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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六千文化人的村庄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4-25 19:55
标题: 六千文化人的村庄

六千文化人的村庄

阮仕星

久雨初晴，蜂飞蝶舞，油菜花海，灿黄大地。我随胞兄携子侄驱车来到久

违的向阳湖，拜谒这个六千文化人曾经聚集的村庄，翻阅一段沉重的历史……

向阳无湖

我是汀泗桥人，文革前两年离镇别县南去，可以说，对七八公里外的甘棠

阁从不陌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文化部五七干校办起来后，探家的我从汀泗

桥专程来到甘棠供销社当营业员的姐夫这儿住过一夜，亲眼目睹了京城下

放的这个不凡的群体。老百姓唱道：“五七宝，五七宝，穿的破，吃的

好，人人带着大手表。种的多，收的少，想回北京回不了”。

供销社的门店生意应接不暇，五七宝们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买芝麻饼

的，买肉类水果罐头的，也有的买香烟、糖桂花、松花蛋，还有的买一段

尼龙薄膜，剪几尺白纱带，打二三斤煤油……男男女女，大都是有备而

来，看好就买。北方语系与鄂南土话交流在以食、用为主的柜台上，创造

着需求空间。当时流行的服务行话叫：“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甘棠供

销社

的商品销售额成N倍的增长，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商业效益不能给供销社的

职工带来任何利益。姐夫哥忙购忙销，他仍然趁每月休假挖几十斤湖藕，

买点便宜鱼虾回家，一个人工作，养活了六个孩子。姐姐在汀泗与甘棠之

间，多是沾光搭乘“五七宝”的三轮摩托。

这次旧地重游，热心为我们当向导的又是土生土长的一位甘棠企业家，他姓黄。

黄总领着我们走进了“文化部五七干校旧址”。本地红壤烧成的红砖搭起

一片平房；铁门上“五七干校”四个红字，斗大见方，十分显目，我不禁

伸手摸去，铁板厚度不少于三四个毫米。三间干校陈列室，一一看过后，

我就催着要去看湖。途中，一座六拱的“五七桥”平躺在路旁，它记载着

文化人战天斗地的业绩，同时以晦暗的沧桑之色告诉人们：我已年过不

惑。汽车走下水泥路，又在泥水四濺的土路上走了几里，前面的车先停

了，黄总告诉我：“这就是你要看的专家渔村，西凉湖的渔码头。”我和

胞兄四顾茫然，东南西北，不是田地，就是鱼塘，哪里还有半点湖的影

子？前方无渔船，屋边无渔网，哪像当年我们来买鱼的专家湾？黄总说：

“是啊！甘棠从来没有向阳湖，只有一个关阳湖的说法。往东走到窑嘴，

那是东湖，大名斧头湖。往西走到专家，土名西湖，大名西凉湖。”真是

一张活地图，与我查对的咸宁县志完全吻合。

到了午饭时分，我们没有前行。搜寻记忆，儿时的西凉湖，风景如画，美

丽动感。蓝天上，白鹭和红蜻蜓飞翔；碧伞红荷中，谜水鸡和野鸭结伴；

远处渔帆片片；近处莲舟点点。，一群群由汀泗桥来买鱼的人都是头一天

赶到专家湾过夜，第二天上午渔船靠岸，一篓篓青鱼、鳜鱼、鲤鱼、鳊

鱼、黑鱼、团鱼……应有尽有，价格便宜。然而，现在呈现的却是“伤心

云梦泽，岁岁作桑田”。历史告诉我们：汉晋以来，江北云梦泽淤积升

高。《战国策·魏策》载：“三苗之居，左有彭蟸之波，右有洞庭之

水”。《我国的湖泊》一书称，“千湖之省”的湖北，1953年至1983年围

垦湖泊近六千平方公里。换言之，72%的水面变成了田园，而沼泽地、溢洪

区剧烈缩减。

五七干校中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出了端倪。

萧乾就说过，随着围湖造田局势的展开，干校同当地农民的矛盾也日益尖

锐起来。农民口粮以外仅有的一点副业收入，靠的就是这个湖。湖里可以

捕到鱼虾，还产莲藕。湖水一干，干校在高处种上玉米高粱，低处开成水

田，半夜里成车偷走玉米的事发生了，猪圈里也丢了猪。甚至我们连长下

湖网鱼，生产队长带头来抢鱼。

涂光群说得更直接，千湖之省，湖中的鱼、莲藕等收益都不要了，到处在

围湖造田，不惜破坏生态平衡。

比他们早一个多世纪的清人魏源还以诗道出了治理的举措：“地不让水水

争地”，“七泽仍清云梦渚”，“以川还川湖还湖”。

红学家周汝昌写给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的题词“红楼无梦，向阳

无湖”，别具一格，颇有深意。

五七无路

五七指示是毛主席1966年5月7日的批示，他是就解放军总后勤部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一个批示。

由于黑龙江省于1968年据此内容首批安排141名省直机关干部到柳河轮流劳动，而引起毛主席的重视。196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

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转载了黑龙江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传

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这两个指示分别是：

1966年5月7日批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1968年9月30日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由中央机关带头研读这两个批示，迅速促成全国从

中央到省、地、市、县、大专院校、大中型企事业单位，都普遍办起了五

七干校。但是这种干校长则五、六年，短则三、四年，无一例外地一个不

留地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全国五七道路的过程和结果，一方面显示，地方

各级、各单位贯彻落实最高指示的行动雷励风行，说一不二。另一方面说明，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斗批改的任务未完成。尤

