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林晚15周年在场系列讲座:NO.11 主题: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 主讲人:汪丁丁 经济学家 地点: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405号 枫林晚·书立方 时间:5月11日晚19:00 - 21:00 枫林晚15周年在场系列讲座NO.11 【主讲人简介】 汪丁丁 汪丁丁,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学院数学学士(1982年),中国科学院理学硕士(198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经济学思想史、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长期以来倡导“个体生命的自由”。 【精彩观点】 ◆ 胎儿四个月脑成型之后,他的情感成型过程,在出胎之前,大概60%已经决定了。 ◆ 多巴胺的系统当时也叫做鸦片回报系统,它决定了,或者说它和儿童的幸福感,和每一个人的幸福感水平同时起落。 ◆大自然的演化能够生存到今的哺乳动物,有一种什么特点呢?就是要在产后的时候排出这种高水平的激素,让母亲对她自己的产儿变得非常耐心、关爱,这种激素是铁三角最重要的协调因素。 ◆我们古人说“三辈学穿”,你要想穿得有品位,三辈子得当贵族,就是你们家三代贵族到你,你才能穿出品位。台湾人还有句话,“七辈子学吃”,你们家得七代不愁吃不愁穿,到你这一代才会吃。 ◆味觉学问很大,现在开发的很少,科学能知道的太少了,这是胎教里面最重要的一门课,没有教科书可以告诉你们,只是仔细地老谋深算地筹划一下,这是你自己的孩子。 ◆ 我们确实没有确凿的证据反对这些幼儿双语教育,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很危险,因为西方人没有定案可查,中国人定案还没长大,我就告诉你这些事实,但是在原理上它是不对的。 ◆古代的小学就是“洒扫、应对、进退”,就是让你学会接人待物的礼数,这很重要,这是分寸感。 ◆我们的教育之所以变得危险起来,还不仅仅是因为现在是人心不古,金钱第一,教育者全都认钱,跟医术一样,还不仅仅如此,还因为引进了西方的公立学校的体制。 ◆7岁以后学知识,7岁以前情感教育,情感教育包括德育,道德教育,道德教育首先不是中宣部的干部,不是师范学院毕业的思想教师班主任,是你,母亲,你知道吗?你的德性、你的心性修养决定了你孩子的心电图的水平。 ◆群体的善变成了群体的恶,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没有精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经不算精英了,普通的农民可以是精英,如果他有这种道德承担。 大家都不喜欢的公共之恶,成为了我们的现实 汪丁丁:我们今天来的都是老朋友,如果我不认识的就是年轻人了,但是也太年轻了点,原来我想我们谈的是教育,如果浙大的学生多,我就从这儿开始,我们北大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里面,几乎每一次开讲的时候都有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善是如何变为恶的?它的英文是很容易理解,这是布坎南最早写的这么一个问题,他毕生努力想要回答的,就是怎么样理解公共之恶?布坎南的问题很重要,他说他要解释的,这在《自由的限度》前言里面说的,在1975年,他要解释的就是Public goods怎么就演变成为Public bads?大家都不喜欢的恶,居然就成为我们的现实。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理想的时代,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说过的“人多力量大”,或者“人多好办事”,就反对马寅初的控制人口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人要心齐,所以如果人心不齐了,也就是人多力量大的一个隐含的假设今天不再存在,那就是人心要齐,人心不齐是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基本假设,如果人心齐那就没交换可言了,就得人心不齐才能交换。