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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马来西亚]黄先炳：我为什么要教古文？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3
标题: [马来西亚]黄先炳：我为什么要教古文？
我为什么要教古文？

去年，我应彭亨佛教会教育组的邀请，给周日佛学班的高中生上课。除了讲授佛学之外，我还特意安排了“古文选读”这一门课。

   为什么要给中学生上古文？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我的专长。不管是在马来亚大学修读硕士，抑或是远赴南京大学攻读博士，我选修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要我开课，我自然选择自己的看家本领。

然而，“文学”这一专业涵盖面何其广。可以谈文化，可以谈历史，甚至可以谈哲学，为什么我放弃许多更有趣味的内容，选择冷门的“古文”来教学？再说，我在教育界服务已近二十载，曾经参与会考出题，也曾参与阅卷，要是肯来点实效的教学，一定可以帮助学生应付会考，乃至帮助他们去考个A回来。偏偏我就是那么一个老师，从来不教学生如何应付考试，更不肯为了五斗米而成为生产考试佳绩的机器。我对教育工作非常执着，总觉得教是为了不教，要让学生透过我的教学学到方法，懂得自学，自行去探索无垠的知识；也让学生从我的教学中养成正确的学习态度，严肃看待学问，一丝不苟地去求真求实。

如果我讲历史，学生听到的决不会是第一手的材料，是我或者其他学者“整理”出来的信息。这不是正确的治学方法。学问如果成为人云亦云的东西，那就要死的学问，其价值肯定要打折。因此，我要引导学生看原典，通过原典来思考，把原典当成是窥探古代的一扇窗口，自行去了解古人的思想，古人的生活。

   于是，我给学生看《左传》，让他们领会古人的历史观、价值观；看《孟子》，体会古代思想家的雄辩、机智；看《谏逐客书》，了解纵横家的辩才，洞悉这些可以决定历史进程的人物的生命价值观；看《项羽本纪》，不但探索历史风云人物的成败得失，还窥望一代史家的史学观；看《列女传》，感受汉代女性的地位；看《世说新语》，一览魏晋士族的风范……凡此，虽然是管中窥豹，但却是踏踏实实的透过原典来看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古代思想。

当然，这是我主观的意愿。客观效果会是如何？恐怕还有许多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因素。我认为学生要能“达标”，就得先一改固有的成见，其一是不要以为古文难读难学，自己不是学习古文的那块材料；其二是不要以为上课就是要听自己听得懂的东西，因为那样的学习是很有限的，学习本来就是为了探索新事物；其三不要那么急功近利，才来三两周就要见到自己的“进步”。我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学生沉得住气，每个星期都来赴约，耐心听讲，慢慢地他一定具备阅读古文的基本能力，并且对古代有一定曾读的认识，不再是人云亦云。

我的对象本来只是佛学班的学生，但是星洲日报彭永兴先生知悉有这么一个课程后，觉得该让更多人参与，遂要求我们开放课程。我既已腾出时间准备，多一些人来听课对我的课程也不会起干扰，故欣然接受建议，开放“古文选读”这门课程给所有有兴趣的朋友参与。星期天早上十一点半，欢迎大家来探索古人的奇妙世界。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6/2007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914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4
走近古人系列[2]
学习古文的方法 对于教学，我总有那么一个想法——优先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就会自动自发，自己去探索。是故，我很赞赏中国近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所言：“教是为了不教。”
古文毕竟是“古董”，和现实有一段距离，要学生培养起兴趣是不简单的事儿。如果我们在教学时，又摆出“这并不是我想教，只是课程规定下来不得已才教”的态度，那么学生学习自然趣味索然。若我们在方法的运用上，又来个“古文逐句翻译”，“古汉语词句辨析”，学生恐怕更要叫苦连天，要从中培养起兴趣更是难上加难的。

我的“古文选读”没有考试压力，也不受课程约束，因此我大可自由选择篇章，让学生广泛的去阅读不同文体、不同内容、不同手法的作品。最近看到大学的课程，一篇古文要用三到五个小时来教学，这是大学生主修有关课目以后不得不作的精读过程；我的课则不然，平均一个星期就读一篇古文，精简扼要地说其内容，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知道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特征就好。如此一来，学生将接触到不同朝代、不同内容的文章，可以管中窥豹，一睹古人的风采。就算你对某个篇章不感兴趣也没关系，因为下个星期的篇章尚可期待。多读，认识面就广泛，在不自觉中就和古人打了交道，对其文字也从陌生到熟悉，乃至可以自行阅读古文，至少也不再害怕古文。去除这层心理障碍，我们才能走进古人的奇妙世界。这就是我教古文的基本方法。

古文可以让我们通过文本认识古代文明，了解传统；当然也可以借古说今，鉴往知来。不过由于师门的传统，我对古文的剖析，一般还是照着文本以及其相关的资料发言，不做过多的分析，以免借题发挥，浮夸连篇。因此，我的课是真正的学习古文，而不是听我个人天花乱坠，瞎吹法螺。

我给学生选的第一篇文章是清代彭端淑的《劝学一首示子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先养成天下事无难易分别的观念，肯去做、去学，那么难的就变成容易了；反之，不肯做、不肯学，那么即使再容易的也要变难。古文学习不正是如此？不要顾虑太多，深信那里头有很多文化遗产，思想结晶，可以启迪我们的智慧，丰富我们的知识，那么就该主动去接触、去学习，哪怕你只是轻轻松松地坐在那边听课，也会从中挖掘到不少宝藏。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6/2007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914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4
走近古人系列[3]
了解古人还得阅读古文 小学五年级华语课本收录了一段双口相声，甲吹嘘自己在假期中阅读了很多好书，乙叫他举些例子，甲举例说有施耐淹的《西游记》。这种张冠李戴的说法，当然要引人发笑，所以乙要劝他阅读还得认真。

相声本是要引人发笑的一种艺术，可是上述情节却毫不夸张，在我们身边常会见到相似例子。犹记得当年一名高级部长倡导政改，搬出了北宋的王安石为例。可是咱的华裔部长大多都不知道王安石是何许人，却以为是唱红《鸳鸯蝴蝶梦》的黄安。