其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更令伟人心情纠结。对于高层曾贬斥

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文化部，两个批

示的政治性更强，牵涉面更广，而且文化人的压力更大，它像一块巨石压

在文化人的心头十年。大家视前途渺茫，看自己憋屈，念老小揪心，不知

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可以恢复文化人的实在身份。因此，一批人倒很希望

“迟下干校不如早下干校”。

从1969年9月下旬的第一天到10·1前，一批批佩着像章，戴着草帽、穿着

旧衣的文化人在瑟瑟秋风中，列队到天安门宣誓，于永定门上火车。一天

后，在咸宁下火车，步行至向阳湖，而且受到500名先遣队员敲锣打鼓、燃

放鞭炮的欢迎。需要说明的是，享受隆重仪式的还有已立案而未定案的叛

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只有他们的工资遭到降薪或暂发生活费的初

步处理。而他们在盛大的欢迎仪式面前受宠若惊，揣揣不安。当然六千文

化人中包括了一大批驰名中外的作家、诗人、评论家，享受十五级以上高

干待遇者多达一千八百人。这个六千人的村庄在甘棠阁。庄员们开始分散借住

在老乡家，之后，自己盖房，集中居住。管理机制以及搞劳动，抓运动，

一切都学解放军，设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医院、学校、幼儿园、运

输队、机耕队等一应俱全。庄员们一年筑堤造田两千亩，水田作业是主要

任务。生活吃食堂，每月交十二元钱管饱，工资按北京的标准发。当时，

仅管上面宣传江西省革委会干校提出四年自给的口号，一度有将六千文化

人长期甩在向阳湖以缷掉封资修包袱的想法，但随着一个个极左人物的相

继倒台，根据北京指示不惜逼供信深挖的所谓5·16分子，均以“事出有

因，查无实据”而一风吹，绝大多数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许多干部官复

原职，而且一批一批打道回部，最后一批回京的为1974年12月28日，那是周总

理主持工作的岁月。说是重新组建“新文化部”，实际上离开了以“三

名”“三高”领衔的这支骨干队伍，中国文化，舍我其谁！

今天，当我们重忆萧乾、冰心、张光年等大家看菜地，周巍峙、冯雪峰放

鸭子，顾学颉守瓜棚，全体五七战士成年累月地在一个荒湖滩上“大雨大

干，小雨小干，不下雨搞大批判”之时，刻骨铭心的感觉应该是一种悲

伤，两种忧愁。悲伤在这些国宝级人才的巨大浪费，忧愁在文化大革命造

成的人性的扭曲和人权的践踏。

读杨匡满《梦断向阳湖》，感到无比震惊，唏嘘不已。盲从的军宣队竟以

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证词为罪证，以黑屋内的逼供信为手段，在一个仅

32人的文艺报中一举挖出了10名5·16分子，其中不乏“先整老的，再揪小

的”战略战术，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毛选

文章为武器，分化瓦解“阶级敌人”，进而完成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

务。与此相反的是我们看到的另一种场景却消融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

不同观点的隔陔。

一位连级领导将一块桃酥和一块肉骨头塞到一位被残酷斗争的5·16分子手

上，一位大诗人在自己并不被信任时却四处奔走要为5·16分子翻案，一位

老新四军女战士以专案组的身份和母亲般柔情劝阻了一位顶不住逼供信而

准备自杀的女青年……

原新闻出版署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宋木文在《向阳湖纪事》的序言中，对向阳湖发生的一切作了精僻的归纳，他说：“我认为，40年前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是不应该发生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发生一样，因为他本身就是文革的产物。……在一种不正常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文化部不务正业、整个地搬到向阳湖里去了。”

文化无价

当年随父母下放五七干校的向阳花陈红、张珊珊、韩聪、郑新的几篇文章，梦魂萦绕，清新激越，有真挚的情感自由伸展“我在寻找”的触角。当他们“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急切地想看到曾伴随我人生花季的那些人、那些山、那些水和那些竹”之时，一个个呼之欲出的连队和老乡，一处处亲身劳作的山水和田园，一个个鄂南水乡的同学和老师，一件件嵌入人生的往事，都叙说得栩栩如生，十分感人。16岁的张姗姗在40度的高温下，坚持一个人割完分给她的一亩田的水稻。14岁的韩聪剪短头发混入汀泗中学男子兰球队，参加咸宁地区比赛后，一口气吃了14根冰棍。大概也是十五六岁的郑新在干校就近追星，他一边想着大师们的作品，一边跨越连队的界线，无羁无绊地从从容容地一个一个地拜望了中国文坛的巨星——冰心、光未然、臧克家。当那年头饰演阿庆嫂的张姗姗见到了自己舞台上的搭挡胡司令和李奶奶时，我也同她一样，叹息这“掩不住风华”的白发，“磨不掉灿烂笑容”的沧桑！还有令人动容的陈虹，千里为故去的父亲寻找思人。当她在鲁家湾找不到当年对父亲呵护有加的老乡鲁大爷和鲁老大、鲁老二时，她只有向着鲁家湾，向着乡亲，向着咸宁这片红土地深深地弯下腰去……读到这里，我的鼻子酸了起来。向阳花们说，“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是的，这就是这批已经被打倒的文化人的真正动力。就在咸宁的这片红土地上，就在向阳湖的这片红砖平房内，他们留下了‘地火’, 留下了‘于无声处’，留下了中华文化相传的薪火”，“就像文化大革命，虽然扼杀、桎梏着人的思想，肉体和灵魂，但那又能怎样呢？只要希望还在，信念还在，涅槃重生的凤凰会更加美丽”。当今中国，炫耀出彩岂仅限于《向阳日记》、《牛棚杂记》，一大批文坛巨匠和各方面的文化主将回京之后，汇集全国的力量。掀起的文化潮流不仅推出了奥运中国，世博中国的炎黄精华，而且加入到经济中国跃居世界亚军的盛世歌潮之中。

