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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参阅件]：野夫:让记忆抵抗遗忘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0 10:20
标题: [参阅件]：野夫:让记忆抵抗遗忘

野夫:让记忆抵抗遗忘

2014年02月21日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16版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野夫带着散文集《身边的江湖》、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来书店开见面会,到场不够早的听众站在层层人群后垫脚；讲座结束,从中学生到白发老者,买书排队等签名的人贴着场地四周,站成了一个“口”字。图书编辑康慨说,自打出了野夫的书,他见识了各种奇特的读者反应,比如有读者读完不过瘾,买上百本送人；有读者在万圣书店前台撂下5万元现金和一张纸条,说拿这钱买野夫的书卖,卖得的钱用来参加捐助活动。
　　“如果用几个词概括野夫的魅力,我能想到的是江湖、道义、情义、自由、民间著史等等。”康慨说。从2004年开始,从自己的家族史写起,这个1962年出生、当过警察、囚徒、书商的写作者,在民间修史的底布上,真名实姓地书写了一系列人们罕有所闻的人物与故事。

江湖畸客无俗情

　　野夫说:“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认识这么多有意思的人?这些人不是伟人,也不是特别高大的人,但他们是有意思的人。”
狱中的掌勺大厨黎爷,面容凶恶而宅心仁厚、为人光明磊落；刚过18岁的死囚,犯下杀人重罪却又天真懵懂；担当马英九竞选文宣主力的阿渡,打赢选战后无意入阁从政,说从政了就无法自由出行……
　　野夫笔下人物大多没名气但有意思,他们往往极富性格,有着引人嗟叹的故事,又混迹草野,常人难以得窥。对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人物的发掘,成为野夫写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与魅力所在,喜欢野夫的读者,也对这些性情中人抱有好感；不喜欢野夫的读者,大多也对这类边缘人物兴趣寥寥。
　　“这些人全部是活生生的,有人不信,专门跑去拜访,回来跟我说,我终于看到他了。”野夫说“我们今天经常看见的是成功的商人、办公室文员、机关干部,或打工的普通人,常常忽略了芸芸众生之中有很多你根本没发现的无名英雄,也许一个擦鞋匠,跟他深谈,你会发现他是很优秀的一个人。”
　　他说这些人都在江湖之上。何为“江湖”?野夫反复强调,这个由庄子提出的概念指的不是武侠或帮会,“在庄子笔下,江湖与庙堂相对,庙堂是皇家,江湖是广大的民间社会。江湖的精神由墨子赋予,是道义,是扶弱抗暴、兼爱非攻,这种精神自古相传至今,从这个角度说,江湖不死。我笔下那些草根人物,都有着自己的道义坚守,他们内心深处恩怨分明、正邪分明、情仇分明,这样的人不一定算好人,但算我喜欢的人。”他强调价值观明确的重要性,认为写作也应如此,质疑价值观模糊的作家没有对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和坚持。
　　“不是偏偏我能认识那些有意思的人,是他们都在路上,你在家里和单位里可能永远遇不到,中国有无数这样的人,有待我慢慢写来。”野夫认为,人生可以分为“有所在”“无所在”两种状态:“有所在”是活在既定轨道上,依赖既定格局生活；“无所在”则对应着城市广场、乡村岔路、火车站站台、轮船码头这样的场地,是泰坦尼克号这类故事发生时的状态,是未知和无把握的生活。那些活在路上的人们展示着人生在翻越“有所在”栏杆后的各种活法,“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在讲无所在状态下的人的故事,有所在状态下的故事永远围绕着家庭戏、室内剧,是很有限的,这一类故事永远不如在路上的那些精彩。”

