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 “别人叫他院长，他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是叫老师，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的醒目位置。 某个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开了郭振华家的门。“有个姓池的人找你。”女主人高声招呼郭振华。“是池、池厅长？”郭问。“啊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来看我们？”意识到来者的身份后，女主人恭敬地赔笑道。 这是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的一个桥段，刻画的正是官场中人对“称呼”的娴熟运用。 2001年，痛恨官场中丑恶风气的阎真写下了这本小说。尽管如此，这位北大毕业之后拒绝机关身份而选择乐守象牙塔的文学教授，在现实中也不得不屈服于无处不在的官场“称呼学”。 “一个科长一个小主任，官位叫出来他就高兴一点。”阎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这么大年龄了，我叫我们单位的人，尤其是机关的科长、副科长和办公室主任，我就叫他某某主任，尽量把这个位置叫出来。因为有些事要找他帮忙。” 类似阎真这样的体会，某县财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参加一次接待活动，直到见到《××调研组来县接待手册》，小丁才知道，她一直称为“王处”的这位省财政厅领导，原来只是一个主任科员。 但她依然恭恭敬敬地继续称呼“王处”，因为她的局长也这样叫。“局长说，当‘王处’还只是从下属事业单位借调到省厅的科员时，他就开始喊‘王处’了！” 按中国的行政级别，这位局长和“王处”都是主任科员，相当于人们熟知的“科长”。正如人们从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那些见诸文件的称呼之外，官员之间还有另一套“称呼”的学问，有许多难以言传的细微讲究。 “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 对于基层的许多官员来说，“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是相互称呼时的惯例。阎真说，“在县里，一个科级干部就很大了。一个局长其实是科级，但是我要叫他局长。股长比科长还要小，可在县里也已经好大了，也是一个长嘛，也要叫出来。” “叫大不叫小”的惯例不仅仅是基层的专利。一位资深媒体人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一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会叫党组书记‘部长’。正部级机构的领导叫主任或者局长的，他们的下属会习惯于叫部长。”这不是为了追求虚荣，而是害怕与低级别的职务混淆。“部长级别高，而办公厅主任也是主任。”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称呼规则外，官员之间的称呼还有许多微妙之处。 “上级对下级常常以‘姓名+同志’相称，但下级对上级当面一般却只用‘姓+职务’或‘职务’。”华东师范大学的胡范铸教授在他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应用语言学。 然而，有些时候这条规律并不适用。例如，一个机关的正副书记中有好几位姓王时，“叫某某书记是惯例”上述媒体人说，名字+职务的选择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分”。 区分不同称呼的，除了职务外，还有资历与感情。一般来讲，官员之间互称官衔是较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职务不高的“老机关”却常享有“豁免权”，可以将别人眼中的“王书记”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述媒体人说：“在机关里称名字，本身并不是冒犯，当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和那个人到底有多熟。” 在官员中间，流行着种种特殊情况下的称呼办法。例如，对于姓付的书记，往往不能称付书记，而要用名字称“××书记”；当两个书记同姓时，也要叫名+书记……熟练掌握着一套规则，几乎是公务员的入门程序。 任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阎真发现，高校中的干部并没有免俗于官场“称呼学”。阎真说：“我认识的一个某学校年轻老师，新提了副院长，相当于副处级。他一天到晚说我们‘处干’（处级干部）如何如何”，“别人不说（叫）就不高兴”。这位年轻的副院长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别人叫他院长，他马上就回答，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是叫老师，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老大”与“老板” 除了大庭广众下的繁多称呼，一些官员在酒酣耳热、窃窃私语时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上述那位媒体人曾在县乡一级基层政府的饭局上见识过，一名干部起身敬酒，朗声说道“我们老大……”。当面叫一声“老大”，除了几分亲昵，更展现出明确的权力排序。与之相对的，所谓“老二”不仅不用做面称，甚至不能公开排出来。 “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省长是二把手，因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二把手，因为按照惯例，在党内，兼省长的书记（才）是。”这位媒体人说。 然而到了市级干部，这种江湖气的“老大”、“老二”便有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称“老大”在基层会比较多，更江湖气一些。一般称“老板”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级别同样不够。 真正难以处理的是如何称呼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降职的官员。江苏省级机关一位工作人员，曾经在南京的颐和路上遇到过当年的无锡市长毛小平，这位工作人员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称呼。“喊他毛市长、毛主任都不合适，喊小平吧，你不觉得‘小平’是特指的吗？所以后来我只好说‘哎——哎——你好’。”2012年毛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他一度被认为在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担任副主任，后又传出降为处长。 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县里也常常称省城去的领导为“首长”，不分级别。“之前，只有中央来视察的领导，不方便提前透露姓名或者不适合直呼其名的，我们才在制作席卡和称呼时称‘首长’。当面这样称呼时，级别差距至少要有3级。但现在，称‘首长’已经没有这么严格了。”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被县里称“首长”时，感到很不习惯，有一种“僭越”的感觉，但后来发现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心安理得，也就顺其自然了。 但那些真正的“首长”们，却似乎对职务称呼极其超脱。 2013年6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到深圳调研，当TCL董事长李东生汇报工作称呼“委员长”时，就被他打断，“叫‘老书记’就行，叫张德江我就更高兴了。”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第一位专家发言刚提到“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要求在场专家少说客套话，言简意赅。 “同志”不够亲切？ 在胡范铸教授看来，“称呼学”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风气“变坏”了，更反映着社会心理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独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着共同理想与信仰的政党成员之间的共勉。孙中山在1918年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其遗嘱常被总结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正式写道：“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时的“同志”，还只在社会精英间流行。 1949年后，“同志”迅速成为正确甚至唯一正确的政治称呼。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然而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文革”时期，即使同志这个称呼也显得不合时宜。胡范铸说：“那时同志都不能随便叫，叫什么都觉得不对，说错了就会闯祸。” 尽管如此，出于表明立场、提防异己的原因，“同志”在民间成为了最保险的尊称。在上世纪末的一些港台剧中，剧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陆土地，逢人即称“同志”。在他们看来，“同志”似乎成了大陆文化的符号，否则就会被视作另类而引起麻烦。 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同志”之称所引起的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曾经明确，“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1984年，“同志”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亮相。当时的《武汉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在经历了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后，党内又能互称同志，成了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 时间进入21世纪，“同志”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使用起来也显得很突兀。“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个人的自主意识提升。当今社会是称谓语最丰富的时代。”胡范铸说道。 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例如，甘肃省的文件就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党内刊物、文件和其它书面材料也要按此办理。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党内互称同志的表率。各级党组织要制定完善相应的制度，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形成党内互称同志的有效机制……” 但种种迹象表明，重视并未使互称同志重回流行。2013年10月，《人民日报》转载了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的评论，说“不知从何时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
|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醒目位置”，以“营造民主平等、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形成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的工作作风”。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说，现在“同志”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保留下来，成为正式场合的庄重称呼。但在现实官场中，在对称呼进行“推敲”后，官员私下里往往不会互称同志。在一位官员看来，现在如果见面还称“同志”，不仅显得怪异，还意味着拒人于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无法进行了”。 尽管存在着所谓的称呼规则，但因地域、风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别，官场称呼并无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例如在湖南，一些称呼就很独特，官员们背后往往称呼高级官员为“张嗲”、“李嗲”（“嗲”在长沙话中意为老者），同僚之间则会互称“张哥”、“李哥”。 现在在一些地方，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称呼如某局、某厅等，很流行。在一位观察者看来，新世纪以来，官员群体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经济、社会地位、个人成就感、荣誉感都不可同日而语。张局、李局这种称谓，一方面保有官场认同，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过于强调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 |
来源: 南方周末 | 来源日期：2014-04-24 |
| 中国社会发展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变化为我们打破官本位制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基础。它使我们可以对官本位体制下所蕴含的种种理念和假设进行批判，并思考如何通过采取新的政策理念和社会政策的手段来破除人们的仇富和仇官心理，缓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并通过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来强化以人为本的导向。 官本位制与中国社会发展 在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批评权势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常常公权私用，或者作为社会优势群体恃强凌弱，甚至肆无忌惮地侵害普通公民的人权。这些现象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招致了人们对权力本位和官本位制的批判。作为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人们常把官僚主义、腐败和特权问题与官本位制联系起来，甚至把官本位制看成是各种社会病态和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一体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已为人们所诟病，包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制约，促使民营企业家的外流，维护社会强势群体的特权，以及公权私用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不论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司法体制改革，其根本点都会触及到“官本位”问题。这种状况反映出官本位体制所形成的社会问题正在日益严重，而且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 社会舆情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从大众舆情的反映来看，民众对于目前官本位制的盛行给予诸多批评。根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于2012年11月份进行的一场关于“国家级难题”的调查显示，78.99%的回答者把“如何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国家级难题”。 在2011年人民网进行的有2227人次参与的调查中，67.5%的网友表示“自古‘官本位’难消除 ”。在2012年10月人民论坛杂志进行的关于“中国‘官迷’有多少？国人官瘾有多大？”的相关调查（有6403人参与投票，以0-10区间来描述官本位的程度），有84.7%的网友认为中国官本位的程度是10级（只有2.1%的网友认为是5级及以下）。在回答“为什么存在着这么多的官迷”和“您身边的‘官迷’最迷什么？”时，有53.3%的人选择“灰色收入多，正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 由此，在民众的眼里官本位现象不仅仅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关，更与现实利益相关。为此，在推进社会改革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型时，政府提出对于权力进行制约的目标，甚至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口号。这些主张和政策导向与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相适应。由此，我们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官本位制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金钱本位制、官本位制、社会本位制和公民本位制四种社会体制模式的比较 要探索“官本位”体制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四种本位制的比较来展开。这四种本位体制模式可以被表述为金钱本位制、官本位制、社会本位制和公民本位制。在这四种本位制中，以往对于金钱（资本）本位制的研究很多，并且与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相关联。在这一本位制中，资本成为支配社会的力量，社会以资本为基础，围绕着市场体系组织和运作。在马克思的笔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异化的社会：人成为金钱（资本）的奴隶，而金钱（资本）则成为主人，从而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克服这种异化，通过非商品化的进程使社会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上来。 官本位制则是一种把社会按照身份等级和官阶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模式。这一制度与封建体制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在东亚社会中，官本位制在历史上十分流行。作为社会体制，官本位制的特点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以官位为核心，民众被分成三六九等，官重民轻。在全社会形成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形成了民众畏官、敬官和追求官职的心理趋向和行为导向。这种体制培育了一种官尊民贱的文化传统，把是否当官、官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这些特征反映了一种集政治秩序、经济利益、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于一体的社会体制模式，即官本位制模式。 对于这一体系，中国古代的智者贤人和仁人志士都提出了种种批评。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表述都反映了以民为本的理念。在近代，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对封建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高举反封建的旗帜推进社会民主的建设。然而在中国，尽管对于官本位制的批判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但由于中国封建基础根深蒂固以及东亚威权主义的背景，因而对于官本位的批判从未彻底，对于官本位的分析也常常停留在文化批判的水平上，缺乏对其社会基础的理论分析。 社会本位制的体制模式则强调市民社会的自我运作。其社会运作的基础在于具有强大的自我运行的市民社会组织，并影响到政府管理的方式和政策决策过程。在这一体制中，社会呈现出强大的自组织性和自治能力，而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较低。正如我们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的，社区组织、社会网络、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方面起着强大的作用，并且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在这类社会中，其社会发展的理念并不在于政府的直接干预或对市民社会的直接影响，存在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然而，在理论形态中，有关社会本位的研究目前仍然缺乏。 以公民为本的制度理念则超越了金钱本位、官本位和社会本位的理念，把其社会理念落实到人的发展上。这一理念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克服各种异化回归人性的要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未来社会中，国家职能将逐步消亡，社会将依靠自由人实现自治，成为“自由人联合体”。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质是公民自治的社会。当然，作为社会体系，以公民为本的体系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而仅仅是种社会理想模式。 要实现以公民为本的理念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为此，一些学者倡导可以通过不断拓宽社会自治范围、提高社会自治程度的途径，有步骤、分阶段地探索建立“自治社会体制”，通过由“国家管控体制”向“强国家——弱社会体制”，并进而向“强国家——强社会体制”发展，并最终走向“自治社会体制”。在此进程中我们要进行许多工作。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官本位制在历史文化基础和价值导向上与其他社会模式具有明显区别。