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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莫砺锋教授“唐宋文学专题（杜诗）”讲记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3 07:49
标题: 莫砺锋教授“唐宋文学专题（杜诗）”讲记
莫砺锋教授“唐宋文学专题（杜诗）”讲记

第一讲
日期：2003年2月27日（星期四）
时间：1000至1200
地点：南京大学教学楼115室
聆听人数：45人

过去，程千帆先生只为我们开过两门课：校雠学和杜诗。前者指导我们如何收集和整理资料，后者则具体教导我们如何深入研究一个课题。我觉得这两门课对我们非常重要。现在，我讲杜诗，当然无法与程先生媲美，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就是要指导大家如何开展一个课题的探讨。你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课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的，而是要学习方法。
古时候朝官的工作比现在要辛苦多了。李商隐有诗句“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按：李商隐《为有》：“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即说明朝官天未亮便得在“待漏院”中等待皇帝上朝。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北宋年间有个官员叫吴居厚的，喜欢在等候时与人谈论杜诗，“喜论杜子美诗”。另有一人叫叶涛的，却喜欢在等待时打瞌睡。偏偏吴喜欢和他谈杜诗。叶涛不耐烦，所以常搬张凳子到外头坐。某日，天雨仍不进去，人问其故，他说：“怕老杜诗”。这个学期，我也会每周跟你们讲杜诗，看看你们会不会也怕老杜诗，希望你们不会躲到课室外面去。（哄堂）
文学史上流传“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千家或许夸大，但即使再怎么样打折，数量肯定还是很多的，可见杜诗受到重视的程度。我们开始研究一个课题前，一定要先知道前人已经研究了什么，才能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清代流传“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这说明要研究常有不知从何开始的困惑。清代史学三大家之一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古代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有相似之处，也是因为如此，所以要谈杜诗，也当从目录学入手。
在这方面，有两部书要介绍：一是与我平辈的郑庆笃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出版；另一是周采泉老先生的《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客观而论，第二部会较好，收罗更完整。前者收录了清前知见书215种，近代知见书140种，存目书221种，共576种；后者收录了知见书448种（没有按朝代分），存目书220种，共668种。“知见书”是目录学中的术语，是指确实有其书的存在，而且作者也清楚；“存目书”是历史上知道有关书本的出现，但现在是否是其版本则存疑；如果已经不存在的则称亡佚书。这两部书都在1986年出版，所以收录的是1985年的书目。1985年后，我国学术更发达，所以现在专门研究杜甫的著作数量肯定更大，如果加上单篇论著，数量更是惊人。
目录学不只是提供书单，用章学诚的话说，它更有助于“考镜源流”（按：《校雠通义序》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以从中找出最重要的文本。如果只是泛泛地看，则没多大意义。我看了这些书后，觉得有两个时代的注本该受到重视，一是宋代，一是清代。现代人多数看清代的注本。一般来说，这也是对的，因为后人的考证可以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所以应该比较完整。不过，如果作为整个学科的回顾，宋注就不可忽略。一名非常崇拜杜甫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便特别重视宋朝人的注本。当年报纸报道他的说法时，程千帆先生便赞他是内行。
杜甫在大历四年写的《南征》提到“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这可以解作他在慨叹自己的朋友如高适、岑参、李白等都已去世，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叹息自己辛苦写出的诗作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这是符合实际的情况的，因为在唐代，杜甫的诗作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古人对文学作品的取舍，不是通过评论来表达的，而是通过选本。一个人崇尚哪类作品、哪种风格，都通过他的选本来表达。因此古代的选本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存《唐人选唐诗》中的选本有13种（按：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录“唐人选唐诗（十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页595。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收入13种，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只有韦庄的《又玄集》选杜诗，其他的都没有。韦庄是晚唐进入五代的人，可见杜诗被选是相当迟的。不过，唐代的诗选应该有四十多种，但大多亡佚。据卞孝萱先生的考证，很多材料显示中唐时便有选杜诗至少30首。他也发现顾陶的《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的选本。该书已亡佚，不过序文却收录在《文苑英华》中。里头提到“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将杜甫的名字排在李白前面，这是文学史中唯一的一次，可见其尊杜的情况。这个情况是否可以修正先前的结论？我们还得看其他的材料。
芮挺章的《国秀集》选诗是天宝三载（744）前的，90人，220首诗，但没有杜诗。这还情有可原，因为杜甫在这段期间未入长安，还没有进入创作的高峰期。但是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收录的是肃宗、代宗时期的作品，这正是杜甫创作的高峰期，26人，134首作品却也没有杜甫。因此，顾陶的推崇可以看作是个特殊的例子，大致上杜甫的“不见有知音”是确实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杜甫的作品被保存下来便成问题了。一个无名之辈的作品谁要保留？实际上，从杜甫的时代开始，他的作品便一直亡佚。韩愈在《调张籍》中便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这里虽然是用了文学的夸张手法，但却也反映了一个实况：李杜作品不断流失。唐代诗人作品保存最完整的是白居易。这也得力于他自己。他很有远见地认为战争会造成书本亡佚，所以他将自己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75卷，3800首诗，并请人抄了五部，分存在五个不同地方，三本存在寺庙，两本交给后人。杜甫到晚年，诗集一共有66卷，按当时的比例，每卷收录的数量差不了多少，所以应该有3040首。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杜诗只有 1426首，亡佚过半。学术界有“辑佚”的工作，但无法在杜诗身上发生。《全唐诗补遗》补录杜诗一首，不过不可靠。也幸好宋人的高度重视杜诗，我们才有 1426首可以看。
下来我们谈杜诗的集子，看看历代书目的“著录”。据《旧唐书》“杜甫本传”记载，杜诗有集60卷；《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除了《集》60卷之外，还有《小集》6卷，是润州刺史樊晃辑。樊晃任润州刺史是在大历五至七年，这正是杜甫去世的时候。可知樊晃与杜甫是同时期的人，他的《南中感怀》入选《国秀集》，因此可推断他比杜甫较迟去世。虽然小集已亡佚，但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收录在钱注，作为该书的附录。里头樊晃说：“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 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这是为杜甫打抱不平，认为他的诗只在江南流行，没有传到中原。他收录的290首杜诗按内容分为六卷。
现在可看到的知见书，得从宋开始。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王洙的《杜工部集》20卷。王洙，字原叔，他是在仁宗嘉祐年间，约997－1057年编的，不过没有刻印。1069年王琪才在苏州刊印。据《吴郡志》记载：“印万本，士人争买之。”这反映杜诗当时的受欢迎。也幸好当时印得多，所以得以流传下来。这是祖本，是现存的一切杜诗版本的源流。宋刻本木好，字大，现保存下来，你们不一定要读，有机会瞻仰一下就好。（哄堂）我认为研究杜诗的人，不一定要看，因为这部书是白文本，没有注。王洙在序文中也说得很清楚，他没有作注。（按：王洙《记》，王琪《后记》皆附于宋本《杜工部集》，言复刊之事甚详，无一语提及注。）但后来却会看到“王原叔注”（按：“洙曰”），这是假的，是托名的。这里便说明了一个学术界关心的问题：伪注。程千帆先生曾在1936年作《杜诗伪书考》一文（按：《杜诗伪书考》，收录在《程千帆全集》第八卷下辑。《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465－484）。
目录学、版本学，除了帮助我们收集材料、整理材料之外，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掌握资料。这是因为有许多书是作假的。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在今天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如果不加考证，引证作假的资料，是要闹笑话的。伪书一如假烟，有具体的事物存在，而且一如真实的，只不过其内容不符合真实的，品牌不对。比如，宋代张三写的，却托名唐代李四写，这便是伪书了。“伪注”便是假借某个人（当然一般要借助名气大的人）的名字作注。假借王原叔的的名字作注，容易欺骗一般读者。不过，王原叔的伪注不会太多，比较严重的是“伪苏注”，冒用苏东坡的名作注。现存有三千多条伪苏注，危害很大，而且时间跨度很长，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严羽《沧浪诗话》举了一个“伪苏注”违背文学史常识的例子，这种错误是苏东坡绝不会犯的。杜诗有句“楚岫千峰翠”，伪苏注云：“景差《兰台春望》：‘千峰楚岫翠，万木郢城阴。’”这两个句子都是五言，音韵上是“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平”，完全符合格律。可是五言诗始于汉末，即使到了沈约提“四声八病”，也还没建立五言诗的格律，迟到杜审言、“沈、宋”（即：沈佺期、宋之问）、初唐四杰，格律诗才成型。景差是什么时代的人，怎么写起格律诗来（按：景差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屈原之后，与宋玉、唐勒同时）？所以严羽说幸好有这样的漏洞，伪苏注才容易被拆穿（按：严羽《沧浪诗话•诗证》云：“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伪。渔隐虽常辨之，而人尚疑之者，盖无至当之说以指其伪也。今举一端，将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千峰翠”，注云：‘景差《兰台春望》：“千峰楚岫翠，万木郢城阴。”’且五言始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则汉以前五言古诗尚未有之，宁有战国时已有五言律句耶？观此可以一笑而悟矣。亦幸其有此漏逗也。”）。然而伪苏注当中有些伪造得非常精巧，这就比较难辨别，当中或许也有的真是苏东坡所注。这必须有一番清算不可。因此我作了考证，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 1999年第一期，题目是《杜诗“伪苏注”研究》，文章既然已经发表，你们看过便懂。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课堂上讲呢？我先前便说过，我们的课不只是传达知识，而是要你们掌握方法，所以我下来是要让你们了解我在考究这个问题时的思路。
我在上个学期的课便曾讲过，要辨认是真是假，先得看它是在什么时候出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到辨证伪书的方法之一是看其出现的年代，如果时代相隔太久，一直没有人提到，忽然却有人提及了，它的真实性便是可疑的（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91－94。梁启超列出12条鉴别伪书之公例。这里说的当是第一条“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所以我们当先探讨“伪苏注”出现于什么时候，或说什么时候有人注意到它。
