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气与美德培养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社会风气是社会中的一种隐性约束力量，对于广大社会成员（包括青少年）的人生观念形成、行为选择有很大影响与规定作用，不正之风是青少年美德生成的严重障碍。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制度的不完善、不协同，宏观社会范围内出现腐败与人情往来现象严重、道德标榜与拜金主义背景下拒斥道德的现象并存、人际冷漠、社会责任感缺乏、消费至上、纵情娱乐等不良社会风气。不正之风还在很大程度上渗入了学校与家庭之中。在学校中表现为经济效益主导下的片面注重知识教学、美德教育形式化以及教师教育信仰缺失，教育演化为功利性的实践。在家庭中表现为家长安于现状、注重物质享受，难以担当美德示范；家庭教育强调明哲保身，谋取功利，缺乏远大理想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家长将教育的目的定位于功利化的升学，失却了教育的全人关怀。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的“不正之风”，导致了青少年中比较普遍的德行问题：虚伪、不坦诚；自我中心，人际冷漠，无共处、合作意识；生活麻木，缺乏进取精神与对人生的负责意识；秩序意识淡薄，缺乏自主约束；浪费财富，追求高消费等。要想真正纠正青少年学生中的德行问题，必须对现实的社会风气进行系统研究，针对造成不正之风与相关德行问题的社会制度、思想根源，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改善社会风气，使之成为青少年美德成长的适宜土壤。
关键词：社会风气 美德 培养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sh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s
Liu-Changha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fashion, or the identity of social behavior, serves as a kind of invisible restraining power in the citizens’ (including the youth) character and making certain behavior choice. As far a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youth’s virtues is concerned, immoral fash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strong obstac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many regulations are imperfect and un-coordinated, such immoral fashions as corruption and “the back door”, pretending to be moral and rejecting any morality at the mercy of money, being cool toward each other, forgett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regarding consuming and entertainment as the very end of the life, are of great influence in social life. And they distort the school and the family both. Such things can be found in school, as knowledge learning has become the core while moral education has been neglected for economic benefits, and teachers tend to work for money but not love. In family, parents are lazy and selfish; their guidance for the youth is self-centered and test-centered. These immoral fashions in society, school, and family,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get the youth into dishonest, selfish, out of responsibility, property-consuming. To get the youth out of these shortcomings, immoral fashions should be studied systemically, based on which, effective steps can be carried out and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may serve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es well.
Key words: fashion, virtue, cultivation
社会风气，是对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大量社会成员的相近或相同的思想意识、价值判断、行为意向、行为方式等的一种总称，或者说是社会成员的共同的行为模式。“风气”一词，集中体现了中文语词的形象性特征，其含义中包含了可意会而难于言传的内容。美德，是指在社会的价值体系中被赋予正面、积极价值，并历来被人们尊奉、大力推广的良好品质。在不同文化体系中，被人们视为美德的品质有其特异之处，同时又有其普遍、共同的内容，这体现了美德的民族性与普遍性的复杂统一。本文所指的“美德”，是指诚实、正直、勤奋、进取、负责、自律、关爱、合作、节俭这些历来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并且在当代中国仍有其突出社会价值与人生完善价值、被各级各类教育视为德育目标的品质。本文写作，旨在表达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社会风气是影响年轻一代美德成长的重要力量，必须全力改善社会风气，使之成为青少年美德成长的适宜土壤。
一、作为美德建构环境的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是风行的、外显的、可感的共同行为模式，但这一表层社会现象有其深刻根源。在一定社会中，人们共同的思想观念与行为取向的背后，是社会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文化水平、道德传统等，而其核心则在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生活处于社会各方面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规限之中，社会物质状况客观上内在蕴含了人如何生活、人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的规定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求其施展，即个体必然会选择以某种方式来看待生活，从事生活，而同一社会背景中人们社会关系的相同与相近性决定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选择中趋同的可能，而且这种趋同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迁。这就是社会风气形成与变迁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风气在“不期然”之中形成，而一经形成，即成为影响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生观念与行为方式形成的外部控制力量。个体行为方式、思想价值观念，是在其长期生活过程中、依据随主体与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经验的不断改组与改造而逐步建构、生成的。个体在社会群体中的生活，即构成最基本的、广义的学习情境，群体中他人的行为方式、思想态度，依据其言行举止的诸种媒介传播至个体，而由个体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主动解码、认知、学习，确定将其作为本人生活导向或拒之门外。在此过程中，社会成员广泛认同、遵行的共同行为模式（社会风气）以强大的舆论和社会习惯势力的形式，高频地、全方位地在生活中显现，使个体置身其包围之中，对个体发生熏陶渐染、潜移默化，从而有力塑造个体对人生的思维方式，引导人生的方向。而社会风气对个体行为的塑造又必然发生作用于社会，对社会发展进程发生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影响。
依据其社会影响的性质，社会风气有良好的、积极的与不良的、消极的之分。从个体人生角度来讲，积极的社会风气，能引领人奋发向上，充实有为，消极的社会风气则使人猥琐拘泥，空虚乏力。由此可见，社会风气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建构环境。开展美德教育，有必要关注当前的社会风气，尤其要关注对青少年道德发展发生反面影响的因素是什么。社会风气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范畴，出于研究目的的考虑，笔者拟从“关注美德成长”的价值观念出发，着力于研究社会风气中的“问题”，也就是分析人们常说的“不正之风”的存在与构成。
（一）宏观社会风气四种 综观当前社会生活，笔者认为，社会中存在的不利于美德培养的风气主要有如下四种：
1、腐败与“关系”
中国历史上向来缺少有力的权力约束、监督机制，也没有强大、统一的法律进行公正裁决，于是政府官员依靠权力进行不当得利的腐败成为中国政治的积患。当代我国着手建立民主制衡机制，严格法令，但民主起步阶段各项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备及腐败之后的奢华的“人之人”的生活足以诱使一批官员走上不归路。由于政府在社会中的示范、指导性地位，官员腐败对整体的社会风气有极大、恶劣影响。一方面，腐败败坏社会道德。腐败者往往头戴“先进”、“楷模”光环，而腹中全是蝇营狗苟、男盗女娼之事，或者可以一边讲“严惩腐败”，一边收下巨万礼金。
另一方面，腐败败坏市场秩序与人们的责任意识。官员腐败与“关系”、情面、裙带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词语紧密相联。在尚“人治”的专制威权体制中，公平竞争的规则体系尚不完备，而与某个大人物的亲缘、关系、交情便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有力资源；而传统社会中长期的灵活而非制度化生存使托关系、走后门成为一种传统，也成为今天的人们参与竞争的重要方式。而正由于此，“豆腐渣”工程成为近日中国的一个流行语，“豆腐渣”由何而来？此“腐”与彼“腐”是何关系？由于腐败分子的高额提成，公平竞争成为一种表演，工程质量、百姓安危、国计民生从此堪忧，而人类文明史上也多了一些令人发指的奇迹。一次火灾居然可以把一座钢筋水泥的高楼烧塌，把20名消防官兵砸死，这难道与腐败无关？孔子曰：“政者，正也。”部分官员的腐败导致了政府信誉的削减；后门洞开，也就否定了大门口标示的“公平竞争”规则，在此情境中，人们无须张扬其独立、进取精神与责任意识，而只须、必须去阿谀奉迎、巴结权贵，或静静地靠在父辈厚实的肩膀上安眠。面对腐败的严酷现实，人们不能不“怀疑自己的道德观念，怀疑学校的品德教育，怀疑正确的人生道路”[1]，社会公正、进取精神、责任意识因此也就难以扎根。 2、道德标榜与拒斥道德
