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 大文确实体现出“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勇气可嘉。前几年我也注意到你在网络上发表的与天津大学有关人员的争论文章,当时就表现出你有强烈的爱武大的感情,虽然我知道你对相关史实和我的论著了解不够全面,但既无心也无暇去纠正你的观点。我知道你现在是秉持“论从史出”的科学态度,才会幡然悔悟,写出《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对武汉大学建校年代及相关校史问题的沉重反思》这样的文章。 美国史专家、社会学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绪贻: 这篇文章是科学的、可信的、有说服力的,我同意这篇文章的意见。 教育史专家、深圳大学高教研究所教授李均: 尊重历史,敢于讲真话的精神值得赞赏。尤其敢于站出来质疑本校的历史,更值得钦佩!一般人对于自己的学校,都是笃信和辩护。吴的作法是求实求真的精神,也是大学应该遵循的精神。 文章很长,有数万字,引经据典,做了相当扎实的考据工作。作者论述了武汉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建校过程,论证了武汉大学的前身是1913年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与1893年的湖北自强学堂没有任何继承关系的观点,分析了武汉大学修改校史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呼吁武汉大学“正视历史,摒弃虚荣、拨乱反正”。 值得一提的是,吴骁十年前在武大读书时,面对学界对武大校史的质疑,曾愤然撰文为母校辩护。后来吴留校专门从事校史研究后,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逐步发现将武大校史追溯到1893年是完全错误的,并毅然站出来澄清事实。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现在是极为罕见了! 作家、武汉大学校友胡发云: 虽然文章很长,但是说了很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一个和武大有着一定关系的人,希望武大当局认真回应这些质疑。如果属实,可按作者说的那样:将原定于明年举办的 “120周年校庆 ”更正为 “百年校庆 ”以收“拨乱反正”之效!善哉善哉。 2003年,武汉大学举行了隆重的110周年校庆。这是武汉大学自2000年四校合并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校庆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然而,在这次校庆期间,互联网上却出现了大量质疑与反对的声音(据笔者当时观察,主要来自素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自居的天津大学与建校年代紧随其后的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的学生和校友),不少网友纷纷质疑武汉大学并没有110年的历史,更不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有些质问的声音甚至还伴随着缺乏基本人格修养的恶毒攻击与谩骂。而更糟糕的是,面对各种指责,武汉大学的学生和校友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被各种强烈的质疑弄得狼狈不堪,舆论形势极为不利。当时,本人正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读研究生二年级,见到母校声誉遭受如此羞辱,实在忍无可忍,便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发布在互联网上,为武大的校史追溯问题进行辩护(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都很容易找到)。是时,我对武汉大学校史的了解尚处于入门阶段,这篇文章也基本上代表了我当时对本校校史的认知水平。文章发表后,可以说迅速扭转了互联网上对武大极其不利的舆论局面,质疑的声音虽然并没有完全消散,但至少也减弱了很多,甚至还起到了让天津大学的少数校友也开始对本校校史进行反思的效果。事后,还有武汉大学的校友专门给我写信,称我的文章澄清了其心中长期存在的疑惑,并使其对母校校史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和信心。这样看来,我这篇文章的传播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自从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武大工作,开始长期从事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之后,随着自己对本校校史的研究和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对自己当年所抱持的某些观点竟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我逐渐认识到,我过去在武汉大学校史追溯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在史料掌握极不充分、同时又受到自己“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与片面、狭隘的爱校情结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下而得出的,在我个人所慢慢发掘到的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面前,正一点一点地失去了立足之地。九年过后,时至当下,我已经完全站在了自己过去所持观点的对立面上。我现在的观点是——武汉大学将本校校史延长并追溯至1893年的观点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胜于雄辩,大量的历史证据充分证明,武汉大学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1913年!九年前,我因不忍母校受辱,而愤起为之声辩,可如今我却发现,近20年来,武汉大学在校史问题上所蒙受的各种非难与羞辱,完全是“自取其辱”! 谁都知道,一个人要彻底否定自己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些年来,我还是非常艰难地迈出并且走完了这一步。在经历了长期、痛苦的自我怀疑及否定的心路历程之后,本人现在已完全克服了个人颜面、爱校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完全能够做到客观、中立、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看待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与建校年代这一严肃的学术问题。而我之所以能最终做到这一点,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在学术研究中所信奉的两条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一是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二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对何谓“科学精神”的精辟阐释——“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将前者略加改动,那便成了——“吾爱吾校,吾更爱真理!”诚然,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各种“利害”关系,是每个人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只问是非”、一心追求真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具体而言,对本校校史提出强烈的质疑,会得罪多少各级领导和同行前辈学者?会不可避免地伤害多少师生校友的感情?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厄运?