类似的错误，学术上称为“硬伤”，因为错误太明显。虽然是硬伤，却也不过是一种知识上的错误，稍作修正就行。最怕的还是概念上的错误，误解了古人的意思，却还以为自己很了解古人，可以代古人发言。更糟的是有些人压根儿没有看过古文，便以一句话否定掉古人的智慧，说古人的东西都是糟糠。问起他是如何了解古人的，他说是看过张三的《图说中国历史》，李四的《中国思想浅议》，王五的《中国哲学入门》。张三、李四、王五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们的说法虽然可以参看，却不可以作定论，更不可以被引用。即使再高档一点，搬出李敖、柏杨，那还是不够。因为引用今人的东西，就不是第一手资料，就不能作准。因此要了解古代，知道古人思想，一定要阅读古文。

不说今人会犯错误，即使是古代名家，有时候也会因为疏忽而犯错。例如罗贯中《三国演义》有那么一个情节：名将赵云在一次攻城后，与一名赵姓官爷义结为兄弟。官爷为了巴结赵云，还特地安排了守寡的嫂子相见，有意撮合美事。岂知赵云不但不领情，还一拳打破官爷的鼻梁。问起原因，其中一条竟然是“一女不可事二夫”，再嫁要破坏女人的名节。可是，汉代的名诗《孔雀东南飞》，女主角刘兰芝却是被兄长逼迫改嫁，即使兰芝的丈夫焦仲卿当时还健在。即使到了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熙的妻子，是曹操攻鄴后“抢”来给儿子的。改嫁的甄氏不但贵为皇后，其子曹睿还是继帝位的魏明帝呢！因此，汉代末年的赵云说女性不可改嫁是闹了历史笑话的。

要了解古代文化，岂能不直接阅读古文；阅读古文，又岂能不认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7/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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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5
走近古人系列[4]
古文学习不该是冷门 在中国的大学，每年上缴学费最多给行政当局的多数都是中文系。为什么？因为环球吹起中文风，许多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中文系老师，都得到国外开课，不是教授汉语，而是指导传统汉学的研究。因此，他们带回的外汇最多。

我国呢？当然也会受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开办中文系的大专学府已增多，以前只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独树旗帜，现在国立大学方面，国民大学、博特拉大学都开办了中文系，博大晋升为研究型大学后，据说所开办的中文硕士班，还可以直接用中文撰写毕业论文；私立大专如拉曼大学、新纪元、南方、韩江三学院，也都设有中文系，指导学生研究传统汉学。

传统本来就是民族之根，要能延续传统，我们还得靠教育。维护传统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接受教育也不该是少数人的专利。教育要延续传统，负起神圣的使命，则必须普及。在德国，国民要读大学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要如期毕业却不容易；进大学容易是为了让教育普及，不容易毕业是因为要维护大学的水平。这是相当值得借鉴的做法。我曾经吸取有关经验，在关丹发起成立“社会大学”，请名师来授课，学生不论学历资格，只要有心，一律欢迎。这是为了普及教育而有的动作，让教育去传承文化。可惜后来我出国留学后，这个活动也告终。如今回来，却因为一周有五天在250公里之外的立卑工作，许多事务虽有心亦恐无力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关心华社的学习，特别是关丹华社。这就是为什么我放弃难得的周末休息时间，牺牲陪太太孩子的温馨时刻，情愿每周日到佛教会讲古文的原因。最初，我的对象不过是佛学班的高中生，可是，后来他们因故离去，我的古文班学生则彻底换血，来了一批生力军，虽然只是十来人。最令我欣慰的是有父子联袂来上课。这正是我希望能够看到的。父子一起上课，他们将有共同的话题，思想也会因此拉进，这是很值得提倡的。其实，我的古文课已经不再是高中生的语文课，而是中华传统文化课了。我希望的就是有更多的家庭成员联袂过来，一同探讨中华文化，直接透过古人的文章来体会传统。

因缘何其巧妙，南京学习到的功夫，我以为回来之后将荒废，成为屠龙之术。但彭亨佛教会和星洲日报给了我一个机会持续我的学术研究工作，这是我所乐意做的。虽然我很忙，但是为了古文课，我还是宁可每个周六晚上腾出时间备课，哪怕不睡觉也要把一篇古文给看透，以便第二天可以和我的听众共享古人的智慧，探索他们的思想。

环球刮起中文风，学习中文又不能只是学习语文和文法，更重要的是透过语文去了解这流传数千年的文明，承续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4/7/2007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914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5
走近古人系列[5]
岂能一语概括儒家思想 谈到传统，我们就搬出儒家；谈到儒家，我们就搬出孔子；谈到孔子，我们就搬出《四书》《五经》《弟子规》。仿佛按此规律，我们便能学习传统，保住传统。

这是今人好简求易的通病。一切都要现成的、简易的，最好就是一句话就搞定的。流传二千余年，历经无数智者思考的思想，岂能一语概括，一本书便能将其精华道尽？这太侮辱古人了吧？其实，《四书》是宋儒编订，《五经》是汉儒所强调，《弟子规》更迟至清代康熙期间才编撰，除了四书中的《论语》外，都不是孔子原汁原味的思想。搞不通历史的演变，我们便要闹屈原饱读四书五经的笑话了。

要知道，一个杰出的学说，一个深邃的思想，并非一个人打造出来的。最初提出这种思想学说的人，所说的必然只是依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心所向而作的针对性阐述，其中当有许多意犹未尽之处。因此，其核心思想仍需后人来发扬光大。孔子思想在当世并不被重视，是孟子把他提到高峰之处。其后孔孟思想又为汉儒所利用，经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儒家才成为“正统”，达到类似神权宗教般不可企及的高度。后世儒家学说，也经常被改造，以适应时代所需。有者是改良，有者却是当权者为了巩固政权而蓄意改造的。因此，我们今天批判儒家，不可一概而论，一切都算到孔老夫子的账下；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过度推崇儒家，乃至不察有关学说或思想是后人改造的。唯有实事求是，去芜存菁，我们才可以承续儒家思想的精华。

