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聊王世襄奇闻轶事（图） | ||
http://www.hf365.com 2007年5月25日 08:24 合肥晚报 | ||
张中行：奇人奇迹 我久闻王世襄先生的大名，会面却不很早。一次是在琉璃厂的孔膳堂，《中华名匾》出版的招待会。参加者中有通古董的杨仁恺，有以画驴（我最爱的一种家畜）闻名的黄胄，还有就是王世襄先生。我和王世襄先生谈他的新著《说葫芦》。于是稍前移，我们就成为举箸（王先生不饮酒）的近邻，他左我右。临别，还送我一张手写复印的参加扬州红楼宴学术研讨会后作的《忆江南》词八首。印象是一、人健壮，随和；二、衣着不讲究，陈旧而近于残破；三、肚子里存储太多，古的玩儿的，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有，即以见到的这一纸复印件而论，词雅，小行书刚劲流利。人有意思，败絮其外而金玉其中。 又有一次是在师范大学出版社，《启功絮语》首发式的会上。又近邻，他右我左。我之左是刘乃和教授。我怀着半请教半考试的心情，每“菜”问其名。上来一盘鱼，我问，他说清蒸什么鱼。我说，清蒸，汤何以不是白的？他说，广东做法。其时刘教授吃了一口，说是糖醋。王先生坦然而坚定地说“还是清蒸。”不愧人称为第一美食家，真是把烹调之事吃透了。 刘乃和教授和陆昕都想求我转求王世襄先生写纪念册，为送纪念册，我先电话约定，与陆昕同往朝阳门内南小街芳嘉园拜访王先生。远远看见路旁有人招手，原来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东行一段路，进街北一个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间，由东头一间入门，先见到袁荃猷夫人。西行，室内东西多，旧而乱，用小说家笔法写，可以说有如古寺庙。到最西一间，北望就更像，因为靠墙，前后坐着两尊佛像，有真人那样大小。我们谈及他的著作，他拿出几种让我看，其中有用力最多的《明式家具研究》。问他现在研究什么，他说养狗养鹰的文章写完了，正在研究鸟食罐和鎏金佛像。谈及蛐蛐罐，他登高，由木柜上层摸出几个，让我看款识，摸内外皮，说必如此坚实光滑才是真的。其时室内火还没撤，围炉摆着一圈养秋虫的葫芦器，里面并有秋虫叫。打开一个看，里面立着一个大油壶鲁，像是比田野上的更精神。临辞出，他送我一部不久前出版的《蟋蟀谱集成》。真是“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 他治学不走熟路；兴趣或爱好罕见地广泛，而且凡有所好就必钻进去，不得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书斋内的，有书为证。这里想说说书斋外的，我看到的是以下几篇：《说葫芦》下卷第三章《秋山捉蝈蝈》，《蟋蟀谱集成》附录二《秋虫六忆》（包括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獾狗篇》（主要包括獾狗谱、驯狗与逛獾），《大鹰篇》（包括打鹰、相鹰、驯鹰、放鹰、笼鹰）。记的都是自己的活动。这表示，他在上燕京大学的同时，还养鹰、养狗、捉蝈蝈、斗蛐蛐，而每一种活动，都不是玩票，而是下海，比玩家和五陵子弟一点不差。还有他尚未写入篇章的。一种是摔跤，是善扑营的头等布库教的。学得相当不坏吧？今日看，膀大腰圆，八十高龄仍骑车满街跑，兼运重物。另一种是有高的烹饪技术，许多名厨师提到他的大名都点头称叹。我问过他是怎么学的，他说他年轻时候，许多亲戚家有名厨师，饭时他不上桌面，愿意钻厨房，看，请教，渐渐也就会了。 启功：玩物不丧志 我的挚友王世襄先生，是一位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先说广度：他深通中国古典文学，能古文，能骈文；能作诗，能填词。但见他不待思索地率意聊天，说的是英语。他写一手欧体字，还深藏若虚地画一笔山水花卉。喜养鸟、养鹰、养猎犬，能打猎；喜养鸽，收集鸽哨；养蟋蟀等虫，收集养虫的葫芦。玩葫芦器，就自己种葫芦，雕模具，制成的葫芦器上有自己的别号，曾流传出去，被人误认为古代制品，印入图录，定为乾隆时物。 再说深度：他把中国古代绘画理论条分缕析，使得一向说得似乎玄妙莫测而且又千头万绪的古代论画著作，搜集爬梳，既使纷繁纳入条理，又使深奥变为显豁。 王先生于一切工艺品不但都有深挚的爱好，且不辞劳苦地亲自解剖。所谓解剖，不仅指拆开看看，而是从原料、规格、流派、地区、艺人的传授等等，无一不要弄得清清楚楚。为弄清楚，常常谦虚、虔诚地拜访民间老工艺家求教。一些晓市、茶馆，黎明时民间艺人已经光临，他也绝不迟到，交下了若干行中有若干项专长绝技的良师益友。 王先生有三位舅父，一位是画家，两位是竹刻家。画家门生众多，是一代宗师。竹刻家除传下竹刻作品外，只留下些笔记材料，交给他整理。他于是从头讲起，把刻竹艺术的各个方面周详地叙述，并阐发亲身闻见于舅父的刻竹心得，出版了那册《刻竹小言》，完善了也是首创了刻竹艺术的全史。 他爱收集明清木器家具，家里院子大、房屋多，家具也就易于陈设欣赏。忽然全家凭空被压缩到一小间屋中去住，一住住了十年。十年后才一间一间地慢慢松开。家具也由一旦全部被人英雄般地搬走，到神仙般地搬回。家具的主人又是如何把这宗体积大、数量多的木器收进一间、半间的“宝葫芦”中呢？主人深能家具制造之法，会拆卸，也会攒回，他就拆开捆起，叠高存放。因为怕再有英雄神仙搬来搬去，就没日没夜地写出有关明式家具的专书。 最近又掏出尘封土积中的葫芦器，其中有的是他自己种出来的。制造器皿的过程是从画式样、旋模具起，经过装套在嫩小葫芦上，到收获时打开模子，选取成功之品，再加工镶口装盖以至髹漆葫芦里等。赶紧写出这部《说葫芦》专书，使工艺美术史上又平添出一部重要的科学论著。木器家具与漆工是密不可分的。王先生为了真正地、内行地、历史地了解漆工技术，我确知他曾向多少民间老漆工求教。民间工艺家，除非是自己可信的门徒否则是绝不轻易传授秘诀的。他所献出的诚敬精神，比有形的屈膝下拜高多少倍。我听说过漆工中最难最高的技术是漆古琴和修古琴，我又知王先生最爱古琴。他注解过唯一的一部讲漆工的书《髹饰录》，不但开辟了艺术书注解的先河，同时也是许多古书注解所不能及的。 黄苗子：王世襄其人其书 我认识王世襄（畅安）兄也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由盛家伦介绍的。１９５７年，我不能住在西观音寺了。１９５８年初，畅安慷慨地让我搬进芳嘉园他家院子的东屋，“结孟氏之芳邻”。那时我一般早上５点就起来读书写字，但４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 尤愆如山负藐躬，逡巡书砚岂途穷； 邻窗灯火君家早，惭愧先生苦用功。 这是我当时写给畅安的一首七绝。头二句，指的是当时我们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希望在笔砚上用点功，以图“赎罪”的意思。可是，三四年工夫，畅安就以刻蜡版的方式，油印出《髹饰录解说》、《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数十万字的述作。 因在一段时间没有房子摆放，他把家具堆满一间仅有的破漏小室。这房子那时仰头可以看见星斗，在既不能让人进屋、也不好坐卧的情况下，老两口只好蜷局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柜子内睡觉。这位“妙人”就是王世襄。我曾赠他一联：移门好就橱当榻改梁茝林句。移门指卸下柜门 ，仰屋常愁雨湿书。横额是“斯是漏室”。 （节选自《奇人王世襄》 三联书店出版）（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