要说我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顾虑和负担,那是假话,然而,所有的担心与疑惧,一旦遇上了这两条崇高的价值理念,都不过是浮云罢了! 言归正传,我首先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一、所谓“百年名校”,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虚幻泡影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武汉大学一直非常明确地以1913年作为自己的建校年代。1963、1978、1983和1988年,武汉大学分别举行了建校50、65、70和75周年校庆。直到1991-1992年,学校还在为即将到来的80周年校庆开展各种筹备工作。孰料到了1992年底,武汉大学却突然宣布,要在次年举办百年校庆!消息传出后,全国的高等教育界及教育史学界一片哗然。据著名教育史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先生回忆,对于武汉大学的百年校庆,“教育学界大多数人还是不认可的。矛盾的是,它在1983年举行了70周年校庆,过了10年,怎么变成一百周年而不是80周年校庆?所以还是很值得质疑的。他们也曾经写过一个论证报告,论证校史应该从1893湖北自强学堂开始算起,因为两者校址一样。但据此就说二者是同一所学校有点牵强。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难以接受,教育部也没有具体部门管理校史或校庆事宜,只好交给专家论证。单看武大提供的资料,可能会觉得论证报告头头是道,但如果知道其他相关教育史资料,则其论证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1993年国庆节前后,德高望重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倡建者和奠基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应邀为武汉大学作校史论证,并请他的学生刘海峰教授帮助一起写论证意见。当时,他们二人在认真研究了相关史实之后,认为武汉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知道在武昌高师筹备过程和批准文件中,以及武昌高师10年办学历程中没有人说和自强学堂有什么继承关系的”。在论证意见的第一稿中,他们明确地写下了这一结论,但后来潘先生认为要将文字写得“客气”一点,于是便在定稿中尽可能地改用了比较委婉的文字来表达这一意见: 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是否有继承关系,似乎还需找出第一手材料加以论证……虽是在同一地址,但武昌军官学校与方言学堂及武昌高师有否传承关系,是武汉大学校史能否从1913年上延的关键所在。 ……建议武汉大学最好能找到武昌高师开办时的筹办报告或批件之类的文献或档案。我们认为,只要这些第一手资料中或武昌高师15年间的其它资料中,有提到与此前的湖北方言学堂有继承关系,武汉大学校史起算时间上延至1893年的论证便可以成立。 对于上述意见中的最后一句话,刘海峰教授在今年6月27日致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信中解释道:“言下之意是找不到的话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潘懋元与刘海峰教授经过对相关史实的仔细研究,已经基本认定了武汉大学的校史上延至1893年“不能成立”,也非常确信武汉大学不可能找得到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第一手资料,才会如此“委婉”地提出这一建议,在实质上也是对武汉大学校史论证报告的一个否定。潘懋元先生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老人家纯粹只是出于“客气起见”的“一念之差”,竟然给了武汉大学一个不小的可乘之机,最终让武大钻了空子。事实上,武汉大学当时不仅没能提供在潘懋元、刘海峰教授看来最为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反而对他们的论证意见“断章取义”,刊出对武大较为有利的部分文字,“却舍弃了关键的部分”,造成他们二位也认同武汉大学校史上延的假象,从而将其归入“一致赞同”之列。对此,潘懋元先生颇有微词(如果他老人家早知道武汉大学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恐怕也不会在自己的论证意见中对武大如此“客气”了吧!),还曾专门致信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领导提出抗议,后来武大方面也回信表示了歉意。潘先生还曾表示,将来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将这份论证意见公开发表出来。如今,此事已过去了近20年,而历史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份论证意见的学术价值。 1994年,也就是武汉大学举办百年校庆后的第二年,刘海峰教授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追溯问题》的论文,首次提出高校校史追溯应考虑人员、校址、学校性质、办学层次及主观认同等多种因素。2001年,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委托刘海峰教授承担了一个名为“高等学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研究”的课题,2004年,刘海峰教授在《中国高教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该课题的一项成果——《中国高校校史确定的原则与标准》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坚持标准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统一”、“强调整体继承性原则”、“考察关键因素原则”、“留有余地”等确定中国高等学校校史的几条基本原则。 鉴于刘海峰教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在研究中国高校校史追溯问题的过程中又博采众长,广泛吸纳了同领域内其他知名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如“整体继承性原则”最早即是由时任汕头大学副教授李均在2002年所提出),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位学者提出过比刘海峰教授的意见更合理、全面、可行的校史追溯原则与标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全面参考上述原则,以与武汉大学校史有关的大量历史资料为基本依据,来具体考察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 在对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武昌高师等学校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考察之后,笔者最终的结论是——武汉大学的历史,至多只能追溯到1913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早在1911年初,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的历史便已彻底终结。 湖广总督张之洞1893年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其校址位于读书院街的三佛阁,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1896年进行改革,将算学门移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门停办,改为一般课程,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门(1898年又增加东文即日文,共计五门),从此,自强学堂便成为一所专门的外国语学校。1902年,张之洞最终将自强学堂改为方言学堂,使之“实至名归”,并将校址迁至东厂口。