市场经济显然在我们这个社会取得了非常主导性的地位,但只不过人心坏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心坏掉了”。这个“人心坏掉了”在西方并没发生,西方也有市场经济,它并没发生,那毛病出在哪的呢?是教育,因为教育是管人心的,医院医疗是管人身的。 学校是杀人心的危险场所,是屠场,是人心的屠宰场,你们知道学校的腐败有多么严重。 梁漱溟未尽之业,重拾中国的心理学 但是教育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怎么就变成了公共之恶呢?大家都不喜欢的一种恶。让我们从一个一百年的标题开始讲教育是怎么变得很危险的?梁漱溟,你们都知道我喜欢这老先生,因为他说他是不做学问的,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但是在实践中,他用生命体悟出了一些真知,然后写了三本大书,第三本写完不久,1983年他就去世了。第三本书标题叫《人心与人生》,他在前言里说从1919年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就写了这个《人心与人生》的序言,一直到1975年才真正出版了这本书,写了一辈子,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有人写过,说,走进他木樨地24楼里,只要一进那个门廊,就被这矮小老人的双目射出来的光就震慑住,不能再前行。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人心里面能养成这种气势。 他这个前言里还写了什么呢?写了脑科学,现代心理学。我和叶航一直在浙大推广现代跨学科科学知识,来熏陶这些学生有志于长期基于人心与人生这两大根本研究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努力,完成梁老先生在《人心与人生》的前言里面说“未尽之业”,我这个引言有点长。为什么他这本书写完了就去世了呢?这本书的故事,我写过介绍,他在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信里面,他是蒋介石特派员,经历了很多九死一生的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后来他写给培宽、培恕的信说,说日本占领香港之后,他就从香港撤退到澳门,到澳门海面上要坐船了,海面上日机轰炸的结果没有人敢出海。他是名家了,随行的大概有七、八条小船,他就一个人屹立船头,敌机的炸弹都在这附近,前面、后面都有船沉下去,他就还在这站着,一直到澳门,很多友人去接,大家都说你受惊了,他说不会,他说我知道根本死不了,为什么?我这三本书没写完。我如果没写完这三本书我就死,中国大地山河为之色变,这么狂!这是40年代。 到70年代他写了这本书,过了几年他就去世了,我跟你说的去世经历也是非常戏剧性。他读了西方的心理学、脑科学,所有的一些最前沿的,我们现在当然就更前沿了,那是80年代。现在脑科学发展到了连90年代都算旧闻了,都不算新文章了。 中国儒家的伦理学今天已经无法读懂 那么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这子写的这个东西,不能成为完成的著作,因为他发现孔子的伦理学,就是中国儒家的伦理学,今天已经无法读懂,为什么呢?因为伦理学是一套学理,他要支撑的事实是什么呢?是心理事实。今天我们学的心理学,都是针对西方族群的心理事实,中国没有心理学,很长时间都被压制了,在100年里面极其弱,最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始终没有振兴。那既然没有研究中国人心理事实的心理学,古人留下来的关于伦理学的原理,所指为何?他说你不能齐古人于地下,问他当时孔颜对话的场景,那时候颜回的心理事实是什么?你无法知道,也没有文字留下来。他说他的志向在这本书里,是要建立中国人的心理学,老先生快要去世了,要建立中国人的心理学。他说有了中国的心理学,古儒的伦理学,才落地生根,才能理解了。你现在读的都是《论语》,那是拿来当西方文字读,你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情景,这是很复杂的思想,很深刻的思想。你们如果听过陈嘉映的报告,在这儿也做过,你应该知道陈嘉映跟我从两个不同的途径,走到同一个所谓情景理性的概念上。陈嘉映曾经给杂志写过半年的专栏,他就去北欧度假了,其实是工作,剩下的事儿怎么办呢?他说让丁丁写,所以我们俩写了去年一年的专栏,是哲学专栏。我一看前面写的六篇,其中有一篇是关于维特斯坦的哲学,他是这方面的开创者,“事实啊,你要想言说,有不可能之处”,这是维特斯坦立的宗教感很强的一个界限,在不可说的时候必须沉默。