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撰写于67-68年。 一 鲁迅先生的一段语录:“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已经为很多人所熟悉了。我现在活学活用,想起了两点: 我们人民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此是一例:当前文艺批评是如此的多,却没有看见谁“用批评来抗争”,这就说明当前的文艺批评大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所触到的都是对方的要害,所以对方不再“用批评来抗争”了。 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大批判已经全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已经非常彻底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二 有人说,你有什么话说么,不要吞吞吐吐的。这意见,鲁迅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说过了。可就是因为胡君子孙太多,故此风不灭,今将它录在下面以警胡君辈子孙,也算是意见之一。 “一、胡君因为《蕙的风》里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样的罪:这是锻炼周纳的。《金瓶梅》卷首诚然有”意中人“三个字,但不能因为有这三个字相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而《金瓶梅》也明明说是一部”改过的书“。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金瓶梅》,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和大胆。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到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到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倘竟如此不净,则即使”授受不亲“,后来也会”瞟“,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那时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又何异于《蕙的风》? 二、胡君因为诗里有”一个和尚悔出家“的话,便说是诬蔑了普天下和尚,而且大呼释迦牟尼佛;这是近于宗教家援引多数来恫吓,失了批评的态度的。其实一个和尚悔出家并不是怪事。若普天下的和尚没有一个悔出家的,那倒是大怪事。中国岂不是常有酒肉和尚,还俗和尚么?非”悔出家“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这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于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 三 因为当时胡君已经比较不聪明之故,所以鲁迅先生在这段文字下面还有一段文字没有说出来。如今,胡君的子孙聪明了,这段文字也应该说出来了。 况且,何谓诬蔑?诬蔑者,无中生有地造出事实或夸大事实这才可称之诬蔑,凡说出事实是不叫诬蔑的。譬如有人说你偷了人家三角钱。如果你没有偷,或者只有偷了一角,那么这就叫诬蔑。如果你确实偷了三角,或者竟然偷了比三角还要多的钱,难道你也会说人家是在诬蔑你么? 一个和尚悔出家,是否有那么一个悔出家呢?如果没有,那当然可以说是诬蔑。如果有,则这诬蔑两字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确实有人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个悔出家的和尚。诗人不过是说出了事实,又何以谈得上诬蔑呢?倘说诗人比较老实,肚里功夫比较少,有话藏不住,但还是比较确实的。 譬如有人说你偷钱,则诬蔑你的便是你这偷钱的行动。倘使你没有这个行动,那么才可以说是说的人诬蔑你。 我过去说过:“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适,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也是这个意思。 我对劳动人民是常常揭出病苦的。这难道是诬蔑劳动人民吗?我其实正是为引起疗救的注意,改正这些缺点。 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了,有人说了一些阴暗面,就会有人说是诬蔑社会主义社会,这其实也是不确的。 三、至于胡君非难“一个和尚悔出家”的另一个理由是说应该歌颂和尚的大多数,而不应该去暴露那一小部分,更是不能成立。试问胡君,何以要歌颂?乃劝人学习之意,譬如说某和尚立志笃坚,终成仙道,即是歌颂。如说某和尚半路还俗立志不坚,终沦地狱,即是暴露。暴露者,乃戒人勿行此道之意。名虽两道,实属同道。正反两面,似相反而相左,实相辅而相成。譬如胡君是笃信佛教的,然而和尚自有好坏之分。从胡君的立场来看,悔出家的就是坏和尚,而坚信佛教的则是好和尚。褒一个好和尚不等于褒了所有的和尚而贬了一个坏和尚也不等于贬了普天下的和尚。胡君当然是褒好和尚而贬坏和尚。