最初,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确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外语人才或其他专门人才,但自从1903年的“癸卯学制”颁行后,方言学堂的存在,便渐失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当时,清政府学部逐渐意识到: 外国语文为探索各种学问之管钥,然专习文字而不以攻究科学为归宿,则致用甚隘,不足以成专门之才。是以造就人才者,上之当求之于分科大学,次之亦当取之于各项专门学堂。近来京师、北洋均已设立分科大学,各省亦皆有高等或高等专门学堂,在学生徒无一不注重外国语文,以为参考西书、研究学术之用,毕业以后自能各就所学,或任外交,或司教育,或兴实业,以专精之才任专门之事,较之该参领所拟以方言一门之人才供行政、教育、科学、实业各途之使用,其收效为倍宏。 有鉴于此,学部于1908年具奏:“各省方言学堂已奏咨有案者,以后添招学生须遵照奏案考选中学堂毕业生升入,若无中学毕业学生,即不必添新班,俟在堂学生毕业后,酌改为他项学堂。”至于湖北方言学堂,在1910年该学堂第三届毕业生毕业后,时任湖广总督瑞瀓考虑到,“现时实科中学堂已增加外国文钟点,考升高等学堂后,外国文尤为注重。教者学者苟能尽心所事,两堂先后八年之久,外国文成绩必有可观。近日西洋留学生毕业回国者渐多,游美学生逐年添派,京师且特设游美预备科,将来次第毕业回国,所有翻译、外交各项人才,自不患其缺乏”,而“湖北方言学堂本科各班学生毕业后,预科人数无多,不能成班,又乏中学毕业生可以升入”,再加上学部当时也计划将该学堂停办,因此,“是该学堂按之部章,揆之财力,准之舆情,均应停办,所有预科、毕业各生,拟即分别转入相当学堂,插班肄业,庶于该生等之求学毫无阻碍,而鄂省可以节省巨款”。对于停办方言学堂,湖北谘议局曾一度予以否决,但不久后亦改变立场,议决通过。就这样,在学部、湖广总督与湖北谘议局三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湖北方言学堂最终于1911年初寿终正寝。 |
这便是对学校“前身”与“本身”历史起始点的又一次清晰界定。 综上所述,在整个国立武汉大学期间,学校虽始终将1928年定为建校年代,并以此来计算校庆年份,但在另一方面,亦从建校伊始便将武昌高师认作自己的历史前身,而且越到后期,便越是意识到武昌高师与本校在组织建置及办学传统与校风等方面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只不过,在这一历史时期,已有个别武大师生有意或无意地冒出了一丝将方言学堂也纳入本校历史沿革的苗头,对本校“前身”的界定显得有些模糊不明,这就为武汉大学日后将校史进一步上延埋下了伏笔,甚至进而提供了间接的第二手“证据”。 (三)摇摆期——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 1949年10月31日,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立武汉大学仍遵循以往惯例,举行了21周年校庆。约在1950年9、10月间,国立武汉大学和全国其他所有国立高校一样,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去除了校名中的“国立”二字,迳名“武汉大学”。当年10月31日,武汉大学还是依照惯例,举行了22周年校庆。随后,大概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武汉大学很久都没有举行过校庆活动。1955年,在学校编写的校史简介中,正式将国立武汉大学时代经常提到的方言学堂与武昌军官学校去除,直接从武昌高师写起。这就意味着,从此时起,武汉大学正式将武昌高师确定为自己最早的历史前身。 1962年,学校决定于次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校庆活动,然而,对于武汉大学建校年代的认定,却是众说纷纭。各方意见主要有1893、1913和1928年三种,并提交给学校党委常委会及校务委员会讨论。这就意味着,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有人提出要将武汉大学校史跨过方言学堂、追溯到年代更早的自强学堂了(可参见前文所引曾昭安教授的论述)。最终,学校还是选择了1913年为建校年代,并于1963年11月举行了50周年校庆活动。李达校长在当时的校庆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武汉大学最初名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于1913年,是辛亥革命的产物。” “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武汉大学又将毛泽东主席视察武大的历史时刻——1958年9月12日确定为自己的“新校庆”,这显然是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产物。“文革”后期,学校于1972年编写了《武汉大学校史大事记》,仍明确地以武昌高师创办的1913年作为本校校史的起始点,但在字里行间,却有意无意地将武昌高师的历史与清末张之洞在湖北的办学实践联系在一起,而又交代得暧昧不明。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与改革开放前夕,武汉大学曾于1978年9月12日举行了建校65年暨纪念毛主席视察武大20周年纪念大会,较之“文革”初期的极左做法,已经有了些许回归正常的意味。 (四)渐变期——20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逐渐宽松,武汉大学再次出现了一股将校史上延至自强学堂的倾向。80年代初,学校在组织编写校史时,就有人提出从1893年的自强学堂写起。据刘道玉校长向笔者介绍,当时他以“证据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为由,驳回了这一请求,并沿袭1963年的旧例,于1983年举行了70周年校庆。在当年的校庆报告中,刘道玉校长指出: 武汉大学诞生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从她诞生起,就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武大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于1913年11月2日建立,校址在武昌东厂口(今湖北省教育学院)。再追溯远一些,武昌高师又是由张之洞、谭继洵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沿革而来。后来,相继改名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7月,更名为武汉大学。 前文中的表述,与当年的李达校长并无二致。只不过,刘道玉校长在此进一步指出了武汉大学校史“再追溯远一些”、直至1893年的自强学堂的可能性,这也是武汉大学官方领导人第一次在正式讲话中将自强学堂纳入本校的校史沿革,只是尚未正式以之来计算建校时间。然而,这一追溯结果如果能够成立的话,与前文中“武汉大学诞生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表述显然又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之间必定有一是非之别。当然,就实际的思想倾向来看,刘道玉校长本人应该是更加偏向1913说的,而该报告中的这一矛盾之处,也许是他当时向某些校史专家的意见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的结果。但不管怎样,这种表述在客观上肯定起到了助长将校史进一步上延趋势的后果。几年前,刘老校长在自己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也基本认可了1893说。只是,若是以刘老校长今日激烈反对1893说的立场来看,他想必会对自己当初在校庆报告中留下过这样一句话、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日后学校更改建校年代的行为而感到后悔不已。 与此同时,学校在当年编印的《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一书的附录——“武汉大学校名沿革一览表”中,正式将“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列入,并将“方言学堂”与下方的“国立武昌师范学校”用虚线连接起来。