诚实、讲真话、不欺瞒，是世界各国的美德，也是中国人普遍推崇的品质。然而，中国人却在国际、国内面临着诚信危机。中国人一直在说谎，其主流话语的第一句就是谎言——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天之大德曰生”，每一生物体都有其自在的维持自己生存的本能，人自然也不能例外，而他是否可能依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维护生命，在其本性中是否可能蕴含着这种旨在否定自身存在的本能？回答自然是否定的。但国人却如此说了千年，并且还在言说着，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标榜利他才能得利或才能获得更多、更大利益的机制、话语环境。社会中高扬着牺牲、利他、崇高、英雄的高大完美，而对于个人的不完美、残缺、私心杂念缺少宽容；这种语境从根本上威逼着人们去附议、响应，而把真实的想法隐藏、埋葬或烧光。真实的人们在行动时能达到完美的高度吗？于是响应归响应，口号归口号，在一个公平规则并未确立的国度，“崇高”的谎言铺天盖地而来，最为可怕的是，谎言积攒了千年似乎也成了真理，习以为常的人们大多放弃了思考的权利。
当代社会话语空间由封闭、专制走向开放、自由，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社会中的道德谎言是一种有力冲击。于是，被长期压抑的人们在新环境中放开喉咙，开始撒野，但他们又“校枉过正”，在道德的领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很多人对道德、理想、崇高不屑一顾，“自由”地开展金钱、权力的角逐，在话语中“自由”地表现其欲望、私心。这样的生活是否就是最真实的？是否就是自由的？为帝王之私心服务的牺牲固然不值得提倡，但“人是应该有道德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些也是不应否定的；每个人都可以也应当追求美好生活，但仅有金钱物质的生活真的就是理想吗？
3、人际冷漠，社会责任感缺乏
中国人爱家，重视亲情；然而，在中国，家庭成为一种有围墙的城堡，严格地把“自己人”与“外人”分开。在家里，人们亲密无间；在家外，面对外人、陌生人，他们却冷眼旁观。当然，我国并不是没有见义勇为者，如前日中央台推出了12位“百姓英雄”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然而，我国也经常会有令人痛心疾首的见死不救，《好汉歌》的风行正说明社会中侠义的缺乏，说明人与人的隔膜相当严重，人际的和谐、友爱远未建立。
另一方面，人们在关注自己的小日子的同时，对社会公共事务缺少足够的热情，社会责任感缺乏。公共事务与一定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而公共问题的解决要求每一个人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自小农社会流传下来的“不出头”、“搭便车”的保守心理，使得公共生活无人组织，无人负责，社会生活如一盘散沙，而一些本不该成为问题的事情（如乱倒垃圾等）也成了让人们头疼的难题。对他人的冷漠、对“众人之事”的不用心，可看作国人性格中的两大顽症；而提出问题并不是为了对某人的人格进行审判，我们必须探讨其后的根源。根源在哪里？笔者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法律建设滞后、公民权利得不到有力的保障最起码可看作根源之一。在“枪打出头鸟”、“出力不讨好”的制度环境中，人们的勇气就消磨、牺牲了。
4、消费至上，纵情娱乐
市场经济时代，商业文化如日中天。商业文化是把人们看作潜在的消费者来塑造的，而这种塑造作用依据大众传媒、网络的力量变得非常强大。人们以富为美，爱钱，向往挣大钱，过有钱人的生活，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有钱。这种为消费而消费、以消费来印证人生价值的取向主导了很大一批人的生活。“做个有钱人”或者“嫁个有钱人”已成为很多人的人生信仰与支柱，不敢想象，在抽掉这一追求之后，他们将如何生活下去。然而，盲目地以占有比别人更多的物质为目标的生活，太过喧闹、紧张，虽忙碌而不充实，虽满面油光但不深刻。
此外，当前消遣、娱乐已成为生活中的一大部分。人们沉迷于麻将、扑克、歌舞，或者其他的休闲、刺激方式，内容可谓多彩，但就其实质而言，在简单的驳杂之下是真实的肤浅与单调。闲暇的扩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而现实的人们拒绝高雅，追求粗俗；拒绝思考，选择从众——这种闲暇并未发挥促进自由发展的功能，不仅未能使其生活得到提升，反而使人生进入一种麻痹、麻木的状态。
（二）学校教育不良风气两种 1、升学主导下的美德教育形式化，德育要求虚化
当前，学校教育是围绕知识教学、考试而组织的。尽管由于“德育首位”、加强德育的指示与政策、改善德育的研究群体呼吁及“世风日下”的大众指责的合力作用，在学校发展规划中“德智体全面发展”有所体现，素质教育得到话语层面的积极响应，但在教育工作实际及评价过程中，智育（知识传授）无疑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有人这样描述当前教育：
就目前来看，知识教学等于智育，智育等于素质，“一好”等于“三好”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有这样一幅漫画：在公园的一条长椅上平躺着一个叫智育的人，他占据了整条长椅，旁边站着德育和体育。德育躬下身请智育让一个位子，但智育却一动也不动，体育只好在旁边干瞪眼。漫画中讽刺的现象是十分普通的。我当了7年多的毕业班班主任，就常为此遇到种种尴尬。我市为落实教育机会均等，多年前就取消了小学升学考试，实行就近入学。能择优的重点中学仅市外国语学校一所。择优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是最近两年来的三好生，再由学校推荐参加考试，于是社会上把每年有几个学生考入市外作为评价全市各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首要指标。事实上，成绩好的学生未必是三好生。怎么办？为了学校的声誉，如果在选拔考试中分数很高但不是三好生的，学校马上让他“火线入党”，补上三好生奖状。这样一来，三好不就等于一好了吗？这些学生无视教师与同学，无视校纪与班规，你又能拿他怎么办，教师的威信何在？德育、体育的地位何在？学校间的不正当竞争，让我班一个评三好时无人投票的奥数精英获得了5份重点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让那些真正的三好生望尘莫及。于是对北大学生给黑熊眼上泼硫酸的事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要让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我们的社会必须端正人才观，我们的各级政府和学校领导必须转变功利主义的思想，真正落实素质教育。否则我们将会生产出危害性极大的危险品。
在“只有分数是真的”的学校中，认真开展的德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真正的表演、作秀，美德成为课堂讲解、记诵内容，成为领导视察时的欢迎仪式，成为办展览、搞竞赛、贴红花。搞形式的学校并不是不知道美德培养要靠全面、持续影响与文化熏染，但德育还是无可奈何地被形式化了，被架空了，这是值得深思的。
2、教育信仰缺失与教育的功利实践
《爱的教育》自其译入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推重，人们认为，教育是爱的事业。爱的源点是教师，教师有爱吗？有多少爱？或者什么是教师的爱？我认为师爱是教师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对每一个学生成长的关心，关心成绩好的、乖巧伶俐的孩子不能算是师爱，只有当你真正地无条件地理解、帮助那些最需要关心的孩子时，你才是真正地在爱。这种爱，源于信仰，即对事业的坚定与忠诚。古代私塾的先生大多没有信仰，教书是他们科举无望之后不得己而为之业；这种普遍的教育现实，与理想化的儒家教育是异质的，也是在历史上被大儒深恶痛疾的。当代教师对教育有无信仰？他们从教，是否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教师把教育作为职业，谋生手段，从而必然希望保住这一手段，更好地实现这一手段对生活的贡献与产出。在现实中，顺应领导、适合家长能让你保住饭碗；教学能力优秀、学生成绩优异能让你吃得更好。这是事实。在商品社会中的、作为消费者的教师怎么会不为所动？于是，在教育中，学生的整体人格、精神、美德发展不被重视，教师关注的是学生的智力、学习态度、是否可教、能否为教师争光。在教师眼里，六十多名学生被分成优、良、中、差，分成好与坏。学生的真实情感与复杂需要被忽视与否定，而且，往往是那些最需要关心的学生得不到教师的关爱与帮助。在学校里，孩子们承受着教师所进行的分类、所贴的标签，摸索着如何得到教师的表扬、关注，或者如何把教师的关注独占，于是有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了同学之间的防范、攻击。
（三）家庭不良风气三种 1、安于现状、追求享受的家长，能否担当美德示范？
孩子的降生，使两个潇洒的青年增加了“家长”这一角色。教育学者往往在其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忽略“家长”角色的后发性，而有意无意地把家长角色放大而为身为家长者的人生全部，要求他/她为了子女放弃这些，坚持那些，但现实情况是身为家长者在成为家长以前只是一个普通人，有了他的职业、爱好及生活的大部分内容，这些对于其人生有着更全面、深刻的价值。大量家长，尤其是城市中的、工作稳定的家长，没有谋生压力，而在其工作中也无多大才能施展空间，只是在“一张报纸一杯茶”，混着日子，生活的大量时间沉迷于柴米油盐，沉迷于扑克麻将，沉迷于飞短流长。这些并不可能因为子女的存在而根本改变，很少有人为了孩子而旧貌换新颜，振奋起来。学生能否在庸碌的小市民生活中发现远大理想，能否在安逸享受中学会严肃地对待人生呢？有人说，当代中国社会中，最累的是学生，但大量学生劳累地学习正是为了以后可以休息。然而，工作真的是为了休息吗？
2、家庭教育中的明哲保身与功利取向
由于法律缺位，个体权利的不发达、无保障，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可以说是比较严酷的。个体要在人与人的复杂竞争中保全与发展，就必须有发达的人生智慧，如“不为最先”，忍让宽容，躲避可能的灾难，争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在其避难时如乌龟，在其钻营时如狐狸。家长作为生活中的长者，炼就了厚实的龟壳，也发展了较完备的技巧，并以此来教导、帮助子女。一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好的，如有钱、有权；二是告诉孩子一些生存策略，“别人打架的时候，一定要躲开，免得拳头落到你身上”。这种从人生理想到人生策略的全方位呵护、引导，固然是出于子女的爱护，但强调保守、稳妥的人生方式是否是唯一可取的？或者是否就是最有价值的，最值得过的？
3、升学期望与全人关怀的缺失
在国人的功利追求中，读书，通过考试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在阶级地位开放的中国社会中，中举（读大学）是社会成员提高、维护其社会地位的核心、合法途径。当代，读书与做官之间已不能划等号，读大学所附带的效益降低，但由于其从发展需要转变为生存需要，民众的高等教育期望提高。高考虽然已不是独木桥，但竞争仍被人们理解的很严酷。家长对子女的期望是好好读书，考好大学，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管，衣服不用洗，家务不用做（小学扫除时家长前去帮忙，大学生则在假期把脏衣服带回家）。至于子女要吃好的，穿好的，一概给以满足。父母成了勤务兵，任劳任怨，但是否就得到孩子的理解与尊重呢？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的生活沉入读书-考大学的轨道之中，自己无主动设计，同时，什么都不会做，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其社会交往能力、合作意识以及对人生的责任意识也无从产生。
二、学生德行问题及对策 社会不良风气对青少年的熏陶渐染，一方面通过其在宏观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对处身其中的年轻人的理想、勤奋、纯洁心灵造成侵蚀、损害、消解；另一方面，又通过其在家庭、学校中的具体表现，作用于学生的人格，如家庭中家长的腐败、钻营、冷漠、粗俗、平庸以及在子女教育中的追求功利、重智轻德、专制作风；学校中的分数本位、德育形式化、以管代育等。此外，家庭与学校生活运作规则的不健全，如重规范轻指导、重他律轻自律、重竞争轻合作等，与产生不良社会风气的社会环境相似，因而也促进了年轻一代对成人行为方式的模仿。
