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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宗绪升对话杨宝林博士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19 06:36
标题: 宗绪升对话杨宝林博士

宗绪升对话杨宝林博士

杨宝林，笔名杨抱朴，1958年生，辽宁沈阳人。历史学（书法文献方向）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书法教育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辽宁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双聘研究生导师。沈阳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辽海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学术著作有《刘熙载书学研究》、《刘熙载年谱》、《南唐后主李煜》、《诗鬼之诗》、《苏东坡集诠释与解读》、《中国书法艺术》（英文版）、《书法问答》等13部。曾获第四届中国兰亭奖·理论奖、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八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一等奖、首届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第十二届辽宁省政府优秀成果奖、第三届辽宁省书法兰亭奖等。

宗绪升：杨老师，您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古典文学，且成果颇丰，但2005年,已有5年正教授职称的您却毅然负笈吉大，问学丛文俊先生攻读书法文献学博士，您是出于何种考虑才作出这样惊人的选择的？

杨宝林：绪升你好，你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最想问的。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两样东西，一样是古典诗文，另一样是书法。1980年我以我们地区“高考状元”的成绩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当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都很厉害，比如张震泽先生，当时就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了。正是受老先生们的影响以及鼓励，我后来的研究兴趣在古代文学上，这个兴趣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虽然现在担任沈阳师范大学书法教育研究所的所长，但我还是在辽宁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同时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刚才也说了，我还有一个兴趣是书法，从小就喜欢写字，每年过年亲戚和邻居都跑来让我写春联，到了大学每回参加书法比赛，我都获一等奖，后来虽然搞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但我仍然不间断地在学习书法。2005年，已近知天命的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实践我书法这一爱好，又慕丛先生之名多年，所以最后决定考丛先生的书法学博士。当时很多人都不解，都劝我“正教授评完都5年了，没必要费时费力去读博士！”但我想“学无止境”才是一个学人一辈子要坚守的执着，也正是这种无功力的追求才促使我近年来潜心书学与书法创作。

宗绪升：我注意到，近年来您在书法理论方面成绩突出，既在第八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获桂冠，又获中国兰亭理论奖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我很想了解这些成绩背后的故事。

杨宝林：说句老实话，我进入书法圈的时间很晚，算是“晚生”了。（哈哈）这几年的确取得了一点成绩，这归功于丛先生的指导。丛先生是当代名副其实的书法理论大家，他对我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水平的提高帮助极大。我曾写过一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丛门四载亲函丈，读博时光敢蹉跎？最是平生得益处，相兼技道不容颇。”绪升，你说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学人坐冷板凳的寂寞，我读博的时候是吉大为数不多的“老学生”，我经常去的地方是吉大图书馆的古籍部，一坐几乎就是一整天，翻检一大堆尘封发黄的旧籍，看到许多至今无人发掘的文献，这是我寂寞中最高兴的时刻。对于这几次获奖，有赖于我选择刘熙载作为我研究的对象。

宗绪升：您的博士论文是《刘熙载书学研究》，为什么当时要选择刘熙载作为研究对象？

杨宝林：刘熙载是古典文艺理论的殿军，由于其善于辩证，又被称为“东方黑格尔”。其《艺概》与刘勰的《文心雕龙》齐名，《艺概》一书包括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正如丛先生所说：“要想准确地理解刘熙载书学思想，就需要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要理清导源于古典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二要完成所有风格、美感表达用语的爬梳分类，实现从文学到书法的转化；三要广泛撷取古代书论，做好进一步的佐证与拾遗补缺；四要到作品中求证，在实证中检验对刘氏书学思想的解析。”我早年在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也常常用到刘熙载《艺概》里的理论，对其文学方面的解读是有一定基础的，加之读博期间对古代书论进行系统学习与研究，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刘熙载这座高峰作为我研究的对象。我在撰写《刘熙载书学研究》，不只关注《书概》，还将《游艺约言》、《文概》、《诗概》、《昨非集》，以及刘熙载传世书法作品中的书论作为研究对象，尽可能全面地研究刘熙载的书学。不只是研究书体论、书家论、技法论、审美范畴论等人们常关注的内容，还对刘熙载的书法实践、学术渊源进行探讨，旨在说明没有空头的理论家，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的道理。同时也说明刘熙载的书学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还在于他对古代书学的合理继承。在南北书派论中，刘熙载认为北碑南帖各有所长，客观公允，不感情用事。在论审美时，提出“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的命题，这是指北碑而言，石破天惊，体现出刘熙载书学的时代精神。在书品人品论中，刘熙载肯定狂狷，反对乡愿，借论书来育人，又体现了他的心学规约下的文艺观。为了能更好地把握刘熙载的学术观和文艺观，我不惜花费4年多时间去撰写《刘熙载年谱》，跑了许多省市图书馆的古籍部，查了上万种古籍文献，最后完成了《刘熙载年谱》，其中冷暖只自知。