这就表示胡君笃信佛教的两个方面。倘使胡君只许别人褒好和尚而不需别人贬坏和尚,那就只剩下了一个方面。譬如胡君固不妨去歌颂其他好诗,然而批评《蕙的风》却不能斥之曰:你暴露黑暗。将来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固宜称颂革命派以号召大家学习,亦无妨暴露逍遥派,以戒人免堕此道,并勉励他自己改正。天下之事,总有应该如此与不应该如此之分。有一些教师教完学生“应该这样做”后还教学生“不应该那样做,常错的地方有那几处”就是这个道理,任何一个社会都懂得树立标兵处罚罪犯,这就是从这个社会本身的角度来告诉人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四 鲁迅先生说:“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改不过来的。伽利略说地球在回旋,教堂要烧死他,他怕死,将主张取消。但地球仍在回旋,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球实在回旋的缘故。” 在以前,倘若有人说“新疆的生活很苦”,并说如何如何苦状,那么,他就必然会被说成是暴露黑暗。 文化大革命来了,人们都知道,新疆的生活确实很苦,这就是因为: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改不过来的,靠帽子也是改不过来的,即使大家都说新疆的生活如何如何好,或者避开新疆这个字眼,我想,新疆的生活大约仍然不会就此好起来的。 有位同志说的好。 新疆的生活确实是苦的。 新疆生活苦并不稀奇,中国偌大一个国家,难道能像正步走一样整齐吗?总有的地方落后,有的地方先进。说的清楚一点,前者就是新疆,后者就是上海,新疆的生活可能比说的更苦一些也没一定。 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现在大家都知道新疆比上海艰苦、困难,我们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是好同志就应该前去。 你说新疆生活苦,就是说你是想去的。但是要等到新疆生活好一些才去。先让别人去建设,让别人去过苦生活,等到新疆建设的跟上海一样了,大楼高房,沙发椅子自来水,然后再请你去,那时候,还需要你去干什么?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革命者。 革命者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就是要找重担子挑,就是要乐在天涯战恶风。“ 有一位青年被说服了。他说:“你的话是对的,这样说我也服了,但为什么有的人要把新疆的生活说的这样好呢?为什么这些人要吹牛呢?” 第三者插进来说:“因为现在有的人觉悟还不太高” 这位同志是如此回答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造反,要把那一小撮走资派揪出来。骗人,当然是走资派骗的。无产阶级当权派怎么会呢?旁边这位同志是赞成吹牛的,这是受走资派蒙蔽了,要改正。” 这位同志知道: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改不过来的,要改过来,全靠我们全体的努力、奋斗。 四 有位同志说:“现在流氓派怎么多起来了。” 一位先生说“多什么呢?还不过是那么一小撮?在整个群众中占多少比例呢?” 我听了这句话大吃一惊:怎么,还要一大撮才称多么?那么这位先生可以高枕无忧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从奴隶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群众中总不会有一大撮流氓阿飞的时候吧?!群众是真心的英雄! 一位先生说:“多有什么了不起,阶级斗争复杂么!”这位先生比较好一点,承认了“多”,后半句呢,等于不说,因为包括这位先生,说“多起来”的同志谁都知道:这是阶级斗争复杂的缘故,其他很多事情,也都是由于阶级斗争复杂的缘故。 一位先生反问道:“你怎么不看主流,单看支流?文化大革命取得了那么多成绩,揪出了走资派,掀起了毛选学习高潮,人民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你怎么都看不到,单看到阴暗面?” 这位先生终于无法否认流氓阿飞确实是多了,报纸上登载的文章,电视台转播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会,人民法院出的布告,不是也揭示了这些阴暗面么? 况且你怎么知道他“不看主流只看支流”呢?难道一定要说“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一小撮敌人不甘心灭亡。。。”这样才算是看到了主流么?那么医生在给你看病的时候还要说:“啊,你是多么健康,多么美丽。。。但可惜就是生了一个疮”么? 然而这又成了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 于是,只许看主流不许看支流,只许看成绩不许看缺点。 五 流氓小偷问题,是否要解决?如何解决? 认为“还不过是那么一小撮”或者“阶级斗争复杂么”的先生是不会想到解决的,因为要解决流氓阿飞,只有使阶级斗争不复杂,而这是不可能人为地解决的。以后待阶级斗争缓和一些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又何必杞人忧天,自找麻烦呢? 还有一些先生也不想解决,因为这是阴暗面,他们是不屑谈不屑想的,成绩还来不及数呢。