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58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笼罩在“大跃进”氛围中，粮食产量就像王维笔下的大漠孤烟，直上重霄九，其中水稻亩产量达13万斤，根据多国天文学家测算，打破了原火星所保持的宇宙记录。这特大喜讯让伟大领袖激动得夜不能寐，于是他摆弄起文房四宝，挥毫写下这么几句：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紧跟伟人步履的大诗人郭沫若不甘落后，他在《迎春序曲》中写道： “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 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 口气之大，直逼革命导师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直逼大金国主席完颜亮的“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这年他随文联参观团前往张家口专区访问，受这里大跃进气势的启发，写诗若干，总命题曰“遍地皆诗写不赢”，感叹自己的笔任凭怎样的挥洒，都赶不上这里喷发出的激情与节奏，他微微仰望天上红彤彤的太阳，自信地说：“我相信全中国都会是这样。” 面对“大跃进”的喜人形势，诗人突然想起了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大诗人，当然这不是缅怀、追思，而是发难、指责：李易安的那首名词《声声慢》“入骨地诉说了‘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个人情趣”，而他郭沫若要“一反其意，以反映当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高潮，因而把词牌名改为‘声声快’”，根据所改词牌填得颂词一首： 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 掩卷回味，此词的确让人感觉到“快”字当头，特别是“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像炸雷惊醒春笋一般，给人鼓舞、期待和力量。诗人以浪漫主义而著称，但这里写“快”决不仅仅是浪漫，而是有“火热的现实”，这正好验证了他的宏大文艺理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并不抵触，而且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圆满。它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很好的补充，有了发展”。“从反映过程来说，艺术的本质是现实主义的；但如果从创作过程来说，艺术的本质也可以产是浪漫主义的”。（1959、1、8，发表《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载本日《人民文学》第一期） 二 好事有可能变成坏事，坏事也有可能变成好事，这种事物属性的转换，我们称之为“辩证法”。怎样“变”呢？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使内外因都起作用，当然内因是主要的。根据这门的理论，我们看看1958年的“大跃进”是如何转变成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的。 粮食生产太多本应是好事，但不知为什么那堆积如山的粮食突然就鬼使神差似地不翼而飞，这让正在兴头上给中国这张白纸绘制又大又新的美丽图画的领袖如浇冷水，这让正在欢天喜地去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老百姓如临深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人根据前人所留下的丰富而宝贵的资料进行细致地分析，发现那时中国人的吃饭成了严峻的社会问题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内因方面：谷穗长得太粗壮，国务院调来火车轮船统统拉走，给大江大河大沟架大桥，从此“天堑变通途”；猪被小麦玉米喂得太肥大，连太平洋里的鲸鱼在它面前都成了小不点，从此再也无法宰杀。外因方面：美帝国主义利用境内境外的敌对势力进行干扰和破坏，正如领导人常说的“亡我之心不死”；赫鲁晓夫不给毛主席赏脸，背后还冷言冷语，百般挑剔，这正如领袖说的“狐狸尾巴，经常出现。色厉内荏，心绪不宁”。 综合起来看，1958年粮食的多转变成1959年粮食的少，这足见“事物可以相互转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多么的伟大。眼看国库里的粮食一天天地少下去，心系华夏，放眼世界的人咋不着急、焦虑？是的，不拿出一点东西来，谁还承认你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不拿出一点东西来，谁还指望你领导世界人民去消灭资本主义。于是各地的“城管”纷纷出动，火急火潦地闯进老百姓的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拿走了屈指可数的几粒粮食。根据传说，此时有些老百姓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远在台湾的巨星邓丽君，想起了她那悲伤的歌曲《泪的小雨》： 分不出是泪是雨 泪和雨忆起了你 忆起你雨中分离 泪珠儿洒满地 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 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 …… （注：你：在此专指粮食。） 我熟悉的甘肃省通谓县曾经是饥荒非常严重的地方，1959年秋粮一下来，年内二次征收的光荣任务也就下达了，鉴于“丰收”（年轻力壮的劳力外出干社会主义，大部分粮食没有收烂在田地里），鉴于县太爷爱面子（响应号召，争做先进），粮食自然就征收得特别地多，甚至许多村庄来年下田的种子都被强行拉走。这样，老百姓家里可就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供人生存的空气还是有的，而且那时乡间的空气能做优质的空气罐头，倘若放在今天，恐怕也能成为沉甸甸的供品。