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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镇西：我的阅读史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4-30 11:07
标题: 李镇西：我的阅读史
李镇西：我的阅读史


（说明：七月在海门参加新教育年会，听了两位老师讲她们的阅读史，很有感触。我对铁皮鼓说，我也写一篇《我的阅读史》，让你点评。今天，我开始写了。这篇文章将会很长很长，我慢慢写吧！大家要有阅读的耐心，当然更要有等待的耐心哦！）

毛泽东的文字是我的启蒙读物。
我是1965年秋天读小学的，半年后等我真正能够识字读书的时候，“文革”已经爆发。因此，我最早的读物应该是《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老三篇》之类。
我估计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什么叫“天天读”，可“天天读”则是我少年时代每天的必修课。所谓“天天读”，就是天天读毛主席的语录、诗词、文章――这样的“天天读”一度取代了小学所有的课程。大家想想，在一个人记忆力最强的少年时代，成天读的背的记的都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在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又是一套，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之类的语段――一个八九岁的娃娃，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政策和策略”什么叫做“官僚资本主义”，可硬是把这些话全部背了下来。以至此刻当我随意打下这两段毛主席语录的时候，完全凭的是我四十多年前的记忆！但我自信，我即兴想起的这些语录，如果去查对一下毛泽东的原文话，肯定是不会有一点差错的。这是一种怎样的滑稽？
不仅仅是语录，还有整篇整篇的背诵。九十年代中期，一次我听读小学的女儿在背诵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我马上接着背诵：“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我女儿大惊失色：“爸爸，你怎么也能背诵？”我说：“三十年前爸爸天天读的就是它！”其实，我还想给女儿炫耀我会背诵“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纪念白求恩》的开头）还有“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愚公移山》的开头）
这就是我的阅读启蒙。说起来，起点倒是很高――一开始就是政治家的政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可是这些政论这些“真理”对于一个本来需要童话需要诗歌的少年来说，是幸还是不幸？
所以，1978年我上大学之后，面对那么优美的唐诗宋词却几乎一无所知，曾经很心痛地对同学说：“如果能够把握脑子里装的毛主席语录全兑换成唐诗宋词，多好！”
当然，也不能完全说我少年的阅读都是“不幸”的，因为那个年代也不是绝对没有诗歌。那时，我读的唯一的诗歌，就是《毛泽东诗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些已经融入我血液的句子，当年是怎样的激动了我一颗少年的心？色彩缤纷，意象（当然，那时候我还不懂“意象”这个词）瑰丽，音韵铿锵，激情澎湃，气势如虹。我是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文字比敬爱的毛主席的这些光辉诗句更美丽更迷人更能拨动我的心弦更能让我热血燃烧？
也许我有着热爱阅读的天性――我一直认为我的阅读兴趣是天生的，渐渐地，《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老三篇》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阅读欲望了，于是我自觉找来《毛泽东选集》通读――那是1967年至1969年期间，我的小学中段，虽然多数理论我依然读不懂，还有不少字我也不认识，但我居然还是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包括注释。为什么我对《毛泽东选集》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因为抛开那些难懂的理论（比如《实践论》《矛盾论》），毛主席著作让我第一次感受了中国革命史是那样的波澜壮阔！“井冈山”“淮海战役”“杜聿明”“李仙洲”“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中的这些语短，构成了我少年时期对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初步印象，也激发了我日后――直到现在――对历史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史的浓厚兴趣。
少年时代的阅读，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应该说，直到现在我的文字或隐或显有着毛泽东的烙印。“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样的悲壮，这样的豪迈，不是现在还在我的文章中出现吗？“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样的一唱三叹，这样的气势磅礴，不是在我的文字中也“似曾相识”吗？（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这样说要有点高攀老毛了，呵呵！）
在读毛泽东的同时，还有一种“地下阅读”。所谓“地下阅读”指的是有别于学校课堂上公开读背毛主席诗文的另一种“回家以后的阅读”。我父母都是搞教育的，妈妈是小学教师，爸爸曾做过小学教师，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因此我的家长期在学校。尽管“文革”以来“破四”烧毁了不少书籍，但无论在我家还是邻居叔叔阿姨家（也是教师）都或多或少还有一些“禁书”。于是，在朗读“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的同时，回到家里，我的眼前便展开了另一片阅读风景。
我读的第一本书应该是《高玉宝》，那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书是从哪里来的我现在记不清了，能够记得的是这本书是繁体字印刷的，竖排。因此我看得很慢很慢，而且很投入。高玉宝妈妈死去的情节我永远不会忘记――怀孕的高玉宝妈妈被王大棒子和日本鬼子踢打导致早产，刚生下高玉宝弟弟后，还躺在床上，王大棒子和日本鬼子又来“查瘟”，一脚踢坏门框，大门砸向高玉宝妈妈，可怜的妈妈连话都没有说一句就死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读到这里，一直流泪的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高玉宝苦难的童年，让我当时真诚的觉得，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多么幸福！其实，在我读《高玉宝》的日子里，学校已经听课，我母亲正在被忠于毛主席的工宣队迫害――因教室里出现了“反标”（给现在的年轻人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反标”即“反动标语”的简称，特指攻击毛泽东、林彪的标语），母亲成了“反革命分子”，每天她都被工宣队批斗。有一天晚上我还亲眼看到母亲被毒打。现在看来，无论如何那时的我，都谈不上什么“幸福”，但是，当时我和书中的高玉宝比，还是觉得自己幸福，因为高玉宝的妈妈不幸死了，而我的妈妈还在。
在那一时期，学校基本不上课，上课也是搞“大批判”“忆苦思甜”、跳“忠字舞”之类。现在和以后的中国人一定很难明白，我们的民族曾经集体地如此发疯，而只有毛泽东（当然，还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是清醒的，他说：“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课堂上既然除了毛主席语录之外，我读不到什么，那就只有读一些“禁书”了。说起“禁书”，现在看来也难以理解，那么革命，那么红色，甚至有的还是那么“左”的书籍，居然会被宣布为“禁书”！
我当时读的《红岩》是邻居张阿姨家的，没有封面，开头几页也没有了。但我读得惊心动魄，那是我第一次阅读关于共产党人事迹的书，幼小的心灵的确被震憾了。在敬佩的同时，我甚至还有些害怕。晚上睡觉闭上眼睛，就是渣滓洞的阴森、白公馆的恐怖，还有老虎凳、电刑椅、烙铁等等。很长一段时间，晚上睡觉我不要妈妈关灯。除了害怕，还有焦虑：我是在担心如果以后我遇到那种情况，我能不能那么坚强，能否忍受那些酷刑？我知道我肯定不能的，我实在是害怕，怕疼，怕死。可是，这样我不就会成为叛徒吗？我越想越觉得可怕，也觉得自己可耻！进而自卑：我为什么不能像江姐们那样勇敢坚强呢？但不管怎样，江雪琴、许云峰、成岗、刘思扬、孙明霞，当然还有小萝卜头……这些形象的确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子，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坚毅、气节等品质可以说融进了我的血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后来的人生。我刚才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我还给我班的学生全文朗诵小说《红岩》。八十年代中期，听说重庆红岩渣滓洞烈士陵园在修建烈士群雕的消息后，我发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捡拾废品，然后卖了换成钱，全部捐给了红岩烈士陵园。记得我去寄这笔捐款的时候，我在汇款单上的署名是“献给先烈的五十三颗爱心和童心”。两年后，学生毕业了，我带着他们到重庆旅游，第一站便是渣滓洞。站在我们曾参与捐款建造的烈士群雕前，我们非常自豪地和先烈们合影。又过了二十年，我应重庆二十九中的邀请前去讲学，校领导陪我在朝天门码头散步，我说：“这是当年江姐接头的地方！”可见《红岩》是怎样的深入了我的骨髓！虽然我至今都还没有加入江雪琴、许云峰的政党，而且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我现在有了更成熟的认识，甚至有许多百感交集的喟叹――渣滓洞监狱的墙上，至今还留着烈士们的笔迹：“为民主自由而战！”可是，烈士们为之献出的生命的理想，今天实现了多少？然而，暂且抛开特定的意识形态不说，也暂时别想我们今天是否远离了江姐们的追求（我甚至有过猜想：如果许云峰没有牺牲，活到今天，他究竟更应该是魏巍，还是李锐？），红岩志士们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永远让我肃然起敬，且热泪盈眶。
还有《欧阳海之歌》也曾让我入迷，因为这部小说，欧阳海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远远比雷锋高大；还有《烈火金刚》，史更新痛打猪头小队长让我开心解气，肖飞买药更是扣人心弦（若干年后，我也给学生全文朗读《烈火金刚》）；还有《林海雪原》，不但杨子荣、高飞等侦察员的大智大勇让我目瞪口呆，而且冰天雪地、茫茫森林的神奇让我有一种憧憬和向往；还有《草原烽火》《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红旗飘飘》……这些书陪伴着我度过了小学时代，也成了我的“正统”思想的源头和“文学”爱好的起点。
那年头，外国文学我基本上没有接触。之所以说“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是因为我也读过一本苏联小说，那就是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关于我和这本书的关系，九年前我曾写过专门的追忆文字，这里摘引部分――
我第一次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在街头的连环画书摊上，当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说“读”小学三年级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那时正是“文革”高潮，在学校我们除了读“老三篇”之外，早就无书可“读”了。正是在我渴望读书却又无书可读的时代，残存于街头书摊的“封资修”读物满足了我的精神需求。于是，保尔·柯察金走进了我的心灵。
现在想起来，最初吸引我的当然仅仅是情节。在钓鱼的小河边，保尔一拳把苏哈里科打进水里的潇洒，使我忍不住和冬尼娅一起为他喝彩；还有他在寂静的大街上不顾一切救出水兵朱赫来的行为，使我的身上也涌起了一股正义的激情。当然，我得说实话，吸引我的还有冬尼娅——不是后来在筑路工地上那个贵族太太冬尼娅，而是天真纯洁活泼热情的少女冬尼娅。就是在书摊上，我偷偷地撕了一页连环画藏在身上，回到家里后又拿出来欣赏：在静静的小河边，头发蓬乱的保尔在聚精会神地钓鱼，而在他身后的树丛中，身着水兵服的冬尼娅捧着一本书，可眼睛却在凝视着保尔。我小时候喜欢画画，这一页连环画，不知被我临摹过多少次，直到后来我下乡插队，它都还被我当做书签夹在我喜爱的书中。
真正第一次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文原著，是小学快毕业时，我在一位亲戚的家里，读到了繁体字竖排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在这本书的扉页，我第一次看到了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肖像，那双坚毅而略含忧郁的眼睛注视着远方。我对保尔的理解似乎比原来要“深刻”一些了。他和战友们一天向敌人发起17次冲锋的场面，激起了我对英雄主义战斗生活的向往；他卧病在床双目失明之后却以笔为武器，向着人生的厄运发起新的冲锋，使我明白了什么是“特殊材料铸造的人”；当然，还有他和冬尼娅的初恋，也在我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心湖上撩起了微妙的涟漪……
再后来，我读大学时，在旧书摊上用非常低廉的价钱买了一本没有封面但内容完整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传》。书也是竖排本，是1950年初出版的。令我高兴的是，书中有不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老照片”，其中，最“老”的一张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四岁时的照片：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瞪着一双非常天真的大眼睛，怎么也看不出来这个男孩几十年后会成为无数青年的“榜样”。
我对这本像文物一样的书十分珍爱，特地用上等牛皮纸为它做了一个封面，并用自以为得意的仿宋字在封面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书名：《奥斯特洛夫斯基传》。
参加工作后，我又买了新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写的《永恒的爱》。在买这些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仅仅是在买书，甚至根本不是为了阅读而买——比如新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几乎没有认真地通读过。我之所以要买这些书，主要是出于一种很难描述清楚的“保尔·柯察金情结”。每当捧起这本书，我就捧起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直到现在，我也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其中的一些片断，比如，“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又比如，“青春胜利了。伤寒没有夺走保尔的生命。保尔已经是第四次跨过死亡的门槛，又回到了人间”。至于那段关于生命意义的话，我更是倒背如流。
还必须说明一下，上面所说那些“禁书”，好多我都是在街上小人书（就是“连环画”）摊上看的。现在想起来也怪，一些小说，本来明明是“禁书”，却居然通过“连环画”公开摆在街头摊点，“毒害”像我这样的少年――我花一分钱就可以看一本。而这些一分钱两分钱，都是我通过打酱油打醋而“贪污”起来的――妈妈要我去打一毛钱的酱油，我却只买九分钱的，那一分钱自然进入了我的“小金库”，成了我读小人书的“资本”。这个秘密妈妈至今不知道，她一直还以为他的儿子从小诚实得很呢！
进入初中了，我的文化水平虽然远没有达到小学毕业，但那时也不看成绩，小升初更没有“升学考试”一说，无所谓。何况，更多的同龄人比我还糟糕，我好歹还看过一些“禁书”。初中的课程不是毛主席语录了，稍微有些正规了，比如有语文，有数学，还有“工基”（“工业基础知识”的简称，含化学、物理等学科知识）和“农基”（“农业基础知识”的简称，含生物等学科知识）。那时候的语文教材，也没有什么好文章，大多是大批判和忆苦思甜的文章，实在对我没多大吸引力。我又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找“禁书”。记得假期在亲戚家玩儿，偶然看到一本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虽然已经破旧不堪，但我依然如饥似渴地捧读了起来。夏明翰的《就义诗》、陈辉的《为祖国而歌》、叶挺的《囚歌》、蔡梦慰的《黑牢诗篇》……一首首一行行浸透着烈士鲜血的诗，把我的心引向悲壮与崇高。这些诗句和我以前读过的红色书籍相呼应，共同构筑了我心中的共产主义者的伟岸形象。而且，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写“诗”了。这些“诗”，无非就是用极为幼稚笨拙的语句，抒发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祖国”呀，“民族”呀，“阶级”呀，“斗争”呀，“理想”啊，“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呀，“英特纳雄奈尔”呀……都是我“宏大诗篇”的常用语。
但那时候，能找到的红色“禁书”已经读得差不多了，失去了精神支撑，我一下感到了空虚和茫然。
后来林彪事件发生了，我当然不知道中国高层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还是能够感到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闪闪的红星》《沸腾的群山》《站起来的奴隶》等一些新书开始出版。这为我干涸的心灵注入了甘泉。记得《闪闪的红星》我是在一个下午开始读的，很快就被吸引，然后熬了一个通宵，一气呵成读完，虽然头昏脑胀，但更多的是心中的愉悦乃至浑身的舒畅。潘冬子的形象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特别是他烈火中杀死胡汉山的壮举，忘我难以忘怀。我算了算，潘冬子杀死胡汉山的时候，年龄和我当时差不多，可是如果换了我，我无论如何是下不了手的。自卑产生崇敬――潘冬子简直成了我心中的神！
魏巍的作品也解禁了。我买来他的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一遍一遍地读。我最喜欢的还不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而是里面的另一篇散文《依依惜别的深情》。我还全文抄写了他的长篇散文《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这个手抄本，我至今还保存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林彪事件后，一批中国古典小说――主要是毛泽东肯定的《红楼梦》《西游记》等重新出版。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候我没有看到《红楼梦》，但我却读到了《西游记》，这是我读的第一本中国古代小说。孙悟空大闹天宫、高老庄收八戒、八戒大战流沙河、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这些情节让我如痴如醉。我不只一次产生幻想，如果我也能像孙悟空那样就好了，想怎样就怎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再后来，“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我在课堂上半懂不懂地读了一些孔老二的东西，什么“克己复礼”“仁者爱人”之类，然后按老师要求写大批判文章。这算是我第一次接触《论语》吧，就和孔夫子干上啦！
进入高中，遇到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来这应该是高级干部的事，但那会儿，毛主席的话都是对全国人民的要求，包括我们这些中学生。于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些我根本看不懂的书，也在老师的要求读了起来。虽然脑子里装了不少国际共运的名词，但对这些著作的内容依然一窍不通。不过，后来我对国产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兴趣，可能源于这些“阅读”。
我的阶级斗争觉悟飞速提高。有一件事想起来特别惭愧，但我还是得如实记载下来。有一次上课，我偶然发现班上一个女生在偷偷读什么书，出于学习委员真诚的责任心，课后我悄悄来到她的课桌前“侦察”，从她的课桌下，我拖出一本就小说，封面写着四个字“青春之歌”，我匆匆翻了翻，看到一段余永泽和林道静的爱情描写，我的心跳加快了，呼吸急促起来，我马上断定，这是一本黄色小说！我把书放回了原处，但我把这件事报告了班主任老师。后来的结果是，这个女生几天里脸色都很难看，我估计班主任找她谈过；班主任在班上不点名地狠狠批评了个别同学看“有毒小说”，说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要我们“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要“善于辨别香花和毒草”云云。今天这些听来很滑稽的话，当时我觉得老师说得真好！我不认为我的告密（俗称“打小报告”）有什么错，相反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正义的事，甚至是在挽救正在堕落的“革命战友”－－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神圣”地毒化着我的心灵。
后来又遇到“评《水浒》”。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时候毛泽东的只言片语都可能成为全国大规模运动的号角。年迈的毛泽东已经不能亲自阅读了，便请人来到床前给他读书，读到《水浒》，毛泽东说：“一部《水浒》，好就好在投降……”这些话一听就知道绝对不是严肃正经的指示，但那年月，这几个字就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圣经”或者说“圣旨”。对我来说，毛主席的这些伟大指示，让我接触了《水浒》，我也是一口气读完《水浒》，感觉比前几年读《西游记》还过瘾，真的是酣畅淋漓。不过，因为当时的“舆论导向”是批投降派宋江，所以,我也鹦鹉学舌地写了不少批宋江的诗――实际上是蛮不讲理地大骂宋江，但我的所谓“诗”颇受语文老师好评，也赢得了不少同学敬佩的目光。经语文老师的推荐，我这些分行的口号“发表”在学校油印的大批判刊物上。真对不住宋江！
高中时代，我对时事（那时候叫“国家大事”）特别关心。我甚至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个学生在没有任何人动员的情况下，居然自费订阅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让同学们感到不可思议，也让老师们对我刮目相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会觉得我那时真的“有病”且“病”得不轻呢！尽管当时的报纸上充斥的都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些概念现在要给年轻人解释清楚也挺费尽的），还有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成人读物”，可我居然就那么兴趣盎然的读着。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敬仰报上所宣传的黄帅、张铁生等“反潮流”的“英雄”，每每自卑：我怎么就没有他们那么敏锐的阶级斗争嗅觉呢？