| 跟着王世襄品美食日期：2011-10-21 作者：张建智 来源：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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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智 写美食之文，老一辈的自然首推王世襄和汪曾祺。王老曾写四川宜宾的留芬饭庄，当他满头白发时，依然怀念那碗青翠碧绿的清炒豆尖。有意思的是，令这些美食大家留恋的，无一例外均是一些平凡不起眼的小饭店，而且常常是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 王老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不再写美食的文章，原因是他觉得过去的食材都变了味，肉没有肉的味道，鱼没有鱼的味道，任凭再高超的烹饪技巧，已无法做出往日的味道。但我相信王老对美食的热爱之情绝没有衰减。 果不其然，那年四月我去北京，特地去王老家拜访，老人已九十四岁高龄，但身体硬朗，思路清晰依旧。见我们一行人远道而来，开心地说要请我们在他家附近的一家饭店吃午饭，又得知我们住在马甸桥附近的旅馆，还极力推荐我们住处附近的一家饭馆。那天本只期望与王老晤面相谈而已，不期王老如此热情相约，心里不禁又惊又喜，但又藏有一丝心忧，怕王老年事已高还陪我们去饭店吃饭难免劳心费力。 于是，第二天的中午，我们跟着王老和王老的公子敦煌——他继承了父亲对美食的嗜好，也是京城有名的吃主儿，来到了王老家附近一家名为“义和雅居”的餐厅。这义和雅居是一家开在老四合院里的餐厅，装修洋溢浓厚的中式风格，环境设置古色古香，颇为风雅，因它坐落于使馆区，进出用餐者多为老外。王老是义和雅居的老主顾，过去常来光顾，餐厅有梯阶，王老坐轮椅上下不便，餐厅的服务员熟门熟路地将王老连人带轮椅抬进包厢。坐在轮椅上的他，不断向服务员们抱拳致谢，口中连称“受累，受累！” 落座后，令我惊诧的是，当女服务员请他点菜时，他却不紧不慢地从老式蓝布衫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原来他事先已特地拟好了菜单。此时他手持菜单向餐厅经理一一询问食材，又交代菜的做法，经理见此状况，忙将大厨师唤来。只听得王老向厨师问道：“有鲜芦笋吗？不是罐头的，要新鲜的……有鲜蚕豆不？是剥两层皮的那种？……再来一只烤鸭，要按传统刀法片，不要太油腻，那鸭架拿来炖娃娃菜吃；要一个家常豆腐，得少搁辣，多搁邳县的豆瓣，白斩鸡有吗？……”听着王老和厨师这一番对话，大家不禁心里暗自叹服，啊，所谓美食家，便是并不随着餐厅的菜单来吃，而是有自己的主见，讲究最新鲜的食材，只求味纯并不求豪华。 一席饭吃得欢畅愉快，王老那天兴致特别高，频频招呼我们多吃，他笑嘻嘻地说道：“怎么不狼吞虎咽啊，大家踊跃一点啊！”看得出来，他在鼓气，希望他特意选的菜肴，能让大家吃得开怀。席间他还谈起自己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采莲蓬、吃莲子，一气买十四条公鳜鱼，自创了空前绝后的香糟蒲菜烩鳜鱼白。尽管王老已将这段经历写进书中，熟悉王老的人对这一逸事，早已烂熟于胸。但今天听王老亲口道来，特别是看着老人讲到高兴处，情不自禁地舞动着双手，脸上绽放开怀的笑容，神情一如老顽童，大家无一不被老人乐观爽朗的个性深深感染。而当忆及那干校的日子，老人没有一点苦大仇深的愤怨，反而只铭记了其中幽默与快乐。然而，对比记忆中的味道，王老也感叹菜肴的味道今不如昔，餐厅为了经营不断推出各种花式菜肴，却丧失了原有的口味，很多食材如新鲜虾仁、大开洋、鳜鱼等也因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难遇真味。 那天，最后上桌的是最具京味的烤鸭，餐厅为吸引食客眼球，让厨师现场将烤鸭片成薄片，根据王老的传统片法的要求是每一片都连皮带肉，而不像时下大餐厅里片烤鸭是皮肉分离。原来根据老北京的要求，合格的片烤鸭师傅得把一只鸭子，片成一百零八片丁香叶大小的薄片，以考量师傅的刀工。烤鸭过后，端上的是王老的独家菜式：鸭架炖娃娃菜，只见汤汁呈奶黄色，稠稠的味道醇厚鲜美，娃娃菜呢，已炖得软糯甘甜且吸足了鸭汤的鲜味。王老对自己这一独创菜式，显然十分得意，开心地对餐厅经理和大家说：“这菜式可加进菜单里，一般人啊，都不在意这鸭架，吃完烤鸭便完了，其实鸭架炖汤鲜美无比。” 用看似不起眼的食材，做出令人赞叹的美味，比用昂贵的食材烹调，更有意思，这应是王老美食哲学中重要的信条之一。 饭后，王老还不忘向我们推荐位于马甸桥的名叫“芝麻花”的小餐馆，说道：“你们有空可得去尝一尝，也许你们吃了觉得我推荐错了也有可能。”并饶有兴致地讲起这家“芝麻花”的故事。原来，“芝麻花”小馆，一开始是张中行发现的，他还在“芝麻花”宴请过大书法家启功。行老对这家小餐馆的朴实无华、口味地道称赞不已，还专门撰文介绍登在《北京日报》上。行老和王老私交甚笃，《奇人王世襄》一书，卷首第一篇便是行老写的文章，于是王老也得知了这小餐馆，前些年也在那里请过好友。知道我们晚上便要赶飞机回去，王老说道：“那你们来不及去吃了！”神情中带点孩子气的遗憾和失望。看得出王老非常渴望能与人分享他的美食感受，这一如书友发现有一本好书，总喜与别人共读一样。 于是，为了不拂王老之美意，也为了一探让王老这样的美食家流连的餐馆，究其如何，我们告别王老，看着他慢慢地走进家门，便出发直奔“芝麻花”而去。 打车到了德胜桥，在大马路上并没有看到任何饭馆餐厅的招牌，于是下车寻找，问了街边书报亭的大妈，得知“芝麻花”正是在往前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我们便继续往前探寻。果然走了将近三百米，右手边出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两边都是居民楼，隐隐约约有一些店铺的门面，又走了五百多米，看到不少小饭店，可就是未见“芝麻花”的招牌，又去路边一家药房询问，店员用手遥指道：“往前，不远。”