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如果对此别无良策,那么,陈婉莹(2006)对西方新闻传播教育经验的简洁抽象是值得汲取的(尽管作者针对的只是研究生教育):“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生教育均有专业型及研究型之分。就专业型而言,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表演能力;新闻学侧重于培养职业新闻记者,其内容包括采访、编辑等等。对于研究型研究生,传播学主要研究沟通及交流方面的问题,研究媒体、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新闻学则主要研究新闻媒体及媒体工作者的问题,以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为目的。”
如果要进一步地讨论新闻与传播的教育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区分,那就必须提及赵心树(2007)的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我以为,就学科的分界这一议题来看,这是迄今为止最系统的一篇参考文献。作者鉴于目前“新闻学”、“传播学”名称中的歧义与重名给学科研究造成了类似“二名三意”的混乱,阻滞了学科发展,由此通过对概念、教育传统、教学内涵的分析,重新为这两个学科作了正名工作。其中的大多数命题,都颇具说服力和指导性;限于本文的主题,我只就该文中有关学科命名部分的观点作一评述,并着重提出一些修正性的意见,以就正于作者、教育界同行和诸位方家。
纵观本次测量的结果,专家们对目前中国国内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的评估很不乐观。多位专家甚至建议,要进行一次全国现状调查(这一调查目前已在计划进行之中)。从全国的形势看,愈演愈烈的低水平竞争、教学规模的盲目扩张,必然会导致新闻传播教育领域资源、规划、规范的欠缺,并且进而妨害整个教育行业的发展。如前所述,10多年间,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膨胀了10倍有余。与此同时,我们的师资建设、专业建设能力并不可能提升这么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情况:很多后发展的学校开设了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等专业,并且按照先发展的学校专业培养模式试图与一流院系一较长短,其结果可想而知。关于解决之道,国家或可根据目前新闻与传播各专业市场竞争力的实际情况,明确不同层次院系的专业设置、教学培养规格和就业目标,力争在本专业领域实现:科学规划,区隔竞争,良性发展。对此,何梓华(2005)曾提出过的建言引人深思:“历史悠久、办学经验丰富、师资力量强的新闻院系,可考虑调整培养目标,转向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为国家多输送高层次、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从本研究对22个观点的测量结果看来,专家们认同度最高的分别是(从高到低):“应加强学生专业伦理的教育”、“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应加大学生实习及实践性教学强度”、“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等几项,可以说是基本达成了共识。
而在“与国际接轨是教学改革的方向”、“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大多数教材内容缺乏先进性”、“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等问题和假设上,专家们的意见仍存在分歧。
或许,特别重要的是那些尚未有结论、本文尚未展开论述的议题。譬如意识形态的制约问题、教育管理水平的滞后问题、对学科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估的标准问题、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不同层次院系的区隔定位问题、教师的教学伦理问题、研究生招考制度问题……诸如此类。几乎在每一个我们正在谈论和将要谈论的话题的背后,都映现出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的系统性的困境与缺陷。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闻教育的“系统”的结构定义为落后的教育体制和大学管理体制,也可以把它定义为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甚至,是这四者的结合体。
一方面,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另一方面,其病灶在于学科内部分界管理的混乱。本此,本文在第六部分已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一些初步辨析,就目前这个策略提案来看,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与本文全部讨论的结果是相洽的。
自然,研究者也希望,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研讨,能够从本源上厘清新闻传播学科系统和教育管理系统的层次;但更大的希望则是,教育界应该思考与行动并重,而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姿态上。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仍然在众说纷纭、原地不动,把困境和负担原封不动地传给后来人。
8年前,俞旭、朱立(2001)曾基于系统论原理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下过如下总体判断:总的来说,大陆新闻教育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教育体制改革落后,学术理论保守,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陈旧,教育岗位呈“逆向淘汰”,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经过多年的等待与努力,这些弊端是否已然改进了呢?看来答案仍不太乐观。追根溯源,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问题乃是中国教育管理的共性问题,这种问题的本质是国家的大学管理政策的僵化和异化。专家C在来信中尖锐地指出:“学科建设,应该基本是自然的活动,是自然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现在被列入了类似1950年代计划经济的那种模式和思维中。这种计划有多大的意义?学科的经常调整应当是常态,但是很多情况无权调整、无法调整,如此,简直无法侈谈改革。”
今天,我们无疑是处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之中。时代的发展对我们提出了更新、更复杂、更锐利的要求,身处转型期中国、生逢网络时代激烈的媒体变革,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教育已面临重大危机的基本共识之下,我们是否能够知耻近勇、发奋图强,化危机为变革,促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进化?答案或许可以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意愿之中。
意愿可以提供信念之力,实现重大的变革尚需持久而有形的奋争。固然,一举改变“系统”的特征是不现实的梦想,但是,同样按照系统论的思想,系统也是由元素构成的,元素的变迁同样也导致结构与功能的改变。身为知识分子,我们言说的前提,始终应该是如下的哲学判断:“我们感悟到: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约翰•布里格斯、F. 戴维•皮特,2001)本次的测量和讨论的议题,其中有经济学所称的“不可控制因素” 和宏大的理念问题,但更多的是在中观和微观上可以操作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不完全取决于抽象的“国家”,而依赖于无数生动可感、可以汇聚力量的“个人”、“单位”和“社团组织”。我想:一点一滴的改进,虽不能变革形势,但足以变革人心;锱铢累积的行动,如若无愧于职责与良知,则必有益于社会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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