我其实也热爱科学，那时候重新出版了《十万个为什么》，我一度读得如痴如醉。不但读，而且还想办法动手把书中的知识变成手中的实验。记得读了半导体收音机的有关知识，我便琢磨如何自己安装一台收音机，简直着魔了――为了买到电子元件，我居然和几个同样爱好装收音机的同学在晚上步行了36公里到县城。正是这样的痴迷，所以我那时的数理化功课也学得很好。后来考上大学后，我那教物理班主任张老师还惊讶我居然考中文系而不是物理系。
大概是1975年开始，一些刊物出版了，比如上海《朝霞》《学习与批判》，还有北京的《北京文艺》，再后来《人民文学》《诗刊》也复刊了，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这些杂志。我迷上诗歌――读诗和写诗。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贺敬之的诗集，我反复朗读，读得热血沸腾。《放声歌唱》《雷锋之歌》《回答今日的世界》《桂林山水歌》《十年颂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不但读，我还抄。至今我还保存着好几大本三十多年前抄的贺敬之的诗――那是我青春的激情！当然不只是贺敬之，还有张永枚的《西沙之战》、徐刚的《潮满大江》、李瑛的《从澜沧江畔寄北京》……也让我为之倾倒，为之激动，为之荡气回肠，为之三个月不知肉味！
说到诗歌，不能不提到《理想之歌》――写到这里，少年时代烂熟于心却已沉睡多年的诗句已经滑到嘴边：“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有人知道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年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后来知道，主要执笔者为高红十）的这首长诗。1975年秋天到1976年春夏，随着“批邓反右”（对不起，又写了一个现在年轻人搞不懂的“文革”概念）的兴起，这首几年前的政治抒情诗在被修改之后，被“四人帮”的宣传机器反复宣扬。一时间，这首诗风靡全国，不断地在收音机和高音喇叭里被激情朗诵，那豪迈的诗句不断地撞击着我的耳膜。有一天晚上，我步行近三十公里回家，在夜幕下的公路上，还能听到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的收音机里传出的激越男女声朗诵：“啊，不可战胜的幼芽，在火红的年代诞生！……”这首诗沿袭还是贺敬之（再往前追溯我想应该是马雅科夫斯基）的风格：阶梯排行、宏大抒情、气势如虹。在一遍又一遍地朗诵中我的文风也受其影响，在我的作文中，也打上了深深的“贺敬之”的烙印――不，还不只是烙印，而是直接写出了许多山寨版的“贺敬之诗”或者“理想之歌”。直到现在，我的行文有时候还有着《理想之歌》那种不容置疑、舍我其谁的霸气和高屋建瓴、一泻千里的豪迈。
高中阶段，结合一个又一个的大批判运动，我写下了许多被老师称作“战地诗篇”的文字。我在班上成了著名“诗人”，乃至在全校都有些影响。毕业前夕，正是“批邓反右”的高潮，上面提倡“红卫兵上讲台”，语文老师便叫我走上讲台，给同学们讲了一个星期的“是个写作”。现在想起来，都脸红。
在《理想之歌》的鼓噪中，我高中毕业，被迫“自愿”――直到现在，我们时不时都还要做许多被迫“自愿”的事，真是“中国特色”――插队落户来到了乡下农场。在我的行李中，除了必需的日用品，还有一大摞书。
农场在岷江畔的河石滩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河石滩改造成飘香果园。白天挖坑、填土，累得浑身都要散架了，晚上我依然在灯下阅读。可以说，我是整个农场唯一爱好读书的人。那时候，谁也不会预见将来会有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一天。也就是说，我当时的读书，绝对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纯粹就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行为惯性，甚至是一种生理本能。
当时读的书也非常有限，虽然“四人帮”已经粉碎，但极“左”的一套照旧统治着国家，所以我的阅读依然“文革”阅读的延伸。小说有当时出版的知识青年题材小说《鼓角相闻》《征途》等等，我特别有印象的是张抗抗《分界线》，这是我第一次读张抗抗的小说。还有一些散文，比如曹靖华的散文集《飞花集》让我爱不释手。我特别痴迷的还有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如果说，在诗歌方面，我的偶像是贺敬之；那么，在小说方面，我的偶像便是浩然了。不光是他的小说，还有他的写的散文，我也很喜欢。直到现在，我的书房里还保留着三十多年前我读过的浩然散文集《情满大地》。
在乡下，我读的不光是文学，还有政治和历史方面的书籍。虽然这些书多半还带着文革的极“左”色彩，但那时候除了这些书，我还能读什么呢？“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求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此国家出版了大量马列原著以及相关的辅导读物。对马列原著我读不懂，但读相关的辅导读物，却兴趣盎然，因为里面有许多历史，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因此对国际共运史特别感兴趣。现在已经记不清我读过的具体的书了，但共产主义者同盟、倍倍尔、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巴黎公社、“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可能飞得比鹰高”、布列斯特条约……这些短语充斥着我的脑袋。我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叠泛黄的小册子，那是六十年代中共中央著名的“九评”：《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光读，还有貌似庄严实则幼稚且没有结果的思考――认真地思考国际共产主义的命运和中国的现状。我俨然成了一个少年共产主义者。
我一直订阅《人民文学》《诗刊》《文学评论》。1977年秋天，我在《人民文学》第11期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心中受到的震撼难以用语言形容。我从《班主任》中，读到了自己――那个被极“左”路线纯化而毒化的谢惠敏就是我啊！当时我是坐在江堤上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的，心中激起的潮水和着眼前江水汹涌地奔流着。我想到了自己的精神经历，对过去的“自豪”不寒而栗，自以为是正义在手真理在胸，其实我已经不知不觉把灵魂交给了道貌岸然的恶魔。这可能是我隐隐约约的觉醒。
不久，也就是1977年冬天，国家恢复高考。我完全没有系统复习的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复习，反正就糊里糊涂地进了考场。面对语文、政治和史地试卷，我可以说是风卷残云，不费吹灰之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说实话，这不能说我有多么聪明，更不能说我有多么渊博的知识，只能说（的确也是）试题太简单了！然而，面对这么简单的题，相当多的考生依然做不起，还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有考生解释“先验论”为“李先念的言论”（四川话里，“验”和“念”同一发音，“先验论”读成“先念论”），解释“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学大寨”。相比之下，我能够成为整个农场唯一考上的大学生，不能不得益于我平时多少还读了一些书。
在农场知青们眼中，我算是“有学问”的人――高考前我曾没信心报考，许多知青是这样劝我的：“如果我读了你这么多书，肯定要去考！”“没问题，你这么有学问，绝对考上！”但是，当我跨进四川师范学院（现在的四川师范大学）的大门，置身于同学特别是老三届的同学之中，我才感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简直就是文盲。
刚进大学，中国正处于“两年徘徊”时期，改革开放还没有拉开序幕。我和同学们怀着“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样才对得起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真诚愿望，开始了发奋读书。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读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我们真的很勤奋。课堂认真听讲不说了，课后大家在寝室里多半也是在读书。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是奔进图书馆在自习室的空座上扔一本书，干什么？占位置啊！然后再去散步。
那时的中国已经大变革的前夜，所以那时候上课也很有意思：昨天的文艺理论课还在批判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今天的报上已经看到周扬平反的消息了；昨天中共党史课还在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今天的广播里已经响起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声音。在这大背景下，许多以前的“禁书”纷纷开放，这里所说的“禁书”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红色小说，还有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肯定过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呀巴尔扎克呀雨果呀狄更斯呀等人的作品。
这些作家我过去几乎闻所未闻，所以我说我是“文盲”一点都不夸张。不不，也有些夸张。我进大学后在第一次期末考试中，“中共党史”这门课考了96分，全班第一名――我过去热衷于政治读物，包括国际共运得书籍，算是派上了一点点用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但这个分数以及给我带来的“荣誉”，除了那几天让同学们惊叹我“记性好”之外，很快被人忘记。我所在的寝室是混合寝室，七个同学来自不同的班。其中有两个是来自大班（当时我们这个年级因为学生年龄悬殊太大，学校将学生按年龄分为大小班）的“老三届”，已经三十多岁，是文革前毕业的。晚上息了灯聊天，听他们谈起文学，我简直插不上话。记得有一次他们说《昭明文选》，我怎么也听不懂，竟然认真而天真地问：“这本书是哪个写的？”引来善意的哄笑。笑声中，我真的是自卑到了极点。
文艺开始解冻，一些中外名著陆续重新出版，这引发了人们的购书狂潮。我记得学校那时有一个小书店，一次因为出售外国小说，小小的营业窗口竟然被同学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也是很早便去排队，排了很久，挤出一身臭汗，才购得一本《茶花女》。
我不知道该什么词来形容我当时的阅读状态――也许是“贪婪”，也许是“饕餮”――对，应该说是“饕餮”。总之，我真的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如同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简直就是“穷凶极恶”地阅读我所能得到的所有书籍――从《安娜?卡列尼那》《复活》《双城记》《红与黑》《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十八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到《诗经》《离骚》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等中国古代作家作品，还有古代白话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三言二拍》《古今奇观》《儒林外史》，以及先秦散文《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战国策》，一直到“鲁郭茅巴老曹”……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那真叫“恶补”，补得个昏天黑地！
说几个关于那几年读书的记忆――
有一次上了现代文学，提到《青春之歌》，我自然想到了几年前高中时以为该书是“黄色读物”而“告密”的事。课后，我去图书馆借《青春之歌》。当图书管理员老师从藏书间给我找出来的时候，面对柜台前许多借书的同学扬起那本书大声问：“刚才哪个同学要借的《青春之歌》？”我竟然不敢大声回答：“是我要借的。”因为周围有我的同学，我是在怕人家笑我：“你连《青春之歌》都没有看过？”我当时没有出声，直到人少的时候，我才把那本书拿到了手。
还有一次也是去图书馆借书，管理员问我书名，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是借《家》，只是用手中的笔指点着借书卡上的书名登记。因为我旁边站着许多同学，我实在怕他们笑我：“哼！居然连巴金的《家》都没读过！”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古典诗词，借来《唐诗三百首》一遍又一遍地朗诵，背诵，还和寝室里的同龄人（当然不敢找“老三届”）比赛谁背得快背得多。最后当然是我赢了。因为我花了很长时间把三百首诗全部手抄了一遍！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还有苏东坡、柳咏等人的词，我不但背诵，还模仿写。竟然还写了不少“古诗词”，有模有样的。我研究格律词牌，写了许多所谓的“律诗”“绝句”。这种爱好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乐山一中，后来看到我岳父写的古体诗词，我简直无地自容，从此洗手不干啦！
有一年在家度暑假，每天早晨我都到家后面的一座小山上（这是我所在的古城区中的一座小山）看书，山顶有一座古亭，还有范成大的遗迹。在这空旷落寞的山顶古亭，我读了《斯巴达克斯》《悲惨世界》以及茨威格的许多小说。尤其是《悲惨世界》，让我心潮激荡，为芳汀和珂赛特的遭遇长吁短叹，更为冉?阿让高贵灵魂而感动不已。正是从那时起，我就特别喜欢雨果的著作了：《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笑面人》《海上劳工》。参加工作后，我多次给学生朗读《悲惨世界》，冉阿让使我的历届学生心灵激荡。当然，这是后话。
除了中外经典，还有当时的小说――后来被称为“新时期文学”的小说，也是我特别关注的。我本来在乡下就订了《人民文学》，到了大学继续订阅。除了《人民文学》，还有刚刚创刊的《十月》《当代》以及各个省的文学月刊和大型文学刊物，如《作品》呀《青春》呀《钟山》呀《清明》呀等等。《伤痕》《枫》《乔厂长上任记》《剪辑错了的故事》《爱，是不能忘记的》《大墙下的白玉兰》《在小河那边》《我该怎么办？》《人啊，人！》……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展示和控诉刚刚过去的民族劫难，而是以文学的方式揭示人性是如何丧失的，引导人们思考如何避免民族悲剧的重演。应该说，我对现代迷信的怀疑是从文学开始的。
当时读过的一本书值得一提，就是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这是一本特殊的作品集，作者都是1957年的“右派”，如王蒙、刘宾雁、公刘、张贤亮等，作品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本报内部消息》等。这些作家大多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少年即受革命影响或直接参加了革命，作为青春热血的一代文学新人，对新中国的清晨充满理想，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鼓舞下，以主人翁的热情和身份携着他们积极干预现实的处女作走上文坛。但是在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中又饱受批判和迫害，直至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才获得平反。当时我读到这本书，怎么也看不出里面作品是反党反社会的“毒草”（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那简直还“左”得很呢）。我对王蒙和刘宾雁的关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王蒙发表了《风筝飘带》《布礼》《《蝴蝶》《买买提处长的故事》《说客盈门》《春之声》……都让我着迷，我从此成了“王蒙迷”。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读到了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那种清新那份纯洁，简直让我几乎流下泪来。
直到现在我都还给学生提及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在《十月》杂志上读到的。小说写“文革”中一对青年恋人，后来两个参加了不同的派别。小伙子的父亲是共产党高级将领，姑娘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两个人经历很多感情波折，最后不得不分手。文革结束后，他们在泰山偶然相遇到。女主人公南珊说了一段话非常好：“人在自己一生的各个阶段中，是有各种各样的内容的。它们能形成完全不同的幸福，价值都是同样的珍贵和巨大。幼年时父母的慈爱，童年时好奇心的满足，少年时荣誉心的树立，青年时爱情的热恋，壮年时奋斗的激情，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受到晚辈敬重的尊严，以及暮年时回顾全部人生毫无悔恨与羞愧的那种安详而满意的心情，这一切，构成了人生全部可能的幸福。它们都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欢乐，都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珍贵的回忆。”这段话当时就给我深刻的印象并且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所以我给我历届学生都读过这段话。
还有一篇不起眼的短篇小说也应该记在这里。好像是1979年暑假，家在自贡的一个同学给我写信（那时候打电话还非常奢侈），向我推荐他刚刚读到的《工人日报》上发表的张洁的小说《谁生活得更美好》，他在信中说：“你一定要找来读，小说中有一个人非常像你。”我找到这篇小说，读了之后的确被一种清纯和透明感动了。小说通过叙述公共汽车上的故事，写了三个人――善良和充满灵慧的售票员姑娘、纯真而有些幼稚的施亚男和“高贵”而十分虚荣的吴欢。我那同学说，我就是作品中的施亚男。参加工作后，我多次给我的学生朗诵这篇小说，最近的一次就是三个月前。
我对外国诗歌也充满浓厚的兴趣，普希金、拜伦、雪莱、泰戈尔……他们的诗我是背了又背，抄了又抄。在阅读背诵甚至仿写古典诗词和外国诗歌的同时，我当然依然保持着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热爱。《诗刊》是我高中最后一年复刊的，我从复刊第一期便开始订阅。上大学后又订阅了《星星》。“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前夕，由华国锋主席题写书名的《天安门诗抄》公开出版，轰动一时，我当然也是最热心的读者。和小说相呼应，那时候的诗也成了催醒人们走出现代迷信的号角。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让我激动不已，也愤慨不已。这可能是新中国第一首反腐败的政治抒情诗。一时间，这首诗传遍全国。
张志新事迹披露以后，整个中国又一次掀起了诗的高潮。多年以后的2000年6月，我曾在《面对张志新同志的遗像》中有这样的追忆――
在1979年，当张志新的名字出现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种媒体之中时，整个中国震惊了！无数双善良的眼睛面对张志新美丽的眸子流下了泪水……一时间，人们用泪水写下的诗歌传诵在中国大地：“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对准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野心取代了良心，兽性代替了人性，权力枪毙了法律，暴政绞杀了自由……”（熊光炯：《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面，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中共辽宁省委作出决定：追授张志新同志为“革命烈士”。
1979年新版的《辞海》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
中国的1979年被称为“思想解放年”。
那一年，我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当我第一次读到张志新的事迹时，思想上所受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大地在我脚下旋转，世界在我的眼中失去了色彩。许多从少年时期便铭刻在脑子里的某些“神圣”的形象和“庄严”的字词开始变得虚伪而荒诞起来。经过了几个彻夜未眠的心灵痛苦之后，我写了一首题为《我和亚瑟》的短诗，表达了我对现代迷信的永远的决裂。
张志新，是引领我走出现代迷信的思想启蒙者。
独立思考，是我从张志新那儿继承的精神遗产。
从那以后，我就抱定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真理，我决不能再迷信任何东西，不管它披上多么神圣的外衣！
与此同时，“朦胧诗”开始崛起。北岛、舒婷、芒克、顾城、梁小斌、徐敬亚……取代贺敬之们成了我新的偶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些句子简直就是我所想也想说，却无法说得这么朴素而优美，简洁而深邃！
我本来考的是师范学院中文系，但是，整个四年大学期间，我阅读得更多的是“中文”，而不是“师范”。那时候，也有教育学、心理学的课程，但一来教材陈旧，二来老师讲的也不好，于是我纯粹就应付。所以包括后来对我影响很大的苏霍姆林斯基，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我喜欢的只是文学。
1982年1月，大学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我的外国文学考了93分，再次名列全班第一。这个分数，为我的大学生活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刚参加工作，踏上中学语文讲坛，虽然是老师了，但还没有完全摆脱“文学青年”的“气质”。尽管因为年龄较小、长相幼稚、想法天真，我在大学往往被同学们看作“那个小娃儿”，但在学生面前，我俨然博学。
我的阅读爱好当然传染给了我的学生，我把感染过我打动过我的作品，都尽可能介绍给我的学生，甚至在课堂为他们朗诵。这是一种“强势”，现在看来的确不好，与我后来的所追求的“引领与尊重”显然相悖，但当时我自以为有一种责任感，要把最优秀的作品推给我的学生。我给学生全文朗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青春万岁》，利用语文课和中午休息的时间，花了一个学期才读完。第二学期，读的是《红岩》。后来还有《烈火金刚》《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
我一直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共和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人文学术氛围极为宽松的时代。我继续迷恋着小说。王蒙的《活动变形人》《名医梁有志传奇》《冬天的话题》、刘心武《立体交叉桥》《钟鼓楼》、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红高粱》、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王安忆的《小城之恋》，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都在我的视野中。还有两部“过时”的作品，也让我和我的学生特别喜欢：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和钱钟书的《围城》。
