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前提到中国知识分子,此乃中国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该特别加以叙说。 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 姑置邃古以来,从春秋说起。其时文化已开,列国卿大夫如鲁之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叔孙穆子,齐之管仲、晏婴,卫之蘧伯玉、史鳅,宋之公子鱼、子罕、向戍,晋之赵衰、叔向、韩宣子,楚之孙叔敖、令尹子文、郑子产、吴季札,秦之百里奚、由余,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专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不纯粹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之狭隘观念自限。但他们亦决不撇开人事,一往地向广大宇宙,探索自然物理。因此他们既无西方宗教性格,亦缺乏西方科学精神,而在人文本位上,则已渐渐到达一融通开明之境界。此后战国平民学者兴起,贵族阶级突然陵替,其间并无贵族平民两阶级间之剧烈斗争,而列国封建经两三百年的过渡,即造成秦汉大一统。此等历史业绩,推溯根源,春秋时代贵族学者之气度心胸,与其学识修养之造诣,亦与有大功。不是战国推翻了春秋,乃是春秋孕育了战国。 战国学者多从平民阶级崛起,但当时距春秋不远,他们在生活上、意识上,几乎都沾染有浓厚的贵族气。他们的学术路向,依然沿袭春秋,以历史性、世界性、社会性的人文精神为出发,同时都对政治活动抱绝大兴趣。在上的贵族阶级,也多为他们开路,肯尽力吸引他们上进。他们亦几乎多以参入政治界,为发展其对人生社会之理想与抱负之当然途径。而讲学著书,乃成为其在政治上不获施展后之次一工作。孔子专意讲学著书,乃属晚年事。墨子亦毕生在列国间奔跑,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都是忙于希求参加政治活动。孔、墨以下,此风益甚。总之,他们的精神兴趣,离不了政治。 即如庄周、老聃,最称隐沦人物,但他们著书讲学,亦对政治抱甚大注意。即算是在消极性地抨击政治,亦证明他们抛不掉政治意念。此亦在中国历史传统人文精神之陶冶下所应有。我们姑称此种意态为上倾性,因其偏向政治,而非下倾性,因其不刻意从社会下层努力。在当时,列国交通,已形成一世界型的文化氛围。如陈仲子之类,即使埋头在小区域里,终身不顾问政事,但风气所趋,大家注意他,依然使他脱不掉政治性。政治的大门已敞开,跃登政治舞台,即可对整个世界即全中国全人类作文化上之大贡献,哪得不使这一批专重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跃跃欲试? 他们的生活与意气亦甚豪放。孟子在当时,最号称不得意,但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所见如梁惠王、齐宣王,都是当时最大最有权势的王者。若肯稍稍迁就,不在理论上高悬标格,何尝不是立谈便可至卿相。在百万大军国运存亡的大战争中,一布衣学者发表一番意见,可以影响整个国际向背,如鲁仲连之义不帝秦。此种人物与意气,使后代感为可望而不可接。无怪战国一代,在中国史上,最为后代学者所想慕而乐于称道之。 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可知中国学者何以始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何以看轻了像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知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深究。这些,在中国学者间,只当是一种博闻之学,只在其从事更大的活动,预计对社会人生可有更广泛贡献之外,聪明心力偶有余裕,泛滥旁及。此在整个人生中,只当是一角落,一枝节。若专精于此,譬如钻牛角尖,群认为是不急之务。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内事,在中国学者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轻重缓急,不啻霄壤。因此治天文、治算数的,只转入历法方面,俾其有裨农事。如阴阳家邹衍一辈人,则把当时仅有的天文知识强挽到实际政治上应用,讲天文还是在讲政治原理,讲仁义道德,讲人文精神。至如音乐之类,在中国学者亦只当作一种人文修养,期求达到一种内心与人格上理想境界之一种工具。孔子最看重音乐,他对音乐看法即如此。放开一步,则用在人与人交际上,社会风俗陶铸上,还是一种工具,一种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向往之工具。因此在中国知识界,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若脱离人文中心而独立,而只当是一技一艺,受人轻视,自不能有深造远至之望。 不仅自然科学为然,即论政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中,亦决不该为政治而政治。政治若脱离人文中心,连一技一艺都不如。张仪、公孙衍之徒,所以为孟子极端鄙视,其意义即在此。而孔、墨、孟、荀,又将为荷??