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读懂了李城外，读懂了向阳湖……

很高兴向阳花们用纤柔纯真的文字向世界展示了南鄂大地我的故乡，我也将两首诗词献给六千文化人的村庄和李城外。

七律·记六千文化人

同是天涯落寞身，相依南鄂聚飘萍。

甘棠水稻围堤种，云梦心诗绕怨耕。

屈子孤忠昭岁月，东坡两赋向朝廷。

忽如一夜东风暖，史记六千文化人。

采桑子·题向阳湖并赠李城外

娇娥卧月吴刚苦，

斫桂匆匆，

斧落仙空，

掘泽鱼龙造化功。

天缘人佑文星劫，

雪挺青松，

一网向阳歌大风。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4-25 20:05
最后的向阳湖

李曙光

到咸宁，我是一个人。
去寻找一个叫向阳湖的地方。
也许，一个人游离于时间之外的寻找，单纯而深刻。
那个地方，曾经住着一批文化大师，从我上小学能读懂一篇课文就开始膜拜的大师：冰心、沈从文、臧克家……。
从咸宁城区到向阳湖镇，有17公里远。在车轮飞快的转动中，关于向阳湖的种种设想和渴望在我的大脑里来回碰撞。
在中国的土地上，好像从来没有一处乡镇，也很难再找出这么一个地方，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聚集了数以千计的作家、艺术家、文博专家和学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纵观中国历代都罕有，横看世界文化历史也少见。
云淡风清，车子外面开始闪现中国小集镇常见的吆喝声，莫非向阳湖到了？车子出其不意的拐了一个急弯，打断了我正要开口的询问，司机扭头笑了一笑，这里是向阳湖镇政府所在地，你要去的向阳湖还有三里路，坐好，小心急转弯。
30多年前，那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名人在向阳湖又何尝不是开始了一个人生的急转弯？从1969年9月到1974年12月，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涉及文化部机关、[url=]电影[/url]局、艺术局、文物局、中国作协等数十家单位的文化人和他们的家属浩浩荡荡来到设在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分布在向阳湖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们在这里和4万农民围湖造田、垦荒建房、养猪放鸭、挖煤烧窑，边从事“劳动锻炼”，边接受“[url=]思想[/url]改造”。
车子停在“五七干校”总部旧址的大门前，门口旁边立着一块“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石碑.看护“五七干校”旧址的董师傅说，咸宁本来没有向阳湖这个名字，原来这片地方叫关阳湖，北京的文化人下放到这里后，就给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向阳湖，据说是取自“朵朵葵花向太阳”、“社员就是向阳花”。
绿树掩映下，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的几排红砖瓦房严肃而静默，这里还保留着冯雪峰、郭小川、绿野等文化名人居住过的房子，每个人住的房间门口钉了一块标示的木牌，房子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只剩下蜘蛛网和漫天飞舞的蚊子。祖籍[url=]湖北[/url]武汉的老作家严文井说，他在向阳湖干校生活最可恼的就是那里的蚊子特多，光叮人的脚后跟，比北京的蚊子厉害十倍，晚上乘凉还得穿上长靴。
在向阳湖干校展览厅，“历史在这里沉思”七个大字十分显眼，展出的143幅照片和大量实物记载着过去的岁月痕迹，我默默的念着前言：“这里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里曾有过一曲生命的忧歌。”
住在干校旧址附近的黄大爷说，从北京来的文化人，刚到向阳湖是住在老乡家里，有些是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半年之后，他们自己造了砖、造了瓦、盖了房子之后就从房东家搬出了。在干校旧址的展览厅，还能看到文化人用过的造砖造瓦之类的劳动工具，不过早已锈迹斑斑。
离向阳湖干校旧址五六里地，有一座“五七桥”，那是被称作“五七战士”的文化人自己修筑的。当年泥泞的“五七大道”已经是柏油大道，在大道边上、在田边湖中，农户们的鸡和鸭正在专心致志、悠然自得的觅食，但看不到放鸭的人。当年那个拿着一根长竹竿在这里放鸭的剧作家陈白尘已经故去，这些鸭子中间，也许有些是他放养鸭子的后代。
寻找向阳湖的记忆，离不开一个人先行的跋涉，10年前，咸宁市委研究室干部李城外偶然中发现了关于向阳湖区区几十个字的史料，热心于文史资料搜集的他在沉思，6000多文化人在咸宁留下了多少苦辣酸甜的故事? 此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李城外着手采访了两百多位曾经下放在向阳湖的文化名人，共发表人物专访100多篇，收集文化人回忆60多篇，发稿80多万字。