遗憾的是，我对当代国外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渐渐失去了关注，除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寥寥几部小说，直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再读二十世纪的外国小说和诗歌。这是我的一个“阅读盲区”。
继续接着说当代中国小说的阅读。在所有小说家中，王蒙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读过他所有的小说。他遣词造句堪称天才，机智俏皮得令人防不胜防，妙趣横生得让我捧腹喷饭，排山倒海的气势，恣肆汪洋的排比，匪夷所思的比喻，让我感到汉语在王蒙手中简直随心所欲，撒豆成兵！应该说，他的语言风格深深地影响了我，虽然我的文字韵味远不及他万分之一。
八十年代还是共和国历史上报告文学的巅峰时代，刘宾雁、苏晓康、理由、陈祖芬、赵瑜、钱钢、靳大鹰、刘亚洲……真的是群星璀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我读到的第一部灾难作品，读得惊心动魄。我把这篇报告文学给学生全文朗读，在沉重得有些压抑的课堂气氛中，学生们和我却很自然地进入了队生命和自然的思考。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实》，让我看到了“另类”志愿军英雄――曾为战俘，但对祖国的爱让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回到大陆，却被“祖国”视为“变节者”而受尽迫害二十多年，但他们依然对祖国忠诚不改痴心不变。这篇报告文学我依然给学生们全文朗读了，同样激起强烈反响。不久，作者靳大鹰来到我们学校，我和学生们和他座谈。对这部作品的阅读以及和作者的交流，将学生们对爱国的思考引向了深入。
几乎陪伴我整个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刘宾雁和苏晓康。也许我可以这样断定，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影响了八十年代的无数读者。刘宾雁的《艰难的起飞》《三十七层楼上的中国》《人血不是胭脂》《正是龙腾虎跃时》《第二种忠诚》……每一部都引起轰动，当然也引起争议。其实，他也写过不少歌颂性的作品，如写张海迪的《向命运挑战》，写朱伯儒的《因为我爱》《全凭这颗心》，写优秀大学生徐攀的《美在攀登》……这些作品，我同样给学生朗读。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报告文学是《未完成的埋葬》。苏晓康的作品充满思辨色彩，《自由备忘录》《洪荒启示录》《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乌托邦祭》等作品，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种深沉的思考。这些作品我都同时介绍给了学生，有的甚至就是直接给学生全文朗读，比如《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我在读这篇报告文学之前，先读了作家冰心题为《我请求》的文字：“请求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这题目使我专心致志地一直看下去，看到我泪如雨下！真是写得太好了，太好了！……这篇《神圣忧思录》广闻博采，字字沉痛，可以介绍给读者的句子，真是抄不胜抄。对于这一件有关于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的“报告”文章，我还是请广大读者们自己仔细地去考虑、思索。”
那时我读过之后给学生朗读的，还有一些中篇小说和纪实作品，比如毕淑敏的《送你一条红地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新兵连》，刘亚洲的《魔鬼导演的战争》，梁晓声的《从复旦到北影》和《京华闻见录》等等。
读了《傅雷家书》之后，我马上给学生推荐――直到现在，这本书我依然给学生推荐。在我看来，《傅雷家书》是一部关于人生、关于艺术、充满人格魅力和文化意蕴的大书。《傅雷家书》虽然是父子之间的通信，但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信”。当时，儿子远在国外，父亲既关注儿子艺术事业的发展，更关心儿子做人境界的长进。因此，在这些家书中，傅雷谈音乐，谈文学，谈美术，谈中国文化，谈西洋文明，谈人格修养，谈意志磨炼……我曾经给学生朗读《傅雷家书》的片段，因领学生进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人文世界：有贝多芬、肖邦不朽的旋律，有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永恒的声音，有李白、苏东坡恣肆的意象，有丹纳、罗素闪光的哲理，有孔子、王国维精辟的思想，还有中国汉代石刻古朴的线条和巴黎卢浮宫迷人的色彩……而照亮这一切的，是一轮闪耀着人格光芒的太阳：高尚的情操，纯正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
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本来我读大学之前，时代就把马列著作“强加”给了我，所以我多少还有些基础。参加工作后，我是主动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可能和我当时正在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关。我这个人是很认真的，我既然要加入一个政党，当然应该从理论上弄清这个政党的指导思想。我除了重读《共产党宣言》之外，还读了《反杜林论》（没有全部读懂）和《资本论》（基本上没读懂所以没有读完），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读懂了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深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中革命变革的实质，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中两大阵营根本对立的原理，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依照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除了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我还读了一本厚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虽然后来我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读这些书对我不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马克思主义，我对西方哲学也产生了兴趣，杂七杂八读过不少流派的书，什么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啊，尼采的权力意志主义啊，生命哲学和伯格森主义啊等等。这些书读得都不精，大多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但是，我对存在主义却读得非常仔细和认真。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读萨特（《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读书笔记。
    那时候的学术真的是活跃，各种人文学术著作精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我读得最多的是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著作。写到这里，我起身看了看书橱上珍藏了二十多年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一些著作，这都是我当年读过的，里面的勾画批注已经褪色，我的记忆依然鲜亮。它们是：《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人的发现》《激动人心的年代》《语言学与现代科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人的现代化》《昨天今天明天》《艺术魅力的探询》《儒家文化的困境》《悲壮的衰落》《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人的创世纪》《上帝怎样掷骰子》《人心中的历史》《人的哲学》等等。
受当时学术界的“文化热”的影响，我读了李泽厚大量的文字，《美的历程》不用说了，还有他大量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史的文章。还有刘再复，一本《性格组合论》让我边读边勾画圈点，最后面目全非。还有柏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不但进入了我的心灵，而且还进入了我的课堂。
我重读鲁迅。“鲁迅”这个名字也是少年时代被特定时代“强加”给我的，鲁迅在我小时候的心中，是“痛打落水狗”的形象。现在我已经是成人了，而且是教师，还自以为是知识分子，不能不用自己的眼光读读鲁迅。我买了一套八卷本的《鲁迅文集》，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近两年）通读了一遍，读出了先生的深刻，也读出了他的孤独。我感到鲁迅就在我的身边，评论着我每天所见到的中国的现实。在读鲁迅的同时，我还读了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朱正的《鲁迅传略》和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这是我第一次读钱理群老师的著作。
很难说上面的那些杂乱斑驳的阅读对我的教育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或者对我的课堂设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但这些阅读让我的思想一下子丰富起来，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或者说看这个世界，看周围的人，多了一双眼睛。正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这些著作的观点我不一定都能理解，或者即使理解了也不一定都赞同，但这些著作不仅开阔了我的思想视野，更主要的是，它们让我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名知识分子！’从那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尽管我也许一辈子都只是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但这不妨碍我在三尺讲台上通过语文教育传播人类文化精华，以行使一个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神圣使命。”
说到“语文教师”，我还得谈谈我的专业阅读。通过一本《著名语文特级教师评介》，我知道了一些教改名家：于漪、钱梦龙、陈钟梁、宁鸿彬、欧阳黛娜、洪镇涛、蔡澄清、陈日亮、魏书生……那时候，我还订阅了好多种中学语文教学杂志：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上海的《语文学习》、山西的《语文教学通讯》、陕西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等。我不但对每期杂志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认真读，还做了大量的资料索引卡片，以方便我备课查找。读得多了，联系自己的课堂教学也有有了许多共鸣和思考，于是我也试着把这些共鸣和思考写下来，投寄给这些杂志，渐渐地成了这些杂志的作者，直到现在。从读者到作者，这也是我最得意的一点。
还有一位我身边的语文老师对我的阅读影响很大――他就是我的岳父万鲁君先生。我分到乐山一中时，曾和他同一教研组。他年轻时读大学学的是法律，但同时精于文史哲，诸子百家烂熟于心，数理化、生物、英语、医学等都有所涉猎。他渊博的学识，让我看到了阅读所赋予的人格魅力！他的藏书很少，远远不及我的多。但他的学问全部装在他的肚子里！而且他的学问我一辈子都赶不上――我肚子里没什么学问，只好把学问都堆在书橱里。但是，我愿意向他学习。退休后，他也手不释卷，给我以感染，让我情不自禁有一种必须不停读书学习的紧迫感。
关于教育专业阅读，我当然要提到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一本《陶行知教育文选》，被我翻得破旧不堪，尽管读的只是“文选”，但我的心已经被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击中”了。关于苏霍姆林斯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读了我能够找到的这位教育家的所有著作。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许多文章中有详尽的回忆与说明，这里从略。但我还是要强调的是，陶行知所倡导的民主教育以及苏霍姆林斯基思想中的人性光辉，直到现在都还照耀着我的教育实践。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直接指导了我的教育教学，比如“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智力背景”、“课堂上的研究性学习”“发现孩子独一无二的禀赋进而给孩子以自信自尊”、“人的智慧是从指尖开始的”……当然不只是读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还有洛克、布鲁纳、卢梭、裴斯泰洛奇、马卡连科、巴班斯基、布鲁姆……而且还读了包括弗洛伊德、桑代克、荣格等人在内的不少教育心理学著作，我同样受益匪浅，但陶苏二位在我心中占据的突出位置无人替代。
不光是我给学生推荐书，我的学生也给我推荐书，因此我也读了不少学生喜欢读的书，比如琼瑶小说。当琼瑶小说风靡校园的时候，媒体贬斥比较多。但在学生的影响下，我先后读了琼瑶的《窗外》、《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在水一方》、《月朦胧 ，鸟朦胧》、《雁儿在林梢》等小说。我对琼瑶小说的评价远比各主流媒体的评价高。她的小说有一种古典文学的氛围，唐诗宋词的意境，很美。而且，琼瑶的小说也并不都是“软绵绵”的，《烟雨蒙蒙》就很历史的厚度、思想的深度和精神的硬度。我特别喜欢。但不知为什么，中学生（当然远不仅仅是中学生，还包括成人）当时就特别痴迷（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武侠小说，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也曾在学生的鼓动下捧起过金庸，但实在读不进去，只好放下。
八十年代，我还读了相当多的关于评价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之魂》《文人毛泽东》《青年毛泽东》《晚年毛泽东》《毛泽东的秘书们》《毛泽东生活实录》《毛泽东家世》《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传统下的毛泽东》……我读这些书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少年时代对“大救星”的狂热崇拜，有的是理智的审视。这些都是大陆公开出版的著作，绝对没有半点“丑化”企图，但我还是从许多细节中了解到了更加全面而真实的作为“人”的毛泽东。
对了，我差点还忘记了一个人的名字――我怎么能够忘记她呢？――龙应台！她1985年出版的《野火集》，大概是1988年在大陆出版。我很快买到，并一口气读完。心灵受到的震动难以言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幼稚园大学》……她抨击台湾的文字，简直也是为大陆而写。从细节处洞察社会，一针见血；于常态中抨击时弊，掷地有声。未必有多么深刻，但绝对犀利。她的文字和文风影响了我，甚至也影响了二十年后我的女儿――女儿大学时写的有些时评文字就颇有龙应台的力度。后来，我一直给学生推荐龙应台：“她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注意，我没有说“最优秀的女作家”，也没有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她就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
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的主旋律中，中国迎来了九十年代。
刚好我从乐山调到了成都，暂时单身一个，正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但国家的学术井喷戛然而止。昨天还洛阳纸贵的著作著作，今天成了禁书。一时竟然无书可读。学者们有的流亡，有的沉默，只有何新在喧嚣。我读了他的著作《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和一些文章，俨然整个中国只有他清醒，但其言论并新意，文风也似曾相识，我哑然失笑――何新之有？
林默涵和魏巍主编的《中流》横空出世，我自费订阅，成了它忠实的读者，每期的每篇文章都不放过。我并不同意《中流》上大多数文章的观点：否定“市场经济”，反对“三个代表”……但我觉得看看不同观点的文章总归比只听一种声音强。不过，读着《中流》上许多“气壮山河”的文字，我找到了少年时代在“文革”中读“两报一刊”社论和“四人帮”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的感觉。遗憾的是，十年后它被强令停刊。我至今它的被迫停刊鸣不平――捍卫每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是社会的进步，否则是历史的倒退。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了，我校每个党员都发了一套――连同以前出版的第一二卷。可是，我看到我办公室的党员老师都将《邓小平文选》放在书架上，根本不读。我觉得怪可惜的，便请某党员老师借给我看。该党员莫名惊诧：“你对这个感兴趣？送给你吧！”其慷慨之情，竟然让我有了几分感动。于是，正如少年时我通读《毛泽东选集》一样，中年时，我又通读了《邓小平文选》。
几年前我针对学生的青春期心理进行了一些有效的辅导，积累了一些和学生的往来书信。我决定根据这些素材写一本书信体的心理教育专著。因此，我又开始读一些通俗的教育心理学的普及性著作，如《人格心理学导论》《中学生心理学》《中学生趣味心理学》《中学生心理与教育》《青春期常识读本》《性格与人生》《认识自身的力量》等等。边读边写笔记，同时给中学生写建议，这就是我的第一本教育著作《青春期悄悄话――给中学生的100封信》的由来。
有一段时间，因为要讲《林黛玉进贾府》，我假期里备课时，把《红楼梦》又细细读了一遍，做了一些读书笔记，进行了一些肤浅的研究，并写了一组随笔式的小论文，内容涉及人物形象、诗词韵文、典故引语、宗教哲学等等。不过，说实话，我一直认为《红楼梦》是一座采掘不尽的学术矿山，却不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因此我对它的评价，一直没有达到“公认”的高度。
我重新读了我书架上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同时，第一次完整地通读了《论语》、《孟子》和《庄子》――大学时只读了这些经典的选读本；还有一项令我骄傲的阅读是，我居然通读了司马迁的《史记》。还读了一些与我的班主任工作和课堂教学没有直接联系的书，如《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我试图从更深远的中外教育发展史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来思考教育。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和叶圣陶的著作。我以前只是“语录”式地接触过这两位教育家的一些观点；而现在，我相对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陶行知文集》和《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说实话，我的阅读远远谈不上是精读，而还只是浮光掠影地浏览，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两位教育家博大精深而又富于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所打动了。联系我以前读过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不禁感叹：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思想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现实实在是太贴近了！他们所言所论，就仿佛是针对今天中国教育的弊端而发出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一些教改新“观念”，早在几十年前或更早，就在这几位教育家的著作中有相当精彩而通俗的论述。
对文学的兴趣依然没有减弱，但我很少读小说，更不读诗歌了，我主要关注随笔杂文。我读了李锐、于光远、邵燕祥等人的大量文字，这批老共产党人身上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精神，让我敬佩不已。
特别要说说邵燕祥。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我最初知道“邵燕祥”这个名字，是从80年代《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他的杂文开始的：《“娘打儿子”论》《觉慧会不会变成高老太爷》《论“七八年再来一次”》《历史的遗憾和遗憾的历史》《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仅仅看这些杂文的题目，我们就会感受到邵燕祥那属于自己祖国的一颗滚烫而沉重的心。我同意孙郁《百年苦梦》中对邵燕祥的评价：“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本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为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冬走来，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叙说着冬天的故事。”我甚至认为，邵燕祥近20年来所发表的一篇篇杂文，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尚未泯灭的良知。
但九十年代，邵燕祥让我惊心动魄的文字是他的新著《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如果说，邵燕祥的其他杂文，主要是向社会弊端投出的匕首的话，那么，这本书中作者则把解剖刀对准了自己的灵魂。在“文革”结束20年后，作者将自己在共和国最黑暗岁月写下的文字辑录下来，作为献给历史的一座特殊形式的“‘文革’耻辱碑”。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文字呢？比起我读到邵燕祥的其它文字，本书毫无文采可言，却比其它文字更震撼我的心灵。作者在序言中写道：“在我，无论违心的表态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犯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辞，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纪录。在我，这是可耻的十年。也许可以说，直到今天面对这可耻的纪录，我才真正触及了灵魂。”当许多人有意无意淡忘或回避那段历史的时候，邵燕祥却一次次用历史伤痕提醒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许多人提到“文革”便大谈自己如何受迫害或如何“不屈抗争”的时候，邵燕祥却用自己的“可耻的灵魂”对我们民族的昨天进行着深刻的反思。