这次往前走了不到一百米，远远便看到了“芝麻花”的招牌，这一刻的心情，竟有点找到了“杏花村”之感。走近了，方觉“芝麻花”的门面并不起眼，不大的拱门挂着两个大红灯笼，这藏在居民区里的小饭馆，颇有大隐隐于市，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味道。 我们来时大约五点半，但店堂里已坐得满满的，仅有一张桌子空着，我们赶紧抢坐上去，过了不久便又有食客来，便需要等位了，可见小店的火爆与受欢迎程度。看菜单，便点了王老极力推荐的那几道特色菜：贵州嫩鸡、芝麻鸭方、罐焖羊肉等。环顾四周发现店堂并不大，统共只放得下七八张四人的长方桌，装修也非常简朴，素白的墙上仅悬一幅书法，是篆体写的“芝麻开花节节高”，正应小店的店名。 食客看来也大多是周围附近的居民，有的是一家人，有的是三五好友相聚，穿着随意、谈笑自如，整个氛围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八十年代的家常饭馆。不一会儿，菜便上来了，头一盘是贵州嫩鸡，盘大量足，而且只是洋葱和鸡片炒的，并不加其他配菜，货真价实。举箸品尝，第一感觉是鸡片非常之嫩，但并不是入口即化的软绵，齿尖触之极富有弹性，可以看出鸡肉非常新鲜，浆也上得合适。初尝鸡片味道是酸甜口，可后劲又透着一股麻辣，刺激着味蕾，引得人再次动筷，大快朵颐。观察身旁几桌，发现这贵州嫩鸡的点击率，真非常之高，服务员常常是从后厨，一气端出三四盘来满足众客。 贵州嫩鸡吃了三分之一，芝麻鸭方也上来了，看上去色泽是金灿灿的一片，原来是切成长条形的鸭肉整齐地码在盘中，鸭皮朝下，上面则满满地黏着芝麻，香气扑鼻，勾人馋虫。夹起一块放入口中，芝麻香脆，鸭肉酥嫩，两种不同的口感在唇齿间交汇得相得益彰，而且鸭肉似乎事先腌制过，十分入味。私底下寻思不知这菜，是如何做法？若用蒸则不可能使芝麻如此金黄香脆，若用炸则如何使鸭肉保持如此酥嫩，后来跟服务员打听才得知，是用先煎后烤的方法。这两道看似家常的菜，其味道却不平凡，而且听周围的食客说这家小店可说几十年如一日，口味始终不变，而且菜价便宜实惠，所以即使位置生僻、门脸不起眼，慕名而来者照样络绎不绝。除了王老推荐的几道菜外，他家的雀皮肘子、家常拌菜、醋焖黄鱼也是在老饕中远近闻名的。 王老曾写了多篇文章大声疾呼反对美食的形式主义，这就难怪相比环境精致、菜式花哨的高级餐馆，王老更倾向于环境平凡，菜式亲民，口味始终如一的“芝麻花”了。 也许，品尝美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偶然踏进多年未至的餐馆，从端上桌的那碗热腾腾的菜肴里，尝到了记忆中那令人魂牵梦绕的味道。然后，还有王老那一篇篇写美食的妙文，比如那篇《春菰秋蕈总关情》，睡前灯下小读，总让你有百读不倦、品之不尽的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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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的另一面 |
日期：[2010年5月2日] 版次：[GB29] 版名：[南方阅读 艺术] 稿源：[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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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基永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博士 印象中的王世襄，是穿着棉布大绔的世家子弟，是带着臂套放鹰的公子哥，是《蟋蟀谱》，是《说葫芦》；大家会惦记着的，是他家装满了稀世的明清家具，一屋子的旧时月色，还有《锦灰堆》，自以为自己对畅安先生认识也够深刻的了，没想到一部《中国画论研究》令我对畅安先生的解读又深入了一层。 我们之前知道的王世襄，是北平城里的遗少，满口流利英语，博通中外文的玩家，然而这部三厚卷的“少作”，足令他屹立于近代学者之林而无愧色。说它是“少作”，是因为这部书成稿于1943年，距今日已经一个甲子有余了。1939年，少年的王世襄因慈母病逝，痛感自己应该用功补过，于是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由于受到他舅舅(著名画家金城)的影响，他在填报选题的时候，填了“中国画论研究”，这题目若在今日，硕士导师们一定会否决：这题目太大了，两年时间怎么可能完成。可是在1940年代，学术空白领域实在是太多，你就是写世界画论研究导师们也没有意见。果然两年过去，1941年论文答辩的时候，王世襄只写到先秦至宋末部分。此后他回家中继续写作。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离开了学校后王世襄的资料是从哪里来呢，答案是他自家有藏书。当年为了写这部论文，王世襄自己购置了大量的古代画论书籍，2004年，继那场著名的“俪松居”藏品拍卖专场之后，北京某拍卖公司还先后数次拍卖了一些俪松居的藏书，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有关中国画论的专著。 1943年，这部著作终于杀青了，可是当时北平是沦陷区，局势动荡，此等闲书没有出版的可能性，初稿一放竟然就是60年，1949年以后无休止的运动，畅安又成了右派分子，更使这部本来题材并不敏感的作品画上了出版无望的记号。直到2001年，畅安的作品日渐为国人所知悉，才有出版社主动找到老先生，要求出版。严谨的王畅安还提出，这是早年作品，错漏不足之处一定很多，如审阅之后认为无出版价值，请即退还云云。幸而出版社当机立断决定出版，当年为了赶出版时间，用的还是60年前畅安的手稿影印版。 对于这样专业性强的题目，可能许多读者会望而却步，包括笔者这样半桶水的非专业者，也未必见得会置一套于案头。不过细读其中的一些章节，竟然发现这部书和畅安先生的其他作品一样，充满了趣味，充满了睿智，犹如跟着老先生一起，在老北京的红墙房子中，娓娓地品谈古画，纯乎消闲与学术并重的一本书。 说它充满了趣味，那是因为畅安先生本来就是一个情趣极重的人，他的眼中，绘画是至性之物，因此他观察古代画人的眼光，确实与今人有别。例如说到明代末期画家，他特别推崇李流芳(长蘅)，李是与董其昌同期的松江派画家，今天名气当然没有董那么大，可是在《研究》中，王世襄给予李的篇幅比董其昌还要多，李氏并没有画论的专著，但是在他写的《檀园集》中，有许多美妙的小品文，是他题画的小跋之类，畅安从中辑出许多精美的文字，用以说明李氏如何立意，如何作画，畅安解释李氏的一篇提跋说： 酷夏苦坐室中，燥热已甚，将如何乞得一剂清凉散乎？