他们的任务是向某些人宣传成绩,因为这“某些人”“只看到支流,不看到主流,只见到阴暗面,不看到光明面。” 有一些同志想到解决了,于是开大会镇压,抓起来斗,关起来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看他还敢不敢?! 六 我也没有什么想法,不过是对想到解决的人说几句。 对于这些犯案者,自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也没有什么意见。 想说的是未犯案者,是十八九岁或者再小一些的未犯案的青年,未来的犯案者或者竟然没有犯案者。当然当前人们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这些未犯案者,也不过是一小撮,不过就是比犯案的一小撮大一些罢了。 举一个例子: 下午走廊里静悄悄的,一个青年走了过来,他走过了女厕所,走了几步后,他突然又停止了:“现在没人,进去不是一个好机会么?”一个念头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向后转,并向四周看了一看“可是这样做究竟太(不像话或者下流之意,并非冒险或危险之意)”这是一个念头,“我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呢?”又一个问号。随后他自己作了答复:“管他什么,去了再说,机会难得,快点,不要给人看见。”结果自然是挨揍,自己受到了痛苦,也可以说是应有的惩罚吧。 这说明,犯案者在犯案前和犯案时,在行动上有很大差别,并且在“成分”上也分了很大差别,从一个学生、工人到小偷、流氓,可是在思想上实在是差别不大的,是在外界条件的影响下发展了一些,而正由于这“一些”便产生行动,产生了种种后果,这也是量变到质变的关系,这对于两个人当然也适用。他们的思想本是差不多的,但由于外界条件的影响,一个成了犯案者,另一个则终究没有犯案,这后来便是截然的两条路了。 |
对于犯案者,揍。对于未犯案者,没有怎么样。我想,揍的作用自然是有的,譬如:这个溜进女厕所的家伙可能会想起“格揍勿论”的话,想起阴阳头,想起游街,而终于没有犯案。 可是我想,倘若只想到对于犯案者揍,对于未犯案者毫无动静,只以“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为安慰,实在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不去消灭这种思想,仅在这种思想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暴露于行动的时候,才进行镇压,这也不能算是一个好办法罢。 写到这里,我仿佛听见是鲁迅先生在黑暗中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我想现在也应该救救孩子,救救这样的孩子,虽则是少,只不过是“一小撮”。 七 记得那一本名著中有这样一句话:“与其说他对社会犯了罪,倒不如说社会对他犯了罪。”这真是一个极其伟大的真理,当然只适用了资本主义社会,试想美国青年的堕落,不正是美国社会对他的犯罪么?苏联青年中垮了的一代,不正是赫鲁晓夫一小撮特权分子对他们的犯罪么?倘要将这句话搬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是我们社会的另一部分对他的犯罪了。不是吗?正是刘少奇散布这么多谬论才使有些人中了毒,并有那么一小部分犯了罪,慈悲老太太常说:“好端端一个孩子,可惜给人带坏了。”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常说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激烈的争夺青年。其实,岂但是是青年,早在他的少年,在他生下来的第一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开始争夺了。他曾是带着哪一点思想降临到大地的呢?有哪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想到我要成为这样一个青年呢?他的哪一点思想不是社会、不是环境、不是人们(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给他加上的呢?他现在成了小偷流氓,实际上只是说,他终于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了罢了,而流氓小偷多,也只是说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的青年多一些罢了。 更重要的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教育,一时一刻也不放松争夺青年、少年、孩子的斗争。 难道流氓小偷多了,无产阶级就没有责任么?为什么他会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呢?第一是无产阶级放松了,第二是资产阶级抓紧了。这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否则怎么会呢?当你看到刘少奇的谬论四处流传,看到人们中毒的时候,你难道不感到有责任去批判吗?你不去批判难道也没有责任呢吗?放松争夺青年就是对青年的犯罪。 八 闲谈之中,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一位朋友说起了他家附近一家人家被抄家的情况: 他家是资产阶级,大概已经抄过两次家了。那天下午四时左右,他女儿的同学又来了四、五个人来抄家。