我同样把邵燕祥的一些文字作为语文补充教材推荐给学生，我还写下一篇随笔发表在《成都晚报》（好像是），题目就是《向邵燕祥同志致敬！》。我这样写道――
在新中国霞光满天的清晨，他曾唱出一首首真诚的恋歌；在共和国阴霾密布的季节，他曾写出一篇篇违心的文字；十年浩劫中，面对“红色恐怖”的灭顶之灾，他一次又一次用写赞美诗的笔鞭挞自己的心灵，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挣扎；当我们的民族从恶梦中醒来，他又开始了对极左路线、对自己人生、对社会痼疾的冷峻而犀利的思考与剖析。
从牧歌的玫瑰到杂文的投枪，从诗人到战士，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真诚的抒情还是深刻的反思，一直不变的是对祖国真诚的爱！
――是的，我说的正是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鲁迅式杂文家”的邵燕祥同志。
此外，杨东平、徐友渔、鄢烈山、钱理群、摩罗、余杰……那一时期都在我关注的视野之内。谢泳研究储安平和《观察》杂志以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文章著作如《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李辉有关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的传记文字如《风雨中的雕像》，都引起了我浓厚的阅读兴趣。
余秋雨刚刚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和《文明的碎片》便引起了我的注意。读惯了过去单纯“借景抒情”的杨朔式或刘白羽式的歌颂性散文，余秋雨散文在当时的确让人耳目一新。他的笔，饱蘸着对中国文化、人类文明的赤诚热血，把自己穿超历史和时代的深层次的文化愁绪和文明忧思，通过凝重而又洗练，从容而又奔放的语言倾泻出来，深深地拨动读者的心弦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我马上想到了中学语教学。中学语文教育应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在训练学生语言能力的过程中，塑造其健全人格，丰富其思想感情，发展其创造思维，培养其科学精神。整个语文教育应当充满着一种对“人”本身的关注————浓烈的人情、真正的人道、崇高的人格、纯朴的人性、丰富的人生……而秋雨散文正是试图通过对富于文化意味的现象或景观的考察去探寻它们所深藏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人格。于是我选了一些余秋雨散文（比如《老屋窗口》《三十年的重量》《华语情结》等）进入我的语文课堂。记得1995年我教高三课文《念奴娇 大江东去》的时候，我把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印发给学生一起学习。尽管十多年后，他的一些言行引让我很不舒服很难理解，但我至今不否认他散文应有的价值。
当然，也读了少量小说，比如《废都》《白鹿原》――我对后者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这部小说必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还有王朔的小说我也读了不少，他是我的同龄人。读他的作品，能够从字里面读出只有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才能意会到的味道。
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让我流泪。同为教师，我和小说中的山区小学的民办教师们的境况简直是天渊之别，我甚至感到惭愧。这篇小说直到现在都还是我语文课的补充教材――这段时间的语文课上，我刚好正在给学生朗读。1994年的一次语文课上，我给成都玉林中学高95届一班的学生朗读《凤凰琴》，读到中途，我哽咽了，就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的一刻，我怕学生看到自己的失态，便赶紧走出了教室。一两分钟之后，等我平息了情绪，擦干眼泪，重新走进教室，看到不少同学都趴在桌上抽泣，抬着头的同学也都泪流满面……
我还读了一些学生给我推荐的小说，比如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韩寒的《三重门》等等。我还真读进去了。韩寒的文字非常机智，不乏刻薄，我当然不同意他的所有看法，但他有的观点的确能够引起我的共鸣。
我更多的还不是文学类阅读而是思想类阅读。我读《顾准选集》，心灵再次受到震撼。这位曾为新中国的建立而付出青春的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位真正的思考者，被自己参与建立的政权投进大牢后，却在黑暗中孤独而顽强地继续思考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他的真知灼见，直接影响到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他真的是“拆下肋骨当火把”，照耀着后来人探索的道路。
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让我拍案叫绝――关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种族历史……居然可以写得这么通俗有趣，这么跌宕起伏，这么引人入胜！我不但给我的学生推荐，而且几乎逢人便推荐：“你一定要读林达！”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书架上还有着林达的书，包括去年买的《如彗星划过夜空》。
这里还得特别提到李泽厚。沉寂几年后，九十年代中期，他的著作突然又在大陆出版：《走我自己的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现代思想史》等等。好几年前，除了《美的历程》我更多的是读他的文章。这次我比较系统地读了我能买到的他的全部著作。
这些阅读不但赋予我独立思考的信念，而且让我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俯瞰教育。我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仅仅当作“教书的”，特别是作为语文教师，我更是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当作文章学、修辞学、语言学、考试学的分析家甚至只是教材与教参的熟练操作者，而首先是文明的传播者、思想的启迪者、人生的导航者。这些阅读对语文教学并非没有关联，相反它能直接让语文课变得丰满而更有深度。比如《城市季风》会使我从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学语文教材中老舍、郁达夫、夏衍、巴金乃至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作品；《东方诗魂——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使我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涉江》中体现出来的屈原个性和屈原精神；而《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则让我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情绪蕴含和人生哲理……
2000年9月，我来到了苏州大学校园，师从朱永新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的专业名称很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哲学方向”。阔别大学校园十八年后，又成了大学生，坐进教室，真是亲切而又尴尬。
这是我阅读的又一个高峰期。过去我就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著，那都是自学，这次是在导师――首先是朱永新，此外还有任平、崔绪治、王金福、李兰芬等教授――的指导下，我再次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重新系统全面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导师们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哲学前沿”，主要是讲当代西方哲学。这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新的学术窗口。
我由此读了不少政治学、教育学、哲学等方面的理论书，包括以前多少读过并没有真正认真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也读了诸如现代、后现代的书，“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维特根斯坦”、“罗蒂”、“库恩”、“波普尔”等人的名字从我口中说出来也毫不拗口结巴而是非常流畅了。
我的专业方向是“教育哲学”，这就让我不得不在阅读的同时认真思考：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在那段时间困扰我很久。阅读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哲学著作，使我越来越认为，现在人们不喜欢哲学，恐怕不能完全怪人们太实际而不爱理论，而还要从“哲学”本身找原因，应该反思哲学的存在形式或者说哲学体现方式。在古代，“一切尽在哲学中”，认为哲学是真理体系的化身，哲学成了所有学问的集大成者。到了近代，“一切不在哲学中”，各学科争相“闹独立”，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包括教育学、伦理学、美学等等。到了当代，“哲学在一切中”，哲学没有自己独特的领域，而又渗透在一切领域之中，把一切领域中的根本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后现代哲学不承认哲学，认为哲学是笛卡尔式的，是柏拉图式的，先一般后个别。这种哲学具有先验意义，必须重新打倒、消解。
我对时髦的“后现代哲学”进行了肤浅的阅读和研究――在这之前，我对此基本上不熟悉。后现代哲学虽然以消解哲学为己任，但有人认为这是“别一种形式”的哲学。后现代哲学隐藏了几个观点：如对本文的崇拜，反对对本文的分析（特别是福柯、德里达）；差异观、平等观等都体现了它的形而上学，这同样是在构造一种思维方式；打倒了单一的主体性，消解理性。而我们的时代进入了无底板、无规范、差异化、多元化的哲学时代。如果说农业时代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时代是人与机器的关系，那么后工业时代是人与人的关系，即多极主体之间的关系。　　
阅读并思考这些观点，我会很自然想到我所熟悉的教育和课堂。仔细研究当时方兴未艾的新课程改革，就会发现，新课改的许多基本观点，是源于后现代哲学。
在苏州大学校园，我对解释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解释学本身并不是统一的理论学说，而是一门学科。围绕“理解”这个研究对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解释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学理论，因而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学派别——如施莱尔马赫（认识论解释学）、狄尔泰（认识论解释学）、海德格尔（本体论解释学）、迦达默尔（本体论解释学）、罗蒂（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等等。作为语文教师，我深感解释学对阅读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解释学不同理论的学习研究，我们可以批判吸收各种解释学理论的合理思想，逐步形成科学的解释学观念，以指导我们的阅读教学。科学的解释学对阅读不但有着认识论的意义——即帮助我们认识“阅读”的规律和特点，而且也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即为我们提供尽可能科学的阅读方法。当时，我曾写下一篇长长的读书笔记《阅读教学的解释学思考》。
2001年夏天，我和波普尔交上了朋友：先是读《波普尔传》，进而读波普尔的《研究的逻辑》、《猜想与反驳》、《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
波普尔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之一。要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波普尔博大精深的思想，是我力不能及的。这主要不是受制于我的语言概括能力，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得不承认，以我有限的学识，对波普尔的著作我并没有完全读懂。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被我能够理解到的他的一些思想所打动。我认为，在他全部理论的体系中，最富有思想穿透力和生命震撼力的，是他的批判精神。他以卓越的创造精神，对“什么是科学”、“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知识增长的方法和过程”等问题作出了自己全新的回答，并推翻了许多人心目中从来都“理当如此”的“常识”。
波普尔提出：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而只能被经验所证伪，即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事实只能证明一个理论是假，却不能证明一个理论是真。因此，科学的划界标准只能是可证伪性：一切命题凡是能够被经验证伪的，就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我的理解，在波普的理论中，“证伪”这个概念有着特定的含义――“证伪”之“伪”不是“假”的意思，而是“不完善”、“有缺陷”、“有待超越”、“有待发展”等含义。由此波普尔得出结论：科学的进步在于不断地批判旧的理论，大胆地猜测新的理论，不断去除错误理论中的错误。由于科学理论总是有可能被证伪的，这样的循环往复就是无限的，因而对科学理论的批判是无止境的，所以科学的发展也是无止境的。
波普尔的思想让我信服。的确，所有不能被证伪的理论都是非科学或伪科学。在当年作为作业上交的一则读书笔记中，我这样写道――
科学理论的特征恰恰是不能无条件地“自圆其说”或“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一旦被发现其缺陷――即被“证伪”，便获得了向前发展的生命力。就自然科学而言，从伽里略理论到牛顿理论再到爱因斯坦理论，就是物理学理论不断被证伪因而也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就社会科学而言，从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首先在一国成功”的理论被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一国成功”的实践所突破，到再被毛泽东“革命可以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取得成功”的实践所超越一直到被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所发展……这一次次被“证伪”的过程，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伟大生命力所在。相反，任何宣称“万能”标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不许怀疑拒绝批判的“学说”、“理论”、“终极真理”都是非科学，比如“法轮功”之类。波普尔提倡科学家应该具有四种科学精神：一是敢于犯错误的精神，二是批判的精神，三是否定或革命的精神，四是创新的精神。是的，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批判，不断地否定，不断地创新――这也是我特别推崇的科学精神。
我毕竟是一名教育者，因此我当然花了更多的时间相对比较系统地读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哲学史》《西方教育思想史》，我特别读了除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科、杜威等人之外我还不太熟悉的国外教育家的著作：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爱尔维修的《论人的智理能力和教育》，康德的《论教育》，卢梭的《爱弥尔》，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福禄倍尔的《人的教育》，第斯多惠的《德国教师培养指南》，斯宾塞的《教育论》，爱伦·凯的《儿童的世纪》，克伯屈（这个名字真难记！直到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我还错写为“屈伯克”）的《教学方法原理》，罗素的〈教育与美好生活》，布鲁纳的《教育过程》，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阿莫纳什维利的《学校无分数教育三部曲》……说实话，读这些书并不那么轻松，但几乎每本书都能给我这样或那样的启发，有时候甚至仅仅是一个观点或一句话。比如爱伦·凯提倡使儿童接触导真正的生活，在各种方面遇到人生之真经验；儿童不仅需要了解蔷薇，还需要了解蔷薇上的刺。又如，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与训练不同，训练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递的活动。教育也不同于控制，控制已被控制者个性泯灭为代价。而人与人间通过教育而平等交往就是驱逐愚昧和塑造人格的最有利形式。人与人的交往应是“我”与“你”的关系，而这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他还认为，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
我把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确定为《民主与教育》，在朱永新老师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的著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学会生存》《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任平的《交往实践与主体际》，黄济的《教育哲学通论》，陈桂生的《“教育学视界”辨析》《教育原理》（第二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现代时》，林毓生的《中国人文的重建》，杜时忠的《人文教育论》，金生鈜的《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王宗耀和潘玉琼的《民主教育与时代反思》，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大卫·杰弗里·史密斯的《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马振清的《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许大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桑新民的《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许苏民的《人文精神论》，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刘军宁的《民主 共和 宪政》，丛日云的《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茅于轼的《公民教育和民主政治 》，石中英的《民主、知识与教育》，李慎之的《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
我在这一部分有点不厌其烦甚至是有些枯燥地罗列书目，绝没有炫耀的意思――实际上，作为一个博士生，读这些书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何况许多书我读了就忘，现在能够记得的也仅仅是书名而已；我之所以列出这些书目，我只是想记录一段阅读的历程，作为“我的阅读史”，没有这段记载肯定是不完整的。说实话，这些枯燥的书，博士毕业后我就很少读了。
博士毕业后到现在，时间的脚步渐渐走到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尽头。这六年多里，我除了有近两年时间在成都市教科所，其余时间都在学校。我又开始了自由阅读（相对来说，读博阅读不是那么“自由”，是课程的迫使）。
我的阅读越来越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历史著作，主要是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史和国际共运史，如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世纪晚钟――紫禁城里的最后改革》、袁南生的《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笑蜀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重读）、马立诚的《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等等；一是反映中国现代和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著作，包括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回忆录等等，比如瞿秋白的《瞿秋白写作生涯》、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万同林的《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老鬼的《母亲杨沫》、余英时的《重寻胡适的历程》、孙郁的《鲁迅与胡适》、陆建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丁东的《反思郭沫若》、李辉的《沧桑看云》、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郭小川的《郭小川1957年日记》、谢泳的《血色闻一多》、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等著作；一是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对此我得多说几句。