那事实通过什么言说呢?嘉映这个文章有意思了,在这六篇里面有一篇,他说“事实通过情景言说”,我一看这个我说嘉映跟我走到一条路上了,叫情景理性,孔颜对话,颜回没留一个字就死了,到今天没有人读得出,没有人令人信服提供一个回答,马一浮当年写过几万字,程颐也写过一些,因为宋代的考试这是一个题目,《颜子所好何学论》,后来主考官是欧阳修,挑中了一个人,我如果没记错就是程颐,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河,大概是这样一套东西。 今天讲的教育在1942年浙大有一批教授,这批教授里面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思想者,其中也有钱穆,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回顾2000年中国教育得失,段怀清老师后来把它收集到《思想与时代》文集里,钱穆在这篇文章里可以说在我看来第一次系统浏览了中国教育得失,钱穆喜欢写这个,比如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我们都知道。中国历代教育得失,是在这篇文章上,在浙大写的。根据他总结,教育最成功的就是北宋初期,就是刚才我说的欧阳修考《颜子所好何学论》这篇考卷答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钱穆把它叫做,既不是魏晋时期的高门氏族的门阀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自己家族的接班人,也不是完全官办的今天这种教育部统治的教育,像浙大、北大都一样,都官僚到了不愿意让人家看。在这两种教育之间有一种教育,钱穆叫做“社会自由教育”,社会自由教育顶峰就出了宋明理学的这一大群人,然后逐渐衰弱到了晚清。社会自由教育也很难说是官督民办,但是官方肯定也参与,但不是主办,主办就是私塾的力量,民间办学的高人。 大致上回顾《人心与人生》,人心不能够坏,这依赖于教育。这一两千年中国的教育史,教育的历程钱穆在这篇文章里做了很精辟的概括。 多巴胺、血清素、产后激素构成影响胎儿的情感决定因素的铁三角 JEBO(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是行为经济学今天的主流杂志,相当于经济学的头牌杂志,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作者,是领袖级的,叫Paul Zak。Zak写的一个文章,介绍胎儿的情感演化里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这进入正题了,我们从幼儿教育开始说,中国教育是如何从公共之善变成公共之恶的? 胎儿的情感在四月份脑成型,就是第16周,你们将来当母亲就会注意这一点,不要以为他还没出生,你干什么事都行,不对,天罚,你干什么事儿胎儿都知道,你所思、所想。所以胎儿四个月脑成型之后,他的情感成型过程,在出胎之前,大概60%已经决定了,为什么呢?Zak根据最新的进展,在这篇文章里画了一个三角,叫胎儿的情感决定因素的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最著名的一个角,我们说右下角,你要做笔记就画右下角,画一个三角,顶上待会儿再说。右下角是什么呢?是和幸福感相结合的一种基数,或者是荷尔蒙,叫多巴胺。 多巴胺,他不一定是注射了多巴胺他就感到幸福,那没有什么意义,那是自欺欺人,跟吸鸦片似的。所以多巴胺的系统当时也叫做鸦片回报系统,它在我们的尾核感受器里面,就是多巴胺敏感的脑器官包括纹状体三结构,尾核,壳核,苍白球。 这是去年我在北大行为经济学最后涉及到教育问题的,给学生的一节课。总之有这么一套鸦片回报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或者说它和儿童的幸福感,和每一个人的幸福感水平同时起落。因果关系我们不知道,因为统计研究不提供因果联系,你不要以为注射了多巴胺,这人就幸福,不是的,也可能是因为幸福,所以多巴胺上升,你不知道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但总之这是铁三角相当重要的一个角,在2003年名噪一时,出了名了。 现在我们来介绍铁三角的左下角,左下角中文翻译是血清素,它的大众的名称叫紧张激素,它是专门为了要调动紧张感,和它统计显著相关的就是血清素水平会上升。儿童在母腹里面,经常会紧张,为什么呢?