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对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十分特殊,中国的宣传语境曾将其神话,“文革”后民间对其的批判与反思则从未停止。今年自中国新领导人上台后,“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典型的带有毛泽东特色的话语符号为中共官方所采用,让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重新浮起。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对一些词语有着特别的记忆。作者老愚撰文,力图打捞这些残存的碎片,供渴望了解那个岁月的人参考。 红色 我来到世上第一眼看到的是黄色。院子里那丛黄花所发出的耀眼的光芒,让我对已经开始的人生充满好奇。在我的印象里,蜜蜂绕着娇媚的黄花转圈,忽而钻入花蕊,忽而飞走,他们嗡嗡的喧闹一直在耳膜里回响。 太阳在我眼里也是黄的。他亮的时候,叫他大黄,暗淡的时候叫他小黄。 然后是麦子的黄,熟透了的麦田有燃烧之势,如果人们不屏声静气从路边走过,他们就立马会被点着。 至于红色,是从那只平时软绵绵的小羊体内涌出的血。快过年的时候,爷爷杀了牠,牠安静地躺在后院的硬地上,好像睡着了一般,我隐约感觉那是不会再醒来的“睡”,牠的血从脖颈出来的时候是殷红的,做熟后变成了绛红,看到瓷盆里凝固的血块,我本能地感到恐惧。插在地头的红旗被风绷紧,那是展开的羊血。“咩——”飘扬的红旗带给我的是哀伤,那只跟在我后面轻声叫唤的生灵的悲鸣。旗帜发出的声音让我紧张,因为它是地里唯一的人造物。喷在门框上的标语,是那种蒸腾的红,我能想象羊血在小羊体内流动的情景。小学四五年级,胸前被红领巾勒住的时候,我激动不已,终于被一种令人恐惧的颜色接纳了。 敌人 谁是敌人?地、富、反、坏、右。 地主、富农属于旧时代家境殷实的人,财产被“贫下中农”瓜分,无政治前途,下沉社会底层。村子里有一户地主,看门狗被人毒死,子女驯顺,其孙子与我同学,孤单,低头看人,我怎么也看不出他的阶级属性。 反革命,大约是指思想犯,农村甚少。 坏人,是一个跨时代的概念,偷窃行骗、杀人淫乱者皆可谓之坏人。 右派倒有一个,在汉中某工厂上班的姑爷,因为说了几句牢骚话,为人又小气,就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回乡,整日做低头状。 村里有懒汉、有说“二”话的,除此之外,似乎也很难发现国家的“敌人”。 每个人都在瞪眼寻找阶级敌人,每个人也害怕被当作阶级敌人。 我知道自己不是敌人,但我害怕自己的亲人被当作敌人,那样一来,我也就完了。 万岁 高家七年制学校门口斜对面就是万家村,所以,当第一课看到“万岁”这个词时,我看了邻座的万姓同学一眼。跟着脾气暴躁的高个语文老师念诵“毛主席万岁”,似乎在对某人发威。这个句式隐含某种不可更改的力量,我感觉只有“毛主席”才能“万岁”。 不死的神话的种子悄然埋在我的心田里,几年后,当我看到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剧本时,看到毛泽东的出生年月时,便认定那一年才是人类的开始。 在我数数的时候,数到百就有点吃力了,千能想象到,万是无论如何也只能仰望的数字了。村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疯疯癫癫死掉了,她好看得令人痛惜。另一个因没入上共青团而无缘升学的男子,郁郁寡欢精神崩溃,发疯后被家人关在牲口棚里,二十一二岁便死了。身边的大人,有的活到三十岁就死了,有的四十来岁死了。男人们一过五十来岁,人就缩在棉袄里,佝偻着晒太阳了,活过六十岁就算高寿了。 我记忆最深的是,队里一头老黄牛,拉犁二十多年,踏遍四百多亩好地,拉不动犁了,便被社员拴在四根木桩上,七八个汉子将牠扳倒在地,几个人拧住牛头,一老者手持利刃捅进脖颈使劲搅动,血“噗噗”流出来,老牛浑浊的眼泪也滴下来。剁头砍腿,开膛破肚,每户分得几斤老肉。骨头让屠牛的几个瓜分了。 高音喇叭 唤醒渭北台地人的,是大队部屋顶上的一只高音喇叭。这个管辖高家村、汤家村、万家村、郭管村和三合村的行政组织,隶属于扶风县五泉人民公社。 高亢的《东方红》把人们从梦里引渡到毛泽东的中国。“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膜拜般的感恩曲调中,土墙灰瓦的村子喧嚣起来。一日三班劳作,黎明即起,从早上五点干到七点,囫囵吞枣咽下早饭,又要从上午九点做到十二点,紧赶慢赶吃完一碗面,上班的铃声又响了,下午一点开始的是最漫长的时段,一直要忙到晚上六点才告结束。晚饭后经常加班到十点左右,繁星满天之际,他们软绵绵的脚才踏上归家的路。被公社化组织起来的农民,几乎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劳作,吃饭,再劳作,吃饭,再劳作,然后才是人人盼望的夜晚。收工时分,暮色渐浓,喇叭里传出雄壮的《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样一天的劳动,精壮男劳力可得十分工分,也就是一角钱,女劳力仅有八分,八分钱也就能买到一盒当时最便宜的羊群烟。 做饭,洗碗,喂猪,洗锅,一直等到孩子们在煤油灯下做完作业,俯身吹灭土炕中央的灯盏,母亲一天的辛劳才算完结。孩子们起夜时,静夜里能听到父母深沉的呼噜声。 麻雀少得可怜,见了人便惊恐乱飞,这是“除四害”的后果。