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标题: 北京早期的世界语运动(组图) [打印本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7 04:41
标题: 北京早期的世界语运动(组图)
北京早期的世界语运动(组图) |
|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1-01-20 责任编辑: 苏向东 |
侯志平 —— 为纪念北京世界语协会35周年 中国网特刊载此文在世界语传入中国一百多年间，北京始终是中国 世界语运动比较活跃的城市之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北京早期世界语运动的历史不仅使我们能够了解北京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世界语运动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而且使我们看到它与中国现代进步的思想、文化运动和革命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物篇  林振翰 林振翰：北京第一个学习、研究世界语的人 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北京第一个学习、研究世界语的人当属林振翰（1883--1932）。林振翰，福建宁德人。幼年时代随父亲林廷伸到福州，1897年，他父亲将他送到福州格致书院学习英文，第二年，林振翰应试入福州鳌峰书院学习，后又入智用书院。1905年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到清朝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深造。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建的综合性大学，是中国古代教育与近现代教育的分水岭。京师大学堂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 京师大学堂内设译学馆，以培养外语人才和翻译外国著作为主要任务。译学馆设英、法、俄、德、日五科，学制五年。学生兼习数学、博物、理化、法律、交涉、中外历史诸学，并由外国教员分授各国语言文字。毕业生分授贡生、举人、进士，选充为清廷机构的议员及各地学堂的外文教员。林振翰在译学馆学习期间，秉承学必求甚解和学以致用的治学精神，勤奋学习，深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们的敬重。在校期间，他接触了世界语，对这种全新的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他英语很好，很快掌握了这种语言。于是他用两年的时间，将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的世界语《第一书》译成汉语，取名为《汉译世界语》，经英国学者乌克那博士审校后，于1911年正式出版。礼部郎中寿林栋曾为之作序，指出"学者能先熟是书"，不惟"习各国文学较易"，且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汉译世界语》是我国第一部比较规范的汉译世界语教科书，初版发行很快就销售一空；因供不应求，曾一版再版。后来，林振翰又编写《汉文世界语互译辞典》，为世界语早期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林振翰也毕业回福建，任《群报》主笔，积极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1912年冬，福建进行众议员选举，他在初选时当选，1913年任众议院秘书。目睹贿选竞争中的种种丑行后，他发誓终身不当议员。1914年，他应在四川盐务稽核所任经理的同学刘谦安推荐，赴四川任一等课员，从此开始了他毕生研究中国盐政的道路。他先后在江苏、浙江、福建盐政部门任职，撰写了《中国盐政史》、《盐政辞典》、《川盐纪要》、《淮盐纪要》、《浙盐纪要》、《精盐调查录》等数百万字的专著，成为我国近代盐政史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以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锐意改革的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受到人们的崇敬。1932年3月25日，因用脑过度暴卒于福州。他的去世，引起许多社会有识人士的惊愕和叹惋。南京国民政府和福建省政府分别举行公祭，蒋中正、宋子文、杨树庄、陈绍宽等中央及省府要员还送了挽联或前往吊唁，足见对林振翰的重视。世界语界也为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而自豪。
 蔡元培蔡元培：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奠基人 蔡元培（1868--1940）先生的名字是我们所熟悉的，他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科学家，而且也是世界语者的良师益友，他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积极支持世界语的宣传推广，首先把世界语引进教育界，为世界语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北京成为中国世界语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可以说，蔡元培先生是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奠基人。 早在1907年至1911年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就自学过世界语，对于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崇高思想，以及世界语的优点有着深刻的了解。所以，他支持在巴黎出版的、用中文刊行的《新世纪》周刊积极宣传世界语，使该刊成为最早把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的报刊之一。 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蔡元培先生担任首任教育总长，他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并在教育部专门教育司设世界语传习所，由该部职员、早期的世界语者杨曾诰先生讲授，有时他还同该部的部员一起到讲习班学习。