这跟母亲有关系了,西方有大量的吸毒母亲、单身母亲、暴力倾向的母亲、失恋的母亲,还有很多西方社会积淀到今天基本上都已经在中国实现了,但是没人谈这件事儿了。我们先把西方的最新的看法引进,然后再回到梁漱溟所说的《人心与人生》的故事上来,当然如果有时候还可以继续。 左下角就是紧张激素,最后怎样来协调这个紧张感和幸福感,你想想你要幸福感、紧张感,这中间都有协调,要不然冲突起来很麻烦了,又幸福、又紧张,紧张当然就导致恐慌,或者害怕,那就不能幸福。幸福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这种希腊词的幸福,而是简单的幸福,它不是希腊意义上的幸福感(happiness),它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快感(pleasure)。 接下来要介绍三角形的顶端、顶点,这是最重要的,也很有意思,和母亲非常相关,因为它的名字叫做产后激素或者叫垂体后叶激素。你知道哺乳类的鼠类有很残暴很可怕的一面,它会撕食自己的孩子。凡是养过宠物,养过小耗子的,我女儿养过小耗子,母耗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不能见到他的配偶,那公耗必须滚蛋,不知道为什么?是她告诉我的,我没有研究过老鼠。如果这个母亲在生产之后,发现他的领地里面有陌生的气味,包括她丈夫,她不是单一配偶了,包括那公的,她就会很残暴地撕食这个幼子,这很可怕。 那么大自然的演化能够生存到今的哺乳动物,有一种什么特点呢?就是要在产后的时候排出这种高水平的激素,让母亲对她自己的产儿变得非常耐心、关爱,这种激素是铁三角最重要的协调因素。这个产后激素如果产后大量分泌,过头了,这个社会上发生过很多,前两天在浙大附属幼儿医院,我看浙江卫视,我很少看电视剧,但是偶然让我碰上,还都是有意思的,他拿着锋利的刀乱刺,记者说,孩子没保住,你知道孩子没保住的后果是?她这东西分泌出来了,她不能管这事儿,她就抑郁。所以产后激素分泌太多,叫做产后抑郁症。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日常心理学。 Paul Zak的铁三角,它的最关键的一部分是说,根据现在的研究,这个母亲从四个月一直到生出来,一直到3岁以前,这个小孩应该怎么带? 如果母亲太紧张,当然就是血清素的水平会上升,这时候你的孩子如果生出来,你孩子生出来民间的办法是拍拍让他出声,听听哭声完事儿了,肺通了,有呼吸了,好养了。但是在大医院里面不是这样,首先出来以后拍拍,出声了,然后就上仪器了,就开始测了,测什么呢?叫做心电图的基调,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胎儿呼吸的时候,一呼一吸他有一个基准的频率,有一个性情平和的胎儿和性情狂躁不稳定胎儿的呼吸差别,这个基调很重要,这个基调不对说明什么?说明母亲有问题,母亲就出了问题了,因为你让她老紧张。有的母亲一怀胎就不耐烦,觉得好日子单身还没玩够呢!尤其杭州女孩,还没玩够,你就让我怀孕,就为了你们家老头,就是老太太想要孙子,就这些事儿她特别恨这孩子,我跟你说你只要产生这种情绪,小孩比你敏感得多,小孩他马上在你的腹内,他就会接受这种,他就觉得不安,他有紧张的激素,所以血清素分泌就偏高。偏高的结果老紧张,你们查一下任何一本古典的,80年代出的生理学的教科书,血清素是让你的肾脏腺素、血压、心跳全都加快,因为动物有一种本能,它要反抗、要挣扎,这种孩子他就完了,他就很麻烦,将来也很麻烦 |
三分之一的坏人会带坏了三分之二的好人 这人格不管怎么千变万化,我们经济学家把它概括为两类生活原则,就是你在生活中洒扫、应对、进退的时候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跟随你一辈子了,你已经7岁以后了。这生活原则有两套:第一套是我们叫做自私的原则,可以是明哲保身,可以是自私自利,可以是害人利己,损人利己等等都可以;第二套是公平的原则,这个群体之恶,或者说公共的恶发生就和这两个原则有关系的。在哈佛大学有一个演化社会理论的名家,叫Nowak Martin,他在2006年科学杂志上独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进化合作的五项原则”(Five Rules for Evolutionary Cooperation)。Nowak Martin在2006年以后推行了一个新的创新,叫做“三分之一定律”。 我们刚才说儿童性格成熟以后,就像我们现在的成年人一样,所有的性格可以归成两类,一类性格你的人格特征是更有利于合作的;还有一类是更不利于合作的,更不利于合作的,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在演化理论的视角看,它一定是更有利于你自己的利益,改善你自身的福利,你保住你自身的性命和后代的性命,否则你没有必要,你采取的任何原则都没有必要生存,如果它不能够给你带来福利。