与金钱本位制相比，官本位制常常会表现出对于人的生存权利的侵害和野蛮剥夺，体现出非经济的强制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本位制一方面导致了人的异化，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在身份等级上的不平等性，使人开始具有生而平等的普遍价值。与官本位制下的人对人的屈从和依附相比，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对资本的依赖具有历史进步性。 社会本位和公民本位的体制模式是比金钱本位制更为优越的制度模式。在社会本位制下，市民社会能够与官僚特权相抗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市民社会给政府权力设定边界，要求政府与市民社会组织相互合作。社会本位制反对政府把整个社会管控起来，批评由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方式所造成的低效率。它也要求强化来之于社会底层的社会创新活力，倡导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官本位制以权力至上、官员至上、唯上是从理念为其基本内容 官本位制在中国已经延续上千年，难以一下子根除。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体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土壤上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过，而封建主义的遗产也从来没有彻底地清除过。因此，官本位体制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其得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例如前段时间社会热议的“五道杠”一事，反映出官本位观念在小学生中也有流行的土壤；而媒体对一个县44名正副县长这种社会怪现象的讨论也折射出，现体制所具有的浓厚的官本位文化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反映官本位制 “症候”。 在观念层面上看，官本位制以三大理念为其基本内容：一是权力至上的理念，认为权力可以支配一切，谁拥有了权力就可以号令天下。在对权力的崇拜中，法制和理性显得十分苍白。权大于法，官员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上，而且谁的权力大谁就是对的，即“权力真理论”。这种信念容易导致权力滥用，或者把权力作为营私工具。基于这种理解，权力被看成是一种可以与其他价值（金钱或名誉）进行交换的价值，从而促使一些人把追求官位看作是获得社会资源分配和享有特权的基本途径。 二是官员至上的理念。在官本位制下，整个社会以官位高低来评价个人价值、身份和社会地位。官员在社会中高人一等，“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正如，一些人评论说，“官本位抹去了一切其他职业的灵光”。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与政客与官僚相比，科学家和艺术家从来就没有成为社会尊崇的榜样和追求的人生理想，对许多乡绅阶级来说当官才是正途。这种“官贵民轻”、“官尊民卑”的意识，摧残人们的精神自主和人格独立，培育依附性格和奴性心态，并习惯于将自己的待遇和地位等与官员相比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同时，在官本位制下，人们把官员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是“父母官”、掌握人们的生死祸福，因而对他们心怀敬畏，而且“子民”对“官老爷”要感恩戴德，即便这些“官老爷”未必是清官。 三是惟上是从的理念。由于在官本位制下官员只需要对上级负责，因而迎合上级的偏好和遵从上级命令就成为其行为导向。由此，官本位制形成了官僚体系内惟上是从，惟官是从，自上而下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这种专制体制的特征和人治的价值理念都会助长腐败现象，正如阿克顿所指出的那样“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官本位体制下，对于权力的有效监督常常是缺失的。而且，在官僚阶层内部，通过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来自己监督，自己的愿望常常也会落空。由于官本位制抑制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因而市民社会的力量难以对官员进行有效监督。 当然，讨论官本位制，就要讨论这一体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问题。在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为官本位制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封建集权的体制下，专制主义和家长制治理模式造成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和官民界限，也维护了封建官僚的社会地位和绝对权威。封建宗法制度和以血亲宗族为根基的权力结构为官本位制提供政治制度保障。而且，封建官僚政治与土地所有制相互依存，为官本位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官僚体系依靠地主阶级提供的赋税来维持官僚体系的运转，地主阶级依赖官僚体系提供支持和保护。然而，在现代社会，这一体系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必须被打破。 只有打破官本位症结才能够使中国社会走上新的发展轨道 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中，官本位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只有打破这一症结才能够使中国社会走上新的发展轨道，而不是在几千年来所留下的历史怪圈内循环。特别是在今天，这一体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官僚体系本身，而且也涉及到市场、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导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因而，这一体制对整个社会发生全面的和基本的影响。 在中国，这一体制模式历时几千年并流传到今天。近代以来，人们对于这一体制模式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但是，由于当时公民权、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这些概念尚未流行，人们缺乏新的立脚点、视角和经济基础来深入地分析官本位，这些状况阻碍了人们对于官本位的深刻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市民社会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也注重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并且在各地的地方治理中出现了诸如杭州市政府提出的“社会复合主体”的理念来进行城市治理，这些实践有助于推进民间组织发展和公民参与。在社会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学者和媒体已经把其关注点放在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会质量的增进、人们幸福感的诉求等问题上，反映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
| 就公民本位的分析而言，它弱化了以权为本的思想，而将关注点由社会地位和权力金钱等外在的评价标准转向生活方式和人的价值等内在的标准上来。它促使人们对权力的屈从现象日益淡化，而公民权的理念和法治精神逐渐成长起来。由此，中国社会发展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变化为我们打破官本位制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改造进程，形成充满活力的社会体系。同时，它也使我们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对官本位体制下所蕴含的种种理念和假设进行批判，并思考如何通过采取新的政策理念和社会政策的手段来破除人们的仇富和仇官心理，缓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并通过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来强化以人为本的导向。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
来源: 人民论坛10月下（总第420期） |
| 今天的政坛常有人指称对手“权谋”，被指称权谋的通常认为自己所展现的是政治智慧、是治术。权谋这个词儿最早见于《荀子·王霸》：“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在这个词里的“权”字之取义不是“权力”或“权利”之权，而是“权衡”之权，意思就是估量、算计、较测得失轻重。权谋有一个背信忘义的性质，它与尊重伦理性质的政治论述有一个基本的差异，那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不要以为仅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一个“理念”就算权谋了，真正的权谋讲究的不是那“目的”如何正确，而是“手段”如何隐晦。手段必须让人在事前看不出来，事后想不明白，留下来的疑惑令当局之人以及旁观之人、后世之人都争议不休，无从定夺，这才配称权谋。 如果权谋的难度真有这么高，它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理解、甚至实践的技术。倘若如此，那么这个词儿反而不会家喻户晓、众所周知，乃至动不动就拿来数落自己不喜欢的政治人物。换言之：权谋一定有其浅易的一面，一般不搞政治的人也能操作，使些小奸小坏小手段，得些小便宜，以之为“高明的骗术”，还能够慨叹自己不是台面上呼风唤雨的当权人物，也颇能有一点踌躇满志之态。 先说小老百姓搞权谋。 《阅微草堂笔记》卷三上有这么个小故事，说淮镇东献县东边五十五里，也就是《金史》里所记载的槐家镇。镇上有户马姓人家，园林雅致，台榭琳琅，称得上是豪宅了。忽然有一阵，家里经常发生各式各样的怪事。夜半院落里不时传来抛掷砖瓦的声响，有时候还可以清楚地听见啾啾鬼鸣，要不，就是在人迹较少的房舍里突然烧起一把无名火，搅扰了一年多，马家终于受不了，另外买房子搬家。 嗣后承租这房子的住户也一样不得安宁，通常待不了多久，便给鬼祟跑了。从此，这宅邸就荒废了，落得个贱价求售而仍然卖不出去的局面。有个老儒生不信邪，把宅子买了下来，挑选吉日迁入，居然平安无事。人们都称道这老儒生学问道德高尚，能镇妖伏魔，毕竟还是念过诸子百家书的人有福泽。日久方知：人家念过的书不应于福泽，却应在权谋上。有那么一天，邻居们看见有个在乡里间素行不良的流氓来了，登门同那老儒生吵闹不休，言语间似是分赃不均之故，这一闹，镇上的人才明白：当初马家闹鬼祟，都是老儒生伙串这流氓干的。分赃不均导致权谋露馅，这是小老百姓的权谋列为下等者。 《世说新语·假谲》里的故事说的通通是权谋，有三则跟曹操有关。包括望梅止渴、梦中杀人这两个一般人熟悉的掌故，还有一个不适合放在中小学课本里的段子——曹操常说如果有人要加害于他，他是感应得出来的，一旦感应着了，就会心跳加剧，谓之“心动”。之后便私下跟他所亲近的仆从说：“汝怀刀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那仆从不知道这是曹操设计来“以儆效尤”的，果真奉命怀刀而来，以致枉送了一条性命。赔上一条奴命似乎不足为奇，可是不要忘记：曹操还是暴露了权谋者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不择手段到一个地步，对人命就会产生轻贱之心。 此外，邹忌与城北徐公比美的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了，不过在那个故事里的邹忌似乎是有智慧的、有宽容性格的良相。靠着他的进谏，齐威王才领悟到不可偏听，且偏听必出于谄佞，或导致谄佞；不只要“察纳雅言”，还要“察纳异己”。也从这样的一段谏言之中，齐威王悟出了招引四方贤士的道理，使齐国政府“门庭若市”。邹忌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吗？也许是，但是我们还是有他展现权谋、排逐异己的证据。 《战国策》卷八和《史记》卷四十六里都记载了邹忌如何除去政敌大将田忌的故事。邹、田之不和当时尽人皆知，于是给了一个叫公孙闬\（音“翰”）的小臣绝佳的机会。 公孙闬\向邹忌献计说：应该建议国王派田忌去打魏国，如果胜了，是出谋划策有功；如果败了，田忌就算没给魏国人打死，也会因为军事上的失利而获罪，恐怕还是难逃一死。邹忌觉得这计策不错，有赚无赔，就依言行事。不料田忌三战三胜，立了大功，遂使“出谋划策”者大为失色。公孙闬\一计不成、还生二计，指使心腹人拿了许多钱，冒充田忌的属下到市集上去问卜，说：“我们田将军打魏国，三战三胜，声震天下，要是趁此时机推翻齐王自立，未知是吉是凶？”这话传开来，田忌百口莫辩，只好大胆西进，叛逃到楚国去了。 邹忌和公孙闬\的故事提醒我们：权谋并非尽如《三国演义》里赤壁鏖兵的诸葛孔明那样，机关算绝，使人尽入彀中，而是于布局实施之际，还能面对种种意料之外的挫逆，甚至带些随机应变的转折，我心目中的首选有二，一是苏秦，一是王阳明。 要是和老同学张仪比起来，苏秦“合纵”的事业是功败垂成，六国相印看来还是兜不拢一个高峰会。但是在苏秦政治生涯的末期，他设计了一桩轰轰烈烈的大权谋。 《史记》卷六十九记载：苏秦说服燕王让他到齐国去取得齐王的信任，从而削弱其势力。到了齐国之后，苏秦果然赢得了齐王的尊敬和信任，封为客卿，极其倚重。这就引起了齐国的大夫的嫉妒，派遣刺客暗杀苏秦，可一杀没杀透，苏秦负伤逃跑，还与齐王见了面。齐王当然是要派人捉拿刺客的，但是苏秦阻止了齐王，说：“我死之后，请大王将我的尸体抬出去车裂，就说我是替燕国来做间谍的，如今终于正法。这么一来，那刺客一定会现身表功，大王就能够替我报仇了。”齐王依计而行，暗杀苏秦的政敌果然入局现身，教齐王给杀了。此事传回燕国，燕国人举国欢庆：苏秦替自己报了仇、也替燕国除去了大患。 还有一个人们不太想得到的权谋的范例：王阳明。 王阳明于正德十四年时在南赣巡抚任内攻克南昌，把起兵谋反的宁王朱宸濠捉拿归案，却忽然听说皇上亲征了，御驾即将抵达南京。这事极不寻常，表示皇帝对他的信任有了变化。恰巧在这个时节，有宦官钱宁等二人来到浙江，王阳明便在镇海楼为他们设宴洗尘。筵席间，王阳明忽然叫人撤去楼梯，拿出两箧书信来——正是从朱宸濠那儿搜出来的物证，足以证明这两个宦官曾经长时间与宁王有勾结。王阳明却把那些信通通还给了两个宦官，明明白白是“市恩”。 之后不久，果然有权臣借着宁王造反的事要扳倒王阳明，而那两个宦官却在此刻发挥了作用——他们必须竭力为王阳明撇清，一则用以答报，再则王阳明若是吃上了官司，不定还会又掀出什么旁的证据来，把他们也罗织进去。 不过，把这么些人鸡兔同笼装进一个权谋的抽屉里，会不会抬举错了某甲、又糟践坏了某乙呢？我想不至于。曹操、邹忌、苏秦、王阳明从来不曾被人等量齐观过，然而，唯有经由一个语词，我们才有机会带着具有纵深的角度看看这些已经被“历史巨轮”碾压得扁平的人物。 |
来源: 文汇报 | 来源日期：2012-11-02 | |
|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皇权政治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不论是采取激励的方式，还是制定科举制考试的规则，都大大提升了官本位的地位。在当时，只有实行官本位，才能实现对整个社会强有力的管理。只有强调官的权力，才能提升社会管理的强度。所以官本位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延续几千年，直至今日依然存在。这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则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政治开明和经济发展。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历史上，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有限，农耕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社会进步，而官本位思想则恰恰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水平。而在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则是有本事的人走向社会，没本事的人才进政府。在政府工作，只要循规蹈矩，就可以胜任。所以政府始终处在社会管理的被动局面，很难有积极主动的改革创新。因为它平稳地掌握着治理社会的法律、制度、规则。 为什么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如此严重？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局限。越是在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作为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正因此，导致官本位思想久居不散。二，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根本原因。三，传统政治文化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土壤。官文化的核心即官本位文化。四，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至今我们还不能从儒家学说中摆脱出来，依然称之为“国学”，被奉为我们国家的核心主体文化。 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须放弃儒家的官本位思想 第一，进行制度改革。中国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依然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包袱沉重。在集权化政府体制下，我们总是强调政府是万能的，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这种管法是催生官本位现象的强劲动力。只有从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角度入手，才能真正破解官本位难题。 首先，政府的很多权力要回归社会，退到守夜人的身份，使我们的政府成为“有限的政府”，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千万别管。但是这种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直接触及了政府官员的利益。利益问题是政府放权的最根本障碍。 其次，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谁进谁上，是由政府说了算。这是官本位的核心问题。现在大家为什么挤破头要进政府，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无限大。政府人事改革、干部的任命问题，尤其是主要官员的上与下、进与退，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化、法制化，没有规范这种权力。这就造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想法：我只有进政府当官员，才能获得最多的权力。 第二，发展经济是破解官本位的重要举措。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去，政治开明程度就会受影响，社会进步就会受到局限。比如我国东部省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人，身处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官本位思想就比较淡化，很多有能力的人不是把进政府做官当做实现人生价值的首选，而是选择到社会上去打拼，创一番自己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多元化的个人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相反一些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大家首选进政府。甚至有些理科博士，毕业后也要去政府做官，对教育资源来说是极大的浪费。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曾经说过：“现在很多人都想进政府工作，说明政府是腐败的。”我觉得我们应从这句话中得到启示，有所反思。 第三，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对儒家文化崇拜有加，但是没有批评性地继承和扬弃式地发展。可以说，官本位思想是儒家文化中“礼制”和“人治”的思想体现。“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文化的名言，倡导优秀的人只有进政府为官，才能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尊敬。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而“做官”就成为“中国学界”三魂中的第一魂。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儒家文化适应的是两千年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背景，在那个时代，儒家文化起到了辉煌的作用。但是今天来看，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此迅速，又正面临着国际化的冲击，面对儒家文化，必须做出客观理性的选择，既要批判，又要继承。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须放弃儒家思想中的官本位思想。 文化改造如何实施？首先，应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梳理，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次，文化一定是一个人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官本位核心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该从改变制度文化着手，推动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来源: 人民论坛杂志 | 来源日期：2012年10月下 | |
