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文罹文网------中国文祸三千年 文祸,又称文字狱、文案,因文字得祸而入狱也。文祸,它是权势的伴生物,像幽灵一样,在权势者身边,随影而行,随时置文人于死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毀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鲁迅先生这首小诗,包含了文祸的全部内涵。事实上,统治者不但把文人“积毀销骨” ,他们也采取禁毁,不准“空留纸上声” 。但统治者万万没想到的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从古至今,读书人不造反,而造反者从来不读书。扼杀知识,扼杀文化,这样的国家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文祸形成及特点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有自由言说、用文字表达思想的“天赋人权”。只是到了阶级社会才有了文祸。上古时代言论还是自由的,《大戴礼·保傅》云:“忠谏者,谓之诽谤。”《淮南子·主术训注》说:“书其善否于华表木也。”《古今注》:“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木也,以横木柱头,状如花也,形如桔棒,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华表,亦诽谤木也。华,花也,亦为话;表,将话表达出来也。尧舜时代,政治开明,“求言”于民。于是在交通要道上树立“诽谤木”,鼓励天下人在木牌上刻写对君王的批评意见,议论是非,指责过失,让人“诽谤”。可见,唐尧其开放度量。这种民众享有“谤王”的政治权利,真让炎黄子孙高兴一阵子!“诽谤木”成了“出气阀”,可以想象,生在那时的先民,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凡对国家朝政,君王得失,都可嬉笑怒骂地在“诽谤木”上说上几句,一吐心中之块垒,岂不快哉!后来,那个战国时的齐王还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咱们的先王太伟大了,因为,腓特烈大帝为了鼓吹法治,鼓励人民去告他;杰佛逊总统为了鼓吹民主,纵容政敌去骂他;还有一些国家在报刊上骂自己的总统总理,甚至画漫画、编电影来“诽谤”,都是跟俺们先王学的! 到了春秋战国(应为西周时期——编者按)时,周厉王暴虐,但国人仍有“谤王”的权利。当时周厉王的大臣邵公对周厉王说:民众己经受不住你的暴虐了,不听话了。周厉王听了十分恼火,找来一个巫者,让他去监督查处那些敢于“谤王”的人,发现了就抓来杀掉。果然,国人只能侧目而视,不敢再批评指责厉王了。周厉王很高兴,告诉邵公说,我已消除了诽谤了,国人不敢批评指责我了。邵公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政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之虑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邵公这段话,讲透了一个“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道理。国君当通过各种渠道来倾听舆论改善政治,而不应该用杀人的办法使民众敢怒不敢言,那会出大乱子的。中国古代在倾听舆论,广开言路上,能达到如此高的认识水平,是我们后人引以为骄傲的。比时下这不准、那不可的封杀要高出几千倍! 不过,邵公呼吁言论自由、放开舆论的话,并没有起作用,“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到了秦代,秦始皇可不听“妖言”、“诽谤”了,他“焚书坑儒”,并除去“诽谤木”。“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虽然汉时恢复了“诽谤木”,但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诽谤木”了。而变成了宫殿、城门口,甚至皇陵上的雕龙刻云,高耸云霄的擎天大柱了。老百姓怎敢“诽谤”,只有匍匐华表之下,三呼万岁的份了。而“诽谤”一词也由原来意义的议政、提意见,变成了“造谣中伤,无中生有”的“诽谤罪”了。于是,文祸从此不绝如缕,一件比一件惨绝人寰。“诽谤木”早已演变为高耸入云的华表,“它是一种沦落的象征,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它是中国的眼泪,中国人的十字架。”(李敖语)但“诽谤罪”依然没有消失,不时地出现,至今,以诗文短信治“诽谤罪”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感叹万千! 中国文祸,可谓源远流长,可上溯三千年。禹建立了夏王朝,成了专制君主后,“致群臣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杀而戮之。” 防风氏开会迟到,禹认为是蔑视大禹权威的表现,为了保持思想、行动上的统一,禹诛杀了防风氏,大禹时代已经为翦除思想行为上的异己而大开杀戒了。《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载:“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就是要百姓都听从禹,如不服从,有异言乱政,便用刑法对付。可见在大禹时代就有文祸思想罪了。到了夏桀时,他制造的关龙逢一案。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春秋战国时代,虽说是百家争鸣,合纵连橫,但在征战杀伐之中,以文字杀人之事,也是有的。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抒杀死了齐君,太史官如实记载:“崔抒杀其君。” 