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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才是统治的基础,才是长治久安的法宝!——前言 毛泽东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诗中提到: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讽刺的是自以为是、不自量力的行为。然而,他老人家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主要死因是饿死。 吹牛皮、浮夸风的时代,曲解的不仅仅是现实,还有众多被扭曲的灵魂。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这个看似荒诞的不可能任务,在当时被蒙蔽双眼的国民来说,竟然成了顷刻间必然能达到的目标。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精神的毛泽东,违背了自然规则和发展规律,强行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彻底从唯物主义跌落到唯心主义的陷阱。被一堆堆虚拟数字冲昏头脑的当局,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这个数字在当时看来令人惊讶,但是居然谁也没有感觉到一丝毫的为难,在这个指示精神指导下,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翻了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 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浮夸风”的多年蔓延,导致从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其影响之深刻、长远,扰乱了秩序,动摇了民心。 信息与真相渠道的闭塞,是大跃进、浮夸风能够最终致使几千万人饿死的主要原因。乡村、街道不断播放的最高指示,就是令群众盲目跟风并且坚定执行的罂粟花,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民众所能接触到的所能信服的也仅仅是这样一个个大喇叭而已,别无他物。“三人成虎”的现象,主导整个社会的舆论,少数人只要反对便会遭到千夫所指、口诛笔伐。 浮夸风的另一种体现是空想主义和自我主义,一般人认为本国人会比外国人更了解本国国情,因此当国外对本国有些不同的看法,超越了一些人自我界定的评价底线,就会暴跳如雷,认为外国人有意歪曲“事实”,但是“事实”是个很富有争议性的东西,正如眼见不一定为实,深层的内涵往往被风光的外衣包裹住,少数人能够探知些许真相的余晖也就是万幸的事情了。所以,大跃进为什么明明错误,充满坑蒙拐骗的色彩,却仍然可以成功发动,可以让那么多人听从?就是因为掌握了信息渠道,并且不断地去同化更多的人去相信。 掩盖真相、夸大事实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纳粹头目希特勒在这方面运用得可谓淋漓尽致。他常说:“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他以利相诱的谎言蜜语不但令众多的国内民众甘之若饴、如痴如醉,而且催眠了西方列强使之听其自流,任其所为。更拥有当时全世界技术最完善的无线电广播网,并将广播视为陆、海、空三个战场之外的“第四战场”,还在作战部队建立了专门的宣传连,无孔不入地进行隐真示假、谣言瞒天的宣传攻势。使得他在二战初期所向披靡,6周灭亡了西欧大陆,西袭英国、东进苏联,创下了令人咂舌的军事奇迹。 追溯盲从的根源,就是因为那时的民众缺乏主见、意识和思想,中国人从封建社会开始,一直被灌输的是“皇权至上”的奴性思想,建国后又接连遭遇到的一系列反常的政策和运动,政治局面以及社会秩序的急速转型,使许多人无法触及到中心,不得不接受被设定好的一切。 然而,谁也不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社会在不断进步,民众在不断醒悟,许多曾经被刻意掩盖的渐渐都水落石出,而且现在当局已经意识到真相才是统治的基础,才是长治久安的法宝!从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唤,到三聚氰胺的调查,到汶川大地震,到西藏问题,当局体现出比较开放的政治勇气,舆论的自由度也达到空前。这不仅是当局的创举,也是缘于社会进步和发展,信息收集的渠道得到拓展,像卫星、网络等。 让群众知道真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群众知道你故意匿藏了真相。没有谁可以长期地独揽真相知悉权,也没有谁可以单独承担真相的后果。因此,只有让群众完全了解真相,呼吁群众和政府一起担当,群众才会信任你帮助你维护你。路漫漫其修远,前进的道路曲折是一定的,但是最终突破也将是必然的。 (文章原创于2009年4月) |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04-25 |