当今中国， 没有什么思想学说能够比自由主义更能引起人们真诚的追求、狂热的崇拜、无知的误解和理性的质疑的了。但“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包括许多拥护者和反对者在内的人恐怕都没有认真地了解过，包括我――在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就是毛泽东著名文章《反对自由主义》中所批评的那种“自由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之类。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对自由主义产生了兴趣，因而零碎地读过一些相关的书；但我从来没有相对系统地读过自由主义大师们的著作。尽管凭着一些感性的了解，我对自由主义有着情感的向往；但我承认，我对自由主义的了解往往是只言片语一知半解，因而是非常肤浅的。没有对自由主义大师们原著（至少是中译本）的直接阅读，简单地赞美和指责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严肃的。读博期间，开始接触自由主义学者的一些原著；博士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我又比较集中地阅读一批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于是对自由主义有了比过去更深入的了解――当然仍然谈不上理解乃至精通。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有一些感想，边读边抄边写，做了几万字的读书札记。印象中，我主要读了这些著作：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杜威的《新旧个人主义》、霍布斯的《利维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孟德鸠斯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素《西方哲学史》、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哈维尔的《哈维尔文集》、顾肃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王炎《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李慎之与何家栋的《中国的道路》、王元化的《思辨随笔》、秦晖的《问题与主义》、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徐友渔的《自由的言说》等等著作。
我时不时也读一些教育学著作，但读得不多了。最近几年读过大卫·杰弗里·史密斯的《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保罗·傅莱叶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马克斯·范梅南的《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和《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对最后一本书，我赞口不绝，逢人便推荐。记不清是05年还是06年，在铁皮鼓的推荐下，我读过科尔伯格的《道德教育的哲学》，还写下了万字长篇读书笔记，虽然我基本上不同意作者的观点（我得实话实说），不过这本书对于拓宽我对德育的思考还是不无裨益的。最近我又读了目前比较流行的《教学勇气――教师心灵漫步》，还是说实话，我是读懂了的，也同意书中的观点，但这本书句法比较别扭，甚至还有病句，当然，我估计是翻译者的水平所致。
我重读了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和青年校长的谈话》《帕夫雷什中学》，这些书上再次留下了我的笔记。逛了一大圈，又回到苏霍姆林斯基这里，还是觉得这位教育家和我的心贴得最近。
按道理说，我已经做了校长了，应该看一些管理方面的著作，但我的确很少读关于管理的书。彼得·诺斯豪斯的《领导学：理论与实践》我翻了翻，印象不深。倒是我的同龄人的著作让我颇有收获，如程红兵的《做一个书生校长》、李希贵的《学生第二》《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不少人给我推荐一些企业管理的书――这方面书很多很畅销，但我有一种不讲道理的排斥，我固执地认为，学校不是企业，教师不是工人，管理学校和教师应该按知识分子的特点来管理。
我阅读文学的时间显然大大减少了，但也还是读了一些文学作品。王蒙的“季节系列”和三卷本自传我读完了――我对王蒙的作品依然关注，但因为王蒙过于“机智”过于长袖善舞，也因为他在自传中的一些言论，我对他的敬意已经大大减弱。还读过几部长篇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有阎真的《沧浪之水》、王蒙的《青狐》、张平的《国家干部》、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最后一本是女儿给我推荐的，但我只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
对了，说到文学作品，这里我得谈谈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位作家是我以前不曾或至少是很少关注的。更多的是因为受某种时尚的影响，我开始关注了沈从文和张爱玲。沈从文的作品我读得并不多，但其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那意境，那语言，实在让我感到“迎面吹来凉爽的风”。
但对张爱玲，我很难有许多读者那么高的评价。《倾城之恋》《小团圆》《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她的确太有语言天赋了，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多姿多彩的精妙比喻，还有着流转自如的音韵节奏。有人说，张爱玲以其灵动飞扬的想象开创了一个美不胜收的语言世界。但我依然不喜欢张爱玲！道理很简单：我无法容忍国难当头，有一个女人能够从容而精致地抒发与整个民族格格不入的个人情感。就以很多人所赞赏的张爱玲的一篇“美文”《夜营的喇叭》为例。这篇文字不长，作者开头写道：“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的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最后作者写道：“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 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孤立地看这些文字，很美呀，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于1944年5月5日，敌伪《新中国报》以大块的文章欢呼日军在我国河南“大获全胜”，而在同一天的这张报纸上，就赫然刊登着张爱玲特为该报写的一篇散文，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夜营的喇叭》。一听到“皇军”的喇叭的调子，竟然那样的“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在这里，我无论如何没办法把文学和民族的灾难分开。她与胡兰成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的是，类似的文字和情感，在张爱玲作品中绝不是个别的――赞美皇军的喇叭声，就不止一次。不要给我说什么“别‘因人废言’”呀，什么“别‘因人废文’”呀，抱歉！对张爱玲，我做不到――
国难当头，你可以不发出激越的呐喊，你可以沉默，但你不可以公开歌颂侵略者！也许在现在一些“思想前卫”的人看来，张爱玲不过是写出了她的真实感受而已，是“说真话”而已，但我认为，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要太无耻；或者再退一步，人可以无耻――那是你的“自由”，但请不要宣扬无耻，而且用精美的语言宣扬龌龊的无耻！
正因为如此，我特别赞同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1995年写的一段评论：“一个社会，纵在异族和暴君统治之下，也不能无文艺，因此在敌人豢养之下的汉奸报刊崛起之后，另一种作家艺人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作家艺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一定要为凶残的异族统治者和无耻的本族汉奸所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顺民文学’、‘皇民文学’，写得好的，也颇能承继战前‘性灵文学’的技巧；写起男情女爱来，也颇能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息，一丝微笑……这种作品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小圈圈内，装模作样，惹人怜惜；山鸡野狐，终非上品———这就是张爱玲了。”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2005年10月巴金去世时我在纪念文章中的的一段话，请允许我再次大段引用――
我曾读到著名海外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巴金刻薄的评价，我当然不敢苟同。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读者，我没有夏志清那么渊博的学识，但我仍然有权利为巴金辩护。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作家过多地将精力集中在社会问题上，许多具有很高天赋和才华的作家之所以没有最终创作出一流的世界经典小说，则是因为他们过多地将自己的才情挥洒在社会事物上，小说的创作仅仅成为他们思想的传递方式或政治见解的宣传品。他说，“中国作家由于整日惦念的都是国家与社会问题，因此他们所求之于西方小说家的，主要还是知识上的同情与支持。他们对这些作家的思想和说教，拼命吸收，却很少去注意艺术上的技巧问题。”我认为，20世纪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苦难，夏志清坐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优雅心态是无法真正贴近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作家的心灵的！面对苦难的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呻吟的人民，面对残暴到极点的侵略者和独裁者以及奋起抵抗的弱小民众，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如果不“整日惦念的都是国家与社会的问题”，他会感到羞愧甚至可耻！和平时期读有些纯文学的文字，我们会感到生活的有趣或美好，但在三十年代民族危亡的时候，一些悠闲的文人置民族苦难与视而不见，通过娴熟优美的文字谈“喝茶”，谈“女人”，谈“幽默”！这样的文字放在今天我一样喜欢，但在当时，“文学”是有了，良心却没了！巴金多次否认过自己是作家，他说他不过是面对令人窒息的中国，写出了“我控诉”！他没有想过所谓“纯艺术上的技巧”，只是凭着知识分子的善良与正直写出了自己的见闻和心声，因此他便成了中国的良知！这一点，外国人或者某些华裔学者是否认可，无关紧要，关键是巴金因此而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敬意！
我读当代文学不能回避曹文轩。对于中国最近一二十年的小说，我同意这样一种评价：“有故事，没文学。”但我觉得曹文轩例外。的确，现在许多小说，作者太注重“一下子抓住读者”，可以编织惊心动魄的情节，却忽略了或者不屑于“文学”――美的情感，美的形象，美的景物……这一切当然都是通过美的语言来实现。曹文轩的小说我读的不多，《草房子》《青铜葵花》等几篇小说。但我实在是被征服了。无论是桑桑、凸鹤，还是纸月、细马，或者青铜、葵花……都是生活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但曹文轩正是通过描写这些平凡的人们美好的心灵，演绎出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谱写出一首首感人至深的人性的颂歌。直到现在，我一直都还给我的学生推荐曹文轩。
进入新世纪，我一直订阅《随笔》《炎黄春秋》《同舟共进》《老照片》《中流》（后来停刊了），每次都认真地读，每篇文章都不放过。透过字里行间，我能够感受到一些人物或事件的细节，甚至能够触摸到鲜活的历史灵魂。
我依然对历史充满浓厚的兴趣，读大量公开出版的或地下出版的纸质著作或网络书籍，让我了解到许多教科书没有的历史真相。比如，这几天，我一直在读沈志华的《中苏关系史纲》，这本书依据最新解密的档案（包括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档案资料），对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进行了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叙述。我因此明白了，许多过去历史教科书中“不容置疑”的“权威”说法其实离历史的真相还差得远呢！
我继续喜欢读杂文随笔和政论文章。李锐、龙应台、邵燕祥、鄢烈山、沙叶新、钱理群、资中筠、流沙河、黄一龙、杨东平、谢泳、傅国涌、卢跃刚、林治贤等人的文字，依然是我的“阅读最爱”。
还得提到吴非的文字。他的杂文，不但我读，我还给我学校的老师推荐。今年春节过后，我给我校每一位老师都发了吴非的两本杂文集《不跪着教书》和《前方是什么》。前不久我刚刚写了一篇短文《吴非的良知》：“吴非文字的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深刻――我不认为吴非有多么‘深刻’，他洞察人们浑然不觉的虚伪和道貌岸然的假相，所用的武器无非就是‘常识’。我曾在冉云飞博客上读到一句话：‘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胆识，比胆识更重要的是常识。’吴非的胆识就在于他敢于说出常识。今年二月，我在给程红兵的信中写道：‘我之所以现在到处推荐吴非，是因为他从许多司空见惯的‘常态’中揭露除了病态，他说得不过是常识，但在一个互相欺骗的社会，说出常识便是深刻，更是勇气。读他的文章，我好多时候感到惭愧，因为从中读到了我的庸俗和苟且。’”
近十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我还有大量的网络阅读，有些网站，比如“五柳村”、“博客中国”、“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以及一些境外网站是我几乎每天都要光顾的。在这些网站上，我读到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尖锐对立，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各种思潮暗流汹涌的较量，比如，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大家都看到了――贫富悬殊、腐败猖獗、环境恶化……有人主张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公共权力受到监督与制约；有人则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甚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多看一些不同观点，总是好事。何况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我读到了越来越多的大陆没有出版的书籍。有人物传记，表达对人物的不同评价；有历史纪实，展示历史的不同侧面。这些书，真真假假，鱼龙混珠，但总只听比一种声音好。不过，这些书现在都还是“禁书。
写到这里，我不禁笑了：我真正的阅读是从“禁书”开始的，现在依然在读“禁书”。如果要给这篇冗长的文字取个标题，最恰当的也许应该是：《从“禁书”到“禁书”》。

最后再罗嗦几句：
第一，这篇文章所提到的书籍，大多根据记忆和现在书房里的藏书。按现在大家比较认可的“专业成长阅读路径”衡量，我的阅读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读博期间例外），对其他老师缺乏指导意义。真的，这绝不是谦虚。
第二，作为教师，而且还是一个比较知名的教师，阅读的大多数书并非教育教学的书籍，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似乎是个遗憾。但我不认为教育教学书籍读得越多越好，毕竟教育首先是一种实践。
第三，如果用一个特级教师的标准衡量，我的阅读还有许多盲点，我怕这篇文字误导许多老师。但我认为，读书和实践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复杂，书读得多不一定书就教得好，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搞教育可以忽略尽可能广博的阅读。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尽可能”。
第四，给青年老师推荐优秀的教育著作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从来都不认为教师“必须”读什么才能成为优秀教师。包括我特别推崇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也不认为是非读不可的――不然，在他之前，难道人们就没有办法教书了吗？阅读其实非常个性化的，绝对因人而异。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处环境（包括时代）、志趣爱好、家庭背景、独特性格等等，都决定了他的阅读史是“唯一”的。不是没有共性，但更多的还是个性。
                                                2009年8月14日－9月6日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4-30 11:09
李镇西《骨干教师的成长》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5PGG07eUZMw/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4-30 11:09
一个语文特级教师的修炼之道
白金声
当了40年语文教师，翻看我的履历，荣誉不少：1986年，黑龙江省劳动模范；1993年，全国优秀教师；1995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奖；1996年，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1998年，哈尔滨市一级功勋教师；1999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面对这些荣誉，我感到惭愧，40年来，它逼着我在不断自我涅磐中去修炼。通过修炼，我收获了“教育人生”的幸福与快乐。下面结合我的经历，与广大青年教师谈谈修炼之道。
1﹒务本。
为师不识语文味，教尽经典也枉然。
顾名思义，语文教师是教语文的。语文姓“语”，语文课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课，而不是别的课。可是，我刚刚置身教坛的时候，对什么是语文，语文教学是干什么的，一无所知，结果是“月朦胧，鸟朦胧，语文教学越教越朦胧”。那时，常常跟着课文内容跑，课文说什么我就讲什么，误把教材内容当成课程内容。比如，课文讲松鼠，我就当动物老师；课文讲荷花，我就当植物老师；课文讲长城，我就当地理老师；课文讲武松，我就当历史老师。课堂教学中大量时间花费在文本内容的梳理和思想感情的感悟上，学生上完了语文课收获的就是课文的情节内容。结果，劲没少用，一学期下来，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没有得到多大提高。
一次，校长来听课，记得当时我讲的是四年级的《列宁和卫兵》。一节课，我大讲特讲课文内容、人物形象、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累得我口干舌燥。课后，校长检查学生对这篇文章留下的印象。校长提问：课文写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课文中的列宁是一个怎样的革命领袖？诺班洛夫是一个怎样的战士？这些问题学生记得清清楚楚。校长又提问：课文第一段写了什么？学生回答：写了时间、地点和当时的环境。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环境，个别学生记得也很清晰。校长再次提问：谁记得文章第一段是怎样写的？大部分学生只能说出，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早晨，太阳照在斯摩尔尼宫上，没有一个学生能记得清楚原文的语句。课文第一段是这样写的：“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清晨，阳光透过薄雾，金色的光辉洒在高大的斯摩尔尼宫上。”评课时，校长语重心长地说：“语文课不应该是教课文，而应该用课文教语文。咬文嚼字，是教母语的传家宝；朗读背诵，是学母语的传家宝。这两个传家宝你都给丢了，整个一堂课除了分析，还是分析，学生记住的只是情节和人物。一个成熟的语文教师，应当以课文为例子，以课文为引子，引导学生好好品味语言，离开语言的吟、咏、品，容易造成语文学习任务的旁落，那就不是语文课！”校长检查课堂教学，暴露了我不懂语文，更不会教语文，校长的一番话，让我醍醐灌顶。通过《列宁和卫兵》的教学，我明白了语文课最大的悲哀是语文本体的失落。学生学完了一篇课文，只记住了一个大概的内容，而课文中的词语、句子没有贮存到自己的脑子里去，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样教学语文，学生的语言怎么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呢？
好多年过去了，语文教学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我始终记住了那次失败的教训。语文教学无论怎样顺时演变，怎样与时俱进，都应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语文之本，语文之源，语文之魂，语文之脉。无论我们的课改之路走得多远，“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语文课最本质的东西以及学生学习语言的规律是永恒的。
2﹒读书。
40年前，也就是我上山下乡的第三年，村里让我当“挣工分的教师”，只供饭，不给钱。我斩钉截铁地说：“干！”石磨当讲台，土墙做黑板，泥桌泥凳泥娃娃，松花江畔的小渔村里从此便有了朗朗的读书声。
三尺讲坛横亘在我生命的原野上。为了守着学生，守着心中的希望，我把整个身心都扑在学校的工作上。然而，吃了一把草，硬要挤出两杯奶，渐渐地，我感到力不从心了。捉襟见肘的我，为了拥有“一览众山小”的从容与自信，每天拿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功夫来读书。我读书不成体统，属“杂学”类，名人传记、经史子集、唐诗宋词、天文地理，无所不及。我认为，读书不能只盯在一处，正如鲁迅所云：读书如蜜蜂采蜜，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
“耕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涵养了我的底气，也使我的课堂充满了灵气，同时更造就了我的名气。不久，我便调到县教研室做了小学语文教研员。工作对象变了，由教学生变为专门研究教学、指导和培养教师；工作范围大了，由负责一个班接触一所学校，变为面对全县各个小学，服务所有的小学语文教师。面对新的岗位和压力，我必须“读”占鳌头，“读”领风骚，不断刻苦修炼。因为不具备“德”、“才”、“学”、“识”，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纯熟的专业技能、丰富而先进的教育理念，是难以胜任教学研究和培养教师工作的。