其实中国的老百姓很实在，实在到古人把结婚时间放在黄昏，因为黄昏意味着马上要睡觉了；实在到看不见粮食，就把目光放在树皮草根了。我看过许多人编写的“食谱大全”，都存在很大的缺陷，就是他们没有把营养价值极高的树皮草根放进去，如果谁能补上饮食业的这一项空白，谁将会赢得不朽，“百花奖”、“金鸡奖”任你去拿，“五一劳动奖章”任你去戴。据乡间长者回忆，那会儿树皮不但好吃，而且还能在吃的时候享受到魔术般的乐趣。把榆树皮晒干，切成小块，用石磨磨成面粉，之后就可以烧汤了。把汤喝下去，就像一根线，一头连在心里（其实是胃里），一头连在碗里，如果有人抢你的汤，把碗端走，你吃进去的东西也会被拉出来，因此那时的人最怕别人抢他的汤。现在想起这事，最可惜的是这汤没有被哪一位高手取个名，如果有个好名撑着，完全可以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这事大功告成，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不就又骄傲得得瑟吗。 根据1988年由“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年平均产量比1957年减少827.6亿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95.8亿斤，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达34.4%，其中1959年高达39.6%。后来薄一波说：“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国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远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73页）就在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还讲“生产生活，两样都强”的三年大饥荒年月，浮肿、死亡降临到百姓身上，“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统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这100‰的有40个县。”（转引自林蕴辉(国防大学教授)《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三 就在这样严峻而又紧迫的形势下，大诗人郭沫若还沉浸在浪漫主义的喜悦之中，还在咧着嘴放声歌唱。 1959年新年伊始，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短文《1959年的东风》，预言1959年形势将比1958年更好； 1月8日，同周杨联名撰写《〈红旗歌谣〉编者的话》，介绍这本诗集的一些创作情况和编选情况。（载《红旗》1959、9、16第18期。收《红旗歌谣》，1959年9月红旗杂志出版社出版。） 《红旗歌谣》收集了300首民歌，共分四部：一、党的颂歌；二、农业大跃进之歌；三、工业大跃进之歌；四、保卫祖国之歌。该民歌选集反映的是“1958年劳动人民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各个战线上做出的惊人奇迹。劳动人民这股干劲，就在他们所创作的歌谣中得到了最真切、最生动的反映。新民歌是劳动人民的自由创作，他们的真实情感的抒写。‘诗言志，歌咏言’。这些新民歌正是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要与天公比高，要向地球宣战的壮志雄心。”当年“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是美不胜收的，我们以精选为原则。我们的标准是：既要有新颖的思想内容，又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并具有“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音调和谐和形式活泼”等特点，还要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红旗歌谣〉编者的话》）总之，这部新民歌集是时代的产物，是超越任何民歌的，它将永垂不朽。但是，我曾听有人诽谤此作品集的叫嚣，说什么“几个御用文人坐在凉房里，摇着扇子，给劳动人民编写火热生产斗争的歌谣”，这真是侮辱诗人郭沫若的良知啊，这不是明摆着要一口否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新文学吗？现举几首为例，看看《红旗歌谣》到底有怎样的气魄，到底是怎样领先世界文学的。 1、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垮太平洋， 猪背可以降飞机，耳朵成了飞机场。 2、一个稻穗长又长，黄河上边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开来不晃荡。 3、哪怕山高高过天，稻田开在云中间； 红旗插在梯田上，把天映红大半边。 4、太阳落坡坡背黄，扯把蓑草套太阳， 太阳套在松树上，一天变作两天长。 不懂文学的人或许将此视为“吹牛”，我告诉你，错了！文学的奇妙就在于想象夸张，越是瑰丽的想象与夸张，越显示出文学的魅力。屈原、李白就是这样的诗人，郭沫若也是这样的诗人，他们都以想象夸张见长，他们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杰”。如果新文学没有郭沫若的作品，新文学就会立不起来，一个郭沫若顶几十个鲁迅，顶几百个茅盾、巴金、曹禺。 就在1959年的金秋季节，烂熟在田里的粮食无力地耷拉着头任凭秋风秋雨的冲击，而又无法收进仓的时候，就在喜欢别人歌唱自己的毛泽东，将中国这艘大船引入大饥荒的时候，郭沫若便急着用浪漫主义的创作热情“三呼万岁”了。 辉煌路线力争先，无限光明照大千。万岁高呼三举手，两番跃进再加鞭。呀呀狂犬吠红日，翙翙鸾凰颂碧天。灿烂百花齐放蕊，十年建设胜千年。（《总路线万岁》） 人民解放力空前，一片东风奏凯歌。引水上山山下水，掀天抚地地摩天。万千公社翻禾浪，大小高炉涌铁泉。化尽昆仑巅上雪，要将戈壁变良田。（《大跃进万岁》） 一大二公岂可忘？创新宇宙控玄黄。按劳分配权三级，乐业欢虞颂万章。有纪有纲工易化，抗涝抗旱力难量。最高功绩归于党，旭日光华照八方。（《人民公社万岁》） 当然，中国能有这么多值得让人高呼的“万岁”，都是在领袖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这一点与毛主席同呼吸共命运的郭沫若非常明白。