握有生杀大权的崔抒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文字,一怒之下就把太史杀了。继任太史是前太史的兄弟,他像他哥哥那样秉笔直书,其结果也像他哥哥那样被杀了。第三位史官是太史家族中最后一名男儿,他依旧写道:“崔抒杀其君。” 这样一来,崔抒害怕了,不敢再滥施淫威。一位在野的南史氏听说京城里几位史官相继被杀,便拿出竹简来都城书史,半道上听说史已修成,这才转身回家。从此,中国-部二十五史,文祸何其多,尽人皆知,稍有文化的人都能略数几例。文祸之害,一直延续三千年。 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论证要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文人的是韩非。他说齐东海上有狂矞、华士二文人,“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穴处,托伏深虑,细者惑下。”“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 韩非认为文人的独立人格、异端思想都是专制统治所不容的,前者是不为君用的独立罪,后者是二心私学的思想罪。二者任有其一,都该杀。韩非首创的以思想罪、独立罪杀文人得到韩非精神后裔的传承,秦王读了韩非的书后,对韩非的才华大为赞赏,击案称绝,感叹道:“寡人得此人与之游,死无恨矣!”历代的统治者都用此法对付文人,制造文祸。 历代帝王为了巩固统治,制造了“君权神授”、“天子”、“龙种”的神话,配之以“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法纪,建立了一整套驯民术。把一人之意志,一人之好恶强加于全社会,以一人之大脑取代万人之大脑,以一人之言代天下人之言,以一人的自由否定所有人的自由,以一人的理想消灭其它一切思想。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不受任何法纪所约束,“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统治者高悬霸王鞭就可以牧民了。于是,君权统治下的臣民就服服贴贴受君王摆布了。 但是,无论怎样编造神话,帝王也不过是肉胎而生的凡人,如果帝王权力没有监督,也会变成魔鬼甚至魔王,天子之怒,伏尸百里,流血千里。而对文人更是随心所欲制造文祸,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简直数不胜计。 中国文祸,概而言之,有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中国文祸,是权势者发动的,它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总是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体,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封建君主专制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和两种形式。从秦到元,是有宰相制的君主专制,而明清时期,则是无宰相制的君主专制,面对封建末世复杂的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时期的突出特点就是极大地强化了君权。丞相的废除和军机处的设置,消除了相权对皇权的分割,大大加强了君主对中央的控制;明代三司和清代地方督抚的设立,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地方的控制;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实行,强化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厂卫、文化审查机构的设置,则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官吏和人民的控制和镇压。这些表明,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强化。以文化高压政策钳制文人的思想,阻塞进步思维和禁绝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言论,可以加强以君权为主的封建专制集权。统治者以文字狱的方式迫使士人、官员、百姓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因为“祸从口出”、灾自笔下来,谁还敢“谤毁”朝政、直谏君主呢?这样,人民俯首帖耳,甘为奴才,君主的权力自然登峰造极,专制集权制度“固若金汤”。 从思想上严密控制知识分子。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许多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其二,中国文祸,屠杀的对象虽然是手无寸铁的文人,但文人自有威武不能屈的风骨和前仆后继的韧劲,暴虐一时的文祸,最终不能完全扼杀中国优秀文化精英,“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正是有这些文化精英,中国优秀文化才不至于泯灭,文化薪火才未熄灭,才有一群以血泪蘸笔,铮铮铁骨,真正称得上文人的人,直书亘古不移的国家情怀和人文理想,他们前仆后继,以苦难、良知、正义和呐喊,构成一幅壮美的长卷,才不使历史失色。 其三,中国文祸,虽然是权势者发动的,勿庸讳言,其间总少不了文人的作用。或为告密,或为揭发,或为莫须有罗置罪名,或为上纲上线置人死地,或以反戈一击而自保。从唐时武则天发明告密后,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检举告密反目同事,太多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黄苗子告密聂绀弩,冯亦代卧底章伯钧。