忽忆往日所游之龙泓。当先生(指李流芳)言及此处，早已神往，循修竹交翳之窄径，款步入山。溪流潺潺，松风谡谡，幽籁清韵，一时相答，而不复自知身在何许，但觉满目葱翠，尘襟为之尽涤。于是拈笔濡墨，铺纸作画，适才之意境，一变而为纸上之画境，画境之中，又尽量可容神思盘桓。 这段俨然晚明小品的优美文字，并不是出自李流芳的原文，而是畅安的感悟，通过他笔下的导读，读者不难对晚明的山水小景与文学的关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而笔者更感兴趣的，是畅安对于董其昌的批评，如前文所说，畅安给予李流芳的篇幅比董其昌还要多，而对于董其昌一力倡导的，后世尊为经典的绘画“南北宗”理论，畅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他认为： 吾以为玄宰(董其昌号)所谓北宗画家，各具特长，大可为后人取法，不当对其优点一律抹杀，绝口不谈，以北宗二字了之。如前文所记一条，便足证玄宰不惟门户之成见太深，且无学者宏豁之气度。 董其昌的绘画理论，为整个清代正统思想所尊崇，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偶像，王世襄能在六十多年前、以二十余岁研究生的身份，提出这样大胆的批评，其识力与魄力确实令今人钦佩。 不仅是文字的优美，我们细细品读畅安的阐述，我们还能发现，他对于国画的理解比一般画家还要深入，他评述清初画家恽寿平论画中“点苔”一法时说： 南田(指恽寿平)之论，更为超脱。盖不必斤斤于所表现者为何物，只意中觉其当有此一点，便着此一点。有则灵，无则滞。既灵矣，奚必问其为草为木为松为柏哉？究竟何以有则灵，无则滞，南田亦不能道。不仅此也，设有以究竟苔点当落于何处为问，南田恐亦不能道。盖心手相应，一气呵成，不容思索而笔已落，不待定视而神已全。 国画中的“点苔”属于一门很玄奥的学问，不仅能表示画中的草木，还是一幅画的墨韵与骨骼之所在，历来论点苔的名家很多，但是像畅安先生这样解释得明白简单，归于神韵的，还不多见。虽然我们很少见畅安先生画画，但是我知道他确实是很能弄丹青的，在2003年畅安先生的藏品拍卖中，有一件烙画的葫芦，上面的小山水就出自畅安先生的手笔，构图布置，俨然宋人遗韵。古人所说，能者无所不能，畅安先生确实做到了这点。 这部作品重印的时候，畅安先生自己用端庄的楷书写了标题，还郑重地题上“世襄未定稿”的落款，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位学者还未放心自己早年的手稿，前人治学的严谨，我们在这里可算是体会到了，通读完这三册“未定稿”，谁又能认为王世襄只是那个会玩葫芦遛鸟的京城遗少呢。 |
王世襄先生驯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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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王世襄考察美国、加拿大博物馆。此为调查手稿《甘泽滋城奈尔逊氏艺术馆》晒蓝本。 |
多年，四把椅子从未按应用的格式摆出来过。到上海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那有多好啊！《珍赏》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出书前我已送给了杨乃济先生，故书中写明藏者姓名是他不是我。过了几年，杨先生把交杌还给了我，我最近又无偿捐给了上博。这样就凑了一个整数，共计八十件了。| 王世襄：少年燕市称顽主 老大京华辑逸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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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12月29日09:54 南方都市报 |
●黄苗子对他说：“你怀里的蝈蝈，比你一生幸福温暖。” 王世襄小传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生于北京，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曾从事音乐、绘画、家具、古琴、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的研究，均有论述，著有《锦灰堆》等数十种著作。 采访王世襄先生之前，先打电话沟通。“别的事情我不想提了，我就想说鸽子。”他说，“我还要讲讲鸽文化和你们广东的一段渊源。” 王世襄现在的住所，不是文化界闻名遐迩的芳嘉园小院。那座本属王家的私人院落，曾一度庇护了黄苗子、张光宇等落难朋友的家庭，“文革”后被政府安排成多家混居的大杂院，洋铁工人成天敲敲打打，往日安宁不复在。于是离开原来无法忍受的嘈杂环境，搬到城外住公寓楼房了。 那天下午和摄影记者一同前往王世襄的公寓，进屋后赫然见到门后贴了这样的纸条：“请勿照相，阻止莫怪。”王世襄解释：“我这里贴着‘请勿照相’，是针对家具店的，因为他们照了相，放大后成为他们的广告。我说我要争取保护肖像权，让他们把摊子撤掉，否则我就找律师了，说了几次，他们才撤掉了摊子。以后我就干脆写了一个‘请勿照相’在这里等着，凡是跟文物有关系的家具店、古玩店，我一律不让照相。” 客厅很宽敞，四处摆放着王世襄的各类收藏品，外人看不出其中的章法。厅中挂着王世襄的妻子袁荃猷的遗像，2003年10月，和王世襄相濡以沫的袁荃猷病逝。谈起三联书店刚出版的王世襄新作《锦灰三堆》，他取出一封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范用刚寄来的信，信的大意是：“三联书店送来《锦灰三堆》，十分欣喜。我告诉三联，《锦灰堆》是他们出书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可谓空前绝后之作。《告荃猷》十四首，感人至深。希望兄能够想得开，保重身体。嘱安。”《告荃猷》十四首收入书中“畅安吟哦”部分，其三为：“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王世襄的精神很好，他告诉我，自己左眼已失明十多年，现在每天早晨下楼走走，基本上不出门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了。提起他的至爱鸽子，老人家眼神一亮，滔滔不绝地谈着鸽子的种种可爱处，此情此景，让我恍觉像多年前静听一位好友倾诉对心仪之人的相思之情。每谈到鸽文化不为世人重视时，老人家不时感叹：“现代人全跑去赚钱，把中国传统的东西丢了，太得不偿失了！” 