歌颂毛主席已经为成他的必修课，就像吃饭喝水一样，须臾都不能离开了。 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郭沫若看到报纸上的一张照片后，激动的心情再也无法抑制了，于是以刘翔百米冲刺的速度写下了《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这首诗：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毛主席是这个星球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虽然他坐飞机的次数屈指可数，但他坐飞机的模样却出类拔萃，非同凡响，可谓千年中国最重要的时刻。郭沫若能够写出这首诗，一定是内心真情实感的流泻，只不过是主席坐外国人的飞机，让有些人感到失落，但郭沫若或许像我一样，都觉得这是主席看得起人家，才坐了人家的飞机。 1959年10月26日，全国先进生产者群英大会开幕，诗人想到了“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的俗语，便写成《歌颂群英大会》一诗，抒发对领袖的赤诚情感，诗中说：“向亲爱的党和毛主席捧献出心肝”，“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天上的太阳照暖我们神州赤县，地上的太阳照暖我们六亿心田。”当然在诗中也没有忘记批判“敌对势力”，“谁要否认大跃进，那是他瞎了两眼，太阳，不因盲人看不见，而非灿烂在天！” 然而，形势越来越严峻、紧迫，大诗人郭沫若却依旧沉浸在浪漫主义的喜悦之中，还在咧着大嘴放声歌唱，放声歌唱！好像不唱，就会死更多的人。这或许是他的秉性，是啊，国家正值“莺歌燕舞”，天才般的诗人哪能消停，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一展歌喉，这不正显示自己的脚步永远是那样轻盈、快捷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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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花齐放》到《红旗歌谣》 《百花齐放》 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家争鸣，是中国先秦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思想学术十分活跃的景象。百花齐放，对于已经为公式化概念化的意识形态所苦的艺术界来说，也是一个福音。在公民享有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的社会秩序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就是常态。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是知识分子的奢望。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就“双百”方针作了报告，郭沫若也感到欢欣鼓舞，于是从1956年3月30日起启动了一个系列诗歌创作计划，写100首颂扬各种“花”的八行体新诗。这些诗先是在1958年4 月3日——6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后结集名为《百花齐放》。诗中，每一种“花”都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一种时代精神。如： 《水仙花》 “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 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 我们倒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 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 人们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 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子过活。 我们是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 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 郭沫若先是在1956年暑期试写了三首，后因“所熟悉的花不多，有的知其实而不知其名，有的知其名而不知其实，有的名实不相符，有的虽熟悉而并非深知”而暂停。到了1958年，受“大跃进”精神的影响，决定完成它。他到天坛、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园艺部访问，北京和内地卖花的地方，他都去请教过；还得到热心朋友的帮忙，“有的借书画给我，有的写信给我，还有的送给我花的标本或者种子”，终于在1958年写完了《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这些诗在艺术上的缺点是明显的。当然，这种硬性的比附，主题先行，对他已不是偶然。新中国成立后，诸如学文化、抗美援朝、大跃进，除四害、讲卫生，他都做了诗。比如： 《学文化》 毛主席告诉咱： 工人阶级当了家， 要把中国现代化， 要把中国工业化， 当家的主人翁， 必须学文化。 《防治棉蚜歌》： 棉蚜的繁殖力量可惊人 人们听了会骇一跳。 棉蚜的生长季节里 一个棉蚜要产子六亿兆 这是单性生殖的女儿国， 一年间三十几代有多不会少。 《学科学》 大家齐努力， 一切动手干 光辉的目标在眼前， 加紧往前赶！ 和这些诗相比，《百花齐放》中还有一些对花的姿态的描写，诗味已多了不少。郭沫若在《百花齐放》后记中写道：“普通说 ‘百花’是包含一切的花。是选出100种花来写，那就只有100种，而不包含其它的花。这样，‘百花’的含义就变了。因此，我就格外写了一首‘其他一切花’，作为第101首。 我倒有点儿喜欢101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些有‘即济’、‘未济’味道，完了又没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 《百花齐放》从艺术上看怎么样，郭沫若心里是清楚的。