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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先秦语言哲学与语文教育智慧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19 09:23
标题: 先秦语言哲学与语文教育智慧
先秦语言哲学与语文教育智慧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潘庆玉

先秦语言哲学包含着丰厚的语文教育思想和人生智慧。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解读先秦语文教育，阐释其文化意蕴和哲学精神，是语文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旦我们把语文教育纳入先秦诸子语言哲学论争的宏阔视域来观照和审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哲学品位和文化性格就会凸现出来，这一研究对于开阔当前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提升其思想境界，将有所裨益。

一  先秦诸子语言之思的历程

语言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思想枢纽。围绕“名”与“实”、“文”与“道”、言与“意”、“物”与“指”等范畴，哲学家们展开了漫长而又激烈的辩论，历时数百年之久，直至今天辩论的余音还不断地在哲学领域回荡。几乎是所有的学派和大师，都没能逃脱语言之思的“牢笼”，被它那神奇的力量所吸引，深深地陷入进关于语言与存在关系的思索中。让我们不妨穿过中国哲学史的幽径，去聆听回荡在先秦大师们的语言之思旅途上的脚步声。

1、孔墨先声孔子以“正名主义”开了先秦语言哲学的先声，拉开了名实之争的历史序幕。在孔子眼里，名，也就是语言，不是静止的符号，而是政治实践的利器：一方面，它可以“鼓天下之动”(《易经·系辞传》)，另一方面则可以“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传》)，难怪孔子编撰《春秋》时语言在他手中就变成了可以“使乱臣贼子惧”的思想武器。墨子作为儒家思想的批判者，从经验主义和实利主义哲学观出发，提出“取实予名”的观点，认为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实际的状况来给事物命名，而不是相反，通过改造“实”来符合“名”。同孔子一样，墨子也关心语言的意义标准问题，不过，孔子注重从先验的历史规定性上来判定名的标准，而墨子则提出了系统的“言有三表”的标准理论，他更强调从当前社会实践的效果对名与实进行判断。可见，墨子较之于孔子，是一个更相信实际经验和实践效果而不拘泥于语言先验规定的哲学家。

2、尚道废名杨朱是早期道家的代表人物，较之墨子的重“实”轻“名”，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鲜明地提出了“无名主义”。在他看来，一切名都是人造的，没有实际的存在。名与实的联系被他彻底斩断，语言与世界就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同上)。杨朱对语言的怀疑态度在后继道家老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在老子看来，用语言来表达玄之又玄、深不可测的“道”是靠不住的，但又是必需的。因为道只能在语言中显现，在语言中在场，尽管在语言中现身的“道”已经不再是那个深不可测、不可琢磨的“道”了。万物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在没有被命名之前，世界处在“惚兮恍兮”、“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它是微妙的，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开始命名的时候，万物得到“名”的召唤才从混沌中纷纷现身和在场。可见，名是知识的“利器”，使世界从“无”的黑暗走向“有”的光明。“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名)”(《道德经》)。不过，老子却惧怕语言的光明给统治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而主张绝圣弃智，提出废“名”。从孔子的正名到老子的废名，可以看出，对语言与存在、语言与实践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得意忘言庄子是一个语言大师，在语言哲学上有着独到的思考和发现。与墨家坚信通过“言必立仪”的论辩可以定其是非的观点不同，庄子则主张言不尽意，意不尽道，进而把道看作超越有限的最高存在，非言辞可以穷尽其妙。因此，应该达观万物，“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庄子·大宗师》)。在庄子看来，物之粗者可以通过语言来传达，物之精者必须经由心意体察方可悟得，而“道”则超出了“精、粗”之限以至于“言不能论”、“意不能察”。这样，人只有通过静观自然，游心天道，才能达到“物我合一”的“大美”之境。也许庄子对语言的局限性有太深的感受和洞察，所以才会更着意于语言的运用，通过扩充和张扬语言的诗性而达到了“道”的彼岸。