由于以上三点，当前青少年德行问题与社会不良风气呈现较大的相似性。引起研究者关注、教师和家长惊呼、社会各界不满的青少年品德问题主要有以下五点：
1、虚伪、两面三刀，不坦诚。教师、家长反映最多的是学生不诚实，当面说得很好听，背后又做得不像话。上德育课，学生说应该爱护花草树木，折花是不对的，而在公园里，他们可能放肆地折花，别人说也不听。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是相当成人化的，与成人社会中的两面派无本质区别。这一方面是由于受成人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育中存在要求服从、否定个人自由表达的严格规训语境的威逼的负面效果。
2、自我中心，人际冷漠，无关爱、助人、合作意识。这一点可说是大多数独生子女、“小皇帝”的通病，。在生活中，学生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享受，而无视他人合理需要以及自身行为对别人权益的侵害，更不用说主动为他人分忧，帮助别人做什么事情。“小皇帝”的成长历程使他们头脑中未形成较发达的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意识，即个人在家庭、学校、社区中应扮演角色、承担责任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升学考试强调的是个人奋斗、超过与压倒同学，学生在合作方面有欠缺，他们往往不能有效分工，各负其责，遵守规则。
3、生活麻木，无进取、责任意识。由于长期以来生活轨道由家长、教师包办，也由于身边家长、教师的浑浑噩噩的榜样，更由于现实教育中对学生自由发表看法的压抑，很多学生形成了“无所谓”、“一切随缘”的态度。这种宿命与麻木心态使得他们可以容忍很多事情，不愿坚决地反对什么，或者认同什么。“无所谓”标志着个体对自我规划权利的放弃，对人生的不负责任，这种过分的成熟让人感到可怕。
4、秩序意识淡漠，缺乏自主约束。自我规划、自我控制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构成，而现实教育在片面强调对学生进行行为塑造、管理、约束的同时忽视了对个人自主的秩序、纪律意识的培养。中小学姑且不论，置身大学校园，笔者感触良多的就是自习室里的手机声、寝室楼的午夜放歌、餐厅里的插队，于是有人怒骂：“这么多年的书都白读了？”
5、浪费财富，追求高消费。学校食堂的食物浪费现象几年前多有报道，这几年人们已习以为常，不再大惊小怪了，但每天我们还是看到清洁工挑着两桶剩饭晃悠悠地下楼，让我们不能停止思考。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学生中的高消费、品牌攀比现象。一位老师讲，“看现在的学生穿的是什么，全是李宁，阿迪，我都买不起。”最可怕的是为攀比而消费的普遍心理。青少年急于证明自己的购买力，证明“我可不比别人差”，而很少认真考虑消费的意义以及家庭的经济支付能力。
总体说来，青少年中较具普遍性的问题是受到社会风气塑造的。要切实加强青少年美德培养，必须深入研究社会风气，在社会宏观系统与家庭、学校的微观系统中，谋求社会风气改善，为美德生成提供优质土壤。在此，笔者拟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法律规范，抓好党风廉政，发展社会经济，负起政府的道德责任。 在社会风气、社会文化环境的建设过程中，领导者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政府官员的道德操守、执政方略在其中发挥着特别重大的作用。这是由政治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示范性地位所决定的，孔子的“为政以德”与当代中国政府施政纲领中的“以德治国”均据此立论，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道德责任是什么？笔者以为，作为全体公民利益代表者的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应该努力把握公民生活的根本需要与现实问题，针对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如此才真正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负起了政府的道德责任。
首先，完善法律制度，落实法治。法治是民主制度的根本保障，依据平等、自由、正义、人道原则所订立的宪法与各级法规从宏观与微观的层面确定了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确定了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从而确定了民主生活的基本状貌。由人治传统中的依从君主个人意愿的不确定到法治社会中的依据正义法律的确定性，这是民主制度的一种根本性的进步。而社会生活规则的确立，可以说是从根本上保障了公民个人的自主追求与才智施展，有利于公民勤奋、进取、责任、纪律、诚实等美好品质的形成。
第二，抓好党风廉政，完善行政道德。这是我国、我党一直都在抓的工作，但痼疾犹在、久不见轻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传统的理论宣讲、榜样引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另寻新路。笔者以为，民主监督制度的完善、官员聘任、奖惩制度的健全与严格执法，应该被看作一种值得一试的反腐道路。既然陋规、腐败是由传统专制、人治、信息流通渠道不畅、社会正义规则无力条件下流传下来的，我们今天必须努力使现实的社会条件与以往相区别，通过现实力量的规约与“批判”来担当“批判的武器”未能充分担当的使命。
第三，发展社会经济，充实国民生活。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发展得好，国民进取创业；经济运转不良，国民颓废落魄。 “仓廪实而知礼节”，离开经济发展这一基础，一切道德都是奢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是积极的、可喜的；然而由于我们是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如原朱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到的“解决农民吃饭难”的问题，如城市中的下岗问题。这些都要求政府进行综合考虑，大力推进生产，同时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维护、保障每一公民的基本生存权益。
（二）转变教育者观念，建构学校、家庭民主生活方式，促进美德成长。 “教育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这里我指的是教师、家长这些最基本的教育者。“转变观念”，笔者意指教师、家长应该转变传统的教育期望与既有人生观念，从而提供年轻一代更好的引导、影响。从教育期望角度，主要有两大基点：其一，教育目标要由“升学”转为“成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读大学，对于绝大多数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而大学文凭也将由于其在年轻人群中的普及从就职的重要砝码变为就职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就职者要进行的是包括品德素养在内的综合素质的较量。教育者，尤其是家长，必须认识到，“独木桥”其实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金光大道，而在这条大道上，你越是完整地像一个人，就越能脱颖而出。其二，教育过程中应重视“全人培养”。使年轻一代成为“完整的一代”的教育，不应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的“书虫”教育，不应是关在笼子里、靠在大树下的寄生的教育，不应是“小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的“小皇帝”的教育，而应是一种真正的“全人”教育。在这种教育里，年轻一代生机勃勃，活力四射，在自主的、愉快的、丰富的活动中学会尊重，学会合作，学会进取，学会负责。
从人生观念角度，作为成人的教师、家长应从强调自我保全的、追求安逸享受的生活状态中走出来，反思“人生究竟应该如何度过”的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观念。这一点似乎并无新意。“教师、家长的生活观念是对年轻一代的有力示范，所以教师、家长应当、必须使自己完善起来，成为孩子的好榜样。”——很多研究者都如此言说着，但言说中有一个根本的错误使这个“真理”不能被愉快地接受，这就是言说中的“德育中心主义”倾向。每个人都应该是主动积极的、开拓进取的、兴趣广泛的、乐观充实的，而不应该是被动消极的、因循保守的、空虚麻木的、忧郁沉闷的；这些是人生的内在规定，而不是由教育者身份强加的限制。当研究者一味地、直截地把身为教师、家长者置于教育者、榜样的位置，而不是启发其作为人的主动追求时，他就犯了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使理论不能打动人，因为理论只有深刻才能打动人。这种错误使整个言说与研究事倍功半。
与社会领域中正义制度的确立相一致，笔者主张在学校、家庭中贯彻民主生活方式。杜威指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2]民主的原则要求得到在生活中的实践，否则，民主社会将不可能实现。因而，在家庭中，家长应学会与子女开展平等基础上的共同生活，以民主的、合作的而不是专制的、溺爱的方式建构家庭文化氛围，引导孩子学会自立、自主、负责、尊重。在学校里，校长、教师应该提供宽容的话语环境，允许学生自由地表达思想、情感，支持学生的自治，开展民主的班级、学校管理，使学生在自主中学会自主，在负责中学会负责，使“关于道德的观念”切实变为学生的经验，变为学生的道德观念。当然，在家庭与学校的民主生活中，家长与教师对青少年的价值澄清与引导，是不应放弃而应落实与加强的，教育者应担当生活中的顾问，活动中的同伴，讨论中的对话者与引导者，引导学生进行道德自律，和受教育者一道建构积极、健康、充实的民主生活。 附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变迁相关资料索引
刘长海
本索引依据系统论所提示的如下观点进行：
1、价值观念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一子系统的性质与社会系统的整体状况相联；尤其作为意识形态来讲，这一子系统在根本上受制于社会地理、经济、政治情况。另一方面，价值观念的发展状况对于社会整体的发展有相当影响。
2、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价值观念构成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系统；社会转型是在现实的社会物质条件下进行的，当代的价值变迁是在传统价值观念及国民性基础上发生的，必须考察传统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与国民性及对之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政治因素；
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变迁是有其主客观因素的，一方面有客观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化浪潮，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转型是由中国政府代表的中国人民自觉启动的系统自主变革工程，我国的价值观念变迁也包含着很大的自主规划性。
4、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转型对于价值观念领域的变迁是一种极大的促进力量，而转型意味着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反应，人们依据现有的权力资源或凭借惯性，对转型的历史进程发挥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由此决定了社会转型的曲折性，以及价值观念变迁的复杂性。
