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知识或思想的实践意义 -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在今天这个时代，知识和思想出奇地丰富，一切应有或不应有的知识都汇集在我们的思想空间。有些思想出奇地革命，出奇地激进，偏执或深刻。无论怎样，这些思想都几乎不在有害，有害的思想不再有害，有益的思想也不再有益。知识失去了与行为的联系，思想失去了现实作用。就像色情和性行为不再危害社会结构一样，相反，它们已经非常受欢迎地被纳入了消费社会的结构。而今知识的生产、复制与传播也被纳入了消费活动，人文知识被实践的可能变成了被消费的现实。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所启动的“实践哲学”重新沦为智慧的快乐。从文革结束直到八十年代的后期，知识总是与对知识的实践相互联系，知识的改变或更新总是牵动社会实践的革新，思想总是与行为相关，它影响行为。时至今日，在回顾中我们很难说八十年代的人文社会思想比今天更加开放还是封闭。就知识来说，显然不如九十年代以后丰富复杂，然而就思想的社会功能而论，似乎又是今天不可企及的。无论官方发起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媒介和半官方发起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讨论，还是学界的人道主义、个性和主体性的讨论，以今天的理论眼界看，当时的理论几乎是比较肤浅的、单一思想和单义性的，但是这些并不深入的理论从体制的和学界以及民间的渠道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与体制又无时无刻不在监控或干预这些思想讨论，思想风格或思想方式甚至也是危险的，或者具有威慑力的。因此，八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讨论的单义逻辑可以容忍在现有知识框架内的激进言论，而自觉或无意识地排除不同的思想风格，歧视形式主义和不宽容复杂的思想方式。在这一方面，八十年代在思想方式和知识领域又是十分封闭的。也许：这是人们过于关注思想或知识的实践价值所致？

思想、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这种有机联系被后来发生的事情魔法般的斩断了。思想、知识与现实的有机性消失了。到了九十年代，人文知识与思想开始被清除出局。对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知识与思想仿佛是不在现场的一样。现实世界和经济世界开始独立按照它自己的轨道运行，就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的行使，它正在自由地转换为资本或出租给资本，权力与资本结成了可靠的强势联盟，把整个社会变成它的弱势群体，牢固而有效地控制着这个世界，以至于人文知识与思想从大敌当前草木皆兵式的虚构的政治力量退化为无害的语言游戏。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与它的上一个年代的情景魔法般地倒置过来，常识性的思想讨论消失了，同时具有介入意义的思想也被有意无意地漠视，相反，思想的风格化，特别是人文知识的专业化被容许甚至被制度性地加以鼓励。随着大学学科的发展规划，人文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和行业性的术语成为从事人文知识领域活动的资格标识，加上特殊的行会性的专业杂志认证，学术资历和专业身份要求，以及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日益成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社会里的职业谋生方式，这些加剧了人文知识的体制内循环，同时，它也是使人文知识日益变成一座孤岛的监控策略。

许多激进的思想，许多革命的思想，许多批判与颠覆性的理论，曾经震撼世界的激扬文字------它们并没有消失，而且保存下来，并且被学院人进一步研究，被复制和重复，但它们所批评与革命的对象也同样保留了下来。有些思想的功能消失，是因为这些思想在历史中取得了胜利，比如对宗教的批评，对族权压制个人自由的批评，对性压抑机制的批评，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些思想随着它自身的凯旋而被纪念性的保留下来，在它获取成功的纪念性的殿堂里被膜拜，被封存与隔离起来。也有些思想理论因为在历史实践中的失败而保留下来。它们被证明是思想的乌托邦或者意识形态的幻想，或者更加糟糕，是人类精神的癫痫发作被隔离与封存。现代社会给这些不同形式、不同历史效果的思想，只留下了一个狭窄的学院空间。而学院就是思想的一个博物馆或者展厅，甚至是思想的墓地。在知识的T型台上，在思想的展示窗里，通常作为舶来品的新知识时尚各显其风采。在这里思想从它的能指到能指进行符号化的活动，而社会这个思想的传统的实验场地被一种绝缘性的物质隔开了。这就是目前思想活动或精神生活的状况：各种思想只被允许进行思想的自我复制，而思想与社会生活和历史实践的纽带已经十分微弱。现在，思想与知识狂欢的前提是，思想不再作用于历史进程，不再作用于社会实践。甚至不再作用于知识人自身的修养。后者本是传统人文知识的主要功能。只要不是作用于历史实践的思想，或者说由于这些思想不再具有影响社会实践的功能，所有的思想传统和新的变种都在有限的圈子里得到了鼓励，被纳入学术生产与传播机制。这些知识可以被加以马赛克式的拼贴游戏。这些曾经激进与革命的批判思想都进入了自己的巴洛克化时期：繁复、复杂和具有装饰性。