3、形上析名公孙龙是名家的代表，在语言哲学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他通过区分名的共相和自相而提出了“白马非马”与“离坚白”等著名哲学论断。公孙龙发现了语言的本质在于“指”，从而超越了前人“名实之争”的局限，在更高的水平上展开了他的哲学思辨。公孙龙不用“名”而用“指”来说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指出“实”之所以为“实”，正是因为它可以“被指”，“实”在“被指”中获得了“能指”；名之所以为名，是因为它具有“能指”，在“能指”中它抵达了“所指”。这样，“指”把名实统一起来，在统一的过程中又不断地调节着名与实的误差。公孙龙并非为了“名”而辩名，而是为了“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同样体现了语言哲学的伦理实践取向。

4、正名为教荀子是战国末期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与孔子用旧名正新实的保守主义不同，荀子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名与实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法后王”的价值导向和“约定俗成”的制名原则，超越了早期儒家在名学问题上的先验性和保守性的缺陷，体现了语言哲学的实践精神和经验色彩。在荀子看来，语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荀子·非相》)因为只有人才能通过语言来认识和把握名分和礼教，即“别同异”、“明贵贱”。因此，语言具有重要的社会规范与人文化育功能：“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荀子·正名》)。语言不仅关乎社稷安危，而且还是维护社会伦理价值、实现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一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一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一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荀子·非相》)。

二、先秦语言哲学的基本精神
  先秦语言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相当广泛，取得的成就也非常之大。要全面把握先秦语言哲学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文我们将围绕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实践、语言与主体等几个基本命题来讨论先秦语言哲学的基本精神。

1、语言与存在 当人类张口说出第一个词时，语言与存在就紧紧地纠缠在了一起。人以思维的理性之光为万物赋予了永恒的“名”，从此万物就不会因为太阳的落山而消失在意识的黑暗中了，“名”使它们超越了现实感官的限制而成为可以为思维所直接把握的对象。因此，万物在得到命名之后，就隐匿在语言中了，语言“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庄子·大宗师》)，语言成为存在之家。名与实，即语言与存在或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哲学家关注的首要语言哲学问题。在先秦哲学里，“名实之辩”更多地指向实践领域而不是思辨领域，更多的表现为政治哲学而较少表现为语言哲学。“名”在哲学家眼中不仅是事物的命名，交际的工具，记录思想和文献的载体，也不仅仅是用来表情达意的符号，而且从根本上更是事物之所以如此的根据，即存在的根据：它包含着某一事物的永恒本质及其实践性要求。从表面看，孔子与墨子在名实关系上是对立的，前者“以名正实”，后者“取实予名”，但从深层看，二者是一致的，都是追求名实相符，把名与实的统一作为自己哲学努力的目的，只不过孔子是保守主义的，墨子是经验主义的。老庄哲学表面上看是忽视语言强调存在，认为语言的局限性很容易使存在迷失，从而提出废“名”。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老庄一派是在追求更高层次上的名实统一，是在追求那种突破现有语言的限制而可以达到“得意忘言”境界的“言”，因此，老庄一派在语言艺术上的创造要超过儒家和墨家。名家也讲名实统一，不过他们主要是从概念分析及心理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名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得出了貌似诡论的结论，这其中也与古汉语自身的表达局限性有关。言与道，指的是语言与最高存在之间的关系。道不是一种具体的事物，而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者，即最高存在者。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已经是很微妙的了，那言与道的关系将更加难以把握。道隐身在万物之中，而万物又隐身在语言之中，因此，道是隐身在语言最深处、扑朔迷离的难言之“隐”。通过语言明道，就意味着让思维潜回到语言之所以为语言的最根本处。在语言的最深处人们所能观察到的，是逻辑。因此，古希腊的“逻各斯”一词，既指言说，同时又指逻辑。言说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它符合逻辑。当语言违背了逻辑的最基本的要求而成为思维的碎片，存在的统一性也就残破了、消失了。但是，道不仅是逻辑的，还是直觉的，意境的，在逻辑的背后还存在着逻辑所不能穷尽、不可企及的东西。《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既看到了“道”的合乎逻辑性，更看到了“道”的超逻辑性。因此，语言可以言说“道”，但那最神秘的“道”，即非逻辑可以把握的，只能靠直觉、顿悟、体验来体认的“道”是不可言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轮扁斫轮”的故事就为“道之不传”作了最生动的注解。孔子也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不言，不仅是因为天有大德，而且是因为天道的最高境界是不可言说的。可以看出，言不尽道，语言不能穷尽存在的无限性，这是一个基本的语言哲学事实。