5、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复杂性，而不是沿着人们的规划一步一步前进的，社会转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新问题，信用消费、股市、单亲家庭、独生子女互联网等。这些都对价值观念的变迁产生着影响。
本索引主要包括两个大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中国人思想与行为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二是转型在中国的进展与价值观念领域产生的变化及原因。这些方面的资料汗牛充栋，笔者只是选择了其中较精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无力提供全面的索引。
（一）中国人研究：国民性的弱点与成因
鲁迅著：《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历史的两个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朝代，一是想做奴隶而得的时代，青年要创造新时代；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揭露，塑造了“精神胜利法”的典型形象——阿Q、封建教育体制培养出的无德无行无能无用的孔乙己、《明天》、《风波》里普通民众同情心的缺乏、对社会事务的无知与对权力的恐惧，《在酒楼上》知识分子的颓废与退化。]
[美]明恩溥著：《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呈现了中国人的重面子、重礼节、拐弯摸角、自以为是、互相猜疑、缺乏同情、言而无信、缺少慈善、缺乏公共精神、节省、勤劳、知足常乐、浪费时间、头脑僵化、麻木不仁、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等特点。]
林语堂著，易坤译：《中国人》，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着重分析了中国人的几种典型性格特征，如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因循守旧；并进行成因——家庭制度的牢固与个人权利的无保障；政治气候决定人们的性格而不是相反。]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把中国文化喻作酱缸，指出其进步的缓慢，呼吁人们痛起砸酱缸，柏杨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引起了青年反思传统文化的热潮；]
龙应台著：《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时事出版社；[在中国敢说话成为美德，人们习惯于采取不惹事、不生气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权益受损；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闹事，要求政府勇于负责；批判了现实教育对学生的驯化，中国大学生的幼稚；]
徐志耕著：《南京大屠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国民的懦弱与胆怯与力量分散，对悲剧形成的影响。]
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初等教育不易于普及，成为实行民主的障碍；中国更长于维持稳定而不是进步和变革；中国必须自救；]
罗素著，王正平译：《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老庄哲学教导中国人的冷静与高雅，孔子培养人的举止风度和良好礼貌；中国人对中国问题的无动于衷与麻木不仁；中国人的从众；]
袁银传著：《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孕育的小农价值观以及小农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关系，小农意识对现代化的阻碍；]
崔文华著：《权力的祭坛》，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把中国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定义为权力私有制，把国人分为君、臣、民，分析了专制政体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官僚体制的弊病，分析了政府成为官府不为人民负责的传统及其成因；君主专制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扼杀，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剥夺；]
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专制权力对人身的支配、对土地的支配、对社会利益分配的决定、对工商业、城市发展的限制、对文化的统治，以及由专制决定的社会周期性动荡；]
金观涛、刘青峰著：《兴盛与危机》1983年[依据系统论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指出了超稳定系统的静态与停滞的内在原因；]
帕金森：《帕金森定律》，三联书店，1982年版；[官僚政治中冗员必然越来越多，而人的能力必然越来越低，官僚政治必然导致低效；]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分析官僚政治与小农经济的相互关系，官僚政治与科举制度的关系等；]
刘永佶著：《中国官文化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分析中国官本位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官本位文化对民主的阻碍作用；]
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历史学家的深厚历史知识积累创作的文学性读物，全方面地展现了专制时代国人的存在方式及各方面的问题；]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与进展状况
郭力安、祖阔主编：《中国读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蔡启超、孙中山、鲁迅、马寅初、李大钊、陈独秀、陈天华、邹荣、冯雪峰、闻一多等的传世之作，对中国现代化的设想，对国民性的批评，要求国民的牺牲精神、团体意识、沉着、勇猛、自主、进步、实干精神等。]
何宗思编著：《中国人格病态批判》，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传统社会中的专制主义导致国民性格中的主奴意识；当代呼唤以平等为核心的公民精神，中国的公民要做大写的人]
杜威著：《五大演讲》，选自沈益洪编：《杜威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杜威对传统道德与新道德的分析，提出新道德包含的人的判断能力，人的道德观念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的价值观反思是有启发的。]
黄建中著：《比较伦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提出道德发展的阶段：由习俗道德到反省道德]
陶东明，陈明明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政治参与是衡量民主程度的标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发展，但从其参与方式、类型主要是公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与地位来看还远远不够]
马斯洛著，成明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自我实现的前景，自我实现曾经极大激励了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社会参与热情，并且自我实现已或显或隐地进入青少年的价值观系统；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关于低等需要满足对于高等需要出现的必要性价值，对于理解国民性有重大启发。]
钱宏、李志强著：《参与——现代人的追求》，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呼吁青年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参与的必要条件及自创良机的基本原则；参与者要打破家庭学校与单位对自我创造性的束缚。]
杜时忠著：《德育十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本书强调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强调厘定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界限，直面全球化、环境恶化等重大主题；努力深入探求道德教育的内在规律，寻求克服功利主义的路径，表明了作者谋求学术独立以及以独立姿态进行对真理的追求的学术方向；这种研究在当前中国是有代表性的。]
何博传著：《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转型期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政府与国民心理的保守愚昧落后与无知；教育中存在浪费，学生的稳重保守与知识分子的功利而非真理追求。]
尚晓原著：《中国国民的自我抑制型人格——商品经济中的市民心态剖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转型期市民心态的保守性、忍耐与重实际，而公共道德素养缺乏，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民族性格有待发展。]
梁晓声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政治在社会中的力量过大，资产者、买办者与中产阶层大量依靠官员的意志与帮助；解决社会问题靠思想的说教是不行的，根本途径在于真的从根本上着眼着手解决它们。]
梁晓声著：《93’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知识分子要敢于做乌鸦；中国人的缺点是不良环境的教养结果；中国社会中公仆成为主人，一级怕一级的现象较普遍；知识分子无谓地争论；]
斯超选编：《神圣忧思——当代中国新潮启示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伦理相对主义，人们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质疑与否定及人们思想上的困惑；中国社会中的人才流动激活了国民的头脑，但人才自由流通的机制还不健全；用人体制的官僚主义倾向导致人才外流；独生子女的四二一综合症与望子成龙的应试教育并存。]
常作印：《泪洒中国教育》，凯迪网络；[批判了教育研究领域中的文字游戏、教育研究者的不务实际，而教育领域中的这些现象可看作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状态的个案；而这又有着复杂的现实原因，如知识分子的非独立性，学术评价体制的缺陷等；]
香港公民教育课程纲要、圣公会李福庆中学公民教育科工作计划书98-99，网络；[从中可看出影响青少年成长的新事物，如单亲家庭、毒品、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环保，金钱教育]
王寒松著：《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潮》，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该博士论文较全面地展示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青年文化思潮的发展状况，反映了青年文化思潮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关系，提出了如何引导青年文化的健康发展的问题；]