同年，他应邀到上海世界语学会发表演说，讲述国际通用语的必要、中国采用世界语为辅助语的利益，并且对上海世界语学会寄以希望，他指出：“我国语言，与西语迥异，而此时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各国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识于世界，不可不有一辅助语，而以世界语为最善”。又说：“外人正研究我国事状者至多而苦于学语之难，若告国人皆能为世界语，则不特世界语社会中，增多数份子，而且外人之欲来中国者，学世界语而已足，则亦足以广世界语之推行，而为吾人所应尽之义务也。” 在演说中他建议先设一世界语的藏书楼，使世人知世界语书籍之浩博，另设一私立大学，试验以世界语授课是否足用。从这些讲话中，不难看出蔡元培先生对世界语推广之热情，而这种热情是建立在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希望祖国富强的基础之上的。 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便决定从1917年开始在该校文科增设世界语课，聘请孙国璋（1886--1965）先生为世界语讲师，听讲者有二百多人。1921年更将世界语列为必修课。 1921年，在广州举行的第7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蔡元培又提出一项议案，获得通过，议案请求全国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促进和实施1912年教育部下达的把世界语加入师范学校的命令，并依次将世界语推广到小学校中去。这些倡议，对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年8月6日，他还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出席了檀香山太平洋教育会议。在会议期间，他起草两项提案，交大会讨论，其中之一是建议“与会诸国于小学校中十岁以上的学生，均教授世界语，并用此语翻译各国书籍。” 为了加强北京大学世界语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发起成立世界语研究会，并亲自兼任会长。同时，他还特地聘请俄国著名的盲诗人、世界语者爱罗先珂来北大教授世界语。爱罗先珂除教课外，常作特别讲演，对世界语及其文学阐发得既精又详，使选修世界语课的学生渐渐增加到500多人。有时，该校还邀请一些有名的世界语学者，如日本的小坂涓二来校演讲，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当时的北大实际成了北京世界语的学习、推广和研究中心。 1922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世界语联合大会，到会者有两千多人，蔡元培先生亲临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讲话中，他着重地阐述了国际语和人造公用语言的必要性，赞扬了世界语的简明、科学，并强调在中国普及世界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假如中国人都会说世界语，或许有催促全世界的人去学世界语的效力。这些话至今还有着深刻的意义。 为了造就一批世界语的专门人才和师资，为普及世界语作准备，他又同李石曾等人一起，于1923年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并被推举为该校校长。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为了表示对世界语的支持，曾是该校的董事之一，并在这所学校任教，这所学校一直办到1925年，在当时，开办这样的专门学校，不但轰动了全国，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创举。它对于推动北京乃至全国的世界语运动起了不小的作用。 1924年，蔡元培先生在世界语者黄尊生的陪同下，出席了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1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亲眼看到了世界语在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所以，他曾说：“中国人用世界语，可以促进中西民族的互相了解。”在他的支持下成立了编译委员会，从事翻译、出版世界语书籍的工作。 遗憾的是由于20年代下半期国内政局动荡，他的很多好的倡议未能实现，1927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北京的世界语运动从此逐渐萧条下来。 |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7 04:43
发展篇
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关于世界语的大讨论促进了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中国社会党于1911年11月5日成立于上海，主要创建人为江亢虎（1883--1954）。中国社会党是一个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政党。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后半期流行于欧美各国的一股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者热衷于进行以有特定含义的“经济革命”、“平民革命”、“劳动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革命”，欲实现的主要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的民主革命阵营内部产生影响，从1904年起，一些对无政府主义倍感兴趣的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人相继在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创办了《天义报》、《新世纪》等报刊，竭力介绍与宣传无政府主义，他们企图在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之外寻找新的“革命”途径。他们在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涉猎了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其中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并翻译和介绍过《共产党宣言》。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提到毛泽东和他谈话，毛泽东表示自己是读了江亢虎的书后，才慢慢了解社会主义的。