在李城外编著的《向阳情结》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中，一些健在的文化名人讲述了干校那段沉痛而辛酸的历史。
在向阳湖，70岁高龄的冰心老人与臧克家、张天翼轮流看守菜地；当过战地记者的萧乾安排的农活是挑粪浇地；沈从文在看菜园、当猪倌之余，在宿舍里整理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60多万字的拓荒之作。黄河大合唱作者张光年担任过义务“天气预报员”，每晚按时收听广播，然后在黑板上一丝不苟地向大家公布；身为“菜农”的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独自在远离人群的菜地里撰写出《蔬菜栽培笔记》和《蔬菜病虫害防治》等“农科专著”；而跟着父亲到向阳湖的电影演员陈宝国在咸宁度过了几年的中学时光，当时他才13岁。
历经围湖造田的向阳湖已经难见大片大片波光荡漾的湖面，菜园已经荒芜，鱼塘已经变样，昨天也已经老去。但这块土块诞生过的故事一直没有埋没。
人走楼未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年的宿舍还能看到一些乡亲住在那里，他们中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能说出当时文化人的一些生活片段，至今还让当地人难理解的是，当时的文化人在农忙时咋是“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晴天不干，忙着开会”。（图3：当年文化人在田里拉犁的情景）他们又哪里知道，在当年文化人苦闷的心里，向阳湖畔的乡亲是一道挥之不去的温暖，是他们在那段岁月里的意外收获。
诗人臧克家在《忆向阳》诗集中记叙的干校生活不少是描写当地的农民，譬如，诗人“忆昔初进村，欢迎动街坊”，“喧宾竟夺主，让我住上房。一见推心肺，语少情汪洋。劳动是我师，亲手教插秧。寒夜归来晚，烫脚留热汤。手捧一盆火，暖身暖心肠。佳节送瓜果，身如在故乡”。沈从文大师在《太阳下的风景》中对当地的田园风光念念不忘，“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象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字里行间虽然洋溢着田园情趣，读来却让人笑中含泪。
尽管当年的干校生活已经过去３０多年，大学者王世襄一直与当地渔民韩祖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每次给韩祖祥写信都称“亲爱的老友老韩”，他喝的绿茶也总是从咸宁购买。原文化部副部长、原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在向阳湖呆过两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提议批准在向阳湖建立一个良种奶牛基地。现在，向阳湖有良种奶牛两千多头，生产的向阳湖牌奶粉还小有名气，当地农民靠养奶牛、进工厂，日子比过去变了大样。
号称“向阳湖里一尾鱼”的李城外在接受采访时说，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不忘‘过去’，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他做这项工作，就象是一次文化打捞，如果不及时做，随着那些老者的离世，可能就再也没有史料留下。
如今，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被湖北省政府以“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名录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国内五七干校第一次被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毕竟，这里诞生过一代知识分子的顽强的毅力与精神，诞生过沉重的经验与思想。当年的那一批批文化名人，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但是一个巨大的悬而未解的思想空间仍然搁在那里，“向阳湖”并不单纯是个地理上的地名，它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地图上的一个地名。
向阳湖是富饶的，是幸运的。这里不仅生长稻米、生长奶牛，还生长思想和诗歌。
向阳湖也是酸楚的，向阳湖的土地埋藏着文化人的梦，向阳湖的湖水流淌着文化人的泪。向阳湖只有一个，它的存在意味着：历史应该记住的，不仅辉煌的过去，还应该包括那些苦痛的往事，从往事中，过滤教训，留存反思。只有这样，向阳湖是第一个，也将会是最后的一个。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4-25 20:07

