开除,湖南省在教师中共划右派1.8万人,其中被清理出教师队伍的1.4万人。16那些改造留用的右派教师,虽然保住饭碗,但是成为下一次运动的整肃对象。当年绝大多数右派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反动”言论,17基本上是因为得罪领导或者家庭出身不好。有专门对江苏中小学“反右”的研究表明,教师所谓右派言论虽然有涉及领导作风、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针对的主要还是本行业即关于中小学校教育方面的问题。还有的人是关心自身待遇差、教师之间的矛盾。18 (四)“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与“文革”一脉相承的两次运动,至少对整肃教师而言,完全如此。虽然“四清”运动整肃的主要对象不是教师,但是教师同样逃脱不了受冲击的命运。1964年4月湖南省委发布《关于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指示》,要求在两年内将“地富反坏右”等从教师队伍中清理出去,后来清理对象进一步具体到所谓的30个字(“地富反坏右,党团警宪特,军师团营连,专县科乡保,僧道巫尼会,资代小牙娼”)。有的县被清理回家的教师达千人以上,伤害了一批中小学教师。19 湖南的做法并非是个别地方政府的行为,西安市教育局1965年的一个文件说明这项工作是根据中央精神而做出的,并且给出了比较具体的一律清除出小学教师队伍的标准一份清单,主要有:戴帽和摘帽的五类分子、受过宽大处理的历史反革命(包括未戴帽)、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犯罪分子、腐化堕落、被杀、关、管或外逃的五类分子的直系亲属(包括在港澳台及其他国家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分子的直系亲属)、其他有严重问题等等,不宜做教师的。20 上述标准相当严苛,并且株连无辜。中学教师的清除标准基本相同,只是稍微宽松一点点,对其中一些人,如果情节轻微且偶犯,并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可以暂留学校,继续监督使用。对于政治课教师,标准更加严格,家庭主要成员或主要社会关系在港澳台或在西方国家和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担任反动职务或下落不明的不能教政治。 从零散的资料,保守估计,在“四清”运动中被批斗、开除的中小学教师,至少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在“四清”中,有些教师无法忍受迫害而自杀。“四清”不仅针对教师本人,也株连家属。一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国民党的教师,其妻子是共产党员,在运动中被讥讽为“一条被子盖两党”,而受到批判斗争。21 湖南茶陵县发生的“朱文文事件”是“四清”运动中整肃教师的一个典型案例。1964年6月,茶陵高中18岁的女生朱文文因申请助学金未获批准,与班主任发生争执(实际上班主任已经为她上报学校,学校没有批准),接着朱又与同学争执,事后朱自杀身亡。 |
笔者见到的资料中,对朱文文的家庭背景语焉不详,不过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家庭应该有影响力。死者家属要求县委查明真相,追查凶手,提出要将朱作为烈士安葬在烈士陵园,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学校师生要披麻戴孝为朱送葬。后来由县委常委、副县长和县文教局副局长主持追查和追悼会,追悼会对朱文文予以充分肯定,死者家属亦发表了言辞刻薄的讲话。这些在师生中产生了逆反心理,导致当地民间,包括一些党政机关干部,也对事件产生不同观点。 一位省委书记在死者家属的申诉材料上,作了“阶级报复”的批示,成立了由60多人组成的省、地、县三级联合工作组,重新调查处理事件。为了迎合省委书记把事件定为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的旨意,工作组把死者班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上大学的青年教师)家庭成分由中农改为富农,将班主任定为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一直关到1979年平反。22对该事件持有不同意见的教师、学生和党政干部共210人受株连处分。有61名中小学教师因家庭出身、本人一般历史问题或一般性错误被清理。23全省被此案株连迫害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上千人。24 朱文文之死,本来只是学校和教师在管理学生方面存在不妥引发的恶果,认真查清原因,厘清职责,如果有人需要负责的话,给予相应处分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发生在“四清”运动,特别是在清理教师队伍的过程中,事情被高度政治化,殃及无辜。“文革”期间的“马振扶事件”与“朱文文事件”如出一辙,但是教师受迫害相对轻于“朱文文事件”,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记住“马振扶事件”,没有注意到此类事件的源头是“朱文文事件”。 (五)“文革” “四清”还没有结束,“文革”又起,还在被整肃中的教师立刻成为文革最早的受害者。“文革”对中小学教师的影响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直接迫害,迫害可以大体分成两个阶段,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时集训和1968年~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运动;第二,瞎折腾教师,最典型的是“侯、王建议”与“马振扶事件”。 1. 迫害 “文革”有众多受害者,也不乏害人的施害者,不过“文革”的施害与受害者可以分成几类,一是整个“文革”中都是受害者,二是从受害者变为施害者,三是从施害者变为受害者,四是整个“文革”中都是施害者。然而,对于有受害与施害者双重身份的人,往往只强调自己是受害者,不敢承认自己曾经迫害别人的历史,这种情况或许是至今都无法正视“文革”的一个原因。 “文革”基本上是从迫害中小学教师开始的,而迫害中小学教师的人就是后来也成为受害者的基层官员。“文革”之初,官员没有揣摩到毛泽东的意图,往往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人的命。当年大多数地区文化事业接近为零,直接能够找到的文化人就是中小学教师,因此在“文革”开始时,绝大多数基层政权均是把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批判,“文革”对教师的迫害,大半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一些基层官员对批斗中小学教师非常积极,河南延津县在1966年6月5日(距离“5·16”通知21天,这是笔者所见资料中,最早派工作队批斗教师的地区)以县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文革”,6月中旬就把6名骨干教师被打成“黑帮”戴高帽游街。