谈话中，王世襄不时取出原先准备好的资料，他新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延续中华鸽文化，抢救传统观赏鸽”系列文章，复印得整齐有序。而刊登了《温总理的关怀名学者的心声》一文的《羲之书画报》，老人家竟给了我两份。谈起与广东的渊源，老人家取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手执放大镜，一字一句地指出书中关于鸽子的记述。 在倾听鸽文化之余，我不时提起老人家的故知好友，引起他和朋友相关话题的谈兴，话题稍微深入时，他不时提醒：“我们今天只谈鸽子。”当无意聊起一些朋友的趣事时，老人家妙语连珠。提起董桥喜欢收藏文物，新作中多次提到王世襄，钦佩之情跃然纸上。老人家说：“他买的有些文物不对，不是真的也拿来当真的。” 临走时，老人家突然提起自己的孙子：“十四岁，写了一本半文言文武侠小说《双飞录》，现在又改写短篇散文。他看的书很广，法律、历史、宗教什么都看，金庸等的小说都看了，古书能看《文心雕龙》。在学校老师不喜欢中文比他好的学生，处处为难他，因此退学了。我们的教育制度有问题，有特长的也需要培养。” 不知不觉谈到晚饭时间，我们告辞前，家中保姆取出王世襄的晚餐，没想到一代美食家的晚餐，竟是肯德基的汉堡！ 回忆梁思成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自述：“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一次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上有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课，在邓先生讲得兴致勃勃之际，王世襄怀里的蝈蝈叫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他赶出了课堂。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王世襄完成《中国画论研究》后，赴重庆寻求工作。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从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南方都市报：最近读梁思成和建筑学家陈从周的书，陈从周回忆，1958年中国营造学社受到批判，梁思成说自己的文章遗毒很深，在座的陈从周就会背我的文章，所以他也应该受到批判。陈从周因此以营造学社外围分子也遭到批判。后来，梁思成去世的时候，陈从周在五七干校劳改，想发唁电过去，但是他受到监视未被允许。陈从周说：“梁思成是我的老师，如果老师去世我不发唁电，那我父母死了以后，我还要不要去纪念他们？”勉强允许后，当时胃出血的陈从周从村里跑到城里发了唁电，看了让人心酸。你和梁思成的交往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王世襄：我在四川李庄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共事近两年。本来我想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长是傅斯年。梁思成带我去见他，傅斯年对我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梁思成便收留我参加中国营造学社。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们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情况怎样？ 王世襄：在李庄，我们就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所有人的吃、喝、住、工作全在里边，我与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也是天天见面。梁先生考察过不少地方的古建筑。我去得晚，只有两篇稿子收入手书石印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1945年日本投降，我就回北京了。 南方都市报：解放后，梁思成主张把北京的老城墙保护起来，北京再建一个新城，这样就无须破坏旧建筑，老京城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园。今天我们再看这段历史，非常痛心。 王世襄：关于北京城墙的问题，当时每天有人在清华大学等梁思成回来，聆听上级决定，一次比一次不好。最后上级说：“你(指梁思成)要再保留城墙就是反革命了！”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曾说，我要看到四周都是烟囱。 南方都市报：郭沫若、郭小川都写过诗，歌颂烟囱很雄伟。 王世襄：他们也许有违心之论，不得不这么说。郭老是腰杆不直不硬啊！我们看到《宣和画谱》著录五代黄筌父子画有很多金盆浴鸽图，宫廷中用很考究的盆，鸽子在里边洗澡，洗完之后站在花间休息，整个是一种融合的风景，是一种园林的风景。不像现在园林是“死”的，缺少活的自然的东西。所以，古代画上有一个背景，与当时文化背景、气氛联系在一起。现代人不懂，只是追求高楼。高楼应该有，但是这种古代韵味的园林也应保留了一部分。 《自珍集》缘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受命奔走调查，收回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收保管，这是他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没想到，这段经历竟使王世襄后来受到残酷打击。“三反”冤案、故宫除名、五七扣帽的厄运接踵而至。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后追回国宝的经历对你的人生影响大吗？ 王世襄：影响大，我的经历很坎坷。解放后博物馆界有三位馆长自杀，他们太脆弱了。以我的经历，他们可能要自杀十次。我很坚强，蒸不熟、煮不烂，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著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胜利。 当时我们运回来的105箱善本书，从日本运到上海。溥仪从故宫携出的细软，纳粹德侨收集的重要青铜器，现都在故宫博物院，都是我那时候追回来的。其实，当时我人微言轻，办不成这些事情，多亏桂老朱启钤敦促宋子文出面，有当时行政院办事处人员参加才办成的。 