丈人及庄周之徒所诽笑,其意义也在此。当知庄周等看不起儒、墨政治活动,亦由人文中心着眼。只在其对人文整体看法与儒、墨不同,其实是仍站在人文圈内,并非站在人文圈外,根据超人文的眼光来批评。如是则级级提高,一切知识与活动,全就其对人文整体之看法,而衡量其意义与价值。因此在中国传统知识界,不仅无从事专精自然科学上一事一物之理想,并亦无对人文界专门探求某一种知识与专门从事某一种事业之理想。因任何知识与事业,仍不过为达到整个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径。若专一努力于某一特殊局部,将是执偏不足以概全,举一隅不知三隅反,仍落于一技一艺。而且属于自然科学之一技一艺,尚对人文整体有效用。若在人文事业中,割裂一部分专门研求,以一偏之见,孤往直前,有时反更对人文整体有害无益。 孔门弟子,如子路治兵,冉求理财,公西华办外交,皆有专长,但孔子所特别欣赏者,则为颜渊,颜渊不像是一个专才。墨家对机械制造,声光力学,都有相当造就,但墨子及墨家后起领袖,仍不专一注重在这些上。战国很有些专长人才,如白圭治水,孙吴治兵,李悝尽地力之类,但为知识界共同推尊蔚成风气者,也不是他们。当时知识界所追求,仍是关涉整个人文社会之全体性。若看准这一点,则战国知识界,虽其活动目标是上倾的,指向政治,但他们的根本动机还是社会性的,着眼在下层之全体民众。他们抱此一态度,使他们不仅为政治而政治,而是为社会而政治,为整个人文之全体性的理想而政治。因此他们都有一超越政治的立场,使他们和现实政治有时合不拢。纵使“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孔子、墨子始终没有陷入政治圈内,常以不合自己理想条件,而从实际政治中抽身退出,再来从事讲学著书。但他们在内心想望中,仍不放弃政治,仍盼望终有一天他们的理想能在政治上实现。此种态度,即庄周、老聃亦不免。他们一样热望有一个理想政府与理想的政治领袖出现。因此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这一意识形态直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 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此一人文理想,则从人生大群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中,推阐寻求得来。此一精神,在春秋时代尚是朦胧不自觉的,直要到战国,始达成一种自觉境界。他们的政治理想,乃从文化理想人生理想中演出,政治只成为文化人生之一支。这一理想,纵然不能在实际政治上展布,依然可在人生文化的其他领域中表达。主要则归本于他们的个人生活,乃及家庭生活。孔子《论语》中已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以其同属文化人生之一支。因此期求完成一理想人,亦可即是完成了一理想政治家,这是把政治事业融化到整个人生中而言。若单把政治从整个人生中抽出而独立化,即失却政治的本原意义。要专意做一个政治家,不一定即成为一理想人。《大学》直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而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亦说“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是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亦只在实现人生文化理想。此种理想,必先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始可在大群人身上实现。若这一套文化理想,并不能在各个人身上实现,哪有能在大群人身上实现之理?因为大群人只是各个人之集合,没有各个人,即不会有大群人。 人生本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换言之,在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这一工夫,先从各个人自身做起,此即所谓修身,所谓挈矩之道。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理想境界。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已先完成这件事。此理论由儒家特别提出,实则墨家、道家,在此点上并不与儒家相违异。此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普通大规范,个人人格必先在普通人格中规定其范畴。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 根据此一观念,凡属特殊人格,凡属自成一范畴自成一典型的人格,其所含普通性愈小,即其人格之理想价值亦愈降。孔子、墨子、庄子,他们所理想的普通人格之实际内容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寻求一理想的普通人格来实践表达特殊人格之这一根本观念,则并无二致。而此种理想的普通人格,则仍从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中,即人文精神中,籀绎归纳而来。此层在儒、墨、道三家亦无二致。