25 当“文革”武斗大体平息后,新的政治清洗开始,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1970年又有一个“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与1966年夏天的集训教师不同,“清队”与“一打三反”是对全社会进行的,但是教师同样难逃厄运。在教师中的清队中,不乏悲剧。1968年12月广东电白县一对小学教师夫妇,因地主家庭出身被清理回家,由于绝望,杀死2岁和7岁的孩子,两人再自杀。26 下面列举的是“文革”期间河北省部分地区教师的遭遇:秦皇岛市“文革”中,全市共有5267名教职工受冲击,47人致残,70人死亡。27无极县在1966年中小学教师只有1093人,在“文革”中受到各种冲击的居然近千人,非正常死亡7人,400余名被戴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等帽子,发生500多起冤、假、错案。28玉田县在中小学教师中“清队”中清出阶级敌人257人,清出教师队伍,另外174人被下放,316人被勒令退职,三项合计747人,占参加运动教师总数43.9%。29康保县在“清队”中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1100人办学习班,批斗107人,被迫害致死4人,致残1人。30新河县集中全县580名中小学教师“清队”,重点批斗120人,79人被定为敌我矛盾,16名受处理。31香河县1326名中小学教师参加“清队”,被揪斗166人。32威县在“清队”中,制造了两个“国民党”假案,涉及教职工653人。33藁城县教师中仅1966年被逮捕法办、戴帽管制的就有81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85人。全县被揪斗和受到批判处理的教师246人,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34栾城县1966年6月集训全县中小学教师,使174名教师分别被判刑、开除、撤职。1968年“清队”,对89人进行批判。35廊坊县在“清队”中,13%的小学教师、18%的中学教职工被打成“阶级敌人”或开除公职。36正定县2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在“清队”中,500多名教师被立案审查。37晋州市“文革”期间,有379名教师受批斗,受开除以上处分的132人,强迫退职的95人,受管制的59人,自杀的6人,致死3人,致残3人。38新乐县约有1 / 3的教师受到揪斗、批判和审查。39抚宁县“文革”中教师有10人死于非命,8人致残,118人受处分,其中有76人被开除公职,8人被开除党籍。40涉县清队中,在参加学习班的848名教师中,161人被批斗,140人被毒打,逮捕2人,重残7人,致死1人。41磁县在清队中,被屈打成招成所谓“国民党”的教师600多人,其中被打致死4人,打伤致残150多人。42南皮县“清队”中11名教师被迫害致死,另有一名女教师死于狱中。43 “文革”中到底有多少中小学教师受害没有认真统计过,因为受害的程度有所不同,也难以统计。如果把被批斗、开除、关押、殴打致死致伤、逼死等都列入的话,笔者认为“文革”中受害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重会超过20%,被打死、逼死的中小学教师可能达到万人以上。 除了上述的批斗等迫害之外,“文革”中还有另外一种对教师的迫害,就是下放。在“文革”中各地普遍开展了下放城镇居民的工作,只是下放的规模各地有所差别。在下放过程中,除了四类分子之外,教师也是一个影响深重的群体。江苏南京市在进行“政治大扫除”的口号下,把大量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在南京的下放中,不少是中小学教师。南京建邺区有152名中小学教师下放苏北,有42名中小学教师下放到区内当工人。44南京玄武区有258名中小学教师下放农村或者转行,被下放或者转行的小学教师占当时全区专职教师总数的19%。45 2. 折腾 “清理阶级队伍”之后,中小学教师中属于阶级敌人范畴的已经很少了。经过清洗与替换,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阶级构成已经相当净化了,1975年新疆的中学和小学专任教师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比重分别只有13.3%和6.1%,46与当年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人口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大体相当。因此大规模迫害中小学教师的事件也基本结束了。不过在1976年之前还发生过几件对中小学教师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如“侯、王建议”与“马振扶事件”。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两位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一封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给教师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这就是折腾广大农村教师的“侯、王建议”。接着各地陆续实行将农村中小学下放到农村生产大队,由此引发了教师(特别是公办教师)生活待遇严重下降的问题。在实行“侯、王建议”一年多后,1970年陕西安康县的一份调查报告,对这些教师的生活状况描述如下: 从安康县的实际情况看,实行的好的占所有教师的10%,口粮基本上全部付清,生活上不受影响。给了一部分口粮,占一半以上,即生活受到影响的占50%;给了很少一部分,可谓比较差的占30%;根本什么也不给的占10%。绝大部分教师自下放大队办学后没吃到食油。生产队未付齐的这部分粮食,一部分吃国家返销粮。安康县吉河区164个教师,吃国家返销粮2.3万。一部分是借着吃,向国家仓库借,向集体借,向社员私人借,向亲戚朋友借,离家近的在家自带。47 由于对农村教师伤害太大,“侯、王建议”实施一年多后,各地不得不将下放给大队的教师收回,事情不了了之。 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一名15岁的女生,英语考试不及格,反而写了一首打油诗讥讽学英语。由此这位同学受到批评,并要她写检讨,结果导致这位同学自杀身亡。高层认为此事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因此班主任与中学校长2人各被判刑2年。接着一些发生过学生自杀的地区,纷纷对相关的教师重新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安徽抽调3000多人,组成570多个调查组,调查了1800多所中小学,抓出类似的事件20多起。48浙江宁波市甚至将一起发生在1971年的学生自杀事件重新处理,批判一些教师和干部。