张俊芳等编著：《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变迁规律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在描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对社会文化心态影响的基础上，从系统论角度提出了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演变规律-有序重组规律，涨落突变规律，模糊相变规律，方向转移规律等，对于把握价值观念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推动其发展有重大启发意义；本书也因此而优于其他同类研究。]
单光鼐，陆建华主编：《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教育、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参与等方面对转型期青年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本阶段青年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观念发展与行为滞后的矛盾、参与的随机性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著：《聚集新生代：第一代未成年人现状调查报告》，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面介绍了北京市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发展状况，指出青少年思想的积极向上、崇尚创新与注重自我发展等特点，也提出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树立科学信仰、引导消费观、恋爱观，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等重大教育课题。]
注：[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德育建设等方面的资料，李红梅同学已进行了详细梳理，在此不再列出。
[2]《道德与文明》《青年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中关于这些方面的论文较多，笔者暂不对之进行索引。
索引之后的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发展的转型期，转型构成了我们思考中国社会一切问题（包括教育问题）的基本背景。关于社会转型，笔者有以下基本立场：
·社会转型是社会系统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式，是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由较低级形态发展到较高级形态的过程。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要素不断产生并壮大，既有的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包括阶层分布、生产方式等）发生重大、根本性调整；除旧布新、辞旧迎新是关于社会转型的直观而简化的说法，新与旧的更替，必然要经过长期、曲折的认识与实践过程。
·因而，转型期实质上成为由过去到未来的过渡期，转型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充满了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冲撞、磨擦。国民人生观、价值观受其决定，因之表现为先进与落后并陈、开放与保守共在的多元状态。
一、 过去：传统中国与传统国民
实践是思想的源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即首先是农业经济，其二是小农经济。农业生产（主要是劳动对象）的特点，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乃至整个生活对自然的节气、天气等有深刻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主要表现在“看老天脸色吃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对活动过程及结果的无把握性。生产技术、劳动工具的落后与自然条件的恶劣，导致传统中国的农业经济停留在小农的分散经营状态，每一农户是一个独立经营、独立结算单位，必然要考虑家庭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进行生计的谋算。在家庭内部，表现在勤劳、踏实、能吃苦；收支由家长统管，积蓄钱财，增买田地、扩大产业；上下和睦，团结协作，减少内耗；繁衍子孙，壮大家庭力量，保持财产不外流。在家庭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交友的慎重，尽量选择那些友善的、有权有钱的做朋友或亲戚，避开那些凶暴不良的、穷困潦倒的；在日常与大家族成员、乡邻保持友好、和谐，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得到帮助，但不给予完全信任，也尽量不涉及他人的麻烦事，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以免受到不太好的牵连。这里集中体现了小农生产者的自私性与保守性，决定了小农社会中人与人联系的松散性（家庭之外的不团结、无组织、无纪律）。
在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成员被划分入不同的等级，各种社会地位构成多级的阶梯，政治体制长期沿续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其典型表现是“一言堂”、“上头说了算”、“老爷说的就是王法”。在专制条件下，不存在有力的权力制衡机构，也不存在具有普遍权威的规则系统。做官于是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拥有特殊优越性的职业。官为长，为父，为老爷，他们拥有对属下百姓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人际冲突中的绝对优势。由于国民自发组织的松散与明哲保身的处世方式，国民倾向于尽可能地容忍官员的胡作非为，安分、老实、顺从；“枪打出头鸟”，尽可能不出众，不犯错，终其一生不愿与官府发生关系，“民不与官斗”。在另一方面，百姓又艳羡官员的排场、权贵，渴望有机会与官家建立友情、联姻，或者通过有效途径在自己家里培养出一两个做官人（如科举制度下民间对“中举”的向往）。百姓对待官府的这种既怕官又想当官的心态与不同级别的官员对待上级的态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下级官员在上级面前老实、肯干，察言观色，努力做到既不错过升迁机会也不惹上可能降职处分的麻烦，“不倒翁”成为官员的偶像。
在文化观念领域，中国社会形成了它完整的“好人”形象与善恶标准，如乐善好施、大度、体谅等。从众的中国人在社会公共领域（人与人交往）时也表现出对这种好人的期盼、赞颂，也会做出一些符合道德标准的承诺。然而，乐善好施等只是国人对他人的期望，即希望自己能从他人的善行中得到好处；真正成为国人生活榜样的往往是发财有道、持家有方的成功人士（不管这种成功是否符合善的标准），而这种对成功人士的欣赏只是在一个亲近的小圈子里才有所表达的，或者说，基本上是落实于生活的谋划过程之中而较少诉诸话语表达的。于是，中国舆论中出现了道德观念的一元化局面；而“当面不讲”不等于完全没有异端思想，“当面不讲”与“背后乱讲”、“人前一套”与“人后一套”、“说一套”与“做一套”是相对应的。有的行为可能在公共聚会上被誉为神圣，而在私下讨论中又被视为愚蠢。总之，中国社会中，话语与行为是两码事，说归说，做归做，说的冠冕堂皇，而做得就不那么仁义道德了。
概要而言，传统国人的生活是一种依附性的生活，所谓依附，首先表明个体无完全的独立性，其二又意味着个体有一定的独立性与特殊的自我利益，个体自我利益的实现要通过一种与外在力量妥协、借助外在力量的方式来达到。依附生活本身的矛盾导致国人生活与观念中的诸多对立统一：一方面是顺从自然、依赖自然，另一方面又顺应自然，发扬勤奋、机巧，争取更大收益；一方面是为人和气，不得罪人，另一方面是各自为政，暗中使劲，人情淡薄；一方面是从众、随大溜，另一方面是务实，功利为先；一方面是敬畏官长，循规蹈矩，不出头，不作乱，另一方面是在有限范围内谋求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及不守规矩的资格；一方面是期盼好人多、清官主政，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家、自身利益不顾礼法，甘当恶人。总之，几千年传统中国社会长成的国民，因依附而保守，因保守而无知、蒙昧，几千年传统国民的基本品格是依附的而不是独立的，保守的而不是开放的，蒙昧的而不是自觉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
二、未来：现代社会与现代公民
当代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一场在新的国际背景和秩序中自觉启动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起点、以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科学化、社会政治生活的现代民主化法制化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现代文明化多样化为基本目标模式或总体价值目标的现代化运动。科技、市场、民主、法治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在不断走近的未来社会中，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大行其道，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成为生产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量；人与人社会交往的范围扩大，建立全社会普遍的分工、协作关系；经济体制由封闭走向开放、由权威垄断走向市场多元化规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个人从家庭、公社、单位中解放出来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活动主体与利益主体，法律作为普遍规则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发挥全面规范与调节作用。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公民作为平等主体的身份得到《宪法》与其他法律的确认与保护，健全的民主选举、监督机制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力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在事实层面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代理人。文化、消费生活呈多元发展态势，公民在观念与生活选择上持尊重选择、宽容、理解态度，公民在不触犯《宪法》与法律的空间内自由选择，创造多彩的幸福生活。
科技、市场、民主、法治彻底改变了我国国民的生活处境，同时，也就在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的存在方式。“人就是人的世界，国家，社会。”身处知识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中的现代国民，不再是局限于一家一乡“一亩三分地”的依附于群体、他人、遵从权威、上级的传统宗法成员，而是掌握现代科技、全面投身广阔社会公共生活的、平等、独立的活动主体。他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自由与基本权利，拥有与社会中其他成员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同时，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也平等地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这种人，走出了宗法的阴影，步入了广阔的公共领域；摆脱了对权威的依赖，而实现了个体的独立；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现代公民是独立的而非依附的，开放的而非保守的，自觉的而非蒙昧的——独立、开放、自觉成为在未来社会中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经济、政治不断走向进步的内在动力。