中国人为什么说谎?有人总结了让人不得不撒谎的很多理由: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科学逼人撒谎: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爱情也逼人撒谎: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但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说真话成了中国社会最稀缺的社会资源,说谎倒成了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在上演一幕幕《宫心计》,是谁在逼中国人说谎? 说真话的代价 在中国敢于说真话的历史人物中,一个人是司马迁。他因为在朝堂上因为为李陵说了句真话,结果惹得武帝大怒,竟被处以宫刑,生理和心理同时遭受伤害。另一个是海瑞,他的结局比司马迁幸运一点。海瑞因上书直陈时弊,惹恼了嘉靖被罢官。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是人们不愿说真话的重要原因。 近代也是如此,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鼓励知识界说真话,勇于批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足之处,结果等大家遵照指示大胆的说了,却被毛泽东以所谓“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罪名而弄得家破人亡,后来,毛泽东还得意洋洋的称之为“阳谋”。五九年反彭德怀以后,党内人士从此雅雀无声也不敢说真话了。就连有“国宝”之称的大学问家季羡林老先生,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即使到髦耋之年,却还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到了近几年,类似的事情又逐渐多了起来,诸如彭水诗案、进京抓记者案、彭帅案等。有了这些经验教训,人民在说真话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我这样说会不会被跨省?“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这话是闻一多说的,要跨省请找他,与本人无关!那些有名的人都被抓了,我这样的普通人会不会更惨?这些念头生出了,让人民痛快的说真话也就难了。 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说谎话的“好处”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 比较而言,中国人拥有的说假话的权利更多。不像美国人,连总统撒个谎也要小题大做,非得弄成“xx门”不可。中国人的文化,美国人永远不懂。从赵高指鹿为马、李林甫口蜜腹剑、到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中国人形成了“假话文化”,底蕴愈来愈深厚。平民百姓,为明哲保身,也不得不时常说假话。57年以后的“运动员”,有几个不靠违心的假话过关呢?当说假话成为生存的必需时,假与丑、与恶似乎就不能联系在一起。而当某些人靠说假话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时,假简直就成了光荣。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说谎为何成了一门“艺术”? 有个真实的事情,一位局长退休后,单位人都为他开欢送会,结果有一个人指出局长把一个字的读音念错了,局长反问道:“我一直都这么念,你们怎么不早点说啊,如果早点说,我就改正过来啊。”一群人直到这时才说,以前指出怕局长不高兴,局长顿时感慨万千。是啊,以前哪个敢说局长的字念错了啊,除非他不想在哪个单位混了。其实这样的丑剧经常在我们生活中上演,而我们每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其中说假话的角色。 《皇帝的新衣》里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情绪不稳定、牢骚满腹,多半是由于憋得慌。不说真话导致小道消息容易传播,由于信息失真,中国人的交往成本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内耗成了必需的负担,于是,人们只能依赖送礼、贿赂等不正常的形式撑门面、联络感情、获得对方信任。 很喜欢马克?吐温所说的一句话“永远都要说真话,只有这样才不用记住你所说过的话”。生活中,为了某些目的,如炫耀自己或隐瞒真相,我们经常都会说些大话、假话。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更多的时候则是为了那可怜的面子问题。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选择闭嘴;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就说假话。如果,说真话,会带来灾难,说假话,能明哲保身,那结果不言而明,实际危害的不仅仅是他人,受伤害的也会是自己,甚至国家。 |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年5月31日 |