其结果,我剃人头,人亦剃我头。 其四,文祸总是首先确立思想罪、恶攻罪、颠覆罪。历来统治者为什么喜欢孔子?就是他为统治者制定了思想罪。“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变,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 而孔子删定诗三百,这本身就是一场文字上的清査和思想上的审查。孔子虽然制定了思想惩处条例四则,但他手中没有权柄,没有生杀大权。到了秦始皇时代,可就对文人大开征讨清洗杀戮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焚书坑儒这个中国头号文字狱。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下诏:天下所有的“诗、书、百家语者” ,都要交地方官那儿烧掉;胆敢偷偷议论诗书的弃市;敢“以古非今者,族”:官员知情不报者,以同犯论处;令下三十日不肯烧书者,罚筑长城四年。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开始坑儒。四百六十余名儒生被坑杀于咸阳。秦始皇焚书的目的,是统制思想,确立他的“定一尊”的思想,让亿万人民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好“一世二世百世万世” 永世统治。坑儒的目的是维护权威,禁止对帝王的专制统治说三道四,让天下文人永远闭上乌鸦嘴,要张嘴只能唱红歌。然而,焚书三年后,秦始皇死了。坑儒五年后,秦帝国就灭亡了。 其五,文祸范围之广。文祸 “文字”可谓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最常见的“文字”是诗,此类冤案也称“诗案”、“诗祸”。历史上最有名的诗案,当属“乌台诗案” 。其次常见的“文字”是文章。文章汇集成书,就是文集。因文集、专著中某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而遭遇文祸,在清代不胜枚举,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康熙后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另一种比较容易惹祸的“文字”是史书,此类案件也称为“史案”、“史祸”、“史狱”。历史上较早的比较典型的“史案”是北魏的崔浩在写北魏拓跋氏开国史时,揭露其野蛮杀戮行径,结果被认为“暴扬国恶”,其本人及姻亲皆被夷灭五族。康熙年间的庄氏《明史》案即是因修史书而起。诗文、史著成为“文祸”的主角。中国古人讲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而读书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所谓的“志”、“道”很难脱离政治,诗、文既要承担言志、载道的重任,也就不可能不涉政治。然而政治险恶,所以需以隐讳的方式去谈,同时也养成了中国古人从诗文中揣测深层意蕴的习惯。这种习惯的恶性发展,很容易就演变成文祸。史学方面,中国古代另有一种秉笔直书的传统,而当权者往往不希望真相被公开、丑行被公布,秉笔直书让其丢脸,犯其禁忌,也很容易发展成文祸。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字”也发展成文字狱就是刻意诛求了。比如中国古代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有资格的官员要向皇帝进呈贺表,以祝皇帝生日快乐,这种贺表自然只会说好话而不会说坏话的,但朱元璋却认为贺表中本是称颂统治者的套话,很多人无意中用了这个词,稀里糊涂遭遇文字狱,丢了脑袋。清代被打成文字狱的“文字”还有试题、日记、奏稿、榜文、表文、家规、宗谱、县志、碑文、墓志、匾额、呈词、字帖、字典、木戳等,甚至词或音同,或意似,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文字”都可能构成文祸,可见文网之密。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其六,文祸手法多样。统治者为了制造文祸,通常运用的手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精心炮制、强词夺理、牵强附会、肆意歪曲、望风捕影、剪头去尾、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制造伪证、阳谋、引蛇出洞、鸡蛋里挑骨头、莫须有、曲解原意、无限引申、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等,这在历代文祸中常见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鞭尸不可了。 |
时间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文祸更是层出不穷,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任何朝代,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早在四十年代的1942年2月17日,王实味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的杂文,批评延安“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与当时“不太合谐” ,批评干部不应“衣分三色,食分五色” 及某些官僚主义。使他成为文祸的第一个殉葬者。新中国成立后,文祸越来越频,文网越来越密。