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网易真话 糠馍馍、糠稀饭 1960年1月下旬,在放假前一天,学校食堂发给每个在学生食堂搭伙的学生一个月的购量凭证,叫做“拨粮证”,每人27斤,这是当时中学生每月的粮食标准。“拨粮证”类似于当时的全国粮票、四川粮票,与粮票不同的是,它只能在当地使用,属“土”粮票。凭“拨粮证”,只能到当地粮食部门按上面填写的数量购买粮食。 在领“拨粮证”之前,各班的班主任都在自己的班上对家在农村的学生交代,按学校要求,凡家在农村的同学,假期回到农村,必须把“拨粮证”交到生产队食堂,按生产队全劳力的粮食标准在食堂吃饭,开学报名时必需有生产队收到“拨粮证”的收据。 1959年的11月份,父亲在“反右倾运动”中惨遭批斗而死,母亲、奶奶和弟妹已于1958年相应号召迁到农村老家。父亲走了,家,残破了,又恰逢这饥饿的年月。这几个月里,在农村老家的家人,年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妹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放了寒假的第二天,我一大早在学校食堂匆匆吃完早餐的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便挎着书包,冒着隆冬的寒雾,独自一人离开学校,踏上回家的路。四十多里的行程,中途翻越两座小山,下午两点过我便回到了老家。 农村老家在雅安地区所属的名山县永新乡。老家地处川西丘陵地带,周遭连绵起伏的浅山环绕,中间是一块开阔平坦的大坝子,清澈平静的名山河从坝心穿过,把坝子剖成两半,然后绕着山边蜿蜒而去。当地人称这个坝子叫“赵、黄二坝”,是名山县著名的鱼米之乡。 说是老家,其实,这里仅仅是父亲的老家,对于我来说,只能称为祖籍。父亲十五、六岁就离开了家乡,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来到雅安城里谋生,以后娶妻生子,在雅安定居下来。1957年底,母亲在“干部家属还乡生产劳动”的运动中,带着年迈的奶奶和幼小的弟妹从小城搬迁回父亲的老家。父亲在老家早已下无寸土上无片瓦,所以,母亲她们回老家后,在沿河的小山坡上,租赁一个本家的亲戚的两间住房带一间厨房,又挨着住房搭建了两间茅屋,一间厕所带猪圈,一间堆放柴火及杂物,这样才在老家安顿下来。 我回到家后,见到母亲和弟妹,奶奶不在家。从母亲的诉说中才知道,在这饥饿的岁月,鱼米之乡的老家已经开始吃糠咽菜,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已经有人因饥饿而死亡。奶奶住进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的肿病医院,弟弟当时年仅八岁,因饿得受不了曾经偷偷地抓粗糠吃,第二天解不出大便才被发现,幸好发现及时,否则,他这条小命就玩完了。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公社乃至全县农村,缺粮的情况十分严重。生产队的公共食堂供给社员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天四两谷子(是16两合一斤的旧称,约合现在的2.5两。余类推),按全劳力、半劳力和小孩老人分为三、四、五两三个等次。每天食堂开两餐,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是开饭的时间,每餐都是糠稀饭和糠馍馍,几乎没有蔬菜。所谓糠稀饭,就是把米饭煮到半生半熟的时候,再把米糠加进去搅匀、煮熟,大米和米糠的比例大概各占一半,每餐按人头每人一铁勺子糠稀饭;所谓糠馍馍,就是用谷粉(将稻谷连谷壳一起磨成的米粉)和米糠混合做的,谷粉和米糠的比例大概也是各占一半,分别做成为大、中、小三种,每餐全劳力一个大的,半劳力一个中号的,老人和小孩一个小的。到了开饭的时候,各家都去人到食堂把自家的糠稀饭和糠馍馍打回家,再进行加工,主要是在糠稀饭里再煮上一些蔬菜或者野菜之类的东西。生产队已经很久没召集社员出工了,因为是农闲,更主要是因为大家已经饿得没了力气。 听了母亲的诉说,我的心一阵一阵地紧缩。回家之前,平时从农村同学的言谈中也了解一些农村的饥饿状况,对农村粮食紧张的情况并非一无所知,心理上也有所准备,但心里总抱着一丝侥幸,殊不知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处鱼米之乡的老家竟然到了吃糠咽菜断炊断粮的境地。按照生产队食堂每人每天2.5两谷子的定量计算,母亲和弟妹三人每天的粮食定量是7.5两稻谷,如果按照百分之七十五的出米率计算,三个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半斤左右大米。我很犹豫,我带回的“拨粮单”是交还是不交给食堂?27斤大米,几乎相当于一家三口两个月的口粮。 