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堂散记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时下，收藏界十分热闹。收藏家遍地都是，而且一个赛一个地牛。各种物品的拍卖纪录也不断被刷新。刺激得拍卖行业蜂拥而起，生意兴隆。我一向对收藏家心存敬畏。一个好的收藏家应该是个学者，其所藏之物，应该是历史变迁、世态变幻的见证；是人类文明进程、艺术发展脉络的记载。我们许多说不清的历史，弄不清的艺术流变，都是靠收藏家所藏之物，才得以理清的。而近些年，有一部分“收藏家”，我着实有些看不懂。主要是对他们的身份存疑。

当然，部分投资者以收藏家的名誉招摇过市，似可理解。可就有那么一些自诩为收藏家的人，处处大谈收藏、炫耀自己如何收藏、收藏了多少稀奇珍宝的人，其实是钱多了，饱暖生闲事或附庸风雅。我就见过一个自称是大收藏家的人。我一定相信他收藏了许多东西，也绝不怀疑他根本不懂收藏。一个胸无点墨、无历史常识、无艺术感受力的人，会成为收藏家？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我和这位收藏家聊了一会儿，就恨不得扑过去揍他一顿，或者求求他饶了收藏家的名号吧！可他就是趾高气昂地认为：他是天下第一藏家。他收藏的东西是五门八类，只要有人撺掇他，这个、那个东西好，值钱，他就收。不问价钱高低地收。收了干嘛，他不懂也不问。我觉得，他就是把钱换成东西了。若真能遇珍拾之，集成稀宝，也是对历史负责，给后世留下福荫。可听他高谈阔论时，发现他收了许多假冒伪劣，这不是客观地刺激了造假售假者们的行业嘛。不懂就被骗，是正常的结局。换个角度，如果他不以收藏家身份和我聊天，而是一个文物和艺术品的保护者和我闲侃，我还真的要敬重他。

想起清代文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废纸》的一段话：

“萧山蔡荆山出示册页译本，其中所潢裱者，乃成化时某县呈状一纸，万历时某科题名录一纸，崇祯时某家房契一纸，隆庆时某年春牛图一纸，宣德时某典当票一纸，弘治时某姓借卷一纸，天启时某地弓口图帐一纸，景泰时某岁黄历太岁方位图一纸。数百年废物，以类聚之，亦入赏鉴，可谓极文人之好事矣。”

看看，这“数百年废物”，没有“一纸”是好出身，更没有名人名家的手笔，但蔡荆山先生喜不自胜地收了。乐其事，不为保值升值。据查，蔡荆山先生既不是官宦家庭，也不是富豪士绅，甚至都不是上层士大夫。当然也不是“官二代”“富二代”。蔡先生就是一个书生，一个真正的儒雅之士。可以料想：蔡先生喜好收藏，可财力不足，便走了“人弃我取”的路线。（估计也是在类似潘家园那样的旧货市场里用慧眼去淘。）这样既满足了个人的收藏爱好，也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佐证。

还有，收藏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事。若收了一件东西，就像买了某支股票一样，天天盼着它涨，那不是给自己找病嘛。收藏，是美学和社会学范畴。不能给你带来审美愉悦，你收之何益？当然，收藏也可以是投资范畴，但投资者不在儒雅之行列。所以，投资者就大大方方地谈钱，别把收藏家的高帽往自己的头上戴。一个投资商或投机商，硬把自己装扮成收藏家，就像活生生地把虎头豹额的张飞装扮成拜月的貂蝉，你喷饭不？你还不喷饭？我是恶心至极了。

闲翻《东坡文集》，看到东坡先生《送安节》诗之十，有这样两句诗：“应笑谋生拙，团团如磨驴。”看完我就笑了。一是笑，过去咋就没读到这两句大白话呢？二是笑，这是说谁呢？苏东坡这等骨硬气豪的人，一生坎坷，但都是乐观地对待生存现实，他怎么竟也发出这般慨叹！不想说苏先生了，他的故事都是耳熟能详的。我读了这两句诗后，竟幻觉地认为苏先生是写给我的。于是，也感慨良多。一位颇懂星座的朋友说我是毛驴座，开始甚为不解，十二个星座，怎么到我这就多出一个毛驴座来？读了苏先生的这两句诗，才算明白。原来毛驴就是“谋生拙”，就是要围着一个大磨盘，一圈一圈地负重劳动。我在农村见过驴拉磨，还要蒙上眼睛。蒙上眼睛是给毛驴一个错觉，脚步不停地走，好像是在前进，其实是原地转圈。毛驴的工作态度是极好的，属于埋头苦干型的。但，实在累了，心情不舒畅了，闻到异性驴的气味主人却不让见面时，也会伸长脖子嚎叫几声。尽管驴叫很有穿透力，噪音分贝很高，有时能吓跑老虎，却吓唬不了手握鞭子的主人。嗨，所谓嚎叫，不过就是发发牢骚而已。牢骚发过，照样一丝不苟地干活，眼睛依旧乖乖顺顺地被蒙上。

