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要为文化做减法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给文化做‘减法’，也就是选择的过程，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行重新解读的过程。用减法清理文化思路走出文化误区。”文化学者余秋雨今天做客人民日报总编室与人民网联合主办的《文化讲坛》时指出。

　　余秋雨指出，大家感觉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但是精神文化还是滞后的。那么多文化，却给人感觉精神文化反而滞后。所以这里面肯定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一点减法。“做减法说到底是有选择的办法，所谓做减法就是用我们选择的办法把不知道东西选掉它，去掉它，把好的东西留下来。这个做减法的过程也就是选择的过程，而这个选择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重新解读的过程，在现在讲起来其实特别重要了。”

　　如何给文化做“减法”？余秋雨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用减法清理文化思路，第二，用减法走出文化误区。这两个有关，但是是前后两个部分，一个是由减法清理文化思路，就是说我们在大的思路上可能已经要用减法了，就是怎么样去除不必要的杂质，留下最本质的东西，这是思路。第二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就是我们现在由于没有做减法，进入了好多误区，做过减法以后，可能这个误区可能就会减少，本质东西也可能出来。”

　　余秋雨指出，第一个误区——谋术文化，是需要做减法的一个重点。他谈到，“我曾经和一些大学的低年级学生和一些高中生，认真给他们做过一个调查，发现他们现在最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绝大多数是谋术文化。很多古代战争故事，了解一些战争打仗，作为历史也是需要的，他们也知道很多宫廷故事，他们也知道很多皇帝、大臣的名字，但是背后的东西都是谋术。这对年轻人心理健康不利。这些孩子从小的时候为了取得好成绩，已经在家长和老师的某种误导下，进入到某种竞争，这种竞争已经进入到谋术的边缘，你再用文化的角度去告诉他，我们古代是怎么闹的，古代是怎么折腾的，这对他们的心理建设真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此外，谋术文化也影响中华文化的外部形象。”

　　“一个民族可以延续这么久，表现它确实有一种和衷共济、互相援助的精神是有的。”余秋雨表示，我们史学家很少写这个，只是留下我们儒家学说这样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思维。“所以有没有可能减少一点谋术文化，留一点空间给大道文化。这个大道文化，我们是不是在抗震救灾，在一次次我们对抗泥石流、对抗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时，我们就感觉到大道文化了，我们并不认识灾区的人，但是大家都可以倾其所有去支援，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不是虚假的中国。也是中国传统的孔子所说的‘仁爱精神’、墨子所说的‘兼爱精神’的大发扬。而权术文化是一种现实，中国争权夺利好多年，这是一种现实。但是如果老在弘扬三国的计谋，老在弘扬宫廷里的针锋相对，老在弘扬这个东西，这就有点误读。”

　　“什么叫民粹文化？就是非理性地发表了一种极端的意见以后，有更多不加分辨的人，大力跟随造成一种隐性的暴力，这叫民粹文化。”余秋雨指出，民粹文化有几个特点：一是什么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听谣言，听到谣言就激动，这个谣言和激动带有明显指向性的攻击对象，就是不断要寻找靶子，而这个靶子没有分辨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民粹就构成了。历史上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这样的时期，这其实是很可怕的。如果被这种裹卷的时候，我们脑子也会失灵，我们会像傻瓜一样听信谣言，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民粹文化的怪圈。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的文化就会毁在民粹上。

　　余秋雨谈到，德国大作家康德对知识分子提出很高的标准，要运用理性，不能卷到民粹里去。“有时人类在做一件事时，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他觉得情况可能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文化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定力呢？当大家都有点被什么裹卷时，大家的眼光都会看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是知识分子，他有独立的思考，这样的人能不能多一点？现在遗憾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往往走在民粹主义的前面。老百姓倒没什么，被他们的漂亮的语言一概括、激动的语言一概括，风起来，这样的可不可以减少一点，包括中国历史上，包括‘文革’，煽风点火往往是那些‘左’派文人，老百姓很难做分析。所以我们要警惕，还是要增加理性文化，减少民粹文化。对民粹文化，等它发生到极端的时候，我们甚至要用理性去抵制，不能以这个东西作为唯一的标准。社会学上它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有很多命题是需要思想家认真思考，需要科学思维认真地来研究的。民粹文化说到底就是非科学文化。”

　　“二十几年前，我还是正厅级的干部，辞职去寻找当时谁也不关注的中华文化的遗址，写出《文化苦旅》。我到世界各地去冒险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反复把中国文化和那些古文明进行对比，在对比中解读中华文化，所以我对中华文化平心而论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余秋雨说，“但是这些年，所有人都在讲古代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纳闷了，这好象用文言文说出来的东西都叫文化，这肯定搞错了。我在想，20年前谁可以讲几句英文就是有文化，我当时讲课时，英国的白字讲得挺好的，古代的流氓文言文也讲得挺好的，我们不能说古代的东西都是非常好，恰恰不是这样，不能完全复古。文化生命力是创新、创新、创新，它的生命的点一定是创新。”

　　“创新很重要。我们国家不断提出创新、创新、创新。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在文化上创新的敏感是不够的。我们在电视里面很少让大家感觉到哪一个创新让全国激动。我们所激动的往往是拍卖。拍卖也很好，古代文物的拍卖。但是一个民族的敏感点如果都在遥远的古代，一个古墓的被挖掘，一个古人的被叙述，一个古代皇帝的一个阴谋重新被读解，也可以。按照多元化文化按的观点也可以。但是现在很麻烦，因为信息畅通，任何热点都具有一种风起云涌的积极效应。”余秋雨表示，“如果多少年下来，我们的脑子当中装了很多用处不大的老古董，而对任何创新没有敏感的话，我们的文化很难说是成功了，这点我们要千万注意。现在我们每一年都会发布全世界创新文化的新成果，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贡献还不够大，还很难拎得上去。”

　　“作为一个旅行者，我在国内和海外走了很多地方，我发现大家都陷入了一个毛病，都在讲地域文化极端重要性。而且引起了争执，这个古人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你们我们只是一条边界，是这个省还是那个省，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很严重。”余秋雨指出，“现在有很多省到全国各地、到世界各地出了名的人拉回来，证明我们是文化大省，我对这样的举动我经常要予以劝阻，我说你拉过来可以，你可以报销路费和车费，但是所有人要问一句他们为什么离开了，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待下去，反而证明你不是文化大省，其实那个人也不是背叛你，文化无界，文化人有故乡，但是真正大文化是没有界限的，它感动所有的人，它文化越大，感动的面积就越大，而不要再继续做地域文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