北宋末年的《王直方诗话》提到了伪王注，没有提到伪苏注。王直方与苏东坡、黄庭坚有交往，伪王注他提出来了，比伪苏注更拙劣的伪苏注却没提到，因此，合理的解释是这个时期伪苏注还没有出现。再者，黄山谷的弟子洪刍在《洪驹父诗话》提到杜诗“天棘梦青丝”句表示“不可解”。可是《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八《巳上人茅斋》里的伪苏注却说：“天棘，梵语柳也。”可见洪刍当时也没看见伪苏注。这里可以推测伪苏注在北宋年间尚未出现。王观国《学林》内容非常丰富，可是他也只是驳斥了伪王注，没有提及伪苏注。《学林》成书于绍兴十二年，即1142年。因此我们可以说伪苏注的出现不会早于1142年。
下来我们再定下伪苏注出现的时间的下限。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就明确地提到了伪苏注。顺带提一下，“赵注”专本本已散佚，后来找到了半部钞本。林继中先生在杜诗专家萧涤非先生的指导下，为赵注作了辑校的工作，也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为它出版了上下两册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辑校》。这是一部编辑非常严谨的书。据林继中的考证，赵次公注杜诗是在绍兴四年至十七年间（1134－1147）。因此，1147年是伪苏注出现的下限。
伪苏注是假托苏东坡晚年口授的，作者可也煞费苦心，言及的东坡晚年行迹大多合于事实，可惜学术上的荒谬还是让他给拆穿了。作者在序言中说东坡晚年被贬于海南岛，他一直跟着他。东坡为他讲了三千多条杜诗，他笔录下来编辑成书。说他煞费苦心，因为他确实留意苏东坡的行迹。例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三《立春》诗引“苏曰”：“予寓惠州，适值春日，书示翟夫子。”苏东坡的《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之一写到：“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可见苏东坡谪居惠州时的确有个邻居姓翟的。这些资料也说明伪苏注出现出于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岛之后。
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中提到了名为《注诗史》的“伪苏注”，且认为是“必好事者伪撰以诳世。”这部书的序文写于绍兴十八年（1148），过去学界据此判断此书成于1148年。这样这个资料对我的考证应该有帮助。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见到有利于自己的材料便加以利用。序言写作不一定是在书成之后的，据周本淳的考证，胡仔作序于撰书之前，书成于绍兴三十一年或三十二年。周本淳的考证是严密的，详细的内容你们可以看他的《读常见书札记》。因此，有关的序言对我的考证没有帮助。
至于考证伪苏注的作者到底是谁，是一人、二人或多人，目前无法断定，除非有新的文献出现，不然我们只能存疑了。此外，伪苏注最初的文本已不存在，宋人提到的伪苏注又有许多不同的书名，例如《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甲帙卷一《巳上人茅斋》提到“《东坡事实》乃轻薄子所撰……又有所谓《杜陵句解》者”，胡仔提到《注诗史》，还有《老杜事实》、《东坡杜甫事实》、《东坡杜诗故事》等等。当中有些或是一书异名。按推论，《东坡杜甫事实》和《东坡杜诗故事》是较早的。
伪苏注原本虽已不存在，但我们现在看南宋本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坡曰”或“苏曰”的。过去学界以为这些都是伪注，其实并不一定。我的考证是其中有14条是真出于苏东坡的。下来我们谈的是我如何作判断。
杜甫的《后出塞》五首组诗写了一个人为了建立功业而从军，投入了当时边界招兵的安禄山。后来他发现安禄山要造反，因忠于祖国，于是便退役隐居。这是虚拟一个人物来表现对时局的关注和隐忧。洪业《杜诗引得序》认为郭知达的《新刊校正集注杜诗》还有伪苏注，并举以下例子作证：卷五《后出塞》之五注引 “坡云：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洪业的说法，后世皆引用，认为是伪苏注。其实这确实是苏东坡曾说过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标着“东坡云”，以胡仔那样力斥伪苏注的，不可能会保留这段文字的。《苏轼文集》卷六七《杂书子美诗》确有这段文字。
由此可见，伪苏注许多时候是真伪难辨的。
今天我们续讲杜诗“伪苏注”。究竟“伪苏注”的作伪手法如何？我们先看宋人的看法。朱熹在《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说：“所引事皆无根据，反用老杜诗见句，增减为文，而傅以前人名字，记为其语。”章国华所集注的本子已亡佚。朱熹所谓的“事”指典故出处，“见句”是现在可以看到的句子。他认为“伪苏注”的作者从杜诗的原句，加减一两个字构成新的文本，再附会前人的名字，说成是这个人的看法。同时期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中说：“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这大致上也是对的，因为除了少部分有言明外，其他大多数都没有说明出处。陈振孙的书，学界称为《陈录》，与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或简称《晁志》齐名。这两部书是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官修的藏书目录不一定可靠，因为编者未必看过有关书籍，私人的反而更可靠。其中以《陈录》和《晁志》最有名。从宋人的看法，我们知道“伪苏注”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不主张你们读，除非是为了要考证。我举例说明“伪苏注”的具体情形。《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是保存“伪苏注”最多的，其中卷二引杜甫《春望》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后引“苏曰”：“张茂先谓子曰：‘利名系锁，未遂山林之兴。短发搔白，浑不胜簪矣。’ 史臣不载，何也？”杜甫的诗句是说白头发一直掉，几乎已经插不住簪子了，这是白描手法，应没有出处。“伪苏注”却说成西晋的张华曾说过类似的话。同卷又引《立秋后题》的“日月不相饶”，这本就是岁月不饶人的大白话，可是“伪苏注”却引“苏曰”：“王献之览镜见发，顾儿童曰：日月不相饶，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二毛”是指头发黑白相间，像我现在的头发一样。（哄堂）如果王献之有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杜甫用典则很明显，可是偏偏这些典故都是伪造的。作者常识的不足，留下了破绽。王献之一向以南朝的贵族身分而自豪，一生都在政治圈里，看重名利；张华是看到西晋的灭亡的，可是却舍不得离开官场，最终死于八王之乱。像这样重视身份的人，怎会自称“村野之人”？那时期的人处在门第观念之中，很重身分，唐以后的人才会这样自称的。这是历史常识。实际上唐以前的书，如果你们真下定决心用功，是可能读完的；宋以后的就不可能了。“伪苏注”的作者大概心虚，往往还要掩饰。像刚才举《春望》的例子，他还要反问“史臣不载，何也？”我们看了不禁也要反问：既然史书都没有，又怎样知道前人有这样的说法？
这两个例子还不是最拙劣的。我为什么要去研究“伪苏注”呢？因为虽然前人都已发现为伪作，但是它的危害一直都没有被“肃清”，不绝如缕地延续到现在。例如台湾学者戴文和在1997年的有篇文章《唐诗宋诗之争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说：“张梦机师则指出此典故之所出……可知此一典故，连博学之注家也未注意到，更遑论一般读者了。”（页59）张梦机是他的博士导师，台湾中央大学教授，专搞杜诗。他指出的典故出处就是《春望》的“伪苏注”。我看了这段文字很失望，“伪苏注”的流毒竟还影响着现代人。
大陆的学者，也有受此流毒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13杜诗《空囊》：“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kan阴平）。”这是说：“我的口袋里空空的，难为情，所以放了一钱。”（哄堂）这很诙谐，反映诗人的幽默。实际上才大的人都是幽默的，杜甫也是如此。过去胡适曾说杜甫写打油诗，引起学界抨击，其实确是有的。这么一个可以表现诗人的幽默感的诗句，“伪苏注”却说是用典：“晋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但一钱看囊，庶免其羞涩。’”这非常对应，可惜这个典故却是伪造的。阮孚《晋书》有传，《世说新语》也记载五、六条他的事迹。空囊事迹不见记载。阮孚是东晋高官，当过吏部尚书，从没有“山野自放”。可是，这条“伪苏注”编造的故事却收录在《汉语大词典》第11册页913，“阮囊羞涩”条。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杜甫诗选》，是部很流行的书。第141页竟也引了这个伪典故来为《空囊》这首诗作注。其实，这个典故出于“伪苏注”早有人指出。钱谦益《注杜诗略例》举了几个典型的“伪造故事”的例子，“阮囊”便是其中一个。钱谦益是重要的杜诗专家，可是他举的例子依然被忽略，以研究杜诗见称的山东大学，竟然也犯上错误，可见“伪苏注”的流毒还是没有拔尽的。我们还得保持更大的警惕。虽然他们不是直接引“伪苏注”，而是引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但这本韵书引用的却是“伪苏注”。“伪苏注”早在南宋时已被定性，可是流毒仍在，我们对它仍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荒谬的“伪苏注”为什么会造成影响？这得看杜诗学的发展。实际上，某个作者的作品之所以会被接受，与读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读者的心态，造就了该作家与作品的接受程度。“伪苏注”是杜诗接受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它反映了人们对杜诗的看法。为什么“伪苏注”会在宋代出现？这与宋代人对杜诗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得去探讨。杜诗一向用典的密度很大。杜甫本就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观念，在他的诗中很自然地应用前人的话密度就特别大、特别多。宋人对这点很看重，以致于认为杜诗中每个字、每个句子都有来处。例如他的名篇《兵车行》中的“车辚辚”和“马萧萧”典出《诗经》是无疑问的（1）。可是宋人却失了分寸地把这推向了极端。例如与黄庭坚、秦少游是好朋友的孙觉便说：“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见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十引赵次公序）。南宋王楙在《野客丛书》也有同样的说法（2）。黄庭坚《与洪驹父书》更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南宋陈善在《扪虱新话》也有同样的说法（3）。这是宋代普遍的观点。因此他们相信阅读杜诗或注释杜诗必须以具备广博的学识为前提。找不到出处时，诚实的人便自叹读书少，不诚实的人便要伪造。“伪苏注”就是在这样的心理因素造出来的。宋代古文学家李复在《与侯谟秀才书》中说：“杜读书多，不曾尽见其所读之书，则不能尽注。”（见《水集》卷五）其实杜诗的确有许多地方是不必注的，钱谦益便有五百多处不注。可是宋人不这么想，他们过于夸大杜诗的用典，认定每一字都是有出处，找不到出处时也只好叹“读书少”。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伪苏注”的出现便有它合理的原因了。
另一个背景条件是宋代诗坛“夺胎换骨”的风气。这原是黄庭坚首倡，被视为是江西诗派的传宗秘法。我在上个学期的课已讲过，也在《黄庭坚夺胎换骨辨》一文中分析过（见《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这里不再详谈了。简要的说，既然古人的诗已作得那么好，引用他们的句子作蓝本来进行改造、借用，改得好的便“点铁成金”，改不好的，便被讥为“点金成铁”了。“伪苏注”正是这种方法的逆向滥用。我们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四《秦州杂诗十七首》之三引杜诗“归山独鸟迟。”“伪苏注”说：“古诗有‘夕鸟背山迟’，有‘归林孤鸟迟’，何敬祖：‘倦鸟山林迟。’工部颇得换骨法。”可是这三个“出处”完全不见于古书，何敬祖更是伪造的人名，反而是根据杜甫的诗句“点金成铁”出来。由于与当时的诗坛风气相合，这种用逆向手法造就出来的“出处”，确会瞒过一般人，相信杜甫真的是“点铁成金”。“伪苏注”是荒谬的，但它的出现却有其合理的原因。
“伪苏注”的作者是谁？这是有资料可以考证出来的，但是这里却不谈了。桓温说：“大丈夫不流芳百世，也当遗臭万年。”（4）古希腊有一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为了出名而放火烧太阳神庙。后来被判决死刑，法官下判时不准人们提这个名字，但是后来欧洲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却去作考证，找出这个人的名字。我们现在不要上当，学那些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去考证“伪苏注”的作者。（哄堂）