我是毛驴座，是不是“磨驴”呢？我“谋生拙”吗？我还真得好好逼问自己。

有一个词，过去轻易不敢用，觉得用在谁身上，自己的良心上都会受谴责，真用了，会对自己说：“干嘛那么狠！”这个词是：无耻！若社会风气好，都仁义礼智信，人人都互相敬重，这个词确实是闲置没用的。大概就是因为总也没人用，或不好意思用，有些人就以为没有这个词了，所以渐渐地无耻之人、之事，开始明晃晃地大行其道。官方媒体对此类人与事有批评指责的报道，网络媒体更是对这类丑事糗事怒骂嬉骂巧骂粗骂脏骂人肉骂。可无耻之人，依然层出不穷，大有向世人宣告：我无耻故我在。何也？无耻之人必是无视道德底线的人，无敬畏之心的人。什么人会“无耻”？有权有势有钱者，肆无忌惮。贫苦到底者，穷凶极恶。还有狐假虎威者。

不是所有的有权有钱有势者、贫苦到底者，都无耻。无耻者，都是骨子里就有无耻这种基因，当得势或穷凶时，就把骨子里的东西露出来了。狐假虎威者，天生就是个无耻之徒。

为此，我常常内心悲凉。我怎么和这些无耻之徒同代而生！

罗曼·罗兰说：“真正的英雄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远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就是说，谁身上都有无耻的细胞，只是心灵向往高尚者，不让无耻发作而已。那么试问：惯于无耻者，你身上就没有高尚的情操吗？

还好，世道人心是邪不压正。还有，有高尚者，必有无耻者。翻翻历史，高尚者的对面一定有一个无耻者。就像岳飞庙的门口一定有一个跪着的秦桧。

前些年，一个诗友用短信给我发了一首诗，是一首爱情诗。问：“此诗如何？”我看了一遍，以为是他刚写的，就回复：“很热烈，有顿悟，但说教性强。重要的是内涵不足，不是好诗。”我这段短信，招来他对我的严厉批判，甚至断定我是个伪编辑。他说，这是中国最好的诗。我自然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一段时间里，这位朋友和我没有任何来往。后来，才知道，他发过来的诗，是仓央嘉措写的。我一方面谴责自己的阅读不够、孤陋寡闻，一方面对这位朋友肃然起敬。他对仓央嘉措竟如此坚贞，竟不惜与我决裂！

当然，我也不会向那位朋友道歉。在这里，我也不想讨论仓央嘉措的诗歌成就。或者直接说：用职业诗歌编辑的眼光去评判仓央嘉措的诗歌，是对仓央嘉措的不公平。仓央嘉措是个有诗性意义的高僧，不是诗人里的和尚。还有，仓央嘉措是用藏文写作的，我们看到的是被译成汉文的作品。看翻译成汉文的仓央嘉措的诗，其实大部分是看翻译者对诗歌的理解力和两种语言的使用能力。所以，仅我看到的译成汉文的仓央嘉措的诗,就非常值得尊重。也理解了那位为了维护仓央嘉措而和我生气的朋友。

后来我买了仓央嘉措的几本诗集，认真读过后，我对仓央嘉措也敬佩有加。仓央嘉措先生，有信仰，有血肉。具备了诗人应具备的素养。我敬佩他诗歌中的感悟大于理性。

我一直记着仓央嘉措的一句诗：“一个人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句诗，太直观，也太丰富。会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底，会让每一个人在这句诗文面前沉默一会儿。

一个朋友送我一本《中国当代xx史》。我是与生俱来地对史学很感兴趣。我把这本《xx史》放到书桌上，泡上一壶好茶，开始捧读。读着读着，就兴趣索然了。这是一本粗线条的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各年发生的事件记录，且都是照本宣科的。没有编者的观点和疑问。这不是编史，是事件资料汇编。