三、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当代国民观念状况
“在路上”是对转型期社会发展的一种恰当描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由过去走向未来的变迁过程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变迁积极展开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中广泛存在着“旧”的阴影与“新”的雏形。
就产业结构而言，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引进先进技术等方法，逐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与日俱增，城市、城镇发展迅速，各行各业（包含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上升。但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仍然存在，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约大多数，而自给自足、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仍占相当比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带来了社会产品的丰富，初步表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蕴含的本质上的优越性与先进性，然而，由于政企职能关系混乱、经济法规建设不健全等因素，非法经营、不公平竞争现象比较普遍，高效、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还须假以时日。民主、法治已列为政治制度建设的基本纲领，民主选举、监督机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日趋完备、合理并与际接轨，但在民主初创阶段，传统官本位文化与官僚体制的影响仍相当大，新体制仍有很多漏洞，民主理念与现实做法之间距离较大，政府暗箱操作、腐败情况较严重，公民参政、监督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文化领域呈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多元共存，社会生活呈多样化发展，狭隘政治文化一统局面得到扭转，但政府坚持以奉献、爱国为主要内容的一元价值导向，政府对文化的管理与引导仍是强大的，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于能否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博弈有不同看法，怀疑的态度基本上占主流。
在变化了的生活中，我们形成变化了的观念：新的观念产生，在过去被压抑了的声音得到了表达，旧的观念受到了质疑，在过去被某种力量强化的话语开始接受理性的审视。通观二十年来国民观念的变化，最根本的是个人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主体意识的发展，传统所理解的为了集体与国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以至个人生命的崇高、神圣的人生不再得到盲目的信任，并且也失去了在大众舆论、宣讲中无可置辩的身份；爱自己、“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在社会各界得到较广泛的认同。有调查结果表明，85%的青年认同“一方面努力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国家与集体的利益”的公私兼顾的人生目的观。
追求个人的美好生活，成为社会中占主流的生活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意识呈现出与传统相区别的特征。在经济领域，人们更加关注利益、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自主创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等追求，但创业与竞争的意识并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的普遍意识，仍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主要是在现有的分配结构中处于有利地位者）持有对单位的依附心理，喜欢吃大锅饭，要求国家、单位为个人解决实际问题。在市场竞争领域，由于竞争规则的缺乏，人们于实力的竞争之外，也把相当精力用于“拉关系”，公平竞争的意识尚不成熟。在政治领域，国民关注政府行为，要求政府代表人民利益，想群众所想，能够通过其多方面政策为人民带来福利；要求清官，对政府官员的个人修养仍保持相当关注；然而，由于政治启蒙的不充分，群众的政治意识呈现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注重政府所带来的现实利益，而对民主程序、政府运行机制缺乏全面认识，对民主程序的必要价值不甚明了。在法律意识方面，国民在信任法律、依法维权方面有所觉醒，但大量国民停留在守法、不犯法的传统水平，对于立法的参与一方面缺少畅通途径，一方面也没有主动意识。在道德、生活选择领域，人们有了相对传统较宽容、自由的选择环境，有的成员在时代变迁中选择个性化、多样化的丰富生活（如青年志愿者），而有的成员则把对幸福的追求定位于狭窄的个人欲望与个人中心的生活中，或者把权与钱作为人生的主轴，或者把个人的感受（愉快、苦闷、孤独等）夸大为人生的全部，社会生活因而在总体上呈现驳杂的多元状态。
对转型期国民观念作一综合认识，可以认为，转型期复杂、多元的观念体系中，有先进而有待发达的，有落后而大量残余的，具体表现在：独立性不足与依附性残余；进取性不足与守成性残余；理性不足与蒙昧残余。笔者以为，在转型的今天，国民已开始从整体主义的束缚中走出，进入尊重个人独立性与主体发展的阶段，但这还是相当不充分的。
* 刘长海（1979- ），男，山东东营人，华中师范大学教科院德育原理专业博士生，E-mail:chliucn@hotmail.com
[1] 黄白兰编著；《盲点：中国教育危机报告》，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2]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pp102. | 【刘长海】关于“伙伴教育”的理论构想 |
| [上传时间：2012-09-09 ][信息来源：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信息作者：刘长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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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伙伴教育是依据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杜威理想社会观、西方交往理论以及现代汉语中“伙伴”一词的基本语义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新构想。伙伴教育的主旨是在教育中建立各相关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使主体逐渐成长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良好伙伴；在我国，良好伙伴就是社会主义事业所要求的积极的建设者。伙伴教育有助于改变社会中人对人的隔膜、学校对社会的脱离、劳动异化等局面。在伙伴关系中培养良好伙伴的教育可望从学校教育推广至整个社会生活，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Partnership Education Abstract: Partnership education is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oughts of Marx, Dewey and current western philosophers as well as the basic sense of the word “Partner”. It aims to build partnership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hus help the youth grow up as good partners needed by our society. In our country, a good partner can be a positive constructor of socialism. Partnership education is supposed to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such social phenomena, as the indifference among peopl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life, and labor alienation of people. And partnership education is expected to apply not only to school education but also to the whole social life, and serve as a driving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Key words: partner; partnership education; partnership; good partner; 一、伙伴教育是什么？ “伙伴”一词，是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与它大致同义的英文词“partner”，也是英语中的高频词。据《现代汉语词典》（1985），伙伴“泛指共同参加某种组织或从事某种活动的人”；依据“伙伴”一词在日常话语实践中的用法，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用“伙伴”指称一种类型的人，即处于某一共同体之中，并与共同体其他成员拥有共同的目的与价值观，合作进行某种活动的人；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它来表示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即伙伴关系，在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相关各方有共同的目的与价值观，在活动过程中通力合作。 伙伴教育的理念建基于“伙伴”的概念之上。伙伴教育的主旨是在教育中建立各相关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使主体能在伙伴关系中进行教育、生活，成长为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良好伙伴，即成为社会共同目标与价值的分享者、维护者与创造者，成为社会共同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人们对教育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伙伴教育也有其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伙伴教育主张一切生活的过程都是教育的过程，在民族、国家以至全体人类社会生活中均应建立所有相关人的伙伴关系，使人们在共处、合作的过程中学会成为社会的良好伙伴，这里的“人”，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包括儿童也包括家长，包括所有在社会中生活的人。