| “潜规则”作为一种古老的历史现象，是吴思先生发现的；作为一个新鲜的历史学概念，是吴思先生发明的。吴思在检阅史志时敏感地观察到，在传统中国，支配着社会运转的并不完全是那些公开宣称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即所谓“正规则”，而是存在另一套不便明说的、隐匿在正式法规下面的规则系统，吴思称之为“潜规则”。那么，潜规则与正规则，这两套大相径庭而又共生并行的规则系统在运作过程中究竟构成了什么关系？对这个问题，吴思似乎只在部分文章中有所述及，而未见其作过深入的探讨，不免让读者生出兴犹未尽之憾。我想就此谈些感想，供与大家讨论。 潜规则是正规则的代偿品 如果要对历朝历代的正规则做一些勾勒，我们不能不想到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所言：“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传统中国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远胜于对技术安排的探索，规则系统的建设只是立足于古老的道德原则，而匮于对制度技术的创新。历代开国之后，均不能创立一套严密、发达而平实的制度来引导和规范行政，只能沿袭传统，往往情势已经沧海桑田，国家的正规则却是陈陈相因，“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正规则在技术上的缺陷通常有赖于道德因素的补救，尽管这种道德上的补救通常被证明是无济于事的。 以低微的薪俸供养大量的官僚，并要求官员们克己奉公，大致是各个朝代一以贯之的正规则。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历史上最低的，按黄仁宇的考据，当时各部尚书全年的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按吴思的计算，七品知县的年薪为九十石大米，折合月薪一千八百四十元人民币甚至更少。一方面，这种低水平的工资远不足以满足官员们的生活与交际之需；另一方面，朝廷的财政又无力为官僚集团提供足够的薪水。传统的正规则既不能在技术上改革管理模式以提升行政效率和增加财政收入，又不能有效限制官员权力以杜绝寻租或盘剥百姓的行为，政府的廉政只能依靠个别甘于清贫的“青天”维持。道德感有限的衮衮诸公惟有另寻出路，利用潜规则来实现个人的收支平衡，这当中未必尽是见钱眼开的贪官污吏之流。 上述问题因为涉及廉洁与腐败的对比，读者可能容易倾向于采取道德评价而放弃必要的技术分析。其实，当腐败现象普遍产生时，它反映的已不是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表明在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规则系统内，“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黄仁宇语）。正规则在管理技术上的漏洞和破绽给了潜规则生长的空间，并且这些漏洞和破绽只有得到潜规则而不是道德因素的填补，朝廷的规则系统才变得完整和有效率。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朝廷行政机制的一般安排上。历朝既然缺乏平实可行的制度安排与技术手段，政务只好交付一个庞大而低能的文官集团去执行，这里对人治因素的依赖便十分严重。比如朝廷的税课、吏治、漕运、盐政等事务，可供凭据的典章长年因袭不变，早已陈陋不堪，形同具文，如何妥善处理这些事务，往往不能单纯依靠制度和道德的权威，而是有赖于对正规则与潜规则两种权力资源的巧妙运用，阴一手，阳一手，最大程度上调动人事的力量。自古官场不单考验着每一个官僚的道德，更在考验着他们的智慧与手腕，那些有所作为的能吏权臣，或许并不是什么道德上的楷模，但无疑都是在正规则与潜规则之间进退自如的高手，如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清之李鸿章，与其说这暴露了他们的道德缺陷，不如说他们必须尊重官场的现实，离不开潜规则的支持。 正因为正规则对于技术因素的轻视，致使潜规则的产生非但可能，而且必要。在这个意义上说，潜规则乃是正规则必不可少的补充和替代，这是潜规则与正规则之间的第一种关系。 正规则是潜规则的仗恃 吴思在研究潜规则时发现，“合法伤害权”的存在，是潜规则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由于潜规则可以提供正规则提供不了的利益，人们普遍会倾向于选择潜规则而不是正规则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据正规则，当一名清官可能要一世清贫；根据潜规则，当上了官就可以巧取豪夺，而且巧取豪夺就巧取豪夺了，一般都不会出事，利害关系是明摆着的。但是，潜规则不是谁想要就要得到的，通常只有那些拥有合法伤害权的人才能够将正规则置换成潜规则。 我注意到，这合法伤害权可以从正规则中找到根源。历朝以道德立法，立法的原则在于通过各种礼仪、例规来体现和执行圣贤的道德理想，而不是订立严密的程序和制度来限制和分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集中。国家权力通常只被赋予浓厚的道德使命，而缺乏必要的制约，儒家典章中不乏“达则兼济天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类的道德训示与仁政思想，欠缺的是“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样的理性认识和法治意识。在这种正规则之下，权力愈大，为所欲为的空间就愈大，有权者对无权者，权大者对权小者，既可以造福，也可以给予合法的伤害或者不予伤害。由于权力具有可赎买的商品属性，后者可以通过行贿、送礼的方式出让部分利益，换取前者行使造福权或者不行使伤害权；前者也总是乐意于在利益驱动而非道德感召下行使权力，追求这种交换。这种交换关系的发生，就构成了潜规则。当然，在道德使命感特别强烈的官员那里，潜规则就不太容易出现。一般情况下，从正规则到潜规则，只是一步之遥，合法伤害权（还有合法不伤害权、合法造福权）在这当中充当了中介性质的关键角色。 譬如，虽然正规则对官员的任用、官员与民众的关系等，都作出了种种正当的规定，什么“选贤任能”、“爱民如子”云云。但在实际操作上，官场中人往往需要通过行贿、走后门、拉关系才能谋得心仪的职位。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必须忍受着来自官府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才能免受无妄之灾。在道理上，这当然是有违正规则精神的。然而，官员的仕途前程往往为上司所掌握，或升或谪，或给肥缺，或与瘦差，很大程度上由着上司手中的权力去规划，“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老百姓的父母官们也是手操生杀大权，将小民的身家性命拿捏在手里，比如断案，父母官职责所在，但“官断十条路”，有罪无罪、重判轻判，父母官说了算。你说做下属的不跑官行吗？小民百姓不孝敬行吗？总而言之，不认同潜规则行吗？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吴思先生读史杂博，在其著作《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中已多有引述，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潜规则所仗恃的伤害权、不伤害权、造福权，都是合法的，它们并不是潜规则的产物，而是由正规则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乃是正规则给了潜规则有恃无恐的支持。这是潜规则与正规则的第二种关系。 潜规则与正规则相互妥协 我倾向于认为，历朝的政治社会秩序通常由潜规则与正规则共同把持。正规则在大体上引导着国家的运行不至于滑向恶政与荒政的穷途，因为它在操作上的诸多不足，又需要从潜规则系统中获得技术性支持，后者也因此得以挟持前者实现其自私的利益诉求。两者各司其职，各取所需，既背道而驰，又相辅相成。一个王朝如果正规则大面积瘫痪，由潜规则主导，那么这个王朝离崩溃可能已为时不远，但是，高明的统治者，并不是一意孤行地取缔潜规则，而是既要防止潜规则的恶性膨胀，又要正视潜规则存在的合理性，以求在正规则与潜规则之间保持或创造某种良性的均势和平衡。 然而，由于在立法精神和利益分配上的大相径庭，正规则与潜规则的冲突有时候也不可避免。有冲突就会有较量或妥协。读史的人会观察到，两套规则系统的较量一般可以分为：基于道德冲突的较量，如“海瑞斗严嵩”的故事；基于利益冲突的较量，如历代“官逼民反”的故事。这里不准备细说正规则与潜规则的较量，而打算来看看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妥协。 １．正规则对潜规则的妥协。 正规则对潜规则的妥协，实际上就是认识到正规则系统在道德原则上的不合常理以及在技术操作上的不适时宜，承认潜规则系统在力量上的强大或在利益诉求上的部分合理性，从而对正规则作出局部修正。清雍正二年推行“火耗归公”政策，将税银的火耗费改为附加税，由政府统一征收并上缴国库，然后朝廷再给地方官员发放津贴，称“养廉银”。也就是说，朝廷虽然希望消灭潜规则在课税上的活动空间，却不得不换一个名目补偿潜规则系统的利益损失。按照朝廷的正规则，课税乃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已有正式俸禄作为办公报酬，在俸禄之外另发“养廉银”，既无成宪，又不合正规则的精神，严格来说，这是一种“次正规则”，是正规则向潜规则妥协的结果。 吴思的《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说到一个小故事：明朝吏部尚书孙丕扬放弃传统选官机制，却用“掣签法”来选任官员。本来对官员的任用，历朝都重视德才兼备的原则，也建立了选贤任能的考核、荐举机制，然而明朝吏治腐败，官多职少，请托成风，正式的选官机制无法应付潜规则集团对人事安排的干预。孙丕扬为人清正，既想消除请托、跑官的陋习，又顶不住潜规则集团的压力，只好修改正规则，通过资辈认定和抽签来分配职位。当然“掣签法”并不符合正规则任人惟贤的道德原则，同样是一种“次正规则”，是向潜规则妥协的结果。 ２．潜规则对正规则的妥协。 不管正规则多么空言大义、不切实际，它的合法性地位与道德优势却是潜规则无法挑战的，因此潜规则系统有时也要放弃部分利益，向正规则系统妥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妥协只是意味着潜规则系统出于维护整体利益格局之需而愿意付出部分代价，并不代表正规则已经取代了潜规则让出来的制度空缺。 关于潜规则对正规则的妥协，吴思的著作甚少提到，不过他在《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中论述的关于“漕口勒索白规”的故事，可当作这种妥协的一个例证。明清两代朝廷通过漕运调配皇粮，地方官员借助漕粮的征收和运输之机，私订漕规，盘剥百姓。漕口就是专门向漕规“找碴”的所谓“刁绅劣衿”。这些读书人明白漕规不合正规则，见不得光，便借此挟制官吏，索取财物，即所谓“白规”。漕规集团做贼心虚，往往不得不满足漕口的要求，同意与漕口分肥。漕口所持者，就是正规则。漕规集团的屈服，不妨视为潜规则向正规则的妥协。但请注意，漕规自然是潜规则，白规可不是什么正规则，它只是潜规则对正规则妥协的产物，或者说是潜规则的变种，姑且称之为“次潜规则”。 如果正规则本身的缺陷得不到纠正，潜规则向正规则妥协的结果通常就是派生出一些“次潜规则”，潜规则并未被正规则取代，只不过由潜规则主导的利益格局调整为与“次潜规则”共享。正规则所标榜的道德诉求，依然是空中楼阁。 检讨潜规则与正规则的三种关系，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消除潜规则，关键在于变革正规则。 |
来源: 《书屋》 | 来源日期：2004年7月 |
| 在中国（大陆），帽子是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人们的日常语言、政治语言里，充满着各种帽子。戴政治帽子曾经是最流行的政治活动，也成为今天许多人的思维习惯。帽子按照颜色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称为红帽子；第二大类称为黑帽子。戴帽子都是围绕“阶级斗争、道路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而展开。戴上红帽子者，就成了革命的旗手，便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手握生杀大权。红帽子是升官的附身符，是一些人为了向上爬，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打击其政治对手，自己或由帮派体系内的人给同帮派内的头目或英雄戴上的。红帽子有“无产阶级”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类、革命类、人民类等等，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不多讨论。被戴上黑帽子者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为“专政对象”。本文专门讨论黑帽子一类。黑帽子种类繁多、无奇不有，但不包括今天最流行的博士帽、乌纱帽。戴黑帽子的活动在文革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以来极大减少，但依然存在。 1.黑帽子的种类 黑帽子就是各种莫须有的非法定的罪名，跟法律界定的罪名诸如杀人罪、抢劫罪、纵火罪、性侵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罪、受贿罪、贪污罪、贩毒罪、走私罪等等完全不同。这里来开设一个帽子博物馆，展览一下中国政治中曾经出现过的一系列政治上的黑帽子。 黑帽子除了文革前常见的“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蒋匪军”、“匪帮”、“土匪”、“伪保长”、“汉奸”、“卖国贼”、“黑社会”、“反动会道门”、“封建地主阶级”，等等外，还有许多新发明、新创造、新设计、新制作的帽子，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门类。 （1）“资产阶级”类帽子 “阶级斗争”、“兴无灭资”是中国一贯的主张。几十年一直提倡“阶级斗争为纲”，即使今天不提倡，也保留“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理论，待需要时，拿来用一用，整整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界限划分为“人民内部”和“阶级敌我”两大关系。 “资产阶级”被定性为“剥削阶级”、“人民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工人阶级改造的对象”，不管其内容是否真正属于资产阶级，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就是设定为“斗、批、改”、专政、消灭的对象。戴“资产阶级”帽子的人或体系，通常并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例如“资本家”及其后代，有时跟资产阶级毫无关系。例举如下： 对于人有“资产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科学家”、“资产阶级音乐家”、“资产阶级教育家”、“资产阶级理论家”、“资产阶级心理学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理人”、“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级阴谋家”、“资产阶级后代”、“资产阶级接班人”、“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腐败分子”、“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 对于思想、观点、理论和行为等有“剥削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人生观”、“资产阶级消费观”、“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道德”、“资产阶级品德”、“资产阶级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生育观”、“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产阶级人口论”、“资产阶级教育理论”、“资产阶级反动观点”、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资产阶级作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格（情）调”、“资产阶级私心杂念”、“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天才论”、“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派性”、“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资产阶级腐败”、“资产阶级腐化”、“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侵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资产阶级懦夫懒汉思想”，等等。 对于制度有“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政治”、“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等等。 （2）“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类帽子 “两条道路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被认为是捍卫人民政权，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必要手段。 在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总是坏东西，一向“臭名昭著”，“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一天天败下去”，“帝国主义是反动、腐朽、没落、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很少有人正视过“资本主义”的现状，只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如果谁说要学习资本主义的好东西，准会被批判一顿，几乎从不例外。而社会主义总是好东西，“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具有无比优越性，尽管从来没有体现出来。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好和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敌对的关系，绝对不能混淆和颠倒。要在政治上打倒一个人，最好给他戴上“姓资”的帽子，诸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复辟资本主义”，必然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 对于人，有“资本家”、“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本主义势力”、“美帝国主义走狗”，等等。 对于思想和行为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尾巴”、“资本主义挥霍浪费”、“资本主义教育”、“官僚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洋奴哲学”、“唯生产力论”、“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帝国主义颠覆势力”、“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等等。 对于制度有“资本主义法制”、“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流通”、“资本主义货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剥削集团”（指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方向”、“资本主义医疗”、“资本主义管理方式”、“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 （3）“修正主义”类帽子 “路线斗争”、“反修防修”、“斗私批修”被认为是天然“正义”、“合法”的行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斗人、整人就得上纲上线，以显示自己一方的路线正确。 如果要说某人对马列毛有异见，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毛泽东思想”，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不准反对、不准怀疑的，如果反对和怀疑，就戴上“修正主义”类帽子，即使不反对、不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容易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也成了人民公敌，可以加以斗批改、专政了。 对于人有“修正主义分子”、“修正主义苗子”、“赫鲁晓夫分子”、“投靠苏修”、“苏修叛徒集团”、“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等等。 对于思想、观点、理论、行为等有“修正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思潮”、“修正主义观点”、“修正主义哲学”、“修正主义理论”、“变修”、“变色”、“变质”、“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论”、“官僚主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诡辩论”、“唯心主义”、“唯心论”、“机械唯物主义”，等等。 对于制度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等等。 （4）“反动”“反革命”类帽子 “革命”被认为是中共取得政权的唯一正确途径，“革命”是很严肃的词汇，“反革命”就是死罪，而“反革命”就是反对被认为是“革命”的内容，究竟什么是革命，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反对强势领导人及其倡导的政治主张就是“反革命”。即使不反，也有可能随时被戴上“反”的帽子。“人民”一词在中国用得很随便，以致没有任何人搞得清究竟是谁，但是一旦被戴上了“反人民”的帽子，就是敌人了。 |