说到编史，就不能不说司马迁。司马迁之前，《左传》、《春秋》等史书，都是以政治斗争、军事事件、权力更替为核心的编年史、断代史。司马迁写《史记》前一定是看到了这类史书的问题：历史是人创造的，应以人为轴心。于是，他撰写《史记》时，就以人物为核心。一部《史记》，就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鲜活、生动、庄谐互映，重要的是人们爱读，也耐读。无怪乎，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有编史爱好者，切不可轻易地编当代史，当代人说当代的人或事，一定会受到多方的质疑，而且也很难经受住时间或是未来的考验。编史，是一件多么严肃、严谨的事啊！对编者的美学观、史学观、价值观的要求是多么高啊！那是要“一览众山小”的啊！不得不奉劝一句：若想在编史上沽名钓誉或换些银两，真是比去皇宫里偷东西还难。

顺便也说说当代的评论家，评说历史的文章可读，说当代的人和事就可疑。

孔圣人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可孔圣人没说，《诗》三百，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时代都正确。于是，用《诗经》里表述的义理来衡量今天的事，就不好说了。比如那首《氓》。诗云：“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里的“说”是通假“脱”，即“脱离”之意。用白话解释就是：男人陷入感情纠葛，很容易解脱出来，因为男人的排遣方式多；而女人陷入感情纠葛就不易解脱出来，女人总是围着锅台转，炕头到院门是最远的活动距离。于是就“独念深居，思蹇产而勿释，魂屏营若有亡，理丝愈纷，解带反结”。这个描述在当时或在封建社会里基本没错。而且中外亦然。一个欧洲的作家也曾这样描述：“爱情于男人只是生涯中的一段插话，而于女人则是生命之全书。”

这个观点，我是十分认可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男女的社会分工明显，社会地位差距较大，《氓》所述的那种情况是正常的。就像流行的一句话：男人是要征服世界，女人是要征服男人。可当下呢？

现在好像没几个人再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啦。为啥？简单地说，没有女人配合，男人跟谁坏去？夸张地说：男人还有什么资格和能力保持坏的荣誉？

我就看到几个大男人被女人耍了，还为情而痴而不能自拔的。还看见有些女人换个男朋友或情人比换件衣服还容易的。不是物极必反；不是矫枉过正；是男女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趋于平等了；是女士们在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如果还用老观念去对待情感上的事，男人就只能陷进泥沼而无法自拔了。有一句话似乎过于偏激，但可作为警示语：现在的女人都是可爱不可靠的。

《氓》中的“士”与“女”是不是可以对调了？我看也未必。

无论如何，男女平等是好事，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平等才能互相尊重，尊重才能热爱。但我担心现在的女士们没有改变“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价值观。常看到、听到女士们选择情侣的对象是金钱和权力的拥有者。这种情况，如果有爱，爱的也肯定不是那个男人。

都说：感情的事，最难说清楚。我觉得：爱，是件简单干净的事。说不清楚的感情，一定不是真感情；是脱离了爱，而为了其他利益。政治、军事、商业都可以有秘密。感情不应该有秘密。有秘密的事，才说不清楚。

爱，只能一往情深。爱，绝对不能等价交换。

一段时间里，一些青年女诗人遭到猛烈攻击。网络、短信、匿名信，满天飞。什么某女诗人和某某评论家、某某编辑好，所以才发的诗，等等。故事编的不新，所用词语除尖酸刻薄外无一长处。我就想问问：为什么总要质疑女诗人的身后一定会站着一个强大的男人才能写作？古今中外，那么多优秀的女诗人都是身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男人？优秀者，必然出色，笨拙者，身后站着谁也不会优秀。当然了，这些非议并不新鲜，古来有之。关键是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大有哪个女的写诗，且写得好，发得多，好像偷了他家的东西一样，就立刻给她编排一些歪的邪的故事。真乃怪哉！若要我解释，那就是一些心底龌龊的人，用龌龊的眼光去看一切。或者是自己写不出好东西来，谁也别想顺溜地写出好东西。有一两个龌龊的人，是正常的，若龌龊之人太多了，就不正常了。不能把诗坛当名利场来对待。诗坛在任何社会形态里都不会是强大的阵地，所以，别把发几首诗、得个什么奖看得太重。诗歌，除了能安慰自己，其它功能都是有限的。