可是到了三反，把我关在东岳庙。他们不调查研究，也不问我，就是逼迫我，昼夜逼供，穷追猛打，疲劳轰炸。不说我偷什么东西，只是要让我交代，关了四个月的时间。出来之后，又在公安局手铐脚镣十个月。朱家溍(记者注：文物鉴定专家，金石学家)因为是国民党的缘故，被关押的时间更长。我不是党员，跟教育部的人也不认识。就是因为在梁思成那里工作，还有马衡(记者注：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推荐我去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我肯干、肯跑、全力以赴追回几批重要文物，光是溥仪的就有一千多件，里边有商代的玉器、宋元手卷。这些东西一直运到故宫里头打开箱子，我才看到东西，才登账，登完账就进库房了，根本没有经过我手。但是他们不调查，详细述说又不信。一帮打虎将是乌合之众，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从语言行动显然看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会猛拍桌子猛喊。从三反以后不再用此方式搞运动了，说明我们国家进步了。 后来被释放，没有任何结论。我拿到一个通知，说故宫博物院已经把我除名了，让我去劳动局登记自谋生活。我曾去北海团城找郑振铎(当时的文物局局长)，为什么我有功无罪反而被开除，我把通知给他看，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眼睛看着外边的白皮松。我心想，这个决定可能不是他作的，甚至可能作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也没有力量更改这个决定，我跟他谈也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把通知要回来就走了。通知一直保存到“文革”，抄家的时候才没有了。 后来，我到了音乐研究所，碰上1957年反右运动，又被划成了右派。这个右派当了二十多年。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自珍集》。就是那个时候早就想好了。所谓“自珍”，就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但是光这样还不行。这样就于事无补、虚度此生，我思考我还能做什么，什么是有益的。那个时候我认为有益的，如编《清代工程则例汇编》，都被打击、贴大字报、批判。很多东西就被打断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做，成为重要题目了。所以，我就认为要埋头苦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会为世人知晓。后来我做到了，我一共写了四十本书。2003年我获得了荷兰的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我还把那个奖金捐给了希望工程。在国内网上投票中，我获得了“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称号，名列巴金、王蒙之后，张艺谋第四。所以，我做到了，我笑到最后了。 友聚芳嘉园 王世襄喜欢玩，明式家具、古琴、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文玩，无不玩得入迷。因为志趣相投，王世襄也结识了许多文化艺术界的朋友，留下不少佳话。大收藏家张伯驹和王世襄相交不久，一听他在潜心研究书画，竟让他将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稀世之宝带回家研究。反右后，黄苗子、张光宇两家没有住处，王世襄毅然让他们住进了王家的芳嘉园小院。在五六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成了不可多得的文人聚会场所。 南方都市报：你收藏明清家具这些东西，都是业余搞的？ 王世襄：对，都是业余搞的，而且都是1945年回来以后，我东拾西捡买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抢救古代家具，写到外国人很重视保护古代家具，被抓住把柄，说我崇洋，1957年挨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整天弄一个车，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全北京城我到处跑，春节我还跑到京东宝坻县。大年三十晚上，在小店里睡觉。小店里很冷，没有火。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放到炕沿上当枕头。只有这样才能买到极便宜的物件。 南方都市报：那钱从哪里来？ 王世襄：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南方都市报：那些古琴从哪里来的？ 王世襄：那时候的古琴，全是用东西换的，用我母亲的首饰换的。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有关芳嘉园的文章，你让黄苗子、张光宇这些落难的朋友有了安身的住处，觉得特别感动。 王世襄：芳嘉园已经拆掉了。这次我出了一本《锦灰三堆》，里边有一些文章记录了鲜为人知的事情，如黄苗子、张光宇先生搬到我这里之后的一些事情。以前的院子什么样子、“文革”时期什么样子，还有些与这些人关系的文章。你看，我跟郑振铎、张伯驹、张光宇的交往，还有我在音乐研究所的一些事情，都恍如梦寐，不写出来就忘了。 我们现在也经常通电话，因为现在很少出门了，所以每个星期都会通电话。启功先生后来住进医院，不能去看他，他也不认识人了，也不能说话了……我比他小两岁，他去世的时候93岁，我今年91岁。我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八个字：“师多于友，痛不能言。”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启先生了，我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很多地方都请教他。他给我改过文章，我的很多文章都请他看过，我不懂的问题他都告诉我。所以，我们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他和我虽然是朋友，但是老师的成分多于朋友的成分。 南方都市报：启功书法好、学问好，为人也好。 王世襄：以后恐怕不会出现这样的人了。