下来我们要谈杜诗的注本。首先是介绍赵次公的注，学界简称“赵注”，这是杜诗宋注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可惜赵注专本早已亡佚，从元代至清末的人都无法看到其全貌。林继中在现存的资料中加以辑校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是目前可以读到的较完整的版本。这两册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赵次公其人其书的综合研究，第二部分是对已经散佚的前半部赵注的辑佚，第三部分则是对后半部赵注的校订。赵次公本人的学术水平很高，这是注杜诗的基本条件。南宋刘克庄在《跋陈教授杜诗补注》中说：“杜氏《左传》、李氏《文选》、颜氏《班史》、赵氏《杜诗》，几于无可恨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0）大家都知道，杜预（杜甫的第13代祖先）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李善的《文选注》、颜师古的《汉书注》，都是学术史上的权威注本。赵次公的杜诗注能与它们并称“无可恨矣”，表示是尽善尽美，不留遗憾的。可见赵注在南宋人的心目中是很高的，这也说明其学术水平之高。举个例子来说，在己帙二杜诗《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有“五云高太甲，六月旷抟扶”，是难倒历代注家的。前句是难点，至今仍未解，如果你们可以找到资料加以解释，写成文章一定会被刊登的。后句一看便知典出《庄子》。赵注是这样的：“庄子曰：‘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所谓抟者，抟聚其风也。扶摇者，风名也。今云抟扶，则无义。然起于沈佺期《移禁司刑》，诗云：‘散材仍葺厦，弱羽遽抟扶。’不知沈何故如此翦截经语，而公又何取也。”扶摇是风名，抟扶摇是动宾结构的句式，所以赵次公说“抟扶”是将经典的语句割裂开来，是有语病的。不过，赵次公还是为他开脱，说是沈佺期最初犯的错。杜甫是不是受沈佺期的影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沈佺期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交往很密，而杜甫又非常推崇他们，甚至表示向他们学习五言格律。以当时推崇杜甫的风气，赵次公敢于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当然这也得站在严谨、正规的学术立场上。