如果说这样的判断是简单化的结果或是悲观观察的话，如果仍然能够感受到思想对社会的作用，那也是某些解释性的思想，而不是立志改变世界的思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无意识中已经恐惧那些立志改变世界的人。如果我们谁也不愿意再到那些立志改变世界的人所创造的乌托邦中去生活——真的，他们曾经创造了这样的世界，我们曾经噩梦般地生活在其中长达半个多世纪——那么我们也就不再对改变世界有真实的热情，我们也就不该投身于这样的事业。或者，也许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启蒙到这样的时刻：它不再需要思想为它立法，常识性的知识，新闻水平的知识和生存的基本现实感，特别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利益计算，就已经足以让人们具此进行立法或做出生活选择。而那些超越了常识、时势、利益计算的思想都是不切实际的社会浪漫主义或政治的美学化。

是否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感被塑造成了看似乐观的“历史的终结”的预言？因为你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啦，所以就把这种状况描述成一种历史的终结。不仅是富裕国家的乐观主义，无论如何还有，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浪漫主义和政治的美学化不名誉的历史实践加剧了“历史的终结”感。一个政治浪漫主义的知识集团因为抢占历史的制高点、抢占历史的未来而过早的透支了人类的未来。因为希望未来早些到来而使未来以恐怖的面目来到人类的面前。就像童话中心急的情人在不该窥视的时刻无意中将心上人变成了妖怪。

比之这样的向未来施加魔法的知识实践，历史的终结既非宇宙灾难，也不是生物性的灾难，自然世界和生物世界一如既往的存在，历史的终结只是意味着作为历史的主体，创造自身历史的主体，和那种可怕而剧烈的创造行为、即战争与革命行为的终结。它意味着历史和哲学意义上的“大写的人”的消失。乔治·巴塔耶引用一位黑格尔研究者的话说：“在历史终结处，人的消失------不是一个宇宙灾难：自然世界仍旧永恒地保持着它的原样。同样地，这也不是一个生物性的灾难：人类仍像动物一样的存活着，后者同自然、同既定的存在物保持和谐一致。严格地说，消失的是大写的人，换句话说，消失的是对现成物或者错误进行否定的行为，或者，更概括地说，是同客体相对抗的主体。实际上，人类时间或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或者说自由和历史的个体，他们的明确毁灭，都十分简单地表明了行为的终结。在此，行为是最强烈意义上的行为，就其实践意义而言，这就意味着战争和血腥革命的消失。它也意味着哲学的消失，因为人类不再进行根本的变革，由于他对世界的认知和自我的认知，也不再有什么理由去改变（真实的）原则。但是，其他的事情还可以无限地继续：艺术、爱情、游戏等等，简言之，一切令人愉快的东西还将继续。”
事实上一切不让人愉快的东西也还在继续。暴力、仇恨、谋杀，或者战争、饥饿、专制，这些残酷戏剧和古老剧情稍加改编每天仍然在我们面前上演。奇怪的是这是高技术时代或高度文明的暴力与战争，是富裕社会里的饥饿，奢侈消费社会里的贫穷，也是个人消费、娱乐行为已经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时代的贫困与专制。但巴塔耶说，战争或宫廷政变并不能证明历史还在继续。巴塔耶继续引用说：“在普遍和同质性的国家中，没有什么东西发生变化。不再有历史了，未来就是已然存在的过去，那里的生命纯然是生物性的。因此，也不再有严格意义上的人们。人（精神），在历史性的人明确终结了之后，只是在书本中寻求安慰。”大写的人、历史的人或者精神不再有了，显然，一切令人愉快的游戏也不能叫“人”满足，他只能去“书”中寻求安慰，寻求替代品。然而书中所进行的所模拟的仍然是一种游戏，是精神、思想与观念的游戏，而非精神和思想本身。书不仅是精神的物质载体，还是精神仅存的游戏形式。“在时间的终结处，观念（逻各斯）这个词同人类已经分开了，只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存在，它不再与人的现实形式相关，而只是存在于书本中。这一事实表明了人类的基本限度。这不仅仅是一些死去的人：死去的人类。历史的终结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的死亡。在这种死亡之后，还保留着：1、活生生的身体具有人的形式，但是已经剥去了精神，也即是说，剥去了时间和创造性力量。于是2、精神只是作为书本经验性地存在着，但其现实形式是无机的、死的，书本甚至连动物的生命都没有，它不再和时间相关。哲人和他的书籍之间的关系于是就同人类和他的死亡之间的关系严格地匹配。------死亡是非人格的和永恒的，换言之，是非人的，就像在书中，通过书而实现的精神是非人格化的、永恒的和非人的一样。”这既是献给书籍——观念——的颂歌，也是书本的死刑判决书。这既是十分扭曲的描述又是对真实处境的洞彻。在今天这个时代，“书”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隐喻焦点：书是知识，是精神，是思想，然而不，书只是它们的物质形式。这个物质形式越来越精致而考究，预示了人文知识的命运。书，知识和思想正在迅速地成为消费品：在图书馆、书店、大学、富裕的家庭以及其他场所。