| 如果某人被戴上“反”的帽子，通常被指责反的是伟大领袖和共产党及其倡导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理论、观点，还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等等。 对于人有“反动派”（“暗藏的国民党反动派”）、“反动阶级”、“反动势力”、“反动分子”、“反党”、“反共”、“反华”、“反革命”（又分“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两类）、“假革命”、“反人民”、“三反分子”、“境内外敌对势力”、“狐群狗党”，“黑五类子弟”，等等。 对于思想、观点、理论、行为等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主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思想”、“反对毛主席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指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党的政策”、“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新生事物（如赤脚医生制度等）”、“反对工业学大庆”、“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三大革命运动”、“反对以粮为纲”，“反对鞍钢宪法”、“反对八字方针”、“开历史倒车”，“反动宣传”、“反动标语”、“反动口号”、“反动文章”、“反动理论”、“反动言论”、“反动谬论”、“反革命煽动”，等等。 对于制度“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黑线专政”、“白色恐怖”、“蒋介石（国民党）反攻大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等等。 （5）特殊类帽子 特殊类帽子通常给特殊的人按照特定情况量身定做，种类繁杂，举例如下： “污蔑毛主席”、“污蔑林副主席”、“污蔑党中央”、“污蔑大好形势”、“死党”、“叛徒”、“叛党叛国”、“投敌”、“投降派”、“汉奸”、“走狗”、“卖国贼”、“牛鬼蛇神”、“刘少奇的狗奴才”、“保皇派”、“敌特分子”、“国民党特务”、“美帝、苏修特务”、“黑帮”、“流氓”、“地痞”、“恶棍”、“两面派”、“投机倒把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堕落分子”、“黑修养”、“四旧”、“孔孟之道”、“篡党夺权”、“右倾翻案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挖社会主义墙角”、“偷听敌台”、“狗腿子”、“走白专道路”，“读书做官论”、“右倾思潮”、“极右路线”、“极右派”、“右得不能再右”、“右倾机会主义”、“封资修”、“封资修大毒草”、“帝修反”、“旧民主主义者”、“旧民主派”、“宗派主义”、“搞阴谋诡计”、“山头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动乱分子”、“动乱精英”、“民运分子”、“分裂分子”、“分裂势力”、“全盘西化”，等等。 各种名目的帽子之间可以相互修饰、相互重叠，比如“反革命+两面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一个人可以戴上多种、多重黑帽子，比如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林彪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革命+两面派+叛党叛国+搞修正主义+搞阴谋诡计”。帽子还有轻重之分，还可以子孙世袭、传承。为了证明自己一方的正义性，说自己一方是代表“全体人民”、“极大多数人民”、“广大人民群众”，对被戴黑帽子一方的人要加上前缀“一小撮”、“极个别”、“极少数”。 被戴上黑帽子的人，其人权被随意剥夺，失去人身自由，没有申诉权、辩护权，可以不经法院审判，其言论、思想、观点随便遭到批判，人格受侮辱，其人身可以随便遭到刑讯逼供、批斗、游街、游乡、挂牌、戴高帽子、示众、跪石头、撤职、开除公职、关牛棚、软禁、捆绑、蜘蛛吊、乘喷气式飞机、拳打脚踢、剥夺睡眠、剥夺饮食、抄家、隐私受侵犯，而且没有“刑满期”，没完没了，直至体罚致残致死，或精神伤害导致自杀，还要殃及子孙。何时停止迫害，完全是迫害者的权力。 戴黑帽子是专制腐败的标志。为了跟别人争权夺利，就给别人戴上黑帽子。在专制社会里，权力的争夺要通过非法途径，要么下级巴结上级领导被提拔，要么通过暴力手段来篡夺。 在民主国家里，权力的争夺有公平公开合法的途径，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竞争当选，只要你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有贡献，执政理念正确和优越。给别人戴黑帽子，只能受人鄙视。因而，民主社会也是道德高尚的社会，人权有保障的社会。 2.典型案例分析 戴黑帽子现象很普遍，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到日常生活，从党报、党刊文章到平民百姓说话，从上层的权力斗争到妇女、小孩吵架骂人。政治帽子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文革时期达到高峰。 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一连窜的戴帽子、打棍子事件，中小案件数不清，就国家级的戴帽子事件相继有（1）“胡风反革命集团”；（2）“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3）“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4）“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资产阶级司令部；（5）”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6）”邓小平右倾翻案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7）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政治事件“；（8）”四人帮反党集团“；（9）胡耀邦-”资产阶级自由化“；（10）赵紫阳-”反党反社会主义“；（11）1989年春夏之交-”反革命暴乱“。 下面从两个方面分析。 （1）改革开放前 显然，党的高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样的人不可能反党，即使有错误、犯罪也不是反党，即使反党也算不上有多大的罪。一个党受人反对，完全是正常的事。西方还有专门的反对党，不断反对执政党，给执政党找差错，施压力，监督执政党。胡风仅仅做一些文艺批评，不是反革命，文革后被认为是一起冤案，被平反；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反的不是革命，而是当时的四人帮，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案件也已被平反。刘少奇搞经济体制改革，不符合毛泽东的要求，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无关，至于”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类帽子，完全是捏造。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是真实的，反的是文革。刘少奇、邓小平案件在文革后被平反。林彪、四人帮案，在文革结束后，进行了刑事审判，改为”反革命罪“。而现在，”反革命罪“已被从刑法中删除，因而林彪、四人帮被一些人认为无罪，应该翻案。实际上，林彪、四人帮案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林彪、四人帮犯罪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林彪、四人帮仅仅是从犯，被判刑也是做替罪羊。要给林彪、四人帮集团判刑，也应该审判毛泽东。由于是戴政治帽子，使得林彪、四人帮案的定罪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毛泽东也在死后逃脱了被判刑，使得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没有定论。 所有这些戴帽子事件的发生，跟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健全有关，文革结束前发生的一系列戴帽子事件归因于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不正常。在民主法治的国家里不可能发生全国性的戴帽子事件，如果有人犯法、犯罪，就依法实行审判，被告拥有辩护权，不可能上纲上线、搞全国性政治运动。一旦受审判，案件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很少被翻案。 （2）改革开放后 文革结束后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应该走向正常化轨道。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中国已经结束了文革的错误，使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走上民主法治的正常化轨道。但是，几十年养成的帽子思维，一旦出现政治斗争，便给人戴帽子。 1）胡耀邦及其”资产阶级自由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说是1959年中苏论战中，苏联对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指责。刘少奇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对苏联的指责给予反击。刘少奇认为，“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自由化”。文革中，“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说被极左势力用以打击被错化的右派。文革结束后，中共内部许多人主张结束这一说法，担心被用以文革式的政治攻击。1985年，在邓小平的力主下，该名得以保留。这可能跟邓小平习惯于使用这一说法有关。 |
| 邓小平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现实生活中确实仍然存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但内涵跟1959年和文革的提法不同。目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是按照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定义的。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52篇涉及此内容。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应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第105、113、56条）对煽动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规定了最高可至死刑的刑事处罚。[1] 1986年12月初起，安徽的学生因为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不民主而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即八六学潮，被有关当局镇压下去。当时，中共有关当局认为，这些学生的活动不是自发的，而是有人在幕后指使。这些幕后人包括了后来于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被逼去美国的方励之夫妇。事后，有关当局发表宣言，指责这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文章指：“‘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有关活动“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合肥中国科技大学这件事结果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十三大下台（1987年1月初），同时，开除了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自由化之人士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并使中共党内保守派得势，以及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这次事件亦被视作为后来1989年六四事件的起因，由于当时政府在镇压学生之后，非但没有改善民生，反而使腐化变本加厉，其负面影响未可计也。[1] 可见，“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说不仅上纲上线，还写进刑法，其含义等同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顶帽子完全是由总设计师邓小平创造、发明、设计、制造、推销的黑帽子，级别也最高，戴到最高领导人和文化科技精英头上。 邓小平的思想历来让人捉摸不透，一会儿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一会儿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大家搞不清楚，请大家不要争论，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一会儿“对姓资姓社不要争论”。邓小平跟毛泽东一样，没有公认的政治标准，没有普世价值观，非左即右，阶级性、主义性极强，也是戴帽子、打棍子的能手。他把当年文革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别人戴给他的黑帽子，反过来戴给别人。而自己只是为党说话，又要戴上“代表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的红帽子。 很明显，胡耀邦曾经为几十万人摘除了政治上的黑帽子，希望结束戴帽子的时代，从而走上民主法治的现代化道路，对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帽子感到莫名其妙。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不可能“反社会主义”而主张“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胡耀邦只是支持学生的民主化自由化思潮，示威游行符合法律，认为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主张中国也应该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 2）赵紫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及1989年学潮 1989年全国爆发的震惊中外的学潮，按照一般大众的评价，这是一场“反官倒、反腐败、反专制，要求抑制通货膨胀、脑体倒挂，实行公平分配，改善民生，实行民主自由和宪政法治”的正常学生行动，完全符合宪法规定，民主法治正常化的国家通常允许学生的示威游行，因而是合理合法的。胡耀邦、赵紫阳都允许学生依法示威游行。如果学生行动中，出现过一些秩序混乱、污染环境、无理要求等情况，完全可以通过警察维护秩序，官民对话等手段解决。如果示威者出现打砸抢等违法犯罪行为，可以按法律个别处理。可是，总设计师等一些实权人物要调动军队来“维护秩序”，受到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坚决反对，也受到首都各界群众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如果说赵紫阳的意见错了，也是正常的观点错误，可以通过表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途径解决，赵紫阳有权保留自己的态度。总设计师的行为属于越权行为，具有军事政变的嫌疑。“军队维稳”虽然达到了暂时的维稳目的，维稳巩固了某些人的地位，却开创了一个高压维稳的新时代，使中国的人权状况一落千丈，民主自由大倒退，贪官污吏猖獗。某些人竟然为了手中的政权，可以非法随意杀人、抓人、关押人，用政权侵犯人权。 赵紫阳为党奋斗了几十年，于1989年6月因在对待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对总设计师的坦克维稳做法，在任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时，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被撤销一切职务，软禁16年，被与世隔绝，剥夺言论自由权，人权受到严重侵犯，于2005年1月17日逝世[2]。 显然，按照中共一贯的评价，“赵紫阳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赵紫阳却落得个“反党反社会主义”，被软禁至逝世的下场。同时，学生的爱国民主要求落得个“反革命暴乱”的下场。自此，中国的政治生活重新返回到文革时的状态，帽子棍子满天飞，极左思潮泛滥，人们不再大胆地改革开放。 赵紫阳，党的总书记，怎么可能“反党”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者，怎么可能“反社会主义”呢？学生的示威游行中也没有表现出暴乱迹象。学生手无寸铁，怎么暴乱？学生中也没有一个人反革命。 这次事件迄今为止一直成为“敏感问题”，是政治上的高压电线。 文革早已结束，可是文革的余毒还在。文革时，反对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意见就是反革命。文革结束后，竟然还有党的总书记反对总设计师的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真不可思议！胡耀邦、赵紫阳两位中共总书记，支持自由化、民主化，也证明了自由化民主化是正确的历史潮流，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势不可挡。民主化自由化学潮被压制后，官员腐败日益严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腐败的蔓延。一党专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自身矛盾，专制、腐败使人民怨声载道，忍无可忍。连党的总书记不听总设计师的话，竟然会被非法软禁16年直到逝世，哪里还有普通大众的人权呢？ 戴帽子是中国人的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当两种政治观点发生对立、冲突时，一些人在理屈词穷的时候总是想到给别人戴黑帽子，给自己戴红帽子。戴红帽子者总认为自己是“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的代表”，不会用学术辩驳来说服对方，也拒绝别人用学术来说服自己，更不习惯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是用帽子和棍子来解决问题。前一段时间内，“乌有之乡网站”就是一个帽子公司，茅于轼因为评价毛泽东，写了《红太阳的陨落》一文，而被戴上“汉奸”、“走狗”、“卖国贼”的黑帽子，受到几万人的人格侮辱。可见，中国的文革思维远未结束，社会上一股潜在极左思潮正酝酿着再来一次文革，文革还有可能再次爆发，中国还存在文革大浩劫的危险性。 结语 政治上的黑帽子形形色色、千奇百怪，是用于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工具和武器。戴黑帽子是一种畸形思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特色。帽子满天飞的时代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时代，没有人权、民主、法治的时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公民的人权和国家的法律被肆意践踏，人民遭殃，苦不堪言。文革时期，黑帽子的创造、发明、设计、制造、贩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今，文革余毒依然存在，黑帽子仍无绝迹，有时在某些领域还十分盛行。国家尚未走上世界共同的民主法治轨道。中国应当设立“文革博物馆”“帽子文化分馆”，让子孙后代懂得乱戴政治帽子的危害，使国家走上民主法治的正常化轨道，让全体公民共同享受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参考资料 [1]资产阶级自由化.维基百科 [2]http：//cppcc.people.com.cn/GB/159119/9804537.html |
来源: 共识网 | |
| 古人“学而优则仕”的说法至少表明了对于“学”的这样一种态度，即学是大可不必自始至终的，相比于学，“仕”才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不是因为只有读书才可以当官，想必读书是根本不会被视为万般之上的。说到实处，地位最高的还是当官。即便没有什么当官的希望，但做个读书人多少也能算是个安慰。大概基于这个原因，结果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个书呆子。 书呆子其实就是多余人，因为他读书本是要为当官的；当不上官，所以只能越读便越郁闷，越读便越发呆。所以，中国自古就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牢骚和感慨。可见，在中国，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行当。当然，也并非人人都不想当纯粹的读书人，事实是封建统治者始终就不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不然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动辄要操起生杀大权导演一场“焚书坑儒”抑或“文字狱”这样的惨剧来了。 说来，知识分子可能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权利；然而，历史上的中国人又何曾有过这样的权利？历史惯性汇聚而成的集体无意识力量是极为可怕的，它不仅导致了中国读书人悲惨命运的执拗延续，而且也让一些知识分子落下了戒不掉的官瘾。不难发现，尽管随着历史文明的艰难进步，我们似乎终于有了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可属于这一阶层的人们好像都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独立性。就拿许多大学教师们来说吧，仅有教学和科研明显还是不够过瘾的，要是再能当上个一官半职的那才称得上圆满。当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就很为不少教授都有这样的欲望而恼火。他以为这样的风气实在是大学的灾难，于是开始着手实施新政加以整治，直到教授们都再也不以有个行政官衔为荣才算作罢。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那个时代另一位让我景仰之至的教授费巩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费巩当时执教于浙江大学，正值兵荒马乱的年月，学生们的求学之苦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故不得不经常上书校长，以求对学生们最大限度的保护。校长是竺可桢，有感于费巩的仗义直谏和关心校务，便力劝其出任校训导长一职。对于这种行政职务，费巩本来就颇为不屑，更不忍为它牺牲掉宝贵的读书写作时间，所以坚拒。但终碍于竺校长的苦口婆心和为那些不幸的学子们所虑，经过好一番犹豫，费巩最后还是决定应聘。对此，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校中看不惯之事太多，一向只有愤慨痛恨，至多以个人之势力求稍补于万一。今既征聘及余，以全校学生之幸福托之，正可要求便宜行事之权为种种改革，以申其夙志，则虽牺牲亦觉值得。”后在校方答应他不入国民党、不领训导长薪俸这两个条件之后，费巩才接下了浙江大学训导长兼主任导师的聘书。但上任后需要发布有关通告时，费巩总是坚持这样签署上自己的名字：“政治学教授费巩兼摄训导长”。显然，在他的心目当中，自己的教授身份永远是第一位的。接下来的事实证明，由费巩教授担当其训导长的浙大学子们的确是有福了。 今天的中国高校数量比费巩那个时代多了不知有多少倍，可要想找到一个费巩这样的教授却并不比大海捞针容易多少。愈发强烈的官瘾，归根结底不外是谋一己之利的冲动使然。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高校比过去绝对是富有多了，占有的利益资源也是过去所不敢想象的，职务的津贴更是令过去难以望其项背。行政职位越高，也就意味着所能享受的资源和好处越多，比如拿项目、高待遇、获大奖、出国游等等。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教授们对于行政职务还不像今天这么趋之若鹜，原因其实很简单，彼时尚没有此时这么多的利益诱惑而已。 当然，除了利益，还有一贯的历史地位问题。大学行政办公楼里的某一个科长或是某一个处长，因为比教授要有权力，可以在很多方面都能管着教授，自然显得总要高出其一等来。大学固然不是官场，然而官场的习气在中国的大学里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也便难怪，如今一些学者们在介绍自己的身份时，可以不提教授或者研究员，但什么院长、所长或主任之类的头衔是一定要挂上的。呜呼！今费巩教授当年最羞于做的，竟被某些人当成了无上荣光的事情。 |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来源日期：2013年05月22日 |