上书市淘宝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嗜好。为了精心构建自己的书房，我外出开会抽时间跑书店，外出办事抢时间逛书店，外出听课挤时间找书店。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用得着的书，不管多少钱，我非把它买到不可。一次，我出差去昆明，在哈尔滨上火车的时候，想买点水果，一打听，非常贵。正当我犹豫不决之际，一位小摊主看出我的心思，指着一纸壳箱子烂梨说：“师傅，您给五毛钱全拿去。”俗话说，“烂梨不烂味”。于是，我付了五毛钱，捧着一纸壳箱子烂梨，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用小刀做了精心的“处理”：把剩下三分之一的放在一起，把剩下二分之一的放在一起，把剩下三分之二的放在一起。在车上，开始我偷偷摸摸地吃，因为不好意思。后来我大大方方地吃，梨是我花钱买的，怕啥。最后我是狼吞虎咽地吃，不吃全烂了。就这样，从哈尔滨到昆明，“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花了五毛钱，吃了一路水果。归来时，我在北京图书大厦采购了500多元钱的教学用书，这500多元钱的书，我既没有邮寄，也没有托运，而是上车下车硬扛回哈尔滨。
现在，我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万多本教育图书，一些经典藏书垒满家里整个墙壁不说，还有十几个书架，横七竖八。这些书，没当摆设，没充斯文，我经常在书橱间逡巡摩挲，在走动中整理思绪，赢得自豪，找到愉悦。每当落日余晖消失，白天嘈杂、纷乱退却的时候，泡上一杯绿茶，要么慵懒地席地而卧，要么靠在床头，在灯光的笼罩下，手捧一卷好书，鼻翼轻轻翕动，呼吸一口淡淡的油墨芳香，然后在轻柔的音乐声中，让骚动的心归于沉寂，静静地沉到书中去。三更有梦书当枕。床上放上几本书，深夜里，睡着了，心如秋月朗，古今多少事，上下五千年，尽在鼾声中。
3﹒练口。
老辈人形容教师，是“两年胳膊三年退，十年难磨一张嘴”，这不无道理。因为教学是语言的艺术，语文教师的语言除了语音标准、用词恰当、句法规范、表达连贯等一般要求以外，还应当准确简练、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倾注感情。对不同内容，不同情调的课文的教学，应采取相应的语言给以表达，或激情奔放，或脉脉含情，或直抒胸臆，或委婉蕴蓄，或诙谐幽默。
行文到此，不由得想起我小时候听书的事儿。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父亲开过茶馆。我家就住在茶馆走廊的隔壁，听书非常方便。说书人折扇一把，醒木一块，身着传统长衫，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一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每场书都非常精彩，茶馆里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与喝彩声。
当时，我白天上学，晚上做完作业，就偷偷地溜进书场听书。不管是长枪袍带书，还是短打公案书，我都喜欢听。尤其是评书的语言，口语化，有声有色，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比如《野猪林》描写两个公差贪吃的丑态是这样的：“只见这两个人举起了那迎风的膀子和旋风的筷子，托住了大牙，垫住了底气，抽开了肚子头儿，甩开了腮帮子，吃得鸡犬伤心，猫狗落泪。”这段描写形象生动，使人发笑，这是“立起来的语言”。每当人物出场时，说书人都要来一段“开脸儿”，比如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在墙外看花和尚鲁智深耍62斤重的浑铁禅杖喝彩时，艺人是这样开脸儿的：“只见土墙缺边处站着一位官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他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搭尾龟背银带，脚蹬一双磕瓜头朝样皂靴，手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其实，这就是人物肖像描写。“头戴”、“身穿”、“腰系”、“脚蹬”、“手执”这些词语用得非常准确，“一顶头巾”、“一领战袍”、“一条银带”、“一双皂靴”、“一把扇子”这些数量词用得也非常讲究。尤其是说打仗场面的段子我更爱听，虽然是套话，但百听不厌，我现在还能背下来几句：“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来一往，有如深水戏珠龙；一上一下，却似半岩争食虎。”
儿时听了几部书，有了语言的功底，对后来我当语文教师，教小学语文，教中学语文，教师范语文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这样说，说书是语言的艺术，教语文也是语言的艺术，曲艺讲究的是说、学、逗、唱，语文讲究的是听、说、读、写，说书要有“关子”、“扣子”，教书更要有启迪和激励。当然，教学语言是专业语言，导入语、讲授语、提问语、评价语、总结语都要规范、科学，富有审美性和教育性，如果在教学中教师的言语再形象点，再生动点，就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提高教学效率。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语是应当有文采的，教师的言语尤应如此。有人说我讲课声情并茂，抑扬顿挫，那音色、那声调、那语感、那词句，犹如拨动琴弦。尤其是朗读，美的地方能读得学生心向往之，丑的地方能读得学生深恶痛绝，乐的地方能读得学生忍俊不禁，悲的地方能读得学生蹙眉落泪。我知道这是溢美之词，但让自己的语言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我一生梦寐的追求。
4﹒游历。
语文无处不在：“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这是广告里的语文；“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这是影视主题曲里的语文；“厚道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是传统民俗里的语文。自然界中的语文那就更多了：巍峨的昆仑、奔腾的长江是语文；名城故都里国色天香的牡丹、荒郊野外随风飘散的蒲公英是语文；无声的冷月、静谧的荷塘是语文；甚至秦皇岛外那淘天白浪里的打渔船、暴风雨中高傲飞翔的海燕、青天里的一行白鹭、沉舟侧畔的万点白帆都是语文。一句话，春风秋雨，朝阳晚霞，草地竹林，雪山清泉，民俗风情，历史遗迹，这些都是活生生的语文课程。语文就在我们的身边，生活就是语文坚实的土地。
学科特点决定语文教师应该是通古博今的杂家，应该是名山大川的游者，应该是了解生活、热爱生活、历练生活的永葆青春朝气的热血之人。为此，多年来，我利用寒暑假，南临三亚，北达漠河，东游吴越，西抵新疆。祖国大陆除了西藏之外，我到过100多个城市。在广袤的国土上，波浪兼天涌的长江，远上白云间的黄河，“造化钟神秀，阴阳割黄昏”的泰山，“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瀚海阑干百丈冰”的塞外，都留下过我的脚印。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对我来说，都是重要的语文资源。我的游览与他人有所不同，所到之处，主要是搜集庙宇殿堂、名胜古迹的对联。不论词彩华丽的长联，还是妙语连珠的短联，我都愿意积累。因为它具备诗的对仗，词的含蓄，歌的韵律，赋的铺陈等特点。尤其是长联，充满故实多，景色美，情感浓，达到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疏密相间、浓淡相宜的美学境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搜集各地名联千余副。这些名联，有的雄壮豪放，有的端庄风雅，有的精巧淡丽，有的托物寄情，有的引类取喻。一副佳联犹如一首长歌短赋，能陶冶情怀，开阔视野，丰富人文，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给人以美的享受。
一次，我去江苏镇江，游览了昭明太子读书台。镇江南郊风景区，山峦起伏，绿树葱茏，珍禽奇鸟啼唱，修竹清泉互映。在招隐寺大殿遗址南，沿树丛中小径，循石级而上，便是一座小院，两面花墙，数张石凳，一幢三开明间的古舍，这就是昭明太子读书台。门上的对联是：“妙境快登临抵许多福地洞天相对自知招隐乐，伊人不可见有无数松风竹籁我来恍听读书声。”我掏出笔记本将其记下，现在还能倒背如流。
5﹒弄笔。
有人说，只会讲文章，不会写文章的人，只能算“半个语文教师”。我认为，一个不喜欢写作，不擅长写作的语文教师是不能底气十足地站在讲台上的。因为一个语文教师写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他教学质量的优劣。为此，我从当语文教师那天起就与笔墨结了缘，并且常年坚持笔耕不辍。当然，对我而言，写作并非是纯粹的创作，而是一种教育生活的方式。
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不懂为文之道，文字拙笨，尽管有时日吐千言，怎奈笔力不够，常常自觉满纸荒唐。后来，在朋友的启发下，我练习把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在撕开拼拢折来叠去中，逐渐掌握了一些锤炼语言的方法。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我以往的教育写作都是用铅笔起草，修改后，再用钢笔一笔一画地抄清在稿纸上。2004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刘开运主任收到我的一本三寸厚的《家庭语文教育艺术》书稿，感到非常惊奇，他说：“现在的书稿哪有用手写的？我真钦佩您老人家的毅力！”我知道，这句话与其是褒扬我，到不如说是批评我，言外之意，那就是我太落后了。后来，我学会了电脑打字，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未透过窗帷，我家电脑的荧光已照亮迷蒙的双眸；深夜，月儿已悄然隐身于云朵身后，而我的窗户还透着淡淡蓝光。在电脑屏幕上真实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在敲击键盘的过程中，体验生活，反思自己，超越自己。
“江湖夜雨十年灯”，在日积月累中，我先后公开出版了《小学语文教学新探》、《实用语文教学法》、《小学语文教学心理学》、《作文知识与小学作文教学》、《语文德育渗透艺术》、《小学古诗教学理论与实践》、《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艺术》、《家庭语文教育艺术》、《教师必备的10项修炼》、《怎样当老师 怎样教语文——小学语文教学长短论》、《怎样教语文 怎样当老师——小学语文教学长短录》、《我为语文而来——白金声教学艺术》等15本教学专著，又发表了700多篇大小文章。有人问我：“白老师，您又上课，又搞研究，又经常外出讲学，还写了那么多的书和文章，哪来的时间？”我说，我搞研究和写东西都是有感而言，有积而发，有思而作。至于时间，还是鲁迅先生说得有道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还是有的。一天24小时，除了八小时正常睡眠之外，其余时间我几乎都在工作。上班抓事务，下班搞业务，这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生活方式。孔子做学问，常常达到了“发愤忘食”的程度，我不敢与孔老夫子相比，只是学习。有时我伏案备课，仰面沉思，埋头爬格子真忘了吃饭，乃至爱人和孩子千呼万唤，才清醒过来。有时激情提起我的精气神，使我心血来潮，灵感突发，不能自已，常常夜半时分披衣而起，凌晨三点奋笔疾书。我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写出来的。
6﹒习字。
说句老实话，我的字写得不好。上小学的时候，无人指导，放任自流，写出的字常常缺胳膊少腿，让人惨不忍睹。到了初中，把横写成“鹤脖”，把竖写成“鼠尾”，把点写成“牛头”，那是司空见惯的事。那时我有一个观点，认为字写得好坏无关紧要。只要能考上高中，比什么都强。上了高中，看到别人一手漂亮的字，我非常羡慕，认识到，学好汉语，当从写好第一个汉字开始。于是，就练写钢笔字，力争工整、匀称、秀美。人算不如天算，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就随着浩浩荡荡知青队伍开赴农村，放下笔杆，拿起鞭杆，当了农民。后来，做了老师，教了语文，指导学生写字，深感自己的字拿不出手，从此，苦练基本功，总算做到了书写规范、端正、整洁，并有一定的速度。有了女儿，我总结经验教训，告诫孩子：“父母给了你人生第一副面孔，你很难改变；字是你的第二副面孔，你可以自己创造，而且可以不断完善。汉字是尊严，书法是国粹，要记住，端端正正写字，踏踏实实做人。”女儿天生聪颖，自幼乖巧，在小学时，又摊上一个爱好书法的老师。这位老师第一能写工整、匀称、秀美的钢笔字，第二能写大小适中，笔画规矩、美观的粉笔字，第三能写有帖意，字体工整，结构合理，起笔收笔交待清楚的毛笔字。耳濡目染，加上老师的指点，女儿小学毕业就写了一手好字，刀削斧砍，银画铁钩，并不为过。一晃，女儿上了大学，学的是中文。毕业那年，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招聘会上，女儿没有制作精美的电子简历，而是手写了一份自荐书。考官慧眼识珠，当面让她抄写一段文字，女儿的字丽如春云，洁若秋露，令众多应聘者自叹不如。就这样，我的女儿白丁在省城一家公办学校当了小学语文教师。此事说明了写字对小学生来说有育德、启智、审美、健体之功能，儿童在小学阶段打下写字基础，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对其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都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的伟大历史功勋不亚于万里长城。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跳动的音符，一幅动人的图画，一个鲜活的生命。从结体上看，汉字具备疏与密、刚与柔、屈与伸、开与合、正与偏、藏与露等多种变化，由这些变化，造成音乐般的节奏与旋律，给人以美的感受。从章法上看，字距相称、启承连断、大小向背、顾盼映带，往往显示出一种气韵，一种格调，也能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写字对于语文教师来说，犹如空气对于人之生存那样重要。作为一位语文教师，应当掌握现代汉语常用字的笔画、笔顺和字形结构，书写达到笔画清楚、正确、规范、熟练有力，字体匀称美观，对书法作品有欣赏能力。能掌握“三笔字”的用笔方法，了解选帖、读帖和临摹的基本知识，会识别楷、行、草、隶、篆等字体，会分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特色。不管是钢笔字，粉笔字，还是毛笔字，不管是写在作业本上的，黑板上的，还是写在墙报上的，都要都要写得对，写得美，写得快，给学生以示范。因为学生写字，善于模仿，思维富于具体性和形象性。教师示范，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效果往往超过方法的讲解。
（白金声，退休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现供职于黑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4-30 11:10
我的语文之路
董一菲
按语：董一菲,语文特级教师，牡丹江市第二中学校长助理,牡丹江师范学院名誉教授,黑龙江省青语会副理事长。曾参加骨干教师首届国家级培训,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吉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牡丹江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牡丹江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市优秀中青年专家,首届 “丹江名师”,东北三省“十佳”语文教师,全国首届“十佳”教改新星。黑龙江省优秀教师。曾被《中学语文》、《中学语文教学通讯》、《语文世界》《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期刊作为封面（封二）人物介绍，并在语文学科专业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近年来曾赴北京、上海、南京、扬州、深圳、贵阳、郑州、杭州等几十个城市做报告、观摩课。著有《紫陌红尘拂面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董一菲讲语文》（语文出版社）。
一
我在姥姥家—巴彦的小县城，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姥姥家在解放前是开中药铺的，规模不是很大，糊口而已。姥爷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小生意人，他的话很少，却十分慈祥。姥姥自幼没了母亲，少了一份约束，也多了一份干练和坚决，在大家庭没分家的时候，姥姥就是家里主事的长媳，孝敬公婆，和妯娌和睦相处。婚丧嫁娶，年节祭祀，指挥若定。
我寄居在姥姥家，“赖”在姥姥家六年。是座上宾，是开心果，更是无法无天地反客为主，有时难免刁蛮。
姥姥娇惯女孩子，姥姥的五个姑娘出嫁前没有一个会做饭的。姥姥说：“姑娘找了婆家要做一辈子饭，在娘家就得享清福。”
“姑娘要娇养，”姥姥有自己的育女经。她自己自然要受累，炕上剪子地下刀，她风风火火，麻麻利利，嘴一份，手一份。
姥姥大字不识，却对知识充满了向往，姥姥心灵手巧，喜欢听说书，听了就不忘，讲起“古”来一套一套的。姥姥品品评一个人，品评一件事，总是有眉有眼，有声音，有气味，有温度，那形象就像在眼前。
就是现在有时候遇见一个人，如果说不清鼻子、眼睛、嘴长啥样，妈妈就会说，“你姥姥最会品人的长相了。”她在就好了。
姥姥给了我最任情任性的童年，有人说，每个人的精神成长都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
我到姥姥家的时候，三姨、四姨、老姨，还没出嫁，老舅还没娶亲，一家子大人，就我这么一个孩子，其乐融融。外加住对门的吴姥爷、吴老舅、吴老姨。姥姥是最会处街坊、处邻居的，更何况是同用一个外屋地（东北的厨房）、锅对锅的近邻了。姥姥人缘好，是因为她心肠好，她喜欢帮人家。
吴姥爷是湖南人，是个老红军。他曾经娶了巴彦县最漂亮最风流的小寡妇，为此他的县长被拿下，后半生只能作个“草民”，可是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痴情并没有换来爱情的忠贞相守，那个女人和别人私奔了，留下了三岁的吴老舅（关生）和尚在襁褓中的吴老姨（吴丫蛋）。
吴姥爷不会做东北菜，他拿惯了枪的手怎么也拿不好针，拉扯两个孩子有多难呵！姥姥帮着他，做了好吃的端过去，多贪几个黑熬几宵夜就多出了两套棉鞋和棉衣。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孩子也就一天天地长大。
吴老舅和吴老姨也并没有觉得缺失母爱，他们俩就在不知不觉中和姥姥的孩子们一起长大。上学的时候，吴老舅和四姨一班，吴老姨和老姨一班，他们叫姥姥“王娘”，有时就干脆把姓省了直称“娘”。
老舅说我是“美帝国主义”，别说还真有点像，那时候，我很“小资”，甚至有点“贵族”，只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这个词，老舅给我的外号很有时代特色。
姥姥惯孩子。于是全家一呼百应都变着法娇惯我。
在姥姥家我从未“自然睡”，也从未“自然醒”，入睡要由各路舅舅和姨扛在肩上悠来荡去。巴彦城小，主街道东西各有一个排楼，从姥姥家几步就到了主街道，我睡午觉前还要“视察”民情，必须在街上逛逛，姨或舅扛着我口里还要吆喝着“卖狗肉喽！卖狗肉喽！今天不买明天臭喽！”我瞪着乌黑的眼珠东瞧西看，也许都到东西牌楼了，累了才肯谁去。醒了一定要哭，哭不是因为不舒服，而是一种提示，一种宣言，于是会冲过若干人哄着，“哭”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姥姥喜欢花花草草，她不太会侍弄蔬菜，前后院子除了花就是果树。我在姥姥的小花院里照了一张相，穿着大姨给我做的“布拉吉”，扎着冲天辫，对着镜头毫无遮拦的大笑。那时候，好像是三四岁，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在姥姥的蜜罐里泡大的刁丫头。
姥姥一家的日子，现在想来是清苦的，姥爷一个人上班，养活一大家子。可是姥姥给我的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透明玻璃罐子，里面从来都是装得满满的水果糖，红的绿的……小朋友都没有，住在前面那条街的大姨家的表哥表姐也没有。少一颗，姥爷下班就会捎回来补上。
我有一个盒子，盒子里有用手绢包的绿豆糕，放在被架底下隐秘的地方，那个年月，这是一般的孩子不曾拥有过的奢侈的点心。
我只吃五分钱的冰棍。对三分钱的冰棍是不屑的。巴彦县那个卖冰棍的老头儿认识我这个贫嘴的小孩，见到我就拼命地喊“冰棍，五分钱的冰棍！”经常是围上了一帮孩子，他们围着冰棍壶转呵转，悻悻地散去。我牵着姥姥的大襟姗姗来到树荫下，姥姥吧嗒吧嗒地抽烟袋。我吃完一根再吃一根……，姥姥再牵着我的手回家。姥姥是不爱吃冰棍的，小时候我一直这样想。
冬天，在姥姥家用舌头舔着窗户玻璃上的霜花，盼着挑水的送水来，来了好吃浮在水上的冰，又脆又凉，还有点甜。
晚上，姥姥用火盆烤土豆，我趴在炕上看着埋在火盆里的土豆冒白气。好像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土豆。
秋天，果子熟了，姥姥摇树。我和三姨、四姨、老姨、吴老姨一起拣落到草里的山里红，一边拣一边打嘴仗，唧唧喳喳，……人生永远是一场聚了散了的大戏，童年这幅画永不褪色，不知不觉我已人过中年。
巴彦那座封闭、古旧的小城如今也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与古朴。
然而那份笃实、甘甜充满了善良仁爱的生活气息却弥散在我灵魂的深处，让我懂得了爱生活，爱平凡的人，让我这一生都懂得感动，懂得抓住生活中的美，让我能够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诗意和温情。
姥姥的爱的教育，让我成为一个感情丰富，善感的人，也因此有了某种抒情气质，从而爱语文，爱学生。
二
六岁的时候回到了爸爸妈妈的家。
在北大荒莽莽苍苍的原野，在丰厚肥沃的东北平原，在那片沉睡、蛮荒、大气、苦难、神奇的土地，我生活了六年，那就是我多姿多彩、混沌初开、懵懂而又寂寞、有着些许成长忧伤的少年时代。
在巴彦的姥姥家，我是一个“锦”衣“玉”食，不知忧愁为何物的疯丫头。
回到了爸爸妈妈的家，我立刻升格为长女，成为姐姐，孩子往往在一夜间长大，这话看来有道理。
黑台是北大荒的一个小小的村落，它的名字怪怪的，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她给予了我一片天籁，给予了我启蒙的烛火，也让我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忘不了四季的原野，彻夜流淌着清澈见鱼虾的小河，沧桑无语历经风霜雪雨的老榆树，永远的地平线。金灿灿的麦田和那青涩甘甜的麦香，黄昏黄牛白羊的叫声，那轮如血的残阳，结霜的稻穗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
离开了姥姥温暖的怀抱，大自然用她的广袤博大拥抱了我。
人在成长的岁月中如果没能亲近自然的草木，没有聆听过风声雪声虫声总归是遗憾的。
要想成为一个读书人，自然的一课是不可或缺的，要想成为一个教书人，如果没和日月山川、鸟兽虫鱼对过话，课堂也许会缺乏一点生命的灵动。“侣鱼虾，友麋鹿”方能懂得自然和人生，方能将书教活，教出滋味。
少年时代，无数次的俯仰天地，读花问蝶，让我懂得了体验和圆通，懂得了自由和超越。似乎在我精神成长的初始阶段，打量世界的眼光就是诗意和审美的，是一种非逻辑的会通万物的思维，这当然在日后我的语文教学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至今仍拙于逻辑与分析。
我是六岁那年开始识字的，妈妈白天上班，晚上教我和妹妹识字，我们识字很快，汉字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不久就开始阅读，读书是我一生的爱好。
妈妈上大学学的是理科，对文学却一往情深，使得我们经常忘记她的理科出身。她嗜书成癖，几乎无书不读，“十年浩劫”，文化百花园寸草不生，她居然把《科学动态》当成日常读物，津津有味。
她现在年纪大了，眼睛花得厉害，还是手不释卷，爱书弥坚。
妈妈给了我对书的爱，对文字的爱。她行不言之教，身教胜于言教。
于是，只要有书，我和妹妹就会安静下来，世界就会渐渐隐去。
老舅对我妈妈的最高评价是：“二姐养了两个爱读书，有书卷气的女儿。”
其实，从妈妈那儿秉承的不仅是书卷气，还有作为女孩的那份自立自强。
妈妈在事业上精益求精，自强不息，无论是做中学教师，还是做中专教师，无论是教化学还是教生物，还是教那些形形色色的专业课，她都是一个深受学生欢迎和爱<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ffice:smarttags" />戴的好老师。