49在笔者所见的材料中,对教师处理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辽宁省鞍山市,一名的班主任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50应该说,对绝大多数教师而言,不会遇到学生自杀的事,因此“马振扶事件”对他们只是心理上的冲击,让教师不敢管理学生,这是导致当年教学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 (六)小结 到底有多少中小学教师成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没有全国的统计。就是在同一地区,有的教师是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只是在其中一次运动中受害,因此无法准确断定有多少教师受过政治迫害,他们占教师的比重有多少。天津蓟县文教系统自“反右”后,在历次运动中受处理和冲击的占职工总数的20%,51如果加上“反右”前的,比重肯定超过20%。湖南祁阳县中小学教师(1978年全县教职工7341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过千人,1979年后复查1079人,纠错980人,维持原议99人。52笔者估计,在改革开放之前,当过中小学教师的人群中,大约10%~15%的人受过冲击,公办教师中,这一比重可能达到20%~30%。表2是1950年~1976年被开除清洗教师人数的估计,从中可知,这一期间近百万教师受到开除或强迫退职的处分。 四、怀璧其罪: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下的必然命运 改革开放前,教育的目标是 “培养革命接班人”,教师政治上要正确。1971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估计”(一是“文革”前的教育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另一是大多数教师价值观是资产阶级的),会议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 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53 |
【注释】 ①《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页。 ②《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001页。 ③《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022页。 ④《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003页。 ⑤景乐中心校:《景乐村教育史》,载《桂平文史资料》1992年第1辑,第8页。 ⑥蒋国昌(主编):《重庆教育志》,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921页。 ⑦镇雄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镇雄教育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⑧罗定市教育局(编):《罗定市教育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⑨李增志:《建国初期“镇反”运动纪略》,载《广宁文史(20)》,2004年。 ⑩邹建芳(整理):《“六纵”“七纵”假案始末》,载《湛江史志》1990年第1~2期。 11许超云:《昌感县土改运动的三次偏差》,载《海南文史资料(18)》,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 12《中共岳阳市历史大事记》第2卷,岳阳市情网,http://www.yysqw.gov.cn/html/7/0/dierjuan/。 13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14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15张中义(主编):《藁城教育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6冯象钦、刘欣森(总编):《湖南教育史》第3卷,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43页。 17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18谷彦梅:《1957年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9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中共湖南党史大事年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20西安市教委教育志编纂办公室:《西安市教育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 21中共修文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修文县历史》第1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22董兵生:《震惊三湘的“朱文文”事件》,载茶陵县中共党史联络组、茶陵县档案史志局(编):《茶陵党史丛书》第5辑,1997年。 23《茶陵县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392页。 24龙普腾:《我和“朱文文事件”》,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株洲文史》第19辑,1996年,第281页。 25《延津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志》,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26《电白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0页。 27秦皇岛市教育委员会:《秦皇岛教育志》,1991年,第347页。 28朱振泽(主编):《无极县教育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47页。 29玉田县文教局教育志编写组:《玉田县教育志》,1990年,第19页。 30于伯良(主编):《康保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31新河县教育委员会:《新河县教育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32河北省香河县教育局:《香河县教育志》,1992年,第108页。 