举个例子，我们今天看到男女不平等、人民对统治者不问是非的效忠，都要批判儒家，以为那是孔孟种出来的恶果。可是，“三纲五常”却是汉儒确定下来的，其中 “君为臣纲”就予人必须绝对效忠统治者的想法。这些想法恐怕并不是孔孟所有的。《论语》记载过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的答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做君王的要像君王，做臣子的要像臣子。《孟子》的记载则有进一步的阐述。孟子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也。”我们该特别注意孟子说的“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也”，意思是说如果君王没有尽到他的义务，乃至“贼其民”，那么这种君主就不配称为“君”，人民是可以推翻他的。在回答齐宣王询问关于周武王伐商纣的对错时，孟子便斩钉截铁地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孟子不是宣扬愚忠的始作俑者。后世若不实事求是，往古书中去了解，但凭人云亦云，便无法理解儒家真正的思想。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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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5
走近古人系列[6]
学习不曾学习过的 “我都听不懂！”是我们不愿意学习的最好借口。

如果叫我们去非洲听当地土著演讲，我们不谙他们的语言，“听不懂”当然是事实；又或者让我们去听火星人演说，“听不懂”更是堂皇的理由。但是，如果叫我们去听自己日常所用的语言演讲，我们也以“听不懂”推搪掉，这就不是理由，而是借口了。

其实，我对“听不懂”甚感纳闷。“听得懂”，我们还去听干嘛？这不是浪费时间么？终身就只是去听自己熟悉的话题，哪管它是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我们又如何能够学习到更多知识？坎井之蛙但只满足于井下生活，又如何能观赏到东海的浩淼，如何感受东海之鳖的视野？

“习惯”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阻力。习惯了眼前的，我们便安于本分，忘记了还有更新奇的“未知”在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习惯了自己的能力，便不思前进，只图满足于自己当前的所知所学，对于无垠的知识海洋视若无睹，乃至不肯一窥其奥妙。将“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套在这些人身上，绝不是欲加之罪之举。

在中学执教期间，我曾兼教数学。当年中三学生学习的内容，今天是在中五的课本才看到。难怪大学老师常要慨叹一蟹不如一蟹，高中毕业生的数学程度，无法跟得上大学数学水平。可是，谁会关心这点？SPM数学考获A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的高中毕业生还欢着呢！

中文的学习是不是也如此？昔日中学生该读的古文，今日中学课本不复见，我们却还陶醉在会背诵《三字经》《弟子规》之中，认为我们都通古代文化，承续着古人的文明。

犹记得约二十年前，一位朋友得到奖学金到日本留学。这位学业已经稍有成就的女生本来是不懂日文的，对于日本更是一无所知，可是幸运之神就是那么眷顾她，给了她这样的机会。在兴奋之余，她却还真不知道去那边要做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告诉她“去看看总是好的”，叫她更加彷徨起来。“去看什么？”这是一直困扰着她的。可是，她接受命运的安排，还是去了日本。今天，我们还是没有告诉她去看什么（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懂），她的视野、她的治学能力、她的观点已经说明一切。如果当初她只是安于眼前，没有跨出那一步，恐怕她的岁月还是二十年不变的。

因此，我总是要劝诫我的学生，要勇于听自己听不懂的讲座，也要敢于看自己看不懂的书籍。耐得住性子而又坚持下去的人，才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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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6
走近古人系列[7]
螺旋式学习 我对现今学校学习古文的状况是不表乐观的。

那天一位朋友劝我大可积极看待，因为现在许多社团都在推动读经班，小学生也琅琅上口的背诵古文了，或许明天会更好！

是的，该庆幸社会上还有那么多热心人士在积极倡导学习古文。只要不把这种风气变成一种技艺表演，以满足一些人的虚荣，相信活动持续下去会见到成绩的。

读经的效果如何尚言之过早，仍有待时间的考验。要知道，事物的普及并不等于成绩。例如当年我国羽毛球队在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重夺汤杯，“夺杯”的热潮一时席卷全国，到处都看到人家挥拍打羽毛球。过去，小学生出门前高喊：“妈，我去补习了！”已逐渐改口为：“妈，我去打羽毛球了！”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表露无遗。但是这种热潮就等于我国的羽毛球运动欣欣向荣，不断迈向前么？那些背着书包和羽毛球拍上学去的儿童到了哪里？热潮带来的只是热闹，不是成绩。最近足球队失意亚洲杯，更让我们看到在我国最普及的足球运动，竟然是那么的“脆弱”。问题出在哪儿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普及”并不等于成绩，甚至还可能模糊了焦点，俗化和浅化了根本。

其实背诵古文是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古人学习大多就是靠背靠记，朴拙不已。但是，他们的学习是从广面入手，强调多读多记，不局限于一经一传。这个月读《论语》，下个月翻《孟子》，再下去又看《春秋》……他们深信一旦知识面广了，学习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在古文班教学中便有这样的经验。最初大家对某个词语如“榭”“舛”“遄”等都感陌生的，但是因为在不同的篇章中反复出现，于是这些词语就不再陌生了。同样的对一些人名、术语、概念也是如此，反复接触您便熟悉。

这情况就像一些人说历史难读，因为要背许多人名、年代一样。那是因为他一个月只翻开书本一次，每次翻开书本就逼迫自己去背去记，不苦才是怪事。但是如果他每天翻翻历史，反复阅读，人名和年代在不自觉中就打进脑子，熟悉不过，这就不知 “背诵”为何事，没有什么难度可言了。这种学习方式，在当今的教育学中叫做螺旋式学习（spiral learning），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学习。不过，前提就是您必须克服各种心理障碍，不畏困难地坚持去做，才能收到融会贯通之效。古人虽不懂教育理论，却通过实践告诉我们他们是有一套理论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4/8/2007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914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6
走近古人系列[8]
解读古文的两大方法 历来阅读古文有两种方法：一是古为今用，二是知人论世。

古为今用者，是借助古文来论述自己的观点。观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古人的言论只是配角，只为了论证他的观点。至于古人的意思是不是如此，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只要搬得出名家就是一个论据。这种做法起源很早，早在汉代就有人这样做，我们且称他们为“今文学派”，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六经注我”，也就是引用古人的话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其后一直都有人这么做，像清末康有为就是这方面的大家，当然你我身边也有。

知人论世者，相对就拘谨得多了。他们不敢乱说话，甚至坚守有话才说，否则就放弃发语权。怎样才叫“有话”？就是有所发现，有所根据，而且必须是确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才会谨慎说话。不但如此，他们还不愿意说别人说过的话，坚持有了新的发现才发言。这种做法的起源也很早，“知人论世”本来就是战国时代孟子所提出的。我们且把这类学者称为“古文学派”，他们用的方法是“我注六经”，小心翼翼去研读古文古书，站在古人的时代、古人的立场来分析问题。清代从事考据的学者很多，但是民初闹革命，可怜这些学者被判为老学究，食古不化，从此没有了市场。今天，你我身边就比较少见这些人。