宗绪升：您撰写《刘熙载年谱》有哪些收获，对刘熙载书学研究又有哪些帮助？

杨宝林：在研究刘熙载之前，我发现很多学者没有对刘熙载生平、行迹、交游做过深入的挖掘，致使某些观点只停留在表面，浅尝辄止。在《刘熙载年谱》中，我以有力的文献证据纠正了以往学者在研究刘熙载时的错误，我撰写《刘熙载年谱》主要依据刘熙载弟子、朋友等大量晚清文人别集、日记、年谱等相关文献，考证出刘熙载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又根据大量文献考证出刘熙载与曾国藩、莫友芝、王闿运、翁同龢等书家的交游。我是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深入了解刘熙载的生平，走进刘熙载，如此有助于我对其书学思想的把握。至于《刘熙载年谱》对刘氏书学思想的帮助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我发现刘熙载与多人合书的一个扇面，刘熙载书“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露珠讵能方其朗润。子长世兄先生正。刘熙载”31个字，书写时可能因为紧张，“仙露明珠”四字多写一个“露”字，这幅作品笔画单薄，结体拘谨，应该说是刘熙载早年的作品，和晚期作品对比看，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面目。我们发现，刘熙载书写的内容出自《圣教序》，再加之其书风有很浓的《圣教序》味道，无怪乎他在《书概》中对《圣教序》评价很高。我做《刘熙载年谱》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去研究刘熙载文艺理论思想。

宗绪升：请问您现在正在做什么方面的研究？

杨宝林：也没有具体研究什么，只是做一些整理和思考，最近的精力主要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东北书法史的整理，主要是书法家的发掘与整理；另一个对当下书法内容与书法形式问题的思考。我就简单谈一下后者吧。6月份我接到中国书协的邀请函，邀我写一篇关于“当代书法创作问题”的论文，因为10月份要在上海举办国际书学论坛。为此我撰写了一篇《对当下书法重形式轻内容现象的反思》，主要就当下书家以及书展过度重视形式的变化而忽视了书写内容，错字、别字泛滥，前年我撰写了一篇《当代书法文化缺失的隐忧》论文发表在《艺术广角》上，文章中就提到2002年《中国书法》介绍陕西青年书家薛××，文章标题竟然是《薛××行状》。薛××现在还是书坛活跃人物，“行状”是专指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及简要生平事迹的文体。这种贻笑大方的事情在书法界经常出现，还有一些书法家对古典文学没什么修养，竟然拿寿联当挽联或拿挽联当寿联，如北京八宝山某教授追悼会上，有人竟书写前人的寿联：“梁孟高飞，一门强壮名声极；遽年厚望，五岳同尊弦歌清。”不知用意何在？大概这位书家并不知此联为寿联，更不知梁鸿、孟光和遽伯玉的典故。这些种种笑话，并非偶然，而是经常出现，我想其根本问题就在于书法家们缺少一些基本文化，书家不读书、不看书已成风气。

宗绪升：就此问题我想请您谈谈古人是如何看待书法内容的？

杨宝林：古代读书人讲究的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游戏的心态对待“艺”，可见“艺”的地位是不高的。古人又追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立功”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于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便落实在“立言”上了，即如何把文章写好、诗词作好。到了初唐的时候，张怀瓘对文人评价的标准是“先文而后墨”，晚清的黄道周甚至说：“作书是学问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关心。”学问是大事，书法是小技。黄氏的话过于情绪化，至少书法在他的生活中不那么重要，尽管他是著名书家。古人十分看重文章，因为它可以代圣人立言。自古以来文人都是提倡“先文后墨”和“文墨相兼”，其实古代书家本人既是书家，也是作家或学者，他们大都书写自己的作品，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杨凝式的《韭花帖》、苏轼的《寒食帖》等，这些作品不仅是书法的经典，其文本本身也都是声情并茂的美文。注重书写内容，书家书写自己的作品在古代是一种风尚，尽管从唐宋时起书家偶尔也书写前人的名篇，如张旭的《古诗四帖》，苏轼写冯延巳的《谒金门》等，但主体上还是书写自己的作品。强调书法内容绝对重要的莫过于明代的吴宽了，他在《匏翁集》中说：“书家谓作真字能写篆籀，法则高古。今书家例能文辞，不能则望而其笔画之俗，特一书工而已。世之学书者，如未能诗，吾未见其能书也。”吴宽采取让步法，先承认写楷书能用篆籀笔法是高古，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更强调书家要能作诗文，书写自己的作品，如果书家不会创作，那只是一个书匠。吴宽进而认为学书之人，如果不能作诗，那是学不好书法的。换言之书法的内容比形式重要。这里是强调学书必须会创作，必须书写自己的作品。所以说古人很看重书法内容的，哪怕看民国或者建国后一些老先生的书法作品，他们也仍旧是以内容为第一，尤其是对联，一幅内容清雅的作品让我们如沐春风，一幅内容雄强的作品让我们激情澎湃。