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1953年,红学家俞平伯受到批判,同时对胡适思想开展批判;1952年,胡风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胡风被判刑,长达24年才出狱,受株连的达2000多人;1953年,梁潄溟冒犯毛泽东,受到批判;1954年,丁玲、陈企霞被打成“反党集团”,被关进监狱;1956年9月,开展肃反运动,毛泽东曾得意地哾:“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957年,马寅初《新人口论》受到批判;1957年夏,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五十五万知识精英沦为“右派”打入另类,被下放、拘禁、强制劳动,直到25年后平反;1959年,杨献珍哲学思想受到批判,杨入狱11年,株连160多人;1962年,小说《刘志丹》遭受批判,祸及万人。紧接着,开展文艺整风运动,小说、诗歌、戏曲、电影、音乐、文艺评论、美术、舞蹈等领域,以及学术界、理论界,无一幸免。从此神州大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在短短几个月内”,“橫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学者、权威、祖师爷,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然而,一场全面、惨烈、深刻的大浩劫降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思想文化知识界首当其冲遭到摧残,《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被猛批,文物被当成“封资修”被毀灭,图书被当成“四旧”被烧毁,抄家、凌辱、游街、批斗、扫地出门、关押,成了家常便饭。大批作家、演员被囚禁、流放、自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小人高涨,贤士伏泥。冤狱遍国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全国的舞台上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全国三呼万岁,只有一个人的“红宝书”。文革只不过过去几十年,众所皆知,至今提起来仍心有余悸,不提也罢。 文祸对文明的伤害 三千年的中国文祸对文明的伤害是巨大的,对中国社会的破坏也是巨大的,它甚至比一场战争的破坏还要大。历代文祸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一,禁锢思想。中国的每个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统治者把持有不同意见、再异端思想、有独立思考的人视为异端邪说而杀掉,奉行愚民政策,把国民愚化成为无思想的愚民、奴仆、畜类、驯服工具。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先进民族蜕化为劣等民族的历史。中国自秦朝以来便再无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了,在文化专制舆论一律下,天下文人闭嘴犹恐不及,谁还敢越雷池一步?在秦代偶语诗书者,弃市,谁敢说话?胡风说,咳嗽一声都有人录音,谁敢说话?把张志新的喉咙切断了,怎么说话!文字狱就像一把剑,悬在知识分子的头上,压抑了人才,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一个本该产生巨擘大师的时代,成了一片空白。读书人被剥夺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使社会失去了创新的活力,将政治引向专制。 第二,文祸对于历史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浩劫,它不仅使许多珍贵的书籍、作品遭到禁毁,戕害无数文化精英,而且使思想文化严重地被扭曲,出现畸形发展的后果。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历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为了苟且偷生,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造成人性的扭曲和社会道德败坏,内乱,狗咬狗,嫉贤妒能,为虎作伥,造成一批虚伪、欺骗、狡诈、告密、谄媚、造假、吹牛、拍马、贪污、受虐、狂妄的无耻文人。党同伐异,互相攻讦, 检举揭发,作为自己猎官的敲门砖。有仇恨嫌隙的,利用文字狱陷人于死地,以伸其报复心愿。他们或密告,或落井下石,罗织罪名,卖友求荣,或制造陷阱,请君入瓮,或歌功颂德,文过饰非,成为愚忠犬儒,软骨头,如郭沫若,含泪劝告者、做鬼也风流者;或说假话,成为伪君子、小丑、痞子和政客,灵魂深处遍布尘垢和腐物。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 第三,文祸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后期,即明清时期出现了封闭的状态,尤其在清代康熙、雍正两朝陆续实行闭关政策后,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封闭性。邓小平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国社会出现的这种封闭状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就文化方面而言,封建统治者大肆推行惨烈的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代文字狱的兴发从顺治到乾隆愈演愈烈,呈直线上升趋势,而在政治上君主专制的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实现了“乾纲独断”的绝对君权。另一方面,封建专制必然要导致社会封闭的后果,社会封闭又会助长封建专制的恶性膨胀,而这一切恰恰为文字狱的发生培育了最好的土壤。