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为了寻访伍家后人,我可能不会踏足蓬安县的利溪镇,从而也就不会看到万桑园小学。绝非夸张地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都很难想象,就在四川省的汉人聚居区,竟然能让我“逮”到一所如此破败的学校。传统的穿斗式民房,还是大清朝的时候落成的。斑驳的墙体,空荡荡的窗棂,凸凹不平的地面。屋顶不见电灯,连电线都没有。至于老师的“讲台”,以及孩子们用的桌椅——错了,没有椅子,只是板凳,起码都是半个世纪前由木匠“纯手工”打造的。有朋友看到我在微博上挂出的照片,当即指出,这些教室唯一的“亮点”就是宽敞透气。但酷暑终将过去,严冬终将到来,在那些寒风凛冽的日子里,我真不敢多想,这些祖国的花朵们,该是怎样上课的? 当然,如果要针对教育发言,我觉得很多话都说滥了,这跟其它很多问题是一样一样的。当不少人似乎还满足于像皇帝批奏折一样,每天在微博上观世音写鉴定的时候,我终于狠狠地放逐了自己,诚如我的朋友老陈所言,游走于荒野中作自己内心的主人。有人说这叫私奔,也有人说这是出离;有人以为我是在旅行,但我自己觉得更像是流浪。因为吕嘉健老师的一篇文章,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其实我的前半生,只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逃亡,国、党、乡、族、家,我一个个的弃之而去——就为了呵护自己的良知,以及最温柔的爱。当言说已然无用的时候,中国人往往会有两种选择,一是逼上梁山,二是立地成佛。但前者不会创造一个新世界,后者也只能维持一具臭皮囊,所以都不可取。那么,为了保持做人应有的尊严和体面,我只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万桑园小学的校舍,在中共建政之前,本是利溪镇伍家的一处宅院。据伍氏族谱的记载,大清乾隆八年(1743年),伍泰信(字国玉)奉旨从湖北迁至蓬州利溪场,始有利溪伍氏。 光绪三十年(1904年),伍彝超(字辟尘)自外地购回桑苗,经多年栽培之后,伍家拥有了一片占地近200亩,共计五万余株的桑树林子,人称“万桑园”,而伍辟尘也将自家的宅院命名为“万绿桑庄”。1923年,伍辟尘去世;同年,利溪镇开办了第一家剿丝厂——因利丝厂。伍辟尘的二弟叫伍彝章(字玉雯),而我在万桑园小学附近寻访到的伍家后人就是伍玉雯的长孙,他叫伍正延,今年75岁。 利溪人说起伍家过去的宅院,一开口便是,“三十二个天井,比刘文彩的庄园还大”,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去过刘氏庄园。可毫无疑问,伍家祖上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县令之类的小官还是出过不少,因此和大邑刘家比起来,倒也算是个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我在嘉陵江边的龙角山上见过一块石碑,上刻一首七律《望蓬州》,作者伍联芳就出自利溪伍氏。伍玉雯的父亲伍善甫,曾任贵州省黎平府古州厅“同知”,基本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县长。可能在任期间颇得民望吧,龙颜大悦之后,朝廷诰赠他的祖父、生父及叔父三人为朝议大夫。于是乎伍家族人山呼万岁,并合力修建一所“大夫第”,作为伍家的祠堂。1952年,利溪镇中心小学迁入“大夫第”,几十年折腾下来,除了左右厢房及书房等建筑之外,本地人口耳相传的那“丰满”的格局早已荡然无存了。 当我在极其散碎的资料中摸清“大夫第”的由来时,不禁哑然失笑。原以为伍家祖上真有过什么“大夫”,眯着眼睛瞧了半天,才发现是诰赠,也就是诰命追赠死去的人。按照现在一般人的观念,伍善甫官声好,皇帝应该给他升职才对啊,可陛下就是圣明得很,利用中国人对于“祖先崇拜”的执着,不花钱一分钱也能让臣子们俯首百拜感恩戴德,驭下之术,真可谓炉火纯青。圣谕下达之后,伍善甫深感皇恩浩荡的同时,还得自己掏银子修祠堂,对于皇帝而言,实在是一笔无本万利的生意。于是乎,托克维尔以及孟德斯鸠都曾强调过的政治制度与民风民情的关系,在这里也同样得到了印证。 当然,利溪伍家的“一门三大夫”并没能永久荫庇后世子孙,在中共建政之后,就像很多被革命的狂潮淹没的世家大户一样,伍氏族人也被永远地轰出了自家的宅院。1949年12月12日,中共的部队自广安经罗家镇进入周子镇,并迅速登船横渡嘉陵江攻入锦屏镇,至此,蓬安县宣告“解放”。1950年3月23日至28日,蓬安县召开了由新政权组织的首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当时伍家的“掌门人”——77岁的伍玉雯也受邀参加。就我所能搜寻到的资料看来,这是伍玉雯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画卷中,之后,他就永远地消失了。 在见到伍玉雯的长孙伍正延之前,我确实很乐意相信伍玉雯是自然死亡的。因为根据他的履历,伍玉雯在1951年去世的时候,已经是78岁的高龄了。一个处于风烛残年的“老朽”,就算做过什么反对革命的“坏事”,新政权出于笼络人心的考虑,对其网开一面应该不难。