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陈明远直接写信给他，说不喜欢他的《百花齐放》。他在1959年１１月８日写给陈明远的信中说：“您对于《百花齐放》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 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了！……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多年以来，我是愈加体会到：新诗，真是太难写了。所以当诗兴偶发，每每起笔就做成旧体诗。毛笔字也愈写愈滥，不可自拔。毛笔字、文言文、旧体诗，三者像向长袍马褂瓜皮帽一样，是配套的。……我何尝不想写出像样的新诗来？苦恼的是力不从心。没有新鲜的诗意，又哪里谈得上新鲜的形式！希望你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 现在看来，《百花齐放》的问题，还不只是艺术上的单调刻板，缺少诗味。更严重的是，在郭沫若开始这个系列创作的1956年，中国曾经一度出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度有过百花齐放的意味。然而好景不长，到了郭沫若大量创作和发表这些诗的1958年，实际情况已经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南辕北辙。经过反右派运动的风暴，百家争鸣已经被解释成两家争鸣，百花齐放也成了只许放“香花”，不准放“毒草”，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和有个性的作品被打入另册，所谓“百花”早已在寒风席卷之后一派凋零。郭沫若在1958年4月21日发表的《茉莉花》里也写道： 我们的花朵小巧，雪白而有清香， 簪在姑娘的头上，会芬芳满堂。 当然，人们也可以摘去焙成香片， 厨师们更可以用来点缀竹参汤。 有那肮脏的文人却称我们为“狎品”， 足见他们的头脑是荒天下之大唐， 这样的思想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造， 打算过社会主义革命关，休要妄想！ 这时再创作《百花齐放》，不说是粉饰，起码也是文不对题了！ 《红旗歌谣》 说到《红旗歌谣》，不能不从大跃进谈起。 1958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本来计划用 15年到20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三、四年时间就突击完成了。1958年毛泽东外出视察农村，有人提出要办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成为圣旨，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通过了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那一年，还提出了在工业战线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增产节约”，“超英赶美”和“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热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为举国飘扬的三面红旗。在这种“大跃进”的背景下，文艺创作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民歌”。有代表性的如： 《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社是山中一株梅》 我是喜鹊天上飞， 社是山中一株梅， 喜鹊落在梅树上， 石磙打来也不飞。 《一挖挖到水晶殿》 铁蹶头，二斤半， 一挖挖到水晶殿， 龙王见了直打颤， 就作揖，就许愿， 缴水缴水，我照办。 《妹挑担子紧紧追》 情哥挑堤快如飞 妹挑担子紧紧追， 就是飞进白云里， 也要拼命追上你。 这些诗最初是工农诗人所作，还是“劳动人民自由创作”，不得而知。它的民歌形式和新的生活内容使文艺界将其视为“新民歌”，说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郭沫若1958年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说：“由于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诫我们应当下乡去或到工厂去‘跑马观花’或者‘下马观花’，我最近也到张家口专区去‘跑马观花’了两个星期。的确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今天，地方上的建设热情，真是热火朝天，正在排山倒海。……处处都在进行水利工程，在劈开山岩，抬高河流，使河水上山。……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诗画气韵生动，意想超拔，真是令人深深感动。……生产热情高入云霄，把太阳当着月亮，心境安闲；月亮当着太阳，勤劳不倦。 月下挖河泥，千担万担， 扁担儿——月牙弯弯。 咕，咕，像一群大雁。 朔风呼啸，汗珠满脸， 今年多施河泥千斤， 明年增产粮食万石。 这是一首新的民歌。 东方白，月儿落。 车轮滚动地哆嗦。 长鞭甩碎空中雾， 一车粪肥一车歌。 这是又一首新的民歌。 ……我到张家口地区去，自然而然地写了几十首诗，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是：‘遍地皆诗写不赢’，完全是我的实感。……你看，猪肉在见风长，果实在见风长，粮食在见风长，钢铁在见风长，好像都在为实现总路线而作最大的努力、最亲密的团结。” 新民歌创作最初是有很大的自发性的，也不失想象的大胆与奇特。后来，随着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不合时宜的大办食堂；“放卫星”的浮夸风，文艺界也有人提出要放卫星。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不失时机地提出“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口号：“中国人多英雄多，一人一铲就成河。中国人多好汉多，一人一镐把山挪。中国人多画家多，一人一笔新山河。中国人多诗人多，一人一首比星多。” “放卫星”的 文艺创作很快变成一种行政行为。一些地方搞起所谓万首诗乡，万首诗兵营，万首诗学校，提出县县出李白，乡乡出鲁迅。一些基层领导强制性命令某车间、某生产队一夜之间要写出多少多少诗来，写不出来，不能睡觉，不能吃饭。搞得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为了完成写诗的政治任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抄我一句，我抄你一首，使民歌创作成了运动群众的蠢事。如“人有多胆，地有多大产”，“敢问河西英雄汉，小麦何时上五千”。“一个萝卜有多重，十个后生抬不动，用刀砍回一半来，足够全村吃三顿。”这样的诗，不知编了多少。但是这种“创造”被郭沫若是这样看待的： |