今文学派的做法，是有其时代的针对性的。他们能发挥的作用也很大，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要经世致用，让古人复活，甚至让他们来拯救世人。当然，如果他们发挥得好，或说或写，自会造成一种风潮，引导世人革新。古文学派则不然，他们只是就事论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敢随便代古人发言，更不敢说古人也有预知今世的能力，早就洞见当世的弊端。这类学者在当世往往被忽略，共鸣者寥寥无几。不过，如果用历史眼光看，却只有他们的成就会受器重，他们的贡献将会传世，并且绵绵不断地持续下去。

虽然我们知道最好的方法是二者结合，既能古为今用，又能知人论世。但是，历史却残酷地告诉我们，能如此超越的人寥若晨星，二分法仿佛就是历史的必然。聪明的你，是否有信心创造历史？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8/2007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914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7
走近古人系列[9]
作者之心，读者之心 作者之心指的是作者创作的原意图，读者之心指的是读者看了作品后的理解。
时代距离越久，抑或作者资料越少的古文，越难读得懂。或更确切地说，更难读懂作者的创作意图。于是，对于这样的文章，我们只好以作者之心去领会，解读出来的不一定是原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读者的再创作。
喜欢创作的人，看文章比较喜欢用读者之心去看，往往不求甚解，但有所得就是。他们或会断章取义，或会曲解作者原意，然而他们并不会在意，因为他们但求实用。例如唐代大家柳宗元的寓言散文《黔之驴》，就被一些人解读成是“摸着石头过河”之道。他们解读这篇寓言的角度是放在老虎身上，认为老虎在没有弄清对方底细之前，存有恐惧心理，但是它敢于试探，从最初的“稍出近之”到后来的“往来视之”、“近出前后”、“稍近益狎”，以至“荡倚冲冒”，待驴子漏了底之后，便“跳踉大㘎”。这个过程在在的说明老虎是以实际行动逐步摸清驴子的底细，才大胆果断地攻击对方要害，致敌于死地。这种解读方法是“经世致用”的，对读者深有启示，但恐怕不符合“作者之心”。
《黔之驴》本是柳宗元的《三戒》之一。他在序中明确指出：“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诚然作者是冲着那些没有本事，却凭靠外力来逞强，乃至胡作非为的小官僚而写作的。带有很强的政治现实的针对性。在《黔之驴》一文中，作者在文末说：“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同情驴子的遭遇，骨子里却是讽刺那些徒有其表，却不知自量，或是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实际能力，或是为环境而忘记了自己，轻易便搬出仅有的伎俩来唬人，结果反而是招致杀身的祸害。
可见作者之心和读者之心有时候是有距离的。作者写作时，或局限于时空，所以其内容仅作针对性的阐述。然而，由于取材具有普遍的价值，历久而不衰，读者在阅读时，是可以针对现实而作出新的诠释的。不过，在解读中，我们还是倡导要先阐明作者之心，才进一步联系现实，阐明读者之心。这才不至于借古人过桥，张冠而李戴。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8/08/2007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914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7
走近古人系列[10]
意念与形象 我们分析文章，往往从三方面着手：言、意、象。
“言” 指的是文章的语言。语言除了要表情达意外，还得精心锤炼与取舍，并组织成优美的文句，琅琅上口，让读者有往下看的兴趣。“意”指的是文章的主题。主题除了要言之有物外，还得出类拔萃，不落俗套，既道出他人所没有说过的，也说出他人所不曾想到的。“象”指的是文章所塑造的形象。“象”除了要鲜明具体外，还得兼顾与文章主题的联系，让读者在感受到具体的形象的当儿，也深化对主题的认识。“象”有时候也称为“境”。有象无意的文章是肤浅的，只图博君一笑，无甚深意；有意无象的文章是艰涩的，一般读者恐怕不能意会，看了不留印象。
明乎此，我们就不奇怪为何《论语》、《老子》难读，而《孟子》、《庄子》大受欢迎。孟子和庄子都是说故事的能手，他们善于将深奥的哲学命题通过诙谐有趣的故事表达出来。例如孟子说的“五十步笑一百步”，就深刻的揭示了人们只会往外看别人的弱点却不懂往内反躬自省，在笑话他人的同时其实自己也正犯上同样的毛病。庄子的“庖丁解牛”，也深刻的揭示万物皆有其规律，不谙规律者只会处处碰钉，明于规律、服膺自然者则游刃有余，无往而不利。
有句成语叫“受宠若惊”，《汉语大词典》认为出处是欧阳修的《辞特转吏部侍郎表》，这是就当今词义而寻出的源头。其实，《老子》第十三章载：“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这句话更好的诠释为何“受宠”也要“若惊”。因为在老子的眼光看来，“宠”和“辱” 是孪生兄弟，“得宠”的当儿其实也就是“受辱”的开始。世人不明于此，所以常常竞相争宠，博取出位。其实若不按凭真本事，一切巧取只会带来更大的耻辱。
然而，老子的这一段话却不好懂，因为只有“言”和“意”。能通过言而得意者寥寥无几，所以历来就很多通过“象”来说明这种论点。例如《法苑珠林》便收录了《冤魂志》的一则有关如意的故事：如意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但却不是吕后所生，而是戚夫人的儿子。长子是吕后所生，被立为皇太子。由于戚夫人得宠，刘邦屡屡想废太子而改立如意。只不过因为群臣的反对，刘邦只得将如意策封于赵。刘邦驾崩后，吕后便采取报复行动了。她先把如意带回长安，以残酷的“拉刑”将之处决，又将戚夫人的手脚肢解，称她为“人彘”。
听老子的大道理，没有多少人会领悟；看戚夫人的故事，没有多少人会不为之动容，引以为惕。这就是“象”的奥妙。
可是，古人却也说“得意忘言”，“言”尚该舍弃以得意，“象”就更加不必说了。这时阅读的层次问题。窃以为要真进入学术殿堂，恐怕尚得以意为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8/2007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914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7
走近古人系列[11]
师生关系 《送东阳马生序》是宋濂晚年（1378）所作。宋濂，《明史》有传，被誉为“（明）开国文臣之首”，因为明初的官方文书、礼乐制作多由他主裁。他曾经受诏主持《元史》的编纂工作，不过《元史》历来受到的评价不高，因为朱元璋下令编纂前朝历史，带有太强的政治目的，在一年之内就完成，过于草率。清代学者钱大昕便讥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序”是一种文体，古代写文章赠送友人称“赠序”，这篇文章即是宋濂写给当时一位励志勤学的青年马君则的。