| 文化既在不断地发展，又具有稳定性。人类社会存在着不许多不同的文化类型，如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等等。各类文化不断发展或者灭绝，并相互影响。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完全不变。比如当今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就存在许多不同，当今中国文化中已没有了“孝”的价值。那么，当我们提及中国文化时，提及中国文化具有2000多年甚至5000多年的历史时，也就意味着在中国文化中存在某种根本性的东西，它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不变，从而使得我们认为今日中国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是同一的，而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它的保有，标志着此一文化的延续，而它的消亡，标志着此一文化的灭绝或者成为亚文化。这一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取向。 而中国文化关于人与人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就是“分亲疏，定贵贱”。它是从“天人合一”观中推演出来的。《周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这一段话，就是“分亲疏，定贵贱”出处。可以说，“分亲疏，定贵贱”是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元价值。 在以前的传统社会中，一直是以血缘关系来分亲疏的。儒家的“仁爱”是推亲及人的。江湖上的“义气”也是分亲疏的。是哥们朋友就讲“义气”，不是就“拳头不认人”。而定贵贱就体现在皇权等级制度中，有官民之分，官僚体系中，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固然，西方社会也有亲疏贵贱之分，但他们有个底线，不会将亲疏贵贱奉为最高原则，只是将亲疏贵贱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个附加因素。至少，基督教称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就是个底线。所以，西方人甚至可以尊重敌人的权利。但中国人就没有这个底线。如果属于自己圈子内的人，就可以视法律规则而不顾，极力维护。而如果不属于自己圈子内的人，就漠不关心，有利害冲突时，就致之死地而后快。 为什么中国人会很容易地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呢？就是因为“分亲疏，定贵贱”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从而对阶级斗争理论具有很好的接受性。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是将过去以血缘来“分亲疏”转化为以阶级成份来“分亲疏”。是工农阶级成份，加入了革命队伍，就成了“革命大家庭”的一员，是革命同志，其生命和利益得到组织的保障，当然也要为组织做出牺牲。“革命大家庭”的说法是革命队伍对过去血缘家庭的比拟化，显示了两者之间过渡的痕迹。而如果是地主资本家成分，就属于被打击的对象，其生命和利益就会遭到剥夺和侵害。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也表明了民族资本家、小知识分子、城市手工业者这些中间阶级属于被拉拢的对象，与工农阶级相比，也是亲疏有别。而在组织内部，事实上的等级制仍然非常分明，尽管党宣扬在革命队伍中人人平等。 而“分亲疏，定贵贱”何者优先呢？在秦以前，是“分亲疏”优先于“定贵贱”，而在秦以后，则是“定贵贱”优先于“分亲疏”。这一点，在国人对待外国人的奇妙态度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如果老外与本朝有隔阂，那许多国人则视之如仇敌，极尽辱骂之能事。这是“分亲疏”在起作用；而一旦被本朝视为上宾，则又优待有加，在许多场合都高于国人一等。这就是“定贵贱”在起作用。总之，国人很难平等地对待他人，要么踩在脚下，要么顶在头上。 我认为，中国人必须抛弃“分亲疏，定贵贱”的价值，树立起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所谓人人平等，并不是主张人民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平等的。如美国《独立宣言》所言，它只是宣布人民平等地享有某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能因“亲疏贵贱”而损害这些基本的权利。 |
| 据报道，山西运城“房媳”张彦因两个户口和多套房产被停职调查，她的背后是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官员家族”--“房媳”丈夫孙宏军是原夏县公安局局长，孙家成员及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2013年6月24日《新京报》） 一人被调查，一个家族落马，看上去让人心惊的现实，在今日中国并不是稀罕事。北京大学冯军旗博士访谈某县161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写出博士论文《中县干部》，描写了和山西运城相似的农村：一个普通县城有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房媳”所处的“政治家族”只是不小心露出狐狸尾巴的那一个。 所谓“权力家族化”，我认为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与家人亲友共享权力，二是与家人亲友共享财富。二者密不可分，但各有所重：前者是利用手中权力将家人亲友提拔，形成权力场中的近亲繁殖；后者是利用自身特权为家人亲友谋利，形成权力与财富的循环互动。“权力家族化”催生出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的“官员家族”，内部彼此勾连、互相庇护、荣辱与共，衍生出畸形的官场生态。本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并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 中国历史上的权力家族化 权力家族化在中国历史上起源甚早。三代行“封建”，分封的往往是自己的亲戚、族人；爵禄皆世袭，从天子、诸侯、卿大夫甚至到最普通的官职莫不世袭。尤其是西周“封建亲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政治制度完全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然而，“世卿世禄”也意味着任何一位官员的爵位都不能随便任免，天子不仅不能随便废除诸侯，甚至不能随便废除身边普通的工作人员（如宰、工、史之类），这对王权不能不是一个限制。另一方面，爵位的世袭还意味着每个人必须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这当然也是一种约束。然而，这种制度最致命的局限，是容易导致诸侯兴起、地方割据。到东周时期分封世袭的弊端彻底暴露，随之而起的是长达五百多年的战乱。 应该承认，从战国游士的兴起到秦汉郡县的确立，是对权力家族化制度的沉重打击。人才的流动加大了，官员的选拔公开了，家族和背景的作用削弱了。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权力家族化就消失了，相反，它以新的方式凸显出来，并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当世袭不再，当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提拔亲信的阻力小多了；当世禄消失，为官者就没了稳定感，依赖裙带的欲望强多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郡县制虽然废除了世卿世禄，却废除不了世家大族。虽然从汉到唐，中央政府为完善郡县制作了不少努力，但门阀世族仍然控制着国家官员的选拔和任命。如果说在西周，权力家族化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到秦汉以后，权力家族化则采取间接、隐蔽的方式。宋代以来，随着门阀世族毁于战乱，科举制度全面落实，权力家族化再受重创，“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有了根本扭转。但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权力的家族化就消失了。明代的中央集权和清代的部族政治，都使得外戚、宦官更易登上权力中枢的核心。 西汉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汉宣帝下令将前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家族满门抄斩，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达数千家。霍光本汉室重臣，功勋卓著，堪称忠良。但他长期专权，让自己的亲友一个接一个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又纵容家人占用皇室资产，聚敛无量财富。故司马光说霍氏之败是因为“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资治通鉴》卷25），而班固则用“党固亲连”（《汉书·霍光传》）四个字来形容霍光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形。可以说，霍氏之灭是郡县制下“权力家族化”的一个典型，类似的情形在后世几千年中从未中断过。 文化心理结构能根除吗？ 为什么中国古代数千年间政治制度沧海桑田，而权力家族化却绵延不绝？从三代到战国，从秦汉到隋唐，从两宋到明清，官员制度几多变迁，可权力家族化却花样繁多、不断以新的形式复活，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应当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家族化虽受制度影响，其根源却在文化习性，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具体说来，权力家族化的深厚土壤是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费孝通先生曾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将中国文化称为“差序格局”的文化，意指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关系网络中；台湾学者黄光国指出，在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人情和面子起着枢纽的作用。 H. C. Hofstede， Harry C. Triandis等人深入地研究了世界各地文化中的“团体主义”（collectivism），中国也是团体主义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中的团体主义乃是其关系本位的自然发展；中国人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团体”看作个人的避风港，倾向于在关系团体中找到人生安全感。按照许烺光、Richard Nisbett等人的看法，西方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自立和超越中，中国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关系和团体中。 中国文化的上述心理结构决定了亲情至上，因为亲人是一切关系中最近的关系；亲人之间不仅分享权力和财富，更共享幸福和安乐。另外，关系本位的文化心理还导致关系超过公义、人情大于法理、小团体高于国家。这些，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权力家族化的文化根源。 正因为上述文化心理根深蒂固，才导致权力家族化无法根除。只要这一心理结构持续存在，无论你变换什么样的制度，它总能见缝插针，变相再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人提出改造国民性、铲除中国文化心理本身，以求治本之策。例如，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曾提出“新民说”，认为中国文化的习性是有臣民而无国民，有私德而无公德，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归咎于缺乏独立、自治的人格。后来从鲁迅到柏杨的国民性说，延续了这一思路。 然而，这一思路的最大错误不仅是低估了文化心理结构的力量，也错估了它的价值。今天看来，各国文化心理结构皆有优劣，不能因部分而否定全体。文化心理结构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情感归依和心灵状态，对它不能持一种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的心态。中国人的关系本位和亲情至上，虽有很多缺陷，也有巨大价值：毕竟它是我们幸福安乐的源头、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生生死死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地经营它、完善它，非要彻底铲除它呢？千百年来儒家的态度就是要积极地经营和完善它，而不是铲除它。现代人自视甚高，动辄疑古非古；以为能彻底铲除，结果伤害更大，“文革”就是典型一例。所以，我认为文化心理结构可以改造，但不能铲除；可以利用，但不能抛弃。 民主政治真的有效？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权力家族化可以通过民主政治来根治；很多学者正因为对民主的威力深信不疑，才动辄批评古人愚昧。应该承认，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议会质询等制度对于避免权力家族化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也容易使权力家族化更盛行。这是因为在民主政治下，家族化可以打着个人自由的旗号公开进行，家族、亲友、人脉可以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发展；它以官官相护、官商勾结为特点，绑架选民、操纵舆论，收买议员、控制司法。“二战”以后各国的经验表明，个人主义传统越强的文化，其民主实践越容易成功；团体主义传统越强的文化，其民主实践越容易走样。在帮派林立、小团体主义盛行、私人关系吃香的文化中，民主实践更容易造成族群的撕裂、社会的动荡。这是因为当每个人都是关系团体的一员时，竞选就不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成了若干势力集团间的对决。今天你到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地看看，裙带关系非但没有因民主而削弱，反而更加盛行，并由于可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成为民主政治无法铲除的毒瘤，极大地妨碍着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公平正义的实施。 民主无效、铲除文化心理无效，究竟怎样做才有效？只要我们正视历史，不难得到启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提出了如何规范官员选拔、以避免权力家族化的问题。《左传》中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讲的就是“任人惟贤”的问题。孟子提出的“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可以说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需要。“任人惟贤”与“任人惟亲”相对，显然有针对“权力家族化”的含义。 但是，要把“任人惟贤”（或“尊贤使能”）的原则落实为制度绝非易事，也许直到汉代人们才真正有意识地建立一套尊贤使能的制度，并在此后两千多年里不断完善和发展它。从汉代的察举、辟举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再到隋唐以来的科举，实际上是试图通过社会推荐加公开考核的方式把权力社会化、公开化、透明化。由于当时社会上受教育人数稀少，普遍民众根本没条件受教育，加上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兴盛，直到宋代科举制度才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落实。 这里需要强调，虽然权力家族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未中断，但是总体上确实有一个不断削弱的趋势。如前所述，从西周封建到秦汉郡县，就是一个巨大进步；从魏晋世族到隋唐科举又是一个进步；宋代科举制的完善，则可以说是人类制度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明、清两朝虽专制，但较为完善的科举制度仍发挥着破除权力家族化的巨大作用。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权力家族化未能根除，而轻易诋毁古人。事实上，正因为文化心理结构根深蒂固，不可能根除，才导致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指望找到一种可以彻底铲除权力家族化的制度，只是现代人浪漫、不切实际的幻想。现代人正因为长期受这种幻想支配，才无视古人的经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切莫小视古人的制度创新 多年来，不少人对古代官员选拔制度（包括察举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等）的评价停留在“维护中央集权”、“箝制人民思想”等之上，认识不到这套制度的特点之一是通过把权力社会化、公开化、透明化来避免权力的私人化和家族化，是把“尊贤使能”（也称“任贤使能”）制度化的伟大努力。而它之所以经过一千多年、到宋代才达到比较完善的境地，说明任何制度的建立都不仅是思想家个人的美好设想，而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及社会因素。我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等至少在三方面给我们以深刻启发： 第一，官员选拔过程透明化。科举制度等告诉人们，一个人不需要搞关系、找后台，只要有真才实学，即可能通过正常制度一举成名，成为国家最重要官员。这当然沉重地打击了裙带关系，可以说科举制在官员选拔过程的公开化程度上远远超越了今天，极大地带动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 第二，官员培养过程社会化。即由于国家官员的选拔标准之一是学术和人品，特别是后来以“四书五经”为取士教材，这使得官员的培养过程可以社会化。政府不需要亲自主导教育过程，社会自发形成了一个长期、持续的人才成长的学习过程。 第三，官员选拔标准非政治化。古人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合格，不看他是否与现政权保持一致，不看他是否听话、服从，而看他是否孝亲，是否正直（抗言直谏），以及是否精通“四书五经”，等等。这些标准严格说来是非政治化的，更有利于发现人品端正和信仰坚定的人。 最后，要指出，古人为了避免权力家族化所采取的努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官员的监督制度，这就是历史上相当发达、完备的监察御史制度。 今天如何避免权力家族化 今天要想找到比较有效地解决权力家族化的途径，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经验，另一方面更要学习祖先的经验。要知道古人的经验针对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设计，因而针对性更强，有时效果也更好。本文试提出若干思路如下： 首先，官员的培养。长期以来，我们把官员的培养过程政治化，以对一系列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程度，以与党中央是否保持高度一致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结果导致形式主义盛行，往往把一些人品不端、巧言令色之徒提拔上来。我认为今后国家干部的选拔应该淡化“政治性”，回归人性，真正发现人品端正、信仰坚定、不阿谀奉承、敢直言极谏的人，不应以是否党员、是否听话、是否保持一致等为标准。汉代的察举、辟举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为取士标准，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对社会风气也起到了强有力的正面影响，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
