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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媒介素养的十年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7-12-30 10:47
标题: 中国媒介素养的十年
中国媒介素养的十年

陆晔

　　近年来在中国内地，媒介素养无论作为理论概念还是实践推广，其重要性不断凸显。与欧美国家通过媒介素养矫正社会问题、推动民主发展的两大目标相一致，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媒介发展变化的必然。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学者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西方媒介素养的译介文章，到今天媒介素养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快速发展的十年，下述几方面的影响正是媒介素养成为一个显性话题的重要背景：其一是中国内地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功能的多元化，在不断满足社会变革过程中日益多样的媒介需求的同时，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弊端也开始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在庞杂的媒介信息面前，提升受众自身的选择、批判、使用能力，成为建构健康媒介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

　　其二，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经验，越来越多地对中国内地的媒介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产生影响，媒介素养不仅被视为公众一方制衡媒介不良表现的力量，而且，作为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旨在强化公众的传播权，以及公众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民主机制中发挥正面作用所担负的责任。其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性，给公众通过参与媒介进而参与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方式，迫切需要公众的媒介创造能力的培育、提升和自我发展。最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需要积极的、负责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媒介素养着眼于公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意味着将公众置于媒介-受众关系中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与媒介相互培育相互建构的对等的一方，无疑对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内地的媒介素养研究，到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社区，其最主要的研究进展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媒介素养作为学术话语的合法性建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介绍和评价西方媒介素养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各种不同的话语来建构在中国内地倡导和推行媒介教育的理论合法性和现实意义，认为接受“媒介启蒙”是当代每一位公民的必要和必须；在信息社会，媒介素养能力是控制自我行为的能力，也是控制媒介信息的能力；全球化时代的公众不仅需要媒介文本的分析批判能力，还需要跨文化交往沟通能力，以及培养公众成熟、理性的民主意识；媒介素养教育是确保大众传播在公众中产生积极效果的有效途径；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不仅符合中国现阶段教育改革的目标，也符合社会改革的目标；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媒介素养的一种，信息素养在中国已经有一定基础，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媒介素养实践模式的多样化探究。研究者们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探究在中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公民，又要根据受众的文化程度、年龄、城乡差异、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不同, 考虑实施途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青少年媒介教育领域，教师要扮演主要的角色，教育行政部门也要给予支持，在课程标准中增加媒体教育部分内容，并组织教师在职及职前训练，和家长参与的亲子教育相互配合。而针对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则可采取组织教育、社区教育和自我教育互动的模式，由于职业教育是当今中国社区教育的重点，因此可以把媒介教育看成是“劳动者生存、发展教育的重要课程”，包括如何通过媒介寻求打工信息、如何维权等等。三年前，学者们还在为中国内地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匮乏而感到遗憾，那时“尚没有一本真正的媒介知识普及读物，也没有一所高校或中小学开设媒介素养课程”，而现在，一批相关的教材陆续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开设了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课程，针对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实践推广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在不同层面开展起来。这些实践活动，也为媒介素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深入进行理论研究的可能性，如谢静近期一系列研究中新的理论焦点，均来自研究者本人组织和参与的相关媒介素养推广活动的具体经验的提炼。

　　第三，对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状况作出比较详尽的描述和类别划分。尤其近一两年，一些研究者开始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无论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还是在中国内地的实践推广，这类研究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证依据。如一项关于西安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强的功利性，呈现出一种富于理性的动机结构，对网络更表现出出色的接受能力和驾驭能力，对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辨别意识，对大众[/url][url=http://media.people.com.cn/]传媒暴力内容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抵制能力，但这种通过个人的直觉感悟得来的媒介素养，其自发状态使得他们不能有效地辨别信息的价值，也因此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媒介资源。

　　另一项在上海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也很类似，大学生对各类媒介的消费普遍在中度水平，对网络的消费接触较为突出，他们对媒介的商业属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受众在传播中的能动地位认识不足，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也很低。与此同时，一些教育学者，也开始着眼于通过对青少年、大众媒介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培训，来实地考察媒介素养教育的机制和效果。