同时它又不能给其他人带来福利,那你要它干什么?所以说适用五原则,从哲学角度我们知道演化理论家都告诉你,这两套原则就够了,可以概括。我们叫公平和自私这两个原则,三分之一定律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一个群体里,如果有一套生活的准则,它给你个人带来利益,超过了另一套原则,实际上就是你是fair play的实行者,你小时候很平和,在这时间窗口里没错过,你学会了公平的游戏,于是你是公平原则的奉行者,更有利于合作。但是你的对家,比如说你在这里随机找一个人,跟他结婚了,成为一个家庭,那你发现他是一个自私原则的奉行者,他小时候紧张激素很高,自卫感很强,动不动就打人,也不怪他,跟这个医术里讲的一样,他有他自己的情绪,是他父母带过来的,所以他有自私的原则。那你们俩怎么相处啊?那当然是你伺候他,就是你贡献给他更多,因为他不会贡献给你,他是自私的奉行者。 “三分之一定律”说,即便是这样,自私原则的奉行者的后代在数目上未必能够超过公平原则的奉行者的后代的数目,除非自私原则的奉行者在整个人口里面占的比例超过了1/3,如果整个东北群体都是活雷锋,有一个不是活雷锋,比如说尼采,大家知道,尼采一直奉行超人的原则,有一个人特别自私,不是贬义的自私,就是尼采的这种原则,那他活不下去,他的后代未必能够还实行尼采,他还得是活雷锋。但是当活雷锋的数目减少到人口比例的2/3以下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整个群体都变成自私原则的奉行者。 群体的善变成了群体的恶,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没有精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经不算精英了,普通的农民可以是精英,如果他有这种道德承担。比如说白芳礼老先生,我写过一篇纪念过他的文章,人家是那么底层的一个人,但是他是精英,他有那种社会的担当,我们的群体里面,当没有这个社会担当的,奉行着自私原则的人,甭管他是教授、还是学生,或者是农民,超过了三分之一以后,那当然超过三分之一,你不看看现在的假食品,弄得我们都不敢吃饭了,我们现在晚饭怎么吃的?都是在星巴克买的,那是最安全的食品,也最不好吃,你不敢吃青菜,说那上面有甲醛什么之类的,昨天在发布的。不管怎么样,每天都有四、五条这样的消息,让你吃了反胃。人数的比例显然是超过了三分之一,这样就会有迅速扩张的时期,我们现在正是在这个时期,整个群体的人都变成自私原则的奉行者,怎么能不危险呢?医院和学校于是就变成了最危险的两个场所,我结束这个演讲,就是杀人身和杀人心的场所。 没有勇气承担,那你还是一个不能生孩子的父母 提问:汪老师,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您看来好的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 汪丁丁:我刚刚说完了,好的教育从母腹开始、从胎教开始了,教育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么多的原因,科举制度、中国引进公立体制,从五四行动开始废除了私塾等等,然后共产党建国以后,高华写的《中共从五四遗产中选择了什么》,这是中国教育方针,从延安时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对今天的教育失败都有重要贡献,但都不是独家解释的。你如果做要素分析,你会发现这些都是要素。 我认为今天西方的认知科学进展到今天,能告诉我们的是,刚才我说母亲对于胎儿重大的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这种重大的责任,你没有勇气承担,那你还是一个不能生孩子的母亲,尽管你能生,但是我认为你不能生,父亲也如此,当然主要是母亲,这是好的教育的展开。 提问:您刚才提到梁漱溟先生,他也想做中国传统的心理学,不知道进展到哪里?我是在做类似私塾的教育。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在一个圈子里面推向善的教育,但是出去之后会有非常大的拔河,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实的应用和未来的大概? 