其实他们的目的是看中了她哥哥的一辆自行车。他家没有让他们抄,要看证件。因为当时他家人还比较多,所以他们也就没有敢抄。到了八点左右,他们来了二十几人,一窝蜂涌进他家里,又来抄家来了。他们要证明,一个带头模样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写了几个字,又拿出个大印敲了一下。“这就是”,他晃了一晃,然后就将他哥哥等的一些人都赶了出去,要抄家了。当时他家里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敲他这辆自行车,他哥哥说:“这辆自行车是我的,我是十年工龄的工人,也参加了厂里的造反队,你们敢动一动。。。哼。” 抄家的结果,他家的一碗芝麻,说是因为碗上的花纹是才子佳人,破四旧,一下子敲掉了,还有一点麻油,倒进了一碗豆腐,上面放上了一块揩桌布。。。 还要拿他家的十五块钱,他妈死命的不肯放。他们拿起了剪刀,说是要剪她的头发,后来终于没有剪,钱也没有拿。 “自行车总算没有动。” “哈哈,你真是大肆侮蔑文化大革命了。” 现在我仿佛又听见了这句话,有些毛骨悚然,这话不就是对我说的么?我这样写出来,不是也该带上这个罪名么?我又想起来鲁迅对于胡君批评《蕙的风》所作的反批评中的一段话。 几星期后,又碰到了这个“大肆侮蔑文化大革命”的同学。 “上次,我不是说我家附近的一户人家被抄家的情况么,那次抄家的头头后来被抓进去了。” 我想,他学校里,不知道有没有开过批判会,可惜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家伙事情多一点的话,可能就要判徒刑,就要出通告。通告中大概会有这样的词语:“XXX蒙蔽部分群众,借抄家为名,进行勒索。”这是既不算侮蔑文化大革命,也不称暴露阴暗面的。这叫镇压。然而他大概没有判刑,事情还比较少的缘故。 什么原因呢?我想了很久,终于得到了答案:原来这就是人们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矛盾性质不同的缘故,对敌人是应该暴露的,在他还没有发展到敌我矛盾之前,是不应该暴露的,是应该用热情的歌颂和善意的批评的──原来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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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看见》的日文版出版,翻译者铃木将久教授来北京送书,问我可否可以在博客刊发书里他对我的访谈部分。 去年他联系我,翻译这本书,并想做一个采访,我说可以邮件或者电话,也可以网络视频,但他还是从东京来,采访完我,当晚再回去。当时这本书还没确定出版社,就算有,翻译在日本也是很微薄的报酬,这点酬劳不知道能不能够这次出差的费用,但他要这么做。 从他的提问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媒体的了解程度,这不是他的专业,他以往多翻译的是学术书籍,模样仿佛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布衫布裤,给我印象是微微弓着背,谦恭到有点懦缓的样子。 访谈中谈到我去中央电视台的前因后果,算是一次完整的回顾,谈到的“情绪”与“感受”,“客观”与“主观”的看法,这本来近于抽象,又隔着语言,我不知道自己说清楚没有,他说你说清楚了,不是那种逻辑式的清楚,但已经说完全了。 采访之余,我们闲聊几句,他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萧红,茅盾。日本是芥川龙之介。这些“老一点的”,我问为什么,他说“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还不完全成熟,更好一些”。 “好在什么地方?” “独特的,不是学来的。” 我们也谈到川端康成和谷崎润一郎,写“雪地上的银河,绯红的脸与雪白的脖颈”,读的时候当然是愉悦的,类似我们读“小山重叠金明灭”的那种愉悦。不过就是太格调化了。铃木说,“没有一种真实感了”。 以他的阅读趣味,他当然知道《看见》这本书的弱点,但没有多说,只说“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过程”,又说,“这不会是你最后一本,你会写下去的”。 我说您的建议是什么。 他沉吟下说:“可以写得更小,更深。” 临走时,他送我妻子让带来的点心和木碗。夕阳下送他打车离开的心情,象感染了刚刚谈话的气氛一样宽和。 访谈全文 铃木将久:感谢您今天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日本的一般读者对中国媒体的情况很少了解,甚至可以说完全不了解。今天希望通过访谈给日本读者介绍介绍中国媒体的现状。第一个问题。根据您的大书,您某种意义上似乎偶然地加入中央电视台。能否给我们介绍您加入中央电视台的具体经过。 柴静:这个话题要从我如何进入传媒这个行业说起。关于我怎么进入这个行业,早十年不会发生,晚十年的话可能方式又会不一样。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代不再由学校分配工作,而是开始实施市场化聘用制度的大学毕业生,那是1995年,我成为了一家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命运基本在大学时就被规定好了。比如说如果你要做一个记者的话,应该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然后被分配到相应的单位才可以。