我必须限制话语的语境使之适合我们自身的状况。知识的狂欢和思想的巴洛克化是知识人牺牲自己思想的真实性的代价。毋庸讳言，这个牺牲换取了知识人的较以前更好一些的日常生活和似乎仍然继续着的徒有其表的知识生产。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无须隐瞒的事实。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中的基本功能——反思与批评功能、并且以此介入社会实践的能力——的丧失，将会意味着社会失去自我反思与纠正机制。固然知识人也是现世的人，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过着日常性的生活，也有权享有生活的琐碎乐趣，而且因为他的知识，他还拥有更文明、细腻和丰富的趣味。但就知识阶层自身存在而言，如果职业化主要成为谋生的工具，那也就对整个社会来说意味着一种堕落。

当然不能说人文知识已经失去了它全部的社会功能，如果那样人文知识也就无须被谈论。我想说的是，人文知识的生产机制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在意识形态及其体制+市场经济时代，谁是人文知识的需求者？显然是意识形态和消费活动本身。无论是现阶段的意识形态还是消费活动，都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欠缺或意义不足感。因此它们也就成为现阶段人文知识生产直接或间接的需求者和赞助人。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知识真的成为“帮闲”。由于这种“帮闲”性质，由于人文知识的明显的社会伦理功用的消失，由于需求和支配的某种隐秘性和匿名性，人文知识拥有了一种虚幻的自主性。但实际上，这些隐秘的需求已经改变了现阶段人文知识的性质。虽然人文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学院化继续维护着专业性和自主性的幻觉。

在人文知识巴洛克化的时代，人文知识分子已经从道德关切转向了审美趣味。这种美学也已经不是与生活保持着紧张关系的判断力，而是取消了美学与生活界线的融合。过早地取消美学与生活的距离带来了美学批评性的消失，美学成为市场意识形态和消费活动所需求的光环。由于统治阶层最为关心的问题（至少表面上）是一个类似于公司的问题，而“大众”已经变成了消费者。就市场所制造的表象看，他们的立场从社会伦理学转向了日常生活的美学这样十分愉快的问题。就此而言，人文知识尤其是审美型的知识人几乎是生逢其时。
对现今的世界来说，思想的社会变革功能的消失，并不是一个灾难，相反，它被社会——至少是它的有经济保障的社会阶级的感受——体验为一种平静和满足，体验为一种安全感。有经济保证的群体对整个人文文化的需求已经缩减为娱乐的需求。而没有社会经济保障的所谓弱势群体的伦理需求没有被理睬，因为这是一个没有能力为它的需求买单的群体。人文学者也许只能在私下里对这些没有研究的问题略有良心的隐痛而已。