让记忆抵抗遗忘

　　民间修史是野夫近十年来专注的主题,他从自己父系母系的历史开始检索,试图以此揭示20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我这一辈的人,父母普遍不愿谈往事,我问过很多人清不清楚自己父系的家史、母系的家史,多数人都不清楚。”　
　　野夫把外祖、祖父、父母、大伯等亲友的遭遇一一写下,常有年轻读者问他为什么你们家这么惨?为什么你会经历这么多苦难?和平年代的今天,你写这些干什么?……他说这些问题常让他感到伤感,“其实苦难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主题词,不是天何薄我,对我一个人不好,只是我们健忘,不愿意去提过去的苦难,好像祖辈的过去与我们的现在没有关系,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比我苦的人太多了。”　　“我写这些想干什么?我就是想让记忆抵抗遗忘,我的写作是个抵抗的过程,当二十几年前的事情都要被遗忘的时候,我要坚定地保持拒绝的姿态,这就是我写作的意义。”他有种强烈的使命感,提及自己的写作,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必须从被遮蔽的往事中找到一代人的苦衷。”
　　近几年,野夫一直努力发动更多人参与民间修史,认为这种类型的写作无需太多技巧,因为求真的态度本身就会使文字具有善与美的品质,我们共同抵抗遗忘,这个民族的历史才会保留下来。我曾经在一个村子里看到他们保留的村史,详细记录了他们村在三年饥荒中死去的人,有名有姓,再有专家出来说三年大饥荒是虚构,人家就会用村史扇他的脸。”
　　笔名取自唐人诗句“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言辞犀利的野夫常被未曾谋面的读者想象为个性激越、怒目横眉的形象,好友却都说他是个逗乐、温和、从不跟人红脸的人,“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柴静这么描述作为朋友的野夫。“甚至我们喝多了,说些当面羞辱他的话,他也还是笑呵呵的。”专栏作家王小山说。“我觉得我的书一直传递的是善与爱的理念,是正能量,而不是鼓励仇恨。”有读者问他怎么看自己文章中悲观、负面的内容,野夫笑呵呵地为自己辩解。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0 10:26
『名人面对面』野夫：记忆对抗遗忘
有句话说，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而这些“自己的历史”，看似微不足道，一旦被写下来，就会在字里行间折射出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历史。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这样一位用文字记叙私人记忆，构筑民间历史的作者——野夫。
野夫的代表作之一，散文集《乡关何处》中，讲述了他至爱亲朋的故事，每个人寥寥数千字的描述，勾勒出了上一代人命运的公共记忆。野夫一再强调，自己的写作是用记忆去对抗遗忘。他说，我传承的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传统。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一个个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地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

十六岁少年的仇恨
土家野夫，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偏远的小村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
许戈辉：我看到你的资料中写到，你的本名其实叫“郑世平”，而且是你外婆给你取的。这样一个名字仿佛是祖辈对于安定生活美好向往的一种寄望。你自己是怎么解读这个名字的？
野夫：对，外婆希望我能够成长在一个太平盛世。但在十六岁之前，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恨。我四岁“文革”爆发，父亲被绑着游街，家里经常来人抄家。这样一幅画面，伴随了我整个成长过程。直到“文革”结束，母亲得到了平反，父亲也官复原职被提拔，我也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成了大学生，这种少年时代的仇恨才得到缓解。
许戈辉：那在你十六岁之前的童年画面里，还有哪些画面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野夫：我在文章中提到过一段，大约是我四、五岁时发生的事情。那会儿“文革”刚爆发，我父亲是矿山的矿长，矿山的一个造反派把一把歪把子机枪，架在我们家门口，枪口对着我们全家，然后指着我父亲辱骂。我父亲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我吓得在我外祖母怀里发抖，但也深深的记住了那个男人的脸。后来“文革”中期，打击造反派的时候，这个人被开除了，也就不知下落了。直到我十九岁，大学刚毕业，有天路过一个小巷，我突然就发现这个人了。我记得当时我还喝了点酒，我冲上去就把他暴打了一顿。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打，因为他根本认不出我了。第二天酒醒后，我还有点内疚，我想去查下他现在的生活状况，于是又回去那个巷子打听，才知道，原来他非常落魄，靠运石为生，变成了瘸子。我最后想，这个时代对他们这些造反派的报复，也非常残忍。

