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的历史与历史的改写——以〈赵树理罪恶史〉为例》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下午读了2007年第2期《文艺争鸣》，有一组7位当代文学名家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文章。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当代文学是否可以看作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还须探讨。但媒体的作用必须重视，特别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博客，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前沿学者应该予以重视和追踪的。同期王尧的《改写的历史与历史的改写》和李新宇《“草原英雄小姐妹”及它背后的故事》都涉及到如何对待历史真相、如何对待被改写了的历史真相问题。过去为了政治需要改写和遮蔽了的历史，今天正被另一种政治需要再次改写和遮蔽。过去工农兵就是英雄和好人，今天却成了需要可怜和救助的“弱势群体”。北京一位退伍兵无照经营，反抗城管没收其售货车，搏斗中扎死了城管。城管被定为烈士，于是这位退伍兵就是杀害烈士的凶手了。今天富人都被描写为善人，穷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人们都喜欢把祖上说得富一些，正如同文革时争相说自己家是工农出身。过去三代贫农是最光荣的，而今则恨不能说自己家是三代太监也。”

《文化批判》1967年6月创刊时名为《文艺批判》。创刊号除了照例登载《毛席文艺语录》和《发刊词》外，有聂元梓《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新北大中文系文艺批判小组《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破坏京剧革命的滔天罪行》等。这个刊物充当什么角色？《发刊词》说：“《文艺批判》是高举革命的判大旗冲锋陷阵的红色战士。它将以战斗的姿态，呼啸着，奔腾着，大喊大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那是什么样的“战斗姿态”呢？“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我们文艺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今天，是我们杀过去了！我们要括起十二级革命的大风，把他们搅得‘周天寒彻’，杀它个人仰马翻！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权威’，都要一齐打倒，统统都在扫荡之列！在文艺界来个大批判，大扫荡，铲除这些毒草，荡涤这些污垢，彻底批判刘邓黑线，这是《文艺批判》的战斗任务。”《文艺批判》确实把“修正主义文艺”杀了个“人仰马翻”。我列举一些文章的标题：《把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连根拔起》，《彻底清算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在文艺中的流毒》；《大阴谋家彭德怀是怎样利用文艺为其篡军篡党制造舆论的》，《彻底清算邵荃麟在〈人民文学〉的罪行》，《揭发周扬在北京大学的罪恶活动》、《陶铸的“创作自由”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激流”还是“逆流”——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评反动小说〈骆驼祥子〉》、《赵树理罪恶史》和《贺龙的婊子牌坊——〈洪湖赤卫队〉》等。1968年3月，《文艺批判》改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版，编辑者自然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由“文艺”到“文化”，仍以文艺批判为主，但逐渐兼及别样，“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对文艺、历史、哲学及意识形态其他部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展开彻底批判。”刊载《赵树理罪恶史》的这一期《文化批判》是“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专辑”，主要论文有：《打倒利用小说反党的黑干将赵树理》、《挖出大叛徒赵树理的黑心》、《砸烂赵树理的金字招聘〈小二黑结婚〉》、《铲除鼓吹右倾投降主义的大毒草》、《〈三里湾〉——资本主义的臭水沟》、《赵树理的“货郎担”—— 〈下乡集〉贩卖什么货色？》、《反党英雄的赞歌——〈实干家潘永福〉》、《英雄大寨人狠批大毒草〈“锻炼锻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拔掉赵树理这面黑旗》和《评〈“山药蛋派”〉》等。无论是熟悉还是不熟悉当年语境的人，由这些文章的标题，都可以感受到当年“文艺批评”、“文化批判”的特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这类文章除了少数是座谈会纪要外，多数是出自文人之手，而且不要论证，是出自读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之手。据我所知，其中的一些写作者后来仍然从事文学研究。我在这里并不是追问写作者当初的责任和良知，因为在那样的语境中，当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历史主体时，他们的写作实际上只能是主流话语的转述，而通常与他们的个人品德没有关系；但是，多少年以来，当我们讲述极左时期的主流话语对人的干扰和压迫时，是否认真想过我们的写作者在主流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后来的“拨乱反正”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清理过置身其中的我们自己的思想历程？