| 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为官员们津津乐道的官本位，是一种封建、落后的观念和体制。在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官本位却渗透到各个领域，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官本位严重妨碍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阻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因此，充分认识官本位的危害，下大力气遏制和消除官本位，已成为我们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调查研究、广泛搜集和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官本位在各方面的表现，分析了官本位的危害，剖析了产生官本位的根源，提出了消除官本位的途径与措施。 一、官本位的涵义与特征 虽然官本位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但是，“官本位”这个名词却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在绵延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明明是官僚们主宰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统治者却口口声声地说成是“以民为本”、“为民做主”。这一点再次证明了儒家文化的虚伪之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关于官本位的涵义，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指以官为中心，以官为价值标准（吴灿新2009）。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实质上就是权本位，有权就有一切（薛安泰2001）。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封建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戴清亮2005）。有的学者认为，官本位是一种封建主义文化（刘永佶2000）。……真是见仁见智。 我们认为，官本位是集政治体制、经济利益、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于一体的社会状态。官本位是官员利益至上，以官员的利益和意志为出发点和归宿。在政治上，官员就是权力的化身，公共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官员手里，官员的行为不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在经济上，官员掌握着国家和集体的各种物质资源，当官是油水最大的职业；在价值观上，把当官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和理想追求，把是否当官、官位高低作为判断一个人价值大小、地位高低的最终标准；在思想文化方面，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不管这个官位是怎么来的，不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光宗耀祖；“英雄”--帝王将相（官员）创造历史。 官本位的特征及与民本位的区别。“民本位”是与官本位相对应的理念和社会形态，两者对比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官本位的特征。第一、民本位主张人人平等，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人格上，人们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到平等保护，任何人不得有法外特权；官本位则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主张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保护官员特权。第二、民本位实行法治，法律约束权力，法律约束官员，法律至上，法大于权，法大于官；官本位实行人治，“刑不上大夫”，权大于法、官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法律成为官员的奴婢。第三、民本位是由公众的意志和利益决定公共事务；官本位则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即官员的意志和利益是一切公务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民本位是对民负责，为民服务；官本位则是对官负责、对上司负责，为官服务。第五、民本位是由“主人”--人民大众决定“公仆”--国家工作人员的命运，你勤政为民大家就推举你，你不好好干就随时撤换你；官本位则是官员主宰民众的命运，无论官员如何为非作歹，老百姓对他们都无可奈何。 二、官本位的主要表现 官本位本来是与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东西，然而，在建党88年、建国执政60周年的今天，在党内、干部队伍内乃至社会上各个领域却普遍地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官本位的表现进行了大概的分类，但有些东西很难归类）。 （一）官本位在文化上的表现 媒体宣传报道以官为中心。我国的新闻报道，不是以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为中心，而是以官员活动为中心。新闻报道的重点和先后顺序不是根据新闻价值来安排，而是根据领导职务的高低编排。一项活动（会议、展览、奠基、落成等等）能上哪级新闻，完全由参与活动的官员级别决定。正因为这个规律，各地、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搞活动，都千方百计、绞尽脑汁聘请大官光临，一方面可以说明该活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通过更高等级的媒体报道，等于给自己做广告宣传。一个地方的党政主要官员肯定是当地的新闻明星--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电台里有声。河南有位县委书记每次下乡视察工作都要求县电视台中断所有节目，现场直播他的活动，老百姓抱怨说：“打开电视不用看，里边全是杜二蛋”[1]。本来用人民血汗支撑的大众传媒却成了为少数官员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 一切行政化、官僚化。企向官靠，文向官靠，卫向官靠，全社会都向官靠。国有企业有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歌舞剧团、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都有行政级别，有些学会、协会也成了官僚机构，甚至和尚、道士都分处级、科级。大学本应是学术研究、培养人才、远离官场、风清气正的学术殿堂，可如今从学校等级、编制、机构设置、干部配置任免、管理运行等完全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人们形象的描述高校庞大的官僚队伍：“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高素质人才出的不多，大师没出几个，官员却出了一大帮。难怪人们热衷于学校升格，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升重点，不管教学水平是否提高，反正领导干部可以升官，房子、车子、票子都跟着升。何乐而不为？！ 经久不衰的帝王戏、宫廷戏。在近20多年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帝王戏、宫廷戏充斥着我国的各类文艺舞台和媒体；打开电视，“明君圣主”满天飞，山呼万岁、“皇恩浩荡”，使人感觉好像置身于“天堂”般的皇天后土。帝王戏、宫廷戏从形式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所谓“正剧”，如《雍正王朝》；一类是喜剧演绎，如《戏说乾隆》。正剧是以“正史”的面目出现的，然而，随意篡改历史的现象却比比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极力美化、颂扬封建皇帝，搞帝王崇拜。似乎每个帝王都体恤民情、爱民如子、夙夜忧叹、日理万机……电视剧《汉武大帝》甚至赞美汉武帝“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大地”。好像封建皇帝比共产党人都胸怀宽广、品德高尚，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都功勋卓著。从内容上看，又以反映清朝的影视剧最多，乾隆、康熙、慈禧3人成了主角，其中塑造乾隆的影视剧就不少于20部（截至2002年）。中国的腐败和衰落就是在清代，一个思想空前禁锢、阻挡历史潮流的时代怎能叫“盛世”？一个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朝廷有什么值得歌颂？难怪一个小孩子看了几部清朝帝王戏后，就问他爷爷：“清朝那么好，干嘛孙中山还要闹革命呢？”[2] 纪念设施多为官员而建。在美国，近1/3的中小学生不知道总统是谁，但对当地古往今来的科学家、艺术家却如数家珍。我国一位记者问10名初中生：屈原是谁？只有一位学生回答是解放前的人。记者问：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是谁？10名学生都答对了[3]。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遗迹中，从皇帝到大将军绝大多数是大官的，反映科学家、艺术家的寥若晨星。改革开放前，各地只有刘胡兰、董存瑞等少数革命烈士的纪念设施。近年来，各地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含元帅、大将、上将）的雕像、纪念碑、纪念馆、故居等，尤其在贫困的革命老区，富丽堂皇的纪念设施与百姓的生活水平形成强烈反差。 编史修志以官为核心。不论是编写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还是党史、军史、地方志，都以官员为核心。不论是编村史、乡史，还是写县志，科学家、艺术家或其他对社会进步有贡献的人可以遗漏，各朝各代的大小官员绝对不能遗漏；不管是封建官吏，还是反动军阀，甚至汉奸卖国贼，都会留下浓重一笔，而平民百姓--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却没有一席之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确定军事家词条时，是以大将为界限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军事家是以官位高低为标准来确定的。36位军事家包括5位国家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11位解放前牺牲的高级将领。世人皆知，军事家包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有军事著述的军事理论家，能征善战、战功赫赫的战术家；可是，有的人什么家也不是，就因为当过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或副主席）就被内定为军事家，难免令人质疑，难以经受历史检验。 图书出版为官服务。什么级别的官员有资格出版政治理论著作，有不成文的潜规则。文章或专著作者的官位越高越容易发表，其权威越大，发行量就越大。不少报刊还专设“领导论坛”，有“省部领导论坛”、“市县领导论坛”。笔者在“百度”网站上搜索“领导干部读本全书大全”，一下子出来31800条信息，什么“干部理论学习读本”、“领导干部口才全书”、“领导干部健康大全”，等等等等，真是应有尽有，玲琅满目。历来被视为淫书、禁书的《金瓶梅》，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洁本，但明确规定，省军级以上高干才有资格购买[4]。诸如此类的“中国特色”不胜枚举。 （二）官本位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表现 官贵民贱，官尊民卑。例如称呼，在国外，无论总统、总理还是乞丐，都可以称“先生”、“女士”，都是尊称。但在中国就完全不同，民对官必须称官职官衔，表示尊重；官对民就直呼其名，表示轻蔑。东部某市在全年2000多件行政诉讼案件中，无一位行政首长出庭[5]。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作了刑事被告后认为，北京市中级法院无权审判自己，最高人民法院才有资格审理此案。有的贪官在被告席上仍然放不下官架子，“我同意，”“研究研究”等官话脱口而出。贪官们入狱后觉得对自己“身心”打击最大的有两点：一是每次进出监舍都要向狱警喊报告，二是与盗窃犯、诈骗犯（草民、刁民）同关一室[6]。2000年，四川隆昌县一位77岁的老人去县城的路上被汽车撞伤、奄奄一息，好心的路人报警后，老人被送进县医院。然而，老人两次被送进医院，两次又被医院扔到荒天野地，医院院长的理由是“医院不是难民收容所”。当院长得知这位老人是环保局局长的爹时，又急忙偷偷地将老人请回医院，安置在最好的病房，用最好的方案、最好的药物治疗，而费用全部由医院承担[7]。有多少“小王红”因交不起押金被医院拒之门外，不幸夭折；有多少穷人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在家等死，有的甚至死在医院门口。而大官们看病，卫生局（厅、部）长陪同，医院院长跑前跑后，比伺候亲爹还尽心，住豪华病房，请一流专家，用最好设备，吃进口药物。如果说“儿童在雨中表演、领导打伞观看、造成多名儿童感冒”，“领导在有遮荫的台上一个接一个地讲话、孩子们在烈日下暴晒当场晕倒”之类的事屡见不鲜、已不再是什么新闻的话，那么，克拉玛依特大火灾则是天下奇闻，是对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最好诠释。1994年12月8日，在克拉玛依剧场突然起火的关键时刻，校长高喊：“孩子们，让领导先走”！结果，年仅七八岁、十多岁的中小学生325人被烧惨死、132人受伤，包括副市长在内的一二十位“领导”则因为“年富力强”和危急关头的“当仁不让”，得以“全部生还”！ 是否做官、官位高低成了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为了深刻感知我国的官本位，不妨看看外国。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逝世后，以色列政府诚邀爱因斯坦出任第二任总统，遭到断然拒绝。爱因斯坦说：“我当不了总统，对于自然科学，我还了解一些；对于社会，我几乎一无所知，怎么能当好总统呢。” 法国人就曾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民族英雄选举，结果科学家巴斯德名列第一，名震遐迩的拿破仑大帝只夺得亚军。英国人也十分崇拜科学家，牛顿去世时，为他抬棺材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及大法官。德国前总理科尔更是自豪地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胜过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8]。而在中国，本科生对村官职位趋之若鹜，硕士对乡镇长职位趋之若鹜，博士、博士后对县处长、司局长职位趋之若鹜，更不用说总统（国家元首）职位了，哪有不想当的道理？根据我们对青少年的一项调查，知晓率最高、最受青少年崇拜的都是大官，而知晓率最低的是科学家。 两院院士学术水平再高、贡献再大，你是平头百姓，你只有做奉献的份儿，没有任何特权；乡长、镇长级别虽低，那是官员，实惠多多、地位显贵、不可一世。农村老人凑在一起，提起谁家的儿子当了官，都挑大拇指，夸其有出息。同学、战友、老乡聚在一起，中心话题离不开“谁升官了，谁发财了”。混上一官半职的人，就喜欢搞老同学、老战友、老乡聚会；没有混上一官半职的人，就尽量回避这种场合。大学、中学搞校庆，邀请的重点对象是相关领导和校友中的大官，其他没当官的校友都可以忽略不计。有人把出了多少大官作为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一大标志而大肆渲染，有的机构还搞出了出大官最多的高校排行榜[9]。 日益火爆的考公务员热。2006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近百万，比上年增长1倍，平均录取率50：1，最热门的职位竞争比例2014：1。2009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为104万，比上年增长20万，平均录取率78：1，最热门的职位竞争比例远远超过往年。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考公务员，有13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最热门的职位4080：1[10]。2008年，广州大学一个毕业班38人，有25人报考公务员。有的人同时参加中央、省、市3级公务员考试，考了一年又一年，大有范进考举人的劲头。缘何千军万马拥挤独木桥？除了就业难的原因外，人们普遍认为，公务员收入高、待遇好、有保障、有前途，考上了公务员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更重要的是考上了公务员就是当了官，就有了不同于平民百姓的高贵身份和社会地位。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这是指某些官员的官经，即宁可当级别低点儿的“一把手”，也不当级别高点儿的“副手”。这里又有几种情况：一是宁可当有实权的乡镇党委书记或公安局长，不愿当无实权的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一把手”一言九鼎，集人、财、物权于一身，不论级别高低都爽不可言。二是宁可当有实权的县级干部（如交通局长、组织部长），也不愿当副厅级巡视员。调研员、巡视员之类的虚职，虽然级别上去了，因无实权，就不好捞钱了。三是宁可当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不愿当富裕县的县长。虽然书记、县长同属于正县，但是，县长得看书记的脸色，因为书记代表党的领导，当然书记说了算。批发官帽最多的也是书记。 |
| 有的一把手专断，卖官鬻爵。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都是民主集中制，可是，一些党政一把手却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一旦当上一把手，就把人、财、物权抓在手里，不是想多为人民做好事，而是为了以权谋私。一是重大决策一人说了算。重大决策本应经过常委会、党委会、党代会或者政府（及部门）全会、人代会集体讨论议决，可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却由一把手定夺。即使找专家论证，也是看着长官的脸色论证，论证长官意见的正确性。二是事无巨细一人说了算。原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就是典型的家长作风，一言九鼎，使若干名副检察长形同虚设。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连翻修街道马路的小工程都直接插手，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增添政绩，另一方面可以直接拿回扣、索贿、受贿。三是干部使用一人说了算。“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成了官场潜规则。往哪跑？给谁送？当然是对干部使用说了算的一把手。于是，如何取悦于长官，如何给长官送钱、送礼成为中国官场“学问最大”的官经。每到年节，给长官送礼的车队排起长龙，颇为壮观。一些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成了官帽批发商，马德就把绥化市委大院变成了官帽批发部，仅卖官一项就获利600多万元。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帽明码标价，科级官位多少万，处级官位多少万，因地区贫富程度不同、职位油水大小而各异。 对官负责，为官服务。虽然《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都要求各级党政官员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但因体制弊端，他们只能对上级负责、对长官负责，小官向中官负责，中官向大官负责。如此一来，必然导致官员利益高于人民利益，长官意志高于人民意志。官员们干工作、做事情，首先考虑的是否符合上级或长官的意愿，而不管群众是否高兴、满意、拥护。对长官的事，下属们已经钻到长官的潜意识中，长官还没有想到的，下属们已经想到了，甚至弄好了；对老百姓的事，官员们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对长官的事，“公仆”们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全心全意、两肋插刀、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对群众的事，敷衍塞责、推三阻四、能躲则躲、能拖则拖，一起并不复杂的冤假错案可以折腾当事人十年八载。对长官的衣食住行精心照料、百般呵护，唯恐有半点不周；对黎民百姓的死活却冷若冰霜。为了保官升官，官员们不仅用人民血汗搞自己的“政绩工程”，而且用公款在各种媒体上大搞“政绩”广告宣传，用公款向上级行贿，每到年节都形成“公贿”奇观。官员需要文凭，国家给办班或送到国外培训，学费公家报销。有的官员想要硕士、博士证书，高校网开一面，提供一切便利。有的官员喜欢明星，就用公款追星、捧星[38]。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绝非偶然，令人深思！ 官大于法，以权代法。在法治国家里，立宪、修宪是非常严肃的事，对重要问题不仅得国会多数通过，还要全民公决。不论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政党领袖，所有的官员都要服从宪法和法律，违宪、违法就换人。在我国，大官一句话就可以修宪、改法、立新法，可以因人设事、因人设法。此其一。其二，法律已有明文规定，本来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的事，官员们仍要请示上级，上级指示优于法律。以至于搬倒一个下层官员（如“三盲院长”姚晓红），非得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其三，为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官员可以决定不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以“红头文件”限制、违反、对抗法律法规的事例屡见报端。其四，有的党政官员对《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的态度是：“什么自治不自治，我怎么讲，他就该怎么治”[39]。其五，有的官员对举报自己的人打击报复、以权压法、出入人罪，将无罪的人投进监狱或劳教所（如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迫害郭光允，原河南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迫害吕净一）。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70%的举报者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有的惨遭杀害[40]。其六，法律规定和领导人讲话都是“有贪必肃”“一查到底”，然而实际操作却大有文章--虽有举报或线索，查不查，由长官决定；查谁不查谁，查到什么程度，由长官说了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还是追究刑事责任，由长官定夺。 法外特权，不受民意制约。依法治国已经写入我国《宪法》，按照法治原则，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即“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个法不是由自己定，而必须由民意机关来定。