狭义的伙伴教育集中考察学校中有意识地影响年轻一代成长的人类活动，主张将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建设成为伙伴关系，使年轻一代在这种积极的关系中逐步掌握社会生活所需的科学知识、实践能力，并形成其对于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分享。人类社会中普遍的伙伴关系的建立、广义的伙伴教育是笔者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与应然状态的一种浪漫设想，在现实社会中尚不存在，但狭义的伙伴教育却可能在当代的教育中展开，并发挥其积极的历史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教育培养社会生活的良好伙伴，与我国教育目的的法定表述“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是统一的，二者只有描述角度的区别。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民认同社会主义理想，并积极开展建设实践，做社会主义的积极的建设者；而在社会主义的积极建设者之间，必然形成各种各样的分工、合作关系，即伙伴关系。教育所要培养的良好伙伴，从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来讲，必须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并积极地参与到建设过程之中；从其与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其他建设者的关系来看，他们互为伙伴，分工合作，共同进步。“教育培养良好伙伴”的说法，不仅表明了个体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应然关系，而且形象地描绘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共生的而不是孤立的，互相支持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笔者认为，这种表达对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正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伙伴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伙伴是同志，同事，同路人。同志表明社会主义公民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与目标；同事表明公民参与并服务于共同的伟大事业；同路人指公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同心同德。其二，伙伴是奉献与享用的伙伴。公民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发展自觉地统一起来，努力为社会、为同胞提供有益的服务，并且在互助、友爱的建设过程中体验人生的和谐与幸福。其三，伙伴是探索与创造的伙伴。真正的建设者不能不同时是对真理的探索者，社会生活的创造者，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开创要求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性与主体精神，而创造也是在伙伴关系中的创造，公民能够互相激励与促进。其四，伙伴是分工合作而平等的伙伴。合作是伙伴关系的基本含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地存在着公民之间的各种分工与分化，从而形成多样人际关系，如工作单位中的领导与员工，学校中的教师与学生，而分工只是合作的必要形式，并不妨碍平等的伙伴关系的形成，因为伙伴关系的核心在于人们对共同事业、组织的认同与参与，在分工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应该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格局，而不应产生任何形式的强加于人。 二、伙伴教育提出的依据何在? 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亲密合作的伙伴关系，这种思想首先依据马克思对人类发展前景的设想。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在经过“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相对独立性”之后，将进入“自由个性”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社会必要劳动的束缚，身心各方面素质都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并且，人类社会变为自由人联合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原有的异化状态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等关系变为平等的结盟关系。笔者以为，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人平等结盟的关系，其实就是伙伴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分有着共同的理想与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修养，合作进行着对科学的探索、对社会的建设、对人生幸福的创造。 杜威的理想社会观以及他对教育的社会地位、社会目的的把握对笔者有重大启发。首先，杜威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真正的民主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群体成员共享着一套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知识体系，有着共同参与的利益追求，并且，一个群体与其他团体的相互作用充分而自由，建立了团体间的利益共享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杜威的理想社会中人的形象，与马克思所设计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人的形象，有着相似的内在精神，即社会成员成为共同生活的参与者，彼此建立了密切而真诚的伙伴关系。其二，杜威分析了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的差距，并且指出了学校教育在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学校承担着帮助年轻一代做好进入社会生活的准备、成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良好公民的责任；学校应建成一种相比现实的成人社会而言更纯净、更广阔、要素适当简化的教育环境，并且，学校成员可以建立和发展打破阶层、种族、性别等界限的自由的交往，达成价值观的共识。杜威所设计的这种学校其实是一种理想社会的缩影，在这种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公民，将能够不仅适应社会并且创造性地推进社会变革与进化。而杜威学校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正是相互平等而敞开的伙伴关系。 起于西方哲学的交往理论以及中国教育学界关于交往与教育关系的探讨，为伙伴教育的提出提供了直接的启示。在学理的层面，交往被看作是对平等主体间应然关系状态的描述，研究者认为“交往是主体以语言、符号为媒体，通过对话而进行知识、情感、观念、信息的交流，以形成相互理解与共识的行为” 。不难看出，这种交往关系与我们所理解的伙伴关系有质的同一性。可以说，伙伴教育是交往教育理念的一种大众化表达方式。那么，既然已经有人在探讨交往关系、交往教育，我们为什么还要提伙伴关系、伙伴教育？我们是不是在以某种不道德的方式改头换面地盗用别人的智慧成果呢？我们的自我辩护如下：（1）“交往”一词本来就是汉语中的常用词，在日常话语实践中，“交往”一词只表明“互相来往”，并不具有平等、开放的对话意义，平等对话意义上的“交往”只是在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体系中才能成立的范畴，较其日常意义有很大的距离，不容易进入日常使用；而“伙伴”天然地体现着平等、亲切的意义，在日常语言交际中能更好地传达交往理论所要表达的内容。（2）教育学界对交往与教育关系问题的探讨，目前为止主要集中于教育哲学领域，甚至在该领域中，“交往”仍是让人费解的名词，这就造成了一个对研究来讲致命的问题，即研究的效益问题：对“交往”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将一种纯粹的交往关系引入教育实践，并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实践的存在方式、存在状态，而交往论者的话语风格哲学气味较浓，几乎让教育学的教授、博士望而却步，这种论说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与教育实践者的对话（也是一种“交往”）、转化为实践者主动积极的教育思路与教育实践，就必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伙伴教育则不同，它取材于民间，“伙伴”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化的话语，容易感动教师、家长、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容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容易在较短时间内达成理论研究者与教师之间的共识、合作（伙伴关系），从而较好地转化为伙伴教育的实践。学术研究是要服务于现实实践的，以民族的、大众的话语来表达对教育实践的建议，对本土实践的开展，可能更有价值。 三、伙伴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伙伴教育是培养年轻一代成为社会生活的良好伙伴的教育，它一方面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非隔离的关系姿态，一方面表达了个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参与姿态。由此，我们认为伙伴教育对解决困挠教育的三个问题有重大意义： （1）伙伴教育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合作关系，解决现实社会中人对人的隔膜、分离问题。 这可以看作是伙伴教育在道德教育领域的基本意义。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人际和谐，发展了强大的伦理本位文化，并且在传统家庭、村庄范围内建立了较稳定的伦理秩序。而由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分层加剧、竞争压力增大、传统家族与村落格局解体以及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减少等原因，社会中也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很多人尤其一大批成长中的青少年的思维方式是自我中心的，他们不能较好地考虑他人的利益与合理要求，没有学会与他人合作，而是仅从自己的需要、欲望出发思考问题，把他人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加以利用或者视为自我发展的障碍加以打击。这种把个人视为孤立的行动者的“单子”式思维，直接导致了社会中人对人的诚信缺失、不讲规则、人际冷漠，取消了人与人之间丰富情感交流、合作共进的可能。而就其客观后果来讲，它是害人害己害社会的，它使人生活于尔虞我诈之中，充满焦虑、缺乏安全感、依赖于物质，并且使社会生活的丰富创造变为谋生的手段。