第二部要介绍的是郭知达的36卷本《九家集注杜诗》。由于这是集注，所以不称“郭注”，而称“郭本”或“九家注”。这是南宋出现最早的集注本，刊于孝宗淳熙八年（1181），比赵注略晚。九家是指王安石、宋祁、黄庭坚、王洙、薛苍舒、杜田、鲍彪、师尹、赵彦材。前四家其实只有零星的意见，并没有专注本，郭知达将它们收集而编在一起。这不是很好的学术习惯，就像今天有些人编书要借用名人，将他们的名字列为“顾问”或“主编”一样。后五人则有明确的记载，但原书都已散佚。赵彦材就是赵次公。九家注可贵之处就是为学术界保存了宋人的注。
洪业《杜诗引得序》对九家注的评语有不正确的地方。其实郭知达已看清“伪苏注”，所以将它删掉，可是洪业说：“尚有刊落未尽者，呜呼葛龚（5）之未去也。”（《杜诗引得》第14页）并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有关《后出塞》的，上一讲我们已经分析了。现在再看第二个例子。卷19的《至日遣兴奉寄两院遗补二首》之一有杜诗“愁日愁随一线长”，注引“坡云：‘《唐杂录》谓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日晷渐长，此当日增一线之功。’黄鲁直云：‘此说为是。’”这里说是苏轼所说，黄山谷同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10也引了这句，不过却标成“山谷云”。可见这种说法是苏、黄二人讨论出来的成果。王观国《学林》卷八“冬至”条也谈到这点。他先驳斥伪王洙注引《荆楚岁时记》“宫中以红线量日影，至日日影添一线”的说法，过后说：“然文士多用一线为绣工之线，盖以冬至后绣工可添一线也。”他所指的文士，当是苏、黄。所以这条多半不是出于“伪苏注”，洪业对郭知达的指责是不正确的。反之，九家注删除“伪苏注”是很有见解的。