只不过,对于在方言学堂旧址上曾经开办过一段时间的武昌军官学校,该表却没有列入。 1988年11月,武汉大学又举行了75周年校庆,齐民友校长在校庆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今天是我校七十五周年校庆纪念日。实际上,武大的前身还要早些,可追溯到一八九三年,但是习惯上我们是从一九一三的武昌高师算起,所以我们还是依旧。”这句话充分表明,到了此时,武汉大学官方已基本认定本校校史应追溯至1893年,只不过出于“惯性”,暂时还没有对建校年代作出更改而已。另外,据笔者臆测,学校此时没有更改建校年代,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动力”不足,很显然,相对于75年周年校庆而言,95周年校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诱惑力”,这与5年后才有可能发生的、由80周年校庆摇身一变为“百年校庆”的巨大诱惑比起来,简直就无法同日而语!o(∩_∩)o 总之,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武汉大学上至学校主要领导,下至部分校史专家,对于将校史起始年代上延至1893年的倾向可谓愈来愈明显,从含糊其辞的默认,逐渐发展为公开正面的肯定,等到这股潮流积累到一定程度之时,正好又撞上了1993年这一特殊的时间“临界点”,于是便最终完成了由量变转向质变的飞跃。 (五)突变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道玉校长在1983年11月武汉大学70周年校庆报告的结尾提出,要“以更突出的成就去迎接武汉大学的80周年校庆,90周年校庆,去展望她辉煌的百年大庆!”可结果却是,武汉大学的全体师生校友,谁也没有迎来预期中的80和90周年校庆!事实上,直到1991年底,武汉大学校友总会还在号召广大校友为学校捐款修建新校门,以此向母校的80周年校庆献礼。1992年全年,学校一直都在进行80周年校庆的筹备工作。然而,到了1992年底、1993年初,风向突变,学校突然宣布,要在1993年举办百年校庆! 就这样,以1993年为起始点,武汉大学彻底抛弃了将校史追溯至1913年的旧有习惯,正式确立本校校史始于1893年的官方说法,最终完成了在校史追溯问题上的一大“突变”,并一直延续至今。按照学校近年来比较定型的官方说法,“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摘自武汉大学主页之“学校概况·学校简介”) 在全面考察了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及武昌高师、国立武汉大学等学校最初的历史,以及近百年来武汉大学对本校校史的主观认同不断发生变化的漫长历程之后,不禁令人感慨万千——顾颉刚先生的“层累造史”理论,在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这一小小的问题上,可以说得到了再充分不过的证实和体现!我们今天关于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1893年的官方说法,从本质上说,不正是后人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一层一层地“累积”出来的失实的历史吗?!而现在,我们要还本校历史以本来面目,其实也并不复杂,毕竟,与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所要直接面对的几千上万年前的远古历史比起来,一个小小的武汉大学,自建校至今,只不过区区百年的历史,一直流传至今、留存于世的相关历史记载资料还非常丰富,要搞清楚这所学校的来龙去脉,还真心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要解决武汉大学的历史起点究竟何在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显然是直接跨过最近几十年纷纭繁复的历史“层累”期,不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后人”的众说纷纭所干扰,而是“返璞归真”,直接回到原初,回到起点,回到历史的现场,严格以第一手史料为基本依据,尽可能客观、中立地对自强学堂、方言学堂、武昌军官学校与武昌高师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严肃、全面和细致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拨开后世“累积”了数十年之久的历史迷雾,准确地探知到最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历史真相,而这也正是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初步完成的任务。 三、武汉大学1993年篡改建校年代的消极后果 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详细分析,我们似可得出一个结论:武汉大学在1993年突然更改自己的建校年代,并不完全是学校当时的主要领导、有关专家等人突然间集体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由于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从本质上讲这种倾向是片面和错误的)长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一旦碰上了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便会“自然而然”、几乎不可遏抑地突然爆发了。 所谓“心史难描”,对于所有在1993年曾参与更改建校年代一事的人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和心境,笔者似不应轻易地妄加揣测,更何况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想,要一一理清其中的共通与差异之处,绝对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这里,笔者只想——同时也只能——从客观后果的角度来进行相对而言更加靠谱的探讨,得出一些相对真实、经得起验证的结论。对于武汉大学1993年举行的“百年校庆”活动本身,笔者绝无任何否定之意,恰恰相反,对其积极意义和正面影响,还应该予以高度的肯定和称赞!笔者所强烈反对的,仅仅只是这次校庆的年代与日期的界定及其背后对武汉大学校史的虚假解释与宣传教育而已!客观地说,武汉大学在1993年突然更改自己的建校年代,并以此为据而举行的“百年校庆”,是在准备仓促、证据不足、论证错漏百出、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争议,并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与反对的前提下匆忙进行的,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对此,笔者初步尝试着一一归纳并分析如下: 第一,在校史追溯问题上损害了自身声誉,失去了教育界、学术界与兄弟院校的尊重。 1993年10月底,当武汉大学突然正式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宣称即将举办百年校庆之后,全国的高等教育界可谓一片哗然,新闻界也是一片茫然。特别是少数几所建校年代较早的老牌高校均“深感惊诧”,其“海内外校友纷纷质询”,其中天津大学“尤感愤懑”。当年11月1日,天津大学上书国家教委提出异议,报告中指出,国家教委曾提醒武汉大学就该校举行“百年校庆”之事,请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天津大学几所近代以来早期创办的大学及若干高等教育史专家共同开会论证,但至今未收到武汉大学的论证材料,也未接到召开研讨会的通知。天津大学方面认为,“武汉大学突然宣布庆祝百年校庆的做法,实在令人迷惑不解和无法接受”,除了对武大所谓的“前身”自强学堂性质的认定“极不严肃”外,“武汉大学利用传媒造舆论以造成武汉大学今年百岁的既成事实,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有损于高校之间的团结,也有损武汉大学自身的声誉”。11月18日,天津大学还在《光明日报》刊出整版校史资料,其主题词即为该校校训——“实事求是”,同时,还加印报纸数千份,分发海内外北洋校友,以示“安抚”。 当时,国家教委对于武汉大学所谓的“百年校庆”也是极不认可。