33吕愚然(主编):《威县教育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4张中义(主编):《藁城教育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35栾城县教育局:《栾城县教育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36廊坊市安次区教育局:《安次教育志》(讨论稿),廊坊市安次区教育局,1990年,第26页。 37冯祥亮(主编):《正定教育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38晋州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晋州市教育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39新乐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乐教育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40抚宁县文教局教育志编写办公室(编):《抚宁县教育志》,抚宁县文教局, 1988年,第246页。 41《涉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涉县教育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45页。 42磁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磁县教育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5页。 43南皮县教育志编辑委员会:《南皮县教育志》,1993年,第20页。 44中共南京市建邺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建邺区地方史 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页。 45中共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玄武区地方史 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4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统计资料 1974—1975年》,1978年,第589、808页。 47《关于农村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教师实行工分加补贴的情况调查报告》(1970年11月10日),载李胜金(主编):《安康地区教育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48陈贤忠、程艺(主编):《安徽教育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77页。 49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宁波历史大事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50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普通教育大事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51《天津通志·信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52《祁阳文史 第19辑 祁阳县教育志 第4卷》,2006年,第202页。 53《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载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54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委员会:《关于北京中小学目前情况调查》(1950年6月9日),载孟祥辉、陈荣光(主编):《北京教育档案文粹》,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页。 55宜良县志编纂委员会:《宜良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页。 56教育部办公厅:《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1956》,1957年,第383页。 57杜凌云(主编):《中国共产党贵阳市云岩区历史》第1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58李坦(主编):《新蔡县教育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59清徐县教育志编纂组:《清徐教育志》,1989年,第106页。 60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北京市小学教育工作的一些情况和问题》(1954年6月8日),载祥辉、陈荣光(主编):《北京教育档案文粹》,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9页。 61冯祥亮(主编):《正定教育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62张振权(主编):《法库县教育大事记 1948—1991》,法库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第13页。 63江宁县教育委员会:《江宁县教育志》,2000年,第264页。 64《全省文教队伍反、坏、右分子和不称职人员情况统计表》,载谷彦梅:《1957年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第30页。 65王挥(编撰):《泉州市区教育志稿》,2001年,第137页。 66黄霞:《波澜壮阔的济源镇反运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思考·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 67蒋国昌(主编):《重庆教育志》,第922页。 68李世庄(主编):《宜宾教育志》,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69陈祖义(主编):《花溪区教育志》,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70镇雄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镇雄教育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71李胜金(主编):《安康地区教育志》,第215页。 7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教育志》,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62页。 