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张继、刘师培、何震、吴稚晖、李石曾、楮民谊等人。这些人大都喜爱世界语，把世界语作为联系世界上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国社会党的最好工具，因此，在他们编辑出版的刊物如《天义报》、《衡报》、《新世纪》等报刊上，竭力宣传、推广世界语。世界语也因此传入中国，并推广开来。
1912年夏，江亢虎带着社会党的另一主要成员——活动部的负责人陈翼龙（1886—1913）由上海北上，到北方各地发展基层组织，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江亢虎离开北京后，留下陈翼龙负责北京及北方地区的组织工作和活动。陈翼龙出任北京总部的总务干事之后，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发展党员达到400多人。社会党北京总部设立有法律出版社，编刊《生计杂志》，并借助当时的《公论杂志》宣传社会党的宗旨和主张。在北京宣武门外淮阴会馆创办“平民学校”，免费专收贫苦人家的子弟入学，学校聘请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同盟会会员、原天津高等学校教授张星华女士任校长，经张星华介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也成了平民学校的教员。这所学校的教师只供食宿，没有工资。陈翼龙创办平民学校的目的，一是以这所学校为掩护，开展进步活动，使之成为社会党政治活动的中心；二是为社会党培养一批年轻干部。当时邓颖超在该校读三年级，时常听到她母亲对时局的议论和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受到了进步的启蒙教育。
社会党除设立法律出版社及平民学校外，还于1912年下半年创办了北京世界语学会，组织会员学习世界语，以便学员学成后，用世界语加强同各国社会党的联系。邓颖超（时名邓文淑）还在这里的世界语班学习过世界语。
陈翼龙创办的北京世界语学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毕竟是北京
世界语运动史上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开辟了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先河。更难能可贵的是由于社会党的主张，北京世界语学会带有进步色彩。因为陈翼龙坚决反对当时日益暴露反动面目的袁世凯。他在开会讲演及发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袁世凯政权是“变少数君主专制政治，为多数官僚专制的政治”，是“使四亿同胞陷于流离额沛不顾，土地供强邻之扩张殖民政策而不恤的恶政府”。世界语学会的会员自然多数是社会党的成员，这为世界语与进步运动的结合开了一个好头。
值得一提的是，陈翼龙还是李大钊加入社会党的介绍人。陈翼龙在北京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当时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李大钊的关注，他逐渐产生了同陈翼龙见面的渴望。1912年冬，李大钊到北京办事，经友人曹百善介绍，得以同陈翼龙会面。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终夜。陈翼龙向李大钊介绍了《中国社会党宣言》和《中国社会党规章》以及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世界语学习、新剧团和法律书报社的实践。李大钊为陈翼龙的政治主张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吸引和感动，遂决定加入中国社会党，愿与陈翼龙等社会党人一起为开展有益于改善平民思想和生活状况的活动而工作。至此，李大钊成为陈翼龙到北京后直接发展的天津的中国社会党党员。以后李大钊按陈翼龙的指示，于1913年2月2日成立了社会党天津支部，并成为总干事。 陈翼龙的社会党虽然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却是在用社会主义学说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为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一步。
1913年3月，国民党重要人物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更激起革命党人对袁的极大愤恨。孙中山、黄兴联名通电全国，声讨袁世凯。陈翼龙积极配合，拟秘密在京、津一带发动起义。1913年7月，他典当衣物，筹措资金，以为平民学校筹集经费和聘请教师的名义，只身赴上海联络进行“二次革命”推翻袁政权活动。1913年7月24日，陈翼龙自上海回到天津，当晚十时回到北京，其时袁世凯的爪牙早已暗中跟踪，25日午后二时，京师警察所的侦缉队多人，将社会党北京支部及平民学校包围，并在距校不远的朱永刚家中将陈翼龙逮捕，当即由警察所解送军政执法处，遭毒刑审讯后，于8月6日被判处死刑，陈尸荒野。陈翼龙死时年仅28岁。平民学校教师杨振德女士，不怕受到牵连，勇敢地与革命党同事一起到宣武门外为陈校长收尸，并为之安葬。
陈翼龙死后，袁世凯通令全国查禁所有社会党各支部，北京支部、平民学校以及世界语学会自然首当其冲，自此社会党的成员全部星散各地，平民学校和世界语学会也被取缔。
《新青年》世界语大讨论
促进了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最有影响的刊物,1915年9月创刊,1922年休刊,共出版9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一度以该刊为机关刊物。