第三部介绍的是蔡梦弼的50卷本《杜工部草堂诗笺》，简称《草堂本》。它初刻于嘉泰四年（1204），现在仍可看到影宋刻本的残本。这部书的第一个好处是以作诗的岁月先后为定本。书署名“鲁訔编次，蔡会笺”，即是说蔡梦弼是按鲁訔的编次作会笺的。鲁訔是南北宋交替之际的人，绍兴五年（1135）考中进士。他著有《杜工部年谱》和18卷的《编次杜工部集》，是最早按杜诗写作的年代编次的杜诗注本。序言写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时代很早，可惜书已亡佚。蔡梦弼是根据他的编次作会笺。读古代作家作品，编年是很重要的。这与西方文学只重读文本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作品，是作家对自己生活的感受与遭遇的一种反映，是有针对性的一种写法。所以作品的编年很重要，它有助我们理解文本。这就是所谓的“知人论世”。宋代的文人，除了王安石的以外，其他的作品编年大致都已编得很好。王安石的作品编年无法编好，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也就是他先后两度到南京（金陵）来的作品无法辨识清楚。编年清楚肯定有助我们分析作品。像杜诗一样，杜甫的作品反映的不但是他的一生，也是唐代的历史，所以我们说“以诗证史”。由宋至清，杜诗的编年问题都已解决，现在看杜诗就很方便。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前人的贡献，草堂本的好处就是保存了鲁訔的编次。此外，草堂本与其他宋代集注本比较，已删繁就简，文气通畅，利于遍读。但是这也造成失去原注之真，而且有疏漏之处。譬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鲁编年是杜甫在天宝年间在长安时所作，可是草堂本却注成是乾元元年（758）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后作，时间向后延迟了好几年。诗原本是写自己困守长安，壮志难酬的苦闷与悲愤，同时又对韦济的推奖表示感激，欲去而又不忍的矛盾心情。如果时间挪后，对了解杜甫的思想便有影响。这部书还有一个好处是附有2卷《草堂诗话》，是宋人对于杜诗的评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已没有什么用，因为有其他的本子取代，但草堂本附的诗话在过去确是有用。

[1] 《秦·车邻》：“有車鄰鄰，有馬白顚。”《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2] 《野客丛书》卷十九“杜诗合古意”条：“前辈谓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历。”

[3] 《扪虱新话》上集卷三“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条”条。

[4] 《世说新语笺疏·尤悔篇》第13条载：“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页904。

[5] 邯鄲氏《笑林》曰：“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椽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爲記文，自可冩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冩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荅，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冝去葛龔。’”《太平御览》卷496亦载。