如果这个世界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取消人文知识这个古老的行业，那么这个世界的权力者就会以学院化专业化的方式对人文知识分子进行一次总的赎买。知识的规范化是人文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身份的一次自觉的调整，是自我规训。它把这个时期的人文知识从文革结束时期的诞生所带来的批判性消除掉，并且是以消除掉带着结束文革思想统治的自由与反叛特征，同时学院化和学术规范所要消除的还有人文知识者所具有的真理的业余爱好者的尴尬身份。在这样做的同时，人文知识有意或无意地在取消人文知识话语与社会话语的对话关系，它以专业性和行话的面具，既是对自己身份的正当性的一种维护，也是取消和社会广泛对话的基础。是从他所谈论的一切问题面前转过脸去。那些过分专业化的术语早已使任何外行对他可能隐含的思想兴味索然。除了他们的行会杂志之外，他们的知识思想甚至都无法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连一度是人文思想的活跃的舞台的文学类杂志也被视为不够专业化而被学院所抛弃，它自得于除了行会外无人问津的学报和几份官方刊物，它们不再社会上传播成为其专业身位的一个标识。人文知识自觉地在失去它的人文思想的性质，并且以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面具重新打造和修饰了自身。一方面在社会领域内的思想的曲高和寡是使它失去思想效果的方式。另一方面，除了人文知识者自觉地为知识的顾主考虑之外，有谁能够说这不是一种权力的机谋或知识顾主的智慧？

人文知识分子使思想诉诸实践的各种传统方式正在被取消或自行失去。一是把思想传播到群众之中。然而今天，哪些群体需要人文知识？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文知识？有经济地位的群体需要的是文化娱乐和审美需求，和关于人类历史的各种巴洛克化的知识，是思想的装饰或装饰化的思想，是知识的消费化，是对知识进行愉快的消费活动。或者间接指导种种消费活动的礼仪。或是给经济新贵进行文化的加冕礼。使其显得不仅仅仅而且有文化知识。除了这个需要知识消费活动的阶层外，似乎没有了需要人文知识的社会群体。有经济地位的群体逐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有美学需求的群体，这是一个审美群体，但这个特殊的审美群体所需要的美学经验不是传统的诗歌和小说，而是更加娱乐化、直观和感官欢快的东西，不仅如此，这个审美群体要把美学经验变成纯粹的可以直接消费的物质，它所需要的美学经验是审美化的物质生活，是居住、用具、器物、装饰品和摆设的美学。这个审美需求直接依赖于财富和金钱的支撑。并且这种美学经验和审美能力并不需要长期的知识学习和美学趣味的熏陶，而是可以通过购买行为来加以直接实现：实现其趣味、个性和价值。因此，真实地满足这个审美群体的审美体验的并不是人文知识分子，而是高档房地产开发商，是时装、汽车、新式家具的设计和销售者，是古董商人和高消费形式的艺术经纪人。充其量，人文知识者只是在其广告中进行修辞学活动的人，是制造新的审美生活意识形态的人。而所谓的审美生活，生活的审美化，可能不过是消费群体的美学化了的市场意识形态，是给这个群体的娱乐与消费的美学升华，对其没有什么可以叙述的消费娱乐生活的概念化升华。审美的加冕礼弥补了消费和娱乐生活的意义不足感。在此意义上，审美的生活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既安抚了消费行为也满足了市场化的意识形态需求。