向阳湖，一个观照中国文化人命运的座标

赵志飞

一

出京珠高速咸宁南站右行约 5公里，有一个曾闪烁过众多文化巨星的地

方，那便是向阳湖！一个初秋的上午，我和夫人慕名探访了这里。

我是头天在清理办公室书柜时，发现了一份已记不清何时收到的《向阳湖文化报》(2009年7月1日出版),其中“一湖历史，一湖文化”一文，仅瞥一眼即不能放下。回家汇报给夫人游洁，她曾经也是一个自幼就非常祟拜谢冰心和沈从文的老“文学青年”，于是，她一发话，就有了我们第二天的双休日向阳湖之行。

1969年，我曾在咸宁地区的湖北变压器厂当过一年建筑工人，那时没有听说过向阳湖。后来才知道正是那一年的秋天，六千多位从北京出发的文化部系统的知识分子及其家属经过长途辗转，被大迁徙来到咸宁县一个“荆棘丛生，烂泥一团，为蚊子和长虫威胁”的“拓荒地”安营扎寨，下放改造（沈从文语）。这支以军队“连”建制为基本单位的文化人大军中，其中有如周巍峙、司徒慧敏、冯雪锋、冰心、沈从文、李季、臧克家、郭小川、萧乾、冯牧等数百位“国宝级”的文学大师、艺术巨匠、著名学者，他们在这里度过了长达五年的“稻草上摊开地铺，颇具难民形象” （沈从文语）的“五七干校”生活。