人吃不饱饭,狗猫便无所依。静寂的村子里,唯一可闻的是鸡鸣。自从有了每日喧响的高音喇叭,公鸡打鸣,母鸡下完蛋后的啼叫,突然悦耳起来。 太阳照在喇叭上发出刺目的光芒,远远就能看见。 在幼年,高音喇叭让我一遍遍憧憬首都北京,天安门里坐着毛主席,那个铁家伙嘴里呼出的就是他老人家圣谕般的气息。 英雄 英雄是那个年代的特产。 所谓英雄,就是把生命和鲜血献给“新中国”的人。“新中国”等同于祖国、毛主席、共产党、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卑微的“新中国”的生民。 官方推出的英雄谱系有四类:一是刀光剑影中的献身——故意引错路被日军杀害的十三岁的王二小,拒绝投降被铡刀砍死的十五岁的刘胡兰,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十九岁的董存瑞,在朝鲜上甘岭堵枪眼的二十一岁的黄继光,甘愿被燃烧弹烧死的二十六岁的邱少云……这些英雄人物令我敬仰,时常幻想还能回到那样的革命年代,也能像英雄们那样为革命而死;另一类则是平凡生活中的壮举——以血肉之躯扑在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的二十三岁的士兵王杰,拦惊马救火车的二十三岁的士兵欧阳海,为救公社羊群冻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些英雄也让我感动;第三类是分类英雄——有鞠躬尽瘁的好干部焦裕禄,有铁人王进喜、掏大粪工时传祥、有售货员张秉贵,有纺织女工赵梦桃,有农民陈永贵……这些行业示范英雄,是让国民照样画瓢,按单抓药的,也给出了一个驯顺者的上升路径;第四类是“造反”英雄,有聂元梓、陈阿大、张铁生、黄帅等等。他们或是奉旨造反,或是因反对现行秩序而被操盘者所利用,名曰为革命而造反,其实是另一种革命的“过河卒”。 通过这一系列英雄塑造,当局设立了生命的终极意义:悲壮光荣地死,勤勤恳恳地劳动,大张旗鼓地“造反”。 革命是预设的神圣目的,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他而牺牲。任何不敬都是不可饶恕的。 烈火,激流,刀子,只有牺牲生命才能成为英雄。 平凡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日子平淡。在革命化的生活里,村无闲田,路无闲人,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年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期待惊险时刻的到来,需要献出生命的时刻到来了,然后视死如归地冲上去。 问题的关键在于,有谁知道我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冥冥中或许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但我更需要自我证明。这就需要日记。好在有《雷锋日记》做范本。雷锋那样闪光的格言警句我还想不出,也没有能力生产出革命所需要的华美的句子。我曾设想,当自己为革命献身时,有人会从课桌里掏出我写了很久的日记本,发现我崇高的思想,我的事迹被毛主席老人家知道了,一夜之间全国出名,成为同龄人学习的楷模,父母因为养育我而享受无上的荣光。 但我必须目睹这一切。即使死了,我的灵魂还活着并且照看着这一切。就像《烈火中永生》江姐和许云峰,扮演者因为知道自己演的是万世流芳的英雄,便“自然”以英雄的模样行事。其实,我只想做一个不死的英雄。我当然知道“死”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爷爷杀掉的那只小羊。“死”就是安静地睡着了,太阳照常升起,而世界不再有你的呼吸。谁也不愿意那样“睡着”,但革命叫你去死。以壮烈牺牲为荣,以平庸活着为耻,这就是我所接受的教育。 坏人都是死,病死,被杀死,好像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再也不会醒过来;而革命者是牺牲,仿佛只是睡着了,他们作为革命的祭品拥有无上的荣耀,他们愿意这样睡去,而且,在后人的膜拜中一次次享受荣耀,并活过来——他们知道自己活在国家和人民的心中。 我也曾经设想过,当被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我能如同先烈那样宁死不屈。内心里其实很害怕火钳子弹和老虎凳,我知道当自己真的面对那些东西的时候,一定会乖乖举手投降的,对生的渴望本能地战胜了当革命英雄的冲动。 在高奏英雄主义主旋律的情形下,身边的人都显得那么猥琐、落后,父母的一些话语都让我无法忍受。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这个时代要改造的对象,因为他们渺小,自私,斤斤计较。我不能从他们的话语里得到一丝做革命者的鼓励,他们只是叫我小心,听话,不要学坏。 国家大事由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全国人民只是奉命高呼“拥护”或“打倒”的口号。议论国事月旦人物,皆有危及生命的风险,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一个大队芝麻小官,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那个时代,人们在一起除了“哈哈”“呵呵”之外,确也无话可说。逍遥派,那些只怜惜自己的苟且者,在毛泽东时代活得好不自在。 为了活下去,你必须像狗一样卑贱。 标语 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喷绘在布料横幅上,涂抹在众人经过的墙面上,甚至直接刷写到崖头,成就了那个时代的标语景观。一场新的运动,往往经由标语的更换而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铿锵有力的句子,让人心生莫名的紧张。我不能明晓其含义,但能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来自政权的威严。 |
