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国家记忆，从深圳民间“搜史”力量开始 鲜为人知的“国家记忆”依然散落在历史长河中，民间力量能否担起揭秘历史、还原历史的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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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以远征军为题材的“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缅印战场影像展”在深圳华侨城创意园北区开幕(将展至6月20日)，远征军老兵、远征军后人及各界文化名人会聚一堂，共同缅怀战争历史。当初存放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通信兵团164照相兵连在中缅印战区所摄的大量珍贵图片得以面世。据了解，本展几位策展人曾亲赴美国档案馆，历时两个多月，整理了数万张图片及超过100多个小时的原始影像记录。本次展览所有图片即全部来自于此，且其中绝大多数图片是第一次公开。 “国家记忆”的概念也由此衍生，这些以战争为背景的历史画面，描述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策展人之一、深圳知名文化人邓康延曾在微博上这样介绍这次展览：人民若有记忆，记得亲，记得痛；国家若有记忆，识来路，知归途。 不过，区区一次展览所能代表的含义有限，更多鲜为人知的“国家记忆”依然散落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这种纯粹依靠民间力量搜集、挖掘故事和遗迹的自发行为，能担负起揭秘历史、还原历史的重任吗？以此展为起点，是否会唤醒更多的支援力量，将更多濒临遗忘的历史记忆打捞上岸？ 1 国家记忆或由“个人记忆”片段拼接而成 本 次“ 国 家 记 忆 ”展，实际上却是以“个人记忆”为主线的。二战期间，滇西战场上，一支代号为“Y”、规模庞大的美国陆军部队为中国抗日提供支持，而一位名叫梅姆瑞的少校，将人生最后的岁月留在了中国。1944年5月21日，他在一次冲锋陷阵中倒入血泊，而他几天前写给远方妻儿的家书却还没有寄到……上世纪60年代，他的妻子欲前往中国寻访先夫遇难地点，可又因“特殊时期”之故未能成行，后来抱憾离世。 60多年后，一些偶然发现的蛛丝马迹，把这个尘封多年的悲壮故事披露出来。邓康延、章东磐等一批热心的中国文化人，通过自发力量深入挖掘、层层探索，不仅联系上梅姆瑞的家人，更与珍藏相关历史资料的美国国家博物馆取得对接。此前，他们搜集各方资料、实地考察，耗时良久，终于出版相关书籍、制作相关电视纪录片，把片言只语的史料拼接成生动故事，一段主流史学难以触及的片段也得以用书面、画面的方式公诸于众，现在，这段历史又多出了“图片展览”这样的生动注脚。 为什么一个昔日美籍军官的生平会被冠以“国家记忆”这样的宏大命题？策展人之一、深圳知名文化人邓康延告诉南都记者：“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往往就是由千千万万‘个体’的记忆所构成的。那些濒临遗忘的历史，我们也往往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琐碎的片段去拼接、复原，我们找到一个‘梅姆瑞’，就还原一个‘梅姆瑞’，就离历史的真相更近了一步。记得西方有个传说，一位哲人把那些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鱼虾一条条扔回大海———有人问他，你这不是徒劳吗，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哲人说，我所做的，至少对我手上的这条鱼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对一些濒危史实的态度也是这样。” 由于年代久远、信息有限、线索稀少，加上当事人的失踪或离世，那些没有被及时载录到史册上的事件和语录，将彻底和我们的未来无缘。因此，邓康延认为自己正在进行一场神圣的“抢救”工作：“历史的‘抢救’是刻不容缓的，记得我们有次去拍一个纪录片，找20个二战老兵做访谈，结果节目还没来得及播出，其中一个老兵就去世了，那个老兵的最后对话就成了不可复制和再现的珍贵史料。”由此延伸开去，搜集历史、再现历史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对民族“健忘症”的针对性治疗。邓康延感慨道：“我们要对健忘的民族来一次及时的提醒，我们把濒危史料尽可能地搜集起来，即使这一代‘健忘’，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能照着史料上的线索了解史实、研究史实……为什么现在‘愤青’那么多，往往是因为历史信息不够丰富，不够充分，不够对称，造成各种误解，他们不是愚蠢，而是根本没有机会全面了解到历史的真相。” 