而且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伍玉雯终其一生,似乎都与枪杆子无涉;倒是从青年时代起,他的工作大多与笔杆子相关。伍玉雯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禀生,辛亥革命之前曾任蓬州劝学所视学兼学务总董,民国初期当过四川省议会的议员和蓬安县议会的议长。从民国十年到十七年,他还是川北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其短暂的军旅生涯中,他干过秘书和教育处长;而后又担任蓬溪县知事、开江县县长以及四川省政府的秘书。1942年4月2日,蓬安县成立续修县志局,并邀请伍玉雯担任局长。在他的主持下,总计22卷的《蓬安县志稿》于1947年11月编撰完成,而此时的他,已经74岁了。 如果说上述履历大体可以证明伍玉雯算是个书生,那么,他的公子们也大多和教育相关。伍玉雯的幺儿,也就是伍正延的三叔伍剑禅,是川内排得上号的易学专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任重庆大学教授和川北大学的系主任。1953年,伍剑禅受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后死于文革期间。伍剑禅的二哥伍群一,自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曾长期担任蓬安县教育科的科长。至于伍正延的父亲,也就是伍玉雯的长子伍可沧,抗战期间在重庆担任某无线电台的台长,国民党兵败后返乡,以农民的身分于2006年去世,卒年94岁。 按照伍正延不容置疑的讲述,他的祖父伍玉雯是在1951年的春天被新政权枪毙的;而这个时间段的蓬安县,正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清匪反霸的政治运动。因此,我大体可以推断,78岁的伍玉雯就是在这场运动当中被镇压了。此时的伍正延年方十二,刚念完小学,此后再也没进过校门,虽然无论是村上还是镇上的学校,占用的都是他们伍家的房子。在他成年之后,因为顶着反动派狗崽子的高帽,也没有女人敢嫁他。直至八十年代初,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才娶了本村一个寡妇。好不容易怀上头胎,又小产了,而且是个男婴。虽然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但了解农村生活的读者,自当明白老人心中永远的以及现实的痛。 从我第一眼见到伍正延,就觉得这位体型高大、身材魁梧的老人迥然不同与周围那些农民。虽然面对一个外乡人略显拘谨,但言谈举止间,让我感受更多的,却是朴素的着装遮掩不住的教养,以及沉重的生活压制不了的气度。在这位饱尝世态炎凉的老人面前,我看到了自身的渺小,因为我逃了,可他却无路可逃。这种几乎令我蒙羞的感受,在数日后我去拜访杨森的侄孙女杨成蓉的时候,就更加强烈。因此,我不得不质问自己,究竟需要怎样强大的内心,才可以在这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保持做人应有的尊严和体面啊?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每天都能见到太多太多表面光鲜的所谓名人,可一旦路遇某些江湖骗子的“化骨绵掌”,他们的空虚和脆弱就统统地显露无遗了。然而,偏偏就是这个群体,却被更为低劣的大众追捧为偶像,以自己的暗昧不明来确认他们的光彩照人光芒万丈。 当我向一些上年纪的村民打听伍玉雯的过去时,他们都承认,这个被镇压的地主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但最终还是为新政权所不容。我猜想,也许是他知道的太多了。有人告诉我,他是国共两党的双面间谍。针对这种说法,凡属了解民国时期,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川东北的政治生态的读者,自然就会明白,在川陕苏区的边缘讨生活,那不过是乱世中在两大阵营之间求生存的一种无奈的策略罢了。民国时期的蓬安县,多数时间都属于杨森的势力范围,而杨森这个川军大佬最后跟随老蒋去了台湾,但利溪伍氏却无一人效仿杨森,归骨田横之岛。因此,49年前后的伍家对于新政权还是有所期待的,只是没想到,满怀希望的他们竟然等来了灭顶之灾。 面对万桑园小学的那群孩子们,我当时的心情只能用五味杂陈来形容。极其简陋的教学设备,似乎随时都可能倒塌的校舍,再想到十二岁以后就永久失学的伍正延老人,以及他掩饰不住的悲凉;我不得不思考,革命究竟给万桑园带来了什么?一个甲子过去了,除了伍家的宅院换了主人以外,我看不出这片山村有任何变化,可镇上居然还高挂着吹嘘什么中国梦的横幅,感觉就像有人扇了你一巴掌还要逼迫你叫好一样。当然,未经世事的孩子们是快乐的,他们只会用无邪的笑容来迎接我这个不速之客,而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地无邪下去。 相关图片请看这里http://ycool.com/post/7y2352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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