11月29日,在武大“百年校庆”大会上,国家教委代表、已退休的原教育部副部长杨蕴玉女士,在其讲话中通篇未见“百年”词眼,这就是所谓的“只贺校庆,不贺百年”,非常鲜明地代表了国家教委当时的基本立场。至于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建校历史悠久的兄弟院校,对武汉大学更是极度不满,这几所高校在给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的贺信中,均未提及“百年”字眼,上海交大的贺信甚至连“校庆”二字都没提! 如前所述,武汉大学在进行校史论证的过程中,曾经对厦门大学的潘懋元、刘海峰二位教授的质疑意见“断章取义”,曲解为“一致赞同”,招致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曾经参与过武大校史论证的专家学者(包括部分校友代表),在事后也是大呼“上当受骗”。据刘道玉老校长所言,近些年来,他经常在教育界听到一些对武大的负面评价,“每当我听到他们说,武大百年校庆是‘笑庆’,百年校史是‘笑史’,武大学风浮夸,包庇学术腐败等议论,我都有一种受辱的感觉,但我又无以申辩,只能忍受其辱”! 不仅如此,自从武汉大学在1993年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悍然举行所谓的“百年校庆”之后,直至今日,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全国高等教育学界、教育史学界对武汉大学篡改校史的批评可谓不绝于耳!据笔者不完全的搜集与归纳,主要有如下数起: 1994年,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教授席龙飞在《交通高教研究》上发表《“武汉是中国现代高教最早发祥地”质疑》一文,明确判定“武汉是中国现代高教最早发祥地”的说法“难以成立”,自强学堂“其早期充其量是一所外语学院,论规模则难以与北洋和京师相比。论创办年代的久远,自强学堂更排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之后”。 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喻本伐在《教育研究与实验》上发表《中国近代大学“第一”之争剖辨》一文,从分科教学模式、招生年龄、学制层次、前身追溯等四个方面入手,逐一破除了“认定武汉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大学‘第一’的理由”。他还特别指出:“若刻意冷峻,则‘前身为方言学堂’之说根本不能成立”,这是因为1911年方言学堂的“停废”,“显然不同于庚子之役、武昌首义后的学校停办。就统绪而言,实已断绝,岂能不明辨而鉴之!”文末,他还充满讽刺地写道:“中国人早该从历史的‘第一’之梦中醒来……至于围绕‘第一’而进行的虚狂‘考证’,似宜以整治‘环境污染’的态度待之。” |
与南开大学情况类似的,还有武汉大学的同城兄弟华中师范大学,该校亦是以其主要历史前身文华书院于1903年正式设立的大学部(这才真正是武汉地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为最早的历史起点,而没有继续往前追溯至文华书院创办的1871年。 以上这些事例,难道不足以令我们武汉大学深感惭愧,并进而虚心学习、痛改前非吗?! 第三,直接造成广大师生校友对本校历史与传统的认知混乱。 对于武汉大学在1993年篡改建校年代的消极后果,如果说以上所归纳总结的这两条伤的都还只是“面子”的话,那么接下来所要论述的这一点,就已经是结结实实地损害到学校历史文化传承的“里子”了! 如前所述,武汉大学本来是由一所民国初年建立的高等师范学校一脉相承地沿革发展而来的,可是经过1993年的篡改,其历史源头却被移花接木地安插在清末一所早已停办的新式学堂上,硬是要将一个鲜活的生命,强行嫁接在一棵已经枯死的古木上,这种“乱认祖宗”的荒谬做法,在学术界早已成为一个天大的笑柄,可是近20年来,在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内部的小圈子中,大家对此却一直深以为然,并由此而衍生出更多的笑话来!比如说,有相当多的武大师生校友,一直将与武汉大学没有多大关系的自强学堂等同于武汉大学,进而将自强学堂的创办者张之洞直接视同为武汉大学的创办者!于是才有了“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这是我们亲爱的学堂”这种荒唐可笑的校歌歌词,甚至还有人进而编出张之洞当年“倒骑”毛驴来到珞珈山下为武汉大学选定校址、狮子山顶的老图书馆大楼建于1893年等诸如此类的荒唐透顶的段子出来,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抛开这些荒谬的说法原创者本人的认知能力与水平不论,武汉大学牵强附会地将本校历史追溯至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在客观上无疑对众多师生校友的校史认知形成了严重的“误导”。 在民国后期,刚刚改组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从一开始便是以“后起之秀”的形象出现在全国高校之中的,并一直将北大、清华等老牌名校尊为“老大哥”。由于年轻,便充满着生机、朝气与活力,为校内外人士所高度看好,被认为是一支“异军突起的新兴力量”,“将来有无限的希望”,一如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或者70-90年代的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事实上,当时的武大果然也不负众望,建校仅仅十多年,便在抗战时期迅速跻身于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及国立浙江大学并驾齐驱的“民国四大名校”之列,创造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而这场奇迹的背后,绝不在于当时的武大拥有多么悠久的历史,而在于年轻的“后起之秀”对于“老大哥”们当仁不让的奋力赶超!然而,到了1993年,这个昔日的“小兄弟”,却通过乱认祖宗、谎报年龄的不光彩手段,将自己的历史强行排到了当年那些“老大哥”的前面,开始自娱自乐地当起了“老大哥”,也开启了长达近20年的冒充“百年名校”与“倚老卖老”的自我欺骗与虚假宣传,硬是将当年一个生机勃勃的“后起之秀”,糟蹋成了一个“暮气横秋”的老朽之躯!事实上,将建校年代提前20年,也并没有使武汉大学的综合实力和学术地位因此得以提升,反倒让世人更加感慨这所昔日的历史名校后来的衰落与堕落! 武汉大学近百年来逐渐形成并不断传承发展的优良传统、校风、文化与精神,实主要奠基于武昌高师与国立武汉大学两大历史时期,并在之后的数十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被继续发扬光大。在武昌高师时期,学校以“朴诚勇”为校训,初步形成了一种朴实严谨、不尚浮华的优良校风。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学校以“明诚弘毅”为校训,并极力提倡“践履笃实”之精神,养成了诚挚严谨、认真负责的可贵校风。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又将自己的校风概括为“诚实朴素、勤奋刻苦、严谨治学、勇于创新”,以及“敢作敢为、开拓进取、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等。虽然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校风的表述在具体词句上略有区别,但其主要特点均是以“诚”为先,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治学态度为终极归宿。这样的优良校风一经形成,便在武汉大学代代相传,为一代又一代武大人的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 然而,到了1993年,为了与校史的浮夸与“大跃进”相呼应,武汉大学先是胡乱地追认自强学堂为老祖宗,接着又极其肤浅、可笑地拿这个伪祖宗的名称乱做文章,硬是把“自强”一词从一百年前的地缝里刨了出来,再将“明诚弘毅”的优良校训拦腰斩断,舍弃掉前面一半的精华,再拿后面一半生硬地与之相拼凑,弄出一个不伦不类、并有“同义反复”之嫌的“自强、弘毅”出来,以之来形式主义地体现本校所谓的“历史纵深与校风延续”,而实则严重地歪曲和亵渎历史,更显荒谬透顶!