自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4卷1期始，到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6卷6期止，《新青年》杂志共有3卷18期是由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陈独秀、胡适先生主编的。而在这一时期（1916年—1919年），《新青年》杂志就世界语问题开展了近3年的讨论。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独秀、钱玄同、吴稚晖、陶履恭、鲁迅等参加了讨论。一些有名的世界语者如区声白、孙国璋、胡天月也积极投稿，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这次大讨论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诸如世界语是一种什么语言、它与民族语是不是对立的、是否能对当时的汉字改革有所帮助、它与世界大同、人类的未来有何关系、它是否能翻译各国的文学作品、学习它是否有用等等，经过大家的讨论不仅厘清了许多问题，消除了一些人对世界语的种种误解，还给世界语许多积极的、正面的评价。这次讨论由于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与新思想、新文化有关的问题，加之有许多知名人士的参与，引起了知识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世界语运动成为“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语在北京乃至中国的宣传和传播，许多人就是因为这次讨论认识并开始学习了世界语，可以说这次讨论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世界语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讨论中有的指出世界语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还不够显著，这也为中国世界语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后来，胡愈之、巴金、王鲁彦、周作人、孙用、钟宪民等人用世界语翻译本国的文学作品、译介外国特别是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用世界语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实际行动和成果向《新青年》杂志献上了一份厚礼。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7 04:44
终身支持世界语的鲁迅先生1908年，鲁迅（1881－1936）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曾在张继东京《民报》社开
世界语讲座时学习过世界语，他虽然不是一个世界语者，但是他认为：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他赞成世界语。他还认为世界语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特别是在介绍弱小民族、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方面能发挥很好的作用，所以不遗余力地支持世界语。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对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支持。
1923年，为了扶持世界语的发展，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世界语专门学校，校址在北京西城孟端胡同路南。各省教育厅及男女师范学校多派人来学习。鲁迅是这所学校的发起人和董事之一。1923年6月，他亲自将一笔捐款送给北京世界语学校，为学校的创办助一臂之力。以后学校又聘请他为学生开设《中国小说史略》，当时鲁迅在北大、北师大、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并且从事繁忙的创作和翻译工作，时间是很紧的，但鲁迅对学校负责人说：“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播世界语的，我应帮忙，星期几教，我现在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鲁迅先生果然将通知送到学校，同意每周去上两节课，直到1925年这所学校停办为止。
世界语专门学校有近200学生，选修鲁迅课的，先是40多人，在小教室讲，可一两个星期后，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只好改在大教室里讲。当时世界语专门学校的经费十分困难。起初，每月是付给鲁迅一些讲课费，名曰“车马费”，起初每月只有10至15元，后来学校因为没钱，已发不出给鲁迅的“车马费”了。最后一次是一位叫陈空三的给他送“车马费”，鲁迅说：“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从1923年9月鲁迅任课，一直到1925年3月结束，除收55元“车马费”外，鲁迅一直是义务授课。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和1924年是鲁迅一生中感情受到最大伤害、经济上最艰难的时期。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从后院给住在前院的鲁迅送来一封信，宣告兄弟之情结束，从此绝交。两年前，为购买八道湾这座院子，鲁迅欠下了很多债。8月3日鲁迅一家从八道湾搬出，租住砖塔胡同。因情感受到最沉重的打击，他病倒了。病中的他又忙于借款购买下西三条的一个小院，随之是修房子，办手续，为母亲看病，还债，琐事缠身，终于1924年5月25日移居西三条。搬家后的第二天，他就又去世界语专门学校义务讲课了。鲁迅先生在自己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仍在关心、支持这所世界语学校，使之能继续开办下去，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可见他对世界语的情怀。
爱罗先珂为北京世界语运动注入新活力