这个话题,不是我第一次谈起,会让猩红眼睛的非sb的爱国者们骂王锦思八辈祖宗,sb王八蛋。可以查维基百科还是百度百科,尽管两大百科借鉴了我的说法,但是还是遵从更多的意见,看他们究竟说谁最先发明了“东亚病夫”这个词汇。 我想问非sb总骂别人是sb的人,一百多年来,哪个具体的外国人和西方列强骂中国人东亚病夫了?请指出来!或者说,个别外国人侮辱东亚病夫凭什么就当做整个西方世界或列强普遍性的侮辱,并值得我们一直念念不忘,发誓全民共诛之,共讨之。其实,个别细微的模棱两可的疑似东亚病夫的称谓大都出自中国人之口。 伦敦奥运会,喜欢金牌的中国人都有今朝翻身的得志得意,“东亚病夫”这个名字又被翻起,当做西方列强侮辱中国人的称呼被反复提起。 可是冤有头,债有主,“东亚病夫”这个名字真的是西方列强起的吗?究竟是哪个列强起了“东亚病夫”这个名字?几乎很少有中国人说得清,以为说得清的也往往说错了。 清朝末年,中国吸鸦片者吞云吐雾,麻杆身体,面黄肌瘦。1895年,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全国上下反思中国文化的声音开始萌发。 改良派思想家,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校长的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 这是中国第一次被当作“病夫”。严复可是中国人,并非西方列强的代言人。严复主张“鼓民力”,对症下药治疗。 严复以后,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沿用了他的这个提法。1905年,小说家曾朴在写《孽海花》一书中,用的笔名就是“东亚病夫”,表明身体欠佳,“病夫国之病夫”,以此躲避政治迫害。由此,“东亚病夫”一词正式出现并穿越时空至今。曾朴,地地道道的中国江苏汉族人。 外国人用“东亚病夫”一词,据说是从上海的英文报上《字林西报》开始的。1896年月10月17日,英国《伦敦学校岁报》评价甲午战争一文被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译发:“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此处也不是东亚病夫,而且如果说这是污蔑,也是说梁启超污蔑中国人。 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就作如是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也多次称中国为“病国”、“病夫”。这种并非侮辱和嘲讽的定位,反映了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窘境。 笔者知道,最初的“病夫”、“东亚病夫”,不仅指中国人体质弱、体育落后,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的麻木、萎缩、愚味,以及面对极权统治的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和没有信仰等国民特性,还有清王朝的兵败、衰落之意。这在当时并非西方的诬蔑,而是中国思想家们所揭露的清末中国的严酷现实,更是一针见血地剖析和确诊,意在改变自己、催醒自己、拯救自己,并激励鞭策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爱。 中国人传说,清末西洋大力士称中国人“东亚病夫”,武林大师霍元甲把大力士吓跑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一无所获,回国途经新加坡,遭到当地报纸一幅漫画侮辱,画题为“东亚病夫”。 但是仅以这两个事实证明西方列强都说东亚病夫过于牵强、以偏概全。即使这是西方人侮辱中国人,也改变不了“病夫”、“东亚病夫”一词最初由中国人发明的事实。况且,至今没人提供出上述传闻所写所画的出处和具体报纸报道,更很少能找到外国人某时某地有鼻子有眼地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应该说《精武门》等功夫影视剧对日本人蔑称中国人“东亚病夫”这一谬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情节如何生动,可惜都是虚构杜撰。 退一万步说,如果说“东亚病夫”真是日本人等外国人叫起的,那么解铃还需系铃人,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东亚病夫”最好是外国人才更有说服力。事实上,笔者从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外国人奔走相告:“哎呀妈呀,你们中华民族太纯爷们了!我们再也不敢叫东亚病夫了!” 当时和现在的西方人的确蔑视中国人,但是“东亚病夫”并没有被他们当做侮辱中国人的蔑称。认为西方人用所谓的“东亚病夫”侮辱自己,恰好是中国人侮辱西方,并进而给西方起了许多侮辱性称呼。 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人打败,就根据其体貌特征,称为“鬼畜”、“大鼻子”、“老毛子”、“纸老虎”、“野心狼”。文革时期,上至领袖、下至革命小将称出身有问题的中国人为“牛鬼蛇神”、“臭老九”、“黑五类”。直到现在,还有人叫南方人“南蛮子”,叫蒙古族“靼子”,编造笑话歧视河南人,这些都严重恶化了区域关系和民族关系。 而今,自称不是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是否真正实现了严复、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家旨在改变国民性的设想。 而今,七成中国人处于亚健康和患病状态,大学生高达八成三眼睛近视,6000万残疾人,一亿人精神障碍,1.6亿高血压病人,2亿多男性性功能障碍,3亿人体重超标、随地吐痰,9亿人缺钙,几乎每个人都有牙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成为三大死亡病。纵观电视报纸媒体,许多都是医药广告。 即使体质健康,又能代表没病吗?孙中山、鲁迅、郭沫若都曾学医,治病救人,然而最后都认识到比治疗肉体疾病更重要的是治疗中国人精神疾病。 有些治疗肉体、社会和精神疾病的人也都有病,医生索要红包,教师骚扰学生,作家剽窃文章,记者胡编乱造,公检法徇私枉法。有时候,中国人开玩笑、骂人都说“你有病啊”,被骂者反骂“你才有病呢”,甚至干好事也被骂为“有病”,我因为呼吁918鸣警报纪念抗战,就被人骂为“王锦思有病”。 正因如此,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人还是东亚病夫。 |