2、语言与思维语言作为无实际意义的符号而能使存在得以传达和澄明，并非因为语言与存在之间存在着自然的或现实的联系，而是因为，存在只有通过语言的唤醒和象征作用，才能进入人的思维过程。世界万物因为语言的召唤和汇集而成为思维可以直接把握和观照的对象，思维则通过语言的组合变化来赋予万物以存在的秩序和不尽的意义。因此，语言是思维活动的记录和产物，更是思维过程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条件。离开语言，朝向思维之途的存在之门就会慢慢关闭，思维就会被搁置在“失语”的中途。《易经》中的语言哲学思想从本体论的高度深刻地揭示出了语言与思维的辨证关系。“象”思维是贯穿《易经》始终的思维方式。《易经》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之中的，而“象”则是变化的依据和法则，也是变化的动因，即“象生而后有物”，“象”是原本的模型，物则是仿效这个模型而成的。据说，庖牺氏观察各种“自然之象”受到启发而形成种种“意象”，并用“卦”符来表示各种意象，于是形成“卦象”，它的作用就在于“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传》)。卦象的抽象性、模糊性、多义性、变动性，使人的思维陷入了“恍兮惚兮”的困境。因此，只有求助于语言的阐释，卦象的丰富意蕴和无限可能性才可以成为被人的思维所把握的对象。因此，语言就在“象”与思维的紧张关系中出场，通过语言的阐释，“象”在思维的潜流中逐步凸现和展开，随着思维的运动而变化发展，语言，也就成为穷尽万物之妙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庸》)，“各指其所之”(《系辞上传》)。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投射在古汉语的语言结构和语法构造上，形成了独特的语法现象。例如，古汉语词性分为实词与虚词两大类；名词可以活用作意动词和使动词；句子结构除了“主--谓”式还有“话题--说明”式等等。这些独具特色的语言构造，反映了汉民族整体性、混沌性、全知视角的思维方式。客观地讲，它在一定意义上也阻碍了中国形式逻辑的发展。名家的“名辩之学”被称为诡辩，墨家的辩论之术“墨辩”在后世失传，与此关系甚密。

3、语言与实践从社会发展的动因来看，先秦语言哲学的“名实之辩”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为了政治伦理和社会实践的目的。是“以名正实”还是“取实予名”，是“名实相离”还是“名实相符”，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还是“听其言而信其行”?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语言与实践关系的根本看法。可以说，语言不仅是存在的家园，而且是实践的管规；不仅能烛照存在使之敞亮，而且还能够唤醒实践的意志，产生变革与建设的力量。《易经·系辞传》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孔子著春秋“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语言的力量，可谓大矣。其时，语言自身并没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语言的这种教化及规范力量并不是来自于语言的物质属性，而是来自于隐含在语言中的价值传统和文化信仰。因此，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只有有德者的“言”，才能名正言顺而事有成，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言辞只有合乎天道人心，才能有助于社会治理和人生实践。荀子更进一步，他看到“名”仅仅“正”并不一定能保证其实践效力，单靠史官的一字褒贬也绝不可能达到正名的目的。要真正地实现“正名为教”的理想，必须诉诸于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即把社会上已经通行的名用国家法令制定下来，制定之后不得更改。这样，“其民莫敢为奇辞以乱正名，故一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荀子·正名》)这种强调语言实践意向和伦理约束力的语言哲学思想，不仅对后世的国家典章制度与法令文书的创制编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还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以载道”的文学目的观、尊经史贬子集的文化价值观、敬惜字纸、崇拜经典的文化心理等等方面，都与这种重视实践导向的语言哲学有关。