谈到北京的世界语运动不能不提到俄罗斯盲人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B•R•Epomehk，1889－1952），由于他受聘到北大教授世界语，不仅受到世界语者的欢迎，还引起文化界的关注。他的奇特经历和坎坷的人生让人们给予深切的同情，而他的语言天赋和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更让人惊叹不已。他精通俄文、英文、日文和世界语，当他用世界语发表演讲时，其讲话之流利、语调之优美令人们啧啧称赞。
爱罗先珂出身于乌克兰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因患麻疹而失明，后到莫斯科盲童学校读书，后来，凭借自己的勤奋和音乐天赋，他靠弹唱积攒了一些钱，在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协助下，转赴伦敦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学习。1914年，爱罗先珂前往日本，后被逐出，流浪于泰国、缅甸、印度。1919年，他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革命党”和“德国间谍”，先是被拘禁，后又被驱逐，他只好又辗转到了日本。在大学旁听时结识了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组织“晓明社”，后他又参加了1920年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这个组织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发起的。1921年爱罗先珂因参加了“五一”游行，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当时爱罗先珂想回祖国去盲校当音乐教师，可他从海参崴抵赤塔时，由于他的身份没有查清楚，被拒绝入境，于是，爱罗先珂只好转往了哈尔滨。爱罗先珂在哈尔滨逗留了一个多月，于同年10月1日离开哈尔滨前往上海。上海世界语学会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异国的朋友。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先生在爱罗先珂到上海之前曾收到过一位日本世界语者的信，向他介绍了爱罗先珂的遭遇，并希望上海世界语学会对这位盲人世界语者予以关照。
1923年鲁迅（前排左6）、爱罗先珂（前排左5）与北京世界语学会会员合影上海世界语学会为爱罗先珂开了欢迎会。他在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说，向与会者介绍了各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情况。为了解决爱罗先珂生活上的困难，经一位日本朋友的帮助，将他安排在一家按摩医院工作，同时，胡愈之先生还把他口述的诗文译成中文在报刊上发表，并邀请他在学会创办的世界语学校教课。
在接触中，爱罗先珂得知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经费很困难，他便建议组织一次万国音乐晚会，将售票的收入资助学会。不久，这个音乐会便在青年会礼堂举行了。俄罗斯、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一些歌唱家同台演出。爱罗先珂在会上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世界语诗歌，演唱了俄罗斯民歌。他自弹自唱，很受听众欢迎。音乐会取得了成功，也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售出的门票收入，除支付场租和偿还上海世界语学会的欠债外，还从国外购置了一批世界语书刊，成立了一个小图书馆，供会员借阅，同时还为学会机关刊《绿光》的创刊提供了一笔资金。
爱罗先珂曲折的经历和在日本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中国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同情和关注。在爱罗先珂还没有到中国之前，鲁迅就读到了他的一些著作，而且准备给这些著作译成中文。为了解决爱罗先珂的生活问题，胡愈之写信给鲁迅和周作人，请他们帮忙，鲁迅便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推荐。于是，爱罗先珂于1922年2月应邀来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和俄国文学，月薪200美元。
由于爱罗先珂是盲人，生活不能自理，蔡元培先生便把他托付给鲁迅、周作人照料。鲁氏兄弟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由于鲁迅懂日语，周作人日语、世界语都精通，所以他们常在晚饭后一起散步聊天。爱罗先珂有时象讲故事一样谈他在故乡和缅甸、印度、日本的经历，有时又弹着七弦琴，唱着古老的俄罗斯民歌，表达他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爱罗先珂的到来，给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在北京大学，选修世界语课的学生增加到500余人，同时还开办了业余的世界语班。由于爱罗先珂参加授课，使学员们受益不浅。一些人如王鲁彦、陈树声、冯省三等后来都成了世界语运动的中坚。
还有一部分参加过北大世界语学习的人，后来成为知名的专家和革命家。例如北大学生傅振伦（1906--1999），1922年8月，考入北大，就曾听过爱罗先珂的世界语会话课，每课必到，从未缺席，由于他精通英文，后来他根据《Universala Vortaro》,附以英文、华文，编成《英汉双解基本字典》（Fundamenta Vortaro Esperanta Trilingva）,由民智书局出版。1927年他又编辑《汉语世界语辞典》，1934年7月由北平立达书局出版。 后来傅振伦成为我国著名的、被誉为我国方志学的泰斗。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7 04:44
1934年9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世界语学会的会员合影同傅振伦一起在爱罗先珂那里学习