我把“拨粮单”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交给母亲,对他说了学校的规定,说了我的犹豫,最后我说粮食这么紧张,就不交给食堂了。明天到公社粮站把这27斤大米买回来,每天贴补着吃。母亲说,明天上午你去食堂打饭,先去找找你陈万祿幺爸,把情况都告诉他,他怎么说就怎么办。这样,你回学校也有个交待。陈万祿幺爸是生产队长会计,是我本家的长辈。 回家的第二天早上,我提着铝锅到食堂去打午餐,和我同行的是房主人的孙子,比我年纪略小点,大概十一、二岁,属我的本家侄儿辈,由于饥饿所致,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很大,却没有了往日的神采。他提着一个小木盆和一只布袋,木盆用来盛糠稀饭,布袋装糠馍馍。从我家的住处到生产队食堂大略有一里多的距离,下行几十米的山路,过一道小河沟,就是坝子的边缘,再走几百米的田间小道便是食堂的所在地。 到了食堂,我把铝锅交给侄儿,叫他给我排着队,我去找生产队长报个到。在生产队库房的办公室找到生产队会计,就是陈万祿幺爸,问过好之后,我对他说了有关“拨粮单”的事,他说,就别交了,我马上给你开个收据,开学时你好对学校交待。你回来了,食堂也算你一份口粮,待会儿我给食堂打个招呼。他一边给我开证明又一边对我说,你父亲走了,家里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帮不上什么忙,“拨粮单”就自己拿着,到公社粮站把米买回家,补贴着吃吧。我接过他开的证明,心里酸涩酸涩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回到食堂,从侄儿手里接过铝锅,排着队,和熟识的乡亲互相打着招呼,轮到我时,炊事员看到是我,给我点点头,问我:“哪天回来的?”我按照辈分连名带辈分称呼他,然后恭恭敬敬的答道:“我昨天下午回家的。”炊事员说:“回来了,也有你的一份。”他边说边从大锅里按照我家的粮食标准先把糠稀饭打入我的铝锅里,再把铝锅盖翻过来盖在铝锅上面,把糠馍馍放到铝锅盖上,这糠稀饭和糠和糠馍馍也有我一份,而且是按全劳力的。想来,陈万祿幺爸在我排队时已经给食堂打了招呼。 在返回家的路上,侄儿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只小木瓢,边走边从抱在胸前的木盆里掏糠稀饭吃,我制止了几次,甚至骂他,他依然边走边吃,对我的叱骂充耳不闻。走到小河沟边,他才对我说,等等。然后,他把木盆放在地上,蹲下身子,用他那个小木瓢把河沟里的水掏进木盆,掏得差不多了,再用小木瓢在木盆里把水和糠稀饭搅均匀。原本食堂的糠稀饭已经很稀薄了,经他这么一弄,他那盆里的稀饭便稀薄得可以照见人影了。他这么做,大概已经不是一次两次,我真不知道他回家后他是怎么给家人交待的。 我把早餐提回家,母亲已经煮了点稀饭,稀饭里面加的是青菜,大米不知何时积攒的,青菜是自留地里摘回的。看着幼小的弟妹满脸的菜色,盯着青菜稀饭的饥饿目光,我心中满是苦涩不已,我象征性的吃了点青菜稀饭,就开始吃糠稀饭和糠馍馍。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城市,何时吃过这样的食物?糠稀饭尽管入口后难以下咽,但毕竟是软食,吞下肚还不怎么困难,那糠馍馍一入口就散了,咬嚼的过程中,混合其间的米糠满口乱串,粗砺得实在难以吞咽。母亲见我尽吃糠稀饭和糠馍馍,对我说,这东西你少吃点,你刚回家,以前从没吃过,你这样吃会拉不出屎的。我装作没听见,仍然慢慢地艰难的吞咽。 几天以后,母亲这话不幸而被言中。 奶奶死于肿病 回乡的第二天上午,和家人一起吃罢我从生产队打回的早餐――糠稀饭和糠馍馍,我便对母亲提出要去看望奶奶。奶奶得了肿病,住在管理区生产大队)的肿病医院。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和母亲迁回农村老家以前,父母都很忙,整日为工作、为生活忙碌,没多少时间关照自己的子女。从小到大,我都是和奶奶住在一起,全靠奶奶照料我的衣食起居,每到冬日的早上,我还没起床,奶奶已经把我的衣裤在炉火上烘得热乎乎的,每当炎热的夏夜,常和奶奶坐在院坝里乘凉,数着天上的星星,听奶奶讲古。奶奶每月有5元的零用钱,是父亲每月领到薪金给奶奶的例钱,这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够一个人一月的伙食费。平常,奶奶就抽点水烟,没有别的嗜好和花销,除了买几包烟丝,剩余的,大多成了我的零食。幼时,我很馋零食的。在我幼时的感情世界里,觉得奶奶最亲。 听我说要去看望奶奶,母亲便对我说:“今天先别急着去看奶奶,待会,我去公社粮站用你带回的‘拨粮证’把米买回来。你到寝室里的鸡笼捉一只鸡来杀了,把鸡炖好,我们吃半只,给你奶奶留半只,明天上午再熬点稀饭一齐给你奶奶送去。家里还养了5只母鸡,以后就隔一、两天杀一只,反正也没法喂养了。” 自从1958年母亲带着家人搬迁回农村老家,每到寒暑假,我都回乡度假,这次是第四次假期回乡。