伙伴教育则首先在教育与社会中建立与倡导人与人相互敞开、共同进步的伙伴关系，让人们能够在充满安全感的集体氛围中彼此走近，展开合作；并且在合作的伙伴实践中，人们会逐渐形成相应的交往规则，形成既维护人的独立、平等又有助于实现集体发展目标、丰富而多样的伙伴关系格局。道德教育所追求的“学会共同生活”、人对人的理解、关心、尊重等目标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充分实现。 （2）伙伴教育要建立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有机联系，打破现实学校教育与社会要求隔离的状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 伙伴是对处于某种组织或从事某种集体活动的人的称呼，因而，伙伴教育所要培养的伙伴，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伙伴，而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伙伴：每个人首先应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伙伴关系，正是建设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教育培养能推动社会发展的人，这是学校教育在社会中的应然使命，而在现实社会中，学校在很多人心目中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需要脱节：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以培养学生升学为直接的教育目的，而没有很好地反思这种教育是否真正有助于社会发展；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学生对知识的背诵而不关注学生的素质提高、能力养成、品格培养，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能很好地成为社会发展、变革所需要的创造性的建设者；学生读书是为了从社会中索取更多的权与钱，而很少追问“能为社会发展提供什么”。伙伴教育要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伙伴，要求教育者冷静地思考“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伙伴”、“如何培养这种伙伴”等问题，能够促使人们在各级各类教育实践中牢固树立“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伙伴”的意识，在学校中，努力发展学生对社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的认识，培养其成为社会中积极有为的成员的社会责任感与集体荣誉感，促进他们有效地建构起参与社会所要求的知识、能力与品格。 （3）伙伴教育要建立学习、工作与生活的融通关系，清除劳动与人生的异化关系。 伙伴教育要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并且，他/她的参与，是积极主动的参与 。在现实的社会与教育中，存在着较严重的劳动异化问题，即人们把学习、工作等最能体现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实践，视为维持生存、赚取消费品的手段：很多人把学习视为“吃苦”、“苦中苦”，吃苦的目的是为了功利、做“人上人”，学生为升学、文凭而学习，丝毫不能体会到探索真理的乐趣；在成人社会中，很多人把工作视为谋生手段，有人讲“工作是为了休息”，把下班作为真正的生活的开始，丝毫不能发现工作对人的创造性发展、人生价值实现所具有的意义。伙伴教育力图让年轻一代从小开始在伙伴关系中学习、创造、交往，在教师引导下进行合作式的探究、实践，体验学习、创造与交往的乐趣，体验人生价值实现与社会改善的必然关系，自觉而自由地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体利益统一起来，学会把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共同体发展的实践活动——学习、探索与工作，视为生活乐趣的源泉。 四、学校中的伙伴教育应该如何实施？ 伙伴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教育的另一种说法，是我们关于如何更好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思考。伙伴教育的基本思路是使学生在伙伴关系中学习、发展，成长为社会发展的良好伙伴或积极的建设者，简单说来就是在伙伴关系中培养伙伴。这一思路受到三位伟大人物的思想的启发：一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品质来自相同的现实活动”；二是杜威表达的“人必须到水里去才能学会游泳”；三是陶行知主张的“教学做合一”，事情该怎样做就怎样去教、去学 。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伙伴，其实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哪些教育内容，二是选择何种教育方式。而我们主要思考的是后者，我们的理由是：当前我国的学校课程基本上包括了社会发展要求公民必备的知识、能力与品格，是符合社会主义教育目的要求的，而学校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教”，“怎样教”、“怎样学”决定着学生学到的知识是死知识还是活知识、学生的学习是为名利而战还是为参与社会建设做准备。 “在伙伴关系中培养伙伴”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建立学校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建立学生对社会发展的参与关系，使他/她从小就成为社会发展的伙伴。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否可能？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认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伙伴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老”伙伴与“新”伙伴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点是教师在尊重学生的平等人格基础上对学生的活动进行积极引导。在儿童的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入的伙伴会积极学习、努力把握游戏规则，资格较老的伙伴会对新伙伴进行教导，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平等、合作、愉快的伙伴关系的形成。师生之间的伙伴关系也应如此理解：教师知道从事建设需要哪些知识、能力与品格，从而积极创造条件使学生能发现或使用这些知识，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能力结构、规则意识。在这种师生伙伴关系中，也会有教师向学生提供现成的公式、知识，但这种提供一定是在学生有了强烈的学习兴趣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可推知，伙伴教育将更多地倡导学校中的发现学习、合作学习，教师将主要充当学生学习的引导与规划者、激励者、推动者与合作者。 伙伴教育追求的是教育对人的发展功能，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发展各方面的素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所要求的建设者、伙伴。因而，伙伴教育将确立基于学生素质发展的发展性评价体系，而不强调学生与学生之间分数的较量。学生与学生更多地成为成长过程中的伙伴，发现中的合作者，学习中的共同进步者，同学之间的交往将更多地充满友善与乐趣。 所谓“使学生从小成为社会发展的伙伴”，其实强调的是学校教育过程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学习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各种课程，并且，要努力使学生的学习建立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课程在社会中的价值。如杜威分析了地理、历史、数学等课程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倡导教师引导学生在明了学习的社会意义的基础上开展有意义的学习。并且，学校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建设、社区建设，在充任发展伙伴的学习过程中增长知识、发展能力、培养积极的社会情感。 五、伙伴教育的近期、中期、远期前景 从近期来看，伙伴教育的构想最起码可以在道德教育中有所作为，树学校德育的新风。教师可以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使学生成为伙伴的课内、课外活动，前者如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讨论课程、小组学习课程，后者如接力比赛、拔河、文艺晚会、志愿服务等。这些伙伴教育实践，可以丰富学生的同伴交往经验，培养其规则意识与制订、遵守规则的能力与习惯，发展其对伙伴的尊重、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认识与积极情感。 然而，局限于道德教育的伙伴教育还是片面的、局部的，伙伴教育要实现对学校生活的整体性、根本性改造。伙伴教育要全面建立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包括校长）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学校在整体上变成所有成员共同进步、合作建设的共同体，促进所有成员（当然首先是学生）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对伙伴教育中期前景的预期。 教育的范围并不限于学校，而且学校中的伙伴教育必须与整个社会的变革相互促进。伙伴教育最终追求的是一种伙伴关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地方的、民族的、国家的以至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被打破，普遍的共同参与、合作共进的关系建立起来，人类社会的每一成员都以“类主体”的姿态，和合共生，相互配合，共同迎接宇宙与社会中的挑战，人性也将在积极的创造性的实践中绽放其最灿烂的光芒。 注释： 1、岳伟：《主体间性——当代主体教育的价值追求》，《2004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教育学）论文集》（上海），第140页。 2、参考鲁洁：《教育的返本归真——德育之根基所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4）；鲁洁：《关系中的人：当代道德教育的一种人学探寻》，《教育研究》，2002，（1）；《杜威五大演讲》，见沈益洪编：《杜威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在现代汉语中，“伙伴”一词主要在儿童的游戏中使用，其最常用的搭配是“小伙伴儿”，笔者认为“伙伴”一词就其情感意义来讲，充盈着轻松、愉快的游戏精神。 4、参考亚里士多斯著，苗力田译：《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杜威著，赵祥麟等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陶行知著：《中国教育改造》，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5、参见刘长海、杜时忠：《道德教育的广度批判：杜威德育思想及其启示》，《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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