世界语的还有进步青年杨景山(1903-1927年)，杨景山是河北省高阳县人。在中学时代就喜欢阅读《新青年》、《觉醒》等进步刊物。从这些杂志里他知道了世界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就组织同学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后来他考入北京大学，入学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同傅振伦一起听爱罗先珂的世界语课，也是每课必到。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杨景山积极参加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组建工作。1925年1月，杨景山担任了北京地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同陈毅一起投入了国民会议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次大会在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杨景山等在北京发动、组织了“沪案雪耻会”，他以旺盛的革命斗志，夜以继日地协助李大钊组织、发动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舰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击驻守那里的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中共北方区委积极带领群众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五千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反帝示威大会，会后，李大钊、杨景山等带领群众二千多人去段祺瑞政府请愿，遭遇血腥镇压，当场死亡40多人，伤15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当时，杨景山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组织群众疏散、撤退，自己最后撤离现场，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不避艰险，身先士卒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三•一八惨案”后，北方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北京城，杨景山随同李大钊与北方区委转入地下，继续从事革命斗争。这年秋天，杨景山开始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1927年初，国民军三军军长孙岳因病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德国医院，杨景山立即以同乡关系去医院探望，开导并说服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使他成为朋友。杨景山通过孙岳在医院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从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北方区委与各方面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北方局地下工作的开展。正当杨景山以高度的热情、忘我的工作报效祖国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7年4月6日悍然下令，派军警宪兵数百人，包围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杨景山等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人士共6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杨景山等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残暴的奉系军阀不顾舆论的强烈反对，4月28日，以残酷的绞刑将李大钊、杨景山等20多名革命者杀害。陈毅同志曾赋诗颂扬他：“从容就义甚，大节凛不屈。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
有关20年代上半期北大
世界语运动的盛况可从老世界语者傅振伦的回忆中可见一斑，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22年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日内瓦开会，通过了我国教育部代表提出的“请各国采用世界语为国际辅助语，并加入小学课程”的议案。北大世界语研究会为督促上述议案的推行，又发起在北京召开全国世界语联合大会，分电各教育机关、各男女师范学校及各世界语团体，请他们在柴门霍夫生辰12月15日那一天，各推派代表来京开会。北大事先筹备会场、印刷宣传品。世界语班的学生则练习《希望》等歌曲。各地代表先后云集北京。15日上午，在沙滩红楼北大第一院开讨论会，并议决在北京成立世界语专门学校，请各地派员来校学习，更请北大世界语研究会拟具草案。是日下午，在北大第三院（今东城区骑河楼胡同东口迤南）大礼堂举行讲演会，到会的中外人士达3千余人。“大总统”黎元洪派清末科状元刘春霖参加代致书面祝词，“外交部长”顾维钧也发表了演说。
在此期间，爱罗先珂经常在北大和其他一些大学作关于世界语和世界语文学的演讲，对扩大世界语的影响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活动常常由周作人翻译兼向导，周作人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以后的各处的讲演，照例是用世界语，于是轮到我去跟着翻译兼向导，侥幸是西山那几个月的学习，所以还勉强辩得来。但是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人格，讲演大抵安排得很好，翻译却也就不容易；总须预先录稿译文，方才可以。预备时间比口说不知要多过几倍，其中最费力的是介绍俄国文学的演说，和一篇《春天与其力量》，那简直是散文诗的样子。最初到北大讲演的时候，好奇的观众很多，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适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登台的那个时候，才有那个样子。”