江上的母亲成就时代的狂者
野夫原是一名警察，能诗擅赋，重情重义，加上他又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本来前途未可限量，而人生的拐点发生在1990年前后，二十八岁时，野夫脱下警服，穿上了囚服。
许戈辉：你跟我说你做某些人生重要决定前，并非没有思考过这样做的效果和意义。好像这些决定背后，伴随着你的已经不全然是一种对利益的考量了，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左右着你的人生抉择？
野夫：自古有狂人和狷者，狂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狷者是洁身自好，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我的性格可能就决定了我会选择做狂者，但你必将付出代价。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我个人的态度，以及后来的行为，可以改变什么或挽救什么。但我认为，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应该要有这样一类人。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所在，你的身躯也许可以逼停一辆汽车，却无法让历史停住。
许戈辉：现在回过头看，你觉得这五年牢狱生活，是否是对你理想的一种嘲笑？
野夫：在里面确实有过很深的绝望。身体之苦可以承受，甚至尊严的丧失也可以承受。但更重要的是，你发现你伤害到了你的家人。当时我父亲癌症晚期，母亲一个人要照顾他。每次他们来探监，你就会看到那样两个老革命，颤颤巍巍的走进来，并且不得不以一种委屈乞怜的姿态，才能坐到我面前。我父亲那么坚强的冷面汉子，双枪剿匪英雄，在“文革”中挨打、批斗，我都没见过他流泪，来看我的时候，却泪如雨下，浑身颤抖。那个画面很让人揪心。
最终野夫的父亲没有挨过病痛的折磨，在野夫服刑期间，因癌症去世。野夫出狱后不久，六十八岁的母亲留下遗书和关于家族自述的几十万字，投江自尽。十年后，野夫动笔写下了《江上的母亲》。
许戈辉：现在回过头看，你能理解母亲的选择吗？
野夫：说的残酷一点就是我母亲的这种选择确实成就了我。假设她没有做这个选择，我可能就会按我最早设想的，呆在她身边尽孝。安分守己的谋生、养老。因为我父亲已经走了，那我母亲的自沉，就使我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任何牵挂。我想我应该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必须去求生存了，这样子才来到北京，然后一点一点的走到今天。

“我要不把我经历的一切写出来，我死不瞑目”
许戈辉：你说父亲从来没跟你讲过家史，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讲吗？
野夫：实际上我父亲那辈人，都不愿意提家里的往事。因为他无法跟自己的孩子说清楚那些事。他要跟我讲他的家史，我会质问他，你的父亲和哥哥们被灭门的时候，你手上有枪，但你却在另一个地方灭另一个地主的门。你今天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回去救你的家人？我想他无法面对我的这种质问。我父亲走的时候，留下遗言，让我从监狱出来后，一定要把我祖父被抛尸的那个天坑给盖上，他说他活着的时候没能为他父亲尽这个孝，希望我完成这个事情。这证明他对他父亲是有亏欠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在事业上有了点成绩后，我一定要回老家，帮他完成这个遗愿的原因。
许戈辉：你回到老家重新了解父亲整个家族的故事之后，将父系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那场灭门惨剧收录在了文章《地主之殇》中。后来又根据母亲遗书中的数十万家族自述，写下了母亲，以及外婆的故事。这种写作，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野夫：还债。我要不把我经历的一切写出来，我死不瞑目。当我把我父母的故事，祖父的故事，外婆的故事等等都写完了，我回到武汉，我把这些书都带回去了。我到他们坟前，我说，在你们生前我做不到尽孝，但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你们的名字被后世记住。
许戈辉：我很想知道，有你这样经历的人，对这个国家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野夫：有时候网上经常有人骂我们是愤青、汉奸，骂我们是带路党、卖国贼。其实我们最清楚，我们是真正爱国的人。我们有足够的条件移民。无论是我自己经济移民，还是别的国家向我发出邀请，我都拒绝了。我愿意坚持在这块土地上。我想弄清，这个国家我们看到了无数问题，但它稳定的秘密何在？古人说，郡县制则天下治，那么中国的郡县是怎么治理的？所以我去基层做调查，前后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部《中共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思考》。这些年来没有一本书像我这样，真正用几年的时间去一个县里详细的观察、了解一个县级政权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基层政权有两个主题，第一主题是维稳，第二主题是发展。维稳是政治，发展是经济。那我们解释中国，把一个县解剖清楚了，实际上这个国家就解剖清楚了。
许戈辉：那经过这几年的田野调查，你所得到的答案，或者发现了更多问题后，你觉得我们有希望去改变它吗？
野夫：我是个公认的乐观主义者，正是因为我觉得希望存在，所以我今天才会坐在这儿。我在无数个演讲中说，一要求真，要让现在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真相，没有真就没有善，没有善，是没有美的。真、善、美不是并列关系，我认为是条件关系。“真”是先决条件。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0 11:02