据著名书法家佟韦先生回忆，在他下放的“连队”里，当时的带队权威多次讲过“你们要在咸宁呆一辈子！”甚至有人回忆军代表还说了句“准备葬身向阳湖”的狠话。于是，大家便携带了四季和长期用的东西，急匆匆来到这里，甘心接受这可能终身的劳役。为了表达对“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无比祟敬和无限忠心，他们把这一片曾作为长江分洪准备区的湖滩荒地“观澜湖”美其名曰为“向阳湖”，而随同下放而来的“五七战士”子弟自诩为“向阳花”。在这一场后来都说成是“四人帮”对中国文化人的“大浩劫”式的迫害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忍辱负重和随遇而安的心理承受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

在儿时朋友、咸安区公安分局政委易禄林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一栋红砖砌成的四合院式的简易建筑，这是当年向阳湖专门负责分发、监管下放人员的“文化部五七干校”机关总部。据说是一位故宫博物院的建筑专家、大建筑设计师梁思诚的弟子亲自设计建造的。一个本应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挥为国家为人类设计艺术精品的建筑专家，却在“文革”中只能用来设计这种仅优于牛棚马厩的粗鄙简陋的棲人之所，沦落至此，情何以堪？呜呼，倒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革命战士一块砖，哪是需要哪里搬；革命战士一滩泥，哪里需要往哪提”的无可奈何的豁达。

在挂着“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展览厅”牌匾的室内，一幅幅照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文字，将我们带入了40多年前那段不堪回首、不胜唏嘘的年代。

一大批从来只知拿笔不会拿枪的、斯文得甚止有些孱弱的“五七战士”，像经过改编而举止不太规范的“伪军”，被真正的战士和解放军代表们专政、监管。他们白天要从事各种艰辛而繁复的体力劳动，夜间则要无休止的开会，接受枯燥的政治学习和野蛮的批判斗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天天如梦魇毒蛇般噬咬着这些饱读诗书、饱经风霜的可敬、可爱、可怜的人们。

按说，这种近乎流放似的下放，对那些正值创作和身体盛年的文化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大折磨和大痛苦。然而，当我们看到展馆内那些当年照片上，一支支怀揣红宝书，高举红太阳、打着大红旗、身背小行李、脸上绽放着真诚而灿烂的喜悦而从遥远大京城列队奔来的文化人队伍；一个个戴着眼镜、打着赤膊在猪圈、鸭棚、砖厂、煤窑、田边、湖滩里艰苦劳作却仍自然流露着兴高采烈状的文化人身影，无法不佩服“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思想改造的厉害和成功。

冥冥中，我突然联想起1937年至1946年8年间，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举校西迁，长途辗转至长沙再昆明，拓荒建校，艰辛倍尝，创立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成为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向阳湖“五七干校”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吗？不，西南联大千里大迁徏是为国家保存人才，培养人才，而向阳湖干校千里大迁徙则是给国家暴殄天物，扼杀人才。

冥冥中，我又似乎看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在通向蛮荒之地西伯利亚的风雪路上，挤满着一批批流放者怆然赴难的身影，他们是在苦难中永不屈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队伍中，甚至还坚贞不移地蹒跚着不愿与他们离弃的妻子和情人……。向阳湖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伯利亚吗？不，西伯利亚的流放者是一批批造了政府反的“有罪”的知识分子，他

们是与专制与邪恶博杀的失败斗士。而向阳湖走来的文化人则多是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积极的传播者，他们何罪之有，也要遭此流放式的屈辱、磨难和不幸？

然而，他们别无选择，不光顺从地来了，还在这个远离北京城的地方痛苦而无声地挣扎了五年！只能说，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有太多的病态和荼毒，许多情况下文化人都在戴着脚镣和枷锁作沉重的舞蹈，他们所受的禁锢太多，他们蒙受的不幸太多。他们逆来顺受的超常忍耐，构成了中国文化人特殊的人格。