我肯定承认有些女诗人，利用一些手段刊发一些作品，但是，凡是使用手段发作品的人，一定是三流以下的诗人。这种人发点作品也不会有什么大影响，最多像得了感冒，几天过去，不医而愈。

还有一甚者，某某人不断地用各种手段说某女诗人抄袭了他的作品，并把两个人的诗作呈给大家看。不看则罢，一看，怎么也找不到抄袭的痕迹。这就是某人的心态出了问题。若果真有抄袭的事，肯定是可耻的，是万劫不复的。要说明一下，偶尔的借鉴，不能划归为抄袭。我来举个例子。“九叶”诗人曹葆华的代表作《她这一点头》：“她这一点头，是一杯蔷薇酒；倾进了我的咽喉，散一阵凉风的清幽；我细玩滋味，意态悠悠，像湖上青鱼在雨后浮游。”大家看着熟悉吧？曹葆华就是借鉴了徐志摩的《莎扬娜拉》写的这首传世之作。但比徐志摩写得好多了，徐志摩的《莎扬娜拉》最多是首三流诗作。能说曹葆华是抄袭吗？绝不能。

简而言之，靠非正常手段和抄袭的诗人，无论男女，都不可能是好诗人，最多制造点非诗的事件。好诗人，在起步时稍有借鉴也是在理解范围内的。

诗人，无论男女，满腹诗书下笔有神时，有点儿流言蜚语就当是另类广告吧。

一次大型的诗歌活动，近结束时，主办方在一个大会议室摆放许多桌案，请来参加会的诗人给留“墨宝”。许多人都纷纷拿着毛笔写字，凡是能拿毛笔写字的，好像主办方专门安排一些人在旁边高呼：“好，这是真书法家！”当然，现场就有人对“书法家”这个称谓洋洋得意。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被称作书法家的人，有一亿。”我听了当时就一惊。一亿人是书法家？全国的十三分之一！若果真如此，国家之大幸焉!

我也时常用毛笔写字。我只是觉得一个中国的诗人，不懂得用毛笔写字是缺憾。掌握汉字的间架结构和书写的速度是写毛笔字的要义，也是写诗的要义。更重要的是体会“历史感”。没有历史感的诗，会无根，会浅表。所以，诗人写毛笔字，是诗歌创作的重要补充，而不应该向“书法家”进军。“书法家”是因社会分工而蓬勃壮大的，但，不懂诗情画意的书法家，也仅是个匠人。

说句大不敬的话：有些人是不敢去制作人民币，才去制作书画的。所以，有人一旦背上“书法家”“画家”的名号，好像已看到身后滚滚的人民币了。

我想起读过的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当时是按文学作品读的。近日又重读一遍，觉得社会意义更强。我把这篇文章常年放到我的书桌上，以便时时看看，让老舍先生时常对我耳提面命。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写字》。