野夫，用书写来抵抗历史长河对普通人命运的遮蔽——

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
都要让平凡人在世上的来去留下痕迹

　　野夫：本名郑世平，笔名土家野夫，1962年出生。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剧本等一百多万字。代表作《江上的母亲》、《父亲的战争》等。

　　■《身边的江湖》书封。“我只是这一堕落时潮中的反动者而已——在狂飙盲进的岁月里逆向而行，固执纠结在洪荒之初的草莽上。”　
　　雨果说，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却的动物，伤痛或仇恨都是。

　　■《1980年代的爱情》书封。“1980年代，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
　　在这个得到与失去都轻描淡写的年代，我们大概已经无法理解那个爱得隐忍和无私的年代了。

　　■新快报记者李莹
　　野夫是谁？他叫郑世平，笔名“土家野夫”，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他很喜欢这个意境：一个普通的山里人也会有愤愤不平的情怀，但在这个世上遇见了太多的不平事，胸中纵使有一把刀也会渐渐磨损。
　　野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编剧，写作却是始终不能放弃的事。“我的写作是为了还债”——报养育之恩、记兄弟情谊、念恋人深情。从2008年的《尘世·挽歌》到2012年的《乡关何处》，再到如今的《身边的江湖》、《1980年代的爱情》，野夫每一次的文字都使出了十二分气力。他说自己传承的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传统——“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一个个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地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我要让这些平凡的人在这个世上的来去留下痕迹。”
　　●《身边的江湖》：
　　借由对过往亲友的命运检索，揭示20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
　　《身边的江湖》是文集《乡关何处》的兄弟篇，记叙的仍是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这次，野夫将视野从故乡、故人、故事扩展到整个江湖。谈到“江湖”这个词，野夫解释说，江湖和黑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江湖是个中性词，在民国以前，江湖是合法存在的，如今那种组织化的江湖不在了，但江湖的道统并未中断过。这种讲情义、正义与道义的江湖道统一直在中国民间社会传承着，这也是中国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价值观念。
　　野夫的写作传承了中国民间著史的传统，在他看来，“纪史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不仅仅是由官修正史所构成的”。他的作品始终关注历史长河中被遮蔽的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真性情的狱友黎爷、具有反抗意识的表哥、“酷客”李斯、散材毛喻原……“我想借由对过往亲友的命运检索，来揭示20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
　　
　　●他江湖
　　“我把他们记录下来，这些文字活下去了，他们也就活下去了”
　　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应该说我的父系、母系的家族，我写出来的和还有没写出来的，确实能够旁证20世纪中国历史，它与诸多的内战、抗战、运动都密切相关。家族的命运折射了近百年的斗争史，这算是奇特的，但还不是最悲惨的，只是没人去发掘出来而已。20世纪，我们这个民族受了巨大的内伤，这种内伤到今天为止都还远远没有痊愈。这些经历没有使我变得更坏，反过来使我更想在这个时代用尽全力去做点事，去推进这个社会的进步，去提升一点文明。