我记得,我家的鸡笼以往是在厕所外面的房檐下,现在怎么搬到房间里了?一问之下才知道,自从1959年底,农村的粮食形势便开始紧张起来,食堂供给社员的口粮逐月减少,饥饿中的乡亲们只要见到能吃的都偷,偷鸡偷鸭,偷生产队的、偷别人家自留地里的蔬菜,甚至偷食堂、偷生产队的库房,整个乡间偷盗成风。为了活命,人们已经不顾廉耻,没有了亲情。在这种情况下,家里那几只母鸡如果不喂养在寝室里,大概早就成了别人口中的美食。各家自留地里的蔬菜,如青菜、牛皮菜、包菜之类的叶叶菜,只要那叶子长得有巴掌那么大点,就得摘下来,仅留下蔬菜的根部和上面的几片菜心,饥肠辘辘主人们都亟待自留地里刚长得能下肚的几片菜叶果腹,如果不及时摘取,让菜叶长得更大一点,便会在一夜之间遭到被他人连根拔掉的厄运。在这极度饥饿的年月,我记忆中老家那田园牧歌般的氛围,人与人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荡然无存。 母亲去公社粮站买粮后,我在家里便按照母亲的吩咐,到寝室的鸡笼里捉出一只母鸡,大约有三、四斤左右的重量。连人都没有吃的了,这鸡也和人一样,长得骨瘦如柴。我把母鸡提到厨房里,再烧了一锅开水,便按着母亲吩咐的程序,在弟妹的辅助下,杀鸡、烫毛、拔毛,剖肚、翻肠,清洗,最后,把鸡放到砂罐里,加上水,炖在灶台下的火塘里。以前,我从来没做过这类事情,现在居然做得有理有序。 第二天上午,我提着铝锅,和那个侄儿一道去生产队食堂打回早餐的糠稀饭和糠馍馍。回来的路上,他依然边走边用小木瓢掏糠稀饭吃,到了小河边,再掏点水,搅合在糠稀饭里。看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浮肿的脸庞,我已经不忍心制止他了。 吃了早饭,我提着铝锅,里面装着昨天炖好的半只母鸡和今天早上熬好的稀饭,和弟弟一道去大队肿病医院看奶奶。奶奶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但历来身体很好,1959年暑假我回乡渡假,奶奶还能挑着大粪打理自家的自留地,岂知才过了半年的时间,奶奶就倒床不起了。 我和弟弟下了山,经过一道堰岗过河,来到大队的肿病医院。那是一座四合院的木结构民房,设有七、八间病室,最多能安置二十多个病人。肿病医院既没有专职医生,也没有任何的药物,但是,因为患浮肿病的人很多,要住进肿病医院,据说很不容易。 |
也不知睡了多久,便有人推我的肩膀,说道:“醒得了,醒得了。”我迷迷糊糊地醒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听到生产队长还在讲话:“同志们辛苦了一年,今天是大年夜,大家聚聚,没什么好吃的,炊事员同志已经为大家做好了饭,并且千方百计地给大家留足了肉,别的客气话都不说了,大家敞开肚子整它一顿。”生产队长的话音刚落下,干部们便纷纷起身涌出保管室,我也下床来随着他们一道走进对面的食堂。 食堂餐厅里的两张方桌上已经各摆上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瘟猪肉和六、七付碗筷,待干部们到齐后,炊事员从厨房里走出来,眯缝着眼,满脸的笑态,对大家说:“饭已经熟了,在厨房的锅里,就等着你们啦,请各位领导自便。”干部们各自在桌上拿了一付碗筷在手,先先后后到厨房里去盛饭。我也跟在他们的后面,一手拿碗一首捏着筷子走进厨房,轮到我盛饭的时候,看到那口大锅里的大半锅热气腾腾白生生的大米饭,我狠劲地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端着饭回到餐厅,生产队长拉我和他坐在一桌,我便毫不客气的坐到桌上,和他们一道,敞开肚子,狼吞虎咽地狠狠的整了一顿。 这一顿饭,是我这个假期回到家里吃过的唯一的一顿纯白米饭,也是真正吃饱肚子的唯一的一顿饭。 生产队长为什么要邀我和他们一道吃年夜饭,我当时真有点莫名其妙,或许是因为我父亲在家乡口碑甚好。父亲早年在家乡教书,他的学生遍布乡里,后来在城里定居,我家便成了家乡人常来常往的所在,有来玩几天的,来求助资助孩子读书的,来借钱的,来看病的等等,父亲总是热情接待,几乎有求必应。至于队长和我家是什么亲戚,我始终没搞清楚,在农村老家,本乡本土的人家总能东拉西扯的攀上点亲戚关系。 生产队长在老家口碑较好。在粮食极度困难的时期,他作为生产队长,多吃多占是肯定的,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但困难时期过后,乡亲们并不恨他,反而感激他,原因是这年春节之后不久,生产队面临断粮的紧要关头,他横下胆子,私自把生产队库房里储存的种子粮都给社员吃了,不是做成糠馍馍,而是蒸成一碗碗的白米饭给社员吃。后来事情败露,他受到处分,但乡亲们因此感激他,说他救活了不少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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