政治专制,社会闭塞,以及因文字狱肆虐而导致的文化扭曲,构成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的严重障碍,拉大了中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用它做敬神和喜庆的爆竹,西方人却用来做炸弹枪炮;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用它来测风水埋死人,西方人却用来做舰队导航。中国人在两千年前提出的宇宙天体变化规律问题,却被当作杞人忧天的寓言来笑话亵渎。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知识分子冲决了教会的桎梏,纷纷探索新问题,各种新思想、新学术骤然兴起,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自然科学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我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被引入对于古籍的整理,对于新事物的探索,或缺乏勇气,或不感兴趣,因而花费的心血虽令人赞叹,但却是造成学术文化以至科学与欧洲相比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之一。文祸是孳生在中国传统文化肌体上的一颗有害的“毒瘤”,它为后人提供的警示与教训是决不能忘记的。 中国的先哲们也多次约束皇权。孔子用天意天命限制帝王的暴行,“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是“仁”的,因此为君王者应施“仁政”。施暴者乃逆天而行,乃倒行逆施,是大逆不道。所以必遭天谴之罚,遭天谴之罚者即是气数已尽。孔子将“天”人格化,对之作了伦理化的阐释,以此来教育君王们,教其向善,具体是周制。孔子将取暴纣而代之的周视作天意天命、仁政的楷模。孔子以仁善之天意来约束君王,令其向善。但后来之儒学都成了专制皇帝的点缀、粉饰和弁护。皇帝已成了神,皇帝就是天,是君权神授的“天子”,“奉天承运”,皇帝的意志就是天意,皇帝的欲念就是天念,一切的坏事都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儒学由阐发伦理的“天”来约束君王,变成了赞颂人间的“天”来奉承皇帝的堕落的理论。墨子想用赏罚分明、因果报应的鬼神来约束君王。孟子则向君王忠告:“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 ,朱元璋干脆将此言删去。荀子创“君舟民水” 说,并警告君王们水可载舟亦可覆之,唐太宗是记住了这一点并以此告诫子孙。但纵观中国历史,记住了上述这些约束之道的君王、皇帝实在寥寥无几。这些约束之道均以自律为基础的,寄希望于帝王们的自律。这一约束之道源于人性本善。那么人若不善怎么办?中国古代也有法律,但都是治民的,是“帝王之具”,怎么能治“天之子”?对帝王的他律无人敢想无人敢企及。一人控制的社会流弊了几千年,导致中华民族的沉沦。 因言因文治罪的文祸是反人道反人权的行为,有悖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潮流。回顾中国历史,文祸的盛行,历来都是一个政权的执政污点,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言论自由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制造文祸千夫所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监狱的高墙关不住自由的表达。一个政权不可能靠压抑不同政见来建立合法性,也不可能靠文祸来达成长治久安。只有从制度上根绝文祸,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才能落实到每一位国民身上;只有当国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得到制度化的现实保障,文祸才会在中国大地上灭绝 人们不会忘记,近年内,我国已经连续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几起“文字狱”案,如重庆“彭水诗案”开当代文字狱之恶劣先河后,又有山西“稷山文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河南“孟州书案”、“儋州歌案”,以及“高唐网文案”。这几起文字狱,都是由当今被人们斥为“土皇帝”的当地县委书记所制造!人们不禁要问:因何当代文字狱屡屡发生?有哪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警醒和深刻反思?一些地方官员权力膨胀,滥用权力,视民众如草芥,恐怕已是到了疯狂的地步。一些地方“一把手”,摆出一付“土皇帝”之架势,唯我独尊,专权独断,大搞一言堂,道貌岸然,神圣不可侵犯,根本没有一点 “人民公仆”的意识。对此,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他还特别强调:“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日报《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文章说,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 彻底消除文祸,开放言路,实现宪法公民权利,实现《人权宣言》中“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仍任重道远。 |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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