武汉大学一面将校史追溯至自强学堂时期,一面又将校训的第一条确定为“自强”,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在不断地自我强化和循环论证这段似是而非的虚假历史,进而潜移默化地不断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武大学子脑中灌输这种先入为主的历史认知,从而逐渐达到最终将“伪史”转变为“真史”的目标!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武汉大学一面在校史追溯上浮夸虚饰,一面却还要在校训中抛弃了内涵深刻的“明诚”二字之后,又画蛇添足地加上“求是”一词,这不是在自取其辱吗?!在这条“新校训”的最后,还要添上一句在当时颇为时髦的“拓新”一词,名义上是要提倡“开拓、创新”的精神,而结果却是将自己的校训“拓新”到了“四词八字”的八股窠臼里面去,这不能不说又是一处莫大的讽刺! 当然,笔者绝不是认为“自强”、“求是”、“拓新”这几个词眼不好,“自强”、“求是”、“拓新”的精神不值得提倡,而是因为武汉大学1993年制定的这条所谓的“新校训”,既不能准确地概括和体现武汉大学自建校以来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独特精神与个性魅力,更是与一段校史浮夸的不光彩历史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是校史浮夸的直接产物,因此,不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内涵上说,它都不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笔者坚信,随着武大师生校友对本校历史文化传统的认知、总结与反思越来越深入,这条“新校训”终究有一天会被大家所彻底抛弃,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在这里,笔者还想补充说明一点,武汉大学对校史的篡改,固然直接导致了广大师生校友对本校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认知错乱,但造成这一结果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学校当局对校史研究与教育工作的长期漠视!最近20多年以来,学校对校史工作何曾有过真正的重视?!需要沽名钓誉、追求虚荣的时候,就专门组织一帮校史专家来研究、论证本校有“百年”的历史,等到利用完毕了,再一脚踢开,打入冷宫!事实上,在武汉大学所谓的“百年校庆”结束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成立了10余年的校史编辑研究室以及仅仅存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的校史展览馆,便先后被撤销——这可不可以被视为学校自身对校史浮夸行为感到“心虚”的表现呢?!——迄今仍未恢复!(在此,笔者要特别对李晓红校长上任后对校史工作的重视与关心表示高度的敬意)近20年来,作为一所所谓的“百年名校”,武汉大学竟然连一个专门研究本校校史的学术岗位都没有!(某些前辈校史专家以及本人对校史的长期研究,从工作性质上讲均不过是“业余”行为)大量与武汉大学校史有关的珍贵历史资料,长期尘封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中,“养在深闺人未识”,完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而学校在1993年所谓“百年校庆”前夕编纂出版的那部校史,不过是在校庆举办前几个月的时间里,临时召集一班人马,搞“急就章”匆忙赶制出来的结果,虽然多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与国内其他同类高校的“官修”校史相比,仍是相形见绌,无法真正代表武汉大学这所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历史名校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崇高的学术地位。如果学校今后对校史研究工作仍然继续像20年前那样短视的话,可以想见的是,武汉大学将永无可能编篡出一部与其实力、地位相称的高质量的校史来! 上文所述武汉大学1993年篡改校史所造成的几大消极恶果,绝不是笔者自己捏造出来的,而是近20年以来一直都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客观事实!我校因当年犯下的错误所造成的声誉受损与认知错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若要迅速扭转这一点,我们似乎别无选择,而只有一个办法—— 四、正视历史,摈弃虚荣,拨乱反正当其时 具体来说,那就是——趁我们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立即痛下决心,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尽快向全社会公开承认本校当年篡改校史的历史错误并诚恳道歉,同时将原定于明年举办的“120周年校庆”更正为“百年校庆”,以收“拨乱反正”之效!校庆筹备工作只需更改年代并向社会作出解释即可,其余均可照旧。尽管笔者对此基本不抱希望,但仍然要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就此向武汉大学的全体师生校友发出最强烈的呼吁!而这也主要是基于如下几条理由—— (一)拨乱反正的必要性——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为大学精神之本 近日,武汉大学下发了《关于开展“武大精神”讨论的通知》,该文件指出: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在其发展历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为得到大学人广泛认同和自觉奉行的办学理念和道德品格、价值追求。大学精神内在地决定着一所大学特色的本质特征,深刻影响着每个大学人的为人为学态度和人生成长,对大学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跨越三个世纪的武汉大学,汇聚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众多华章,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孕育出独特的武大精神。在广大师生、校友中开展“武大精神”讨论,目的就在于在学校厚重的历史中发掘、总结、凝练出“武大精神”,用“武大精神”来凝聚武大人,激发广大师生和校友的爱校热情,凝聚力量,振奋精神,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这场刚刚开启的“武大精神”讨论,无疑将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笔者也早已决定为此专门撰文,积极参与。我想,无论“武大精神”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其区别于其他高校的独特个性又究竟何在,只要它是作为一所大学,就应该与其他所有高校一样,具备大学精神的共性;而不管大学精神的具体内涵究竟有多么丰富,最起码也应该包括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吧!据此,考虑到我校近20年来在校史问题上一直都存在着如此严重的错误,笔者在此必须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既然“在广大师生、校友中开展‘武大精神’讨论,目的就在于在学校厚重的历史中发掘、总结、凝练出‘武大精神’”,那么,本校“厚重的历史”究竟始于何时,其“厚重”又具体何在(当然,我们决不应该肤浅、片面地拿建校时间的长短来当作“厚重”的标尺,而更应从具体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底蕴的角度去深入挖掘),也应该是一个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的问题吧!我们武汉大学的全校师生校友,总不能一边热火朝天地讨论“武大精神”,一边继续沿袭早已被学术界、教育界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虚假的建校年代,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坚持举办所谓的“120周年”校庆吧?!