首先纠正第一讲中所给予的现存杜诗总数。上回讲1426首是不对的。钱注本收录1423首，他对可疑的一概不收。仇注本收1439首，而浦起龙则收1458首。陈尚君补的一首，是在1458首的基础上的。不过，这1459首杜诗当中，有二十多首是存疑的。这里有个题目你们可以尝试写，即辨认杜诗的真伪。这题目不太难写，因为有现成的资料可以依据。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有个杜诗编次表，并注明17种宋注本和清注本中，哪些有收录该诗。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辨别哪几首诗是有争议的。下来我们介绍杜诗第五种注本：黄希、黄鹤父子所撰的36卷《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简称“黄鹤本”。最初是由黄希所做，但未及做完便去世，后由黄鹤继续。这部书成于嘉定九年（1216），宝庆二年（1226）刊行。此本号称“千家注”，实际上是收录了151家注，以王洙、赵次公、师尹、鲁訔为最多。其中王洙的是伪托的。这本书的最大成就是编年，这也是黄氏父子下功夫最多的。宋人杜诗编年以三家最为重要：黄伯思、鲁訔、黄鹤。黄伯思是北宋人，《宋书》有传。不过他编定后没有刻本，一直到南宋才有22卷《校定杜工部集》，现已散佚。黄鹤之后，杜诗编年都没有什么进展，一直到清代都是如此。黄鹤的编年被评为好像跟着杜少陵走，这是他的功夫。仇兆鳌的编年也是采用《黄鹤本》的。实际上，清注于编年有新看法的，大多都是驳黄鹤的，这恰好反映黄鹤编年的价值。像陈寅恪的“唐史”研究[①] ，后世也一直被驳，这表示大家都重视他的意见。如果没有人反驳的，价值一般都不高，因为毫无新见。黄鹤的编年虽然被驳，但可以修改的并不多，这更突显其价值。
再介绍第六种注本：25卷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或简称“分门集注本”。这部书的作者不知是谁，但肯定是南宋的书贾请人拼凑而编定的，所以学术水平并不高。可是这部书却保留得很好，所以一直流传下来。杜诗学史中会提到这部书，主要是因为它的体例。之前的杜诗注本都是按编年的，这本却根据题材来分类。类别分得很细，共72门，如月、星河、雨雪……宗族、婚姻、庆贺、伤悼、虫、鱼、竹、木等。其中居室、纪行、述怀、时事、简寄、送别六门因为诗多而各分上下卷。如果要按照诗歌题材和内容研究杜诗，这本书便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由于分得很琐碎，而且有些分得不准确，这便成了本书的一个缺点。在统计杜诗的数量，也不可根据这本子，因为里头有许多诗是重见的，也就是同一首诗归在两类之中。例如《奉送崔都水翁下峡》，便见于外族和送别二门。此外，本书也缺少一个学者的眼光来评判各家的注解，以致注得支离破碎，而且也没有去掉“伪苏注”。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因为这样而保留下“伪苏注”的文本供我们研究。这本书编定的年代，按推测是在宋宁宗时（1195－1224）。这是借助避讳学来推断的。在朝皇帝以及往上的七代、有时是五代皇帝的名，都要避讳，包括同音字。这本书收录的《雨》，“水深云光廓”一句，原版最后一字“廓”是少最后一笔的。鄜这是因为宁宗名扩。由此而推断这本书编定年代的上限是1195年。《丽人行》中的“肌理细腻骨肉匀”的末字却未改，而宋理宗的名叫昀，未登基的皇帝名字当然不必避讳，所以可以推断这本书编定年代的下限是1224年。这种推断法是常用的。陈垣有部书叫《史讳举例》，列出了历朝历代要避讳的皇帝和太后名字，提供很大的方便。不过，在应用避讳学时，必须留意版本。这是因为“当世要避，后世不避”，所以后世刻的版本大多都会“回改”，即让当世避讳的字还原。所以使用避讳学，一定要看古本。
下来介绍第七本，刘辰翁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20卷。我们简称“刘批本”或“刘本”。刘辰翁是由宋入元的人，生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卒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最后二十多年的岁月是在元代度过的。其书刊行也是在元代，初刊于大德七年（1303）。不过由于他的主要生活年代是在宋代，而且也以宋的遗民自居，所以我们还是把这本书列为“宋本”。这本书的成书经过是这样的：刘辰翁曾选批杜诗，成《兴观集》，不过没刊行。“兴观”是儒家思想，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②] 刘辰翁身后，他的学生为他的批点作整理，曾刊行了不同的集子。[③] 其中较好的是由他儿子刘将孙校刻，门人高崇兰取集千家注杜诗（不是“黄鹤本”，也不是“分门集注本”，而是当时书商刻的另一种版本），删去旧注，加入刘辰翁的批语，编定而成的《须溪批点杜工部诗》。书刻于元至大元年（1308）。“须溪”是刘辰翁的号。此本根据的原版没有多大价值，其价值全在于刘的批点。批点与注释不一样，它重在体味诗歌的艺术特点，而不是在于解释成语典故，这在杜诗阐释学中是别开生面的。举个例子来说明刘批的特色：杜诗《戏为六绝句》其二：“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旧注都把尔曹（你们）当成是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认为杜甫是在嘲笑初唐四杰。[④] 可是刘辰翁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旧谓王杨卢骆为尔曹，是全失前后语意。”他的意思是说前人都犯了“断章取义”的大忌，没有联系下文来看。所谓的“前后语意”是什么？我们看《戏为六绝句》其三：“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这里是说卢王文章纵使没有达到最高标准，但其文采实胜于时人。可见杜甫是赞扬四杰，与旧注正好相反。因此，“尔曹”是指那些嘲笑四杰的人。后世都倾向刘辰翁的说法。譬如郭绍虞收录在其《中国历代文论选》时，便持此说。[⑤] 刘辰翁这种解诗方法名之为“以杜证杜”，即是用杜甫的某些作品来说明他的其他的作品的含义。这种方法很有说服力，刘辰翁无疑是比较早用上这种方法的。
前人都把精力放在注，刘辰翁创造了新的文本，叫批。他可以不管典故的出处，而重在理解诗的内容，体会诗人要表达什么，成功的地方又在哪儿等等。刘批是成功的，许多条都显得比较细致、高明。例如：杜诗《喜达行在所三首》[⑥] 其一有两句诗：“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刘批是：“荒村歧路之间，望树而往，并山曲折，非身历颠沛不知其言之工也。”这首诗作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四月。“行在所”即是行宫，当时肃宗在凤翔，杜甫原本在长安，听到消息后很高兴，便逃出长安到凤翔。所沿之路已因战乱而死寂，缺乏了方向，有树之处当有村庄，所以是“望树而往”。又因有雾，遮盖了地面，所以是认树梢而行，再跟着曲折的山路而转。那么细致地解说不是身在太平盛世的人所能做到的。[⑦] 我们不能确定刘辰翁写作的年代，但他是历经宋灭亡过程的，尝过这种苦头，感受特别深，所以是相信他有较高的体会的。再看他批点杜甫同年五月写的《述怀》的其中几句：“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开始是写从长安到凤翔时的狼狈模样，衣衫褴褛地朝见天子。后面的四句是说在长安时曾托人带信去鄜州家里，可是十个月后仍未有回音，到这时候反而害怕消息传来，因为那么久传来的恐怕是坏消息。这时方寸已乱，有着一种说不清的感受。刘辰翁批说：“极一时忧伤之怀。赖自能赋，故毫发不失。”“极”是说写得淋漓尽致。刘辰翁认为杜甫这首诗写得好，主要是因为用了“赋”的手法，准确地将现实生活给勾画出来。我们知道汉赋流行以来，都重比兴。杜甫以前写得较好的诗歌，也都是用上比兴的手法。但是《诗经》基本上都用赋，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都将自己的经历，如实地描绘出来。《诗经》基本上就是以铺叙为主要的描写手法，但后世却被忽视。中国诗歌一向被看为是抒情诗，非叙事诗，所以没有被提升到史诗的程度。刘辰翁的批点虽然只是寥寥几句，却含有深刻的内容，他指出了《述怀》能赋，不在比兴，是一种新现象。这在诗歌批评史上是开风气的，后来有人因沿用此法而闻名[⑧] ，但刘辰翁的成功却不可被抹煞。当然他的成功也是因为英雄有用武之地，有杜甫那样的对象供他发挥。
元代的学术文化处于低潮时期，杜诗学没有大成就。只有张性《杜律演义》专为杜诗七律作注，是最早专注杜诗之一体的注本，但价值不高。书中收录了杜诗全部七律151首，分为21类。不过这本书却是以另外一个书名闻世，估计是书商假托元代才子虞集而翻刻，并题为《杜工部七言律诗注》。考证这本书是伪托之作，可见程千帆先生的《杜诗伪书考》。
明代承续元人风气，对杜诗的注释以批、选为主。其中有杨慎的《杜诗选》6卷。其人学问大，著作等身。但是清人评明人空疏，常乱说话，爱造假，是有一定根据的。像杨慎的这部著作我们便可一窥端倪。例如杜甫的名篇《丽人行》是讽刺杨贵妃兄妹骄纵荒淫的，其中描绘杨贵妃姐妹的姿色与服饰的，写了“头上何所有？翠为勹+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杨慎却说古本还有下句:“足下何所著，红蕖罗袜穿镫银。”问题是他所指的古本是什么？最早的王洙白本没有，之后所有的宋本也都没有这两句，杨慎哪来古本？清代藏书最丰富的钱谦益也没有发现有这两句。因此，杨慎是自己添上去，而又假借古本来支持自己的。这种情况在明人当中是常见的，在这种风气之下，杨慎的注本就不可靠。明代还有张綖的《杜诗通》16卷、卢世潅的《杜诗胥抄》15卷、杨德周的《杜注水中盐》5卷等。其中卢世潅的《杜诗胥抄》较可取，仇注本有引用。“水中盐”是喻杜甫用典手段的纯熟，虽不知其出处，但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仿如水中的盐一般，虽看不到，一尝便知。杨德周自恃可以让杜诗的典故还原，但喊出来的口号好像广告辞一样。（哄堂）比如杜诗《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有句“束带发狂欲大叫。”这是杜甫在乾元元年（758）在华州作的诗。当时杜甫在炎热的夏天工作，公文既多，在官府中办事，又得衣冠整齐，所以心不耐烦起来，遂有此句。后世有人据此而大做文章，郭沫若便说杜甫不耐烦为人民服务，只要做大官。其实杜甫是引用陶渊明的诗句“束带候鸡鸣”和《老子》的“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可是杨德周却引韩愈“抑而行之，必发狂疾。”虽然他的本意是要说韩愈的说法与杜甫相合，但‘不引前人而引后人（按：杜甫712－770；韩愈768－824）来作注，岂不引人垢病？ [⑨]
下来按年代介绍清注本。首先是王嗣奭的《杜臆》10卷。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看不到此书，只能在仇注本大量的看到。稿本是在解放后才出现，后由中华书局在1962年印行。这可以说是第一种清注本。此书撰写的时间很短，始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成于清顺治二年（1645），而王嗣奭又是明代遗民，按先前所列的标准，应该归为明注本。但明人不该有那么好的注本，所以不乐意把它归为明本。（哄堂）写书如此之快，其价值是否可取？其实这是王氏一生解读杜诗的结论，是后续补发（？）之作。他有感于当时的局势，欲弘扬杜诗所带来的气节，才在晚年写作此书。王氏在其序《杜臆原始》中说：“臆者，意也。‘以意逆志'，孟子读诗法也。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向来积疑，多所披豁；前人谬误，多所驳正。”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也采用像刘辰翁般的方法，主要精力不在注杜诗，所以不太留意典故出处。与刘不同的是，刘批重艺术，而王批重思想。王氏对前人不合理的观点也敢于批判。例如杜甫的《醉时歌》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从字面上看，这好像是怀疑道德的标准，论杜诗的人也多持此说，而且文中不避讳孔子的名，更让人怀疑杜甫的立场。郭沫若也据此大做文章，严批杜甫。王嗣奭说得好：“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这首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当时杜甫在长安已有九年，穷困潦倒，与友人痛饮狂歌，聊于自遣。王嗣奭看的是诗的整体思想，不是抓字句，所以说这是牢骚话，不能当真。这很有见地。陈奂(?)在评述阮籍、嵇康时说，二人要打破传统礼教，恰恰是因为他们笃信礼教；他们不是要废除礼教，而是在愤激之下所说的话。这可以与杜诗《醉时歌》相等看待。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中宵》。中宵是指半夜，杜甫是最善于写夜景的诗人。一片乌黑，声音色彩都没有的时刻，却可以让他给写得那么好。而且，杜甫写夜景的比例很高，你们若有兴趣可以做个统计，并写成文章。《中宵》中有一句“飞星过白水”，是说夜里流星掠过，水面上反射出一道白光。前人如明代的钟惺在《唐诗归》中说：“过字、白字妙。”王嗣奭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二字有何妙，只水字妙。星飞于天，而夜从阁上视，忽见白影一道从水过，转盼即失之矣。”他认为杜甫看到流星掠过时，并非仰视，而是低头看到水上的白光倒影闪过，所以说“水”至妙。这个说法很好，如果把诗句改为“飞星过天白”或“飞星过空白”，便觉得平庸乏味了。再看《曲江》的“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这首诗作于乾元元年（758），那时杜甫在长安任左拾遗，因有感于这小官职的无聊而作。所以王嗣奭说：“浮名非名誉之名，乃名器之名，故用绊字有味……不如弃官而去也。”这是相当有见地的。古汉语的语境中，浮名确常指官位，但却不是说不要官位，只是感于仕不得志。