姥姥用糖娇惯我，妈妈用书滋养我。
对文字对文学的敏感来自这段岁月。
爸爸妈妈是这个小小村落的两对大学生之一，这种比较特殊的被“边缘化”的身份，得以使我可以用少年的眼睛打量农民的生活，可以审视，可以谛听，可以凝望。虽然我所有的邻居、玩伴、同学差不多都是农民子弟。
我看见他们在满是苍蝇的厨房喝玉米粥，我看见佝偻的老人长年卧在没有炕席的土炕上，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哥哥姐姐带着一丝不挂的弟弟妹妹到处疯跑。
我看见过一个粗暴的丈夫痛打他贤惠老实的妻子，我听说为了一份财礼那个英俊的民兵连长只好独身一人，他们家负债累累，老母亲得了严重的肺病无钱医治，弟弟妹妹一大串，活下去的粮都没有，就更不用说财礼了。
一个王姓的家里，一连生了九个女儿，个个如花似玉，仙女一般，可是个个红颜薄命，红颜薄命呵，因为着某些“权贵”的觊觎。
我少年的心中有一缕缕挥之不去的哀伤，为这厚道的农民。
朴实……
苦难……
悲惨的农民……
我从懂事起就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的注视使我心生悲悯，懂得什么是天下苍生，皇天后土。
田间地头有最热辣最直白的情话，桑间濮上有民族最古老的根。
“草根情结”给我的精神打上了终身的烙印。
有人说，我的语文教学优雅，有点贵族气，我摇摇头不以为然。我脚踏在黑土地上，生过根发过芽。我的语文课有温度，有热度，那就是爱，对生活的爱，对底层人的爱。“因为懂得，所以悲哀”的爱，优雅是镜花水月而已。贵族气和我就更不搭调了。
少年的时候，我拾过荒地，拣过粪，因为要强，家里又没有男孩子，我总是要比同伴舍得出力气，背过大袋大袋的野菜，把小小的人罩在里面，只看见两条腿在移动。看见的人都要赞美“这孩子真能吃苦，真能干”心里就莫大的满足。在农村，这就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背过像小山一样的麦秸和豆秸。冬天在雪地里拾粪，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已融入这片土地，这种价值体系中。
爸爸妈妈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和黑台的农民的生活方式还是“和而不同”，正是这许多的“和而不同”才使得我有机会超拔和审视，保持某种角度的唯美和诗意。
在北大荒的农村最怕过的就是秋天和冬天的傍晚，天黑得早，黑得快。风摇晃着院子里空空的果树枝，和远处呼啸的北风应和着，愈发凄厉怕人。
点起昏黄的油灯，静听妈妈归来的足音，北大荒的夜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我至今怕黑夜，不敢独居，每次外出讲课都要支吾道出。
暗夜，那细细的拉得很长很大的视觉和听觉折磨着我，也催生着某种敏感和情怀，那一刻我的心通太初，遗世独立。姥姥给我讲的童话、神话、民间故事一一复活在我的幻觉里。
三
我的启蒙老师是岳淑珍老师。岳老师高高的个子，眼睛大而明亮，皮肤略有点黑，她的表情是严肃的。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端庄而严厉的老师，当时她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
那时正处在“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就是男女平等，女子要不爱红装爱武装，且能顶半边天。漂亮而又有点刚性的积极向上的女子就是我们的偶像。
岳老师漂亮、爽利，书教得好，我第一眼看见她就喜欢她。
也许是英雄相惜吧，岳老师对我也是钟爱有加。开学第一天她就在众多的孩子中发现了我，指着我说：“这位同学，你来当班长！”于是，我的脖子上就挎了两把钥匙，一把是家里的房门钥匙，一把是教室的门钥匙，我神气得像士兵挎着一把枪。
黑台小学是一溜红砖瓦房，有些教室的墙已经裂开了大口子，即使这样教室还严重不够，因此小学低年级要三班倒。
我就是在这一年学会做饭的。因为上学时间和妈妈的上班时间不同步，要想吃上饭就必须学会做饭。我不仅做三餐饭，还学会打扫房间。后来当班主任，班级所在的教室必须十分整洁，地面要刷得没有一点污垢，拖布的摆放要有一定之规，粉笔盒都要天天刷洗擦拭，各种帘子和真花假花热热闹闹。
这恐怕也就是所说的“幼工”，我的整洁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岳老师激发了我的潜质，使我成为一个责任心极强，上进心极强，荣誉感极强甚至有点虚荣的孩子，在我灵魂深处，占绝对主流的便是那份积极的“入世”精神。
不喜欢冷嘲、牢骚、颓废与荒诞，总是以积极的乐观的甚至是浪漫诗意的态度面对现实人生，这和我的启蒙老师对我的坚定不移的正统的教育不无关系。
我是一个“敬业”的大班长，一个小孩子没有什么眼界更没有风度可言，总是一味地用教鞭敲桌子，把眼瞪得很大。根本不懂得什么“不怒自威”，更不懂得女孩应该温柔和妩媚。
这也难怪，当时优秀的女性形象都来自“样板戏”，李铁梅高举着红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阿庆嫂凛然不可侵犯，痛骂胡传奎、刁德一，骂得他们越发委琐，越发獐头鼠目；吴琼花的人生座右铭是“打不死就跑”。
少年时代对崇高对英雄的憧憬与向往奠定了某种不可更改的价值取向。我的一位数学同事说过：“喜欢听你讲语文课，你一开口，我就觉得这世界太美好了！”
这也许就是某种信仰，我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相信正义的力量，相信正直永远会战胜邪恶，好人一定会消灭坏人。
于是就唯美，就诗意。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因为生活，因为亲人，师长在我人之初的阶段，在我的心灵深处铺就了厚厚的阳光底色。
我太珍惜别人说个“好”了，为了这个“好”字，我付出多少辛苦都无怨无悔。
选三好学生，要在黑板画“正”字，那每一个笔画都像画在我心上，我的心激动地狂跳就要蹦出来了。少年时光，我没有一丝冲淡与超然，酷爱荣誉，视荣誉为生命，现在看这种成长很极端，甚至有点病态，却也促成了我向着阳光长大长大。我不允许自己第二，只能第一。
喜欢做抛头露面的事，喜欢在全校的批判会上发言，喜欢“讲用”，喜欢在所有的劳动中和男孩子一样不怕脏不怕累，在那个村落，那样的一群农村孩子中间。
对“又红又专”的“红”字特别感兴趣，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成为黑台大队的铁姑娘队长，那种“三过家门而不入”，从来不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女铁人。拿一把镐或是一把锹在工地上长住，吃一口冰冷的馒头就一把雪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令我神往。
岳老师培养我这颗幼苗的办法是：第一，拼命地树威信，不遗余力。她只是当众表扬我，从未批评过我。我曾经十分错误地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缺点。这种自信和自负让我有点儿膨胀，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年龄中，这种教育还是利大于弊的。第二，岳老师对我绝对放权。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锻炼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怎么能让我们的班级的同学更团结呢？怎么能让我们班级更进步呢?其实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是“孩子王”了，再淘气的孩子也听我的，这种影响力一直保持到初中毕业。第三，岳老师给我压了许多担子，给了许多机会。每个月全校都要开批判会，每次开会，其他班级都要换代表发言，我们班没换过人，一直是我。感谢“四人帮”很快就倒台了，否则我都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种假模假式的说大话空话自以为是的女干部？
岳老师教会我的是上进、好强、独立、以大局为重，这为日后我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我家到黑台小学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大路是黑台唯一的一条主街道，两边都是民居房舍，以草房居多，家家户户，袅袅炊烟，鸡鸣狗吠，走大路看世俗百态，村里人家。走小路就要穿过农田，玉米地、黄豆地，主要是水稻地。一路追着蝴蝶、蜻蜓、蚂蚱、瓢虫跑，真是一段太美太诗意的生活。
四
因为爱花爱草爱小动物，爱小鸡小鸭，邻居的姜婶说：“这孩子将来会有一大群孩子。”这是姜婶对我的赞美和祝福，可惜，我没赶上多子多福的时代。幸运的是我当了老师，天天和孩子打交道。
刚刚当班主任，有一种热恋的感觉，梦里都是学生的影子。和学生认真地生气，认真地吵嘴，学生平等地惹我生气。
记得有一次三个男孩子淘气，我一气之下要找家长，这三个臭小子居然骑自行车走了三十多公里，跑到温春去找我，请求我原谅，然后再骑自行车回来。记得那是一年的冬天，天上飘着雪，地上有一层厚厚的冰雪，学生是那么在意我的感受，就像我在意他们的感受一样。
那时的孩子也能吃苦，也敢作敢为，近二十年过去了，孩子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年春节和刚上大二的这届孩子聊天，发现仅仅三年，仅差一届，学生又有新的变化，越发自我，越发没时间读书了，压力越发大了。
女子十八无丑女，男子十八无丑男。站在讲台上挨个地瞧过去，觉得哪一个都那么清新稚嫩可爱。
教了二十年的书，送走了十届毕业生。暴风雨般的教育激情化作了云卷雪落，化作更绵长更细腻更深沉的情感。
刚刚在实验中学当老师的时候，教初中二年级的两个班的语文，天天批周记，天天讲诗歌鉴赏，天天自习课去辅导。有一天兴致勃勃地抱着一摞周记本到班级，有几个不怀好意的臭小子喊“物理作业还没写完呢！”我抱着那摞周记本转身回到办公室，趴在办公桌上就开始哭。觉得这个委屈呀，真是有说不完的无尽幽怨。“难道语文不比物理重要吗？如果不练笔，不从周记练起能写好文章吗？不知好赖的东西！我在周记上写的评语一点都不比你们写的少，有啥了不起？那么不给我面子！”
班主任刘秀文老师看到此景，面沉似水，杀气腾腾地冲进班级，“骂”他们个日月无光，我破涕为笑，又重新被请到班级，讲那“十分重要的”的周记。
现在看到青年教师和学生闹别扭，真是又羡慕又嫉妒，我早已无须这样“吵吵闹闹”了，可是也有一种难言的失落。
和学生相处难道也分热恋期、磨合期、蜜月期和眼前的波澜不惊、云淡风轻期。
我已经有四年不做班主任了，很羡慕那些一直在班主任岗位上工作的老班主任。我们校就有一位数学特级教师——杨玉满老师，今天六十六岁了，仍然把班主任工作做得叱咤风云。
班主任对一个教师的爱心和精力都是一种考验。我翻翻口袋，这两样珍宝已不足以支付对青春的呵护，无法支付一场风花雪月的关乎生命的成长。
记得九八级文科班的王君芳（现在她早已在上海的新闻媒体工作）写过一篇非常生动的文章叫《三刻拍案惊奇》，写的是我的轶事。
这当然是十三年前的事，十三年前我还算年轻，总想得到学生的认可尊重。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高三的学生还在寒假补课。我正讲得投入，讲得陶醉，班级的一个男孩子忽然很不开心，也许是心情不好，也许是因为那么浪漫的元宵节还要上课。我还口口声声地说：“中国的情人节就应该是上元，这一天皇帝与庶民同乐，太平公主就是这一天在灯火阑珊处，在蓦然回首间和薛绍电光石火的。在温柔的夜，皎洁的明月，在遥遥的春的脚步声中，花灯齐放，红烛高照，要多浪漫有多浪漫，要多自由有多自由，要多奔放有多奔放。正月十五是中国的情人节，有诗为证‘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那个男孩子说“为什么不是七夕呀，就应该是七夕，你讲错了，我看过这方面的资料。”
如果是现在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求同存异呗，十三年前可不行，我还“年少”，火气很大，更不懂得变通。我耐着性子又讲了一遍，那个男孩仍然不依不饶。全班同学都放下了手中的笔，怀着各种心情看我怎样收拾残局。
而我用的正是那个年龄段的教师所能采取的最充满戏剧性的方式，推动情节发展，我抓那个男孩子宽大的金属质地的铅笔盒，一边阐述“义理”，一边摔这只铅笔盒。据说，我一气呵成四十分钟挟天风带海雨，男孩子终于哭了，铅笔盒遍体鳞伤，我胜利了。
现在想来，我“虽胜犹败”，当时我还自鸣得意，“小样，臭小子，还敢跟我辩论！”多么霸道，多么强权，多么粗暴。当然，这个男孩子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那也绝对不是不打不相识，还是他宽宏大度，不计前嫌。
庄子说“大辩淡淡，小辩閒閒 ”。真理还需要和一个孩子连拍带嚷的讲四十分钟吗？
2004年，全学年自由选课，选我课的学生800人之多，我在全校最大的电教室上课，800人很难组织。我是高二（22）班的班主任，我们班集结全学年大部分淘小子，淘小子头领王新舒就在我们班，他一向有组织才能，一呼百应。情急之下，我对坐在前排的王新舒说：“你到台上给老师坐镇。”
新舒坐在台子上，眼观鼻鼻观口，眼皮都没抬一下，下面鸦呵雀呵一时无声。稍有杂音，也要过很久，新舒才会站起来，慢慢地向后走走就又折回讲台上来，既不金刚怒目，也绝不吹胡子瞪眼，全场秩序井然。
说真的，那次我很震撼，我作为教师的修为还赶不上一个十七岁的孩子。
“临大事要有静色”这真是好境界，而我正是个性情中人，喜怒一定要形于色。
三岁看到老呵，新舒大四实习时就在天津的工地上做工长，率领一百多个农民工搞工程，当然这里也不乏有所谓的地痞无赖，他都游刃有余从容面对。
新舒的女朋友是我另一个学生，她美丽，聪颖，温和，同济大学毕业，然后留法，为新舒她放弃在法国优厚的工作待遇回国。现在他们在北京工作，就要结婚了。
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爱情都要几分郎才女貌、英雄美人的味道，浪漫而传奇。新舒给我留下不能忘怀的印象，还是那个端坐在讲台上的波澜不惊的少年。
她的女朋友好眼力，新舒淘气仗义，更重要的是他的气魄，他的帅才。
怒不可遏的时候也是打过学生的。
还是那个22班，都快成我心头永远的朱砂痣了。男孩子淘气，女孩子更淘气，他们花样翻新地变着法的大错小错一起犯。他们拔河第一，运动会男生女生都第一，总分还第一，他们能唱能跳能说能写，精力过剩，自然淘气。
他们能听到我千里之外的脚步声。
他们能嗅到我在某处存在的危险气味。
在不易察觉中小说换成了物理题。
一秒钟之前还趴在桌子上睡觉的那位仁兄，现已笑容可掬，貌似恭良在思考问题。
我一出现在教室门口，全班正精神抖擞地学习呢。
唉，当个班主任必须和学生斗智斗勇，还好我还不算智勇双缺。
张伟一米九六的大个子，现已从沈阳体育学院毕业了，2008年奥运会，他还光荣地成为火炬手。
上中学的时候，张伟不爱学文化课，最喜欢上体育老师的训练课，整整一下午就看他这个傻小子在操场上跑来跑去。
“你这样跑下去，真的要变得四肢发达，大脑平滑了。”我对他说。他很虚心地听着，还一如继往。
有一天在教室的门口，我忍无可忍，抡起巴掌打了他一记耳光，最直接的结果是我们两个都愣了，太出乎意料了！间接的结果是这个傻小子从此再也不敢只参加体育训练，不学文化课了。
打人肯定不对，打学生尤其不对。可是我真的打过学生。
张伟每次给我发短信署名都是“那个在操场上傻跑的臭小子张伟。”
当班主任的时候，和学生们一起打雪仗，包饺子，上街义演，开元旦联欢会，变着花样开运动会。
2005级1班曾把各种体的“董’’字贴在班级几十面彩旗上，自号“董家军”，很江湖，很英雄主义。
现在对学生好像不再有那份在意，那份耿耿，那份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了。
还是忘不了2000年两个班的120个孩子，对着火车喊“董一菲，我爱你！”追着火车跑为我送行的那一幕。
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想起了司汤达的墓志铭“生活过，思考过，写作过”，那么我呢？我是当过班主任的。
教师永远是与青春同行，与青春作伴的职业，真的很美，很诗意。
五
我有三个孩子，一个是丈夫的三哥的孩子，我们的侄女辛冲;一个是丈夫的外甥的儿子大斌，他称我为小舅奶；一个是我的儿子辛未。
辛冲在我家住了六年读完了初中和高中，如今她已从哈工大博士毕业，在沈阳某大学做教师，今年三月她就要做母亲了。
大斌在我家读了三年高中，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后来到澳大利亚读书，现已在墨尔本定居，娶了一个漂亮的能干的湖北姑娘做妻子。
儿子辛未200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这三个孩子当然都是我的骄傲。
辛冲14岁到我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小丫头，英语字母都不会，从没去过浴池洗过澡，辛冲14岁的时候和我一般高，后来高中毕业的时候，她长到1米70，她故意站在我的身后照镜子，真是欺人太甚！有时还故意搂着我的肩膀撒娇，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寒假她回来，把我拽到镜子前数落到：“你看看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赶紧减肥。”我偷眼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心虚地说“是！遵命，姑娘！”
我喜欢管辛冲叫“姑娘”，一来呢，我没有女儿，我需要一个姑娘。二来呢，辛冲只比我小十四岁，我很有成就感。
我和辛冲去逛商店，人家会问，“你们是娘俩？不像啊！你们是姐俩？更不像！”猜不着才好呢！我和辛冲谁也不理他们。
辛冲到我家，我虚岁28岁，真是年轻得无知无畏，居然敢带一个初中生，现在想想都后怕。
辛冲这个丫头聪明，学习很有方法，不久，她就轻轻松松地名列前茅了，她尤喜熬夜睡懒觉，很像知识分子。我早起早睡，九点钟眼皮就打架，像个农民。
早晨起来，做好一家人的饭，给辛冲装上饭盒，我们就各自上班上学。
我梳了十六年的“小姐式”（一种齐齐的短发），辛冲每周还要负责给我吹头发，她的手很巧。
在她长得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我们俩就换衣服穿。
我还发明了一种“美食”，在我们没有时间做晚饭的时候充饥，那时候我连着四年教高三，每周有三个晚自习，晚上九点才到家。如果辛冲的老叔还有应酬，我就把挂面用清水煮好，同时煮上两只鸡蛋，然后拌面，加各种调料和冰箱所存的任何几种蔬菜，然后我俩狼吞虎咽，然后心满意足散去，她去她的房间学习，我回我的房间睡觉。
我和辛冲经常想念这种带有往昔岁月味道的面，经常要复习回味，辛冲管它叫“老婶面”。
辛冲的数学好，英语好，学文科的她，历史和政治不好，她是1999年参加高考的，居然需要补习历史，我请我的哥们给她专门上历史课，高考破天荒地考了108分，满分是120分。
六年的时光并不短暂，也是我生命年华中很美好的时光。物质生活拮据，工作压力大，可是我们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辛冲的妈妈对辛冲说：“你越来越像你老婶了，就会傻乎乎的乐！”这是我的天性，天性就是乐观。乐观是什么？乐观是面对生活的重压，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时，还能乐呵呵，这才是乐观。衣食无忧，养尊处优的时候才肯高兴，那叫什么乐观。
妹妹看看我的生活说：“你是冰山上的雪莲，雪越多天越冷，开得愈艳。”我知道她这是心疼我。
辛冲来的时候，我70多岁的婆婆还住在我家，我儿子二周岁半，这是常住人口，周末另一个在体校读书的侄儿辛龙还要来改善生活，只有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
时而，我炒几个菜和辛龙对饮，唠点想说的话，说是对饮，我沾酒就差不多醉了，要的是那份心情。辛龙今年38岁了，在青岛，已有了一双儿女。
此外，我们家还有那些说不定哪天就闯来的“屯亲”，辛冲说：“老婶，哪天，我把咱家的门上贴上‘客满’吧。”为这儿，我俩又笑半天，婆婆看看我俩，她觉得莫名其妙，“你俩不知道愁挺荒。”有什么愁的，有什么可愁的，愁又能怎样，照样高高兴兴的上班。
丈夫的老家那个村里，有一个饱读诗书的老高头儿（我当然叫他高大爷，只是村里的人都叫他老高头儿，他的真名大家似乎都忘了），村里头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请他看看，过年的时候，全村每家每户的春联都由他来写，据说他读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
大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我跟丈夫回他的家乡，遇见了这个大名如雷贯耳的高老爷子，我极其敬畏地忙不迭地恭恭敬敬的给他鞠一躬。其实我怕他考我写毛笔字，也怕他让我填格律诗，这个我都不会。
老高头对我婆婆讲，也逢人便讲，“老四可娶个好媳妇，看人家城里的孩子，多懂礼数，见到我这个农村糟老头还鞠躬，是个心眼好使的姑娘！”
其实高老爷子有所不知，我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在农村长大的丫头。
农村那些事，我熟悉着呢！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我的许多同龄人无忧无虑的享受生活的时候，我们家是上有老下有小，正在闯生活的关呢？
每次回婆婆家，我的大姑姐都要打量我一番，然后发话说：“我说他小舅母，这么一大家子拖累你，你怎么不见老呢？”这回轮到我拽着她的手不放了：“大姐，大姐，你说的是真的，我真的不见老，太好了！太好了！”
我可不光只会傻笑，我要是扳起脸来训人，那也是相当厉害。
辛冲高二的时候，有恋爱的迹象，我对她的老叔发号施令：“同志！麻烦你闪开，我要给辛冲过堂。”她的老叔支支吾吾地说：“外面下着雨呢，你让我到哪去？我就藏在屋里，不听行吗？”“不行！少找借口，我一会儿训上了瘾，小心殃及池鱼。”
他连忙逃走，临出门还有点不放心，“哥们，嘴下留情！”据说我损起人来嘴像“小刀片”，嗖嗖嗖，遍体鳞伤。
当然辛冲同学体无完肤，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没有这两下子，还敢给人当老婶当监护人，哼！
辛冲一口气读完了本科和硕士就不想再读博士了，她爸爸和妈妈说：“女孩家，这就不错了，不读就不读吧。”
我说：“辛冲，你如果不读完博士，不去优雅地做个大学教师，咱俩一刀两断。”
从此我不接她电话，直到她说：“老婶，别生气了，我读。”我才和她恢复邦交。
我和辛冲只要一见面就唧唧喳喳有唠不完的话。
辛冲硕士研究生毕业想结婚，她的男朋友是她的同学，一个1米85的英俊的湖南小伙子。辛冲的爸爸妈妈说“可不能结婚呢！村子里的人要笑话呢！姑娘还念着博士呢！”
我又坚决给辛冲做主：“今年五一就办婚礼，你都二十六岁了，结婚是人权。”辛冲爸妈说：“听你老婶的。”辛冲的老叔讽刺我，“就愿意给人家做主。”
辛冲结婚穿的是红裙子，喜气洋洋，辛未参加了他姐姐的婚礼沾了喜气，期中考试考了学年第二名，是他高中时代的最好成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我们没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没有把自己家族的孩子教育好，还要无奈地说：“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这终究不是一个好老师。
辛冲高中毕业两年，大斌就来了。
我在老辛家岁数小，辈分大，一结婚就成了四奶奶，四姥姥，小舅奶。
早年的时候回家过春节，看见中年的亲戚就称阿姨，被丈夫制止，“别瞎叫人，她是咱们家的远房亲戚，论理该管你叫四婶。”真不习惯，不过，感觉还真好！
周虎子是大姑姐的儿子，是大斌的爸爸，周虎子和他的小舅也就是我丈夫，是一起吃着我婆婆的奶长大的。周虎子比丈夫年长几个月，高中毕业就到银行工作了，他这个小舅读完中专，读大学，作为外甥的周虎子没少接济他那个穷学生小舅。
既然有了辛冲那个成功的案例（辛冲是那个村里同届的孩子中唯一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以后的博士了），我好像找不出恰当的理由拒绝，只好咬咬牙说“好吧，周虎子！”
大斌是一个生机勃勃、精力过剩、不淘气都白瞎了的男孩。
住在我家里，起初他道高一尺，我就要魔高一丈。结果，他对他的班主任大红说：“我小舅奶太厉害了，我蒙不了她。”
这孩子，他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跟我玩此等小把戏，太嫩了点。
大斌在班级当班长，他能领着班级同学学习，也能领着班级大闹天宫，他是帅才。他笑起来阳光灿烂，尤其擅长忽悠小姑娘。
大斌迷恋一切时尚名牌，津津乐道，乐此不疲。
大斌的字很娟秀，像出自一个乖巧的女孩子之手。我经常说：“大斌啊，大斌！你如果像你的字一样乖巧，小舅奶多省心啊！”他反唇相讥：“我要是那么不男人，你该多操心！”弄得我无语。