如是,则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因此他们从政治兴趣落实到人生兴趣上,而此一种人生兴趣,实极浓厚地带有一种宗教性。所谓宗教性者,指其认定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大群。经此认定,而肯把自己个人没入在大群中,为大群而完成其个人。 至于特殊性的人格,超越大群而完成他的特殊性的个人主义,始终不为中国学者所看重,这又成为中国此下标准知识分子一特色。战国学者在理论上,自觉地为中国此下知识分子,描绘出此两特色,遂指导出中国历史文化走上一特殊的路向。 二 西汉学者,在其传统精神上,并不能违离战国,但就当时社会形势所影响于知识分子之意趣与性格上者,则显然与战国不同。战国是在列国分争中,知识分子参加政治,无一定法制一定轨辙的束缚。穿草鞋戴草笠,亦得面渴国王。立谈之顷,攫取相印如虞卿。那时不仅国王礼士,一辈贵族公子亦闻风向慕,刻意下士。当时知识分子,成千累万,冒昧走进王公大人门下作客,可以要求衣丝乘车带剑闲游的待遇。战国学者在理论上是严肃的,已是自觉性地超越了春秋时代的一辈贵族。但在生活上,是放纵的,浪漫的,豁达而无拘束的,转不像春秋时的贵族们有一传统典型。但他们虽意气高张,他们的实际生活,却依存于上层贵族,以寄生的形态而存在。他们总脱不了周游天下,朝秦暮楚,一纵一横的时代习气与时代风格。 秦汉大一统政府成立,封建贵族逐步削灭,入仕的途径只剩一条,而且有法定的顺序,谁也不得逾越违犯。于是学者气焰,无形中抑低了。此种形势,到汉武帝时代而大定。首先对此发慨叹者是东方朔。他的《答客难》说:“彼一时,此一时。”时代变了,我们的身份和机会,哪能与战国人相比?其次有扬雄,他的《解嘲》说:“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叫战国学者生在这时,他们也将感无可活动之余地。再次是班固,他的《答宾戏》说:“让我们学颜渊的箪食瓢饮,与孔子的获麟绝笔吧!至于鲁仲连虞卿之徒,那是偶然时会,哪能效法呢?”他们在心情中,尚记忆着战国的一套,但在时势上则知道学不得了。他们的生活,多半是回到农村,半耕半读。公孙弘牧豕,朱买臣樵柴,西汉读书人大抵在农作余暇中,一年三个月的冬季,聪颖特达的,自己说三冬九个月的时间就够用了。一般说来,从十五岁能识字读书到三十岁,经历十五个冬季四十五个月的长期累积,必待到三十岁始成得一通才。他们再也不想裹着粮,肩着行李,像战国游士般到处瞎闯。时代变了,他们从县学升送到国立大学。毕业后回到本乡,埋头在地方行政衙门当一小职。有成绩的,再获选拔升送中央,在王宫当一侍卫,平时在殿廷中执戟鹄立,遇皇帝出游,结队骑马随从,然后再由此转入仕途。所以西汉学者的出身,是乡村的纯朴农民,是循谨的大学生,是安分守法的公务员,是察言观色的侍卫队。如此循循娖娖,再说不上奇伟非常特达之遇。而因此却造成西汉一代敦笃、稳重、谦退、平实的风气。 |
让我举出一个最显著的例,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毕生埋头在学术界?偶一有之,那是凤毛麟角。如王国维,如欧阳竟无,那仍是乾嘉传统,都不是站在人群社会中心,当路而立的,对社会依然说不上有大影响。其他人人慕想西化,却又很少真实西化的学者。他们先不肯死心塌地做翻译工作。惟一例外是严复,毕生尽瘁译事,不轻自著作。但到后,还不免被卷入政治漩涡。其次是不肯专就西方学术中一家一派笃信好学,谨守绳尺,不逾规矩。当知创造难,学习亦不易。学习一家一派已难,若要上自希腊,下至近代,综括西欧,古今各国,撷其菁英,揽其会通,那就更不容易了。 若中国真要学西方,诚心求西化,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高僧们,应该是一好榜样。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才始是。非守死节证其不好学,亦即证其不笃信,如此又何能善道?中国四十年西化无成绩,这是知识分子的罪过。高谈西化而负时望者,实际都在想做慧能马祖,不肯先做道安、僧肇、慧远、竺道生。先不肯低头做西方一弟子、一信徒,却早想昂首做中国一大师、一教主,这依然是道咸以下狂放未尽。龚定庵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一百年来,多在想开风气。他们自负是学习西方的启蒙运动,却把中国二千年学术文化,当作一野蛮、一童蒙看。他们不肯真心学佛,只借仗释迦来骂孔子老聃。不肯先做一真实的学者,老实退处社会一角落,像西方学人那样分头并进,多角放射。却早自居为政治社会之领导中心,先自认为是新道统。道统建立,岂是如此般容易? 若论真肯认定一家一派学西方的,平心而论,则只有今天的共产党,但他们也只肯学列宁、斯大林,并不肯学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毕心尽力的仍在政治,不在学术思想。 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想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这一点讲,即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在西方,科学、宗教、哲学、艺术分门别类,各务专长。一到中国,却混成一大洪流,便成为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一呼号。如是则一切一切,全成了高谈狂论。若不说是高谈狂论,则应该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之表现。