展馆中有一幅照片，伟大领袖在天安门上看着欢呼得近乎集体疯狂的人群，笑着对紧跟身旁的“亲密战友”兼副统帅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很有意义。”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似乎是对向阳湖乃至当时遍及全国的“五七干校”现象的一个诠释。

今之精英、古之圣贤多出于文化之人，他们历来就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可悲的是，新中国在建国十多年里，文化精英们在未完成对工农大众的文化启蒙时，却先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造，这岂止是一代文化人的悲哀。

几十年后，那些曾在向阳湖下放的文化老人们，忆起向阳湖“五七干校”仍是毁誉参半，亦怨亦爱。展馆中挂有很多当年“五七战士”的墨宝。有的余悸未消：如“京国别离为浪淘，咸宁水阔楚天遥”（刘炳森）、“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乱所”（萧乾）、“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李琦）；有的在认真思考：如“注视文化人的足迹，营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王蒙）、“历史在这里沉思”（周明）、“我有多思寄远湖”（范曾）；也有至今还在歌颂向阳湖干校生活：如“向阳甘棠，桂香满天，灵芝铺地，如入仙境，每一念及，为之神往”（单土元）、“水波竹影向阳湖，不是故乡似故乡”（张慈中）。

在展馆中诸多珍贵的名人墨宝中，我最欣赏老书法家谢冰岩的“彼时多苦、今日咸宁”，即有对昔日的追忆和怨愤，更有对今日的肯定和赞誉！

向阳湖，是一个极佳的观照中国文化人命运的座标！向阳湖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穷期未尽。只有深刻挖掘向阳湖文化给我们的启示乃至警示，并唤醒全社会尤其是文化人更多的自觉和清醒，唯如此，向阳湖，才不再多苦；文化人，方永远咸宁！

三

在我们行将结束向阳湖探访时，一个人匆匆赶来，更丰富了我对向阳湖文化的认知。他就是咸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他是受我们湖北省警官学院的校友胡建平（市政府法制办主任）之约,一同专程赶来的。

其实，我早已在有关报刊和网上读到他的事迹了。他是发现、挖掘、研究、弘扬向阳湖文化资源的第一人。十多年来，他殚精竭虑，四处奔波，执着地致力于对向阳湖文化的研究，艰苦异常亦成果丰厚。没有他的坚持不懈和倾情投入，就没有今日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由由小而大直至省级规模的提升，更没有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更大范畴的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两研究机构均由他领衔负责，可以说，是他，开启并领导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的重大历史课题的抢救性研究，其敏锐、勇气及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钦佩！

然而，尽管在城外的奔走呼吁下，从京城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对研究、保护、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但一个不容乐观的现实是，相对其他更具商业价值的地方资源的轰轰烈烈的开发，向阳湖仍显得有些沉寂和落寞。

当我们提出想去看看据说离向阳湖还有30多公里的沈从文故居时，城外显得有些迟疑。但还是欣然应允了我们的要求。我们意识到，沈从文故居可能濒危。

及至我们来到位于317省道旁的双溪桥镇双溪村，找到沈从文故居时，看到的景象岂止只是濒危，基本上就是几截抛荒多年的断壁残恒！

城外告诉我们，沈从文先生1969年冬被从向阳湖“五七干校”安置到双溪这一农户家中，一呆近两年，先后写了多篇反映下放生活的诗文和80余封书信，补写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周总理亲自交给的任务。很多国内外学者慕名寻访到这里，看到沈从文故居凋敝破败如此，都很惋惜。

省道边矗立着美观气派的杨堡村和双溪村部，不大的村落内几处大兴土木，不远处的双溪桥镇街道整洁、楼宇林立，一派欣欣向荣，显然这里已是一个富庶之地。倘若市区镇村联手出资，修复一座名人故居应不是难事。倘如此，以沈从文之名人效应，双溪、杨堡今后想不出名都难，关键要取决于当地领导的政治理念、文化情怀和经营智慧了。

带着遗憾和期待，我们告别了咸宁的朋友，踏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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