写文章赠予晚辈，当然会多加勉励。宋濂这篇文章就是如此。作者觉得马生勤学好问，与当时的年轻学生大有不同，故作文给予表扬和肯定。文章是先写作者本身的经历，说明当时学习的艰辛。作者年少时学习环境欠佳，即连生活基本条件，也是窘困不堪。他回忆说当年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但求能充饥，“无鲜肥滋味”可谈，为了学习还常要背着书箧、拖着草鞋行于深山巨谷之中。名师和书本是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作者生活条件差，无从买书，只好向他人借书看。由于都如期归还所借的书本，因此作者可以“遍观群书”。看书当然也要作笔记，写下重要的材料，当时没有复印机，作者只得手写笔录，即使天寒地冻，手指僵硬了，还是坚持不懈，以便在归还书本前能看完。至于拜师学习，作者得到百里外去请教先贤。向师长求教时，作者是毕恭毕敬的：不但“立侍左右”，老师给予指教时，更是“俯身倾耳”细听；遇到老师叱责时，就更加谦恭，“不敢出一言以复”，待老师欣悦了，才再请示。如此刻苦的学习，“卒获有所闻”。作者学业有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坚持实践自己的理想，对同学的优厚生活条件，从不羡慕，他说：“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作者反观新一代的学生，吃的穿的都不必担忧，有官方和父母供应，学习场所也是豪华大宅，不必再出外奔走。书本学校里头都齐备，即使是老师，也是学校所聘， “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的。所以作者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文章写得很好。我中学时读后印象深刻，觉得学习就是该当这样刻苦的。至于对待老师，我也是仿效作者所言，绝对尊重老师，而且毕恭毕敬的。因此，我也“卒获有所闻”。不过，“读者之心”是千差万别的。老师读了，或许会深为认同；学生读了却说宋濂是过时的老古董。据说有大学生在老师午休时硬闯府上请示，老师颇不悦，并问他是否读过《送东阳马生序》，学生反而感到委屈不已，说老师以古文压人。
宋濂采用的古今对比方式，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法。让读者在比较之后懂得珍惜当前所有，并学习他人的精神和长处。可是，现代的社会风尚却不喜欢比较，不喜欢听到别人有多好、怎么好，觉得那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一律加以排斥。“岂他人之过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1/0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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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8
走近古人系列[12]
孟子的辩才 《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段文字经常被摘取当中学教材，并另题篇名为《齐桓晋文之事》。篇名是仿效先秦儒家篇章只取开头句的作法，例如《论语》第一章开头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于是篇名便作《学而》。因此对于题目没有必要仔细辨析其含义，免受误导。
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中的两人。齐宣王有意仿效他们成为一时的霸主，所以在接见孟子时，开头就请孟子谈谈二位霸主的事迹，希望从中学习。孟子毕竟是辩论高手，不落入齐宣王的话题中纠缠，并马上化被动为主动，直截了当地告诉齐宣王说孔子的门徒都不谈春秋霸主的事，所以他对此一无所知，要谈就谈“王道”。
于是，齐宣王便只好转问该如何行“王道”。孟子的答案很简单，他说只要能够“保民”的就是行王道的仁君。这便引起齐宣王的兴趣，追问像他这样的君王，是否算“保民”？孟子斩钉截铁地说算，这倒叫齐宣王对他的肯定感到奇怪了，便追问下去。孟子于是搬出齐宣王曾经“以羊换牛”祭钟的故事作证。原来孟子来之前已经做好功课，知道齐宣王曾经因为看到部下牵牛去祭钟时，不忍心见到牛吓得发抖而让部下把牛给放了。可是又因祭钟的仪式不可以废除，只得让部下换只羊代替。齐宣王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孟子却煞有其事地表扬他，且怪老百姓不理解他的作法。这么一来，可正触及齐宣王的“伤口”，便虚心请教何以老百姓不能谅解他。
孟子这才说明老百姓其实是没有错的，因为如果真是同情牛而放生，那么羊和牛都是一条命，齐宣王以羊换牛，本质上又有何分别？这可把齐宣王更陷入窘境而想知道原因了。最后孟子才徐徐道来，说这就叫“仁”，因为君子对于禽兽，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所以他们住的地方都要远离厨房；而今齐宣王见到牛发抖而不见羊，故以羊换牛，这正符合君子的心态。
孟子这么一提，齐宣王便告释怀，在不自觉中，思维完全受着孟子的话语左右，更虚心请教“王道”了。
孟子的成功即在于善于捕捉对方心理，投其所好地引对方跟随自己的想法，进入自己的话题之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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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8
走近古人系列[13]
不能与不为 孟子引起齐宣王对行“王道”的兴趣后，进一步地鼓励他这么做。但是，齐宣王倒迟疑起来，认为自己无法做到。于是孟子告诉齐宣王，他之所以不能成就王道，是 “不为也，非不能也”。齐宣王却搞不通“不为”与“不能”有什么不同。孟子便进一步解释：如果叫一个人挟着泰山跨越北海，那个人说：“我不能。”那的确是 “不能”。但是如果叫一个人为长者折根树枝，那人也说：“我不能。”那就是“不为”，而不是“不能”了。
清代的彭端淑写了一篇劝子侄努力求学的文章，也是在阐述“不为”与“不能”的道理。他举了一个例子：话说四川偏僻的地方有两个和尚，一个富有，一个贫穷。某天，贫穷的和尚告诉富和尚说他想要去南海普陀山朝圣拜观音，富和尚感到很惊讶，便问他打算怎么样去。穷和尚说他只要带着随身物就够了。富和尚不禁揶揄他，说他已经筹备经年，打算租赁船只过去，却还是不能成行，穷和尚斯举无疑异想天开。可是，事实却是：穷和尚用了一年的时间，成功踏足普陀山，了却一桩心愿。
穷和尚的成功是在于他肯去做，富和尚的不能成功，是在于他没有去做。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穷和尚没有想过“不能”，只知道“为”；富和尚只想到 “不能”，所以始终“不为”。因此，彭端淑的结论是精辟的。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无论是孟子或彭端淑都好，都点出了做事情的关键之处——有心去做，则事情便有成功的可能；不肯去做，则一切都免谈了。
学生求学何尝不也是如此？我给中学生上古文，他们最初都因为陌生而感到学习上有困难。但，难得的是他们肯学，愿意学。一年下来，即使我不先讲解，让他们看一篇古文，要他们猜猜文章写些什么，他们都能说出一个梗概。可惜后来反而是负责老师担心他们学习不来，另择名师指导，我只好慨叹：“不为也，非不能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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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50
走近古人系列[16]
庄子的逍遥 《逍遥游》一向被认为是庄子的代表作。因为它不但体现了庄子的思想内涵，也表现了他的散文风格。这篇文章可划分为三节，第一节先由几个小故事串成，包括鲲变身为鹏后高飞，蜩、学鸠、斥鴳（麻雀）的讥笑，彭祖的高龄，宋荣子、列子的成就等，然后总结出作者的立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段文字被中国当局选录在中学课本第四册中，我国则是师范院校大学预科班选读。