前几天，我收拾书房还发现大斌的一个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不知道是哪个心仪他的女孩写的“求，只求，他日江水，只载春光不载愁；愿，只愿明朝相逢，只羡鸳鸯不羡仙。”我哑然失笑。
墨尔本现在是夏天吧！大斌会是个幸福的人。
大斌经常给我打电话，通电话最长的一次是四个小时，直到我的手机发热发烫直到没电。
大斌男孩子气足，小时候“散养”惯了，他学习坐不住板凳，智商不是问题，学习习惯难改。
有时他也和我讲，在老家的小县城怎样称王称霸，怎样打群架，我要不露痕迹不露声色地引导他，如果我的立场太鲜明了，他就不再和我讲了，沉默是令我们难堪的事。
大斌有吸烟的坏毛病，上初中就养成了，我时而在某一个隐秘的地方发现他私藏的香烟和火机，他就无奈地说：“小舅奶，这儿你也能找到！你是科克博？你在中央情报局干过？”我说：“大斌，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你还是戒烟吧，要不影响你长个了！一身烟味没小姑娘喜欢了！”“小舅奶，这你就不懂了，没烟味小姑娘才不喜欢呢！”
大斌聪明，在我所在的学校，他从不轻举妄动，从不出大格。和许多老师私交甚好，也包括管德育的校长，小小年纪就表现出良好的社交和沟通能力。
有一次弄江湖义气，在学校吃了点小亏，他没跟我讲，回来闷闷不乐。那时候，我正当班主任，我私下里对我们班的也是全校学生的“老大”王新舒说：“你去看看，给大斌挽回点面子。”我知道我这么做一点儿都不像老师，可是我是家长，我不能看到我们家的小伙子受委屈。
有一段大斌跟我玩“昼伏夜出”，大斌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家的那套房子有一百六十多平米，纵深很深，大斌住外间，他后半夜趁我们都睡熟了，他悄悄地溜出去，黎明返回。久而久之，还是被我发现了，我还是故伎重演，把大斌的小舅爷屏退。这一次我没像教训辛冲那样，毕竟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方法有所不同。我一言不发，拿起家最粗的擀面杖，实行“杖刑”，然后我说：“你自己说，你错在哪儿？”大斌的小舅爷说：“你也太虎了！”我说“我手里有准，我就是要煞煞他的邪气！”
自从大斌来，我就雇了一个钟点工，帮助我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干家务。既然生活条件已有好转，还是应该给自己一点生活的余裕，另外孩子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毕竟一日三餐很重要。
宋姐给我们做钟点工已经十年整了，我们相处得像一家人似的。
男孩子总是立事晚，大斌上了大学懂事多了，也爱学习了，2005年我去武汉讲课去看他，他成熟了，对自己的未来也很有想法。
后来他顺利地通过了雅斯,顺利地考取了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顺利地毕业，娶了一个美丽的新娘，在南半球定居了，从此真是与家人天各一方。
大斌的婚礼办得很典雅，当司仪宣布新郎拥抱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不爱落泪的我哭了，大斌走得太远了。
儿子辛未从一出生我就开始“教育”他，总是想，小猫小狗训练久了都通人气呢，更何况人呢！儿子两岁半长驻姥姥家，姥姥更是不遗余力地打造她的宝贝外孙，儿子小学四年级被遣送回我们家，我开始扮演“严母”角色。儿子每到大考便有不同凡响的表现，中考、高考都超常发挥。
儿子和他辛冲姐最好，总有说不完的话。
儿子高考报志愿，我呼呼大睡，他们姐俩在网络上密谋。
儿子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一举考中，和他的辛冲姐学同一专业，儿子的姥爷说：“太好了，我外孙可以借势发展了！”
我曾经有一次小病大养，辛冲辛未各拉着我的一只胳膊痛哭流涕。
看着这一儿一女，我好不得意。
近年来，偶尔和丈夫回他的老家，一定是座上客，丈夫打趣说：“如果在咱们家选人大代表你肯定会选上。”
其实这是因为我真真实实地为家里的许多人付出过。
六
2008年经由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李震兄长推荐，我成为“名师讲语文系列丛书”的作者中的一员。
交稿子的时候，李震兄长问：“一菲，你的教学风格是什么？”“我的教学风格……”我一时语塞。“特级教师总应该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那还是叫诗意语文吧！”“诗意语文”是我2000年在一篇文章中的一个说法，从理论到实践还都没十分成形。
在语文不断地被功利化、被技术化、被习题化，被肢解，被扭曲，被现实的烟火烤灼得面目全非的时候，让语文流淌着诗意，没什么不好。
诗意语文当然不是语文的全部，但至少它强调凸显了语文已经遗失和正在快速遗失的部分。
寒假我和2009年毕业的两个文科班的学生谈三年前的语文课，谈班级读书的风气，谈她们现如今在大学的发展，谈语文对她们情感和生命的滋养，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年前的这届孩子还是能读书，还是会读书，甚至以读书为乐的，只要我在语文课上提到一部书，她们就相视，就会心。然后去买书，读书，有至少二十几个孩子的阅读习惯非常好，阅读量也非常大。文学、美学、诗歌、哲学、军事、历史，甚至宗教，这些领域他们都涉猎，即使上了高三在任何一个孩子的书包里都可以找到品位不凡的课外书。
因为他们的童年、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时间还没被榨干，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从容阅读。
素质教育喊得越久，孩子的书包就越沉，应试教育就愈发变本加厉，这真是悖论。
仅是三年之差，孩子的书底、课外的阅读就再一次大规模地缩水，我在我现在所教的高二理科实验班做过调查，没有完整地读过两本以上课外书的孩子大有人在。
这是怎样的悲哀，在以色列、美国、俄罗斯、日本，甚至那个已经破产的冰岛等世界各国争相重视阅读，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关注国民的精神存在的时候，我们的语文教育在大踏步的后退，并且以一种奇怪的速度在下滑，怎能不叫人痛心。
是我们不重视语文教育吗，非也！很多孩子识字提前了，幼儿园就开始识字，开始背诵《三字经》《弟子规》，从小学就开始学习怎样写作文，学习演讲与口才，学习怎样当主持人。
家长越是重视孩子的所谓的语文学习，孩子参加的班越多，孩子的语文往往越差，真是南辕北辙。
语文究其实质是让那些并不懂得语文的人给教坏了，或者说语文让那些懂得语文却又不得不按照错误的方法去教孩子的人给教坏了。
比如：识字是可以提前的，甚至三岁就可以开始，问题是怎么认，认多少，是不是很集中，是不是有一个整体的设计。幼儿园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很多孩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表面上是认识了几个甚至几十个字，实质上却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因为识字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这种随性的教育是不会有大起色的，弄不好还要浪费了孩子的精力，倒了孩子的胃口，甚至是挫伤了孩子的学习语文的自信心。更可笑的是各种作文班，“汝果要学习，功夫在诗外”，孩子没有阅读量，没有相应的积累和感悟，却要教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过渡，这简直就是对语文的亵渎，对孩子精神的虐杀，“口才”应修内，得先有“肚才”，“腹有诗书气自华”。
每年都要到一些省份去讲课，深感孩子们的语文素质的下降。和一些初中老师交流，他们也很无奈，因为很多学校从初一开始就要进行语文月考，半月考，甚至周考，课考，每次学年要排班级名次，还要和教师的考核挂钩，于是裹挟着教师和学生都进入这个怪圈。语文课早已习题化，考试化，即使个别老师还能够坚守语文的底线，也无法面对家长责难的目光。“我们要的是孩子的语文成绩！”语文是“人”的工程，是讲究“熏陶渐染”的，是润物无声的，是要“文火入味”的，是不能急功近利的，可是语文却走上了“速成”的不归路。
语文教学的习题化，应试化倾向正在下移，原来初中的时候孩子还有余裕用心灵贴近一下语文，现在据说从小学开始就要进行规范化的考试了，许多文质兼美的文本正在被肢解成“考点”。
“语文”从一开始就大火猛攻，语文已成了一锅焦糊的饭。
使我想起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水稻的亩产量已超过“四万斤”的美丽谎言。
语文正在开放一朵又一朵的谎花。
语文对于人生来说是中药，中药就不是西药，中药讲究的就是慢慢调养，慢是慢点却可医本。
想起了生活在战国乱世冷眼看人生的庄子，他说儒家大声疾呼仁义道德是因为“仁义道德”在消失。
我想我的所谓的“诗意语文”和所有为“诗意语文”大声疾呼身体力行的人们，是因为痛感语文的扭曲和异化。
“诗意语文”是要有书底儿的，无论是语文教师还是学生，这是诗意语文的源头活水。无论是苦读、乐读，还是痴读。为语文开疆拓土，让语文从四十五分课堂窄窄时空延展到更广阔的所在，关乎历史，关乎社会，关乎人生。
其实这是语文分内的事，而却是当下语文教学的某种奢侈。
在某种意义上讲，诗意语文的起点是诗，终点也是诗。
朱光潜先生曾说：“要想养成纯正的文学品味必须从诗歌开始。”读诗诵诗品诗在诗意的语文课堂上占一定的比例的。这一点要求授课教师有一定的课程资源的开发能力，有一定的诗歌品评能力，这是引领学生走向文学殿堂的一条正路。
所谓“终点也是诗”，一切文学，小说、散文、戏剧，在到达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就会看见诗之光。
诗歌短小精练，情感丰富，用诗歌可以照亮文学，诗歌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倘若以诗歌来收束语文，语文课将别有洞天。
诗意语文追求美，崇尚感性、感悟与体验。
诗意语文是美的，美的教学语言，美的情思，美的文本，美的教学设计，美是某种诗意的体现。
美绝对不是脱离现实大地虚幻的云朵，而是对现实人生深切的关注，最深情的爱。
诗意语文崇尚感性、感悟与体验，理论是灰色的，而语文之树长青。诗意语文的理性是要通过形象表达出来，没有感悟与体验，学生只能成为“书呆子”“掉书袋”。
语文又何尝不是“心学”，语文就是要培养心地纯正，感情丰富的人。诗意语文始终关注的是“人”。
文学是人学，诗意语文的终极指向是一个人精神的成长。语文教师以生命的热度，对社会对人生对学习的爱，携文学走入学生的心灵世界，浇灌学生的心灵之花。
诗意语文并不排斥理性。
文本的细读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教学流程的安排是理性的，情感的升华，哲理的深化都是理性的。其实诗意也是对理性的“不二法门”，就像太极中的一阴一阳，只是诗意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语文的本质。
诗意语文追求教学语言的纯青炉火。
理想的诗意语文追求百变的教学语言，典雅处还它个典雅，优美处还它个优美，晓畅处还它个晓畅。贴切、自然、流畅是最高格。沈从文说：“写小说就是贴着人物写。”那么诗意的语文课堂教学语言就要贴着文学形象选择风格。
教学语言的功底不是一日之功 ，须要不断地涵养锤炼。
诗意语文说到底就是要教出语文的本色，要凸显语文的特色。
想起汪曾祺对他少年时代读书的描写:拿一块带筋的酱牛肉或者是一块榨菜，躺在后花园一棵老树横秋的枝杈上读书，读他喜欢的契诃夫、屠格涅夫笔记或者是沈从文的文集。
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悠然。一点都不局促不仓促，一点都没有外在压迫和阻隔。禅讲求“会心”，用心灵去贴切的阅读是至境。
试想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们如果都能够拿一本书悠然而读，在树下，在亭边，在屋宇……那么我们还用讲“诗意语文”这劳什子吗？
然而在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尚在发展时期的大国，生存和就业尚有问题的国度，悠然读书又是怎样的白日梦。
中国现当代的大家，体会过读书的悠然之乐并有所造诣，文学素养高的那些大家哪一个不是生活有余裕的人？完美的私塾教育，深厚的家学，深谙语文之道，读书之道的高人的指点，甚至游学海外，这是他们成才的范式。钱钟书饱读诗书，他是著名的书痴，读字典能读得开怀大笑。就不说鲁迅的三味书屋吧，即使他悠然抄古碑的岁月就足以使那些装在肚子里的书内化成思想和情感，足以使他成为大家。
读书要从容，读书心要静，读书是水滴石穿，是濡染，读书也要讲究一个“泡”字。现代人浮躁，现代人不会为一个看不上摸不着的“修身养性”去读书的。认为读书是个“屠龙术”，大家要学的是赚钱术，最好是“点金术”。
于是人们去“泡”吧，去“泡”茶，去“泡”一切能够给人带来感官享受的东西。
很多人认为，学语文最好是像洪七公教给郭靖的降龙十八掌那样，弄几掌先来应急。
语文成了孩子们升学，掌握一种实用技术的一块敲门砖，语文既是敲门砖，敲开大学之门，砖自可以丢了。
既然读书的时间没有，思考的时间就更没有了，龙应台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年要有十一个月的时间读书，一个月的时间周游世界思考。
而现代的生活节奏把我们每个人都绑上生活的战车，让我们欲罢不能。
没有语文的人生，精神的世界肯定是一片荒芜。
人们总在追问有用实用，却忘记了“无用之用方是大用”。
语文的有用之用被夸大，其实这是小用，语文的无用之用是关乎人的灵魂的大用却被淡忘。
毋庸讳言，语文是有实用价值、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三者不可偏废。
我期望天下的孩子都可以悠然地读书。
在诗意的语文中打开天眼成就慧根。
我期望天下的语文教师都可以教孩子真正的语文，那时候云飞雪落，鸢飞鱼跃。
等到春暖，等到花开，等到语文完成理性的回归，我也不再说什么“诗意语文”。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4-30 11:11
一想到语文，我就高兴
连中国
  
    连中国，北京四中高级教师。西城区兼职教研员。现已有多篇论文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总文字量已超过二百万。有着丰富的高考备考经验。在2003年的高考中，共有7人获得高考作文满分。2007年高考中，所教班级的平均分超过120分。2010年高考中，所教班级平均分126.5分，一理一文两位同学分获141分、142分（北京市最高分142分，共有6人在140分之上）。近年，在《现代教育报》、《法制晚报·教育专刊》、《北京青年报》上辟有个人教育专栏。个人专访编入《管理观察·基教刊》2010年1-2期。教学事迹在《中国教育报》有相关报道。
  
  一、     分数有其两面性
社会上、语文界，有的老师将“分数”看得过于简单与绝对。一听说，要提升学生分数，就一股脑简单地将其归入“应试教育”，似乎促进学生分数的不断提升是一件见不得人、罪大恶极的事情。哪个孩子进入高中，不想有个光明的前途，不想顺利地升学，考入理想的大学。可以说，“分数”关涉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一位教师，有能力，有水平，有本事，不断有效地促进学生分数的提升，帮助学生实现人生的理想，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上高三后，我对家长说，我是黑宋江，“兄弟们”跟了我快三年了，我得给“兄弟们”谋条出路。他们该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汉。2010年高考，我教的两个班语文的平均分一个班为120分，一个班为126.5分。两个班各有一名同学的语文总分超过了140分（北京市共有6人）。暑假与学生聚会，我说，我可不想此时面对众多落榜的学生，与大家眼泪汪汪、悲悲戚戚地来谈咱们的语文素养。高考试题，有其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我做教师今年已经16年了，这么多年，我对高考的评价是“大体不差”。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是。进入世界名校耶鲁、哈佛也是需要一定的“分数”的。而且就北京四中的情况而言，耶鲁、哈佛也从未“走眼”，它们选择的学生，在我们这里分数都是比较靠前的。“分数”里有一定的“素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从不相信简单、机械地重复性训练可以给语文以高分。这样的训练得到110分上下，也许还凑合；语文130分以上的考生，一般还都是真有两下子的，并非一味靠“练”，更非靠“蒙”与“撞”。我的两名取得140分以上的学生，在语文素养上都是班内的佼佼者。
其实，在求学的道路上，我们该感念“分数”，高中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是谁在陪伴、鼓励、鞭策着我们，是谁在促成我们对自我不断地反思与纠正，仅仅靠“宏大的理想”还是不够的。科学、有效的分数推动了多少学生的发展！一个个“滚烫”的“分数”里又有学生的几多幸福的期盼与老师辛勤的付出！取消了分数，中国的教育将会“混乱”到什么程度，想一想也觉得可怕！诚然，在现实中不是每一个分数都是科学有效的。比如，徐老师文中提到的那个作文得了39分可爱的女生。如果我遇到了徐老师的情况，我也许不会为她改分，但我一定会对她说，你这篇文章就是60分。你大可放心大胆地写起来！这个世界上，并非都是“糊涂虫”；语文老师也并非都如你所想的那么“没水平”。再者，如果孩子的文章确有创意，给孩子将“39”改成“60分”，又如何？高考做不得主，现在还做不得主吗？徐老师执教多年，改就改了，只要锐眼在，总会大光明！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你做什么，总会有人说三道四，千古皆然，我辈自然也概莫能外。
“分数”犹如“金钱”，自有其两面性，关键还在于现实中我们老师怎么去“使用”它，给学生以温馨地持续地有效地鼓励与鞭策。“为非作歹”、“任意胡为”、“荼毒生灵”固然不可，“赈济灾民”、“匡扶正义”“奖掖先进”、还是大有可为的。
  二、     有素养，岂无分数
在教学中，我遵循与信奉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向语文素养要高考成绩”；我始终坚信面对高考，有素养，必会有分数。教学多年，多次面对高考，我的这条原则基本还是成立的。我教过的绝大多数语文素养好的同学在高考中也相应获得了高分。我一直十分执拗地认为简单机械、反复大量的“知识练习”，让学生获得110分上下的分数，尚可一为；如若想让学生超过120分，特别是超过130、140分，则必须得具备一定的语文素养。何况我们的教育目的，绝不仅仅止于高考成功这一件事。教育是培养宏大健全优秀的“人”。高中教育，如能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高分”又何足道哉！
2007年，我创建北京四中首届人文实验班，并任这个班的班主任。三年下来，这个班不但没有补过一节课，而且利用平常的节假日与寒暑假，出行7次，先后组织了“古朴的中原”、“风雅的江南”、“华茂的北京”、“美丽的台湾”、“汉唐的魂魄”等人文游学活动，行数十万公里，跨越了祖国的十几个省市。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听讲座，相互讨论，写文章，用心去感受“文化场”。概括班级培养目标，我为学生拟定为：
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广大见胸襟，悠久见生成；
英拔巍如峰，秀丽皓月空；
胸中焕星斗，笔底起苍生；
中国有书生，磊落慨然行。
就是这个班，2010年高考中，语文的平均分126.5分，全班30人，总共有12人考入清华北大，一人考入哈佛大学，一人考入伯克利大学。在今年北京卷阅卷现场，编辑的《阅卷纵横》中，共选出10篇高考作文范文。其中，甚少有两篇出自于我的学生之手。
也许是幸运，我一直奉行“向素养要成绩”，而在实际高考中从未败落过。03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执教，一个班共有7人获得高考作文满分。
当然，学生自身具有了较好的语文状况，在高考中还不一定必然胜利。有几点，需要老师们注意。其一，语文素养里包含学生的理性思辨素养，不仅包括，较强的思维能力、逻辑能力对于学生高考成绩的取得以及今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语文作为艺术，当然需要模糊、需要感觉，但绝不止于此；没有有效的“介入”，就没有有效的“模糊”。断臂的维纳斯引人联想，美感无限，但首先要有一个断臂的丰腴匀称的“身体”在。这个“身体”是需要思维与逻辑的。我们看到多少徒以“感性”自负，吟风弄月，卖弄辞藻，结果却是败絮其中，思维混乱，不知其所云的文章呀！其二，素养之后是技术。写好一篇作文，既有素养还是不够的。写作一篇高考作文，就像是为一只玻璃杯注水，水太少了，强往外挤，固然尴尬；但拿一桶水一股脑地不分轻重缓急地倾斜而下，结果流水四溢，横流各处，自然也非快事。“技术”就是懂得做事的层次与步骤。以2010年北京卷“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为例，写好这篇作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有：
1.   能不能读懂“形象”并进而驾驭“形象”？
2.   对于“形象”和有象征意义的动作“仰望”、“脚踏”界定了吗？是否在界定之后才展开？
3.   对这个题目是否能够把恢弘的大局和细切的局部结合起来处理？
4.   对题干中思辨性很强的“与”字，是否有个性化地把握？
素养有了，又懂得怎样有效释放自我的素养（解决好“技术”问题），高考作文焉得不获高分！
三、     生命课堂
语文课是关乎一个人“生命状态”的课程。我一直奉行“改变人，然后改变语文”的教学理念。语文课绝不仅仅只是个“知识系统”，也不仅仅是个“能力系统”，它更是一个“情感系统”、“生命系统”。语文课就是探触到学生的生命处，引导，激发，启迪学生形成自我宏大的“内在状态”，就是不断促进学生“人”的觉醒。语文中的“读”与“写”，其实都与此密切相关。“读不懂”其实就是“走不进”；“写不出”其实就是“胸中无”！
在课堂中，我是这样为学生评介西汉才子贾谊的。我希望将我读雄文后，心头燃起的“火”重新燃放于学生的心头。他们中应该更多地涌现出“贾谊”式的人物。
   每次读《过秦论》的时候，我都为贾谊年轻而喧腾的血液所席卷。壮丽而雄健的汉廷台阶不歇一口气一直将未央宫推入天宇。在大殿上，一位只有二十余岁的青年，峨冠博带，气宇轩昂，面对满朝王公亲贵，慨然以对。他言辞激切，辞采飞扬，字字句句仿佛都是从思考的深谷与情感的大海中撷取熔铸提炼而出的。他年青的眉骨，高迈峭拔而稚气仍未脱尽；他犀利的目光，持重而光彩四溢，可在如炬的放射中，你依然可以看到他心灵深处泛起的纯稚的涟漪。
他，就是贾谊！
高三时，讲现代文阅读。我曾动情地对学生说：“现在，大家能够读懂、把握高考现代文阅读要求的1200字，将来还要读懂世界上人类最优美、最深奥的思想。当年，徐志摩来到剑桥，当他走进剑桥浩如烟海的图书馆时，曾深情地倾吐：‘我就像一条小鱼，游归了大海！’”在高三紧张的复习过程中，当我讲这番话时，课堂上闪现出无数晶亮的眼睛，他们一起射向我。在同学的注视中，我看到了“人”的高贵，我甚至看到了整个人类的希望。
课堂在不断雕塑学生的过程中，亦会不断雕塑教师；换言之，课堂在不断雕塑教师的同时，才会不断雕塑学生。课堂让我们教师暂时地挣脱了多少“现实”的名缰利锁，让我们暂时脱离眼前的“万丈红尘”，以一颗纯净美妙的心与学生一起虔诚地面对“世界”，面对“人”，面对“人”无限深广的“内在”。课堂让我们师生一起走过多少“纯粹时光”。作为一位语文老师，我想说是课堂让我们更像“人”，并进而无限度地贴近“神”。
因此，我感恩课堂。感恩课堂赐予我的“万丈光芒”。
因此，我期待课堂，期待那一节节从我窄小的身体里冲决而出的大大的“宇宙”。
这届学生临走的时候，送给我一个大大的“祖”字，这个大“祖”笔画间又是由无数个小“祖”组成的。我想“祖”是回顾，是感恩，是根源，是孕育，是依傍，是精神回归，是情之所系，是万事之始……我深深地感激于学生送给我的这个“祖”字。它凝粹得表达出学生对老师核心的那种期望。
四、     造就我们自己的语文天空
记得，作家筱敏在《鸟儿中的理想主义》结尾，深情地写道：
但在看到那只在笼中以残酷的方式练飞的鸟之后，我明白，天空的辽阔与否，是由你自己造就的，这种事情上帝根本无能为力。上帝只是说，天空和飞翔是鸟类的生命形式。而灾难和厄运也是世界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至于在灾难和厄运中你是否放弃，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的语文，我做主！
走，老师们，上语文课去！
真想永远上下去，永不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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