固然有着一个被称为弱势群体的阶层，它不是一个审美群体，而是一个道德群体。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这个群体具有什么道德优越性，恰恰相反，是这个群体需要别人的道德关切。这个群体的生存已经濒临危机到这种程度，社会体系难以保障他们的生存。他们需要个人慈善的救助。他们从虚幻的社会主导阶层无可奈何地滑向弱势群体，不仅失去了经济地位和假想的政治权力，也早已失去了自主性的文化需要，审美化的人文知识对于这个阶级来说几乎是奢侈品，或几乎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个阶层的需要已经转换为纯粹的短期利益需要，这个阶级的需求和他所承受的痛苦，在二十世纪里被权力的问鼎者所利用，似乎已经被耗尽了他的政治能量和道德资源。已经从道德立场转变到审美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没有语言表述他们的道德困境和社会伦理学问题。在这个社会道德群体被命名为无产者的时候，他们的贫困、痛苦和不公正处境，被权力的反抗者书写为对权力的起诉书，同时也是对社会中少数“胖得发愁”的审美群体的道德指控。现在，这个阶级的道德资源因为被问鼎者过渡解释被滥用已经失去了它可能具有的道德意义。

然而人文知识分子不一定依据宏大的历史尺度才能行事，不一定依据道德饱和到成为一种愤怒的激情才能行事，他们仍然可能有许多行事的空间和方式。他们不一定凡行事必得进入历史和历史的记述。相对的道德意义和相对的社会意义也可以成为行事的充分动力。虽然我们不再希望把穷人的痛苦和不幸塑造成盲目的政治力量，甚至也不考虑要求某个群体的政治权力，以重蹈前一代知识阶级的历史覆辙，知识人仍然能够把他们表述为有意义的社会伦理问题。

在历史的某些时刻，在社会生活的非常时期，人文知识可以直接谋取支配世界的权力，而在民主社会，人文知识可以通过教育，尤其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影响舆论。前者的历史时刻已经消失，后者由于权力的垄断还没有到来。人文知识的传播渠道几乎只有一个学院空间，即使这个空间也被人文知识的行规统治，被自觉的权力对知识的规训所役使，又被知识者自身的利益考虑所削弱。

人文知识分子通常利用社会历史事件来传播思想，检验思想自身的有效性，并且进一步塑造公民社会和公众道德，由于没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可资利用，这个塑造社会事件的知识践行方式也难以出现。由于权力对大众传播的垄断，有效传播社会生活重要事件的方式被消除了。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成为歌舞升平的舞台，成为真实的社会的一架消音器。人文知识借以塑造社会事件影响社会的能力被阉割了。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空间都关闭了，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有塑造他身边事物和身边事件的空间，他们仍然具有可资利用的其他非正式的和不稳定的传播媒介。因此，值得怀疑的是，即使有了这样的传播空间，人文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愿意如何去做也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人文知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绝缘体越来越多；知识顾主的定单与计谋，和它的意识形态装置；知识人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的专业面具和行规行话；其他社会群体的分散的需求；大众传播媒介的消音设备------这一切都是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绝缘物质。

我们是否应当考虑人文思想的有效性和实践意义，结束纯粹的知识狂欢和不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巴洛克式的复制。实践思想的途径是什么，或者使思想观念具有经世济人的方式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践如果遇到了困境，是否意味着思想本身的真实性已经是一个问题？如果思想观念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的复制与拼贴，而是对我们所遭遇的经验所做的描述与探索，思想的实践就可能找到自己的路径。就人类的存在特性而言，他总是要用想象的“应然”来改变眼前的“已然”，况且他现阶段所面临的“已然”也并不那么合理与令人满意，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可能放弃以其观念来塑造现实的意图及其努力。那么历史就不会永远处在其暧昧的终结状态。所谓终结者，是我们的无能为力所导致的状况。所谓终结者，是我们旧有的观念耗尽了历史能量，而新的观念还没有被塑造出有效性。

事实上知识人仍然被意义不足感所困扰。这是知识人特殊的困扰。这种意义不足感不仅阻断了知识与行为之间的有机联系，也阻断了知识与思想之间的有机性。然而真正不幸的是，意义不足感没有被体验为寻求知识意义的动机，而是意义不足感的被遗忘，以及用一些幻象对意义不足感的遮蔽。用知识的代用品代替思想，就像在用纯粹的“引文”代替真实的内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