4、语言与主体名家的惟人有“指”，让我们看到了语言朝向存在的门窗，墨家的言有七“辩”，让我们看到了语言抵达思维的路径，荀子的惟人有“辩”，则让我们觅到了语言通往实践的桥梁。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实践等诸多关系都是由人与语言这一根本关系所决定、所派生出来的，没有人这一主体，语言便无从创制和产生。但当人类一旦发明创制出了语言，语言的一端就深深地嵌入进了人的自我意识，变成了人自身的一部分，挥之不去，欲罢不能；而另一端则融入了人类历史，演变成为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借助于语言文字，人类迈进了文明世界的门槛，踏入了一个无限敞开、不可穷尽的精神世界，从此，人就永远地把自己放逐在言说的中途。而语言自身，则像一条川流不息、奔腾不已的长河，一代又一代的言说者被它无情地抛在身后，而它则独自吟唱着时代的歌谣，不知疲倦地涌向存在的彼岸。当海德戈尔说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时，我们真正地陷入了人性的悲哀之中：世间万物都不能逃脱有限性存在的命运，都会被时间车轮无情地碾碎、销蚀在茫茫宇宙之中，人类自身也在劫难逃。然而，语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却从时光的魔掌中逃脱了，隐身在文字的不朽之躯中，隐身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言说中，获得了与天地同在的永恒性，因而语言与天道并立，“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心雕龙·原道》)。语言是常用常新，与时俱进的，人类在创制它时却忘记了给它携带上衰老基因。生命之树常青，而语言的家园则青春永驻，因此，语言把人类从有限的生命里拯救出来，把人类的历史连接成一个存在的整体，而每一个个体也正是通过语言的隧道达到了存在的整体。因为语言，人不仅是短暂现实性的存在，也是永恒历史性的存在；不仅是自然生物性的存在，也是文化价值性的存在；不仅是受动的存在，而且也是自由意志的存在。

三、先秦语文教育智慧管窥

先秦语言哲学所蕴含的丰厚语文教育思想及先秦诸子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所生成的教育智慧，有待于我们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本文中仅就笔者所感最深者略述一二，以抛砖引玉。
1、恢宏廓大的文化气象如果从先秦语言哲学所敞开的文化视野和精神空间来考察其语文教育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和智慧水准，作为今天语文教育课程改革以资借鉴的思想资源，那么，我们必须跳出现代语文教育研究的促狭视域和评价标准。否则，先秦语文教育思想中最宝贵的东西就可能遭到忽视和遗漏。在先秦历史文化语境中，教育是一个尚未分化的整体性的文化过程，语言是这个过程中唯一的主角。离开语言，我们无以言说，教育也将无以发生。因此，教育与语言，天然地生长在一起，结出了文化这一果实；而教育，正是通过语言得以进行的文化过程。语言、文化、教育，在先秦的文化视野内，是合而为一的东西，是同—事物的不同方面。因此，《易经·贲卦》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与现代语文教育把语文仅仅看作“思想和交际的工具”、“文化载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不同，在先秦诸子眼里，语言是文化与教育的灵魂和核心，语言是使人成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无论各家对语言抱着怎样的态度，肯定也好，否定也好；信任也好，怀疑也好；维护也好，破坏也好，但在教育实践中却都无一例外扑进了语的罗网，寻求着语言的力量，把语言看作是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孔子尽管在文字上“不作”但却重视“述”先王之志，其实是以述代作；墨子则反孔子之道“述而且作”，“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强聒而不舍”，“遍从人而说之”(《墨子》)；老子“大美不言”行不言之教，但出函谷关时因关尹问道，亦留言五千：庄子“得意忘言”，可写起文章来则汪洋恣肆，不计笔墨。所以说，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都是语文教育实践家。