73谷彦梅:《1957年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第15~16页。 74李胜金(主编):《安康地区教育志》,第216页。 75修文县教育局(编):《修文县教育志》,2008年,第354页。 76唐山市教育志编委会:《唐山市教育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页。 77山东省菏泽地区教育局史志办公室:《菏泽地区教育志 1840—1985》,1992年,第396页。 78李廷久:《忆我县教师参加的三次政治运动》,载《遵义县文史资料 第11辑 教育专辑》,2000年,第214页。 79湖北省高级法院刑三庭:《冤案昭雪 教训深刻——记一九五七年“汉阳事件”的平反》,载《人民司法》1986年第 10期。 80杨道正(主编):《长沙教育志 1840—1990》,长沙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第175页。 81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15卷(教育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页。 82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5~27页。 83临沂市教育志编委会:《临沂市教育志》,1992年,309页。 84天津市教育局《教育志》编修办公室(编):《天津教育大事记》下册,1987年,第15页。 85《关于人民教师应算为革命工作人员的通报》(1952年9月30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1949—1952年》,1958年,第86页。 86陈守林等(主编):《新中国教育大事纪略》,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87《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13~114页。 88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 教育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27页。 89临沂市教育志编委会:《临沂市教育志》,第186页。 90《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24页。 91《吉安法院志》编纂委员会(编):《吉安法院志》,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 92《在讨论高教部和教育部请示报告时的指示》(1953年5月),载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3册,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93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报告》(1962年3月6日),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陈毅元帅丰碑永存》,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0页。 94平罗县教育志办公室(编):《平罗县教育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1页。 95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毕节地区志 教育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96《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管制改造地主的规定》(1951年7月25日),载《山东政报》1951年第7期,第48页。 97云县教育局:《云县教育志》,昆明: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59页。 98教育部:《关于农村小学和“私塾”几个问题的意见》(1963年1月21日),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1963》,教育部办公厅,1965年,第25页。 99陈守林等(主编):《新中国教育大事纪略》,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100李廷久:《忆我县教师参加的三次政治运动》,政协遵义县宣教文卫委员会(编):《遵义县文史资料 第11辑 教育专辑》,2000年,第215页。 101蒋道征:《悠悠往事》,载黔南州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存稿聚览》,2002年,第82页。 102昭通市教育局(编):《昭通教育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103熊贤君(主编):《湖北教育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104贵州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关于小学教育中混乱现象的报告》(1953年3月11日),载耿晓红(主编):《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 1953—1954》,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2009年,第53~55页。 105《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1953年11月26日),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1953》,1955年,第49页。 106《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载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规汇编·教科文卫卷(1949—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107吕可英、尹钧荣(主编):《山东教育四十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 108莱阳教育志编纂委员会:《莱阳教育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李若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Li Ruojia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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