我国规范官员行为的立法很少，很多事情都是以内部红头文件的形式自己给自己定的。一方面，很多内部规定就是违法违宪的；另一方面，在执行中往往超过内部规定标准。例如，县处级干部的住房标准也就是百八十平米，可是媒体曝光的都在200平米以上（如国家级贫困县河南商城县官别墅、长沙“特派员别墅”、江西景德镇市民政局别墅、河南信阳市国土局别墅等等），不仅面积超标、装修豪华，而且只花1/10的钱，甚至不花钱。据悉，文件规定正部级干部才有资格配备专车和专职秘书，可是实际上科级（县政府局长）以上官员都配了专车，县长（县委书记）以上官员都配了秘书。再说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旅游，又是中国特色。在外国，除了外交国务活动，根本没有这笔开支，谁想吃、谁想游，自己掏钱。在我国，从村长、村支书往上，层层吃、天天吃，“官家吃，吃官家，官想吃”。公费出国旅游成了一种官员享受的待遇，哪一级官员一年可以出国几次、去哪些国家、逗留多长时间，都有明确规定。上行下效，现在有的乡镇干部都公费出国旅游了。中考、高考加分也成了官员们的特权，2008年深圳市中考加分政策之一：“对于深圳金融界高层的子女，加10分投档录取”[41]。2009年浙江绍兴一中73名高考加分的考生家长中，有30名为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领导[42]。腐败分子是怎样被“带病提拔”的？人大选举前，书记或组织部长亲自给党员代表做工作，要求大家与党委保持一致。如果在人大选举中落选，则通过党委直接任命。例如，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就曾经在两次人大选举中落选，但通过党委任命他照样当上了正厅和副省级干部。 官威八面，影响久远。山西临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建生之子被打，他要求打人的7名青年，给他儿子磕3个响头[43]。云南孟连县一中15岁的女生小艳（化名），被该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之女、该校学生肖思（化名）带领7名同学拖进厕所，打耳光、高跟鞋砸头、拳打脚踢，其间小艳的嘴被强塞入从厕所里捡起的脏卫生巾，外衣被脱下丢进粪坑，整个过程长达10分钟。施暴者还用手机拍下照片和视频[44]。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在一次喝酒时，一位下属因不认识他对他失敬，他一怒之下掀翻了酒桌。李真的专车经常闯红灯，老交警不敢得罪他，睁只眼闭只眼。一位新上岗的交警不认识李真的专车，将其拦住，被其大骂一顿，还被吐一脸唾沫。重庆市有位副厅级官员在给自己修的活人墓墓碑上刻着“官爵至五品”[45]。有的官员为庆祝自己升官、为抖威风，竟然模仿国家元首，劳民伤财搞“大阅兵”[46]。 封官是最高奖赏。在中国，不论做出什么成就，不论获得什么荣誉称号、物质奖励，都不如被授予官职荣耀，因为这才是最大的褒奖、真正的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如有的世锦赛、奥运会冠军荣任体委副主任、副局长、体育中心主任。有的省以“副省级待遇”为条件吸引两院院士。原国家人事部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破格规定：“海归”人员可以担任司局级领导干部[47]。有的地方明文规定，来本地投资若干万元的、每年纳税若干万元以上的，可以获得副县长、副乡镇长、副局长的官位，结果，一些私营企业主获得了县法院副院长、县政府副局长、副乡镇长的头衔[48]。 官本位的极致--官位（权力）拜物教。多数年轻人把进党政机关当官作为最理想的目标，人们把入仕、升官视为人生最大的成就，有的父母不惜花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的钱在党政机关给子女谋个职位，有位大学毕业生因为没有实现当国务院总理的梦想而自杀，官场上为了保官升官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雇凶杀人[49]--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了官位（权力）拜物教。官位（权力）能给人带来名利、地位、待遇、享受、无边的好处，光宗耀祖，但官位的获得与升迁却具有极大的或然性，因此给人们造成神秘感，那些想入仕升官的人不是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而是一边绞尽脑汁溜须拍马、取悦于长官，一边求仙拜佛、抽签算卦，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官位永固，祈求神灵助自己一臂之力飞黄腾达。 |
来源: 中国改革网 | 来源日期：2012-3-24 |
| 制定人大工作细则，使人大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人大也应政务公开，允许公民旁听，允许媒体报道，允许公众评议，接受人民监督。 4、规范政府权力，构建服务型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应当由市场调节的交给市场去调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将政府的更多精力用于改善和保障民生。 完善行政法制。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规范各种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执法、行政决策等行为，为构建法制型政府提供程序保障。修改、完善《财政预算法》，实行明细、具体的预算编制，时间充分、程序严格的审批制度。早日出台《政务公开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包括财政预算、国有资产经营、公务消费、社会保障、就业失业等一切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务都必须公开，使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尽早制定《财产申报法》，使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和收入置于有效监督之下，减少和防止贪污腐败。早日出台《新闻法》，确立公共利益至上原则、监督无禁区原则、限制公众人物相关权利原则。保障新闻批评自由，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舆论监督。 规范职务消费。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立法规范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第一、取消内宾招待费。除外交国务活动外，内宾招待费一律取消。领导干部下基层检查工作、调查研究，食宿自理。谁请客招待，谁自己掏腰包。第二、除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外，取消一切专车。大幅度减少公务车，减轻人民负担。第三、取消一切公职人员公款出国（境）培训、考察，外交活动、自费者例外。第四、或者在《刑法》中增设“铺张浪费罪”，或者由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对违反“三公”禁令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各种媒体对官员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违规配车用车随时曝光。 5、加大司法改革力度，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法院本应是最讲理的地方，然而，目前我国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问题却比较突出，信访中涉法案件比例较高。究其原因，一是司法地方化。地方法院受同级党委、政府的掣肘，对于行政案件、本地与外地纠纷案件难以作出公正裁判。二是诉讼制度不完善，难以保证司法公正。三是基层法官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四是现行体制制约基层法官数量的补充和素质提高。五是基层法官待遇低（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一方面，千千万万的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有的已获得司法资格）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另一方面，许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基层法院急需大批高素质的审判人才，却因体制、待遇等原因引不进来。 我们建议：第一、法院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人、财、物权集中于中央，以保障司法独立。第二、实行法官精英化，从高校优秀法学教师中、从优秀检察官、律师中选拔法官，全国法官统一调配、统一任免。使法官工资待遇高于各地一般公务员水平。第三、各级法院院长必须从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官中选任，没有司法资格的人、不懂法的人绝对不能担任法院院长（当然也不能担任各级检察长、公安局、厅、部长）。第四、将目前的两审终审制改为三审终审制，若一审法院为基层法院时，三审法院可由当事人选择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第五、为便于人们诉讼，最高法院应在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南等地区设立分院。撤销设在铁路、林区、矿区、开发区等企业和部门的法院、检察院.。第六、按照有利于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的原则，修订和完善各种诉讼程序制度，如证据制度、证人保护制度、庭审辩论质证制度等等。第七、政法委的职责应当限定在党务范围内，否则，应当取消。因为它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缩小、消除官民收入差距 在发达国家，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居于整个社会的中等偏下；在我国，公务员的收入却居于整个社会中上水平（在“老少边穷”地区居于上等水平），换句话说，我国公务员的收入远远高于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水平。 1、改革产权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劳动者所有制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劳动者只有在经济上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才能在政治上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下，比较适宜生产资料劳动者所有制。建议向每位公民分配国有股份，将农村集体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也是我国早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大幅度降低农民比例的前提条件。 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防止、抑制两极分化 强调“保证公平”，打破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借鉴国外个人所得税征收经验，使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增设遗产税、赠与税、奢侈品消费税，鼓励富人多搞生产性投资，多搞公益捐赠和慈善活动。 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抑制公职人员的工资外收入。各级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速度、物价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国际工资水平等各种客观因素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彻底改变目前普通劳动者工资太低、与管理者、公务员差距太大的状况。与此同时，清理、控制公务员滥发补贴等问题。 3、构建官民平等、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一个国家的“稳定器”和“安全阀”，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公平性折射一个国家的公平正义程度。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明显存在官优民劣、城优乡劣、不平衡、不公平、结构多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拖了我国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后腿，而且助长了人们的官本位意识，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制定政策的人，必须跳出自身利益的小圈子，从国家战略高度、以长远的眼光、广阔的胸怀来对待全民社保问题。首先，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摒弃官本位的思维模式，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真正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来考虑民生问题，谋划全民社保体系。其次，要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和公益事业，少搞、杜绝那些为了长官个人政绩、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再次，在社会保险（保障）立法中，不应再搞公务员特殊待遇，应当遵循宪法，官民平等、一视同仁，任何人不得搞法外特权。第四，通过加大各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重点扶持弱势群体和广大农民，尽快构建起官民平等、城乡等值、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加快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 1、弘扬公民精神，构建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指以个人能够充分自治为基础，可以自主地参与依法成立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自觉自愿地追求公共利益的社会生活领域。公民社会具有丰富的、值得称道的公民精神，例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境界，扶危济困、帮助弱者的慈悲胸怀，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意识，自强自立的自治精神，协调民间关系的宽容精神，化解矛盾冲突的妥协精神，等等。以社会团体为载体的公民社会是联系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社会公益、扶贫济困、维护正义、保护环境、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团体多寡及其作用发挥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和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千人拥有社团数量只有法国的1/90。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和推进社会建设，大力培育公民社会。首先，要根据宪法精神，制定、修订、完善社团方面的制度，依法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其次，摒弃传统的对社团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变目前的直接领导为政策指导和引导。再次，还各类协会、学会、群众组织、自治组织以本来面目，让他们从“二政府”、“党委或政府附属机构”的影子下解脱出来，真正成为依法成立、自愿参加、自治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社会团体。 2、创造机会均等、行行出状元的社会环境 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而平等、公平的社会环境又是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存在许多不公平、不平等的因素，使平民百姓的子女从入托、入幼、入学、就业等阶段就输在起跑线上。以教育为例，首先是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其次是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再次是高考分数面前不平等。官员的子女可以上最好的托儿所、幼儿园，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而平民百姓的子女若上好幼儿园、好学校却得花不菲的择校费、赞助费。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官本位现象，才使人们产生崇官敬官的社会心理和入仕当官的价值取向，才使人们形成官尊民卑的评价标准。因此，若要消除官本位，实行民本位，首先，必须调整相关政策，合理分配各种社会资源，减少官本位现象。其次，减少各级党委政府对各类人才的评价，将评判权还给公众、还给实践、还给社会。再次，多宣传勤劳致富、白手起家、自主创业、勇于创新、自学成才、发明创造、立足本职、行行出状元的先进典型。各级党委政府要为全体公民创造人人平等、公平竞争、机会均等、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 （四）开展一场以破除官本位为目标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 1、破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观念 各级党委、政府的理论、宣传、文化、教育、新闻等部门，应当通力合作、协调联动，运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和手段，以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生产、工作、战斗一线的工农兵、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英雄模范事迹，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坚决抵制、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国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学者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分类，区分精华与糟粕，不能把糟粕当精华向世人推广。通过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教育，要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党员干部中，破除“英雄（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树立“奴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破除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特权思想，树立人人平等、人人平权的平等观念；破除“父母官”、当官做老爷的意识，树立作“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的观念；破除官至上、唯官是从的意识，树立人民至上、对民负责的观念；破除“家长制”、长官意志等专制意识，树立“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破除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的人治意识，树立法大于权、依法治国的法治观念；破除权力崇拜、崇官畏官心理，树立崇尚真理、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观念。 2、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批判帝王崇拜思想 以帝王崇拜为主旨的帝王戏、宫廷戏，属于典型的封建糟粕，它宣扬的是唯心史观，它是催化官本位的精神病毒，它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有负面影响，对当今社会特别是党员干部、青少年有严重的误导和腐蚀作用，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对其进行抵制和批判。首先，党和国家主管部门要组织专家、学者、观众对现有的帝王戏、宫廷戏进行分析、评价，凡存在帝王崇拜、篡改历史及其他问题的，禁止播映，以免继续贻害观众。其次，从规划、资金、剧本、审批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不得投拍新的有帝王崇拜问题的帝王戏、宫廷戏（含电影、电视剧、舞台戏剧、曲艺等）。对违规者，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再次，禁止出版毫无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各类图书。同时，对现有的此类图书进行清理、下架、销毁。 3、弘扬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 第一，完善我国的科普制度。将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列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保证各级财政对教育、科普事业的投入，同时吸引社会资金对科普的支持。多在基层设置图书馆、科技馆等设施，免费向公众开放。多设一些公益性的科普网站，创作一些吸引青少年的科普作品（包括游戏）。在青少年中，多搞一些科普知识竞赛、小发明、小创造活动，培养他们勤于动手、善于动脑的习惯，激发、培育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大力宣传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科学家的先进事迹，让广大青少年学习他们的榜样。要通过舆论导向和分配政策调整，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第二，加强文化方面的立法。规范、控制公祭之类的大型文化活动，规范旅游景区人造景观建设，规范城乡人造景观建设。公共场所的宗教塑像亦应控制，不能放任自流。依法清理公共场所那些毫无人文价值、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人造景观设施。第三，严格审批、严格控制党和国家领导人纪念设施建设，清理现有的相关违规设施建设。第四，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带头移风易俗，不得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得大操大办红白喜事。违者一律由媒体曝光，并依纪处理。 注释： [1]杨振东《河南卢氏原县委书记受贿案开庭 零口供审杜保乾》载“中华新闻网”2002年9月25日。 [2]周家望《荧屏笼罩帝王阴影 王蒙魏明伦猛批宫廷古装戏泛滥》载“青岛新闻网”2005年3月13日。 [3]熊飞骏《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载“我网”2003年12月15日。 [4]《〈金瓶梅〉洁本面世：省军级高干才能买？》载《新京报》2008年11月7日。 [5]农夫《民告官被告总缺席 平等何在？》载“中华”网新闻2002年4月16日。 [6]蹇庐氏《渗入骨髓的“官本位”》载《法制日报》2002年6月2日第2版。 [7]《无钱孤老？快扔出去！局长他爹？快迎进来！》载《南方周末》2001年8月7日。 [8]杨振辉《官本位意识的畸果》载《时代潮》2002年第7期。 [9]《培养高层干部最多的10所高校》载《华商时报》2000年10月28日。 [10]《公务员考试13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 最热职位4080：1》载“中国网”2009年10月25日。 [11]郭振亚《八岁小儿要送礼》载《法制日报》1998年11月4日第6版。 [12]史文通、王丽平《人才“挤挤”为那般--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热透视》载《河北日报》2005年2月23日第5版。 [13]苗伟《西安理工大学三博导竞聘副处长》载《中国教育报》1999年12月22日。 [14]曹丽娟、韩志军《孩子为什么想当官？》载《河北日报》2004年7月8日第9版。 [15]赵廷鹏《做官即不许发财》载《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31日。 |