王嗣奭在《杜臆》中也用了大量的“以杜证杜”的注释手法。例如《赠花卿》写：“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是一首七绝，锦城指的是成都。问题是“花卿”是谁？这会影响到我们对这首诗的理解。以前以为是指一歌妓（见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这首诗是赞美音乐；另一种理解却是认为花卿是男的，是将军花敬定，因为平乱而骄傲，“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见杨慎《升庵诗话》卷一），所以这首诗是讽刺。但是，都没有举出有力的证据。王嗣奭则举杜诗《对作花卿歌》中的“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以证明花卿即指花敬定，很有说服力。学语小儿也知道名字不是好事，因为有关名字必是大人用以吓唬小孩儿的。另有一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有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这是二人在山东时一起去寻隐士后作的。很多诗话评论说二人不是很和谐，所以杜甫说李白诗作像阴铿，不是赞美，而是贬低。王嗣奭却明确指出这是赞，不是贬，他引杜诗《解闷十二首》其七中的“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这一对照，便知不应是讽刺了。二谢是谢灵运和谢眺，阴何则指阴铿和何逊。杜甫一向便是苦心为言的，所以对于阴何的苦心是赞赏并有意效仿的。阴铿既是杜甫学习的典范，以李白比作阴铿，自是赞美。单独看文本，可以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但“以杜证杜”的解读，便只有一个倾向。王嗣奭在这方面用得很好，也颇见功力，若非对杜诗反复吟咏已久，无法作出这么精辟的分析。

