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勇,潘文捷、薛实群/采
共识网:有学者认为,应该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主要原因:一是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只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也是最血淋淋的主线。二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导致闭目塞听,还在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三是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只有在了解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对此,您怎么看?
祝勇:他的话有道理也没道理。我写过一本书《纸天堂》,也说过中国的历史是静态的历史,改朝换代没有多大进步意义。但从微观角度看,还会发现每朝每代都有不同。认清具体问题,需要站在大的历史维度上,世界史就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观察视角。但只看世界史也不行,了解世界是为了读懂中国。实际上,世界史和中国史是相互紧紧制动的系统,像蝴蝶效应或多米诺骨牌,两者互相影响,如同各自的镜子,彼此对照中才能找准真正的问题。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中国的问题不了解,你能变成希腊人,变成柏拉图吗?
用抽象化的东西解释历史,历史就变得非常苍白甚至虚假
共识网:你讲过“让历史回到常识”,这个常识指什么?
祝勇: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的历史更多被抽象化为概念、观念和主义了,用这种抽象化的东西反过来又去解释历史,历史就变得非常苍白甚至虚假。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帖子《字写不好,都不好意思当土匪》,讲袁世凯、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北洋军阀的书法。我说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土匪。张作霖曾经当过土匪,可他最后是中华民国大执政,相当于大总统,是国家领导人,这就是常识。再比如,很多年轻人觉得段祺瑞很恶心,实际上他当了几届总理,也是国家领导人。我拍摄的《辛亥》记录片中,特别提到他“三造共和”,这在中华民族进步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一说到段政府就是“3·18惨案”,然而别的却很少提,其实故宫博物院当时就得到段政府的巨大支持,这也是常识。这些常识为什么不能说不能写,非要在上面施加主义、观念的东西,使历史变得残缺不全,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许多常识和真实好像都已经不能碰触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祝勇主创大型历史纪录片《辛亥》获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参加人民大会堂红毯仪式及频奖典礼
共识网:让历史回到常识,才能更好地以史为鉴。你在研究历史中,感到最大的警醒和忧患是什么?
祝勇:虽然我写过去不写眼下,但肯定也有当代的着眼点。故事和叙事后面隐含着思想性的东西,我不进行灌输式的说教,读者愿意了解故事也行,愿意做一些思考也行,思考浅一些或深一些也行。
当然,有些问题我也思索,像新书中写寿安宫的《天堂的拐弯》,提到康熙培养胤礽当接班人的事情,对中国古代皇权延续的悖论进行了思考。皇帝肯定都希望国运长久,为此也想了各种办法。每个王朝建立后,都试图总结前面王朝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其中有一个悖论,皇帝的接班人只能从自己血统里寻找,因为范围很小所以造成能力递减效应,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所以,他不敢不把权力攥紧,但攥得越紧越有问题,这个王朝越有覆灭的可能,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清王朝最后就垮在这里。孙中山从1895年开始,十几年发动了十几场起义没有一次成功,为什么武昌起义成功了?根本原因是皇族内阁出台,大清弄了一个假内阁,13个内阁成员有8个满族,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还是大贪污犯,等于说江山还是皇家的,只是搞了民主化一个表面的骗人把戏。全国国民瞬间意识到被玩弄了,所有人全部倒戈,清朝成了墙倒众人推。回过头看,虽然乾隆时期不存在这么尖锐的问题,但是对手里权力攥得很紧,一定要在皇子当中选接班人,然后产生了权力递减效应。乾隆对权力攥得紧,清末的皇族内阁对权力也攥得紧,最后一刻还是不敢撒手,最后就垮了。1911年和乾隆时期好像离得很远,没有什么关系,但很多问题都是扣着的,相互之间都有接续性和参照性。
共识网:怎么破解这个兴衰治乱问题?
祝勇: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就跳出历史周期律对话时,他说这就是民主。我想还是要回到这句话,“民主”两个字。
有理性才能探讨和解决问题,才能作出最有利的抉择
共识网:您觉得当前社会最缺乏什么共识?
祝勇:我觉得理性特别重要,因为有理性才能探讨和解决问题,才能作出最有利的抉择。现在,许多人特别容易激动,容易走极端,剑走偏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一些人怀念文革时所谓的平等,说社会没有腐败等,都是脱离具体环境的缺乏常识和理性的表现。不去解决现实问题,而是采取偏激手段,如果真再来一次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比现在面临的问题还要大得多。
再比如,理性看待日本。我对日本有些了解,特别是前年做甲午战争纪录片去了三次,走了很多地方,接触了大量各个层次的日本人。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日本现在也肯定有军国主义、右翼势力。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我亲身见过一些日本人对中国非常友好。长崎距离上海800公里,是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大城市。长崎的几任市长对中国非常友好,那里的春节是中国式春节,而且是官方的,全部挂中国式灯笼,有中国式彩车游行,市政府的女孩子一律穿旗袍,这是多年的传统。长崎市里有和平公园,立有雕塑纪念碑,纪念在原子弹爆炸中无辜死亡的市民。但是,长崎市长一定要在公园里为中国人立一个碑,因为核爆中也有中国人死亡,主要是被抓到当地做劳工的八路军和国军战俘。而且立碑那一天就是7月7日,写的是“日本国长崎市政府立”,就是想提醒日本国民,不要沉浸于日本是一个战争受害者的形象,日本也是加害于中国的。有些右翼势力想通过议案把中国人的遇难者纪念碑拆除,但长崎几任市长都在坚持,把这个事情扛住了,这非常不容易。立纪念碑的老市长叫本岛,现在已经90多岁了,每年7月7日他都要被人推着轮椅到中国人纪念碑前祷告,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我们对待日本民众,应该展现礼仪之邦的风度和文明的基本素养,不然两个民族很难走出对立状态。
后记:采访当天,祝勇先生身体不适到医院就诊后,顾不上回家休息,就直奔中国美术馆旁边的咖啡馆接受采访,他对共识网广大读者的那份尊重使我们深受感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娓娓道来解读着故宫这个生长“隐秘”的地方,丝丝入扣分析着历史深处的逻辑和图景,这种通透大气、理性平和的历史观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新书热卖,是否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想了解回到常识后的历史呢?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正在关注和拾起优秀传统文化呢?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能够走出偏激极端,寻求共识、互尊互爱呢?还是让静默的时间来把问号拉直吧!
注:文章配图均由祝勇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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