这一小节文字其实不太好理解。但是其中的小故事却写得深具典型意义，隽永而耐读，所以被抽出来讲述，流传甚广。然而，流传开去的故事，往往会与原文主旨大相径庭，难逃断章取义之嫌。例如开头写北海有只大鲲鱼，突然摇身一变为大鹏鸟。大鹏鸟展翅高飞，一冲天便直上九万里，足于傲视一切，睥睨万物。可是，地面上看到它高飞的蝉、鸠与麻雀，却深不以为然，讥笑它何以如此高飞，穿梭在林叶之间，不知何其“逍遥”。因此，我们今天便引用这个故事来说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讥笑小人物永远不会知道胸有大志的人何以要有那么高的理想。
《逍遥游》当然是要说逍遥。但是怎么样才叫真逍遥？鹏的高飞是逍遥，蜩与学鸠自在的在林叶之间飞行就不叫逍遥了？所以有人认为道家崇尚自然，庄子不会讥笑蜩与学鸠的无知，而是赞同它们的自在。他们认为人各有长短，只要按真性情处世，就是最好的做法，不要羡慕他人的能力比自己强。言之凿凿，听者不知是否藐藐？
若仔细阅读原文，庄子是既否定鹏，也不认同蜩与学鸠是逍遥的。为什么否定鹏？庄子说鹏要飞在九万里的高空，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如果翅膀底下的风太薄，即使有大翅膀也是没有办法高飞的。这么一来，鹏鸟的作用可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了，哪里还称得上逍遥？至于蜩与学鸠，庄子则用了较多的文字来阐述小和大的不同。首先他指出如果到郊野去，只带三餐粮食就够，因为一往一返就那么一天；但是如果去百里外的地方，就要带一天的粮食，去千里外则不得不备三个月的粮食了。庄子慨叹，这岂是蜩与学鸠所能理解的？从这里延伸开去，庄子又慨叹世人都赞彭祖长寿，却不知道溟海的龟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上古的椿树，更是以八千年为一个秋季。无知并不表示正确，只生存一个白天的虫子，永远不能体会一个月的时光是怎么样的；春生夏死的蝉也不会感受到一年的季节是如何过的。因此庄子忍不住要问，这种无知“不亦悲乎”？
我觉得庄子的确是个超前的思想家。他看出天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大鹏高飞的时候，能够描绘鹏从高空望下来的 “气”的情景。这是不同境界的一种表现。庄子寓言中所透露的正是人生中存着不同的境界可以去开拓。他不会同情于蜩与学鸠的盘旋，也不会满足于鹏鸟的高飞。前者无知，后者有所待，都不是最高境界。人生还有一个“无”的至境，即透视自然的规律后再按规律处世，不为己，不求功，不为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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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51
走近古人系列[17]
孔子与学生 《论语》中收录孔子的言行，理解上产生歧义最大的要数《先进》一章中的《侍坐》。
记载是这样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某次在孔子身边侍候着。孔子便让他们各说说自己的抱负。子路率先表示如果有机会让他去治理国家，即使是连年岁荒、频频受军事威胁的小国，只要给他三年时间，他便可以将它治理好。孔子听后“哂之”，然后再问冉有。冉有说他能在三年内使六七十方里内的人民安居乐业。公西华跟着也说出了自己的抱负，他情愿当个小小的相，让人民守礼。最后，孔子问曾皙，曾皙“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说他的抱负与前三人的不同。孔子说： “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于是曾皙说他希望在春天时与几位好朋友连同几名童子一起去郊游，尽兴后结伴同返。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地说曾皙的看法和他一致。子路三人离开后，曾皙留了下来，并问孔子为何刚才在子路说后“哂之”，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接着曾皙又逐一问其他人的看法如何，孔子也针对他们的见解一一作了评述。
会产生歧义是因为当中有几个句子不好懂。例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一般解释为孔子和子路他们对话时，曾皙在弹瑟，直到孔子问他才放下瑟作答。可是孔子在和学生谈话时，会有学生在一旁演奏乐器不理会么？在玩乐器的曾皙又能同时留意到其他同门与老师的对白么？这是说不通的。
又如“哂之”，它在文中出现了三次。一般注释本（例如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对前一个“哂”的解释是“微笑”，对后两个只解释为“笑”。如果说曾皙问孔子为何“笑”子路，则这个笑便带有“讥笑”的意思。孔子回答时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明显地也是因为觉得子路的口气太大，不符合礼，所以“讥笑”他。但是，为什么第一个“哂之”又要解释为“微笑”？
我想这是因为自汉儒以下，我们都把孔子的形象抬得太高了。像上述孔子和学生的一番对话，也要强行解释为孔子在教导弟子，而且用了颇先进的方法在引导学生说话。所以子路说了之后，孔子要微笑示意，给予鼓励，这样才能引发其他学生也相继发言。可是，无论是曾皙或孔子本人，都知道先前他的笑是有不屑的成分在内，或至少是不以为然的。何以看得出？因为下来的几个学生说自己的抱负时，是一个比一个的抱负低的。这显然是受到孔子“哂之”的影响。曾皙的说词则是在观察老师对同门的反应之后而构思好的，有投机的成分。
至于把曾皙所说的解释为是个“大同”的美景，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国的画面，似乎也太过了。难怪一些学者要质疑这个理想是道家的，而非孔老夫子的。
其实，孔子和学生的这番对话是在他晚年的时候进行的。孔子周游列国受到挫折之后，对自己的政治理想难免要做出调整。他更关心的是个人的修养。因此，这时候子路谈的抱负，是孔子在实践之后知道难于实现的，所以要“哂之”。而孔子的不经意，却影响了学生，不自禁地把理想都降低，以致曾皙只要求生活能和谐就好。
孔子的反应并不影响一代宗师的声誉。相反的，因为实事求是，不把孔子神化，我们反而更能贴近真实的孔子，更能体会他的伟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10/2007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52
走近古人系列[20]
屈原之死 梁启超先生说：“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这不只在于他是第一位具名的伟大诗人，还在于他是第一位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诗人。倘若屈原不沉江，他的诗作便缺少了几分悲壮，他的生命历程便少了悲剧色彩，那么其作品是否依然具有如此魅力倒难说了。搞不好还要落个自我吹嘘的自恋罪名。
“以自杀作为出发点”，可探讨的课题包括屈原为什么要自杀？屈原的死是否应该？其价值和意义何在？