2、植根天道的精神自觉基于对语言的社会功能、文化意蕴、主体价值全面深刻的认识，先秦语文教育思想对语文教育价值的理解和把握达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先秦语言哲学从存在论、本体论、实践论的高度看待语言的本质，即语言不是空洞的符号，在言辞的背后是天道、思想、文化与价值的潜流和矿藏；语言不仅是人使用的思维与交际工具，而且是人自身存在的“显现”和“在场”；语言不仅藏天下于天下，而且还鼓天下之动；语言被我们言说着，而同时我们却被语言所召唤、驾驭和驱驰。先秦语言哲学对语文本体所达到的这一深刻认识，极大地开阔了语文教育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空间，使语文教育的性质超越了知识技艺之学的局限，达到了“文以载道”与“人文化成”的思想境界，体现了浓郁醇厚的人文精神。尽管“文以载道”的思想是由后人明确提出的，但先秦的语言哲学与语文教育思想，无不深刻地体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超越现实的教育信念。先秦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局限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了解，深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因而对语言的教化功能尤为重视。为什么文要载道?因为文在大多数情况下载不了道，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受到语言表达力的局限，即“道可道非常道”，在主观上还因为语言常常歪曲天道而产生“邪说”和“荡口”。因而，“文以载道”就变得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十分迫切和紧要了。当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时候，与其说是在强调“文”的重要性，毋宁说是他在担心道会因为受到落言的陷溺和扭曲而得不到流传和申张。因此，“文以载道”为语言及语文教育树立起了一个文化与价值的标准，把语言及语文教育的价值坐标提升到了超越现实功利的境界。在先秦历史文化语境中，天道是最高的价值，它超越了宇宙时空的限制，也超越了世俗王权和现实利益的拘泥，成为士人的价值归宿和精神依托。因而，语文教育的最高价值就是缘天道而教化，而决不单单是为了迎合世俗的君王利益而教化。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以有道伐无道，革替天命(《孟子·尽心上》)，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主张。作为士人，如果为了暂时的世俗利益而“离经叛道”、“助纣为虐”，则将为世人所不齿。因此，先秦语文教育常常以培养“帝王师”为己任，自觉地承担起推行“圣人之教”的文化使命和伦理责任，确立了语文教育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尊。

3、超拔挺立的人格境界 先秦语文教育在个体发展的维度上，追求语文教育对人性的提升和涵养，关注个体发展的文化蕴含和伦理自觉，体现了浓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树立了“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的人格修养观。先秦语言哲学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因而把语文教育看作是把人从存在的有限性和利欲陷溺中解救出来的必由途径。通过语文教育，个体抵达存在的整体，在逐步廓大敞开的语言世界中完成了遥不可及的天道向人的内心深处的德性的转换、生发过程。因此，语文教育是通过语言而展开的整体人格的教育。孔子不仅重视诗教，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而且倡导“有德者必有言”；墨家不仅重视“墨辩”，弟子均要诵读墨经，而且认为得道者应“劝以教人”，不仅要“厚乎道行”，还要“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庄子则倡导通过“寓言、卮言、重言”的教育以“顺性达情”、“知与恬交相养”，来培养与道同游的“游士”与“真人”；世界在语言中在场，道在语言中敞亮，而人则在语言中“反身而诚”，发现自我，确立起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因此，语文教育是生活实践的向导，生命意义的源泉，精神成长的家园。4、臻于化境的教育艺术 先秦诸子在语文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达到了卓越的教学艺术水平，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学思想和教学原则，创造了许多教学方法，至今仍然闪现着智慧的光芒。儒家教育擅长启发诱导，“君子之教，喻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学记》)，体现了从容不迫、雍容优游的长者风范，难怪颜渊在称赞孔子时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史记·孔子世家》)。墨子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和博闻杂识，强调逻辑思维和辨析名理。他说：“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察”(《墨子·修身》)，把辩论艺术发展成为一门思维科学，因而建立起了庞大而精密的理论大厦，成为当时的显学。荀子曾在稷下学宫“最为教师”，“三为祭酒”，主张“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老子大智若愚“行不言之教”；庄子达观万物教导学生“乘道德而浮游”；孟子“中道而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纵横家学成毕业时则要以所学辩论术采说服自己的老师，否则不准结业，可谓身体力行，立竿见影。不难想见，在先秦五百余年漫漫时空里，尽管战乱纷争，时局动荡，但在纵横数千里的神州大地上，却到处都进发着语言的力量，闪现着人生的智慧，充盈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当是怎样的一种恢宏廓大的文化气象。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98888010002el.html) - 先秦语言哲学与语文教育智慧（2）_惜墨堂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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