汪丁丁:没办法找到,这就是官僚的管理体制,我们说社会的官僚化罪魁祸首当然是政府的迅速官僚化,2003年以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成倍增长,每年这么长,官僚化当然就形成了,因为它要花钱,花钱要控制你的人心,所以我们知识分子都被他控制了,然后替他们说话。 这时候你完全是体制外的一群人,最典型的案例是上海的孟母堂,孟母堂两起两落,最后终于没声儿了,我们是支持他的,我们在杂志上写了两三篇支持孟母堂的,而且影响很大,所以上海教育局不敢封杀,但是后来还是封杀了。最近陕西又有一个很像孟母堂的一群组织,也都报道了,好像还没有被封杀,因为陕西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我不知道,不能瞎猜,我不懂。关键是你如何进入体制?你这孩子总不能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准备考重点大学了吧?你如果碰见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家长就不同意,家长就说我将来怎么进入中学?怎么进高中?怎么上北大?你给他唯一的可行出国,从小时候就在我们那个幼儿园长大的,到我们这个幼儿园没有高中部的时候你出国,现在杭州的孩子都兴出国嘛!就躲开这个恶地,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就躲出去了,这是个体理性。 那广州人和北京人不干,我推翻你,那当然胡说八道,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用躲的态度,我们是用造反的态度,那就发生很多的激烈冲突。我们做教育的不是这种态度,做教育的,你一不平和那孩子就更加糟糕,就更造反了,得平和,告诉这孩子怎么应对恶劣的社会环境?我没有答案。我跟一个年轻家长讨论,他就是持这个态度,我这孩子将来,很心态平和在体制外教育一段时间,然后接受体制内的老师教给学生的欺骗行为,举左手举右手的,等等作假的行为,还有唱歌唱得肉麻的那种歌,总之,让他不极端反对,心态平和,同时还能在体制内生存,这个分寸可能真能成功。你得有分寸感,你小时候得教他分寸感,得有幽默感。所以在幼儿教育的是幽默感,在西方是非常重要的判断方式,这人有幽默感,这人没幽默感不能教了。幽默感可能是你的一个出路,林语堂有个定义很好,你就用林语堂那个定义,什么是humor?幽默,他翻译的。 提问:您谈到3岁以前的孩子,大概是对他语言形成最关键的时间。我问了一下我周边的同事,他是杭州本地人,也有外来的杭州人,比如说他原来是安徽人、重庆人,我问了以下他们的孩子,你们会说重庆话或者是杭州本地的方言吗?很恐怖,都不会,可能会听得懂是很大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您给一些意见? 汪丁丁:关于两种语言,它算不算两种母语,这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在双语研究里面一直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语言心理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著名的案例,就是出了车祸的患者,当车损坏的是左脑半球的时候,他应当不会说话,失语了,但是他醒过来以后说的是方言,老家的话。我刚刚说过,两门母语同时暴露在他面前,他的左右脑都会被占用,可能他老家的话,小时候会说的母语,是存在右半球了,也就是说没有受损,于是他就说这个谁也听不懂的话了,这种案例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方言如果差距太大,可能就算两种语言。 提问:南科大有没有所谓的观念洼地,突然异军突起? 汪丁丁:有可能,但是这些家长必须得克服三分之一定律的阻力,你能当那三分之一定律以外,你能把你的孩子就送到南科大,将来哪怕找不来工作,或者进不了体制你试试,你得真有这个勇气,这么多家长没有一个人有这勇气,都是明哲保身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什么所有的家长都烦奥赛班,还都得去呢! |
来源: 搜狐文化 | 来源日期:2012-06-08 | |
欢迎光临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http://jssh365.cn/bbs/) | Powered by Discuz! X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