他90岁的时候，李瑞环在钓鱼台给他做寿，请启先生的朋友，还有画家大概100来人。我送给他一副寿联：“自古难兼德学寿，当今独擅画诗书。” 南方都市报：你写《中国画论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跟他切磋？ 王世襄：有。里头有一些论点也是看了启先生的。比如南北宗的看法，我本来写的不是那样，看了他的文章我又改了，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师多于友。 南方都市报：你向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借陆机的《平复贴》这样的国宝，他居然让你带回家研究。 王世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是1946年的事情，我们当时的交往并不深，我1945年从南方回来才跟他有一些来往。我在书画方面做研究，他都大力支持，后来被传为佳话。 南方都市报：这种事情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你当时怎么想的？ 王世襄：这还给我很大的负担，我找了一个盒子拿回家，那个月我都提心吊胆，每天都看有没有丢失。(笑) 南方都市报：张伯驹晚年住院，八个人住一个大房间，环境差，后来提出能不能换一个单间，医院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住单间。张伯驹去世的时候，他的朋友说，张伯驹捐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整座医院。 王世襄：唉。张伯驹最倒霉的时候是在吉林。“文革”时期博物馆关门，把他“轰”出去到农村插队。到了舒兰县，村民说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分来两个不能干体力活的人白吃我们的粮食，他们不收。没有办法了，张伯驹回到北京，但成了“黑人”，没有粮票。于是大家都给他凑粮票，帮他过活。后来，陈毅追悼会上，他送陈毅的挽联受到毛泽东赞赏，就给张伯驹安排在文史馆工作，一个月70元钱，才有了粮票，但之前做了两年的“黑人”。黄永玉画过一张《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画了他在莫斯科餐厅怎么吃饭，真是力透纸背。 学人美食家 学问研究之余，王世襄还是一位能写会做的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曾是王世襄芳嘉园邻居的郁风则回忆：“王世襄不但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位高，做菜的手艺也是超一流。”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不专门写一本关于美食的书？ 王世襄：我写过很多有关美食的文章，但是没有想过专门写一本书。因为现在吃饭就是填饱肚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了。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鱼不是鱼、肉不是肉、鸡不是鸡、鸭不是鸭，蔬菜什么的全变了味道。我从前很喜欢做饭，有时候还专门跑去别人家做饭。我经常去范用家里做饭，李辉给我写的传记《找一片自己的天地》封面就用了我在范用家做饭的照片，因为当时范用住得跟李一氓先生比较近，我经常去那里。可是，现在我自己买的原料都不对了，我也做不出原来的味道了。现在的原料都变了，肥料不同了，生产方法不同了，整个都跟饲料肥料有关，再加上诸如灌水肉等等。我已经感觉不到有什么可吃的了。只有晚生的一辈人最幸福，没有吃过以前的东西，什么都能接受。吃过原来东西的人就会觉得索然无味。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一个理论说，人的味蕾有记忆功能，一个人小时候吃的好东西都在十几岁之前有记忆保存下来。以后吃的东西，都是按照以前的记忆来分辨好坏的。 王世襄：但是吃的东西变质了。以前的葱，除去外边两层皮，里边是鲜嫩的，现在的葱剥到里边，还是硬的，炸也炸不熟，吃到嘴里不化，有渣滓，根本不是味道。比如你做一个菜，葱烧海参，一定要好葱。以前我有一个很出名的菜——焖葱，但是用现在的葱做不出来。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先生在《学人谈吃》的序中说，你和几位朋友在一起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你带了一把葱，做了焖葱这个菜，结果把所有的菜都压下去。有这回事情吗？ 王世襄：我当时经常去朋友家里做饭。汪曾祺当时给我写文章，还问我叫什么菜系。我说我只是外行，可以叫外行菜。古代画家有“行家”和“戾家”之别，戾家就是非专业之意，所以不妨叫“外行菜”或“戾家菜”。现在北京有个不好的风气，各式名目起得好听，菜却坏透了，整天就是一桌，外国人跑去吃，贵得要命，讨厌至极。 南方都市报：写美食的文章，汪曾祺、唐鲁孙的都很有味道。 王世襄：我跟汪曾祺很熟，我在他们家里做过饭。他很喜欢写东西，沈从文的弟子，得了真传，文笔很好。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很淡雅、随意。唐鲁孙的文章好像在不断追忆童年的梦想。 王世襄：他是皇家后裔，和珍妃一家。 保护鸽文化 在众多玩艺中，鸽子是王世襄的至爱。他读北京美侨小学时，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责他如再不更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评差。后来读燕京大学时，在刘盼遂先生的“文选”课上，王世襄故态复萌，“习作呈卷”题为《鸽铃赋》。如今年过九十，王世襄最大的爱好是鸽子，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宣传鸽文化，并千方百计呼吁社会各界重视鸽文化，如绝种，太可惜了。不保护传统文化就是罪人！ 南方都市报：我听说你最近只痴迷鸽子，其他东西都不太感兴趣了。 王世襄：我不是迷鸽子，我只迷对鸽子的抢救保护，千万别灭绝。我曾多次问青年人见过几种鸽子，回答只见过两种：信鸽和白色的所谓和平鸽，其实是美国培育的食用鸽。中国传统观赏鸽，对不起，没有见过。这就是严重的危机。养信鸽是一种变相的赌博，还有很多歪门邪道钻空子。说白了，就是一个“洋”东西，发展得俗不可耐的东西。现在信息发达，虽然完全不用信鸽，但变成了一个赌博工具。谁的鸽子放飞回来可以“得奖”，而且奖弄得很大，台湾赌得更凶。国内就是有鸽棚，养信鸽的花钱把鸽子交给鸽棚，钱多少不一定，有的几千元，有的几万元。