如果一所大学连自己的历史都要弄虚作假,而且多年来面对着社会各界长期不断的强烈质疑与批评,仍始终不敢正视并作出正面回应,更谈不上勇于承认错误并尽快改正,反而继续顽固地坚持过去所犯下的历史错误,那还有什么资格侈谈什么大学精神!因此,笔者认为,学校在校史浮夸这一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在事实上便构成了开展“武大精神”讨论的先决性条件!它直接决定着这场讨论究竟是畅所欲言、直言无忌、共同追求和探索真理的“真讨论”,还是仅仅只是走过场、片面追求形式的“假讨论”!而最终讨论和提炼出来的“武大精神”,究竟是能真正体现武大的优良传统与精神风骨、并且能落到实处的“真精神”,还是有名无实、看似冠冕堂皇、而实则仅仅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伪精神”! 2012年10月6日,武汉大学的同城兄弟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建校60周年校庆,该校校长李培根院士在校庆大会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只有回首以往,我们才知道自己已经走出多远;只有反思过去,我们才知道自己还能够走多远。我们不要只沉湎于历史的辉煌。大学作为理性的堡垒,更需要反思。唯如此,大学才更有生命力。”近日,笔者从李晓红校长处欣闻武汉大学明年即将举行的“120周年校庆”亦将以“反思”作为基本主题,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赞赏。在笔者看来,事实上,“120周年校庆”这个名称本身就需要我们好好地去“反思”!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的真伪问题而已,在本校校史表面上的浮夸虚饰背后,所映射出的则是武大当时的校风、学风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浮躁与堕落!这种校史浮夸行为在更深层次上的历史缘由,难道不值得我们借此“校庆”之机进行深刻的反思吗? 众所周知,享誉世界的著名学府美国哈佛大学,其“大学楼”前约翰·哈佛雕像的底座上,镌刻着“John Harvard”、“Founder”和“1638”三个著名的“谎言”。对此,哈佛大学校方毫不讳言,并且在《哈佛手册》中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哈佛雕像实际上是“三个谎言雕像”(The Statue of Three Lie)。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三个谎言丝毫没有减损哈佛雕像的魅力,它依旧成为哈佛精神的形象展示:奋进、自信、博大、求实崇真。三个不实之词,丝毫不会让人看轻哈佛的校训:“与真理为友”。“因为虽然时间、人物、名称搞错了,但是这所大学的精神和灵魂,从哈佛大学创建者们创建这所大学开始就从来没有得到丝毫削弱”。 |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12-04 |
最后,一所大学的历史真的是越悠久越好吗?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年轻,又有什么不好?!2003年10月6日,在武汉大学所谓的“110周年校庆”前夕,与武汉大学有着密切历史渊源的同城兄弟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建校50周年校庆大典,时任校长樊明武院士在校庆致辞的最后,特意引用了美国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学正式开课仪式上的一段话: 我们的大学虽然是最年轻的一所,但她是人类智慧的继承者。凭着这个继承权,就不愁没有迅猛而茁壮的成长。无论任何人都无法挡住她的去路,她的路标全部是指向前方的。 这句话令笔者印象极为深刻,在我看来,这不正是一个生气勃勃、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向那些先行一步、底蕴深厚的老牌劲旅勇敢地发起强劲挑战的豪迈宣言吗!曾几何时,我们武汉大学也曾经扮演过像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一样的角色啊!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1946年10月31日代理校长刘秉麟在国立武汉大学建校18周年校庆大会上的演讲: 我们知道武大历史很短,合武昌高师,武昌师大,武昌大学,与武昌中山大学而言,才比较长些,所以实际今天武大本身的历史,成立才只十八周年,好像一个小兄弟,但我们秉着当仁不让之精神,至少要起而与老大哥似的北大,清华,…诸校相抗衡,完成大学教育的神圣使命,十余年来,经各先生之决心及各方面之热情与同学们之努力,尚能名实相符,蔚为国用…… 作为一个“历史很短”的“小兄弟”,为了“完成大学教育的神圣使命”,而敢于“当仁不让”地同“老大哥”们“相抗衡”,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风骨!和这些先贤们的诚挚、豪情与锐气比起来,武汉大学在1993年处心积虑地要将校史延长20年的“自我僵化”的想法与做法,难道不显得可悲与可鄙吗?! 在过去这些年里,我所慢慢了解到的关于武汉大学校史的种种真相,逐渐与自己先前的诸多因校方的刻意“误导”而形成的“先入之见”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与冲突,这一点曾让我深感“痛苦”。但事到如今,我已经非常艰难地从中走了出来,努力做到客观、中立、实事求是地研究与评价武汉大学校史上的诸多问题,一切以客观事实为归依。我想,作为一名比一般师生校友能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到本校历史的校史研究者,在真实的历史面前,我的思想既然能够痛苦而又艰难地慢慢转过弯来,那么,武汉大学的那些智商与情商都比鄙人高出很多的广大师生校友们,只要愿意认真地学习和深入了解本校校史,并在此基础上对1993年的校史浮夸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也一定能够像我今天这样,在自己的思想深处最终完成这一“拨乱反正”的心路历程! 第五,拨乱反正,知错就改,武汉大学终将会赢得全体师生校友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尊敬。 当前,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校友,大都普遍地感觉到学校已逐渐步入了一个发展势头迅猛的“上升期”,“团结起来,振兴武大”的浓厚氛围,已在校中初步形成。此时此刻,笔者突然抛出这么一个批评学校校史浮夸的问题,想必定会有人要指责本人是在破坏团结稳定的大局。笔者的解释是,团结固然重要,但我们这些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大学师生所需要的“团结”,必须要建立在真实历史的旗帜下,而不能建立在虚假谬论的基础上!一是一,二是二,虚假的东西永远都无法变成真实,形形色色的造假行为都必须予以纠正。笔者绝不相信,如果武汉大学今天能够把20年前的校史浮夸行为纠正过来,把筹备中的伪“120周年校庆”拨乱反正为货真价实的“百年校庆”,广大师生校友之间的“团结”就会被破坏掉了!恰恰相反,这种知错必改的宽广胸怀,才是“武大精神”的真实体现,才是真正能够凝聚广大师生校友一同为追求真理、振兴武大而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笔者认为,武汉大学1993年通过牵强附会地篡改校史进而举行所谓的“百年校庆”,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坏头”,在全国高校中“坏风气之先”,影响非常恶劣。然而,在武汉大学真正的“百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如果我们能够拿出足够的勇气改正错误,拨乱反正,那无疑就是又开了一个“好头”,在全国高校中重新“正风气之先”,进而重新赢得全社会的高度尊重,可谓善莫大焉!对此,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这正如天津大学教授王杰先生近日对笔者所言:“我想武大实事求是反映校史,不但不会使形象受损,反而正面影响更大,让人赞叹老校、大校的胸怀和风格,同时不给历史和后人留下遗憾。非常钦佩。” 