但我是在一个铁道学院,学的是财务会计专业,要想找一份传媒的工作是不可想像的,在毕业分配上也实现不了。但我正好误打误撞地碰上了第一批的就业政策改革,电台可以长期聘用我。当时我的父母非常的担心,因为本来我可以按照传统的就业方式,去一家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我的父母还不能够习惯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体制里的身份和铁饭碗。但我那时候对自己的选择并不是比较和分析的结果,只是一种直觉地对传媒工作的热爱。 这份热爱是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出生在1976年,那个时候文化方面的养分还很少,我能看到的书、听到的音乐、接触到的电影都很有限,在我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录音机让我听广播学英文,那个录音机可以收到台湾的广播,我第一次在广播里面听到人可以这样“讲话”。所谓的“讲话”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把我也当做一个人,用人和人的方式交流,这是特别朴素的一个传播方式,跟当时中国大陆的广播节目非常不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有一天我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读大学的时候我又正好在湖南。中国当代的传播领域,湖南是比较早开始改革的,她的模仿与创新比较快,率先实行了以主持人为主的机制,以及直播节目等等。 我是1994年开始做电台节目的。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电视工业也没有如今这么发达,青年人没有交流与倾诉的渠道,电台几乎成为了唯一的主流通道,靠它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们所有同学都在听同样的节目,就是一个男性主持人接电话跟别人谈心,非常受欢迎。我就给这个主持人写了一封信,说我很喜欢这个节目,能不能也来参与。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冒失的行为,也不太可能实现,因为他大概每天都会收到上千封信。但是很巧地,他在节目里回复了这封信,希望我能够去面试,结果我去的时候发现整个办公室里面全部都是大学生,因为大家都听到了,哈哈哈。大家的想法都跟我一样。 后来可能领导看这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当时的体制还不允许学生当节目主持人,他们出面干预说不需要学生,大家就都回去了。我在回去的路上,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愿望大过于我的失落感,所以我去了学校的广播站,自己设计、自己配乐、自己朗诵等等,做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的一期节目。然后我又骑着自行车,回去找了那个主持人,请他听一下我做的节目。他只听了一段,不到五分钟就停下来,我以为他可能是不满意或者有什么问题,结果他跟我说:我今天晚上就在我节目里播。当时如果不是以主持人为中心的机制,这个情况又是不能发生的,因为以前国内不太有主持人的概念,只有播音员,每个员工都只是一个螺丝,你不能自作主张,做什么事情需要经过台里的批准,但是他是第一代的电台主持人,他拥有的群众影响力足以让他可以说我要为我的东西做主。他就直接让我在这个节目中出现了,在那个暑假。我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到我毕业的时候又刚好碰到用人体制松动,就正式地进入电台了。 在电台工作了三四年之后,我去北京念书,学电视编辑。这个时候湖南卫视找我,希望我做一个电视的人物采访节目。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正好赶上了湖南卫视的一个改革,这次改革比1995年那次还要更大胆。之前我和电台是“长期聘用制”,还是在单位里的一个人,去读书必须得辞职。但湖南卫视那时候要市场化,改革更进一步,我跟他们之间没有签任何契约,只要我答应,第二天去工作就可以了,都不需要合同。所以我是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湖南卫视工作了两年。我那时候也就二十三岁吧,感觉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比当下的年轻人更能够感觉到社会上的一种宽松气氛,没有单位没有固定的合同。 这也是为什么两年之后,中央电视台来找我的时候我会迟疑,我已经习惯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工作模式,突然要进入一个单位当中,而且是一个新闻单位。我从来没有做过新闻,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能不太适合,这是我对陈虻的算是很礼貌的一个回答。但可能阴差阳错地,他恰恰喜欢像野草一样长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他从来没问过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学什么?你得过什么奖?你有什么背景、资历?都没有。