但此一种伟大精神,至少必须含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即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心。而此四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幸所最缺乏者正在此。沿袭清代,菲薄宋儒,高呼打倒孔家店,摹效西方,提倡个人自由,却不肯诚心接受基督教。竭力想把中国变成一多角形尖锐放射的西方社会,却留下了一大缺洞,没有照顾到社会下层之大整体。 近代中国人之崇慕西化,而最后则终止于马、恩、列、斯之共产主义,统一全中国,迄今已达于三十年一世之上,此亦有其理由,可资阐说者。 西方政教分,先自希腊罗马,下迄近代,凡属政治方面,全在分裂争夺之状态中,无以自逃。其统一趋势,则只有宗教方面。但耶稣乃犹太人,西欧诸民族之能分不能合,亦由此可见。马克思亦犹太人,虽主张唯物,不信耶教,但其共产主义,实亦超乎国界,盈天下人类而归之一途,不啻一变相之宗教。此惟犹太人有之,而为西欧人所不能有。列宁用之作革命之号召,但迄今苏维埃仍不能脱其欧洲人帝国主义之传统。惟共产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其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则实远超于欧洲人近代商业资本性之上,而更见其有广大共通之一面。此则显然无足疑者。 近代中国虽竞慕西化,有“赛先生”“德先生”之号召,但其风只在北平,而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即有《学衡杂志》起而反对,乃颇以中国传统文化自尊自守。此亦断然不可否认一现象。共产党又迎合社会多数,遂易一时成功。抑且在当时之西方人,终亦以中国之共产化不失为西化之一端,乃从旁赞助,美国人即为其最显著之一例。苏俄势力自西方再度东侵,外蒙古自主独立,关外三省乃及朝鲜半岛之北部,全归苏俄势力范围,此皆出美国人主张。当时美国人虽与中华民国同抗日本,但一则中国兵力弱,不如苏俄之可恃。再则中国究是东方黄种人,与苏俄之同为西方白种人者究有别。美国人不惜用大力引进苏俄,使得重返东方,史迹鲜明,尽人可知。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以民族血统之更大分别言,实为一小分别。而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之相异,则为一大分别。此以近代美国人心理言,已有显证。 我们再把最善意的看法来看中国共产党,可说他们已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由此得到隐藏在其内心深微处一种宗教要求之变相满足。但中国果能继续此一趋向,则中国自将完全走上苏维埃化,而非完全西方化。苏维埃实是近代西方文化一大反动。此四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尽力提倡西化,而结果却走上了对西化之激剧反动。此一转变,只可说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内在要求在背后作梗。我们必先认识此一意义,乃可再进一步来推论中国之是否果能化成苏维埃。 余尝谓西方人没有中国传统之天下观,即人类相处之道义观与伦理观。西方之共产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故中国而共产化,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由唯心转而为唯物,较新文化运动之排斥西方耶教,为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中国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正在由个性人格中反映出普遍人格,此即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成佛之传统信仰。此一信仰建基于儒家之性善论。道家虽不明白提倡性善论,但其内在倾向依然主张人性善,故以归真反朴回向自然为理想。从竺道生到慧能的佛学,主张人人皆具佛性,仍是中国传统变相的性善论。耶稣教在中国不能像佛教般广深传布,其惟一症结,即在性善性恶两观念之极端冲突下受阻碍。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则仍由西方传统性恶观点下演出。否则一切人生,决不致专为物质生活所操纵。一切意识,决不致专为阶级立场所决定。一切历史进步,决不致专由阶级斗争而完成。 耶教的性恶观念尚有上帝作调剂,马克思唯物史观乃始为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共产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正因其不能接受耶稣,而可断其更不能接受马克思。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此四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正在此一目标下努力,早已为共产主义披荆斩棘,导其先路。