来源: 凤凰博报 | 来源日期:2012-08-02 |
前一段时间休假回家,老家的房子紧挨着我曾经读过的乡镇小学。上午10点左右,响起熟悉的广播声音,一群孩子在广播中传来的稚嫩声音的指挥下有序地踏步,然后开始聆听校长讲话,接下来则是集体做广播体操。
这让我想起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除了中考、高考等考试是最为沉重的包袱外,那段经历几乎成功塑造了少年时的性格和三观。比如,在小学四年级时,我也曾扮演过小喇叭的角色,对我来说,最兴奋的不是可以喊口号指挥小朋友们原地踏步,而是可以免去几十分钟的烈日暴晒。家长们和老师们视这个岗位为荣誉,而之所以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多半与学习成绩有关,而我还有另外一个加分因素——所有的老师都是我爸的同事,看着我从开裆裤时期开始成长。
除了关系户外,班干部们的职位高低几乎和成绩挂钩,只有劳动委员和体育委员例外,高大威猛、发育较早的孩子是这两个职位的常客。从小学高年级开始,细到每个班级,都有类似于党和政府的“两套班子”,每个班级都有班长和团支书(中队长),各种组长和委员。
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初中时的黑板上有一期专门介绍班(团)干部们的职责,对组织委员一职的要求上写着:“积极配合团支书完成上级团组织交付的任务、掌握近期班级思想动态并及时向班主任报告。”
维护秩序是班干部们最主要的职责,而“掌握思想动态”这种意识形态极浓的话语背后是最早的“政治启蒙”,在那段几乎每个人都参与过的“作威作福”的岁月里,班干部们拿着本子登记迟到早退、自习课上窃窃私语、没认真做眼保健操的同学以及值日的同学扫的地板干净程度,课后向班主任汇报,这种打小报告行为因不断被强调的“集体荣誉感”反而变成了道德优势一方——挂在教室里最为显赫位置上的流动红旗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上述现象被登记的次数,而班级内部的监督制度是很好的演练和预防措施。
轮到上回被登记次数最多的小组(班级)的小干部们成为监督者时,多少会夹带私货,对其他小组乃至个人实施报复,小班干部们手里的这种权力很容易就可以出租出去,比如为了哥们或者更加关照自己喜欢的漂亮女生。对班主任和年级组长来说,这种学生内部的斗争是喜闻乐见的现象,因为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保证教学和校园秩序,以便应付各种上级的文明校园检查。
班集体的歌唱比赛的名次,以及本班级得以进入学校组织的专门用来欢迎各级领导视察的腰鼓队、喇叭队的人数,是班主任在学校里的“外交能力”、校领导喜爱程度和人品的重要指标。家长们和老师们认为,这样的校园氛围最有利于出成绩,为了达到结果,可以牺牲孩子们的天性。
今天看来,这种强调秩序和集体荣誉感的校园教育并没有为它的产品带来良好的文明习惯,甚至相反,比如公共场所排队等。越是落后的地区的校园,越压抑个性强调秩序,若是纵向比较,与父辈们相比,这种高压校园维稳氛围已经在80后接受教育时淡化了许多。总体上看,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在更有个性的同时也比老一辈们更加注意公共秩序的遵守和维护。
与秩序相对应的还有这种秩序下的三观塑造。
我常开玩笑,我们这代人中有不少人或多或少患有“小学班干部”综合症,以至于我们在一些场合总是像通了电一样,不由自主扮演自己讨厌的角色,既惧怕权威又渴望权威认可。这种权威可能是老师或者父母,亦或是业内前辈、体制、行业标准。
为了获得认可,假大空的各种心得体会几乎是每个80后儿时的拿手好戏。那天我在家里无意翻开自己一篇小学时写的作文,老师在下面的评语是:“这篇读后感通篇充满了小作者的激情,全文结构合理,多使用排比句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最后落实到‘为振兴中华而学习’上,切合实际。”那篇读后感是课后作业,读的是当时每人人手一本的“课外读物”——《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开头我写着:“阅读了《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一书,我为香港屈辱的历史而悲愤,但更为香港同胞与帝国主义者侵略英勇的斗争而感动;为西方殖民者的残暴统治而愤慨,更为艰苦奋斗的同胞们即将回归而翘首企盼。”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我小学时写的作文。