宗绪升：现在书法热的确是一种文化的“虚热”，您觉得有什么好的对策或者如何做好向导工作？

杨宝林：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扭转，而更需要我们书家自身提升以及社会精英人士或有识之士的带动与宣扬。首先说个人读书问题，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是医治文化缺失的良方。培根说“学问改变气质”，书读多了，下笔自然儒雅。书读多了，书法自然就有了书卷气。书法的高层次是写学问，写文化，文化缺失书法岂能达到高层次？至于读什么书，怎么读？这因人而异。依我看，缺什么补什么，最起码古诗文及名篇要精读，要提高文学修养。儒、释、道要了解，否则也出笑话。总之是开卷有益。如果当下书家大多数人能潜心读书，少些浮躁心理，书法就能向文化回归，文化缺失的情况就能有所改变，书法也必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再就是书法内容这个问题，前几年，陈振濂先生提出“阅读书法”，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好，很值得肯定。首都师大的欧阳中石先生一直都提倡书法文化，北大王岳川先生提出文化书法的概念，这都是为书法健康发展而提出的观念。比如丛先生2006年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举办题跋书法展引起了题跋书法的热潮，这都是有意无意地在提倡书法内容的重要性。我本人也希望通过不断地呼吁以及自己的行动来做一些切实的工作。

宗绪升：去年您被聘任为沈阳师范大学书法教育研究所的所长，能简单地介绍一下研究所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杨宝林：好的，去年沈阳师范大学成立了东北首家书法教育研究所，我出任所长一职，这对于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担当，幸运的是得到了像冯其庸先生、丛先生、曹宝麟先生、聂成文先生、苏士澍先生等名家的鼎力支持，书法教育研究所现在面向全国招收全日制书法硕士研究生和“书法理论与实践”研究生课程班学员。现在国家社会都非常重视书法教育，尤其是中小学书法教育亟需师资，所以我办研究生课程班主要目的就是能培养一批有一定书法水平和书法理论基础的优秀人才，能为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提供一定师资。除此外，研究所还想做东北书法史的整理工作，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完成。上半年由书法教育研究所和沈阳文史馆牵头发出了“首届全国沈延毅书法学术研讨会”征稿启事，马上将联合中书协、辽宁省文联和辽宁省书协一起举办全国沈延毅书法学术研讨会。这也是研究所立足东北本地，为东北书法事业做一点应做的事。

宗绪升：您在辽宁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两个高校都带研究生，据说您让古代文学的研究生练书法，让书法学研究生学文学？

杨宝林：对，我要求我的学生“文墨相兼”、“文艺并进”。我在辽宁大学文学院和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同时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生，并且还在书法教育研究所带书法艺术学的研究生，由于我个人原因，古典文学和书法学的学生都带，但我并没有将这两个专业完全区分对待，也没有完全等同对待，我觉得这两个专业的知识要是互补，那么对两个不同方向研究的学生都有很大好处。比如说，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学生不仅要有把握文学观念的能力还要有阅读古籍文献的能力，要是他们不懂书法，看不懂古人的手稿、读不懂古人的碑文，不了解异体字、草体，那他们以后在文献释读上会经常碰壁，甚至不敢接近一手的古籍文献。而书法艺术学的学生，他们侧重于艺术，对书法的形式、技法掌握很好，但他们缺少“文”，缺少些内蕴的东西，也就是缺少一定的读书量，所以我给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学生不仅布置文学专业的作业还要求他们练字，而我要求书法艺术学的学生不仅临帖写字还给他们开文史哲的书，让他们一有空就读书。我常常把我的学生带到家里，让古代文学的学生和书法学的学生一起交流探讨，不同的专业知识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知识体系，让他们一起碰撞，让他们互进互助。我想这是我的教学模式，至少国内现在像我这样教学带学生的导师不多。就如我一个学生对别的导师的学生诉苦：“既要学文学又要学书法，太累！”当然也有学生说：“交一份钱，学两专业，太划算了！”（哈哈）

宗绪升：谢谢杨老师的回答。

杨宝林：谢谢绪升！希望你的栏目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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