[16]黄茂军《胡副省长栽在谁手里》载《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1月12日。 [17]王行《官本位这个怪物》载《同舟共进》2006年第2期。 [18]袁卫东《谁还百年“政绩债”》载《领导工作研究》2002年第5期。 [19]郭庆晨《论贪官叫板》载《法制日报》2000年10月23日第5版。 [20]郭建华《十二个“一下”的警醒》载《安阳日报》2008年12月3日。 [21] CCTV焦点访谈《云南呈贡县违规购买豪华车 群众敢怒不敢言》载“新华网”2004年6月21日。 [22]李松《公务员隐性收入名目繁多 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载《瞭望》2008年12月22日。 [23]许斌《不能将公共财政变成私家金库》载《羊城晚报》2009年6月6日。 [24]张小余《广东5名村干挪用4千万征地款 2千村民生活无着落》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17日。 [25]崔浩天《“小官巨贪”凸显基层反腐的迫切》载“新华网”2009年6月18日。 [26]李俊义《河北8县交警滥发证照11万个 非法所得建豪华别墅》载《新京报》2005年7月8日。 [27]王石川《房管局复印8页纸收119元 天价收费是谁批准的？》载“新华网”2009年8月16日。 [28]宋圭武《对中国改革过程中有关问题的若干思考》载“开放时代”网2004年3月29日。 [29]朽木《警惕以权谋私官场腐败新变种》载“新华网”2004年1月14日。 [30]明民《腐败的本质：权力剥削》载“反腐败明鉴网”2004年6月29日。 [31]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4年1月13日第1版。 [32]《河北工人报》1996年7月23日。 [33]《绥化五万元以下腐败分子不查处 违背中央反腐精神》载“东方新闻”2004年8月30日。 [34]张田勘《平民集资7亿官员挪用158亿 前者死刑后者有期》载“新华网”2008年3月25日。 [35]陆胜平《贪官夫人怎样交出1300万？》载《法制与新闻》1999年第5期。 [36]李斌、张晨《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 背景越好起薪越高》载“雅虎新闻”2005年8月1日转自《中国青年》。 [37]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第241-24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38]杨得志《四川万源市财政赤字逾亿元 仍花巨款请明星演出》载“新浪网”2004年9月1日。 [39]《城市居委会调查》载新华社《内参选编》1990年第16期。 [40]冰宾《为举报人撑开保护伞》载《工人日报》1996年12月25日第5版。 [41]《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9日。 [42]《浙江绍兴一中49名官员富商子女获高考加分》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30日。 [43]《山西一县公安局副局长替子泄愤逼人下跪被撤职》载《京华时报》2009年8月19日。 [44]结庐人境《“女衙内”何以如此大胆》载“新华社区”2009年5月26日。 [45]刘忠海《修建“活人墓”刻写“官爵至五品”》载《光明日报》2003年4月11日C3版。 [46]马祥平、宋平《为庆升官大“阅兵”原亳州市委书记被立案审查》载“中国新闻网”2003年9月23日。 [47]袁斌《海外学子归国可当司局长》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22日。 [48]和平《莫把官职当奖品》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26日第6版。 [49]叶燕《警惕官变黑》载《工人日报》2000年7月26日第6版。 [50]乔新生《中国官本位扼杀世界级科学家》载《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23期。 [51]李颖《中国成人才流失最大国 百万精英滞留国外》载“新浪网”2009年7月21日。 [52]张墨《山西平顺县检察院立“神碑”搞迷信 检察长被撤职》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5月29日。 [53]罗义《官员与迷信“结缘”浅析》载“红网”2004年12月3日。 [54]黎昌政《建市场要盖百枚公章 西部地区办事效率亟待提高》载“新浪网新闻”2000年10月31日。 [55]莒子《官本位下的中国经济能持续发展吗？》载《联合早报》2000年7月28日。 [56]陈剑《流失的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现象透视》开篇的话第1页，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 [57]李谱春《高收入者经济活动要申报》载《中国剪报》2003年3月14日第1版；王羚《李实：中国低收入阶层超过70%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 [58]曾昭宁、姚轩鸽《从胡润的百富榜看我国收入分配的悬殊化问题》载“燕南”网2004年12月30日。 [59]《内地91%的亿元富豪为高干子女揭示出了啥》载“新华网论坛”2009年6月28日。 [60]袁泉《副局长之子升学大摆宴席 连摆数天礼单长达五页》载《新文化报》2005年8月13日。 [61]刘非小、周青梅《湖南郴州巨贪李树彪挪用上亿元公积金被判死刑》载“新华网”2005年8月24日。 [62]古风《有感于张书记包“二奶”》载“人民网观点”2001年2月2日。 [63]《如何捉奸如何定罪费思量》载《唐山晚报》2001年1月27日第5版。 [64]路明《两万元找处女 四川宣汉医保局惊现“开处局长”》载“四川在线”2004年7月8日。 [65]雪原《海南省何以近三千名公职人员欠债不还成“赖皮”》载“雅虎新闻”2004年12月28日。 [66]郭长秀《方庄镇政府“脸皮厚”“胃口大”300餐不付1分钱吃垮一饭店》载《大河报》2000年8月15日。 [67]陈嘉兴《谁该对女孩落水负责》载“人民网”人民时评2001年11月29日。 [68]梦之馨《找人顶罪“太不像话”》载“新华网”2005年5月14日。 [69]刘武俊《不让警察乱开枪》载《南方周末》2000年7月16日第5版。 [70]《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万亿以上 负债运营已成常态》载“四川在线”2008年11月1日。 [71]马浩亮《专家呼吁立法严控官员膨胀》载《法制日报》2005年6月13日第6版。 [72]卞保武《昂贵的“官轿子”--我国人均年承担公车费用798·7元》载《改革内参》2008年第20期第27--29页。 [73]袁飞等《财政集中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70-80页。 [74]《一个贫困县能养多少“干部”》载《每周文摘》2000年1月28日。 [75]刘彦昌《聚焦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76]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第6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7]郑飞《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 四千贪官卷走五百亿美元》载“新浪”网2004年8月16日转自《法制晚报》。 [78]金子《中国外逃贪官席卷资金6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载“雅虎财经”2005年8月8日。 [79]周光林《审计局长的遭遇是谁之痛？》载《法制日报》2004年4月6日第8版。 [80]周文水《江西上绕两任书记一自杀一被判 折现官场潜规则》载《时代潮》2004年第23期。 [81]王晓磊等《重庆打黑：多名涉嫌充当保护伞人员被调查》载《半月谈》2009年8月26日。 [82]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第4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83]陈方明《官僚体制摧毁了经济--从前苏联的崩溃看“官本位”的危害》载“人民网”“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3年第2期。 [84][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85][英]霍布斯《利维坦》第73-75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86][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4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87][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8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0]丁爱萍《话说“官市”投资》载《法制日报》2002年2月10日。 [91]沈峰《对“上岸做官”热的反思》载《法制日报》2002年5月12日第2版。 [92]转引自《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载《人民日报》1967年7月4日。 [93][美]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39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94]徐宜军《黑龙江反思高官落马现象：官场潜规则侵蚀执政能力》载《瞭望周刊》2004年第50期。 [95]郭惠芳、玄洪云《从“政绩市长”到巨蠹》载《中国监察》2001年第24期。 [96]史宝银《河南一名纪检干部向千万巨贪索贿13万 被判处11年》载“中国新闻网”2005年8月19日。 [97]刘建华《230万巨款“买”村官》载《人民日报》2003年8月21日第5版。 [9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0] 参见靖鸣《马克思恩格斯论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101]《列宁全集》第5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
来源: 中国改革网 | 来源日期：2012-3-24 | |
| 中国古代，专门做学问的学者不多，多数人都有另外的职业，这职业就是官。古代的中国，是个官僚帝国，读书人不做官，没别的好出路。经商、做幕，都是不得已的另途。所谓的学问，大抵是公务之余的消遣。只有改朝换代之际，那些不乐意投奔新朝的遗老，才会专门做学问。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这些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换了的朝代，居然是异族统治，让这些人实在是心有不甘。 清末西学东渐，学科体系整个地换了。即使从国外学成回来的海归，主要还是想进入政界做官，但毕竟出现了专门做学问教书的学界。民国时期，由于学界中人饭碗稳定，收入不错，大学教授，每月的工资，跟政府的部长也差不多。所以，学界中人也比较地让人尊重了。漫说教授走在大街上，警察毕恭毕敬，连闹运动学生上街，警察也得客客气气。 民国的北洋时期，教授日子过的最滋润，可以天天下馆子，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嘴里。一年省下来的薪水，就可以买套四合院。家里有佣人、门房，出门还有专用的黄包车。当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简任级的官员了，但由于政府的工资经常拖欠，于是就跑到学校兼职，日子也开始滋润，买了四合院。国民党时期，由于战乱，教授的日子难过了一点，但大体也过得去。学界的人，即使小人物，在社会上也都有地位。自我感觉，也很牛。见了当官的，眼睛翘到上面，只看天。 在今天，学界还在，而且比当年更为发达。但是，不知怎么，学者却贱了很多。尽管，跟建筑工地的民工相比，学者的自我感觉还算不错，但见了官员，却不知不觉矮了半头。官员级别越高，矮的就越多。很多在学界地位很高，拥有众多官方头衔和社会兼职的大学者，穷其一生，似乎就是给官方的政策做解释。今天官方说要向东，他说向东太对了，完全符合科学理念。明天官方又说要向西了，他接着说向西挺好，符合世界潮流。能把政府的政策，用所谓的学术语言加以包装的都是高手，如果能把这些政策，上升为符合某个西方理论所谓的“新理论”，则是高手中的高手。 这样的学术高手，也有地位，但这样的地位都是凭借官方的认可来的。如果他的文章，或者政策建议，能够得到某个大官的批示，那他所在的单位，都会引以为荣的。见过这样的教授，与人吃饭，每每要提及他的什么报告，被某某副总理批示过，言毕，得意洋洋。做了教授，一定要争取在学校里弄个官当，哪怕是副处长，也身价高了不少。只要官家有令，有人肯出钱，让学者们上电视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涨价有理，收费有功，都没有任何问题。即使把煤说成是白的，钱足够，也没问题。 当今的学界，在民众眼里，已经很贱了。学界贱，学者当然也贱。但是，身在其中的我，却不想自轻自贱。不贱的唯一办法，就是说实话。上课说实话，写文章也说实话。今后只要活着，一直这样说，遭人烦，遭人厌，遭人恨，都说。没法子，生就这副骨头，这辈子，就这样了。 张鸣 2013年8月4日 |
来源: 财经网 | 来源日期：2013-8-6 | |
| 最近有媒体报道，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当选班长后在“施政纲领”中表示：“我当选时的心情既激动又惭愧，激动的是我学习并不出众成绩一般，也被当选为班长；惭愧的是我有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同学们如此的信任”，并发誓“一定做好全班带头人”。如果发生在成人世界，我们会为他的“谦虚”和“有担当”鼓掌，但这名十岁左右的小学生的‘老气横秋”和“官腔”让不少成年人“瞠目”，社会应当给未成年人“宽容”，因为小学生在说“何德何能”时未必知道“何德何能”所隐喻的“官腔”，遑论“官场文化”。那么，校园里的“官场文化”从哪里来？ 首先来自社会，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官场文化”，君不见每年有百万大军赶赴考公务员的考场？君不见“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职业排名”中公务员居首政府官员居次？似乎中国文化中先天就有“求仕”的思想，古人云“学而优则仕”，反正学习好就是为了将来考公务员，在中小学校园里“学而优则当各种长”似乎倒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社会的“官场文化”无所不在，即便是在婚礼上也是“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过年时孝敬领导比走亲访友来的重要，电视上的宫廷剧此起彼伏，成了小孩子们无法逃避的娱乐，连曾经“无才即是德”的女性都玩起了“宫廷斗争”，本来应该“天真无邪”的中小学生沾染了“官场文化”倒不足以怪。 有些家庭也存在“亚官场文化”，“狼爸”、“虎妈”们的教育方式得到了一些家长的“认同”和“实践”，“狼爸”、“虎妈”们是家里的“绝对权威”，连“打法”都有标准，而且打法花样繁多，由于有“狼爸”把孩子打进了名校，狼爸的“棍棒教育”得到了有些家长的追捧，家长有什么权力棒打子女？家长有什么权力为子女制定“法律”并“执行”呢？没有潜在的“家庭亚官场文化”的作祟，狼爸们会这么做吗？虽然家长无意把“官场文化”带入家庭，但当官员父亲用自己的专车送孩子上学，用公费带孩子出去吃饭、旅游时，孩子能不受影响吗？能不觉得“官大通天”吗？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凡事听父母的是天经地义，在关于孩子的事情上很少与孩子商量，平常对孩子说话时总是用命令语气，长期以往，家长的“权威地位”是建立了，可这又何尝不是“官场文化”的代入？ 我们的部分老师也是“官场文化”的“践行者”，有些老师仅仅因为某某学生家长是政府官员就让他（她）坐在教室的前排，有些老师许诺学生成绩好就当班长、组长，有些老师因为是学校领导就可以无故旷课随意让学生自习，层出不穷的校园暴力事件就是“校园官场文化”的极端体现。 我们的学生既是“求学者”，又是校园的“主人”，他们也是“有正当权利的个体”，老师不是他们的领导，各种“长们”也不是他们的领导，他们只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官场文化”进入校园是社会的悲哀，只会扼杀孩子们的活泼可爱的天性，让孩子过早“成人化”，我们希望校园里少一些“专制暴力”的老师，少一些“官腔十足”的学生，多一些新鲜活泼的空气，为孩子的未来，为中国的未来。 |
来源: 红网 | 来源日期：2012年11月11日 | |
|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就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中国人这里，开会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里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在密室里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人中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人的圣人教导是密切相关的。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自己的心智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 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杜绝了中国人在信仰与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谓的智，其实就是诈骗术。谁拥有高明的诈骗术，就是拥有大智慧。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偶像级人物——诸葛亮其实欺诈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字“孔明”，本来与孔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孔明”似乎也与孔家攀上了亲缘关系。 在关于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欺诈成功的故事。《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比如“空城计”、“草船借箭”、“八卦阵”、“七擒七纵”、“欲擒故纵”等等，都是用来迷惑他人，制造虚假的本领与高超的骗术。鲁迅论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这种偶像中，许多中国人无意之间都成为骗术高超的骗子，令人防不胜防。然而，这种近乎妖的智慧人物，虽然活着的时候号称智慧顶级人物，但是，其结果却是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政治、军事上没有可当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黄皓弄权，使蜀国迅速衰败。说明这种诈骗术也只是一项小术，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与真相的能力，可是，诸葛亮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智慧。 现在，广州客村的丽影广场上，由公安设定的广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间断地广播骗术，还是赶不上新骗术的层出不穷，每天都还是有不少人要上当受骗。被骗的中国人从来得不到别人的同情，相反，人们却很佩服与羡慕那些高明的骗术，竟然是这样富有智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时间精力都花在如何制假造假，创新新骗术上了。从政府造假到民间江湖骗术，几乎都基于同一欺诈原理与骗术偶像。欺诈有时有效，但是，也很有限，人对可以欺诈人，却不可以欺诈大自然与社会的自然权利。弄虚作假可以对付一时的检查之效，但是环境的污染，社会治理的混乱，政府的腐败是不可能真正掩盖得了的。一个社会捂盖子的技术再高超，最后也还是要露陷。就像中国无数的政府部门都在造假数据，但是，中国人的天空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及社会腐败问题仍然是存在，仍然是要作用于每个中国人一样，生活不是高超的魔术，而是非常真实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你骗术高明一时看不到就不存在，也不会因为骗术高明让眼见为实就真的存在着。科学才是探求真相与真理的王道。靠耍花招与计谋的所谓智慧，最后骗得了人，却骗不了天与地，骗不了神的慧眼。 |
来源: 作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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