屈原有篇短文《渔父》，颇带有寓言的味道。司马迁给屈原作传时，把全文都摘录了进去，当着史实看待。文章很短，就只有两百字，但却勾画出自己处世的立场。文中的渔父当是虚构的人物，由他来衬托作者的生活态度。作者说他被流放时，遇上一位渔人，渔人认出他是当朝的官员后，非常惊讶，便问他何以到这个地方来？屈原的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个人与社会不能协调的哀叹，也是作者不被理解的孤独。若再往深一层想，屈原这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自古以来，士人都有忧患意识，对于时局总较常人敏感，仿佛具有洞悉历史发展的异能。在屈原之前的孔、孟是如此，在屈原之后的杜甫、苏轼也是如此。若不对比屈原的其他作品看，我们恐怕要误解屈原不过是个自视过高的狂人。其实，当时屈原所处的楚国，是可以一统中原，与强秦相抗衡的。屈原有过人的政治视野，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主导着他的政治观念。可是历史残酷的告诉我们：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人，是最孤独的。悲剧就是由此产生。
渔父当然不能理解屈原的想法。不但要否定屈原的清醒，还要教他怎么做。于是他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这是要他同流合污，向世俗看齐，对现实妥协了。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这里。伟人以天下为己任，凡人但求能自保。儒家虽然着重“兼善天下”，但是孟子尚言“穷则独善其身”，留住有用之躯，尚有发挥自己的理想之日。无怪乎当时的士人“东家不打打西家”，穿梭于诸侯之间但求施展自己之长。我们的屈原先生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明确地对渔人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番铿锵有力的说辞，说明他的死并非是对楚国或楚王愚忠，而是因为士人的特殊傲骨。
屈原并非在见过渔父之后便自杀，因为他还有机会回到朝廷，然后又面对二度流放的打击。可见他最终的死并非偶然的，更不是一时想不开，否则这种灵魂便太脆弱，不值得歌颂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不协调，观念与行为的不一致，制造了系列的矛盾，迫使诗人得面对“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屈原的死给我们诠释了重于泰山的死法，所以为后世所歌颂。当然，凡歌颂的必会走调，但云屈原爱国忠君，显然是不能反映屈原的品质。端午与屈原扯上关系，可以让我们省思的不只是爱国，而是对理想的执著与追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11/2007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53
走近古人系列[21]
贾谊与屈原 屈原自沉汨罗江，留给后世讨论的话题是无穷尽的。我认为其中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屈原对理想的执着，以及矢志不移的意志。也许有人要质疑这未免太浅，万一有人也效仿之，考不上理想的大学，嫁不到理想的伴侣，便自沉关丹河，其生命的光辉是不是也可以和屈原相提并论？这可是不读古书，亵渎古人之说了。庄子的《逍遥游》揭示了人生境界是有不同的层次的，许多看是相似的事情，其实质却决然不同，其意义当然也就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屈原和贾谊并列同一传，致使后世常把二人相提并论。其实，贾谊继承的是屈原文学上的成就，特别是骚体赋的传承。至于二人的品质和思想，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司马迁把他们放在一起，或许是认为两人在政治的遭遇上有相似之处，都是悲剧主角，空有前瞻性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却不为朝廷重视而在政治上被边沿化，予人“怀才不遇”之叹。可是历史仅有相似，不会相同。贾谊和屈原的际遇是同中有异的。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楚国灭亡之际，贾谊却是汉朝刚建立不久，其后历史还赞扬汉初“文景之治”的汉文帝统治时代。屈原《离骚》中感伤的是楚怀王之不察，忧心的是楚国人民；贾谊《吊屈原赋》感伤的却多是个人的际遇，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屈原自杀后数十年，楚国正如他所忧心的一样灭亡；贾谊死后，文帝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其中一些政策还参照了他的政论。可见二者的遭遇只有相似却不尽相同的。
贾谊“怀才不遇”获得许多同情票，连带的，对他没有知遇之恩的汉文帝便要受到指责。李商隐诗曰“不问苍生问鬼神”便有讥讽文帝之意。事缘汉文帝最初重用贾谊，更想任命他为公卿，但是因为遭遇老臣子的反对，才不得不把他送到湖南当长沙王的老师。间中文帝曾召见贾谊，但是见面时却不谈国事，只谈鬼神，而且表现得热衷不已。其实，贾谊被贬之处，正是楚国所在地，楚辞的浪漫本来就是因为楚地的风俗所造成。文帝召见他想了解楚地的风土人情，是在情理之中，并非文帝不爱苍生只好鬼神。
后世苏东坡在《贾谊论》中对贾谊就有尖锐的评论，他说：“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苏东坡看到的便是少年得志的贾谊，不堪一击，不过是贬谪到湖南，便仿如世界末日，痛苦不已，乃至写下《吊屈原赋》那样自我感伤的作品。苏东坡进而分析当时候排挤他的老臣，都是扶持文帝登基的要臣，贾谊却无视于此，想要“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这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没有致力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是贾谊的失策。所以在指责贾谊不理解汉文帝之余，还要谴责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
苏东坡的评论是中肯的。贾谊被贬长沙，并非坏事。文帝面对老臣的责难，当然要平息他们的怨气。将只有二十余岁的贾谊贬到湖南，当是权宜之计。何况，自高祖刘邦以来，汉皇都希望稳定南方，长沙是南国的主要壤界，地理位置重要，让贾谊过去实在不能说是贬谪边缘之地，而是另有政治意图的。对贾谊来说，他应该将此视为个人政治生涯的一种实际锻炼，才会有“不过十年可以得志”的转折。至于召他回京，然后再拜为梁怀王的老师，则是授予他更大的使命了。梁怀王是文帝最小的儿子，“爱幸异于他子”，这是《史记》《汉书》都有记载的。将梁怀王交给贾谊来带，就等于将未来的皇帝的教育权交给了他。这是何等重用？文帝又岂是不懂用人？
贾谊后来是知道的。他的《吊屈原赋》凄婉哀怨，但是后来的《陈政事疏》却是传世之作，曾国藩更誉为“千古奏议，推此为绝唱”。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成熟。只可惜的是造化弄人，梁怀王不幸坠马身亡，贾谊也因此自我痛责而抑郁而终。我们看待贾谊，实在不能只是看他前期的作品，后期的更为重要。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0/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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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53
走近古人系列[22]
爱国诗人屈原