从网上找到两份那个年代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表,一份是自1969年5月26日起实行的节目表,处于“文革”巅峰期的播音安排,在转播北京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与“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之外,核心是全天候宣传“毛泽东思想”,栏目设置几乎无“毛”不立:合唱《东方红》,预告节目;毛主席著作天天学;革命文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节目——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广播;革命样板戏;红卫兵节目;红小兵节目;毛主席语录演唱;解放军生活;毛主席语录歌曲;每周一首革命歇曲;《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节目——对工人广播;毛主席诗词演唱(一、三、五),革命文艺(二、四、六、日)。 到1975年11月10日该台启用新节目表,表面上淡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色彩,比如“革命文艺”变成了“文艺”,增加了学习节目、陕西地方戏曲、长篇小说连播、学科学、讲卫生、广播体操等节目,但主要节目依旧按照原有分类编排: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人民解放军节目、农业学大寨节目、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广播、对少年儿童广播、对工人广播。开始曲还是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结束曲为号召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的《国际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对应“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无人觉得不妥。 大学里收听了几次“敌台”,干扰仍然是高强度的,就不再有兴趣。等到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靠收听“美国之音”和BBC度过了信息封锁的艰难日子。 “知青”下乡 大约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初春的一天下午,黑脸校长将我们全部拉到公路两旁,说是欢迎来自省会西安的知识青年。在等待的空隙,老师教我们如何招手、鼓掌、欢呼。以前从《新闻简报》上见过北京小学生迎接外宾,红领巾,白衬衫,灿烂的笑脸。如今轮到我们了。心里暗暗有些激动,“知识青年”,我想象是被知识塞满的人,就像我把“鱼米之乡”想象成鱼和米铺满江南大地一样。大队自此有了文化人,我们都有沾光的喜悦。 等啊等啊,朝向双庙坡的脖子都有点酸了,运载车从塬下的西宝公路开到绛帐镇,再从东边的长坡爬上来。老牛喘息般的汽车声传来了,红旗远远飘过来,然后是嫩脸和军装,欢迎的锣鼓响起来,我们的胳膊扬上去。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留下七八个手提热水瓶怀抱塑料脸盆的男女,汽车往杏林方向走了。 “啊,这么多韭菜!”他们指着绿油油的麦田感叹道。 “城里娃就是白。”看热闹的女社员啧啧有声。 大队把“知青”分给汤家村和万家村,村里腾出房安顿他们。 挣工分,偷鸡摸狗,拜干亲,装病回城。“知青”是“知青”,社员是社员,我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断下学一些可有可无的知识。 他们的痛苦我们一概不知。在他们好听的西安普通话面前,乡下人天生的自卑感爬上心头。一九八零年秋天,当我躺在扶风县文化馆的青石板上,身后有关中西府第一城隍庙之称的明代建筑寂寂无声,翻看《收获》杂志刊登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时,遥远的“知青”生活温暖了正在做人生大梦的青年,“知青”在我心里升格成一个美好的词汇。 |
来源: FT中文网 | 来源日期:2013-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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