所不幸者,则如上文所分析,中国近代之不能彻底西化而转向苏联,其背后仍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潜势力在暗地操纵。 这里再该提起耶稣教在西方整个文化系统中之地位与功用。西方文化体系,若专就外形看,显属一种多角性的尖锐放射。而每一角度之放射指向,都见其世俗欲极强烈,权力追求之意志极执着,个性上之自我肯定极坚决。只有耶稣教教人超越现世,转向上帝,再回头来把博爱牺牲精神冲淡实际人生中种种冲突,而作成了那一个多角形的文化体系中之相互融和,与最高调协之核心。若在西方文化中抽去耶稣教,则必然会全体变形,成为矛戟森然,到处只是唯物与斗争之一个人类修罗场。中国人在其自己文化之潜意识下,用另一眼光来看耶稣教,既己把它拒绝,而在其自己传统文化中本所蕴藏的一种人文中心的宗教热忱,即对于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心,却又经此三百年来之学术转向而迹近于遗忘。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其对西方文化,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 若西方之宗教信仰,乃始涉及人生之内心深处。中国人所谓仁、义、礼、智、信,礼与信皆指内心言。西方宗教亦可谓别有其一番礼与信。至于科学与民主,则无内心可言。近人如梁任公以中国重礼治与西方重法治相对,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法治重外在刑法,其主要在多数意向。而多数人则多重外物,不知重内心。然而人生所遇外物则多变,惟心性乃属天生,乃有常可循。中国文化之相传五千年以达今日者,主要乃在此。 五四运动时所对西方文化之认识,亦只提出民主政治与科学两项,并又鲜明揭起反宗教的旗帜。但在西方文化,苟无耶稣教,民主政治只像在对人争权,科学只像在对物争利,一切全落在物质与权利上,全成为一种斗争性,全是功利色彩,循是演进,则自然会走向马克思。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政治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 中国当前知识分子,论其文化传统,本已学绝道丧,死生绝续,不容一线。经历了满清政权两百四十年的传袭,中国传统精神,早已纸片化了。而就其所处身的社会立场言,则又单薄得可怜。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考试,传统政治下有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他们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后一退步。 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社会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使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一批批的青年,在本国并未受有相当基础的教育,即便送往国外。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得中国?又是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他们走进每一个国家,选定每一门课程,互不相关地在仓促的三四年五六年间浅尝速化,四面八方,学成归来。了解不同,想像不同,传统不同,现状不同,拼凑安排,如何是好?各国间的政俗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所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切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洋翰林,洋八股,虽谑而允,受之不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唐以下,虽都参加科举,却并不从科举中养出,现在则完全托由在外国代办新科举的制度下,来希冀新中国的理想新人才。 理想是一件百衲衣,人才也是一件百衲衣,这须待自己手里针线来缝绽。哪一条针线不在手,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遭遇是艰苦的,职责是重大的,凭借是单薄的,培养是轻忽的。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僧厌西方。 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一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此则端在知识分子之自身努力。一切外在坏境,全可迎刃而解。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
来源: 钱穆《国史新论》 |
欢迎光临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http://jssh365.cn/bbs/) | Powered by Discuz! X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