　　第四，开始以不同的理论学派、路径切入，关注媒介素养理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初步建立起一些量化、质化理论模型。如本课题组基于严格的公众媒介素养状况抽样调查，试图开创性地对媒介素养这一理论概念的若干子维度，如媒介知识、媒介使用技能、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等，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建立起与政治认知、人际沟通能力、不同类别的媒介内容接受程度等其他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相关概念关系，研究成果正陆续发表。第五，一些跨学科的研究者开始进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媒介素养问题，与此相关信息素养、健康素养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媒介素养研究者的领域。

　　中国内地媒介素养研究起步十年间的进展，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其中的局限也非常明显。首先是理论层面的范式重叠，价值取向和理论路径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由于对媒介素养理念、目标、实践形态和社会意义等维度，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尚缺乏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起点，从保护主义的道德防范立场，到对媒介市场化商业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对公民社会的认同，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从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到哀叹大众文化泛滥的悲观主义等等。其次，媒介素养的批判性立场，不仅针对商业化、娱乐化的媒介弊端，而且也针对媒介本身的弊端，使得媒介素养理念难以在上述多个层次上充分展开。再次，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媒介素养研究的理论深度。最后，在实践推广领域，相对于欧美和港台地区由民间组织、教育研究机构、公共媒介、政府组织等共同推动的社会运动，目前中国内地所开展的有关媒介教育的尝试，其社会影响力和效果都还十分有限。由于实践层面缺少社会团体的有力介入，尚无法与理论研究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互动。

　　关乎公众启蒙的媒介素养理论研究与社会运动，在如何立足于中国的媒介生态和公众的现实条件和需要，最终达成媒介与公众的共生与良性互动、促进民主建设，既是我们今天关注媒介素养的前提，更是我们的目标。鉴于此，从研究方向上看，我们需要在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的探讨中，更多地关注媒介生产、文本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理论研究自身的价值，推进媒介素养研究从借鉴大众传播研究一般规律，到开始为大众传播研究作出具体理论贡献。尤其，媒介素养既非对公众一方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也非社会以公众的名义对大众媒介进行内容和品位裁决的依据，既然我们将媒介素养看成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格外需要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上。

　　比如，尽管从未冠以媒介素养之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喉舌功能，普通民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认知、理解，一直是他们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除了有组织地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进行学习之外，公众在新闻使用上，业已形成相当深刻的领悟力。无论知识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对“文以载道”的历史传统都有着来自民间的深厚理解。又如，在中国内地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尽管确实出现了商业化的种种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化媒介体现出连接市民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领域方面的特殊功效。大众媒介推动的消费者权益运动对中国社会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就是很好的例子。大量的广播电视谈话节目，都市报的市民生活专栏，DV记录的民间影像，博客、视频分享网站的兴起，这些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媒介平台，与大众媒介的商业化、娱乐化弊端，交织成十分复杂的媒介现实环境。而这些复杂的场景，对于媒介素养研究来说，不仅可以提供有别于西方现有理论的不同解释，而且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关系。从实践目标上看，则需要不断增强媒介素养实践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拓展新媒介技术在公众媒介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关注媒介素养从个体素养提升到社区行动能力的拓展。

　　近几年，依托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媒介素质研究中心的研究与实践推广团队，已经开始尝试从经验研究出发，比较系统地从中国媒介的生产机制、文本和社会现实建构，以及中国公众的批判意识和媒介参与，这两个相互观照相互影响的方面，对媒介素养的相关理论关系、影响路径、特征和效果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有计划地进行了相关的实践推广活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开展研究和实践推广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要认识到公众自身的反思与鉴别能力的差异，认识到媒介生态所属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本身的局限，认识到媒介——受众关系中各种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力，并且将媒介素养理念共识演化为有效的实践行为，依然路途漫漫。

　　（作者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人民网——《北方[/url][url=http://media.people.com.cn/]传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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