　　我把写作视为自己的使命，是为了还债。《江上的母亲》最有名，因为我母亲死的惨烈让人难受纠结。但我写外婆用情最多，我外婆应该算寿终正寝，78岁离世。我从小是外婆养大的，从接生到抚养，在我生命最垂危的年代救活我，更重要是她给了我教养。我母亲由于长期受迫害脾气暴躁，很少教育我，一旦教育我就是鞭打。外婆是慈爱的，一个从来没有发过火的老人，为人处事骨子里有种善的东西在，是她让我学会了宽恕和不怨恨。
　　生而为人，成长到今天，具有今天的智慧也好、教养也好、禀赋也好、气质也好，都是生命中遇见的人教给你的。他们走了，就被忘记了，仿佛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我把他们记录下来，这些文字活下去了，他们就活下去了。我如果没有写下这些文字，我的这些亲友全部都朽了，我如果不写下这些文字我死之后，我也早朽了。不朽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终极的价值观，有的人用作恶的方式来达到“不朽”，比如希特勒；也有些人想用歪七八道的炼丹的方式使自己达到肉体的不朽；而我的“还债”是想要我在乎的人在我的文字里不朽，我用这种方式回报他们。
　　
　　●《1980年代的爱情》：
　　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年代，废墟上生长出来的美好时光
　　《1980年代的爱情》是野夫的半自传体小说，野夫说，这是一个“不断拒斥”的故事。“世上大多数人的爱情，都是为了‘抓住’，我在这里讲了一个不断拒斥的故事，这样的爱不为抵达，却处处都是为了成全”。
　　野夫在跋中谈到，“每个作品都隐含着作者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同情和纪念”。《1980年代的爱情》中，野夫追忆爱情，也是追忆一个逝去的时代。正如文学评论家敬文东所言，“1980年代是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年代，是废墟上生长出来的美好时光。那时，野夫年轻，爱情更年轻。”
　　
　　●他时代
　　“只歌颂爱情，成不了伟大的诗人，不关注身边的黑暗，我充分怀疑其伟大”
　　我坐在莱茵河边回忆起这段往事，想可以给今天的年轻人讲个很老的爱情故事。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刚从“文革”中走过来，人性复苏，有了渴望但也有自我约束，更多的是理想的激情，却没有太多世俗的利欲。这样的时代当然清纯。我们那一代人，是中国最身怀理想主义的一代人——沉浸诗歌，迷恋文学，鄙视物质，对改良社会怀有天然的激情。
　　我写的男主人公，有我的影子在里面，怀着热情走向世界，走向外面，走向山外，最后在大时代里碰得遍体鳞伤。我今天回望这些，用一本小说怀念一个女人的时候，本身是在怀念和祭奠一个沉静而再也回不去的年代。现在这个时代的爱情，多了太多功利，已被物质主义压迫地变形。要知道大家只跟着金钱去奔跑，精神层面的东西自然会一点一点地溃败。
　　我认识的80后、90后年轻人不少，也有有觉悟的人，但通过微博这个渠道我看到的大部分年轻人是从不关注社会的，永远在秀美食、秀衣服、秀风景。他们生活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这20年，没有对苦难的体验，教育上也被隐蔽了。
　　甚至我的一些朋辈作家，认为文学就是语言技巧的炫耀，也不会去关注社会的不公和黑暗。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所处的时代，这样的人我认为永远入不了伟大的行列。比如俄罗斯出了很多厉害的诗人，但只有被认为是民族良心的才能称之为伟大：“一个只会歌颂爱情的诗人，永远成不了伟大的诗人，一个不关注身边黑暗的诗人，我充分怀疑其伟大”。

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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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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