龙世辉先生是名编，他编辑过现当代文学史名著，如《林海雪原》，如《将军吟》，如《芙蓉镇》，在编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53年，龙世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出茅庐，自是小编。从事编辑工作不久，领导分配他来编辑萧军先生大著《过去的年代》。萧军曾是鲁迅的私淑弟子，因出版《八月的乡村》而名满天下，这部《过去的年代》原名《第三代》，最初构思于1936年春，也曾经发表在《作家月刊》上，后来刊物被禁，此书出版两部之后，没再出版了，萧军停停写写，写写停停，到1943年，才写了第八部的上集，直到解放后，才最终完稿。
一部书稿写了十三四年，费力巨矣，却未必讨好，不是一气呵成，然后修改打磨，而是拉拉杂杂，断断续续，世易时移，自然难以赓续当初思路。这部书稿最初是诗人牛汉做编辑，牛汉与萧军是老朋友，知道萧军是蛮有个性的，他编辑萧军的书稿，一，顾及老朋友关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路绿灯放行；二，也可能顾忌萧军“强人”个性，牛汉眼睛只闭不开，闭着眼睛说行行行。整部书稿，除了改了几个错别字外，牛汉打算签字发稿了。
好事多磨。萧军这部书稿正准备出版，牛汉忽然因“胡风运动”挨了整，靠边站了，离开了编辑岗位，这书稿也就转到了龙世辉手上。小编龙世辉通读了书稿，有一个整体印象是：“写得好，但很多地方要改。”他的初审意见是：可以出，但须修改。
萧军有一则被很多人一直引述的佳话：1938年，他初去延安，丁玲等作家晓得鲁迅得意门生来了，马上将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礼贤下士，打发人来喊他去窑洞一叙，萧军牛气，道：我不去了，我很忙的。蛮自负，也算是很傲慢的。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作家大著出来，谁不自以为是天下第一名著横空出世？何况萧军。萧军还有可傲的资本，《过去的时代》曾经得到过鲁迅赏识，经过了鲁迅青眼的，还不是大著吗？
龙世辉却觉得这书“很多地方写得不行”，将书稿发还萧军，叫萧老作家打磨打磨。萧军不肯，“拒绝做任何修改，和编辑部打笔仗。”虽然，多数情形，作家往往自认弱势，编辑对作家有生杀予夺之权，是强势；但名家了，那形势可能变了，编辑居弱势，作家处强势了。龙世辉编萧军，恰是后一种态势，一边是大作家，一边是小编辑，大作家不合作，又奈何？
龙世辉对萧军玩了些“小聪明”，装大，装老。若是晓得“指令”萧军修改大著的，是一位嘴上没多少毛的小编辑，萧军那不气大了？更不把编辑放眼里了。龙世辉想了一招，跟萧军写信，全用毛笔写，一律直行、繁体。让萧军感觉，与他打交道的这位编辑，不是小编辑，而是有些胡须、有些斤两、有些老墨的老大编辑，萧军气势也就先输了一着，加上龙世辉说得在理，点到了穴位上，萧军不得不佩服，于是答应修改。修改了一遍，龙世辉还不满意，要求再修改，“作者终于修改得使我们比较满意。”《过去的年代》也就成了萧军代表作之一。
龙世辉初生牛犊，敢跟名家叫板，以质取文，非以人取文，这是他从小编辑成为编辑家的内在素质吧？龙世辉编辑了不少好书，这些书，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占了大篇幅与重要位置的，他从小编辑做起，后来做到了作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不是浪得虚名的。
龙世辉确是只认文章，不唯文家的。也是萧军，他曾写过一部《五月的矿山》，龙世辉接手编辑这部书稿，他的意见非常直接：退。他认为“这部作品，写得极为平庸，不堪卒读。”他拒绝让这部作品问世，但其领导给的意见是“奉命发稿”，领导要发稿，他还是不同意，直接向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陈述意见，冯雪峰措辞严厉回了个批条：“我是总编辑，我有权力发稿，我命令发稿，一切后果我负责。”总编辑发了大火，龙世辉对这部书稿依然不认同：“我保留意见，我执行任务。”原来萧军这书稿，质量不行，没有地方愿给他出，萧军雇了一辆三轮车，直闯中南海，找毛泽东去，毛泽东发了话，“萧军的东西还是可以出版的”，有了这个最高指示，谁挡得住？
萧军《五月的矿山》几与《过去的年代》同时出版，但在读者中的反应，却是绝然不同，《五月的矿山》一出版，“立即遭到了‘围剿’”，读者赞同的少，批判的多；而《过去的年代》却广受好评，同一个作家写的作品，差别咋就这么大呢？无他，编辑故也，好作家需要好编辑，好编辑助产好作品。
不过龙世辉也有略受非议的地方。看到璞玉之作，他常自挽袖子上阵，他编曲波的《林海雪原》，编辑转作家，很多章节几是他写的了，据说总编巴人特地找来原稿与修改稿对照，在原稿末页签上评语：“应该这样改”，晋升了龙世辉编辑职称，还连升其三级工资。这就给龙世辉莫大鼓励，此后编稿，多有“手痒”，很多作家就不买账了，比如《将军吟》的作者莫应丰，在其著作出版后的座谈会上，发脾气：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有的编辑，看到有创造性的作品动手改，改得既不像这个，也不像那个，把创造性都砍掉了。据说龙世辉先生听了，心里很不好受，但他气量大，此后与莫应丰还是好朋友，莫应丰后来也向龙世辉收回了这句话。但其中或还是有可议处的：对曲波那一代作家而言，编辑代为修改，恐怕是应该的；后来的作家，文化水平高了，编辑给意见可，亲自上阵动刀子，恐怕越俎代庖、不易讨好了吧？
作家与编辑真是一对欢喜冤家，是终成冤家？还是皆大欢喜？嗯，这是个问题。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