即便在今天，我们对赵树理的评价还未能达到一致，甚至有大相径庭的评价，但这和当年的语境已经不同，和当年批评的武器也不同，尽管有些论者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偏见。当学术批评已经恢复常态时，所有的分歧本身已经不重要。如何解释从1942年到1966年之间的文学，一直是这些年来当代文学史论述是重点之一，而我觉得这一论述的充分展开与我们如何论述其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和作品有关。赵树理贯穿其中，无论是“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还是后来对它的批判，牵涉到的是对当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解释。诸如《赵树理罪恶史》这类大批判文章，其实并不牵扯到多少学理方面的内容，它们基本上是依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从政治上否定赵树理的创作。如果我们留心，不难发现，这类文章对赵树理具体作品的解读其实是微乎其微的，“阶级”的“义愤”在文章中蔓延。所以，在这样的批判中，“赵树理”看似“体无完肤”，但实际上只是个“靶子”，用当年的话说，“批判的武器”已经代替“武器的批判”。在对赵树理的全面围剿中，用“破”的方式“立”的是另外一种当代文学史观。如果我们把这类批判文章和当年姚文元等等人批判周扬的文章参照起来读，就可以概括出上世纪60、70年代解释现代文学、解释当代文学的思路、逻辑和基本的理论方法，描述出在这类批判中“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在发表《赵树理罪恶史》时，编辑部加了这样一段“编者按”： “周扬文艺黑帮曾经积极策划，准备在一九六六年给赵树理‘庆祝六十大寿’，并布置一批小爪牙收集材料，为赵树理树碑立传。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雷霆万钩之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这一阴谋。至于赵树理这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革命人民也需要有所了解，以便批判。为此，我们编了这部赵树理罪恶史。从这份尚不完全的材料，完全可以看出，赵树理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共、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罪恶史。对于赵树理这样一个万恶不赦的反革命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全部、干净地肃清他的一切流毒!”

1、 1906年，赵树理出生。《赵树理罪恶史》：赵树理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礼佛传家”的封建家庭。他祖父是一个虔诚的“西华堂”佛教徒。他父亲是一个“二诸葛”之类的封建余孽，一生梦想发财致富，擅长掐八字、择出行的迷信勾当。赵树理在这个封建家庭里从小就接受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肮脏思想，熟悉奇门遁甲的一套骗人把戏。董大中著《赵树理年谱》（以下简称“董著”）：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家赵家；祖父三十岁时回乡务农，有文化，好读医卜星象的书，并开过私塾。祖父母均为“三圣道教会”信徒。父亲迷信鬼神，会算卦，外号“小孔明”。黄修己著《赵树理评传》（以下简称“黄著”）：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家一个贫农家庭。（黄先生关于赵树理祖父、父亲的评述和董先生大致相同，因文体的不同，黄著具体传神。）

董著：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见敌人未抓到真凭实据，便拒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一个月以后转入“山西自新院”。秋，作小说《悔》，载《自新月刊》第五期，《赵树理文集》未收。黄著：“自新院”办有《自新月刊》，犯人们必须写作，这是一项例行的功课。赵树理也给这个刊物交过四篇短文。这就成了林彪、“四人帮”诬蔑赵树理是“叛徒”的罪证。赵树理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过自己曾经加入共产党的历史。3、 1943年，赵树理38岁《赵树理罪恶史》：赵树理听到一个民兵小队长因为自由恋爱被村干部打死的故事，喜出望外，觉得在根据地“像这样横蛮的干部也不少”，立即着手炮制《小二黑结婚》。赵树理住在杨献珍家中，在杨献珍“指导”下，依据彭德怀的一套资产阶级纲领，炮制出大毒草《小二黑结婚》，脱离抗日斗争的实际，鼓吹抽象的“反封建”“婚姻自由”，同时极力丑化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的干部和人民。原稿由杨献珍推荐给彭德怀，彭见后十分欣赏，亲笔为之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并指令当地新华书店立即出版，这篇大毒草便于当年9月出笼了。

4、 1947年，赵树理42岁。《赵树理罪恶史》：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更进一步明确文艺创作方向”。这次座谈会在王中青、陈荒煤、王春等人的直接布置下，集中地、狂热地吹捧赵树理，会上，张磐石首先定调子，吹捧赵树理的作品“政治性强”，“阶级立场非常明显”，“希望大家学习赵树理的创作精神”。赵树理在会上自我吹嘘，大讲自己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方法”。与会者也一个一个大捧特捧赵树理，“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共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陈荒煤在座谈会结束时作了发言，胡说赵树理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这次座谈会是树立赵树理这面大黑旗，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董著：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央局宣传部指示，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会期十六天，“大会首先讨论赵树理的创作。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和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共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8月10日《人民日报》载陈荒煤根据发言整理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黄著：详细记述了“赵树理方向”提出的过程，细节周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