爱罗先珂除在北大任教外，还积极投身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工作。他定期参加世界语者的集会，在语言上给予辅导。他每周为初、中级班授课，课时达9小时以上。1922年5月23日，北京世界语学会宣告成立，周作人被当选为会长，爱罗先珂被选为学会的书记。鲁迅也出席这次北京世界语盛会，会后，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罗志甫、陈声树等世界语者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1922年7月，爱罗先珂受会长周作人之托，作为北京世界语学会的代表出席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1月4日他回到北京，向北京世界语者报告了大会的盛况。
在北京期间，爱罗先珂也积极参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活动。他常常出席一些高等院校的集会复发表一些关于社会问题的演讲。在这些演讲里，他有时向中国公众介绍俄国文学的光辉成就，宣传俄国文学中革命民主主义的优良传统和思想，有时又抨击中国封建制度和军阀专制的黑暗。他衷心希望中国人民能抛弃过去的一切偏见、旧习和迷信，使中国走向光明的未来。
1923年1月30日，爱罗先珂利用寒假的机会，到上海、杭州等地去旅行。在上海，他受到胡愈之等人的热情接待。杭州的世界语者也陪同他游览了西湖等名胜。2月27日他回到北京。这时，中苏之间已恢复外交关系。忽然，他想起家乡的夜莺来。他渴望早日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同年4月16日，他告别鲁迅全家，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北京回国。
在北京短短的日子，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离开北京以后，鲁迅和周作人都十分想念他。鲁迅先生专门写了一篇小说《鸭的喜剧》、周作人先生写了散文《送爱罗先珂》、《再送爱罗先珂》、《怀念爱罗先珂》以表达对这位盲诗人的深切怀念。
作者: jssh365 时间: 2014-5-27 04:45
通过世界语译介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作品一直是鲁迅所倡导的。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课期间，总是鼓励学生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以便在实践中提高阅读和写作的能力。有不少学生，如李瑞甫、王秋士、李文辉、吕蕴儒等人，曾试译了一些世界语的短篇作品，发表在当时的《京报副刊》、《黄报副刊》上。 鲁迅还在自己主编的《奔流》、《译文》等刊物上为世界语的译作提供发表园地，以便鼓励更多的世界语者从事外国作品的译介工作。
在当时的北京世界语者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成绩最大的还要推周作人和王鲁彦。周作人学习世界语要追索到1920年。这年9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阅Jones世界语教本了”，10月20日致长岛丰太郎信中则云：“我正在学习世界语。书能稍稍读一些，但尚不能用世界语写作。”由于周作人精通英语、俄语、日语、古希腊语，所以他很快掌握了世界语。1921年6月至9月，他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养病期间，一面继续学习世界语，一面从事世界语文学的翻译工作。 后来，他先后翻译了柴门霍夫的诗歌《希望》、波兰普鲁斯作的《世界的霉》、亚美尼亚阿伽洛年作的《一滴的牛乳》、匈牙利约开。玛尔的《匈奴骑士录》和《黄蔷薇》、匈牙利作家柯洛玛若•卡洛柴创作的《世界和心》、《孤独》、《绷紧的弦》以及荷尔泰、米克沙特和荷尔宰戈的作品。他翻译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他是知名的教授和作家，对世界语者能够起到示范和导向作用，对一般读者能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在北大学习世界语的学生中在这方面作出优异成绩的首推王鲁彦（1910－1944）。1920年。王鲁彦浙江省镇海县人。1920年1月，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王鲁彦来到北京，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一面在北京大学门口摆饭摊，替北大学生洗衣服，一面在北大旁听和自学世界语，半工半读。1921年，在北大旁听鲁迅所教授的《中国小说史》，从此，踏进了文学大门，立志闯入文字创作道路。
在北大旁听文学课程时，正值俄国作家爱罗先珂来中国，王鲁彦便向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由于他学得不错，还成为爱罗先珂世界语方面的助教。王鲁彦时刻记住鲁迅关于用世界语译介外国文学的教导，开始以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作品，1922年8月，鲁彦用世界语转译的俄国民间故事《好与坏》、《投降者》先后在《晨报副镌》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这是他奉献给读者的最早的作品，并最早使用“鲁彦”这个笔名。从此走上了翻译家的道路。1923年，王鲁彦翻译《古诗》、散文诗《海前》、《日落之后——给胡尔达•什妥南》、剧本《第一步》和小说《海滨别墅》，在《绿光》、《晨报副镌•文学旬刊》、《妇女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后来王鲁彦虽然离开了北京，但他一直致力于世译中翻译工作。从1926年开始，他先后翻译了《犹太小说集》（1926）、俄国西皮尔雅克的童话集《给海兰的童话》（1927），《显克维支小说集》（北新书局1928）、《世界短篇小说选》（亚东图书馆1928），中篇小说《失去影子的人》（1929），波兰谢罗谢夫斯基（Waclaw Sieroszewski）的中篇小说《苦海》（1929），短篇小说集《在世界的尽头》(1930)，南斯拉夫米尔卡波嘉奇次的长篇小说《忏悔》（1931），莫里哀三幕剧《唐裘安》(1933)，莫里哀喜剧《乔治•旦丁》(1934)、果戈理长篇小说《肖像》(现代书局1935)，波兰显克微奇的短篇小说集《老仆人》（文学书店1935）等，由于这些成就使他成为从世界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翻译家之一。
| 欢迎光临 《教师生活365》网[师慧园]论坛 (http://jssh365.cn/bbs/) |
Powered by Discuz! X3.1 |