下来再谈钱谦益的《杜工部集笺注》和朱鹤龄的《杜工部集辑注》。前者简称“钱注”，后者简称“朱本”或“朱注”，都是20卷。这两部著作放在一起谈，是因为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在交往过程中发生了纠纷，后来更互相攻讦，以致最后老死不相往来。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把二人留下的这个公案写得很清楚。不过，洪业没有把两个注本的内容及水平说清楚。学界对这个公案的关注，也便沿着洪业的路数走。我因此写了一篇文章《朱鹤龄杜诗辑注平议》，发表在《文史》2002年第4期。钱谦益是个大文豪、大文学家，在他的那个时代已是数一数二的风流人物。他生于明代，见证了明的灭亡。进入了清代后，他就不得志。其实如果当初他在明灭亡时，为了殉国要投秦淮河，若非害怕水太冷而打消原意，就不致落个身败名裂。当时他都已六、七十岁了，俗语说“该死不死就完了”。（哄堂）钱谦益对杜诗的研究在明灭亡之前已开始，在崇祯十六年（1643）刊行的《初学集》，收入了《读杜小笺》和《读杜二笺》，后来而文也有单行本面世。钱谦益其人地位高、学问大，不耐烦作一般性的注，所以只注一些较重要的篇章，写比较大的问题。顺治十二年至十四年间（1655－1657）朱鹤龄在钱谦益家里当家庭教师，朱比钱年轻24岁，是钱的后辈。钱与朱交往过程中，发现朱的学问好，而且对杜诗也有很浓厚的兴趣，于是便将自己所笺的杜诗交给朱，让他编辑成书。朱回去后，也很用心去做，后来写信告诉钱杜注已完成。钱谦益没看过书便写了序文。其后，他看到朱注后，非常不满意，认为朱注太琐碎，与他原本的构思不一样，于是叫朱鹤龄改，朱不肯，钱因此便收回其笺自己作注。可是，二人因为长期讨论，彼此都相当了解，又害怕自己的疏漏被对方发现，所以二人的书一直都没付梓出版。一直到钱于康熙三年（1664）去世后三年，其书才由其侄儿钱曾刻印。而朱鹤龄的注本则在钱注刊行三年后，即康熙九年（1670）才刊行。也就是说，朱是可以看到钱注的刻本，而钱是没有看到朱的刻本。洪业说：“呜呼，昔人云：‘后生可畏’，后死乃尤可畏也！”这是说朱因此占了便宜，可以批评钱注。可是，这段话却不很正确。欲知其详，且待下周分解。

[①] 见英国学者崔瑞德编撰的《剑桥中国隋唐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1979.

[②] 《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③] 除高崇兰的本子外，还有罗履泰的《须溪批点选注杜工部诗》。见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411。

[④] 譬如赵次公言：“四子之文，大率浮丽，故公以之为轻薄为文，而哂之未休也。”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456。

[⑤]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新版，页61，引史炳《杜诗琐证》云：“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常流。”

[⑥] 此诗一题《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见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页346。

[⑦] 仇兆鳌《杜诗详注》页347但云：“依树傍山，间道奔窜之迹。”浦起龙《读杜心解》页364也仅解为：“五为窜去之路径，六为将至之情形。”

[⑧] 仇兆鳌《杜诗详注》页360引申涵光语谓：“‘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一时君臣草草，狼藉在目。‘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非身经丧乱，不知此语之真。此等诗，无一语空闲，只平平说去，有声有泪，真三百篇嫡派，人疑杜古铺叙太实，不知其淋漓慷慨耳。

[⑨]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二十七·别集类存目一有《杜诗解》8卷，明杨德周撰，其中亦引此条，并谓“是杜诗乃用韩语，天下宁有是事！”书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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