中学时,有一次老师义愤填膺地突然宣布休课一节,因为我们的大使馆在南联盟被轰炸了。我深深感受到整个班级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悲愤中。老师不仅是一位渲染气氛的高手,而且知识面突然变得极为丰富,引经据典地把“中华民族苦难史”陈述了一遍。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年后高中历史课本的内容。我问过其他班级的小伙伴,他们的班主任也大概如此,而且大家一致认为那是老师们最为大胆的一次课堂演说,因为老师含蓄了批评了政府,并用了“软弱”一词。
两年后,又是一个课堂,不同的老师,但同样的形象和演说再次出现了。那是911恐怖袭击,当老师们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课堂上竟然欢呼雀跃。这种欢呼一直延续到中午食堂吃饭时,当时同学们正在边吃饭边收看午间新闻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画面。在随后的作文课上,一位今天看来知识结构十分丰富的同学被老师批评得体无完肤,这位同学选择了911当作文题材,批评同学们狂欢的现象,并使用了“善恶二元论”等许多同学看不明白的词汇。老师对这位同学很失望:“你明明是个好学生,不能走歪路,这样的作文在高考中会吃大亏。”
幸运的是,总是会有些老师在适当的时候成为这种教育的搅局者。高一时,班主任是大学应届毕业生,虽然他是物理老师,但在他的课堂上,我知道了黑豹乐队。而历史老师在讲述一些敏感问题时,会和生物老师遇到男女生殖系统章节时一样直接跳过,让同学们自习,但在私下的交流中给一些暗示。
因为这样的文字和“三观正确”的答案能带来好成绩和老师们一致的好评,甚至可以代表班级或者学校参加各种作文、朗诵、演讲比赛,会驱使自己更加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老师们的态度会强化这种现象,我一位要好的朋友告诉我,她在高中时,成绩一直很好,被视为帝都和魔都一流大学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最后的高考没发挥好,但她依然考上了一所985工程高校。在填报志愿那天时,她和父亲远远望见年级组长朝他们走来,父亲向老师问好,但被老师视为空气,直接飘过,而在高考前,她是这位老师嘘寒问暖次数最多的学生。
更早的小学时,我曾和我的同桌玩得很好,但因为他成绩差,虽然每次调皮捣蛋都是我开的头,但很多坏事,老师坚持认为不是我干的,这位同学替许多“好学生”背黑锅。更狠的是,一次课堂上,他答出其他同学答不出的一个数学题,老师对他的评语是“猪八戒终于立功了”,我不知道这样的评语对他的伤害有多大,但是此后他的确从未举手回答过问题。
上周和几位同行聊天时,聊到对90后、00后的看法。我和另外一位同行坚定认为和80后相比,他们更有希望,因为他们更有个性,身上的一些劣根性会少许多,他们漠视权威,自我但也更加尊重他人的私权。但持不同观点的朋友认为,他们功利性太强,对传统社群过于疏离,对功利法则潜在认同。或许,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和我们一样,这款“产品”也转型得较为不彻底。
不得不承认,我对90后和00后充满好感可能是因为极为讨厌自己以及自己周边同龄人的劣根性。虽然许多80后在高中或者大学、工作后阅读了更多书籍,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经典著作的重新洗礼,在不同阶段开窍后会重新审视过往的经历,但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多少会植入一些劣根。
因为就业市场的多元,艺术和职业技能比过去受到更多地重视,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唯一的途径,我本以为这种校园氛围应该会越来越淡化。但每当我们这些恰逢婚育年龄的80后同行、同事、同学聚会时,都会变成对下一代即将面对的校园教育的批判大会。
一位朋友是海归博士,孩子出生在英国,小朋友随父母回国后在国内幼儿园上学。某天,幼儿园的老师通知朋友,让家长明天不要送小朋友来幼儿园:“明天有教育局的领导来听课视察,你们家小朋友太好动了,坐不住,会影响课堂秩序。”这让朋友哭笑不得,孩子已经习惯在大不列颠的幼儿园课堂上随意走动,在那个国度,乱哄哄的幼儿课堂是常态。他们家小孩是我和太太见过的最聪明的小孩之一,活波可爱且有礼貌,而且英文和中文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强,但或许早慧对没有成绩要求的幼儿园来说,并不是可以让老师们喜欢的优点。
另外一位公务员朋友、年轻的妈妈在朋友圈里吐槽他们单位周边的小学:“孩子们排成队在校门口喊‘老师好’,每天100遍;小班干部们对不听指挥的同学颐指气使;广播台传出小女孩憋着嗓子朗诵无病呻吟式的假大空散文;老师改作业也和20年前一样矫枉过正;听说买学位房入校的孩子被集中在一个班,安排最没经验的老师带……25年前我们经历过的还将在咱孩子身上上演,没有进步反而愈演愈烈。”
但幸好80后的后代的父母会反思,相对多元的今天,校园教育也不再是获得知识和塑造三观最为主要的途径。而在我们读书的年纪,除了少数靠谱的父母外,大部分父母和老师的教育观十分接近,甚至会托各种关系嘱咐老师“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只是每当看到周边的年轻父母们不得不为了孩子去奋斗一套所谓的“学区房”时,这样的吐槽让人十分惆怅和伤感且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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