一个鸽棚有上万只鸽子，交给鸽棚的钱包括喂养一定时间以及统一放飞的费用。为了保证公平，信鸽统一放飞。比赛后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评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第二天就拍卖。获胜的有些可以拍到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因为基因上的考虑，最早回来的还可以作为种鸽。获胜能够得奖，奖金就是从参赛选手原来缴纳给鸽棚的费用中拿出来的。但是，比赛中也有不少人作弊，台湾作弊更厉害。一沾染到金钱和赌博，种种弊病就出来了，花样也多种多样。比如，比赛是从上海放飞，有些人就把鸽子先放到上海养两个月，因为鸽子对上海的“家”有印象，就能够很快地回到上海的旧家。养鸽子的人在上海等着，等拿到鸽子后，就开汽车回来，比飞回来的快。还有一种方式，有些人研究鸽子的路线，在路线之中，会找一个地方挖一个坑，坑中填满水，等着经过的鸽子下来饮水，坑边设置一个网捕捉鸽子。捉到不属于自己的鸽子，就打电话给鸽子的主人来赎，等于绑票。我没养过信鸽，对弊病不详。这些都是养信鸽的人告诉我的。 白色和平鸽是食用鸽，实际上是美国培育出来的落地王，繁殖快、肉质鲜嫩，适宜食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成，可是现在一般人都给这种食用鸽一个美丽的名字。当然，也有人在公园中养这种落地王，给儿童赏玩，卖鸽子饲料赚钱，这倒无伤大雅。中央一台过去每日早晨的《东方时空》，升国旗、奏国歌，大好河山，然后演到长城，很远处飞来一个鸽子，近处一看长嘴巴，就是美国的落地王！播出的不是中国的观赏鸽，而是播了美国的食用鸽，这对于我们了解鸽子的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伤害我们的自尊心，我们接受不了。多数人不知道中国传统观赏鸽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因为花色最多，而且历史渊源悠久，有上千年历史。有史书记载，有诗词歌赋赞美，有名画家写生，还有专门著作仔细研究。 南方都市报：据说商代就有人养鸽了。 王世襄：对，源远流长。商代玉鸽的嘴巴已经很短了，跟野鸽子不一样，可能商代已经有人喂养了。经过历朝历代人们的饲养，人工对鸽子基因的选择、淘汰，用选优的标准使鸽子“齐整”。眼睛、眼皮、头、脑形、花纹的要求，都越来越有讲究，到了明清两代达到高峰。 南方都市报：你在研究中发现传统观赏鸽在广东灭绝已久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王世襄：我发现明末清初广东屈大均写了一本颇为著名的书《广东新语》，记载明清之际赛鸽赌博在广东已很盛行，这是导致观赏鸽灭绝的原因。书中有一段讲广东的放鸽会十分详细，当时每年的五六月举行放鸽会，养者把鸽子送来，每只鸽子交两钱银子，这就基本上与现在的鸽棚一样。如果按照当时银价来说，养的人很多，输赢数目很大。广州的鸽友刘俐在越秀公园养鸽子，达到上千只，给游客赏玩。我问：“你们广州有没有观赏鸽？”他们告诉我早就没有了，现在广州的观赏鸽都是从北方买回去的。为什么广东没有传统观赏鸽，就是因为广东赛鸽二三百年前就有，致使观赏鸽绝种。 南方都市报：面对观赏鸽的这些危机，你认为在学术研究上应当如何做？ 王世襄：面对观赏鸽的危机，我70岁的时候，想编一部鸽谱图册。我邀请了一个摄影师，到所有的鸽市去拍鸽子。结果大失所望，看不到可以入谱的鸽子，危机感就更为加重了。北京的鸽市大不如前，以前的鸽市上很多品种都可以看到，还可以选择好坏。我又去找养鸽子的人家，结果也看不到好种，因为没有实物，没有照片，书籍就编不成。有人告诉我，外地越是偏僻的地方可能越是有一些珍贵品种，像陕西一带，因为城市变化小，平房没有怎么拆。但是当时我的年龄也不允许我专门找一年时间出去，我还有其他书要写，这个有照片的《鸽谱》构想就落空了。 1994年，我80岁时，发现故宫藏有宫廷画家用郎世宁画法的四部鸽谱，从康熙到清末，共有180幅。郎世宁画法非常写实，能代表各种鸽子的特色。因为如果是在写意派的笔下，就看不出是何品种了。我利用画谱编成《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一书，成为中国最早一本有观赏鸽彩图的书。现代的有些品种已经消失了。四部清代鸽谱画得不尽如我意：第一，有很多重要的品种，我认为清代已经有了，但是清代鸽谱没有收进去；第二，有一些很常见的品种，清代鸽谱收录的不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比它好的；第三，有一些没有定型的，清代鸽谱也没有必要去画；第四，清代鸽谱有些品种的花色有毛病，说明清代鸽谱把不合格的收进去了。这就怪送鸽子的人，因为画家不一定懂。 虽然我活到90多岁了，但是还是有一个极沉重的责任感，要让下一代年轻人知道：只有观赏鸽能够真正表明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传统的国宝，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来，一旦消失就无法恢复。现在我在《北京晚报》上每个星期写一篇关于传统观赏鸽的文章，利用从各个角度找到的材料，汇集整理准备写几十篇关于鸽文化的文章。 南方都市报：你研究的许多学问看起来都是偏门，但是研究一个就带动一个热潮，就像当年的明式家具研究一样。你现在研究鸽子会不会也带动一个热潮呢？ 王世襄：我是很执著罢了。现在我做鸽子的东西，我就希望能有多少做多少。据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有一些鸽子已经涨价了。有些事情一定要国家的力量，比如天安门养鸽子，就一定要国家支持。 我希望你们多宣传一下传统观赏鸽文化，因为没有人写，以前我的事情都有人写过了。可以在报纸上说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我知道鸽子的情形，如果不呼吁，灭绝了就太可惜了。我有这个责任感。 B16－B18版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B16－B18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特别感谢李辉先生提供支持 图： 虽然现在看书必须借助放大镜，但王世襄仍坚持每天阅读。 在王世襄家中的醒目位置摆放着他与夫人的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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