这种选择一个人的标准在现在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那是2000年、那个时候的新闻评论部,我又碰到了中央电视台体制变革的一个高峰期。 他们经常把新闻评论部的成立称为“水浒梁山”,就是一些人在精神上的小的起义,在这个地方就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样,是一块实验田,它实行一种“承包制”,在人权、财权、事权上进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很大的改革。所以为什么陈虻能够有权力找一个主持人,他当年连部门主任都不是,只是个制片人,但是他可以决定我要这个主持人,第二天就来上班。这在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必须经过人事处的集体讨论。 后来我问过他一次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以为他是看了我主持的节目,后来我发现他一期都没看过,他也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在见我之前都不知道我的名字,需要跟别人打听。他当时要寻找一位女性新闻主持人,是一个十六分钟的节目、每天的重点新闻,跟专家、新闻当事人连线讨论。这种节目,如果在美国或者日本,需要至少是五十岁以上,有多年经验的人来做。但是中国电视太年轻了,那个时候十年经验以上的专业电视记者都很少,就不得不从最年轻、最稚嫩的那群人中去挑选。陈虻就想找一个、符合他的要求和标准的人,他随便拿着遥控看电视,结果看到湖南卫视一个采访我的节目,也就是我在讲一些我自己的经历。他跟我说他甚至没有去听我所说的内容,他没有留意,只是注意了我的说话方式,就通过湖南台的人找了我电话。他说:我觉得你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的人可能不会人云亦云吧。 铃木将久:您加入中央电视台之后,首先被安排去《东方时空》。我认为《东方时空》在中国电视历史上是划时代的节目。您怎么看《东方时空》节目。实际加入《东方时空》的成员之后,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柴静:我觉得每一个媒体都是人格化很强的,观众看你的时候他是把你当做一个有生命的机构,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你有没有诚意、有没有心灵。黄金时期的《东方时空》是一个有灵魂的机构。尽管他也有不同栏目的切割,但是这些栏目背后有一种相近的价值观。 那个时候的新闻评论部也有这样的气息,我们有专门一本非常厚的评论部员工手册,也是用这种风格写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对待你的采访对象、你的上司、你的下属,片子没播出的时候怎么洗个热水澡继续活下去。很诙谐,也挺有人情味的。 铃木将久:我回想当时看《东方时空》。感觉到的是,它虽然是新闻节目,但跟我所认识的新闻节目很不同。日本的新闻节目基本上报导新闻,但东方时空最著名的栏目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感觉很新鲜。 柴静:我觉得它在那个阶段出现也是有几个巧合。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频道要求大量的资讯、随时更新、要有时效性,可能不太欢迎看来慢吞吞的、表现一个人的纪录片方式。但是在九十年代《东方时空》产生的时候,一个是因为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艺解放,迫切地需要在大众媒体上有一种小小的文艺复兴和启蒙,然后“人”这个字眼有他的尊严。“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所谓自己的故事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主体,得到重视、得到尊重。所以表面看只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出现在一个国家电视台上的时候,它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所呼吁、期待的一种价值观念,也能够引起一个大的浪潮。第二点就是,正好是因为评论部当时机制改革,吸引来的大部分是一些读书写字的人、大学里的教授、做纪录片的人。这些人本来都有人文情怀和创作愿望,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本能地向这个方向去。如果放到现在,他们会被整个挪到十套科教、九套纪录片频道去了,不太可能进入到一个主流的新闻视野当中。 铃木将久:之后您被安排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是一个深刻追求社会问题的节目。您觉得《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的班子有差异吗。另,在中央电视台里面,《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等评论节目具有怎么样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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