综上所述,武汉大学1993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举办“百年校庆”的行径,是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态度暧昧、上级主管部门国家教委明确反对、少数兄弟院校群情激愤、学术界与教育界诸多人士均表示强烈质疑与批评的前提下进行的,可谓是既不讲“政治”,又不讲“纪律”,既不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又不爱惜自身声誉,既违背根本大学精神,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错乱之举!而现在,武汉大学真正的“百年校庆”即将到来,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面对学校过去犯下的这一历史性错误,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及时纠正,以“知错必改”的博大胸怀与积极姿态去迎接明年的真“百年校庆”,又更待何时!总之,笔者坚信,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局面越来越开明、进步的客观环境下,一所高等学府若是能勇于承认并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不仅不会“翻船”,反而能让这艘奔向真理彼岸的巨轮行驶得更好、更稳!相反,若是继续顽固地坚持错误,讳疾忌医地抗拒从而错失近在眼前的“拨乱反正”的绝好时机,则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倾覆,永远为后世的历史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所耻笑! 抱着“破釜沉舟”、“孤注一掷”、拼命一搏的坚定信念,笔者终于完成了这篇呼吁对武汉大学的“伪校史”进行“拨乱反正”的长篇大论。也许,它什么也改变不了,甚至还会给我个人的处境带来大麻烦,然而,我的动机和初衷,却又是如此的简单与坚定,那就是——不说真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就算我确实什么也改变不了,最起码,作为一名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研究事业的史学工作者,我必须要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我真心不希望,在可能并不遥远的将来,当后世的武大学人再次对武大今天的校史浮夸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之时,却失望甚至悲哀地发现,有那么一些洞悉真相的校史研究者,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竟然可耻地保持了沉默,没有大胆地说出真话!就算我这篇文章会引发众怒,得罪一大堆人,我也将毫不畏惧。“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就我个人的学术研究而言,今年,将是本人承认武汉大学校史可追溯至1893年的最后期限!今年上半年,本人出版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书中仍然将武汉大学校史追溯到了1893年,这是因为,本人过去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但即使如此,笔者在下笔时也明显感觉自己“底气”不足!),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只要这本书将来能够再版,本人一定会将此谬说予以彻底的纠正!今年以来,本人还承担了若干由学校组织的研究课题,其中也承认武汉大学的校史始于1893年,但这些都属于“工作任务”,我没有办法公然抗拒。今年以来,本人还参与了武汉大学校史馆布展方案的制定工作,坦率地讲,在设置“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这部分的内容时,我绝对是极其“违心”的!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所学堂的历史压根儿就不属于我们武汉大学校史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强行塞到本校校史的起始之处?!明明不是自己的祖宗,为什么还要供奉在自己的祖庙里?!当然,这同样是“工作任务”,我也不得不这么做!只是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容忍这段“伪校史”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即将落成的校史馆中了!实在是做不下去了,还是让领导们另请高明吧! 现在,本人郑重起誓,从今以后,本人在自己的任何一部关于武汉大学校史的学术论著中,均不会承认武汉大学校史可以追溯到1893年,而一定会旗帜鲜明地指出武汉大学建校于1913年!与此同时,本人谨以此文,向所有赞同将武汉大学校史追溯到1893年的学者,以及所有不肯或不愿承认本校校史浮夸的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发出挑战!如果有人能够从学理上彻底驳倒我这篇文章,我一定会立即认输,继而公开道歉,并且从此以后永不再涉足于武汉大学校史研究! 当然,本人向来都深信——青史不可欺,公道在人心!就算我们今天无法将“伪校史”彻底纠正过来,将来的人们,也一定会接着完成这一“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的。不论最终的结果如何,我都衷心希望,武汉大学的广大师生校友对本校校史的基本认知,能早日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赢得未来! 写于2012年教师节前后 改于2012年10月中下旬 本人31岁生日前后 附:写在后面的话 由于这篇文章的内容较为“敏感”,出于对学校各级领导尚存的一点尊重,我决定“先礼后兵”,首先仅在一定的小范围内进行有限的传播,初步“试探”一下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及普通师生校友的反应,等到时机成熟,再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 在这所官僚习气浓重的大学工作了数年,见惯了官场上常有的勾心斗角、溜须拍马、媚上欺下、唯唯诺诺与曲意逢迎,早已深感厌倦,灰心失望。身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职工,我始终将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于学术研究与传授真知,对于所谓的“个人前途”,早已无欲无求,因此,对于个人境遇,也就无忧无惧。这便是我此次敢于直言不讳、甚至措辞无比尖锐和激烈地批评学校的力量之源。我就是要通过这篇文章来告诉世人,我们武汉大学绝不只是有一些缺乏最基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只会迷信权威、盲从领导、不敢逾雷池半步的应声虫,更不乏具备完全独立的人格与思想、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的真正的自由思考者!对于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及传播结果,本人负全部责任,并承担一切后果!在这所官僚气息与自由校风交相混杂的大学里,我从来都不会刻意地迎合和讨好任何人,自然也就不怕得罪和惹恼任何人。就算有领导因为此事要下我的岗,砸我的饭碗,我也将毫无所惧,并且如释重负,欣然归去。这样更好,以后当我继续批评武汉大学的诸多积弊时,反而会更加“自由”。 除了这篇文章,我还有另外几篇内容相关的文章有待继续完成,其具体主题如下: 1.如实评价自强学堂与方言学堂的性质与地位 2.谁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 3.对武汉大学校徽、校训、校歌问题的再认识 4.我心目中的“武大精神”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我会尽快将上述文章全部完成,并陆续发表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开传播,特此“预告”。 |
来源: 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2012-1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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