| “文艺也有试验田， 卫星几时飞上天？ 工农文章遍天下， 作家何得再留连。” “到处都是新李杜， 到处都有新屈原。 荷马但丁不稀罕， 莎士比亚几千万。 李冰蔡伦接联翩， 建筑圣人赛鲁班。 哥白尼同达尔文， 牛顿居里肩并肩。” ――（《跨上火箭篇》） 郭沫若在《长春行》等诗集中，也记载下这样的诗句：“水稻产量的惊人，已闻亩产几千斤！”“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还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他还有诗曰：“各尽所能配所需，将成老生之谈。人间天国乌托邦，真是家常茶便饭。未来远景多灿烂？事在人为不虚玄。当前的跃进是榜样，跨上火箭往前赶。” 1958年９月４日，他给《人民日报》写了这样一封信―― 编辑同志： 我是８月３１日来长春的，参加了精密仪器八大件试制成功庆祝大会，不日将离此回京。 阅报见麻城早稻产量已超过繁昌，前寄上的“跨上火箭篇”中有一节须要全改。 “早稻才闻三万六， 中稻又传四万三。 繁昌不愧号繁昌， 紧紧追赶麻城县。” 请改为 “麻城中稻五万二， 超过繁昌四万三。 长江后浪推前浪， 惊人产量次第传。” 这确实证明：我的笔是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该诗如已发表，可否请将此信刊出以代更正。又钢产量千万二句，请改为“千万另”。 郭沫若 1958年９月４日于长春（2） 从这封信看，郭沫若是很认真地相信了当时的浮夸宣传。通常，人的轻信是一种可以原谅的失误。但在当时，也有不轻信不盲从的人。平时养成了随波逐流的习惯，遇到这种大面积的谎话，就不容易识别了。而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这样轻信，又会助长科学界的轻信。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科学精神之光，在中国大地上熄灭了。 受毛泽东之命，郭沫若和周扬领衔合编的《红旗歌谣》，算是新民歌运动最权威的版本了。《红旗歌谣》的序言中说：“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是美不胜收的，我们以精选为原则。我们的标准是：既要有新颖的思想内容，又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我们看到很多的新民歌思想超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音调和谐，形式活泼；它们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我们带着无限的喜悦心情把这些民歌选在本集里。”比起大跃进时代各地制造的浩如烟海的“新民歌”，《红旗歌谣》编选的民歌，格调比较健康、清新。无论怎么歌颂，总还是“浪漫地”地夸张，人为地违背自然常识地胡吹滥造的没有。想象力“最丰富”的也不过是“玉米稻子密又密，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在浮夸风中还不算登峰造极。 后来，郭沫若还是看出了大跃进的荒谬。在1963年１１月１４日致陈明远的信中他说：“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后来强调重视调查研究，树立’三敢三严’的作风，稍有好转。但是直到如今，诗歌评论界（以至整个文艺界）的风气，还是没有彻底端正过来。一些所谓文艺界头面人物，再次败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名誉，把现实主义丑化为板起面孔说教，把浪漫主义丑化为空洞的豪言壮语。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3） 郭沫若在20世纪的中国，是影响巨大的人物。说他是政治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剧作家、诗人、学者、知识分子，他都当之无愧。对于作家、学者、知识分子来说，历史评价还有另一重文化尺度。这种文化尺度不是他看是否忠诚于他所效力的政权和领袖，而是看他的文化选择是否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郭沫若的晚年，不幸地处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整体被改造，精神被阉割的严酷环境中。遗憾的是，郭沫若虽然有着灵魂的挣扎与困惑，但他的主导面，不是疏离这种严酷的环境，而是顺应和强化着这种严酷的环境。从总体上讲，他成为知识界依附权势的标兵和表率。这就是他的身前身后引起了许多负面评价的基本原因。 注释： （1）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109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 （2）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144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 （3）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275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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