我国（马来西亚）小学语文课本收录了一篇有关屈原的文章。可是文章反复提到“爱国诗人”，却找不到“屈原”两个字。我对此深感纳罕。是因为屈原的姓氏不在规定的字汇表里，所以不能提么？还是因为课文必须“去中国化”，所以连历史人物的名字也不可以提？姑且不去追究原因。我们关心的是课文的编写给老师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在深究课文内容时，老师无法说清楚为什么那个跳河自杀的古人会被冠以“爱国诗人”的名堂？他的爱国行为表现在哪一方面？“诗人”的头衔又从何而来？如此语焉不详，屈原的高贵品质与精神，肯定无法有效传达。
屈原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具名诗人，这是中外历史都承认的常识。所以称他为“诗人”无人会非议。但是不读《离骚》《哀郢》《天问》《招魂》等诗篇，屈原之才恐怕难以体会。其爱国思想更加难以解释。只想从史实来判断，屈原的爱国情操肯定难以说明。所以大多数老师在讲述屈原投江一节时，总是选择批判，认为此风不可长。
屈原爱的“国”，当然不能等同今天的“国家”概念。那是诸侯国。屈原是不是爱国？司马迁的一番话透露了玄机。对于屈原的志向，司马迁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所以他说他到长沙观屈原自沉之处时，不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是后来读到贾谊的《吊屈原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顿时又默然若失了。司马迁这番评论，仿佛责怪屈原，认为以他超人的才华，若是游事于诸侯之间，哪个国家不能容纳他呢？他大有发挥个己才华的地方，何必要把自己弄到这种地步？
《史记》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历史巨著，司马迁的史家地位更毋容置疑。何以他会如此看待屈原？司马迁的话其实说得很清楚，他是顺着贾谊的评论而说的。贾谊说：“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兮，摇增翮逝而去之。”贾谊认为在乱世之中遭祸害，屈原自己要负上责任。为什么？因为凤凰也会寻找有德之君才下来栖息，一见有危险就振翅高飞了。屈原若肯游历九州，大可觅得会赏识他的君主，何必对故都恋恋不舍？司马迁和贾谊所处的是大一统的时代，所以没有“九州”可以游离，所以对屈原的没有离开有“怨言”，认为屈原失算了。何况当时是纵横家辈出的时代，替诸侯国谋策以灭己国的也大有人在，屈原又何必对楚国忠心耿耿？正是这样的反面评论，更突显了屈原的品质。司马迁的反语，更烘托了屈原的“爱国”意识。
屈原说“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又说“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看来真正爱国的人的确不是那些与世推移之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11/2007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55
走近古人（33）
学习古文没有捷径 最近与一些同道谈起古文的学习，我坚持认为学习古文没有捷径可循。
上个世纪80年代，教育部编订中学课程时，强调课本必须本土化，减少采用海外的文章。一些同道担心古代流传下来的中国美文会因此失传，于是用心良苦地编订了“名句精华”，希望借此让中学生仍有机会学习古文。二十年过去，结果如何？诸君自可目睹，不必我赘言。
近年来也有一些有心人倡导背诵古文，并且想方设法地编设了许多有利于背诵的技巧，目的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可以接触古文。效果如何？目前还不是下定论的时候，我们只能观望。但是如果倡导者把背诵古文当成万灵丹，吹捧得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教育下一代，我会站起来反对。
我在这个专栏撰写的前几篇文章，都环绕着《论语•先进》的一小节来写。虽然我看过各家的注释，也尝试理清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但是一切依然不能成为定论。这是因为资料依然不足于说明问题。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也得费上那么大的力量，困扰我这搞文献出身的文学博士。如果说只要会背诵，日后自然而然就会懂得文章的含义，我实在无话可说。
要学好古文，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去看各家的注释，同时还要了解作者的背景和所处的时代。对于文章中的歧义，我们也不必急于作出定论，只要了解各家的说法，并且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就好了。至于文章的基本思想和中心主旨，基本上还是可以捕捉得到的。对于作者如何立论，如何表达内容，却得分析清楚。
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却不是做不到的事。
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养成较务实的作风。先对古人存几分敬仰之心，再谦虚地向他们学习。轻率的否定古人的智慧，鄙视他们的文章，即等于无视于千百年来传颂古文的先贤，认为自己比前人都来得高明，这是没有根基而又自视过高的狂傲。
发表议论是容易的，实际的行动却更重要。否则只是纸上谈兵，于人于事毫无助益。因此，我每周六在星洲日报发表一篇“走近古人”的文章，每周日在万佛殿讲解一篇古文，不外就是希望大众有机会多读多学。
我认为要学习古人的智慧，不要囿限于一家一派，要博览，要广读。因此，我不会认同于只倡导一部书的做法。我讲的文章，上至先秦，下至晚清；既有儒家，也有佛老。只要是好文章，我就给予介绍，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认识我们的祖宗的智慧，继承与发扬先辈传递的文化薪火。
我议论一番后，同道多表赞同，也给予赞叹。可是，当问及我的文章有多少人读，我的课有多少人上时，我却惭愧得低下头，噤若寒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0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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