2 “国家记忆”展现深圳文化血性 可以说，此次“国家记忆展”既展现昔日烈士的“血性”，又体现深圳民间文化人搜集历史、抢救历史的“血性”。那么，这样一个集国际性、前卫性、理想性、公益性于一身的大型展览为何会以被长期称作“文化沙漠”的深圳为首站，而不是更富文化底蕴、更具前卫思潮的北京？并没有深厚历史积累的深圳却为何偏偏钟情于这样的大型“历史展”呢？ 对此，邓康延分析道：“这表现出了深圳的文化血性，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用‘文化沙漠’这种格式化、标签化的词汇来评价深圳了，经过近年的发展，深圳在文化上呈现出了一些厚积薄发的东西，深圳的文化体系中，有相对宽松、眼光前卫、不那么呆板地按‘主旋律’办事的官员，有相对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态，有敢于直言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这次，我们办展过程中，就曾通过微博等媒介，得到很多民间力量的支持。” 本次展览中，二战研究专家、《国家记忆》参展人之一戈叔亚也被深圳文化人的激情和自信所感染。他告诉南都记者：“在我看来，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在文化上表现出了前卫、包容、个性的一面，深圳的文化人也有很强的使命感和理想主义情结。”在戈叔亚的眼中，“远征军”这段看似与深圳无关的历史，其“巡展”的首站竟落在深圳，亦绝非偶然。 深圳公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孙振华则认为，近年来，深圳艺术家、文化人渐渐地把关注点由“个人”转向“国家”，也是催生“国家记忆展”的直接原因：“深圳虽然地方小，没有什么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中华五千年浩瀚历史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和深圳无缘，但是，深圳人却不只是把关注点放在个人的修为，地域性、本土性的文化事件上，而是落在了国家、整体、公益等更广阔的场域上，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变迁、文化现象均热心投身参与，本次《国家记忆》展亦是深圳民间文化志士展现理想和激情的代表作。” 3 打捞国家记忆靠“民间”还是靠“官方”？ 为遗失在史册之外的各种传闻、说法、事件寻求佐证，是一个艰巨、繁琐的任务，牵涉大量人力成本及资金成本，仅凭民间几个文化人的自发力量，恐怕难以为继。那么，有没有一种模式能够让修补、搜集“国家记忆”的公益行为具备持续性、可造血性的动力？打捞“国家记忆”，要靠“民间”还是靠“官方”？ 近年来，一些不期而至的“援兵”，为仅凭一己之力进行“搜史”工作的邓康延提供了及时的援助“我在拍纪录片、搜集史料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台湾著名电视人陈君天的理想和我同出一辙，他胸怀‘为中华祭奠’的理想主义情操，在史料研究、历史作品摄制等方面起步更早，搜集的史料更全面丰富。”邓康延与陈君天一见如故，马上在“抢救记忆”上达成了共识，并毫无保留地交换了研究成果和影像资料。“台湾和内地文化人破除地域限制，构成合力，精诚合作，能否为激励民间的‘搜史’力量？能否为民间的‘搜史’家们提供一个示范样本？”邓康延表示。 而戈叔亚也认为，对待零碎的“搜史”工作，民间态度往往比官方态度更活跃：“其实，很多野史、战争史研究，琐碎史料的搜集，民间的表现更活跃。据我了解，各地民间都有一批搜集史料、研究史料的积极文化人，而继《国家记忆》之后，又有五六波来自中国民间的团体赴美实地考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相关资料，酝酿新的‘国家记忆’；更令人惊奇的是，一些民间的史学研究家，他们在某些局部的研究成果甚至比主流的史学家们还深刻。” 那么，“打捞记忆”的工作到底是应官方牵头，还是该放手给民间呢？戈叔亚的话表达了他的倾向“尽管民间研究历史、搜集历史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民间史学家受兴趣爱好的指引，加上没有‘坐办公室’式的官僚惰性，在实地考察、史料补充等方面均毫不吝惜精力和腿脚，往往能够把一些屏蔽在主流史学之外的珍贵资料、第一手资料挖掘出来……因此，面对‘国家记忆’这样的宏大命题时，激励民间热情、集结民间力量这种‘自下而上’的套路或许会比‘自上而下’更高效。” 采写：南都记者 周正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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